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 审判日
哈利感觉心脏猛烈跳动。他转过身，差点撞倒一个乐队指挥。
他朝皇宫奔去，直奔到露台和那棵枯树这两点所连成的一条直线，才停下脚步。……原来如此，就这么简单。只要击发一枚子弹。独立纪念日这天没有人会注意到一声枪响。
94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我写下这些回忆，是希望发现这本回忆录的人知道一些我做此决定的原因。我生命中的抉择通常与两个或好几个恶魔有关，而我必须在那个基础上接受审判。但我从不逃避任何抉择，这一点也必须摊在审判台上。我从不逃避自己的道德责任。我宁可冒着抉择错误的风险，也不愿意和沉默的大众一样过着懦弱的生活，在人群里寻求安全感，让别人来替自己做决定。我做出这最后的决定，好让自己做好准备，去会见上帝和我的海伦娜。
“靠！”
一群身穿西装和民族服装的人拥上麦佑斯登区十字路口的徒步区，哈利踩下刹车。整座城市似乎蠢蠢欲动，信号灯似乎永远不会再切换成绿灯。过了不久，他终于可以松开离合器，加速前进。他在威博街并排停车，找到辛德家的门铃，按了下去。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穿着真皮鞋子啪嗒啪嗒地大声走过，手中的玩具喇叭发出刺耳的嘟嘟声，吓得哈利跳了起来。
辛德并未应门。哈利回到车上，拿出一根撬棒。他没把撬棒放在后备厢，因为那里的锁有时会打不开。他回到公寓门口，伸出两只手臂同时按住两排门铃。过了几秒就听见嘈杂声和呼喊声，应该是公寓居民手中拿着熨斗或鞋油急着应门的声音。他说他是警察。一定有人相信了，因为有人气呼呼地按开门锁，让他长驱而入。他冲上楼梯，一次跨上四个阶梯，来到三楼，这时他的心脏跳得比十五分钟前他看见那张照片时还要猛烈。
我独自扛起的这项任务已经搭上了几条无辜性命，当然这是必须承担的风险。战争向来如此。审判我吧，我只是个士兵，没有太多选择。这是我的愿望。如果你严厉地审判我，请记住你也无法避免犯错，对你我来说，永远都是如此。到了最后，审判者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这是我的回忆录。
哈利用拳头敲打了两次辛德住处的门，大喊辛德的名字。他并未听见响应，便挥起撬棒嵌入门锁缝隙，用力扳动。扳到第三次，门板发出轰然巨响。他跨过门槛。屋内又黑又静，弥漫着一种怪异的氛围，一如他刚才离开的那间卧室。那是一种空虚和彻底被遗弃的氛围。他一踏进客厅，便明白为何会有这种氛围。这间屋子已经被遗弃了。原本堆叠满地的纸张、塞满歪斜书架的书本、半满的咖啡杯都已不见。家具都被推到角落，盖上白布。一道阳光穿过窗户，落在一沓用绳子扎起的稿纸上，稿纸就躺在清空的客厅地板中央。
在你阅读本文时，希望我已死去。希望我们都已死去。
哈利在那沓稿纸旁蹲下身来。第一张稿纸上打印着：“大背叛：一个士兵的回忆录”。
哈利解开绳子。
下一页写着：我写下这些回忆，是希望发现这本回忆录的人知道一些我做此决定的原因。哈利翻了翻那沓原稿，只见数百页稿纸上铺满密密麻麻的文字。他看了看表：八点三十分。他在笔记本里找到弗里茨的电话，拿出手机。弗里茨接起电话，他刚执完夜勤，正在回家路上。哈利和弗里茨讲了几分钟电话，又拨到查号台，查询电话号码并请查号台人员接通。
“我是韦伯。”
“我是哈利，独立纪念日快乐。今天不都这样问候别人吗？”
“妈的，你要干吗？”
“呃，你今天应该有一些安排……”
“对，我打算锁上门窗，在家看报纸。有话快说。”
“我需要采集一些指纹。”
“很好，什么时候？”
“现在。你得把你的工具箱带来，我们必须从这里把指纹传送出去。我还需要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
哈利给了韦伯这里的地址，然后拿起那沓原稿，在一张盖了白布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阅读。
95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列宁格勒。
火焰照亮灰沉沉的夜空，仿佛肮脏的帆布顶棚覆盖在单调荒芜的土地上。光秃秃的野地将我们包围。苏联军队可能发动了攻击，也可能只是佯攻，我们无从得知，通常我们要等到仗打完才能知道准确战情。丹尼尔再度证明了他神枪手的实力。倘若他过去不是传奇人物，那么今天他也挣得了永垂不朽的名声。他在半公里的距离外射杀了一个苏联狙击手，然后进入无人地带为那个狙击手举行基督教葬礼。我从没听说有人做过这种事。他还带了一顶苏联军帽回来，以做纪念。然后他和往常一样慷慨激昂，唱了一首歌娱乐大家（几个出于嫉妒而不捧场的扫兴家伙除外）。能有这么一个英勇果敢的朋友，我深感荣幸。虽然这场战争有时看起来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而且我们的祖国牺牲极大，但丹尼尔这样的人给了大家希望，我们将会阻止布尔什维克，返回安全、自由的挪威。
哈利看了看表，继续往下读。
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列宁格勒。
