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又来临，秋里景正好！
几个“跳梁小丑”被抓，将军听后“哈哈”大笑：今天我就上班！
开拓进取，那些得罪人的事也非做不可。
公心在天，昭然若揭。
中华大地上留下一个永不消失的国魂、军魂、石油魂……
这个秋里好景象。
那一天是10月7日。住在西山的将军，突然接到李先念的电话：那几个“跳梁小丑”给抓起来啦！
“抓起来啦？！”将军万分意外，但又立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忍不住在电话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这样的笑声已经多年没有了。
“秋里，你的病怎么样了？能上班吗？”李先念问。
“好了。今天就可以上班！”将军豪气冲天。
真是太值得高兴了。将军当天跑到301医院——这一年将军因受“四人帮”的迫害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相继去世的打击，身心极度不佳，已有几个月住在解放军总医院，有时则回西山疗养。当从李先念那儿得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后，兴奋得直奔301医院办出院手续。
“我看到爸那天在走廊里，把拐棍一甩，嚎着嗓门，喊着：‘找你们院长来，我要出院！’”女儿晓霞这样说。
随即将军回到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将夫人叫到内屋，然后关上门。一会儿，又匆匆出来，夹着皮包就往外走，那脸上挂满了抑掩不住的喜气，步子也变得轻盈无比。
儿女们追不上爸爸，也知道他是家里有名的“保密专家”。于是缠着母亲让她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回母亲向孩子透露了“机密”：那几个坏蛋给抓起来啦！
“好——”儿女们顿时欢呼起来。儿子个高，一蹦头撞在了木梁上，可他一点不感到疼，心里甜水如潮。因为他们都知道“坏蛋”指的是谁。
关于1970年后的将军情况，我缩写了，是因为这段时间“四人帮”横行，将军只能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与谷牧、纪登奎等人苦苦地支撑着国家生产和经济的那只破漏的船在风雨中飘摇。虽然有一阵子邓小平重新出山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四人帮”又借“右倾翻案风”把更大的灾难嫁祸给了苦难深重的共和国。
粉碎“四人帮”，使一心想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的将军欣喜若狂。多年积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病也随即一挥而去，他要工作，要像当年大庆会战那样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将军这一年62岁。而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可能像毛泽东当年点将他上石油部当部长时那样朝气蓬勃，也不可能像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让他上“小计委”那样年富力强。但听得妖孽一除，将军仿佛又一下恢复了当年那个精神头。在这之前的一年多，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1970年至1976年秋，将军虽然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可经历的风风雨雨仍然不计其数。这中间有欣慰的事：比如他主持了自与苏联断绝合作关系后的第一批引进项目，这些项目对日后邓小平全面启动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基础作用；比如恢复和组织了外贸出口工作；等等。也经历了电影《创业》风波等政治事件。然而纵观这几年，将军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和政治上喘不过气的痛苦。这种压抑和痛苦，使素有“猛打猛冲”、喜欢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将军身心备受创伤。
现在好了，“四人帮”垮台，将军顿感昔日雄风重振，大有愿望再领导一回大庆会战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战役。1977年的党的十一大上，将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次年春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推荐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之职。两年后的1980年中央在设立书记处书记时，将军又任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职务，对老百姓来说，是登上天的大官了。事实上，将军也确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的政治生涯。
但将军就是将军，与其让他天天坐在办公室开会和在文件上画圈，还不如去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大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这是他的性格：见不着老百姓，他心里不踏实；不是挑战性的工作，他总感不过瘾。
