大国家，小计委。残肢人在艰难岁月中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国家机器。
林彪使毒招。江青多发难。
毛泽东不满陈伯达之流的政治阴谋。“还有余秋里”成了“文革”时期的一句新闻习惯语。
自从有了大庆油田以来，是总理和将军使“余秋里”三个字成为了中国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一种经验和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象征。
这一天，秦老胡同内张灯结彩，胡同口内口外挂着不少红灯笼，还有不少人家的家门口挂着五星红旗。康世恩满面笑意地走进将军家的会客室时，已经时过零点。周文龙、李人俊等都已“撤退”回家了。屋子里只剩下将军一个人手拿当日的《人民日报》，在喃喃地念着——
一滴煤油
一珠血，
人都知道。
旧时代
因循苟且，
叩头乞讨。
命运全凭天摆布，
咽喉一任人掐倒。
玉门关，
锁铨也因人，
堪愤恼！
破迷信，
碎镣铐；
主奖励，
抓领导。
仅三年
地底潜龙飞跃。
众志成城四第一，
铁人如海全五好。
颂今朝，
解放地球军，
强哉娇！
康世恩忍不住笑了：怎么，余部长你啥时候也恋上诗了？
将军见“老康”来了，便放下手中的报纸，笑言：你别说，郭沫若先生的这首诗还真有点味道，我喜欢他夸我们石油工人是“解放地球军”这一句。你看了没有？
康世恩忍不住抓过报纸，认真读了起来，然后连连点头：不错不错，大文豪就是能比喻。“解放地球军”，老子就是解放地球军嘛！这松辽地底下的石油过去一直被“中国贫油论”和落后技术压在地底下几百几千年，我们一去，它就被解放出来了！我们当然就是解放地球军嘛！
余秋里笑了，随即脸上又变得庄严和凝重起来：是啊，我们国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得很嘞！可现在我们仅仅在东北和西北那么两三个地方把地下石油给“解放”了，从全国看呢，我们解放地球军的任务还真不轻啊！你说是不是老康？
是。任务确实还非常艰巨。不过今天我正是向你来汇报渤海湾地球“解放”情况的。康世恩壮志满怀地一屁股坐定中间那张大沙发——他有个习惯：每逢有喜事向余秋里说时，总把屁股坐得结结实实的，而且挑最显眼的地方，跟调皮的孩子似的——得意时他会手舞足蹈，失意时灰溜溜地躲在一旁抽闷烟。将军心里笑了：老康今天准是又带喜讯来了。
说嘛！是东营那边还是大港那边有新进展？将军心里已有几欢喜。
两边都逮住“大老虎”了！康世恩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余秋里坐着的木椅前伸手去抓那包“大中华”。点上，过瘾地狠吸几口，然后喜形于色地：先说近的——天津大港这边5井在前日完井，一试油，你想日产达到了多少吨？
比“港5号”井翻一番？将军含笑吐着烟圈，眼睛朝康世恩撇了撇。
不对！康世恩的眼镜片一闪一闪的，满是调皮。
再翻一番？！将军这回正眼看他并肩拿下大庆油田的生死战友了。
“哈哈哈……”康世恩终于情不自禁大笑起来。说：“93，93郾3吨！”
“好嘛！算高产井了！比松基三井和大庆的许多高产井还高啊！”将军有些激动地在会客厅里走动起来。还有什么比这值得兴奋的？大港油田近在首都咫尺之地，能在这儿逮只“大老虎”其意义非同小可——京津是国家经济文化及政治的龙头，在此发现个大油田，真是毛泽东——也是他余秋里梦寐以求的。
早在出任石油部长之时，他余秋里同康世恩等商量全国石油东移的战略时，一方面集中兵力会战松辽，同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渤海湾。渤海湾会有油吗？当然。早在1935年刚从瑞士留学回国的黄汲清先生就对这片华北神奇土地和海域给予了特殊关注，认为它是和东北、西南、西北等地一样都有可能储油的地方。大师的科学预见总是给人类带来希望之光。1945年，另一位地质大师谢家荣在冀东地区的野外地质调查时见到油苗，兴奋不已，回去后立即写了《唐山油苗》一文，向海内外人士公开了这一有价值的发现。将军执掌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帅印后，其目光一直盯在那些被科学家们认为有希望的但尚未被揭秘的沉睡地域。将军生于江西，却也喜欢大海。蓝色的大海里如果能发现石油，岂不皆大欢喜、喜上加喜？将军爱看地图，就像当年看作战地图一样——那祖国的疆土除陆地外，还有一片仅次于陆地面积的海域，如果在大海之底也搞出点名堂，那名堂可就真是大了！哈哈，逮！哪怕半点儿希望也给我使劲地逮！
在大庆会战热火朝天之时，也许谁也没有胸有雄师百万的余秋里更关切渤海湾的找油注意力了。当几万大军苦战松辽之役并被一个又一个胜利鼓舞之时，将军他则经常独自站在雄鸡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在看什么？看那边大海呀！看京津脚边的那片华北平原和大海呀！瞧瞧，这2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渤海湾，横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及京津六省市区。听地质学家说，这儿原来皆是一片蔚蓝色的汪洋大海。由于地壳运动造成不断下降之势，巨大的海盆里沉积了厚达万米的沉积物。而后，风起云涌的地壳运动再次又发生区域性缓抬，海水在这儿的一部分区域退去，沧海变成了平原的古陆——华北平原因此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地质学家们分析，既然像松辽这样的盆地有石油，那么渤海湾盆地理当也同样有油。