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段时光里，我亲眼见到我的双亲天天相依相伴，充分享受劫后余生中的生命阳光。妈妈在秦城监狱里因乳腺癌做过一次大手术。出狱后，她曾想对爸爸隐瞒真情。但天天生活在一起，又经常去医院，又要做治疗，怎么瞒得了呢。她终于说出了真情。妈妈从未见过爸爸这样伤心，就是在上海会议期间，爸爸最痛苦的时候，也只是泪流满面。这一次，爸爸是嚎啕痛哭了。爸爸太知道在专案组手里，妈妈得了那么重的病，动了那么大的手术，要忍受多少心灵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而且他总在心里觉得，妈妈坐监狱是因受了他的牵连之故。我由此想到，被爸爸爱是太幸福了。我也由此决心按照这种专一郑重的程度寻找我的爱情。至于找没找到，容我后表。
这时候，虽然爸爸的日常起居已经有了一位姓孙的警卫员同志照顾，但妈妈总想为他多料理一些生活上的事。爸爸总不肯让她动手，觉得她是一个更需要照顾的病人。我还听见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互相询问：昨晚睡得怎样？怎么了？为何这餐吃得这样少？妈妈去折一朵树上的花，爸爸就心惊胆战地叮嘱：“看闪了腰，看扎了眼睛。”妈妈出去回来稍晚，爸爸就会坐立不安。
这些日子里，除了与我们相处，爸爸最高兴的就是皮定均、李志民、廖志高等老同志来访。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我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手掌上划三点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又在谈江青那伙人了。有一次，我听到皮叔叔对爸爸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不幸的是，皮叔叔在1976年的一次意外的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这时候，离“四人帮”倒台只有几个月了。爸爸和我们都对皮叔叔的突然离去感到万分痛惜。我忘不了爸爸在皮司令员的灵堂里悲凄的面色。记得我当时因此产生了一种幻觉，完全不像在和平时期告别早逝的长辈，倒像在战场上告别牺牲的战友。爸爸长久地抚摸着覆盖在皮司令员骨灰盒上的党旗不肯离去。我觉得自己是在那一刻懂得了什么叫做战友情。现在皮司令员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每年清明，当我们走进骨灰堂一室时，我们就看见，皮司令员和爸爸一起在向我们微笑。我们要将两束一样的花放在他们面前。如果在我们之前已经有相同的鲜花放在那里了，我们就知道，一定是皮叔叔的夫人或者女儿来过了。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爸爸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在向毛泽东的遗体告别时，他坚持让人搀扶着，用他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走过毛泽东的灵柩。他久久端详这个巨人的遗容，泣不成声。9月18日，毛泽东的葬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爸爸又在那里伤心欲绝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爸爸后来在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之后，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不久，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我又一次悲观地想到：这种日子本来就不是为我们准备的。
29.仅仅一年
他们进入幸福境地，天上或人间，去过远为幸福的日子……
——《失乐园》463页
1976年，中国人失去的不止是毛泽东。这个旧历龙年，带走了对中国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人的集中逝世，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来得及给它划上句号。他做到的只是使他身后发生的事情又一次具有绝对的戏剧性。
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垮台了。至此，毛泽东在“文革”中依靠和扶植起来的两股政治力量，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人集团都以失败而告终。邓小平在妥善地替代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之后，成为这份革命遗产的继承人。
爸爸作为被邓小平信任的军队元老，回到军队任职。
1977年8月里的一天，妈妈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是去参加会议的爸爸却久久不见回来。妈妈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爸爸。爸爸在电话里对妈妈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这时候，我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我从广播里知道爸爸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消息。当时我的一位同学一定是见到我有些迷惑，就言简意赅、直入主题地提醒我说：“你爸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我们都以为，爸爸生命中新的一页开始了，我们都没想到，仅仅一年以后，爸爸就离开人世。命运在我们最没有警惕性的时候，跟我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那天我在课堂上就有点坐立不安，我正在为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走神。这件事情是两年以前发生的。