……我看见辛德眼中的恐惧，不得不说几句安慰的话，让他在站岗时放松一点。机枪哨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人都回碉堡去了，丹尼尔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弹药箱上。我从弹带上又刮了一些丹尼尔的血下来。月亮放出光芒，天上飘着雪，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我想我该来收拾丹尼尔的遗骸，让他再度完整如初，可以站起来领导我们。辛德不懂这些。他是个跟班、投机主义者、告密者，看谁可能赢他就跟谁。这一天所有的事物在我、在我们、在丹尼尔眼中看起来都最为黑暗。辛德也会出卖我们。我迅速后退一步，来到他身后，抓住他的额头，挥出刺刀。动作必须非常灵巧熟练，才能划出够深、够干净的一刀。那刀一划下去，我就知道已经得手，立刻放开了他。他慢慢转过身，用他那猪猡般的小眼睛看着我，他似乎想大叫，但刺刀割断了气管，只听见伤口裂缝发出嘶嘶声，那里有鲜血涌出。他双手抓住喉咙，想阻止生命流失，但只是让鲜血从手指之间细细地喷射出来。我摔在地上，在雪地里急忙往后爬，以免鲜血喷上我的制服。如果他们要调查辛德的“叛逃案”，我制服上的鲜血可就说不清了。
等他不动了之后，我把他背部朝下翻过来，拖到弹药箱上。幸好他跟丹尼尔的身材相近。我找出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我们不论日夜都把身份证明文件带在身上，万一被拦下来，身上却没有证件证明我们的身份和军令——步兵团、北部战线、日期、钢印等，就可能被当作逃兵当场枪决）。我卷起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塞进我挂在弹带上的水壶。然后我把包在丹尼尔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包到辛德头上。最后，我把丹尼尔背在身上，搬进无人地带，把他埋在雪里，就如同丹尼尔埋葬苏联士兵乌利亚那样。我留下丹尼尔的苏联军帽，唱了一首赞美歌《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还唱了《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列宁格勒。
今年冬天是暖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一月一日早晨，运尸兵接到命令，来把弹药箱上的尸体运走。当然了，他们认为他们用雪橇拖去北区总队的是丹尼尔的尸体。现在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是会大笑。不知道他们把尸体扔进墓地前，会不会把他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反正无所谓，运尸兵也不认识谁是丹尼尔、谁是辛德。
我唯一担心的是爱德华似乎怀疑辛德没有叛逃，而是被我杀了。不过他也拿我没办法。辛德的尸体已经跟数百具尸体躺在一起，被火焚烧得认不出来了（愿他的灵魂永远被火焚烧）。
但昨天晚上站岗时，我必须实施更为大胆的计划。我逐渐发现不能把丹尼尔的尸体留在雪地里。今年冬天这么暖，丹尼尔的尸体随时有可能暴露出来，那么尸体被调包的事便会曝光。我晚上开始梦见春天冰雪融化后，狐狸和臭鼬啃食丹尼尔尸体的景象，于是我决定把他挖出来，埋进墓地。毕竟那是块神圣的土地。
当然了，比起苏联人，我更担心我们自己的哨兵，所幸坐在机枪掩体里的是辛德那个脑袋迟钝的同伴侯格林。此外，今晚乌云密布，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丹尼尔跟我在一起，是的，他跟我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搬上弹药箱，正要在他头上套上麻布袋，他竟然微笑了。我知道缺乏睡眠和饥饿会让人产生幻觉，但他僵死的脸庞就在我眼前改变了形状。最奇妙的是那并不让我害怕，我反而觉得很开心、很有安全感。然后我偷偷溜回碉堡，像个孩子般甜甜睡去。
一小时后，爱德华把我叫醒，我觉得先前的一切仿佛一场梦。我自认为看见丹尼尔的尸体再次出现时，脸上的惊讶表情相当自然。但这并不足以让爱德华信服。他确定那是辛德的尸体，也确定是我杀了辛德，并把辛德的尸体放上弹药箱，希望运尸兵以为他们上次忘了把尸体收走，而再来收一次。侯格林把麻布袋拿下来，让爱德华看见那的确是丹尼尔的尸体。他们两个人当场看得目瞪口呆。我尽力忍着才没笑出来，不然就泄露了我跟丹尼尔的秘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列宁格勒，北区总队，战地医院。
苏联战斗机扔下的那颗手榴弹打中了侯格林的钢盔，钢盔在雪地上旋转。我们仓皇躲避。我距离手榴弹最近，心想这下我们三个人（爱德华、侯格林和我）全都难逃一死。奇怪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念头竟然是觉得命运太捉弄人，我才刚刚救了爱德华，没让他丧生在侯格林那可怜家伙的枪口下，结果却只是延长他短短两分钟的生命而已。幸好苏联手榴弹粗制滥造，我们三个人幸运地逃过一劫。我一只脚受伤，一枚碎片穿透钢盔插入额头。
也是机缘巧合，我被送到丹尼尔的未婚妻辛娜·奥萨克护士负责的病房。起初她没认出我，但那天下午她走过来跟我说挪威语。她非常美丽，我清楚地意识到为什么我想娶她。