将军这么大的官了，可他还是用着一辆公务车，而且一直是老司机贾师傅开着。现在不少地方上“七品”芝麻官出行都是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将军这么大的官则不，他平时出行从不要这种“气派”。专用“座车”既是警卫车又是工作车，需要时车上坐四个人：将军自己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参谋一个，外加开车的贾师傅。不需要时，就将军和贾师傅俩人。贾师傅虽比将军小一二十岁，但他们像是“老哥儿俩”，车子内的方尺小天地里无话不说——当然除机密外。将军平时一有空就喜欢出去跟老百姓聊天、上基层单位调查私访。开始贾师傅劝他说你年岁大了，别那么累，有空也休息休息。将军立马板着脸：“共产党员，哪有什么休息？”贾师傅再也不敢阻拦了。两个“老头”单独出行总是有些不安全吧？将军又嘴一撇，说：“我做事对得起老百姓，给他们办事，老百姓怎么会害我呢？”将军的为人哲学非常朴素，但里面却折射着很深刻的道理。现今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执政为民”，不也是这个道理嘛！
将军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当得不大，却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长。他不，就连抽烟这样的细节也都十分注意：他烟瘾大，一天都在两三包水平上。口袋里又总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可是经常一开会就是半天，他的烟就会“断档”。这时将军就会抬头朝坐在某个旮旯里的贾师傅使个眼神，贾师傅马上悄悄走过去塞上一两包烟——俩人有默契，因为将军有一条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烟”。
李先念曾有话评价将军：粗中有细，一心为公。
“为公”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易事，而要一心为公，怕是难上难。有人可以一时为公，却难能做到一辈子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为公，却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别是涉及到错综复杂、尤其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和个人形象时就再也做不到了。
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也常有衡量他为人处世的品质问题。
将军在任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时就奉命做过两件“得罪人”的事——而这又是必须有人去做的影响国家和军队改革的大事。
一件事是80年代初国务院所属的工业部门的机构改革。
积五六十年代中国计划经济时机构庞杂的惯性和“文革”十余年留下的干部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现象极其突出，政府部长级干部中“一多二老三不专”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多，即有的部正副部长多达20人，少的也有十几人。一份文件传阅、画圈有时一个月还没有转过来；二老，即正副部长年龄都在六七十岁左右，部长会一开起来围了一大会议室，真正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却并没有几个人。三不专，即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部长只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对专业知识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更加缺乏。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把精简机构的意义提高到“一场革命”的高度。他说：“精简这个事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的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
机构改革的这场“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为建立新中国和在新中国建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他们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机会的老干部。“四人帮”垮台，他们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可现在精简机构又要他们退位。许多人想不通，抵触情绪自然非同一般。谁去做这得罪人的事？一些“聪明人”躲到一边去了，将军没有躲，并主动承担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简任务。
难哪！既然精简，就得有硬性的“杠杠”：年龄杠杠、编制人数杠杠，这都是要了那些想留任的老同志的“命”。
将军为此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谈话；谈了部长，谈副部长，谈了留任的再谈退位的；谈了正副部长，再谈司局长……谈得通的可以过关，谈不通的最后还得想法谈通后再过关。骂娘的、拍桌子的有，告状写信的有，领导干部也是人嘛！而且大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跟你说话。将军靠的一是摆大道理，二是耐心细致的做说服教育，三是合情合理的妥善安置。经过五十天的紧张工作，将军分管的那些工业部门机构全部完成，新的领导班子获得中央书记处一次通过。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其他领导同志对将军的工作非常满意，并将经验向其他部门和省市区推广。