我入学后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支部说，我应该先入团，再入党。我说我已经25岁，是不是可以不入团，要是符合条件就直接入党吧。回答是还是先入团的好，于是我就耐心而认真地争取先入了团，又交了入党申请书，按照支部书记教导员“和平时期只能小处见精神”的指示，每天坚持打水扫地，每周坚持帮厨并把上街休假的名额尽量让给别人。但教导员的嘱托很快不够用了，因为其时正是1976年的二三月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潮。据历史材料记载，1976年3月26日，由江青提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史无前例地邀请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列席，面对面批判邓小平。列席人员指责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说他“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据说，邓小平一直闭目静坐。①
支部和政治局一样要开批判会。显见着我光小处见不了精神，非大处见精神不可了。我拿不定主意，给爸妈写了封信，说自己如果不发言好像过不了关，入党希望就会渺茫，像“文革”前入团的事一样，一拖就是十年。信发出我才发觉，根本等不到爸妈的回信到，我们的批判会就要召开了。我终于决定不放过这次机会，决定像毛泽东一样做一次“违心”的事。奇怪的是从准备批判稿子开始，我就莫名其妙地深陷于角色其中不能自拔。我记得自己先激情满怀地在图书馆内查阅报纸，把“梁效”、“方炬”等人的文章都翻了个遍，然后在自习教室里奋笔疾书。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我完稿的时候，我把钢笔很快意地一丢，很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签署攻打冬宫的命令的姿势。批判会上，我上台发言，听着自己清晰嘹亮的声音在众人头上盘旋，对自己发言的效果毫不怀疑。果然，会后大家公认我的批判稿逻辑缜密，说理服人。散会的时候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说：“还得数人家一中队的小罗……”这个发言并没有使支部马上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但我相信一定使我在发展对象的名单上提前了不少。两年后我之所以又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上《神经精神疾病学》的时候提到了双重人格，我正在比较我和毛泽东两人的双重人格倾向谁更严重。而且，因为后来邓小平的复出，又因为爸爸因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当上了军委秘书长，我对自己两年前的举动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虽然听说邓小平曾经和毛泽东说过永不翻案的话，说明他也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做的事情就是光彩的。
下课不久，有人叫我到中队办公室去，队长、教导员和副队长都在。他们说：“已经给你买好了回北京的飞机票，明天一早派车送你上机场。”我想起来爸爸曾说过要出国安装假肢的事情，是不是这次想让我回去商量商量？还是已经决定走，反正马上要放暑假了，要我回去送他。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记得教导员还满怀同情地问了我一句：“你爸平时身体好不好？”我说：“有冠心病，但是不严重。”教导员点点头，没再说下去。我也再没问下去，心里一点不祥的预感也没有。
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点什么。想想前后的事情，多有蹊跷。但是我正处在一个“文革”后的生活上升期，我认为自己应该培养对上升生活中多有变动的习惯，应该有见怪不怪的能力。
一下飞机，我发现来接我的人中有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我_下明白大事不好！一路上我根本没听清他们都跟我说了什么，只觉得“文革”中都没有塌的天，现在塌下来了。
从1966年3月18日那个血腥的日子起，爸爸就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革”中专案组一直秉承林彪等人意志，贯彻医疗服从专案的原则，爸爸的伤腿一次再次地失掉了治疗的机会。
爸爸在狱中写的政治自传中，有关于这些可怕日子的回忆：
约在（1967年）4月底又通知我写政治自传。我写了。自传写好后，就不断将我从医院中拿出去斗，也不断有审讯。直到9月，将我从医院拿出去一连斗了几天。晚上住的地方蚊子奇多，又不给挂蚊帐，睡不了觉，实在是疲惫不堪。一天晚上通知我回医院，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去休息两天。谁知回到医院第二天就发高烧，重感冒。晚上起来小便时头晕脚软，重重地跌了一跤。看守人员将我拉起来，我觉得脚很痛。第二天医生来搬了两下腿，说没有关系。我说有些痛。医生说跌痛了热敷几天就会好，骨头没有坏。再一天，我的热退了。医生下午还来试了一次表，证明已经没有发烧，于是看守人员就来通知我出院。我想原说把我的脚治好，现在我的脚并没有治好，而且重感冒，腿还在痛。我在医院名义上住了五个月，但有近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住在院外。有一次开刀后不到一个星期，线都未拆，就拿我出去斗。当时我要求至少要拆了线。看守高声说，医生讲可以，你说那些干啥？我又说，这太残酷。看守自然更不满意，又大声吼叫了一通。
出院后又审问，叫我交代历史问题，要我写书面材料。我即写了，除了说明我的认识外，我申明我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交代。
出院后我的腿大痛起来，一动作特别是上下汽车时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不仅不能向左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勉强向右躺，整个晚上连翻身也不行。去厕所也成了问题。我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每天热敷几次，皮肤都烫黑了，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以后队土的医生要我自买了一些四环素吃，说吃了就好了。我买了60粒，吃了十天，仍然无效。不久发现腿肿了，送我到附近一个部队的医院去拍了几张爱克斯光片子，大概就发现了是骨折。
