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玉门那边调去的32118钻井队。这是我们的王牌钻机了，苏式的超级深井钻机，能打四五千米呢！”这是康世恩的声音。
“不是一共调了两个钻井队吗？”
“是，还有一个钻井队是32115队。这个队的任务是准备打松基二井，过些日子也马上要开工了。”
“噢。这两口基井都很重要，但第一口井意义更大些，我建议派个得力的队长去！”
“好的，我把你的意见马上转告给松辽局。”
余秋里和康世恩在车内的这段对话是俩人正准备赴玉门和新疆等西北油田调查考察之前说的。
搞石油勘探的人都知道，要探明地下生储石油的情况，就先得钻上那么几口基准井。大松辽平原，从南到北，从东至西，茫茫几十万平方公里，一亿万年前，这儿曾是一个风景秀美如画的水乡泽国，气候温暖潮湿，河湖的四周岸头，树木参天，绿阴成林……随着亿万年的地质变化，这里的湖河以及在此滋育成长的生物也跟着沉积在厚厚的封尘之中，折叠成松辽盆地这本叠叠层层的地质构造巨著。基准井的目的就是通过钻探获得这部“巨著”的每一个时代留下的科学符号，也就是说科学家们通过钻探手段取上的岩芯来判断地下宝藏到底有没有、在哪个位置、有多少储量。松辽平原找油初期，根据石油部和地质部的约定，两个部门在地质调查和地震物探方面的工作有分有合，主要以地质部为主，而在钻探和施工方面则主要由石油部的队伍来完成。基准井决定着当时松辽找油的直接前景，加上只有石油部才具备深井钻探的技术与设备条件，因此在两个部门的技术人员确定基准井方案后，石油部迅速调集了两个“王牌”钻井队来到松辽。
这时间应是在余秋里执掌石油部帅印后首次赴四川前后与康世恩共同在东北地区布下的一着战略棋子。
松辽第一口基准井确定在黑龙江安达县建设乡，距安达县城47公里，简称松基一号井。松基二号井确定在松辽盆地的东南部的隆起区域，即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登娄库构造上。这两口基准井说是重要，但当时石油部在松辽前线工作的技术力量少得可怜。像承担基准井研究队队长的钟其权、参与确定基准井位置的地质工程师杨继良他们，都才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余秋里有些不放心，让康世恩从石油部研究院调了资历相对老一些的余伯良等人过去。后来在关键时刻又搬出了翁文波这样的大家坐镇前线，进行技术决策，当然康世恩在这样的重大技术问题上是跑不了的。
何长工在松辽基准井准备开工之前，向余秋里叫苦，说秋里你虽来石油部几天，但论装备我还得叫你石油部是“老大哥”，说地质部搞普查和打浅井没问题，可打几千米的深井，连台机器都没有。这份功劳你余秋里一个人捞着，我何长工尽管很眼红，但也只能望尘莫及。
余秋里新来乍到，很一阵得意，可当他一问康世恩，心里也有些凉：原来石油部的家底也可怜得很。比如32118队，只有两名正副队长和4个钻井班，其他方面的干部和工人——应该还配有非常重要的钻井、地质和泥浆技术员可都没有。32118队原来在玉门油田，接到命令转赴几千里之外的松辽平原后，同志们下火车一看，要路没路，要运输车没运输车，要吊车没吊车，这咋办？几十吨重的钻探设备怎么才能搬到四五十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呢？
“愣着干啥？没有吊车还没有肩膀吗？学着我的样——抬！”八路军骑兵连长出身的老队长李怀德将外衣一脱，赤裸裸的肌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石油战士的人拉肩扛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的。安达火车站很小，但它的历史不短，俄罗斯人、日本人早在这儿驻足。时过百年后的今年5月，我来到安达火车站时，仍见到俄罗斯人留下的许多建筑原物，特别是那座一度被余秋里作为大庆会战指挥部开会用的车站俱乐部建筑，百年过去后仍然风貌依旧，令我颇为惊叹。40多年前，32118队的石油勘探队员来到这儿，把重达20多吨的钻机和两台同样分量的泥浆泵靠肩膀从火车上抬下时，引起小小安达站不小赞叹：这石油工人就是牛啊！咋都是肉蛋蛋捏成的人，他们就那么大本事？
运输、安装，两个月的蚂蚁搬骨头精神，一座钢铁钻塔耸立于千里平展展的北大荒草原上，震撼了那儿的百姓。41米高的铁塔，现在看起来也就是半座普通住宅楼房的高度，可那会儿的松辽大地上人们似乎像看到了一个巨人出现一样，多么好奇和振奋啊！
7月9日，骄阳似火的日子，头顶万里无云，地上锣鼓喧天。32118钻井队举行了隆重的开钻仪式，大队长一声令下：“松基一井——开钻！”飞旋的钻机顿时隆隆响起，沉静的北大荒上从此没有宁静过……
“报告！”长春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局长办公室的门口，来了一位充满朝气、全身戎装的年轻军人。
“请进。”
正在伏案批阅前线发来的一份份报告的宋世宽抬头见向他毕恭毕敬行军礼的年轻人，疑惑地：“你是……”
“原人民解放军少校军官、转业军人包世忠前来松辽石油勘探局报到！”
“你就是包世忠同志啊！好好好，来得正是时候。”宋世宽就爱看到一身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人。他笑呵呵地对包世忠说：“我们两个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世’字，知道为什么吗？”
15岁就参加抗日游击队、21岁是四野营长又刚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包世忠被眼前这位笑呵呵的中年领导问住了：“首长，这个……”