1955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就在华北平原上联手作战过，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未能见油。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详细倾听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分析了华1井失利的原因，果断提出应在勘探上转向凹陷区上。随即，石油部迅速派出勘探力量发兵渤海湾的平原陆地。初期战役虽没有天寒地冻的松辽之艰巨，但也丝毫不轻松。石油队伍的艰苦奋斗精神同样可用“艰苦卓绝”来形容。1963年初，32120钻井队经余秋里亲自批准，在山东广饶辛店公社的一个叫东营（即现在的东营市所在地）的小村庄打下编号为“华8井”的勘探井。当年3月5日，此井钻至1195米时，值班人员发现了褐黑色的油砂——与松辽那边的松基三井一样的油砂。喜讯传到北京，余秋里右手一甩：快让人把油砂送来！
“好啊！这小宝贝可是比金子还珍贵喽！”将军接到油砂后，举着放大镜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些手舞足蹈地对身边的人这样说。然后又命令秘书把油砂装在小瓶子里，让石油部机关的干部和专家们轮着看。“通知食堂，做好菜好饭，我要请华8井的同志吃饭！”午饭时，将军一次又一次地向到部里来送油砂的前线同志敬酒。
当日，将军与康世恩商量后，派出勘探司钻井处处长邓礼让带人连夜赶赴“华8井”严密注意地下情况。“每天你们必须向我报告。”将军像对大战前派出的侦察兵一样严令道。
十天后，前线发来电报，称：“又见多层油砂。”
“好！我们又有大名堂干了！”将军欣喜不已，立即主持党组会议，部署渤海湾勘探工作，从此摆开了中国石油的第二个大战场——“松辽可称是辽沈战役，此为平津战役也。”李人俊曾这样对将军戏说。
将军一乐，没接话。但看得出：他真的是将渤海湾找油战斗视为与松辽会战同等重要的又一个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的第二个大战役来打的。
他，借着松辽大会战的空隙和回北京开会之际，一次次风尘仆仆地将足迹插向“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鲁北平原的黄河入海口。那是片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盐碱地。白茫茫的土地，风尘刮来到处尘扬沙舞。将军与前线作战的石油人一起住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一边啃着红薯面窝窝头，喝着村口水洼子里漂着绿毛的苦盐水，一边谈论着大战前的点点滴滴问题。
“大部队可以上了！”将军一声令下，于是乎，两万余名石油大军在此摆开战场。16个钻井队、17个地震队，几十个地质分队和数以千计的辅助队伍，浩浩荡荡地扎营黄河滩。完全是大庆式的作战模式，完全是军队打仗式的勘探战斗。但初战并不像大庆油田那么幸运，他们又一次遇上了“狡猾的敌人”。用康世恩总结的话是，他们这回在渤海湾碰上的“敌人”是“七零八碎，忽忽悠悠，东躲西藏，狡狡猾猾”。专业的用词是：这儿的油层情况具有“五忽”——忽有忽无、忽水忽油、忽高忽低、忽薄忽厚、忽稀忽稠。
怎么办？
矛盾蛮复杂嘞！此时的将军已不再是几年前“川中遭遇战”时的将军了。他拿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自信地将右手往上一甩：学好“两论”，通过现象看本质，从“五忽”中找出规律来！
这不，“五个规律”和本质现象找出来了：渤海湾盆地面积大，生油条件好，和大庆油田相似；此处含油地层多，从老地层到新地层，从海相地层到陆相地层都有油；油气显示范围广，沿渤海湾将近1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所有的探井几乎都见了油气显示，比国内任何一个盆地见到的含油范围都广泛；储油层物理性质好，发现了高产区，有的井产量为全国之最；油藏类型多，勘探领域广阔。结论：渤海湾盆地找油的有利条件，同它的复杂性相比，占主导地位。地下情况复杂，但有规律，只要按照“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方针进行作战，“大老虎”一定能逮住！
那一天将军来到“辛3井”，看着正在试油的现场井口里“咕嘟嘟”直冒原油，那原油随即又凝结成一米多高的“油塔”，便对康世恩笑言：看来此处非得用上现代装备的“解放地球军”了！
康世恩随即调兵遣将，余伯良、李德生、翟光明等著名专家迅速云集黄河边。
与松辽会战不同，渤海湾的“敌人”很像东躲西藏的散兵游勇。好嘛，那我们来他个“篦梳战术”，将整个东营地区一遍遍地通过地震测线对“敌人”进行彻底的“扫荡”。将军说。
又是一个于是乎——技术人员们发现在一个名叫“胜利村”的地方构造相对简单，而且油层也不错。
“胜利？！这名字吉利。就在这儿打它个歼灭战！”将军一生不迷信，不过这“胜利”两字有很好的革命色彩。这回他要信一回上帝，看看它上帝到底灵不灵嘛！
哈哈……同志们，胜利村上就得打出胜利仗！上啊！将军的铁臂在空中猛烈地挥舞着。7000名石油精兵一夜间迅速集结胜利村，好壮观啊：钻机轰鸣，彩旗飞舞，人声鼎沸。功勋钻井队32120队一马当先，18天完成井深2480米时，喜见85米厚的油层。前线总指挥张文彬和技术专家翟光明拿着电测解释图喜滋滋地请求康世恩：我们想一次性全部射开油层，让油井欢畅地喷一下。一方面看看地下到底啥情况，二来鼓励鼓励士气。
你看呢？康世恩没直接回答张文彬，把球踢到将军这儿。
行啊！欢畅一次嘛！将军大手一甩，脸上满是笑意。