1982年9月27日。又是一个秋天的日子。脱了二十四年军装的将军这一天突然出现在人民解放军总政大院的宽阔操场上。令人惊奇的是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那鲜艳的红五星、红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上午9时，将军面对操场上整齐站着的23个绿色方队，健步登上阅兵车，甩起那条威武有力的右臂，目光炯炯地向受阅的官兵高声致礼：“同志们好！”
顿时，24个绿色方队的官兵，齐声回应：“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那响亮高昂的口号声、整齐一致的步伐，铿锵有力地敲击着大地，预示着中国军队将掀开新的一页：是的，新华社借一个规模并不大但很特殊的阅兵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我军的一项重大人事改动：余秋里将军重新回到人民解放军领导岗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将军是一个星期前接到中央任命的。像当年战争年代接到战斗命令一样，第二天他就上了阔别二十四年的军队报到。因时间紧，军装都来不及做，将军那天是着一件平时常穿的蓝色中山装走进总政大院的。
“文革”十年，特别是林彪、张春桥（曾任多年总政主任）给军队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将军上任初始面临的军队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改正精神污染等方面的政治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他在党中央和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军队整顿的工作。
老实说，由于“文革”带来的后遗症，这个时期的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不怎么好。而当兵的人不安心部队工作，缺乏理想信仰，为谁当兵等人生观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将军在重新踏进军营的那一天，便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而紧迫。甚至有军队高级干部好心地对将军说：秋里同志，眼下的军队不是那么好抓的，你得有思想准备啊！言下之意，你将军这回被邓小平点将回到军队的担子，可并不比当年毛泽东两次点将轻松。将军对这位善意的老同志点点头，然后掏着心窝说：我何尝不知？“文革”十年遗留下很多问题，新时期又会出现不少问题。可做工作哪能没有困难？我这个人如果有个优点的话，就是不怕困难，逼着自己面对困难和问题去动脑筋，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我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是的。将军现在又要重新迈开步子，在新的时期、新的战场，一展风采。
自南昌起义以来，我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从来都被称为“军民鱼水情”。然而十年浩劫使这种关系受到极大伤害。如何恢复“军民鱼水”关系，这是将军必须完成邓小平主席交给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将军在保定驻地的某集团军调查中，总结和提出了一项具有新时期我军建设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而正是这项被党中央、中央军委确认为“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新型的军民关系的一个好途径”、“是加强现代、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伟大创新，使得被林彪、“四人帮”扭曲了的军民关系迅速恢复到了战争时代那种互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并更进一步地发展。与之同时，军队的自身建设也在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提升和巩固。官兵一致，从严治军，也是在将军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
像我这样年龄的曾经是军人现在又离开部队的同志和千千万万今天仍在军队一线工作的中青年，我们都庆幸经历过新时期军队历史上一个使我们受益终身的重要事件，那就是“军地两用人才”活动。而这项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领导者正是将军余秋里。
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新景象和新现实，我们这些“出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文革’时期、当兵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当兵人，都曾有过徘徊，都曾有过痛苦，但我们很快获得了春风和新生，这个春风和新生就是“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在全军的展开。当兵者，毫无疑问我们的责任是扛枪保国。但多数人不可能一生都留在部队，我们需要适应新的岗位、新的工作挑战，我们要安心当好兵，就必须考虑好今后的出路。这是和平时期所有军人及其军队的家庭和与军队们相关的人都在考虑的事。将军审时度势，在深入部队一线的调查研究中，他把军队的战时责任与和平时期军人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放在更高的起点上看待今天的军队建设，于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地两用人才”的科学建军理念，使得那些既要为保国守疆献青春、又期待未来能有更广阔战场施展建设四化才能的广大官兵，有了立身之本、建功之技。而关于这项影响深远的活动意义，我在此仅用几行字记述，显然过于简略和笔轻。但我有自己的认识，因为对于一个真理的认识，通常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堆积许多所谓的生动事例或华丽词藻去粉饰它，就像我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经典真理的认识一样，不需要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或“三大战役”来解释它吗？显然不用。