11月中旬或下旬，又送我上301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骨折。两个医生似乎还发生了点争论。一个说上次出院时检查可能马虎了。一个说，上次确未发现。告诉我：先要减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开刀采取牵引治疗。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特制的床上，把腿牵了起来，脚上吊着一块几公斤的铁砣，而且要逐渐加重。因此左腿上的伤口又肿又痛。有时忍不住打一针止痛针。腿牵引起来后，实际上已将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觉外只能用两床被子垫着背坐着。说是要牵引十来个星期再看要不要开刀接骨。可是只牵引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解下来出去开斗争会。当天晚上送我回医院，可医生几天不来，后来来了，也不讲任何话，不检查，又把腿吊起来了事。
就在这个时候，又要我交代问题，写检查。并警告我说，是时候了，不能再丧失机会，如不采取主动，后果自负。但是当时我只能说真的，不管怎样，我也不能乱说。因此审讯过程相当紧张，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我受了相当大的折磨。这种审问，整天都干。有时要我写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写好。一直继续到1968年2月，中间除过年，过春节外很少停过。
1968年2月上旬，医生来将我的牵引架子拆了，对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处理。第四天看守又来通知我出院。医生则拿来了几包灰锰氧要我自己洗伤口。我说骨折你们还未治疗，至少应该再检查一下，回答是：以后再说。
原来让我出院还是因为要审讯，要交代“重大历史问题”，并说有人已经检举你了，逃不掉了。并说我在铁的证据面前仍然顽抗到底。我当时表示，我的腿并没有好就把我从医院里赶出来，我没有的我绝不承认，绝不乱说。这个审问有个把月，也是整天干，有时夜晚还干，并几次对我说，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夜战。这个场面你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可以加大场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脚的伤口也经常流脓、流水。因此我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再给我治治脚上的伤口和大腿的骨折，我并请求伤口如果治不好，就把腿锯掉。但我想，如果要治是不会治不好的。
1968年7月的一个下午，审问完我以后通知我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你再去住医院。”
第三次住院后又在那里接着审问，情况相当紧张，审问的人很多，有时多达十几人。
7月25日，301医院的有关人员作出了手术方案并写了报告。专案组将报告在8月初呈递给林彪、江青、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8月4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的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说，罗瑞卿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搞到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专案组，动手术的问题推迟到秋凉以后。”吴法宪说：“可是罗瑞卿的手术问题，江青、陈伯达和黄永胜已经同意了啊。”叶群说：“我负责把林彪的意见告江青、陈伯达和黄永胜，你负责告专案组。手术推迟至秋凉以后。”
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手术在秋凉以后并没有进行，而是拖到了1969年初。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术前讨论的情况下，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临时换人：以致这些医务人员连病人都没有见过。这次手术截去了爸爸左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将爸爸在医院里跌断的股骨头摘除，使得剩下的残肢失去了和身体的骨性连接，在以后的日子里，连安装假肢都十分困难。而且，这条腿最终成了爸爸无法跨过的死亡线。
爸爸重新工作不久就听医生说可以通过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这样他的左腿功能可以得到很大改善。但是这种手术对于爸爸这样已经70多岁的人来说风险很大。而且当时国内对这种手术还比较陌生，技术不成熟。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爸爸暂不再提。后来，组织上请了两位德国专家来给爸爸安装一个更好、更轻一点假肢的时候，爸爸又旧话重提，得知德国二战后由于战争残疾人很多，这种手术开展得多，所以技术水平较高。两位专家也表示，如果能够施行这个手术，会使爸爸的左腿功能改善很多。
我一直认为，爸爸是个崇尚现代生活的人，他习惯的逻辑方法始终是严格的因果相袭，这导致他太信赖科技手段。否则，他不会在72岁高龄上，把自己的健康希望托付给现代医学，相信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同时，他又是一个稍显陈旧的、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健全的自己才是供奉给理想的最好牺牲。不过促使爸爸下定最后决心的还是另外一件在我不在家里的时候发生的大事。