宋世宽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是因为你参加过小八路，我当过老红军，我们俩一生下来就有一个解放全世界的共同任务！所以爹妈给我们的名字里都添了个‘世’字，你说对不对？”
包世忠一下被这位第一次见面的领导的幽默所感染。“是！首长。”包世忠又一个军礼。
“听说你的家眷就在本市？怎么不先回家看看？”宋世宽亲切地问。
“报告首长，听说这儿要找到油田啦，我着急呀！请首长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不知怎么的，才见面两分钟，宋世宽就喜欢上了这位少校转业军人。
“首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闲着就难受。这不我刚从部队转业就赶上了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我可不能回到家里睡大觉去！首长你放心，我参加过许多大仗，像攻克四平、锦州战役和朝鲜战场上的鸭绿江保卫战等我都参加过，我喜欢打硬仗！”包世忠像是怕首长真让自己回家休息似的，急着掏出一心窝的话。
“好啊！”宋世宽大喜。只见他稍加思索，便说：“我们马上要打一口基准井，就像打仗一样，要取得一个大战役的胜利，就先要拔掉敌人的第一个据点，这找油也得先钻个窟窿，基准井起的作用就是这。派你上那儿去怎么样？”
“行，只要有工作做就行。我一定在那儿当个好钻工。”包世忠说。
“哎，不是让你去当工人的，是让你当队长。”
“当队长？我哪能成嘛！首长你……”本来就天热，房子里连把扇子都没有。包世忠急得满头大汗。
宋世宽递过一块毛巾，做了个摇摆的手势：“你不用说了。在你来之前我们就看了你的材料。正好余部长和康副部长要求我们加强基准井的钻井队领导，而承担一号井的32118队老队长另有任务，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去那儿。这是组织决定。”
包世忠一听“组织决定”四个字，就再也没有推辞：“是，首长，明天我就去钻井队报到。”
宋世宽高兴地送这位雷厉风行的新队长出大门时，突然发现这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人走路时怎么像地质部的老部长何长工那样跛脚呢？宋世宽后来才知道，少校转业军人包世忠原来是个战功赫赫的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宋世宽有点后悔派这样一个同志上当下最要紧的前线，但勇士已经启程，那是不可能叫得回的。
包世忠来到32118队时，松辽基准一井已经开钻，他从零学起，一直到熟练指挥整个钻机的操作和战斗，但石油部和地质部乃至中央都很重视的松基一号井并不理想。从盛夏到深秋，包世忠和队友们苦战数月，于11月11日完成设计钻探进尺1879米。战斗英雄队长的包世忠看着一箱箱圆柱状的岩芯被地质师排列有序地放在钻台旁边，那些夹带小鱼、螺壳和树叶等化石物体的奇妙石头，如同天书般地吸引着他。包世忠每天美滋滋地看着这些宝贝儿，脸上总是露着笑容。但勘探局的技术人员告诉他：这个井基本失败。
“为什么？”包世忠有些急了，“我们哪儿做得不对？还是质量不合格？”
“都不是，是因为没有见到油！”
包世忠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这才似乎明白找石油并不比抢占敌人高地简单。
在32118队开工一个月后进入施工的松基二号井也不理想。这口井钻井深2887米，除了在井深168米到196米之间的岩芯里见过少量的油砂外，同样并没有获得工业性油气流。
这上任初始的第一年，对将军部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不吉利的一年。“川中会战”之痛一直留在他心头不说，地质部已经提出“三年拿下松辽大油田”的口号，可油在哪儿一直是个问题。松基一号井和松基二号井相继没有逮到真正的“敌人”，而越是逮不到“敌人”，石油部上下越是摩拳擦掌。
当然，最着急的还是他们的部长余秋里。
这一天深夜的秦老胡同里，安静得出奇。余秋里家的那个会客室里被烟雾笼罩得进不得人。孙敬文、周文龙等几位副部长因为受不了而早早离开了，李人俊也感到再跟着“吸烟”肺都要染黑了。屋里只剩下余秋里和康世恩，俩人面对面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谁也不说话，四只眼睛盯着同一个方向——铺在地上的那张松辽地质图……
就这样几十分钟、几十分钟地过去。
余秋里在等待康世恩最后确定“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方案，而康世恩则在等待前线地质技术人员向他报告被退回去的报告。
用地质部老地质学家黄汲清的话说：“事不过三。”这松辽找油如果三口基准井都没有工业性石油显现，问题可就大了！
余秋里能不着急嘛！余秋里一着急，一不说话，康世恩就更着急了，像打大仗时，参谋长不能给定夺战局的司令员拿出个可行的作战方案一样，那要他这个参谋长干啥？
小桌上的几包“中华烟”都空了，最后只剩下一支烟了，余秋里刚要下手，却遭不客气的康世恩抓过去就往自己的嘴里塞。余秋里一愣，笑了：“老康，抽完这支烟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烟雾中的康世恩摇摇头：“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你这儿好一些。”