哇哈哈哈！这才是真正的欢畅——油井现场，在指挥员的一声“试油”的命令下，只见直径30毫米的井管内突然喷涌出一股冲天的褐色巨柱，那呼啸奔腾的褐色巨柱湍急而高扬，得意而欢舒，潇洒而自信地撒着野向欢呼跳跃的人们摇头晃脑、尽情显耀。
1134吨！日产1134吨！将军有些不相信这个数字，但前线的电报上准确无误地这样写着。办公厅送来经专人前去核对的数字也是这个。
1134吨！举国第一！
新华社当日播发专电：我国继发现大庆油田之后，又一个大油田被发现。它的名字就叫“胜利”。
“这回要给前线的同志送几头羊去了！”将军一改过去奖励官兵红烧肉的习惯，命令办公厅多杀几头羊送到井场犒劳有功人员。
吃，这是余部长慰劳我们的！大家放开肚子吃！井场上热闹喔，红烧羊肉、红炖羊肉、手抓羊肉，连同羊杂碎……总之，功臣们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庆功宴，脸上是喜色，嘴上是油腻腻、亮津津的。
2月2日这一天是大年初一，会战职工想了个“革命化过年”——在井场举行隆重的祝捷大会。穿着焕然一新的石油职工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列队站在千吨油井旁，一个个屏住呼吸——干啥？哈哈，有人出了个奇招：将一根连着北京石油部大楼的电话线接到祝捷大会现场，那电话的话筒对着采油树……
“开阀放油！”祝捷大会最精彩的一幕便是让身在北京的将军和部机关的同志一起分享倾听千吨高产油井那欢畅的出油声。
“听到了！听到了！欢实得很哪！”将军和部机关的干部们高喊起来。随即有人放起鞭炮，敲起锣鼓——石油部机关大楼四周住着的居民们不知怎么回事纷纷围聚过来，一想：这不大年初一嘛！嗨，人家搞石油的经常辛辛苦苦、加班加点，今儿个不也轻松轻松嘛！
可不，大楼里突然传来阵阵激昂高亢的众声齐唱——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自豪，
头戴铝盔走天涯……
瞧这些石油人，还挺浪漫啊！居民们笑逐颜开地议论着，好像喜事降临自己的家门。
这是什么日子？什么节日也不是嘛！时隔四十天的3月中旬，石油部大楼里又响起鞭炮声和锣鼓声，还有那首“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歌声。六铺炕的北京居民们是后一天才从广播里知道石油部又在那个胜利油田打出了一口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这以后，凡石油部大楼里一有放鞭炮、敲锣鼓和歌声传出时，六铺炕的居民们就知道石油部又有喜事了。什么喜事有时并不清楚，因为石油部对外经常“保密”，不过日久天长，六铺炕附近的居民很多人都会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在采访本文时曾数次路过六铺炕，竟然在大街上还几次听到有人哼着“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自豪”的歌呢！一次遇见一个正在修自行车的年轻人也在哼这首歌时，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也会唱这歌，他说他从小就听爸爸哼哼这歌，日子一长也就跟会了。你爸是石油部的？我问年轻人。啥石油部，是石油部的老邻居！年轻人一把油泥抹在脸上，说：他要是石油部的我也不至于干这破活！石油工人多牛！哪儿都去，跟解放军似的。年轻人羡慕地看着身后那座高高的如今改叫“中石化”的老石油部大楼，眼里充满憧憬。这是又一个后话。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将军执掌中国石油帅印的激情时代吧。
两口日产千吨油井在相距并不远的同一块地质构造上产生，这让将军和康世恩他们兴奋不已。
大喜特喜！我要请客！将军令办公厅的同志将翟光明等技术人员从前线请回到北京，在一家饭店里请他们吃了顿“涮羊肉”。
由红烧肉到涮羊肉，是将军他们这一代人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的一种庆贺胜利、释放心情的某种特殊表现形式，很有点意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农民的儿子们，带着泥巴打下了江山，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农民俭朴的生活习性——吃红烧肉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某种象征。这种象征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毛泽东本人则一生以吃红烧肉为生活的某种“最高境界”。将军他们毕竟比毛泽东年轻一些，他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些，接受新事物也来得快。他们也适应了六七十年代当时在北京城内流行吃“涮羊肉”的时尚。
红烧肉解馋，羊肉则更具营养保健作用。两者区别于此。
话说康世恩向余秋里报告有口新井打出比“港5井”出油量翻几番的高产油后不多时，1965年3月，位于港西地区的港3井钻至第三系地层时，发现良好油气显示。经试油，日产达161吨、天然气两万方。如此油气，预示着渤海湾的另一处新油田——大港油田的正式诞生！
这回将军没有能够出面请前线有功人员吃“涮羊肉”，此时的他已经被调任到了中南海的“小计委”任职。而更重要的还有另一层意思——毛泽东刚刚有话对他说过。
什么话？夹着尾巴做人。
事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现的一幕。那天将军正从会议大厅走出，突然被人叫住：“余部长，请您稍等。一会儿还有您的活动。”