欧拉夫·林维连长也在同一间病房，他那件白色真皮外套就挂在床边挂钩上。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件外套一定要挂在床边，可能是为了伤一复原就能立刻走出病房，重返战场。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我听得见苏联大炮节节进逼。一天晚上，林维连长尖声大叫，可能是做噩梦了，辛娜护士进来给他打了一针，可能是吗啡。林维连长再度睡去，我看见辛娜抚摸他的头发。她好美，我想呼唤她到我床边来，告诉她我是谁，但我不想吓到她。
今天他们跟我说，我要被送往西部，因为药品送不过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病情如何，但我的脚很疼。苏联人越来越接近了，我知道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维也纳森林。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你可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是的，你可以。
盖布兰已经变了，所以我用了丹尼尔的昵称“乌利亚”。海伦娜更喜欢乌利亚这个名字，她觉得盖布兰是个奇怪的名字。
其他人睡觉时，我写诗，但我没有太多写诗的天分。她一出现在门口，我的心就猛烈跳动。丹尼尔说如果你想赢得女人的心，就必须保持冷静，呃，几乎是冷漠。就好像捕捉苍蝇一样：你必须静静坐着，最好是看着另一个方向。等苍蝇开始信任你，停在你面前的桌子上，爬得越来越近，最后几乎是求你捉住它时，你就必须快如闪电地出手，坚定而没有一丝疑惑。“没有一丝疑惑”最为重要。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信念。你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丹尼尔说。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维也纳。
……我从心爱的海伦娜的臂弯中离开。空袭已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但午夜的街道仍空荡无人。我回到“三个骑兵”餐厅，我们的车就停在餐厅旁边。车子的后风挡玻璃碎了，一块砖头在车顶砸出个大洞，所幸除此之外，车子并无其他损伤。我坐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回医院。
我知道要再为海伦娜和自己做些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我们两个人只是被卷进一个由无数事件组成的大旋涡，而且无能为力。她畏惧父母，注定要嫁给这个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医生，这个人渣自私无比（却口口声声说那是爱！），不断侮蔑爱的本质。难道他看不出驱动他的爱和驱动海伦娜的爱是完全相反的吗？如今我得牺牲我跟海伦娜共度一生的梦想，以换取海伦娜的人生，就算不是快乐的人生，至少也是有尊严的人生，让她不会被布洛海德逼着去过堕落的人生。
这些思绪在我脑海中激荡不已。我高速行驶在像人生一样曲折迂回的道路上，丹尼尔指挥着我的手和脚。
……发现我坐在他床边，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在这里干吗？”他问。
“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你是个叛徒，”我轻声说，“我判处你死刑，你准备好了吗？”
我认为他还没准备好。人们面对死亡永远准备不足，总认为自己会长生不老。我希望他能亲眼看见自己的鲜血喷上天花板，我希望他听见自己的鲜血洒落在床单上的声音，不过我最希望的是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我在衣柜里发现一套西装、一双鞋子、一件衬衫，我把这些衣服鞋子卷起来夹在手臂下，跑回车上，发动引擎……
……仍在睡梦之中。突然下了场大雨，我全身湿透，又湿又冷。我钻进被窝，躺在她身边。她温暖得像烤箱。我贴上她，她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我试着紧贴她的每一寸肌肤，试着骗自己说我们将永远如此相拥，试着不去看时钟。距离火车出发只剩两小时。再过两小时，我就会成为全奥地利通缉的杀人犯。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不知道我会走哪一条路线，但他们知道我的目的地，只要我一回到奥斯陆，他们就会将我逮捕。我紧紧拥抱她，希望这个拥抱能让我留存一生。
哈利听见门铃响起。门铃是不是响了一阵子了？他找到对讲机，按开大门让韦伯进来。
“除了电视体育节目，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个，”韦伯气冲冲地踏进门，把一个行李箱大小的登机箱重重放在地上，“独立纪念日，整个挪威都疯了，道路封闭，开车还得绕过市中心才能抵达目的地，我的妈呀！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厨房的咖啡壶上应该可以采到清楚的指纹，”哈利说，“我跟维也纳一个警察联络过了，他已经忙着去找一九四四年的指纹。你把扫描仪和电脑都带来了吧？”
韦伯拍拍那个登机箱。
“太好了。指纹扫描完，就把电脑连上我的手机，用电子邮件把指纹发给联系人清单中的‘弗里茨，维也纳’。弗里茨会坐在电脑前，等我们把指纹发过去，就立刻进行比对。”