余秋里没说话，双腿从木椅上放下，拖上布鞋，进了里屋。一会儿又回到客厅，只见他手里拎了一瓶酒和两只杯子，“咕嘟咕嘟”地各倒了大半杯，也不管康世恩喝不喝，自个儿先往嘴里倒。康世恩一见，甩掉手中的烟蒂，顺手端起酒杯，生怕落后……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院子里已经积起厚厚的一层银装，余秋里和康世恩似乎根本没有发觉，依然喝着沉闷的小酒，一杯又一杯。
“怎么搞的，这酒跟以前不一样了！苦啊！”余秋里突然大叫一声，眼睛盯着杯子里的剩酒，迷惑不解。
康世恩也像一下被提醒似的，看看酒杯，又品上一小口，说：“没什么不一样嘛！”
“不对，就跟以前的不一样！”余秋里坚持说。
康世恩苦笑一下，再没说话。
雪夜，秦老胡同里，两位石油决策者依然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他们在苦闷和期待中等待着新年的钟声。
松辽前线关于“松基三号井位”的最后布孔方案终于送到了部里。余秋里让康世恩找地质部和自己部里的权威们赶紧研究商议。
“余部长很关心松基三井的事，今年春节我们几个就别休息了，抓紧时间争取把三号井的事敲定。”康世恩对勘探司的副总地质师翟光明说。翟光明转头就去告诉松辽前线来京汇报的局长李荆和与张文昭。
李荆和一听部长们还要进一步商量“松基三号井位”的事，有些惊讶地问：“这已经来回折腾好几回了，怎么还不能定下呀？”
翟光明闷着头说：“你也不想想，如果三号井再见不到油，余部长还不吃了我们几个？”
李荆和伸伸舌头，苦笑道：“那倒也是。”又说：“不过如果三号基准井再打不出油，余部长第一个要撤职的肯定是我这个松辽勘探局局长。”
干吧！在这样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将军面前还能有什么路可走？
2月8日，是农历己亥年的春节。石油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很热闹。值班的人探头往里一看：哟，康世恩副部长和李荆和局长，及翟光明、余伯良、张文昭等人都在里面呀！
再仔细一看，不大的会议室里，却铺展着一张巨大的松辽地质勘探图。康世恩脸色颇为凝重地说着：“松辽第一口基准井打在隆起的斜坡部位上，不到2000米就打进了变质岩，没有使我们看到油气显示，看来是没打到地方。二号基准井打在娄登岸构造上，虽见一些油气显示，可一试油又没见什么东西，我想可能太靠近盆地边缘了。因此松基三号井就必须向盆地中央去勘探！李局长，你跟张文昭同志再把你们那边的情况和近期对确定松基三号井位的补充资料说一下。”
张文昭连忙把手头的资料和几份报告塞到李荆和手中。李荆和其实用不着看什么资料了，他知道康副部长对情况已经相当熟悉，所以李荆和重点挑了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三号基准井的位置早先由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拿出的方案是确定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米处”。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还对上面的井位确定理由作了五点说明。但石油部松辽勘探局的张文昭、杨继良和钟其权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提出的三号基准井位存在三大缺陷：一是井位未定在构造或者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的原则；二是盆地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盆地南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该点交通不便。他们提出应向盆地中央的黑龙江安达县以西一带布井，并陈述了相应的理由。地质部的同志很快同意石油部张文昭他们的建议，并派最早进入松辽平原的韩景行和物探技术负责人朱大绶前来听取张文昭等石油部同志对具体布孔的理由。
杨继良和钟其权等面对同行的“考试”，很是一番辛苦，可当他们摆出五大依据时，物探专家朱大绶摇头表示：地震资料不够，没有电法隆起的基础工作，难说新孔是不是在所需的隆起构造上。
专家们的讨论异常激烈。康世恩那个时候正好跟余秋里上了西北的克拉玛依那边，他通过长途电话问张文昭情况怎么样了，张文昭只好报告实情。
“地质部同志的意见非常对，你们赶紧抓紧补充地震电法资料。一方面请朱大绶他们帮助，另一方面我知道最近苏联专家有一架飞机要在松辽盆地进行一次考察，你们争取挤上一个人，从空中看看新布孔的所在地貌……”康世恩说。
张文昭问杨继良去不去乘飞机兜一圈？杨继良高兴得手舞足蹈：“去啊！我可从来还没有坐过飞机呢！”
杨继良到了苏联专家坐的那架小飞机时，地勤人员却将他拦住了，说：“你块头这么大，没你坐的地方！”
杨继良急了：“我是块头大了一点，可也没有苏联专家大嘛！”
地勤人员说：“人家是外国专家，要照顾他们嘛！”
杨继良悻悻地：“那我就站着不占两个人的座位行不行？”
地勤人员看看这个背地质包的胖子，也就只好如此了。
太美了！飞机上下来的杨继良冲张文昭和钟其权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三个字。
“我们选择的井位没有错。那是盆地的一个大隆起构造……”杨继良言归正传。