一滴水可见太阳。将军的“军地两用人才”观就是这样滴水见得太阳的建军新思想，它的深远意义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将被显现出来。我们这些有幸在其中受益的亲历者，只有深怀朝圣般的虔诚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它的光芒所在。
百万大裁军——这是将军出任总政主任一职后，又一件非做不可、又极“得罪人”的事。
较之将军在副总理时主持政府工业部门的机构精简，军队大裁军的难度要大得多。
那些裁掉的军队，都是比将军更老资格的将军们的心头肉，裁谁不裁谁，常常会搬弄出诸多历史上的许多陈皮烂糠，你惹得起吗？
惹不起也得惹。
大裁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需要。而让军队的老同志退位，意在使部队的干部年轻化。“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军委主席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也很严重。
交账就得理账。这“理账”人便是将军余秋里。
自1927年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漫长而辉煌的历程。而这过程中，活着的和牺牲的都被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现在将军要把一些年龄超大的同志从岗位上“请”下来，让他们结束一生以此荣耀的军人生涯。而那些从战场上走过来的老军人们、老将军们，对军队的情结远胜于生命。如今靠一个“请”字来了结血脉里流淌的军人情绪，谈何容易！
年龄到限，一律退位。这容易实施，不接受也得接受。大势所趋，服从自然规律。但将军还要做另一件事，这让无数“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从小立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老军人不干了：退出岗位，已经实属无奈，就连一件新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呀？不行！
将军们愤怒了！愤声震天宇！
一身军装就那么重要？自然重要！比将军更高位、资格更老的将军们这样说。
我们都退下来了，连一身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太绝情了吧？发一套新军装给我们，死了也好做寿衣嘛！有人带着悲愤与眼泪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这样恳求道。
将军的心其实与这些战火中走过来的老战士们一样。他何尝想把事情做得这样“绝情”？但他必须执行军委和邓小平主席的命令：新军装还是不能发。
将军向老战士们陈述的理由是：军服是军队的一种标志，是军人区别于其他人员的一种标志。此次新军服改革，本来也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内容，因此只能是现职现岗的军人才能换新军服。老同志们当兵一辈子，穿了几十年军装，现在离开岗位，又不能穿新军装，感情转不过弯，这是自然的事。但大家只要好好想一想，问题可能就想通了。50年代实行军衔制时，许多战争年代担任过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还有的是开国元勋，因为当时没担任军队现职，他们不仅没有授衔，更不用说军装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既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个传统，又是一条纪律准则。另外，我们查阅了外军资料，各国军队也是如此，一旦离开现役，就不再穿军服。
这样有情有节、有据有理的说明，多数老同志转过了弯。但仍有些依然不接受。将军只好向他们敬个礼，情深意切地说一声：拜托了。
不那么简单。将军为公鞠躬尽瘁一生，因这样的事也被人放过“暗箭”，而且射得蛮凶。甚至有人在他离休之后重病在医院住着时，也还有人跑到病榻前怨他“军装”一事没办好。将军听后沉默许久。身边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便对将军说：“不给老同志发军装是军委的决定，他们这样埋怨你不公平。你应该向大家做个解释。”将军摇摇头，说：“我执行军委的决定，理所当然。一些老同志有意见，我能理解。但对这项工作我不后悔。”继而又说：“我这个人被人误解过，也被人诬陷过。但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自己又加了一条：要相信自己。”
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将军这句“要相信自己”的含义也在于此。
无须讳言：现在有人做官后为自己的家乡倾斜点感情、造福一方的事不少。这也是人之常情，并不算过分。但将军则在这方面真可谓铁面无私。
自1929年15岁时跟着红军离开吉安老家后，一别就是五十四年！这五十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唯独没有在家乡驻足过。1983年5月，将军在浙江金华开完“军地两用人才”交流会，正巧与回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间还差几日。金华与吉安相距甚近，将军这回终于萌发了回老家看一看的念头。