1978年春天，妈妈在例行的健康体检中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的结果，那个影子长得很快。结合她原来有乳腺癌的病史，医生们的估计是很不乐观的。妈妈关心的事情是先别让爸爸知道。但是那几天，爸爸一开完会就上医院来看妈妈，来了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温存。妈妈一下明白爸爸是知道了。他对妈妈说：“动手术，不要犹豫，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医生说动手术才能诊断明确，而且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爸爸心里也没有把握，他对哥哥姐姐们说：“妈妈肺上长了东西要动手术，如果是恶性的，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五年，这样的话，就是老天太不公啊……”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老泪纵横。
在爸爸的鼓励下，妈妈鼓起了勇气。3月8日这一天，妈妈先去参加了“三八”妇女招待会，然后带上两个第三代，坚坚和毅毅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玩了一个下午。妈妈说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她的心里觉着挺平静。回到家里，她把我们所有人住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就坐上汽车回医院去了。
手术后证实病变是恶性的。哥哥姐姐们认为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精神已经处在极度紧张中的爸爸。但是爸爸自然还是知道了一切。是一个去医院看望他的老同志，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说走了嘴。
那位同志离去之后，爸爸和衣倒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说也不动。他要在场的哥哥嫂子回家，他要一个人静一静。哥嫂刚到家，电话铃响起来。原来是警卫员小王发现爸爸在他俩离开之后一直坐在床边垂泪。小王不敢问，又怕出事，所以要哥嫂赶快再去。两人扔下饭碗又往医院跑。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六楼，推开爸爸房门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一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情景。
爸爸已经穿好衣服，洗好脸，正坐在桌边吃饭。他神态镇定，和他们离去时已经判若两人。爸爸对哥嫂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
哥嫂说，爸爸出国治腿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妈妈渐渐好起来，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治疗中妈妈表现得非常勇敢和有耐心。301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公认妈妈是一个最配合治疗的病人。爸爸则积极作着出国治疗的准备，他请有关的同志帮他调查情况，搜集资料，他还向中央写了报告。组织上派了专门的技术小组研究和考察有关问题。在爸爸的积极努力下，事情很快决定下来。
妈妈回忆说：“6月里的一天，我刚刚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诉我，出国治腿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而且心里想，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几天提到的时候他还说没有定，也许拖一拖。记得为了这个我还和他吵了几句，可是吵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他定下来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再说，我也习惯了在这种时候听他的。”
这样，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愈的妈妈跟随急切的、对自己充满美好信心的爸爸离开了北京，飞往那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妈妈并不知道爸爸这个巨大的决心里饱含着对她的深长情意。7月31日，爸爸给在北京的儿女们写信：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根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一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妈妈写：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200多公里，汽车走2点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2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1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地、更愉快地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8月1日妈妈和张彤大使到医院去看爸爸。妈妈带了一把鲜花。她和爸爸在病房里照了一张相。爸爸情绪很好。妈妈一直待到很晚，爸爸催了几次，妈妈仍然舍不得离开。最后爸爸说：“走吧走吧，我已经吃了睡前药，明天还要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妈妈说她永远忘不了，爸爸那样笑眯眯地跟她摆摆手，她觉得爸爸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竞成永诀！