张文昭告诉他：“前些日子，钟其权和张铁铮等同志跟随地质部物探大队的朱大绶他们一起上大同镇一带进行了地震工作，地震队在现场提交了高台子地区初步的构造图，表明那一带真的是一个大隆起构造。综合资料看，我们原先定的井位，只需要稍作移动，就是理想的井位了！”
杨继良听后兴奋不已，由他执笔的松辽石油勘探局58字第0345号文件连夜上报北京，该文指出：“松基三号井的井位已定，在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200米，高台子以西100米处。”
石油部接到杨继良他们写来的报告时，余秋里和康世恩已从克拉玛依回到北京，于是在余秋里参加武昌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指示康世恩尽快通过研究后给松辽局一个批复。11月29日，石油部便以油地第333号文件给松辽局批复同意他们的松基三号井井位。
也许有过一号、二号基准井的失败教训，余秋里和石油部这回对三号井的位置特别重视，就是文件下达了，仍没有放松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旧年底和新年初，余秋里指示康世恩让翁文波和勘探司副司长沈晨亲自陪苏联专家布罗德再去长春一次，与地质部的同行再认真讨论一次基准三井的井位。专家们经过几天反复审查已有的地质和物探及航探资料，最后一致认为：大同镇构造是松辽盆地内最有希望的构造。苏联专家布罗德更是一口肯定：再不见油，我就断了自己嗜酒的习惯！
1959年新春刚刚来临，石油部系统的厂矿长会议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余秋里带着李人俊、康世恩等多位副部长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司局级干部用三天时间听取了张文昭对松辽勘探成果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的汇报，张文昭特别重点介绍了松基三号井井位确定的前后过程及理由。
“这事不用再议了，我看专家们的理由是充分的。成败在此一举！不过，这么大的松辽平原上钻那么三个眼，我想即使都没见油，也不能说明那儿就没有大油田！”余秋里说到这儿，右手握成拳头，使劲往桌子上“嘭”地猛一砸：“我是做了打十口一百口勘探井准备的！既然大家认为那儿地底下有油，那我不信逮不住它！”
春节前，余秋里因为要向刘少奇汇报石油工作情况，康世恩就利用春节几天时间把专家们请到部办公大楼上连续又细细讨论了松基三号井的每个开工前的细节。
大年初四，余秋里和康世恩，以及沈晨来到何长工家开“国家会议”时，就是带着包括松基三号井方案去的。
“老将军，你快仔细看看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的镜头终于又拉回到了春意浓浓的老将军家了。
何长工慢悠悠地戴上老花镜，还是看不清。余秋里干脆就把图托到他眼前。
嗯，这回行了。老将军面对松辽地质普查勘探图，看得仔细。末了，又翻起一本厚厚的文字材料，然后抬头对余秋里说：“很好。这东西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见油了！”
余秋里的眼里顿时露出光芒：“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
“可以。”老将军说完，发出爽朗的一阵笑声，然后拉着余秋里的手，说：“我们俩都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的，说要三年拿下松辽。现在就看松基三号井了！”
余秋里听完老将军的话，用手往铺在地上的松辽地质图一指，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姿势：“对，我们的决心没改变：三年时间坚决攻下松辽！”
何长工开怀大笑：“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吧，4条地质综合大剖面的工作由我们地质部来承担，你们石油部就全力把松基三号井完成好！咱们携手并肩，在今年干他个漂漂亮亮的大仗！”
兴头上的余秋里还要说什么时，却见康世恩装腔作势地凑到何长工耳边：“老将军，我还有个请求。”
何长工开始一愣，继而抬起左手，朝康世恩的后脑勺轻轻一拍：“我知道你的‘请求’是什么！”
旁人不知怎么回事。何长工满脸诡秘地冲康世恩一笑，然后朝厨房一挥手，大声吆喝道：“老伴，上饺子噢！”
“啊哈——，知我者何老将军也！”康世恩乐坏了，他从何长工老伴尹大姐手中抢过一大碗白面饺子，就神速“战斗”起来。
“好兄弟，慢点儿。瞧，饺子里的油都流外面喽！”
何长工一把拉过老伴：“你甭管他，秋里说他这几天光顾开会，春节都没休息一天。让他吃个够。不过明儿他要是不给我在松辽弄出油来，看我怎么罚他这条饿狼！”
“报告老将军，我接受您的挑战！”康世恩顽皮地拿起筷子向何长工敬了个军礼，末后又可怜巴巴地抬起手中的空碗，朝老将军说：“谢谢您老再给来一碗！”
“哈哈哈……”余秋里等人乐得前仰后合。
石油部、地质部在何长工家开的此次“国家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之后，余秋里在部党组会议上，迅速布置了新一年松辽勘探的战略部署。谁来打松基三号井，这是个问题，但这毕竟又不是个问题。