阔别半个多世纪，谁人不忆家乡？一路上，将军兴致勃勃，对随行人夸口：到吉安后，一定请大家吃几个吉安名菜：粉蒸肉、红烧狗肉，外加封缸酒。然而到了吉安老家后，将军再也没提这事。为何？将军回老家后目睹半个多世纪后的家乡人仍穿着缝满补丁的衣服，孩子们吃他带去的几块糖果像过年一样，村上农民装着电灯却舍不得开亮的一幕幕贫穷的境况，让将军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与当地干部座谈会上，有人借他仍在当农民的弟弟的嘴巴说：“你在北京当那么大的官，可什么事情也没为家乡办过，大家都说你六亲不认。”
将军那天低下头，沉默很久后说：原则问题上我就是六亲不认。过去在当国家计委主任时，也有江西的同志跑到北京让我多给江西点项目和经费，我对他们说，我这个计委主任是全中国的，不是你们江西计委主任。现在我还认为这话没错。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不能行使权力专为老家做事。
那次将军在吉安只停留了一天，多半时间是在与当地党政干部商量如何振兴吉安经济的事。原本请随行人吃“特产”和游井冈山的事全然不提。故乡的依旧贫困让将军很多日子心情沉重。“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他办些跟他个人或者家乡沾边的事，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在他从岗位上退下后，曾经找过我帮他老家办过脱贫的事。可他在位时连一辆拖拉机都没给过吉安。我还开玩笑说，你做得过分了一点。秋里同志还朝我瞪圆了眼睛，说：过分点好。”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同志在她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
将军在对自己和家人的问题上，有时真的很无情。但这种无情中却蕴藏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情大义。余浩是将军唯一的儿子，算是我们的同龄人。余浩自己说从小几乎就没有得到过父爱——因为父亲太忙了，连跟家人说话的时间都极少。同一小院住，却见面很少。将军通常半夜三更打道回府，等他第二天起床上班时，孩子们一个个已上学校早读去了。节假日全家人一起上什么公园玩一趟的事，余浩说好像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中就根本没有过。80年代，中国的南方边境有过一场战事。余浩当时刚从北京某部队转业。有一天将军见儿子突然问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儿子答：刚从部队转业。将军感到意外：好像儿子当兵也是第一次听说，更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转业？那时南边已经开仗，身为总政主任的将军这回对儿子特别关心起来：你不能转业，得重新回部队去！儿子有些恼：凭什么？我当兵时你关心过没有？现在我转业了你倒关心起来了？将军两眼一瞪：给我回部队，这是命令！
回就回！儿子也不是孬种，转过身就到新部队报到。
不几日，将军又碰见儿子，便问：在哪个单位？
儿子说：总政下属的一个单位。
将军立即不悦地：你上那里干什么去？
儿子：是组织安排的。
将军怒气上来了：你这算什么兵？下去！
儿子只得离开北京，上了南京军区。
不行，得到一线的作战部队！
将军听说南京军区的领导将他儿子安排在非前线作战的机关当参谋，好一顿将军区头头训斥。无奈，军区领导不得不将余浩一竿放到底——安排他在最前线的某军一师一团。这个团就是将军在红军时期一手创建的，现在正执行南疆前线的攻坚任务。
战斗异常惨烈。一团英雄官兵们在抢占高地的激战中伤亡惨重。将军身在京城，却每天可以看到前线的战报，但他把对儿子的那份牵挂之情，倾注在前线所有的官兵上。“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那些日子里，将军不准有人提及他儿子在前线的事。
“如果说儿子，那么几十万前线指战员他们都应该是我的儿子。我牵挂他们中的每个人。”将军在前线的无名烈士墓前，高高地举起右手，向默默躺在那里的“儿子们”敬礼，心底在喃喃地念叨着一句话：我为你们自豪。
经过战火洗礼的儿子真的让将军自豪——余浩从硝烟弥漫的南疆回到祖国时，已是战功显赫的英雄。将军这时才有了笑容，而这时人们似乎猛然发现他的满头寸发也在一夜间全部银白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将军的情在心底，在细微处，在他挥手与斥骂中，在他沉默与大笑间。
女儿晓阳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也是将军掌上明珠。晓阳说，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正在大庆会战，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记忆中的父亲很少与我们在一起。1979年我出国留学，之前没跟爸爸商量过，怕他不同意。爸爸是个很传统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最痛恨跟“洋”字沾边的，尤其是自己家的孩子。听说我上瑞士，爸先是沉默不语，然后问学什么专业。我说是金融。爸竟然站立起身，爽朗地说了一声：那你把它好好学了！好像在指挥下级的一名油田开发者：你把那个油田拿下吧！爸就是这样的人。别看他是老红军出身，从小没上多少学，但他从不墨守成规，相反，接受新事物特别快。每次我从国外回来，爸显得特别高兴，常常还在外人面前把我炫耀一下：这是我小女儿，在国外读工商硕士呢！有一次晓阳把从国外带回的一个很大的巧克力蛋给了父亲，那会儿将军正随胡耀邦总书记在昆明视察工作。将军见女儿的礼物，好不喜欢。看着看着，突然说：这个给耀邦吧！于是带着女儿，抱了巧克力蛋，去见了总书记。女儿后来又随父亲上了大港油田。晓阳手头带了一份刚刚翻译好的外文资料。将军见后甚为惊喜，令秘书说：晓阳的翻译论文，你把它放在我睡觉的枕头旁。“当时我很感动，爸爸那时是副总理，日理万机，可他却对我的一篇极普通的翻译作品看得这么重。我知道那是他对我的一片父爱之情……”晓阳说到此处，有些哽咽：“父亲每回在我从外地回来时，总说：你怎么又瘦了？饭要吃好嘛！每回临走时，他又总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外加注意身体。他基本上都是这几句话，可我感觉里面有千言万语。每回走出家门时，我总要回头看一眼，而每回准能看到白发苍苍的爸爸和妈妈一起站在院子门口，正远远地朝我挥手，那一瞬我总忍不住泪水满面……”