第二天一早妈妈赶去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提前进手术室了。爸爸在里面，妈妈在外面。不时有消息从手术室里传来。中午12点左右，手术顺利结束。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掩面失声。她急着要去见爸爸，但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被医务人员拦住了。妈妈只好再等。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傍晚，爸爸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晚上好，谢谢你。”那医生把爸爸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一直到晚上12点多了，爸爸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妈妈才肯回到旅馆里去。刚刚洗漱完毕，熄灯睡下，电话铃声大作，同时有人敲门。妈妈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人世！
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爸爸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波恩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爸爸的遗体运回北京。
那天下小雨，所有迎灵的人都默默站在雨中。邓小平站在距离我们不远处，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看见他的脸色非常凝重。
机舱门很窄，我发愁爸爸的灵柩怎样才能被抬下来。一会儿，靠近我们一侧的机舱忽然无声地升上去，连同舷窗都不见了。这下我看见爸爸的灵柩安静地躺在机舱深处。我忽然替爸爸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愿被打扰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么多人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爸爸也许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心情有时平静，好像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有时又充满仇恨，仇恨所有和爸爸年龄相仿，或者和我年龄相仿但父亲健在的活人。但最强烈的感觉还是被人打扰，到处都是人，没法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失去了和怎样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
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心里开始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欲望。命运在我眼里成了一种玩笑，否则，当年爸爸怎么会认真严肃地履行了坠楼的死亡仪式而无法如愿。今天他在古稀之年，再一次扯满生命之帆，希望过一种更完整的生活时，仍然无法如愿。我问自己，今后我是否还应该继续做一个无神论者？不是分明有上帝在冥冥中主宰，这一切如何发生？可真有上帝，这般不公正的上帝，信它又有何用？总之，爸爸的突然去世，使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我对朋友说，今后我不准备太信任生话和命运的时候，完全像一个对售货员说某一种化妆品因为不喜欢所以不买了的轻佻少女。我隐隐约约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过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但那种生活是什么，我不清楚。
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爸爸除了没做到留住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了许多事情。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他支持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事。我很庆幸爸爸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报效了祖国，并给自己一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作出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尽管他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真正开始，但他做了自己来得及做的事。
注释
①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1021页。
30.进修医生
光辉的幻影便含着微笑，更加光辉。
——《失乐园》292页
我在北京协和医院长长的走廊上行走，手里拿着一个导尿包。正是夜里两三点钟，我作为一个进修医生刚被人从梦中唤醒去为一个重病人导尿。我一边走一边让自己快快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重病人的情况很容易在这种时候恶化。
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我成为一名普通军医，过着那种在军队大院里的平静生活。不久，我去协和医院进修。这样，在军队大院里建立我的世俗生活的理想又一次面临挑战。