“余部长”现在是热门人物，只要一开会，天天有人叫住他，记者不用说，光是那些老领导、老战友找他聊聊大庆的就弄得他团团转。人家是高兴才来找你的嘛！再说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向大庆学习嘛！大庆是你打出来的，不找你找谁？你现在是大红人——毛主席的大红人，可别不理睬我们这些老战友老同事啊！
哎哟哟，我有那胆子吗？将军在这些人面前只有用右手捏住空袖子说话的份，见人三分谦和。这实在是活受罪——将军是一生挺着胸膛走路的人，现在这份罪真够呛！
想溜？不行不行，在人民大会堂可不能溜。
“请，余部长。”另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引路。
“余部长，您也在哪！不知留下我们干什么？”一双眼睛四处看不够的王进喜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在将军面前。瞧他那惊喜万状的样儿，将军开心地悄然凑近王铁人的耳朵说道：“可能是中央领导要见见我们。”
“是吗？会是谁呀？”王进喜有些按捺不住激动地瞪大眼睛看着将军，然后又眼睛滴溜溜转着左右张望。
“请！”工作人员又来请了。将军和王进喜被领进一个厅，俩人眼前猛然一亮：原来毛泽东主席坐在一张圆桌前正笑眯眯地在等着他们。
“报告主席，我和王进喜同志来了。”将军仍然一个立正，向毛泽东敬礼道。
毛泽东红光满面地向将军和王进喜招招手，又指指圆桌上两个空位子：坐坐。他朝王进喜笑笑：我认识你，大庆的王铁人。
将军这时才看清，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坐着几个熟悉的人物：左边紧挨毛泽东的是董加耕，王进喜在董加耕旁边，自己则被安排在王进喜旁边。毛泽东的右边是邢燕子，再右边是陈永贵。将军一看自己的左边是老熟人、同乡曾志同志。紧挨着曾志的是钱学森、彭真和罗瑞卿。将军明白了：他和钱学森是“大庆”和“原子弹”工程的代表，王进喜和陈永贵是工农代表，董加耕、邢燕子两位是知识青年代表。
来来，大家不必客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是我的生日，但这顿饭，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也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毛泽东说到这儿，用筷子指指坐在同桌的王进喜和陈永贵等，说：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嘛，我们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毛泽东开始一边给几个劳模和有功之臣夹菜，一边极其随便地说着。
原来如此！余秋里转过头，看看王进喜，王进喜似乎有些不太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十分拘谨又有些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一个劲地半张着嘴，傻笑着盯着毛泽东。
吃，吃吃。余秋里用右胳膊肘轻轻碰碰王进喜，给他提个醒。
是是。沉浸在幸福和意外中的王进喜拿起筷，但仍然不去夹菜，还是一个劲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领袖毛泽东。
71岁？一点也不像！看上去最多也就50来岁。王进喜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毛泽东，可他不敢说话。脸上还是挂着几分憨傻地看着毛泽东。
“余秋里和石油工人们一起搞出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席间，毛泽东又特别高兴地提到大庆，而且专门给余秋里和王进喜夹菜。随后又对余秋里、王进喜等说：“你们可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要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喽！”
“是主席，我们一定照您的指示办，夹着尾巴做人。”将军欲起身向他一生无条件服从的最高统帅作保证，却被毛泽东用筷示意坐下。
“吃吃，今天这顿饭是用我的稿费请客，你们不吃白不吃啊！”毛泽东这话让几位劳模一下卸掉了拘谨感。王进喜甚至在将军耳边悄声说了一句：毛主席真逗。
将军笑着把一块红烧肉夹到“铁人”碗里，算是回应。其实他心里比王铁人还要陶醉。
自松辽找到大油田并将一车车原油运送到内地，基本结束“洋油”时代后，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之欣喜程度用贺龙元帅的话是“不得了”。这不得了到底是什么个样子？什么个程度？谁都可以想象。但假如你要想象，就必须把当时中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与苏联闹翻的背景一并考虑进去。在这两个背景下，毛泽东现在既已从自然灾害的困境中摆脱，又跟赫鲁晓夫的较量中稳定自若地把握着斗争的航舵，现在大庆油田源源不断地供给国家经济发展的“血液”，他毛泽东能不高兴得“不得了”吗？太高兴了，高兴得一向不轻易连续表扬谁的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逢会必说大庆，必表扬余秋里。
中国人什么事干不成？余秋里他们在松辽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也干出了一个大油田嘛！