二女儿晓霞可能更遗传了父亲的性格，做事风风火火，干脆利索，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可一谈到父亲，立即有种肃然起敬的神情。她的话也顿时变得如同喷射的火山：我爸像一座高山，巍峨挺立；像一片大海，可容纳整个世界。他对人爱，爱在你水深火热之时，爱在你危难险峻之刻，爱在你痛苦绝望之瞬。而他平时则用严、用骂、用罚你工作更高要求、用罚你不断清醒、保持谦虚谨慎和进步，来表达他的爱。
女儿的这段话总结得很到位。
王宏，一军某师副参谋长。年轻又帅，更因为他有一大串光芒照人的头衔：曾是“硬骨头六连”连长、一等功臣、国防大学首届集团军作战专业研究生班硕士毕业生。在春风荡漾的西子湖畔，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位“军中少帅”说过自己的成长经历，脸上微微一红，说：没有余主任（总政主任余秋里——笔者注）当年对我的关爱，我王宏不可能有今天……王宏的经历有些传奇，在“硬骨头六连”任职时，因为南疆一战建立显赫战功，成为全军战斗英雄。但年轻人从战场上回来后骄傲了，连军人的基本纪律都不放在眼里，为此吃了个处分，降职到另一个连队。将军巡视下属部队知道此事后，专门找他谈话，勉励他正确认识错误，重新奋起前进。受挫的年轻人不曾想到在自己绝望的痛苦时刻，军委总政首长会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找他谈话。感激涕零之际，是振作奋起的动力。后来王宏又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1998年他带领部队在九江抗洪前线荣立战功，受到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表彰。
现在，我的这部关于将军的报告文学作品将要收笔了——我知道不收笔准会写下百万字的长篇鸿著也断然不存在问题。但，那种欲满则反拙的事我不做。
我把收笔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叫李晔，曾经是将军的一位秘书。李晔现在也是我称他“伯伯”的老人了。
李晔伯伯太可爱了，他对中国石油的挚爱，对人生的赤诚，对痼疾的蔑视，都让我感到震撼与敬佩。
2004年“五一”前夕，我和将军的二女儿、三女儿专程从北京赶往河北任丘油田，因为事先得知李晔在那儿正与几位“老石油”在写一部“聊聊石油”的书。将军的女儿们说，你见了李晔叔叔，就能像见了我父亲一样。言下之意：李晔是个活脱脱的“小余秋里”。
之后的四天时间里，我全然沉浸在对“小余秋里”的感受和欣赏之中。
“高兴高兴！见了两个娃儿就高兴！”矮小而体弱的李晔一见晓霞、晓红，嘴里不停地喃喃着，那张布满纹丝的脸上绽放着父爱的笑意。
李晔1949年在我军南下时参军，后到西南军区。1954年到了将军身边。李晔生性刚阿不屈，开始让他到将军身边当秘书，他不愿。原因是听说将军脾气大，不顺心时会把钢笔摔在桌子上。李晔说自己虽是个“小萝卜头”，但受不了这种气。哪知在不得不“服从组织”之命到将军身边后，一干就是十五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还不知要在将军身边干到什么时候。
1994年将军一病不知事后，李晔赴北京看到将军成为躺在床头没有语言、没有知觉的植物人的情形后，他一悲之下从此离开北京，将家搬到胜利油田所在地的那个东营小城，开始了半隐居式的孤独生活。
“不能跟首长说话了，我还留在北京干啥？这样留在北京比死还难受。”李晔对将军的那份情超越了秘书与首长的关系，超越了亲人和友人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属于将军的，将军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
为这，李晔常常当众恸哭——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怎么着也是省部级身份的高级干部、一个经历了无数沧桑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在我这样一位初次见面的晚辈面前，能毫无顾忌地说哭就哭，说怒就怒——我还是生来第一次见这样的人。
李晔哭什么？为何而哭？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他为将军一生的大起大落而哭，为将军后半生最大的愿望——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在全国建十个大庆的夙愿未能实现而哭，为今天中国的石油资源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而哭……
将军也有大起大落？将军也有宏伟的夙愿没实现？这是我初见李晔时内心存有的极大疑惑。
“当然有。”老人告诉我。他拿出一份几年前写给中央领导的信，让我读——
石油之兴衰，关乎国运。事之成败，关键在人。我们大半生拼搏在石油战线，对石油有深厚感情，我们恳请党中央、国务院更加关护石油、支持石油，任用对祖国石油充满信心的得力干部，制定发展方略，特别是制定鼓舞石油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发挥第一线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以加快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步伐，则国人之幸，民族之福……