32118队自完成松基一号井后，在队长包世忠的带领下，利用冬季整休时间进行了大练兵。从干部到普通钻工，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又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操作也跃上新台阶。大队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松基三号井的任务就他包世忠队了！
32118队全体干部职工接到再战松基三号井的任务后，一片欢腾。从松基一号井址的高台子村到新井位的小西屯村，相距130多公里。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净是翻浆的泥地田埂。120余吨的物资怎么搬运到目的地，成了包世忠的一大难题。因为队里仅有松辽勘探局配备的4辆运车最大运力也只有4吨重，而队上的两台泥浆泵外壳就有19吨重，且是不可分拆的整件。怎么办？包世忠发动群众集体议论，大伙儿越说点子越多：没有大型吊车，他们就用三角架和滑轮倒链提升近20吨的泥浆泵体，然后在悬空的泵体下面挖出一个斜面坑，再让运车徐徐内进，然后松开三角架上的倒链，20来吨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安然地放在了运车上。而严重超载的运车启动后，包世忠像看着自己的闺女出嫁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啥叫难啊？这一路运载才叫难啊！走在田埂上怕陷进去出不来；走在沿途小桥，怕一旦遇上拐弯什么的就惨了：甭怎么想，就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包世忠记不清这春节是怎么过的，反正每天他要带着全体队员，像蚂蚁啃骨头似的将一件件、一根根铁柱重墩——当然还有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和一片片岩芯碎片，全部搬运到130多公里外的新目的地。
“蛮干！”
“胡来！”
“破坏生产，个人英雄主义！”
32118队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实现了在无任何外界帮助的条件下完成井队整体长途搬迁，却遭到有些人的政治攻击。拖着残疾之身的包世忠竟然为这不得不到局干部大会上作检查……
余秋里得知后气得直咬牙关地痛斥道：“我的队伍是去找油的，油找不到，你们可以批他们、撤我职，但眼下我们上下都在为拿下松辽革命加拼命干的时候，你们这样打击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我不答应！”
然而这仅仅是石油战线面临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压力下所出现的极不正常的冰山一角而已。余秋里身为部长，中央的重要会议或会议精神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对在“大跃进”极“左”浪潮下可能出现的现象仍然估计不足，或者有些事连他想都想不到的。
正当他和战友们摆开松辽找油大战之际，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仍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向全国。毛泽东虽然在1958年冬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建议，同时对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也极为不满，也正式提出了不再当国家主席，但在制定国民经济生产计划时坚持“以钢为纲”的方针。在经历大炼钢铁和“共产风”之后的国力受到严重损害形势下，中央又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用于保证钢铁建设方面，石油工业怎么办？
余秋里心急如焚。
石油部内部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出，既然工业战线都在“以钢为纲”，我们石油战线何必争着干吃力不讨好的事？让吧！让钢铁老大先行吧！
但多数同志则坚持认为，国家统一计划下，我们可以摆正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既服从大局，又可以合理使用国家分配的投资和物资，在内部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同时尽量争取多找油。
“我看这‘又让又上’，比‘只让不上’好！”在全国石油系统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胳膊，铿锵有声地说，“从我们石油部的实践看，对待困难，一般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看到困难就调转方向，在困难面前躺下来。另一种是不利条件看得多，有利条件看得少，当伸手派，不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持这种态度的是少数人。第三种，也是我们石油工业中绝大多数同志的态度，就是把困难看成是客观存在的，要依靠群众去克服的，使之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我多次提出要做克服困难的勇士，而非做困难面前的逃兵！困难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没有干劲，不动脑筋，必然步履艰难，一事无成！”