我认为大庆油田是有中心思想的，有论证的。余秋里把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打歼灭战。他是违背计划来办事的。他们是一无公路，二无粮食，三无房子，能够打歼灭战！我们搞什么事就得打破些条条框框，余秋里他搞出了个大油田，就是打破了一些条条框框嘛！
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部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
……
毛泽东的话在不同场合，在不同干部中一遍遍地讲着，不停地讲着，连那些好胜心强的开国元勋们都有些眼红余秋里了。然而毛泽东的话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而且在1964年元旦时，又来了次更大的声势——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这句经典口号后来在全中国喊了几十年，但君不知，在这句口号后面还有一句虽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但却在部长和高级干部中曾流行一时的话，叫做：“部长学余秋里”。
余秋里太红了，红得他想夹着尾巴做人，可有时也很难。这不，在人大会议上、在首都万人大会上，他作完一次次会战汇报报告后，突然有一天中办通知他说毛泽东还要找他谈谈。还要谈什么呢？将军心里犯嘀咕。
“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石油大会战的事吧！”毛泽东又出了这个题。他身边坐着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
还要讲？将军不知所措地看看毛泽东——毛泽东一脸期待的欣喜状，像一个没有听够《水浒传》的评书听众。将军又将头转向他的那些尊敬的领导们——周恩来冲他笑笑，意思是讲吧，我们也还想听听呢！再看陈云——陈云干脆道：“余秋里，讲嘛，讲讲大会战的情况嘛！”
再看看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已经作好了倾听的准备，一双眼睛直盯盯地看着自己……
将军知道自己又不得不再摇一次“尾巴”了：
“主席，我有一个想法。”将军突然这么说，“我们在松辽搞的这个石油大会战，能这么快的取得胜利，搞出现在这么个大名堂，关键是靠了您的‘两论’……”
躺坐在沙发里的毛泽东突然神情集中地转过头来，颇为疑惑地：“‘两论’？”
“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嘞！我们从会战一开始就认真学习的！”将军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心底，他一生敬佩和绝对服从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文革”中有人几次三番逼将军说出他的“黑后台”时，他一怒之下掏心窝道：“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其他人的我不听！”这回他说的也是心里话。
“哈哈哈……”毛泽东明白过来后，开怀地大笑起来：“余秋里，我那两本小书有那么大作用吗？”
“主席，我觉得这两本书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嘞！”将军站立起来，仿佛要像当年详细汇报战场军情一样。
毛泽东笑着示意爱将坐下，然后对周恩来他们说：“不过，我的那两本小书相比之下，《实践论》好读些，《矛盾论》比较难读。”
周恩来接过话：“大庆的基本经验，就是靠的‘两论’起家。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怎么依靠‘两论’起家的？”
“我们主要是学主席‘两论’的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将军开始娓娓动听地讲来，他的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汇报，让毛泽东听得入神，也让中南海的决策者们频频点头称道。
我看余秋里行嘛！谁说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他余秋里当计委副主任不行吗？毛泽东又要点将了。点的将又是余秋里。
这是1964年底的事。
1964年这一年，大庆红遍了全中国，也响彻了全世界。毫无疑问，作为大庆这面旗帜的旗手和战役的最高指挥者，他余秋里也跟着在毛泽东及众多高级领导干部眼里身价倍增。
这一年，毛泽东高兴呀，大庆的油使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列车飞奔了起来，而原子弹的爆炸又使毛泽东在国际斗争中有了跟美帝、苏修较量的铁拳头。
大庆的油和西北“轰隆”一声震天的原子弹爆炸使毛泽东重新恢复了“胜似闲庭信步”的潇洒，并开始又将目光集中到了国内经济建设上来。此刻国内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了？老实说并不怎么样。自“大跃进”后，中国的经济形势让毛泽东一度很是头痛。加上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各行各业可以说除了石油工业外，都不怎么理想，尤其是国民经济生产速度问题，远没有毛泽东所愿望的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那种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这其中，毛泽东最不满意的还是国家的计划方案。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计划编制，就是国家建设的“大法”，这“大法”不令人满意，国家经济形势会有什么好的局面？