“这是怎么回事？”
“密勤局的事，”哈利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
“是吗？”韦伯咬着下唇，用搜寻的眼光看着哈利。哈利直视韦伯的双眼，等待着。“你知道吗，哈利？”最后韦伯说，“很高兴看见挪威还有人如此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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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汉堡。
给海伦娜写完信，我打开水壶，摊开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把信装了进去。我取出刺刀，在水壶上刻下海伦娜的姓名、地址，然后走入黑夜。我一走出门就感受到热浪袭来。热风撕扯我的制服，头上的天空犹如污秽的黄色拱顶，耳中除了远处的火焰怒吼声，只能听见玻璃碎裂声和那些无处可逃之人的尖叫声。传说中的地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轰炸已经停止。我沿着已称不上是街道的街道行走，它只是一条穿过空旷地区的柏油路，两旁尽是一堆堆的废墟。“街道”上仍矗立着的只有一棵烧得焦黑的树，伸出女巫手指般的树枝指向天际，还有一座被火焰吞噬的房子。尖叫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我走近房子，只觉得每吸一口气，肺脏都像要被烤焦似的。我转身朝港口的方向走去。而她，那个小女孩，就在那里。我经过她身旁，她睁着极度恐惧的黑色眼眸，拉住我的夹克，叫得极为惨烈，几乎要把心脏喊出来了。
“妈妈！妈妈！”
我爱莫能助，只能继续往前走。我已看见一副人骨站在顶楼刺眼的火焰中，一只脚卡在窗台边缘。但那小女孩继续跟着我，尖叫着求我救她妈妈。我试着走快一些，但她细细的手臂抓着我，一直不肯放手，我只能拖着她往下方那片火海走去。我们继续向前走，形成一支奇怪的队伍，两个人像是铐在一起，一同踏上灭亡之路。
我哭了，是的，我哭了，泪水一渗出来就蒸发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是谁停下了脚步，但我把她抱了起来，转个方向，回到旅店，上楼走进房间，用毛毯把她包起来。然后，我拿下另一张床的床垫，放在她床边的地上，躺了下来。
我一直未能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因为入夜后她就不见踪影。但我知道她救了我一命。因为她，我选择了希望。
我在垂死的城市中醒来。城里有几处仍冒着火光，港口建筑物已被夷为平地，运送粮食和疏散受伤民众的船只停泊在奥贝斯德湖，无法停靠码头。
到了晚上，码头人员才清出一块地方让船只载卸人员和货物。我赶了过去，找过一艘船又一艘船，终于找到一艘开往挪威的船。那艘船叫“安纳”号，运载水泥前往特隆赫姆市。这个目的地正好适合我，我想通缉令应该不会发送到那里去。德国人做事一向有条不紊，但码头乱成一片，指挥命令更是令人无所适从，这样形容已经很客气了。我领子上的党卫军徽章似乎替我塑造出一种形象，让我轻易就上了船。我拿出派遣命令给船长看，并向他说明文件的意思是指我必须挑选最直接的路径返回奥斯陆。在现在这种局势之下，我必须搭乘“安纳”号前往特隆赫姆市，然后再搭火车返回奥斯陆。
搭船返回挪威的旅程花了三天。我走下船，拿出证明文件，被放行。然后，我搭上开往奥斯陆的火车。火车之旅花了四天。下火车之前，我走进厕所，换上从布洛海德那里拿来的衣服，准备迎接第一个挑战。我走上卡尔约翰街，天气十分温暖，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两个少女互相挽着手臂迎面走来，经过我身旁，咯咯大笑。汉堡的人间地狱似乎已远在几光年之外。我的心充满喜悦。我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重生了。
洲际饭店的前台接待员戴着眼镜，仔细查看我的身份证明文件。
“欢迎光临洲际饭店，樊科先生。”
在鹅黄色的饭店客房里，我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聆听外面的城市声响，试着念出我的新名字——辛德·樊科。这名字很陌生，但我明白，这也许行得通。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诺玛迦区。
……男人叫伊凡·尤尔。他似乎觉得我讲的故事难以置信，就跟其他大后方的男人一样。他们当然会觉得难以置信。我如果说出实情，说我曾经在东线作战而现在是命案通缉犯，只会比当逃兵后经由瑞典回到挪威更让人吃惊。他们通过情报网络核对我的资料，收到这个名叫辛德·樊科的士兵据报已经失踪，可能已叛逃至苏联阵营的确认。德国人的系统真是井井有条！
我的挪威语十分标准，这可能跟我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叫辛德的农村小子竟然这么快就摆脱了居德布兰方言。我来自挪威一个小地方，就算是我年轻时（年轻时！我的天，不过才三年，却恍如隔世）的熟人遇见我，肯定也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变了个人。
我很担心认识辛德的人会出现。幸好他的家乡比我的家乡更偏远，不过仍然有亲人可以指认他。