一年多来，余秋里对自己的队伍抱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这支多数由部队军人出身组成的石油大军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但余秋里对下面一些单位由于受社会政治影响而把握不了自己工作方向的现象同样忧心忡忡。
新疆局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油田开发基地，却因为全民大炼钢铁而竟然在他们那儿有人放下石油不钻，整天热心搭起小火钢炉炼钢铁去。可气的是为了达到炼钢的数量，竟把国家进口来的无缝钢管锯断后去凑炼钢量。
“你们这帮败家子！谁要再敢这么干，老子就派人把他抓到北京毙了他！”余秋里大发雷霆，把值班室的电话摔得八丈远。“你，马上到那儿去一趟，把党组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必须坚决制止他们的这种败家子行为！”他把副部长李人俊找来，命令他立即赴新疆。
那时石油部下属的单位实现双重管理，即业务上受石油部领导，而在组织和人事方面由地方管理。李人俊到新疆局后，人家听不进余秋里和石油部党组的精神，反说李人俊是“右倾”，恨不得就地批判。
“反了！简直是反了！”余秋里不仅是大发雷霆了，而且怒发冲冠。这一天他被周总理叫去了。
“秋里同志啊，南边的形势很紧，军方一再向我要油。新疆那边的运力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周恩来见余秋里后就愁云满脸地说。
余秋里像做错了事似的站在那儿直挺挺地等待总理的进一步批评：“总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周恩来摇摇头：“这不能怪你，一是我们的车子太少，二是那边的路程实在太远。运一车油到南边，得走几千公里，成本太大了！”
余秋里想说：“总理啊，石油东移战略绝对是对的，得早动手多下点本钱搞呀！”可他没有说出口。
“这样吧，我再请薄一波同志从国库里调拨1100辆汽车给你们！”周恩来操起电话，立即给薄一波办公室打电话。末后，握住余秋里的右手，周恩来不无期待地：“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余秋里无言可答，只是默默地点头保证。
夜深人静。长安街上萧风猎猎，无几个行人。余秋里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他想起刚才周总理的话和神情，心头阵阵隐痛。有几件事他没有向总理说，但却一直像铅似的坠在他心头。前阵子，国家炼合金钢要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炼油厂增加生产，甚至国务院还专门派飞机去那儿空运过石油焦。可当他余秋里根据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给新疆局下达石油焦生产计划时，那边竟然这样回答部里：“炼铁7000吨，钢1000吨，一定要完成；努力完成石油焦任务。”
“狗屎！这是狗屎报告！”余秋里把新疆局发来的文件甩在地上，重重踩了几脚，愤愤地骂道，“石油焦是国家的急需物资，一级任务！他们却说‘努力完成’。炼钢铁是他们的任务吗？瞧他们那么起劲，什么‘一定要完成’！我看他们完全本末倒置！岂有此理！”
还有一件事更使余秋里无法容忍。国家为了从新疆多运一些成品油，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决定把石油五厂部分炼油设备调到新疆克拉玛依炼油厂。石油部正式下文给五厂，指示他们按中央精神迅速执行，并且还专门派人去督促。哪知五厂领导就是拒不执行，而且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部机关。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独立王国了？以为保护本厂利益就是最崇高的了？呸！一点最起码最基本的全局观念都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只顾局部利益的单位、厂矿，能搞得好吗？不行！永远不行的！”余秋里在部属厂局矿工作会议上，让五厂干部站在众人面前，暴风骤雨般地一阵训斥。平时经常被人猜测的那只空袖子此时甩得“嗖嗖”呼啸，吓得五厂的干部脸色发白。
“部长我们错了。回去立即改正……”
“改正？改正就完了？”那只“嗖嗖”呼啸的空袖子甩动得更加激烈，“知道什么叫贻误战机吗？那是要杀头的！”
“是，要杀头的。”五厂干部的后脖子直发凉。
石油五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服从命令的事，这对军人出身的将军部长来说是他极少碰到的事，因此也格外记忆犹深。几十年后，余秋里还在《回忆录》中特别提起此事，他说：“经过严肃批评教育，石油五厂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执行了部里的决定。在克拉玛依油厂建设期间，石油五厂担负支援任务，在原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工作做得很好。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事过半年之后，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石油五厂的同志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指责部里不该把他们厂的设备调到新疆去……”