“这样的信，我写过几回。这信中的字字句句，都是我诉说中国石油建设的血和泪……”老人说到此处时，一声又一声扼腕长叹，拄着拐棍在房间里不断走动起来，无限悲愤的激动之情昭然可见。
“每每想起首长，想起他生前想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在全国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时，我经常在半夜被噩梦惊醒，然后号啕大哭一场……”老人开始拭泪，继而双手伏在膝盖上久跪不起，那双瘦削的肩膀竟然在不停抽颤。
其情其境，让人心酸不忍。
“六年了，我们几个老家伙行程4万公里，访遍了祖国陆上、海洋所有油气田（台湾除外）。收集各类资料近300多公斤，接触访问了700多位石油职工。其中，深入座谈研讨的石油界的局以上领导干部与资深专家学者就有100多人。为啥？就是为了想把这些年来中国石油事业上的成功与教训向世人作个我们认为正解的解释。新中国石油事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自给自足时代，现在我们每年则有近一半原油要进口，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们这些老石油人最忧虑的事。我们是过来人，了解中国的石油工业状况，所以更怀念余秋里、康世恩时代他们留下的中国石油开发思想。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说，如果当年余秋里和康世恩他们制定的石油战略思想得到很好的延续和执行的话，中国的今天会更加强大和繁荣。可眼下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制约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的能源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大家不都看到现在国家一年比一年用电紧张情况吗？而在能源中石油总是第一位重要的，可现在原油缺口之大令我们更加担忧……”一旁的郑耀舜先生对我解释道。
李晔、郑耀舜和毛华鹤、王福臻四位在石油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费尽心血要向国人“聊聊石油”，到底想聊清些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耿耿于怀的还是当年将军和康世恩等老一代石油开拓者和领导者对中国石油的战略思想和后人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种战略意图所带给现实中国石油大量进口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像胜利油田这样的好油田到底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大庆”和与之延伸出的在“全国建立十来个大庆”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争论上。
让我们来听听李晔他们是怎样“聊”以上那些好似石油问题其实是中国经济建设全局的方向问题的——
关于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战略思想，是1984年2月胡耀邦、余秋里明确提出，到1986年1月由康世恩主持正式编制出来，历时近两年。而酝酿与议论这个规划，时间则更久远，并有着更深刻的背景与渊源。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按照国务院指示，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编制石油长远规划和“四五”计划纲要时，就将我国石油与美国石油相比较，提出了两国国土面积与沉积岩面积基本相近，石油储量与产量也应基本相当，即年产四五亿吨石油（十来个大庆）的设想。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5月，中央在大庆油田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余秋里与康世恩经反复研究，由康世恩在大会提出“在20世纪末石油工业要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当时既符合华国锋有关经济建设要“四个一点”的要求，也符合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精神。1977年5月，在大庆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参观大庆油田地质科学展览馆（地宫）。在一幅很大的全国石油地质勘探远景图面前，感慨地说：“我们国家如能搞到十来个大庆该多好！”1977年7月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的《胜利油田1980年建成一个‘大庆’规划汇报提纲》。其中写道：“油田党委集中了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华主席和党中央号召的心愿，反复研究，决定在1980年提前将胜利油田建成一个大庆式的油田。……1980年建成一个‘大庆’的总体规划是以老油田为基础，实现高产稳产，现有资源建成并稳产2000万吨；以济阳、临清两大凹陷为主战场，坚持古潜山、二级带、深层三个勘探方向，新增地质储量20亿吨，新建原油生产能力3000万吨。设想在三年内逐步形成东营、沾化、惠民、临清四大油区，实现5000万吨的目标。”1978年9月14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第三次到大庆视察。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你们要加快找油，加快找气，找到更多的油气田，我们有5亿吨油就好了，搞十来个大庆油田还是很不容易的哩！”从1981年胜利油田打翻身仗以来，搞“一个大庆”的议论又开始热闹起来。其中余秋里起了倡导与鼓动作用。如前所述，他在这几年的讲话与活动中都提过胜利油田的奋斗目标：——1981年8月，在胜利，余秋里讲：“胜利现在账面上有储量11—12亿吨，如果再找到两三亿吨，加起来就是14—15亿吨，相当于大庆当年储量的一半。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注：胜利油田1985年产油达到2705万吨）——1983年9月，在胜利，余秋里又讲：“从长远讲，胜利油田搞到40亿吨左右的储量，搞到6000万吨左右的规模，也就是搞个“大庆”或“尼日利亚”，应该是有条件的，是可能的。具体时间、具体范围不说死，作为奋斗方向，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应当提出这样的战略目标。”（注：经专门机构核定，到2000年胜利油田累计探明储量为40亿吨）