毛泽东早已觉察身负执掌全国经济大局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如同“一团死水”。既然“死水一团”，就得有人去搅动搞活它。于是毛泽东有了1964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的问话。
让秋里同志去好！“去冲破一潭死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点将表示赞赏。
据将军的家人讲，有一天将军在半夜接周恩来的电话，因为是深更半夜，将军说的话家人都听到了，将军一再在电话里说“我文化水平低，又一直在军队工作，建设经验缺乏”、“石油部虽然搞出了些成绩，但也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支持的结果”、“计委工作我实在没那个能力”等等话。家人们这才知道将军可能要调动工作了。
可事隔几日后，将军“不去计委”的话再也没有了。原来一问，将军说：总理几次三番地找我谈话，又说是主席点的将，我不去行吗？其实据跟随余秋里一直到晚年的雷秘书介绍，将军他之所以接受计委工作除了坚持党性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将军的挑战意识和从不怕困难的品格。将军是很清楚计委的工作性质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国家计委的工作，他将军也知道计委工作的难度。但将军有一种正如他自己经常说的独特性格：任务越艰巨，担子越重，我情绪就越高，精神越振奋，劲头也越大。他还这样诠释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办法来自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来自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继续之中，毛泽东之所以在生日宴会上除了邀请王进喜、陈永贵、董加耕和邢燕子这些工农知青代表外，还特意邀了余秋里一起坐在身边，当然既有毛泽东看重余秋里带领队伍搞出了大庆油田，其实他老人家心里已经有了让这位智谋与勇猛兼备的爱将执掌国家计划经济谋划大权的成熟想法。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众问道：“准备叫余秋里当计委第一副主任，你们看行吗？”许多人不知道党中央决定干部任免事宜是怎么回事，其实有时很简单，领袖一句话，组织部门去办便是了。毛泽东如此问，大家还能有什么话？再说他余秋里就是行嘛！建国十四五年来，有哪位将军和开国元勋可与他比较在建设战线干得更漂亮的？没有嘛！
“已经同他谈了，他很谦虚，说他干不了这个工作，又没有人。我说，你可以带点人去嘛！”周恩来一脸喜色地接过毛泽东的话。
“我看这个人行。我们现在有些人只问小事，不问大事。”毛泽东再次拍板，而且说的这话里有一层特别的潜台词：余秋里这个人能干大事，因为他会抓大事。
国家计委是专门抓大事的，他余秋里会抓大事的人不去谁去？
年末，中共中央一纸命令，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书记。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1964年的最后一天，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同志主持国家计委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宣读了党中央对余秋里的任命决定，李富春把独臂将军介绍给大家后说：“今后党组会议由余秋里主持，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余秋里同志。”“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并且帮助他把计委工作搞好。”
李富春将国家计委大权交出时，将军刚步50年华。
50？喔，那你们还是小将，不过也不算是小将了，算中将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老将”单独与新上任的余秋里和谷牧（建委主任）会面时，以长者风范，谈笑风生。“以后国家的事情就靠你们了，我们这些人只能当参谋、顾问了，办事情得靠你们。”
看着新一代年富力强的国家建设领导者上任，毛泽东这一天异常高兴，一番谈古论今中大有将余秋里等推向政府工作的前台之意：“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嘛。那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最多也就20多岁，孙权更小。这京剧舞台上把诸葛亮和周瑜的关系搞错了，周瑜总是小生，诸葛亮反倒戴着胡子，其实历史上的周瑜比诸葛亮大好几岁了嘛！”