一部之长，受国家之命，调所属一个工厂竟然屡屡遭到如此反复和不从，余秋里深感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石油队伍“双重”管理所带来的重重问题。而所有问题的原因，则来自于一个因素：中央和地方的极“左”风盛行，盛行到大有势不可挡的地步。
刚刚起步的石油队伍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生死选择！
找油的人要去炼钢。热心石油事业的干部则被批判为“右倾”分子。
余秋里为此苦恼和焦虑。
暂不提松辽战局的事。当时支撑着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基地如新疆石油局与玉门石油局，都面临“不干正业、干正业反被打倒”的局面。
新疆石油局局长张文彬，是原“石油师”的政委，从1952年接受毛泽东之令带领全师官兵转业到石油战线后，一心想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出力流汗，多做贡献。可有人则把他搞石油的干劲说成了反“大跃进”的右倾行为，欲停其职。余秋里得知后，立即责令新疆石油局党委必须纠正对张文彬的错误做法。为此余秋里专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同志通话，力主保下张文彬。
玉门油田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全油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夜间让所有油井“放大嘴”，即开足马力出油，结果造成整个油田的油井陷入“空肚”的危险境地。许多原本是高产油的井，变成了低产油井；那些本来可以稳定产油的井，则成了“闭经”的枯井。局长焦力人因为反对这种“浮夸风”，竟然被玉门市委决定要召开公审式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
会议定在第二天八点正式开始。焦力人此刻已经知道，他是上面定的“右派”名额之内的人员了。而就在离开会只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局机关秘书匆匆地过来向焦力人和局党委书记报告道：“北京来长途，让焦局长和书记你们俩去接。”
“谁打来的？”那个准备主持批判大会的党委书记不耐烦地问。
“是余部长来的。”秘书说。
党委书记一听是余部长的，只好朝焦力人招呼一声：“走吧！先接电话去。”
“玉门吗？我是余秋里呀！你们俩听着：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启程到北京来开重要会议！”长途电话里，余秋里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命令道。
“部长，我们、我们正要开大会呢！能不能……等开完会再启程行吗？”那党委书记支支吾吾地问。
“不能！你们两个立即上北京来，不得耽误一分钟！”北京的长途电话“啪”地挂了。
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弄不清北京余部长这么急让他们去干什么。于是也不敢耽误一分钟，夹起衣服又从财务那儿领了些路费直奔嘉峪关飞机场，火速赶到北京，直奔石油部机关。办公厅工作人员见焦力人他们来后，很热情地给安排在部招待所，一人一间房，而且还特意在房间里放了些水果。
第一天没见有人来通知他们开会。
第二天还是没有人通知他们去开会。
第三天了，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坐不住了，上办公厅问。
办公厅的同志热情而又客气地说：“余部长说了，让你们俩好好休息休息。”
“不是说有紧急会议要开吗？怎么让我们天天闲着呀？”那个党委书记莫名其妙地问。
办公厅的同志笑笑，摇摇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可余部长是这样向我们交代的，他特意说让你们来北京后好好休息几天。”
四五天后，余秋里终于出现了，他先找焦力人，问：“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干啥要把你打成右派？”
焦力人说：“就因为我看不惯他们拼命要求油田高产。”
余秋里一听，说：“我知道了。你先歇几天，回头我跟你们一起回甘肃去。”
几天后，余秋里带了另一位副部长，乘火车来到兰州。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遵照余秋里的指示没有下车，回玉门去了。
余秋里下火车时，甘肃省委和石油部运输公司驻兰州办事处的车同时到站接他。当时的石油部运输公司在兰州非常出名，因为国家的石油主要是靠他们运输到全国各地的。听说自己的部长来了，运输公司办事处的同志脸上很有种洋洋得意之气，他们知道部长的脾气：肯定不会上省委招待所，而是愿意上自己的运输公司办事处去住。
“这回我想住省委去。”余秋里将那空袖子一甩，没多说一句话，坐进省委的车子就“呼啦”一阵风走了。