一进协和医院，我就陷入一种神秘境界。所有人都好像似曾相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像鬼使神差。这所世界闻名的医院，从20年代起按照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医院建成，为中国培养了最好的临床医生，时至今日，仍然对一切职业医生具有不寻常的吸引力。但对我来说，事情却似乎不是如此简单。不久，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有一天我被一个主治医生差遣，到妇产科去拿一份病人的检验报告。被盘问了许久，又换了鞋和衣服，才允许我走进产科的走廊。左手是一间大大的婴儿室。透过洁净的玻璃窗，我看见里面一排排的睡满婴儿的小床。忽然有一个怪头怪脑的透明箱子引起我的注意。我心情激动地想起自己的出生故事，并且非常固执地认定这个空箱子就是我出生后睡过的那个暖箱。我对自己说，在它的帮助下，你才具备了生而为人的资格啊！在这么大的激动中我准是又有一刻灵魂出壳，因为隔着婴儿室的大玻璃窗，我分明看见一个是我自己的婴儿，一丝不挂地躺在那箱子里，正享受着人世间最幸福的生活。这下我恍然大悟，这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好地方，怪不得我在这所医院里总会有奇怪的亲切感觉。
现在，当我在凌晨二三点钟拿着一个导尿包，走在协和医院急诊观察室长长的走廊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充满着这种朦胧的亲切感。
病人是一个老年妇女，病情危笃已经数日。实际上她从前一天下午就进入轻度昏迷，病情危重通知书已经发出，家属都在给她准备后事了。这天晚上所以叫我，是因为家属发现病人忽然烦躁不安。我检查了病人，发现她的膀胱明显膨胀，说明她发生了尿潴留，应该导尿。导尿就是插一根管子到膀胱里去，帮助病人把尿排出来。一般来说，导尿是由护士做的，但那天已经深夜，我已经被叫起来，不愿意再打搅护士，我就决定自己给病人导尿。我不愿意打开病房的大灯影响其他病人的睡眠，就找了一个手电筒，后来觉得光线太暗，又找来一个落地的治疗灯。但是由于我不熟悉导尿技术，光线又不好，我忙了半天也没有把导尿管插进去。我出了一身大汗，病人家属也有点着急。这时我变了一个姿势，把治疗灯换了一个角度，准备再插一次。当我再次使劲把导尿管插进尿道的时候，那老太婆的整个身体忽然痉挛了一下，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用火柴去烧一条手指粗的豆青虫，当火柴接触到它身体的时候，它就像这样狠狠地缩成一团。那老太婆这时完全不像个已经昏迷的病人，出乎我意料，凶狠而清楚地说：“该死！……你该死！”我定睛细看，导尿管显然插错了地方。我认为是尿道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最不能刺激的神经汇集之处，怪不得病人像被火烧了似的难受。但病人家属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听到病人骂我，赶快向我连连道歉。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挨病人的骂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并不在意，我只有不安，因为是我操作不当，给病人增加了痛苦。我尽量快地做完导尿，什么也没说地离开了。
当天上午，病人去世了，我从昨晚开始的不安更加强烈。病人家属偏偏又在这时走过来，再次向我道歉。那时急诊观察室是由邵孝鉷大夫负责的。我越怕他问，他偏就一眼发现我神色不对，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了昨晚导尿的经过。邵孝鉷大夫问：“为什么不找护士？”我说：“我已经起来了，不想再打搅她们。”邵大夫又问：“为什么不开（病房的照明）灯？”我说：“我不想打搅别的病人。”邵大夫说：“喔？你在乎很多事情。”显然，“在乎很多事情”的弦外之音是“不在乎做一个糟糕的医生”。我为邵大夫一下说中了我的要害而羞愧。今天想来，要不是我对协和医院事先抱了那么多的好感，要不是我亲眼见过邵大夫神奇地解决了临床上那么多的难题，以至于我对他个人经历中许多事情，比如错划了右派，比如开创了中国的急救医学的先河等等都抱有一种奇怪的崇拜心理，我才不会听不出来他这句话中对我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讽刺和对世界上竟然还有我这样不知职责所在的医生的惊讶。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以证明协和医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具有这种寓言般的犀利和深刻。
一个暖和的春天上午，我去找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的秘书赖淑莹大夫。当我推开张主任的办公室，使我大惊失色的是，我竟然看见这位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内科学界权威、鼎鼎大名的张孝骞教授在痛哭流涕。这位耄耋老者用一方大手帕捂住脸，使劲儿擤着鼻涕，哭得像个孩子。在这之前，张孝骞是一位只可仰视的医界泰斗，所以这景象实在是让我吃惊不小。我慌忙退出来，甚至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后来，我听赖大夫说，张主任那天是因为每周一次的内科大查房被政治活动冲击了的缘故。这使我大大失望，觉得张孝骞老头儿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这么多年里竟然还没有习惯这种事情，实在有那么一点幼稚。
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巡诊也有人叫大查房，据考证，至少从其建院时的20年代就开始了。至我进修的80年代初，这个活动仍然被所有临床医生爱戴。内科大查房是协和医院最郑重其事的业务活动之一。先由住院总医师挑选病例，这些病例都是疑难、复杂或者罕见的。经主治医生和内科主任认可，由实习医生或者住院医生做全面的准备。病案资料要全部备齐，该做未做的各种化验要补做，有疑问的化验单要核实，病人的有些资料要画成大幅的图或表。这些病例都要事先公布出来，病房护士长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届时她要使病区秩序良好，保证大查房顺利进行。由于有这样复杂的准备阶段，所以这活动还没有开始，就带上了很多庄严的意味，出席内科大查房的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程式化带来的严肃性。