我今天走来走去思考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没想到他们竟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我去杀了我（辛德）那个加入国家集会党的哥哥，让人惊喜万分。这道命令是为了测试我是真的想加入反抗军还是来当间谍的。丹尼尔跟我几乎爆出笑声，仿佛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解决之道。他们竟然要我去杀了那些可能掀我底牌的人！我清楚地知道这群伪士兵的领导人认为弑兄命令太过火，他们躲在安全的森林里对战争的残酷一无所知。我决定在他们改变心意之前，完成下达的命令。入夜之后，我就去城里，拿出我的枪。我把枪和制服藏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然后搭上我来奥斯陆的同一班夜车。我知道辛德家的农庄附近的村庄，所以我只要问……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奥斯陆。
又是奇怪的一天。整个挪威都因为获得解放而欢欣无比。今天奥拉夫王储和政府代表团抵达奥斯陆。我不想大费周章跑去港口观看，但我听说奥斯陆有一半的民众都挤到了港口。今天我穿着便服走上卡尔约翰街，尽管我的“士兵朋友”都不了解我为何不想穿上反抗军制服，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接受英雄式的欢迎。在这种时刻，反抗军制服对年轻女人应该非常有吸引力。女人和制服——如果我没记错，女人在一九四〇年也很喜欢追逐党卫军的绿色制服。
我走到皇宫，想去看看王储是否会站上露台说几句话。皇宫外也聚集了很多民众。我到皇宫的时候，警卫正在换班。换班仪式是一场依循德国标准的可悲演出，但人们照样欢呼喝彩。
我希望王储会在这些所谓善良的挪威人头上泼一桶冷水，这些人就跟被动的观众一样坐在旁边观看了五年，没有替任何一方抬起过一根手指，现在却高声呐喊要向叛国贼讨回公道。事实上，我认为奥拉夫王储能了解我们，假如传言属实，奥拉夫王储并未和国王及政府官员一同逃往英国，而是留下来和挪威人在一起，分担挪威人的命运，并且在投降期间展现出骨气。但当时的政府官员反对王储留下，他们知道这样会让自己和国王陷于尴尬的境地：竟然把王储独自留在挪威，自己逃之夭夭。
是的，我希望年轻的王储（他知道军服怎么穿，跟那些“后期圣徒”截然不同）能对全国上下说明，那些上东线作战的士兵对挪威有什么贡献，尤其他曾亲眼看见东方的布尔什维克派对挪威有多么危险（现在仍很危险）。一九四二年，我们正准备被分派到东线时，据说王储曾和罗斯福总统谈过话，并对苏联觊觎挪威的计划表示关切。
有些人手摇国旗，有些人唱歌，我从来没见过树木如此翠绿。王储今天并未站上露台，我只能耐心等待。
“他们刚刚从维也纳打来电话，说指纹比对符合。”韦伯站在通往客厅的走廊上说。
“好。”哈利说，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沉浸在阅读中。
“有人在垃圾桶旁吐了，”韦伯说，“这个人病得很重，吐出来的血比呕吐物还多。”
哈利舔了舔拇指，翻到下一页。“哦。”
一阵静默。
“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谢谢你，韦伯，没别的事了。”
韦伯把头侧向一边，并未离去。“我要不要发出警报？”最后他说。
哈利抬起头，心不在焉地看了韦伯一眼。“为什么？”
“该死，我要是知道就好了，”韦伯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不是吗？”
哈利微微一笑，也许是老警员韦伯的话引他笑了。“是这样，没错。”
韦伯又等了一会儿，哈利没再接话。
“好吧，哈利，你说了算。史密斯威森我带来了，里面装了子弹，我还多带了一个弹匣。接着！”
哈利及时抬头，接住了韦伯抛向他的黑色枪套。他拿出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手枪上了油，刚擦亮的磨砂精钢材质闪着亮光。这当然是韦伯自己的佩枪。
“谢谢你帮忙，韦伯。”哈利说。
“保重。”
“我尽量。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韦伯听了这句祝福，哼了一声，踏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哈利再度全神贯注，阅读文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奥斯陆。
背叛！背叛！背叛！我藏在最后一排，震惊地坐在那里，看着我的女人被带进来，坐在被告席上。她给了尤尔一个简短模糊的微笑。这样一个小小的微笑足以告诉我一切，但我只是坐在那里，像是被钉在椅子上似的，什么都没法做，只能聆听，观看，痛苦着。虚伪的骗子！尤尔知道辛娜·奥萨克是谁，是我亲口告诉他的。也不能怪他，他认为丹尼尔已经死了。但她，她曾对死者发誓保持忠贞。是的，我要再说一次：背叛！王储仍未发表只言片语。他们已开始在阿克什胡斯堡垒枪决那些曾为挪威冒生命危险上战场的人。枪声在城市上空回荡一会儿，然后消失了，四周就和往常一样安静，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上星期有人告诉我，我的案子被驳回了。我的英勇行为大于我犯下的罪行。我读完那封信，笑到眼泪都出来了。他们认为处决四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居德布兰农夫是英勇行为，甚至大于我在列宁格勒捍卫祖国的罪行！我举起一把椅子就往墙上砸。房东太太上楼来问，我只好道歉。这些鬼东西真的会把人逼疯！