省委招待所的宁卧庄宾馆，虽不像现在的五星级水平，但在当时也是兰州数一数二的只有高级首长才有资格入住的地方。但余秋里进了宁卧庄而没有先歇脚，却又唤来自己石油部的运输公司派来一辆“伏尔加”。随后到了兰州炼油厂。
兰州炼油厂位于兰州西郊，它南靠小平子山，黄河正好从它身边悄悄流过。兰州炼油厂在五六十年代名声显赫，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它的任务是将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运送来的石油进行加工冶炼，然后再在这儿将成品油源源不断运送至祖国各地。“兰炼”因此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石油骄子，也是西北工业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宏伟的建筑、交错纵横的管道，及高耸云霄的高炉，象征着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无数人所崇敬仰望。“兰炼”的建设是快速的，一年多时间便拔地而起。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先进，以及车间、食堂、各种小会议室、洗澡堂、喷水式的饮水器……所有这些在当时简直让中国人看了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般的缩影。
“兰炼”是当时的国宝，更是石油部的掌上明珠。为此，余秋里在当部长后，就派一名非常得力的部长助理、新中国第一位接管国民党旧政府石油机构的“钦差大臣”徐今强（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去管理“兰炼”，任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余秋里来到“兰炼”，见了如此宏伟的现代化工厂，真是心潮澎湃。但与之极不和谐的是他看到自己的助手、“兰炼”一把手徐今强怎么总畏畏缩缩，连句话都不太敢讲似的。
“今强，你这是怎么啦？是病了还是身体哪儿不舒服？”余秋里停住步子，问徐今强。
“不、不不，余部长，我、我啥病都没、没有。”徐今强结结巴巴地说着。
余秋里疑惑地看着这位昔日敢说敢干的助手，皱皱眉头：“要不就是你不适应这儿的生活习惯吧？”
余秋里继续被人前呼后拥着在厂区各个地方参观视察。
中午开饭，有肉有鱼。余秋里忙将徐今强拉到自己身边：“来来，你这身子骨得补补，这顿饭你多吃点。”
徐今强拿着筷子，就是夹不动桌上的鱼肉，最后他不得不对一脸狐疑的部长吐露真情：“部长啊，他们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余秋里一听就急了，“嘭”地将筷子往碗上一搁，问：“为什么呀？”
徐今强吭吭哧哧不敢说。
余秋里更火了：“我在这儿你还有什么支支吾吾的？”
徐今强了解余秋里的脾气，于是如实报告：他是因为抓炼油而对大炼钢铁不热心才被省里抓反面典型弄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余秋里听完，非常生气地扒了几口饭，便将筷子往桌上一甩，站起身：“这顿饭也吃不香了！我要上省委去。”
这天晚上发生在兰州的这一幕后来连毛泽东都知道：
晚饭很丰盛，酒菜齐全，且是超规格的。本来余秋里让下面的人吩咐由他们石油部出面招待省委书记，但人家省委的人不干，说余部长上甘肃来，再让石油部掏钱请客，他们省委领导的面子没地方放嘛！
“那就客随主便吧！”余秋里对秘书说。
傍晚时分，宁卧庄宾馆的上上下下都知道省委书记要前来设宴招待石油部长，于是不到五点钟就有人在大门口站着恭候。
“哎呀书记好书记好！我已经有些日子没见您这位老首长啦！”余秋里提前几分钟在下榻的房间走廊里等候省委书记的出现。来者的身份不仅是甘肃省委书记，而且是当年在长征路上与余秋里一起走过雪山草地，后在西北野战军当过四纵政委、兼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政委呢！论资排辈，余秋里叫他首长一点不过分。
“好好好，余部长，你现在可了不得呀！年轻有为，毛主席赏识，中央重视的石油部长喔！”省委书记一番夸奖，露出少有的羡慕之情。
“来来，给书记敬酒！”余秋里喝酒的水平一般，但为了表达诚意，他今晚不得不全力以赴。借酒意，他向省委书记一次次地表达心愿：“我们的玉门油田、兰炼、运输公司，都是你书记的地盘上，仰仗你和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关照，我们才有了些成绩，感谢书记，感谢甘肃人民！”
省委书记也是个不胜多少酒力的人，几杯下去，满脸通红，舌头根都有些硬了：“余、余部长你太、太客气了，我们不都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干工作嘛！石油部在你余部长的领导下，去年就打了个翻身仗，今年形势更是一片喜人，毛主席表扬你，我们甘肃人民更感谢你！你瞧瞧，玉门、兰炼，还有周总理一直特别关心的运输公司，都在我们这儿，都是我们甘肃省的光荣和自豪啊！我们甘肃只要有这几个单位大跃进了，我们就会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份满意的卷子了！你说是不是余部长？为这，我得先谢你！来来、干——干了这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