查房开始后，先由住院医生报告病例，要求完整扼要，就是说不能遗漏，也不能繁琐。然后由主治医生发言，说明这个病例诊断和治疗上的主要疑问或者是经验。然后是大家提问和讨论，这种讨论往往严谨又热烈，看上去畅所欲言，实际上等级森严。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进修医生，这是最好的观察本院各级医生的时刻，职务高低，学术水平如何，临床经验丰富不丰富，甚至风度仪表好不好，都属我们密切关注的内容。最后由内科主任综合讨论的结果，作总结发言。在这个总结发言中，他要明确表示自己的见解，提出今后进一步治疗和检查的意见。有些当时弄不清的问题，以后通过观察、手术或者病人死亡以后的尸体解剖弄清楚的，还会在以后的大查房中继续报告给大家。这种学术活动由于学术水平高，又完全针对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深受所有临床人员的欢迎。说是内科大查房，但全院各科室的人都会来，有时还有外院的医生参加。谁在这个协和医院大查房中有了精彩的表现，比如清晰完整地报告了病例，提出了非常出色的问题或者诊疗意见，甚至画了一张鲜艳美丽，又达意传神的图表，都会成为人们眼中的明星，甚至可能成为北京医疗界当时的话题。我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作为一个下级医生在协和医院内科大查房的时候向所有到场的人做了一个精彩的病例报告。醒来已经知道是梦，可还一整天的，像喝了蜜似的高兴。
后来，我读过一篇邓家栋先生撰写的文章《内科大巡诊杂议》①。邓先生是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30年代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所描写的30年代他在协和医院当实习医生时内科大查房的情况，在漫长的50年的时间里竟基本没有走样。他写的细节和我经历的大致相同。据说，协和医院的内科大查房在历史上只中断过两次，一次是日本人占领北平，强令协和医院关门的时候。另一次是“文革”期间。
我在协和医院进修，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内科大查房制度说是恢复了，但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比如全院开大会传达什么文件的时候，就会把内科的大查房冲掉。这次张孝骞主任痛哭流涕就是因为又一次精心准备的内科大查房被领导通知取消了。
按说对于这种事，就算找不到幽默感，也早应该习以为常了。这是80年代所有科研机构里共同的景象。许多以顽固著称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种现实。事实证明张孝骞却不能。
张孝骞是湖南人，1921年他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他是这个当时全国首屈一指医学院中最棒的一个学生。他创下了这个学校入学考试、毕业论文和答辩三个第一名的唯一的纪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来到协和医院任职。当我进入这所全国最高医府的时候，张孝骞这个名字仅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是不够的，它似乎代表了职业医生最高境界。在我们眼里高大得了不得的医疗专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脸上都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情。
张孝骞有一颗巨大的头颅，和一张农民的脸。如果不是长期学术工作使他的表情带有浓浓的书卷气，你会以为他根本来自湖南乡下。我们听说，张主任解决临床上的疑难问题有非常特殊的本领，他不仅能从理论和经验的意义上做到点水不漏，对一些绝无仅有的病例他甚至能从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心理活动中找到诊断的线索，使他的临床诊断水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故事在临床医生们中流传，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在协和医院期间，最流行的也是被所有上级医生当做典范讲给下级医生听的两个病例是：有一个被其他医生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各种临床症状和检验指标都符合诊断。张主任在徒手检查这个病人的时候发现他颈部有一个淋巴结稍大。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个线索出发，他很快查明这个病人是得了一种叫做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这种病往往自然好转。在停止一切治疗之后，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还有一个持续高血压而不明原因的病人。张主任又是凭着徒手检查的硬功夫，发现病人耳道里有一个小结节。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结节人手，他判定病人得的是一种叫化学感受器瘤的病。这个病非常罕见，全世界只有少数报道。很多年资不低的医生，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张主任不仅做出了这个诊断，还说出这种病例刊载的刊物名称、期号和这本刊物放在协和医院图书馆哪一个书架上的什么位置。
有一天，我在张主任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陪一个病房的病人去找他。那时还没有专家门诊，张主任的挂号费和普通医生一样。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有传奇故事发生，但我见到的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象。张主任看的病人都是一些感冒发烧，但他却认真得无以复加。对于每一个走进来的病人，张主任竟然都要先欠身问好，然后详细问诊。视触叩听一样也不马虎。这个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竟然对日常门诊工作如此一丝不苟，实在让我有些意外。后来，进来一个外地病人，是一位衣衫近乎褴褛的乡下老妇人，张教授仍然先欠身说了“你好”，然后再问：“老人家怎样不舒服？”