好，下面我们就听听“小诸葛”们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怎么考虑的。周恩来出题了。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在毛泽东等面前又成另一种角色了——“小诸葛”。是嘞，我在主席和总理、少奇面前充其量也是个小参谋嘛！而在这之前，毛泽东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更好地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明确向周恩来建议：由余秋里负责组成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主要任务是抓国家建设的大战略问题，而原来的“大计委”则负责处理计委的日常事务。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将军从部长一步跨进中南海——他上班并不在三里河的那栋九层计委楼里，而是在中南海的国务院内。他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总参谋长”。
两件事尽快做好。周恩来向余秋里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一是起草一个《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初步设想》，这是改进计划工作的战略思考大方向；二是计划参谋部即小计委的组成人员。将军接手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极其关心的，前者是毛泽东调将军出任计委第一副主任的希望所在，后者也同样是毛泽东早已不信任原计委的那些人了。
为了工作的连续性，我还是想从计委里挑几个人，完全抛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并非完美之策。余秋里向周恩来建议。
你可以先提出个名单。周恩来赞同。
雷厉风行是将军的作风，不足一星期，第一份《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出台，“小计委”的组成人员也同时提交到周恩来手中。
“送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各同志阅。”周恩来迅速批转。并特意附上一段说明：“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是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要他组织的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非常简短的一段话，看得出周恩来对新任“建设总长”的爱护和人格上的推崇。
将军知道自己接计委工作远比石油部长难当得多，且不说一个部一个国家的分量之不同，单说现在是在毛泽东的眼皮子底下工作喔！毛泽东是谁？伟大领袖，英明统帅嘞！其智慧、其能量、其高屋建瓴的目光，其高深莫测的思想，你要在他那儿过关一件事、满意一件事、成全一件事，可跟在下面一挥手“冲啊——”要不知难多少倍。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将军现在是毛泽东眼里的大红人，红人也不行嘛！靠得太阳太近了，稍不小心，不也照样烤你个焦煳嘛！再说，前任计委主任李富春是个什么人？人家是副总理，专门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就连李副总理也没在毛泽东眼里满意，我余秋里打仗出身，即使加上一个大庆油田，又能怎么着？懂多少国家建设问题的事？知道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怎么个治法？不懂嘛！而且毛泽东对事件处理总是站在特别的高度看问题，更何况国家建设也不是单单国家内部的事，还有国际因素。搞建设，不考虑这种大局，没有这种战略意识，能行吗？那就不叫国家计委，干脆叫过家家算了！
那些日子里，秦老胡同里比平时安静了许多。康世恩忙着渤海湾找油的事，其他几位石油部领导有时见将军独自站在雄鸡形地图面前一站回不过神，也就悄悄退出会客厅，回家干自己的事去了。
将军在想什么？当然想一个全新的、更大的事嘛。过去几年里他脑子转的是两个字：石油。现在想的虽然也是两个字，但内容完全不一样：国家。啥叫国家？方方圆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上下下五千年历史，左左右右都要顾及的世界之一员也。当然大家是由亿亿万万的小家组成的，考虑什么事得从一个个小家的利益出发，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这样的小家……总而言之：国家的事要站得高、看得准和远，要既有平常百姓吃喝拉撒的油盐酱醋柴米事，也得有汽车大炮原子弹……
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前进的努力方向，主席也特别强调指出了要迅速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的英明论断，因此我们的计划思想应该要服从这个大局，着眼这个大局。所以编制“三五”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加速经济步伐、积极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将军在中南海第一次以“计划参谋部”负责人的身份向毛泽东等领导面前交第一份“考卷”。