夜里，我梦见海伦娜。只梦见海伦娜一个人。我必须试着把她忘记。王储仍未发表只言片语。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我想……
97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哈利又看了看表，翻过几页稿纸，目光落在一个熟悉的名称上。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施罗德酒吧。
……一桩前景看好的生意。但我一直害怕的事，今天终于发生了。
看报纸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人站在桌子旁边看我。我一抬头，血液在血管里瞬间冻结成冰。看得出来，他过得不是很好，身上的衣服又旧又破，也不再像我记忆中那样挺拔。但我仍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过去的排长独眼爱德华。
“盖布兰·约翰森。”爱德华说，“你不是死了吗？听说你死在汉堡。”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我只知道在我面前坐下的这个人，可能让我以叛国罪与谋杀罪被判刑。
我觉得口干舌燥，过了一会儿才有办法说话。我说，对，我还活着。为了节省时间，我告诉他我头部受伤，一只脚严重受创，被送进维也纳的军医院。那他呢？他说他被遣返回国，被送到辛桑学校的战地医院。真巧，我原本也是被派去那里。他跟其他人一样被判处三年监禁，服刑两年半出狱。
我们东拉西扯，闲聊了一会儿。我开始放松下来，为他点了啤酒，谈了些我正在经营的建材生意。我告诉他，我们这种人最好自己创业，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一个上过东线的士兵，尤其是在“二战”时期跟德国人合作过的公司。
“那你呢？”他问道。
我跟他解释说，加入“正确的一方”并没有帮我太大的忙，我仍然被视为曾经穿过德军制服的人。
爱德华一直坐在那里，微笑着，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他找我找了很久，但所有的线索到了汉堡就断了。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却在报上看见一篇关于反抗军成员的报道，其中竟然有辛德·樊科这个名字。他重新燃起希望，查出辛德工作的地方并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跟他说我可能会在施罗德酒吧。
我紧张起来，心想，来了来了。但接下来，他说的话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那个时候阻挡侯格林对我开枪，我一直没好好谢过你。盖布兰，你救了我一命。”
我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张嘴凝视着他。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回应。
爱德华说我救他的行为显示我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死。假如辛德的尸体被人发现，爱德华就可以做证说我可能是凶手。我只是点点头。然后他看着我，问我是否怕他。我觉得我没什么好损失的，便将我的故事一五一十说给他听。
说完，我又点了两杯啤酒。他跟我讲述了他的处境。他的妻子在他坐牢时，找了另一个可以照顾她和孩子的男人。他可以理解这些事。或许这样对小爱德华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不必被一个叛国贼老爸抚养长大。看来爱德华已经认命了。他说他想从事运输业，但去应征的驾驶工作却全数落空。
“可以自己买一辆卡车啊，”我说，“你也应该自己创业。”
“我没有那么多钱。”他迅速瞥了我一眼，我已隐约察觉到这段谈话的走向，“银行对前东线士兵也不是很好，他们认为我们都是骗子。”
“我有点存款，”我说，“可以借你。”
他拒绝接受，但我说，借你就是借你。“当然是要收利息的。”我又说。只见他笑逐颜开，但脸色随即又严肃起来，说要等到事业稳定可能得花很多时间。于是我跟他保证，利率不会太高，只是象征性的而已。我又叫了一轮啤酒。最后，我们两个人醉醺醺地走出施罗德酒吧，握了握手。就这么一言为定。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日，奥斯陆。
……信箱里有一封维也纳寄来的信。我把信放在厨房餐桌上，凝视着它。信封背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地址。五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鲁道夫二世医院，希望有人知道海伦娜的下落，并把信转寄给她。为了避免有人拆开信偷看内容，我没写下任何可能危及我和她的事，当然也没用真名。我一点也不奢望寄出去会有回应。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希望得到回应，除非这个回应是我要的。已婚，当了妈妈并有个小孩。不，这不是我要的。即便我曾如此祝福她，也希望她得到这样的幸福。