简单地割断历史论事容易片面，关于石油工业的发展更是如此。新中国的石油发展从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不到石头时要小心谨慎，石头摸准了就要快上。”这是将军的经济学思想之一。
1984年2月11日，心系石油事业的将军虽此时身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却仍然时刻想着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宏愿。他随胡耀邦总书记（其实我猜测，应该是将军“鼓动”胡耀邦更准确些）在结束广西边境度过春节后，经南京直飞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同样满怀一腔“石油情”的胡耀邦同志对胜利油田和中国石油事业倍加关怀。他一到胜利油田就在石油工人中间搞调查研究，听他们讲自己的艰苦奋斗史，向他们打听油田的发展前景。当天晚间，胡耀邦欣然挥笔写下了“一部艰难创业史，百万覆地翻天人”的题词。
胡耀邦同志对胜利油田的了解和熟悉是从将军那儿获得的。还记得本文前面叙述过的，在五十六年代时，他这位住在将军后院的团中央书记时不时经常出现在秦老胡同之景？关于胜利油田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大庆”，早在1982年2月的一天，胡耀邦、将军和李晔等人就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根据李晔录音整理）：
将军：我给你们当个参谋，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国960万平方公里，400多万平方公里能够找油，领域大得很。你们胜利油田搞了20年了，应该有经验了。有700平方公里的油田面积，20多亿吨储量。要当个大庆来开发。因为大庆（当时）也只开发800多平方公里，24亿吨储量……
胡耀邦：如果我们国家能够搞第二个大庆，那我们80年代就大有希望，这是个重大因素啊！提建设十来个大庆，想是可以这么想嘛，怎么不可以这么想呢？只是当时估计得过于乐观一点。
接着，总书记和将军两人头挨头地掐着指头算起搞十来个大庆的账来。
胡耀邦：东北算两个，胜利油田算一个……90年代搞它五六个，六七个……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更多的石油，比如说本世纪能够达到3亿吨，甚至更多一点，那么，我们翻两番就有了更大的物质保证。物质保证的条件很多，但是如果石油能搞到3亿吨，那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胡耀邦回过头来问李晔：你们今年想搞到2000万吨？
李晔答：我们想搞到2050万吨以上（实际产油2301万吨）。
胡耀邦问：你们什么时候搞到3000万吨？什么时候搞到4000万吨？
李晔答：原来设想，九○年搞到30亿吨储量、3000万吨产量。
胡耀邦：（你们）要把搞第二个大庆的方针制定下来……
后来，胡耀邦又给胜利油田题词道：“建成第二个大庆，献给开国四十年”。可惜，开国四十年时，胡耀邦没能继续留在总书记的位子上，而且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的死，在中国政坛上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多少影响了胜利油田关于建设“第二个大庆”的实施进程。这是后话。
但此次总书记在将军的陪同下来胜利油田视察时的情景，则永久地留在胜利人的脑海里。那是少有的一种激情，一种大国领袖的“激情燃烧”：在千人干部大会上，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同志们：
……
我对石油工业不很熟悉，也很少看望奋斗在最艰苦的地方、对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石油工人。如果你们批评我这是犯了官僚主义——总书记嘛，对石油工人不来看一看，我是接受的。但是我们党的政策有一条：既往不咎，过去从宽，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团结起来向看前嘛！（热烈鼓掌——现场情景笔者注，下同）
而事实上，这两年我也有所改正嘛（全场欢笑）。
从1982年开始，那年5月我第一个是看了大港，8月看了大庆，10月看了中原油田。1983年5月我看了克拉玛依，8月看了长庆。这一次是第六次，来看你们。（热烈鼓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还是积极改正错误嘛！（全场欢笑）
我还有一个心愿，我现在68岁了，只要今后能够走得动，我准备看遍全国的石油基地。（长时间热烈鼓掌）
石油战线上的同志们，是值得看望的。为什么呢？至少有两大理由：第一大理由，是石油战线具有光荣的历史……第二大理由，就是石油战线是我们四化建设的先锋……
……昨天听了你们汇报，我们几位同志在那里开动脑筋想，你们能不能搞出个第二个大庆？这个话首先不是我讲的，是秋里同志提出来的。（秋里同志插话：对，我讲的。）他讲的嘛！如果说这是向你们“发难”的话，首先不是我，是他呀！（热烈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