毛泽东半坐半躺在沙发里，手中叼着烟卷，一副欣赏的神色看着自己亲自挑选的“小诸葛”汇报。将军的开场白，毛泽东很满意：我一直很欣赏孙中山的那篇文章。孙中山把一片邪说通通驳了，把欧洲人、日本人通通驳了。后来梁启超驳孙中山的文章，骂孙中山是目无孺子，欺人太甚。我看干什么事就是要目无孺子嘛！
将军为之一振，话音提高了八度：应该鼓励干部群众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
这是毛泽东的一向工作方法。不过现在毛泽东有些收敛，因为他大概想起了前些年特别是“大跃进”搞出的不少笑话，所以颇严肃地说道：要敢干敢想，不要胡来；要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
将军心头暗暗一笑：其实我最想听主席能说出这些话。言归正题，将军说：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现在的基础已经比较好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今后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
这正是毛泽东的想法。当年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敌人那么多，武器那么好，而我们的人那么少，我们的红军战士每人一支枪，有的是几个人一支枪，有枪的也就只有几十发子弹，但我们还是打了胜仗。现在我们的形势大变样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干得更好呢？
将军：“三五”计划还是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这一头不能放松。
毛泽东频频点头，又把目光转向其他同僚：人要吃饭，要穿衣服，可麻烦啦！农业这一块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都必须放在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一百年以后也得这样！
将军：1965年开局的经济形势很好，各项计划有可能超额完成。今年的钢产量可以搞到1100万吨。
毛泽东的目光一亮，那意思是：你来计委没几天，情况了解不少啊！不过，他提醒道：钢铁问题要搞质量、搞品种、搞规格。数量慢慢上，不要急。
将军转到毛泽东当时最为关心的一件事上：三线建设宜集中力量把几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起来。
毛泽东直起身子，将头探向前去：三线只修铁路、规划煤钢？怕不行吧！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
将军心里好舒坦：这真是我想到的，但没敢说出。三线牵涉国家全局、备战全局，必须配套才有战斗力、生存力。四川石油嘛，老子当年就不服！非搞它出来不可。于是将军底气十足地：四川石油肯定有。我们石油部今年准备在四川搞个会战。
周恩来笑：现在石油部可不是你的了。
将军自知失口。
毛泽东也笑：还归他指挥。不过四川那地方蛮复杂，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将军不服：找不到油，还可以找到天然气；找不到天然气，还可以找到卤，找不到卤，还可以找到水。卤可以煮盐，水可以浇田。
毛泽东对将军一副志在必得的劲头很欣赏：嗯，我看有希望。
将军想到了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建设三线，我以为要依靠沿海地区的支持。
毛泽东立即打断：这个很重要。真打起仗来，就得有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线、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来支持三线建设。那样再加上我们在三线建设中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等等基地建设一起搞好了，打仗就不用怕了。
将军：三线建设要坚持勤俭建国方针，在开始时要少搞一些非生产性建筑。
这是大庆精神。工业学大庆，三线也要学大庆嘛。周恩来说。
勤俭是我们一向的建国方针。三线也不例外。刘少奇插话。
毛泽东完全赞同：那些东西可以不搞。
将军：在三线建设中，包括所有国家建设中，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设计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好。计划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毛泽东拍案叫好，并说：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12000吨水压机的文章，有的设计是经过了一次、两次甚至是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将军：各个建设项目一定要成龙配套，这样才能发挥很好作用。
毛泽东：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到认真抓一抓的时候了。党政军民如果能成龙配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嘛！
将军：在工业建设上，一定要注意综合利用。
毛泽东对过去不注意综合利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