我的天，我们曾是那样年轻。那时的她才十九岁。如今我手中拿着她写来的信，一切突然显得那么不真实，仿佛信封上娟秀工整的字迹不是六年来我每晚梦见的那个海伦娜写的。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逼自己准备好接受最坏的打击。信封里是一封长信。现在距离我第一遍读信不过才几小时，但信里的字字句句我都已刻在心中。
亲爱的乌利亚：
我爱你。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一生都将爱着你，但奇怪的是，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爱了你一辈子。收到你的信，我开心得流下眼泪。那……
哈利拿着文稿走进厨房，在料理台上方的橱柜里找到咖啡，摆上咖啡壶加热，继续阅读。尽管历经艰辛与苦痛，他们仍在巴黎一家旅馆重聚。
从这里开始，盖布兰越来越少写到丹尼尔，最后丹尼尔似乎完全消失了。
接下来盖布兰写的是一对深爱彼此的恋人，因为布洛海德命案而时常感受到被人追捕的紧迫感。他们在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隐秘地约会。海伦娜知道盖布兰的新身份，但她是否知道盖布兰曾在东线杀了辛德，又在辛德的家乡农庄杀了他的四个亲人？看起来她似乎并不知情。
他们是在盟军退出奥地利之后订婚的。一九五五年，海伦娜离开祖国。她认为奥地利一定会“被战争罪犯、反犹太分子和狂热分子接管，因为他们尚未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奥斯陆定居。盖布兰使用辛德·樊科这个名字继续经营他的小生意。同年，他们结婚，举行了低调的私人婚礼，地点就在他们刚买的独栋大宅的院子里，由天主教神父证婚。大宅位于霍尔门科伦路，是用海伦娜卖掉她在维也纳的缝纫生意的钱买的。他们过得幸福快乐，盖布兰写道。
哈利听见嘶嘶声，这才发现咖啡壶里的水已经滚到溢了出来。
98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五六年，国立医院。
海伦娜大量失血，一度生命垂危，所幸他们及时处置。我们失去了孩子。海伦娜极为伤心，我只能不断地说，她还年轻，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医生却不那么乐观，说她的子宫……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国立医院。
是个女儿。海伦娜给她取名为萝凯。我哭了又哭，海伦娜抚摸我的脸颊，说上帝的道路是……
哈利回到客厅，把手放在眼睛上。为什么他在比阿特丽丝的房间里见到海伦娜的照片时，没有立即联想到呢？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他的心思一定是在别处。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他的心思跑到了别处。他不管在哪里都看得见萝凯的脸庞：在街上路过女子的脸上、在转来转去的十个电视频道里、在酒吧柜台的后方。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墙上那个美丽女子的照片？
他是不是该打电话给爱德华，确认化名为辛德·樊科的盖布兰·约翰森写的这些内容是不是真的？需要确认吗？现在不是时候。
他把稿子往后翻，翻到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那一页，后面已没剩多少页了。哈利觉得手心冒汗，心中浮现出一丝如同萝凯的父亲收到海伦娜的来信时，描述的那种不愿意面对却无可避免的心情。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奥斯陆。
我快死了。在经历过波涛汹涌的一生之后，却发现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即将被一种常见的疾病夺走生命，这种感觉十分奇怪。我该如何告诉萝凯和欧雷克？我走在卡尔约翰街上，感到生命多么可亲，自从海伦娜死后，我一直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如今我突然对生命产生渴望。倒不是我不盼望跟你团聚，海伦娜，而是因为我忽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已经很久了，如今我的时间所剩无多。我踏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我曾踏上的那条碎石径。王储依然没有站上露台，说他能够理解我们，他只理解其他有需要的人。我想，他永远都不会站出来说这些话了。我想，他出卖了我们。
后来我倚在树旁睡着了，做了一个又长又怪、有如天启般的梦。当我醒来，我的老伙伴也醒了。丹尼尔回来了。我知道他想做什么。