这老妇人几年来发烧消瘦，就是查不出病因，这次是北京的儿子接来看病的。张教授在检查中要病人把袜子脱下来，病人不肯，说是脚脏，还有“很重的湿气，看不得的”。
张主任则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得看一看。”那口气好像是在请这母子为自己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儿子帮母亲脱下袜子，果然脚很脏，有很多地方溃烂了，散发出一股臭气。张教授把病人的脚拿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详细观察，还用手在上面按来按去，他对身边的医生说：“看，病人的脚上虽然有湿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但不完全是。这些糜烂的地方也不一定只是脚气感染……”这时候我有点激动起来，因为我猜到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但由于我是陪病房的病人去的，不能多待。事后我听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确实是从脚上找到的线索，是一种不多见的寄生虫病。我曾把我当天看到的张主任看门诊的情况告诉邵大夫，说我真没想到他甚至对每个进门的病人问好。邵大夫只淡淡地说：“张主任这样子，已经数十年如一日。”
急诊观察室的工作庞杂繁重。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进修医生，为了多接触病例，多积累经验，尽量争取多做工作。我记得那时病房里没有实习医生，所以我们这些进修医生不仅要干实习医生的活儿，有时，护士的活儿我们也干。收病人，写病历，治疗，值班，来来回回跑腿，取化验单，送标本，一天忙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有一次我连着上了半个月的夜班，倒成白班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春天已经来了，在两个星期里北京城已经全都绿了。这时我想起临床工作中的辛苦和压力，不禁有些闷闷不乐。
这种坏心情和前几天夜里，楼上病房发生了病人自杀的事情有关。那是个挺年轻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不知是因为治疗无望还是病人自己觉得太痛苦，反正他在半夜从病房的窗户里跳出来，坠落在离我们急诊观察室不远的地方。病人当时就死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听说那个年轻护士也是来进修的，出了这个事，大病一场，以后连护士都不做了。应该说，在来到协和医院以前，我虽然知道当医生是一种崇高职业，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却从没有体会过临床工作中如此沉重的压力，也不知道医生护士肩上有这么复杂严肃的责任。我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怎么办。那几天，我特别紧张，晚上我病房里有病人出来上厕所，我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那个自杀的白血病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还是过下去。因为邵大夫总给我们所有在急诊观察室工作的人带来信心。他并不特别明确地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但只要他在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他的方式总是理智和冷静的。观察室里有一个多次发生心肌梗死，心脏功能已经非常差的中年病人，他是一位科学家，手里有很重要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为了保护病人的情绪稳定，都向他隐瞒了一部分病情。但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心力衰竭以后，病人自己忽然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私下里问邵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要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才行。邵大夫考虑一下，就如实向病人说了。这使得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病人弥留之际，对邵大夫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几个人事后带着一点敬佩的口吻议论这件事，说邵大夫对疾病过程了解得那么透彻，几乎一日不差地预见了病人的死期。这话让邵大夫听到了，他心情略显沉重地说：“医生能说出病人什么时候死算什么本事。……这个人死得太可惜。”还有一次，我们随邵大夫在病房里检查病人，在给一个女病人听诊的时候，一位进修医生动作笨拙，女病人很不自在，但又不敢说什么。邵大夫把那个医生拉到一边，换上我，并且决定这个病人以后由我负责。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邵大夫在晨会上问我们：“听诊时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最后，邵大夫说：“还有一条叫做‘尊重病人’，尤其对年轻女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说？说明你们脑子里没有！”我说过了，由于对我出生的这所医院抱有毫无保留的好感，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严厉的耳提面命，我对邵大夫的类似说教甚至到了一日不听一日不爽的程度。这以后，我自认为我的检查动作不仅规范而且优雅，因为我的耳边总回响着邵大夫的“尊重病人”的谆谆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