哈利用力将挡扳到倒挡、一挡，然后是二挡，福特雅士呻吟一声，接着，他把油门踩到底，雅士发出受伤野兽般的吼声。一个身穿艾斯特丹庆典服装的男子正要穿越威博街和玻克塔路的交叉口，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跳到一旁，让穿着长袜的脚避免被雅士几乎已无胎纹的轮胎碾过。黑德哈路挤满开往市中心的车辆，于是哈利开上左边车道，猛按喇叭，希望对面来车能识相地闪到一旁。他好不容易绕过罗列咖啡馆外侧，眼前突然冒出一道浅蓝色墙壁，填满他的视线。是有轨电车！
这时要停车已然太迟，哈利猛打方向盘，微踩刹车，让车尾摆正，颠簸着冲过铺路石，直到雅士左侧撞上电车左侧。只听见尖锐的砰的一声，雅士左侧后视镜已然不见，接着是门把刮擦电车车体的声音，又长又刺耳。
“妈的！”
接着，雅士脱离电车，方向盘自行旋转，让轮胎离开电车轨道，抓上柏油路面，驱使他迎向下一个红绿灯。
绿灯，绿灯，黄灯。
他踩下油门全速冲刺，一只手仍紧按喇叭不放，希望这微不足道的喇叭声能在独立纪念日上午十点十五分的奥斯陆市中心吸引一点注意。接着他发出尖叫，奋力踩下刹车，雅士拼老命抓住地球表面。空磁带盒、香烟盒和哈利全都往前飞。他的头撞上风挡玻璃。雅士停了下来。一群欢欣鼓舞的小朋友挥舞国旗拥上斑马线过马路，就在哈利的正前方。哈利揉揉额头。皇家庭园就在前方，通往皇宫的路黑压压的全都是人。他听见旁边的敞篷车传来熟悉的广播声，是每年大同小异的实况转播。
“现在皇室成员站在露台上，对一排小朋友和聚集在皇宫广场的民众挥手，民众发出欢呼，刚从美国回来的王储最受欢迎，他当然是……”
哈利松开离合器，踩下油门，把雅士开上碎石径前的人行道。
99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奥斯陆。
我再度开始大笑。当然，是丹尼尔在笑。我没说丹尼尔苏醒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辛娜。我们用的是施罗德酒吧的公共电话。那通电话真是滑稽得令人心碎，我眼泪都掉了下来。
今天晚上得做更多的计划。问题仍是如何拿到我需要的武器。
100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奥斯陆。
……问题似乎终于得到解决。侯格林·戴尔出现了。他穷困潦倒，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我很希望他认不出我。他显然听说过我在汉堡遭到轰炸丧生的传言，因为他以为我是鬼。他怀疑我设下了一场骗局，并跟我要封口费，但我所认识的侯格林就算得到全世界的金钱也无法保守秘密。我只好让他没有机会再跟别人说话。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但我必须坦白，看见自己宝刀未老，心中多少有点满意。
101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二〇〇〇年二月八日，奥斯陆。
五十多年来，爱德华和我每年都在施罗德酒吧见面六次，时间是每隔两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早上。我依然称之为军务会议，就像施罗德酒吧还在青年广场时那样。我经常纳闷，究竟是什么把我跟爱德华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人是那么不同。也许只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命运吧，我们经历过相似的事件。我们都上过东线，我们都失去了妻子，我们的孩子都在成长当中。可能是这样吧，我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爱德华对我完全忠诚。当然，他永远不会忘记战后我帮过他。后来几年，我也帮了他不少忙。比如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酗酒，疯狂赌马，差点赔掉整个卡车货运生意，最后是我替他还清了赌债。
我记忆中那个列宁格勒的优秀军人已经走样了。近几年，爱德华向现实妥协了，认清人生跟他想象中不同，只能尽力好好生活。他把全部心思放在马匹上，不再酗酒和抽烟，他只会跟我说一些赛马的小道消息，这样他就满足了。
说到小道消息，他还给了我另一个小道消息，就是伊凡·尤尔在打听丹尼尔是否还活着。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尤尔，问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尤尔跟我说，前几天他拿起卧室的分机，竟然听见一个男人自称是丹尼尔，把他老婆吓得半死。那人跟辛娜说，下星期二会再打电话来。尤尔听出背景酒吧的声音，决定每星期二都去奥斯陆那家酒吧，打算逮到那个打电话的人渣。他知道警察不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对辛娜说他打算阻止那个人渣再打电话。我必须咬着手背才不至于大声笑出来，然后，我祝他好运，这个老白痴。
搬来麦佑斯登区后，我很少见到萝凯，但我们会通电话。我们似乎都已厌倦了开战。我已经放弃跟她解释，她嫁给那个俄罗斯人时，我和她妈妈受到了多大的冲击——她那个俄罗斯老公来自一个传统的布尔什维克家族。
“我知道你认为那是背叛，”她说，“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别再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