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当年6月份，国家建委上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中说：经过三年苦战，中国可以在钢铁及其其他上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看完报告后，高兴地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以后，超过英国的时间就被提前到了两年⑨。
这种异想天开的举动，实行不到一年，也就是到了1959年。已经露出不可收拾的景象。工业生产由于强调大炼钢铁而比例严重失调，农业播种面积下降，工农业生产指标一降再降，甚至降到了北戴河会议制订的指标的一半，仍然完不成⑩。面对这种困境，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这一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陈述自己对于大跃进的不同观点。结果不仅自己丢了官，毛泽东更抓住这件事，揪出了“澎、黄、张、周”反党集团，在全党全国大反“右倾”，打击不同意见，使大跃进的恶果进一步扩大。1960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据正式公布的数字，1960年全国的总人口比上年明显减少。而实际上，加上以后两年的持续饥荒，有专家估计，全国被饿死的人会更多。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如河南信阳等地，有整村人饿死的事发生。现在四五十岁的人提起那次全国性的大饥谨，仍然谈虎色变。
说到彭德怀元帅，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确实与众不同。比如说，他好像从不到北戴河来，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吧，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记起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过哪一栋。彭元帅不苟言笑，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浦安修也总是严肃有加，所以我们小孩子都有点怕他们夫妇。
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受到更加惨烈的迫害，没能活到党给他恢复名誉的一天。
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一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被重新允许到北戴河度假，军委的招待所电大兴土木，以浦安修、林月琴、汪荣华(刘伯承元帅的夫人)、薛明和我妈妈的名义先后翻盖起五幢别墅。浦安修只来住过一次，那时她已经患了癌症，不久就去世了。
注释
①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当时是中火政治局委员。（有关中共党内人物的资料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下同。)
②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1955年授子元帅军衔。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③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
④一种小女孩梳的，鼓简单的齐耳短发式。
⑤黄克诚(1902-1985)，出生于湖南永兴县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撰写过《黄克诚回忆录》。
⑥张闻天（1900-1976），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是新文化运动战士。解放后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⑦周小舟（1912-1966）,原名周怀求，字元诚。湖南湘潭人。当时为中共胡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⑧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农村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公社化。到年底，全国七十四万个合作社合并为二万四千个人民公社，农户的99%参加了人民公社。所谓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就是把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一切财产，包括自留地、家畜、果树上缴公社，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调用农民的房屋和家具。致使惊恐不安的农民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造成农村生产力极大的破坏。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动辄日以继夜，突击作战:社员吃饭在食堂，有些地方甚至宣布对社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加以取缔。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⑨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778-780页。
⑩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8.金色的记忆
在群星中，金色的太阳最近似天庭的灿烂，吸引他的眼睛。
——《失乐园》116页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面对灿烂阳光，忽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已是中年人，记忆中发生过的事情，无论如何填不上四十五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往事像一本被蛀食的书。这书中的某些章节完全失掉了，不是模糊漫漶，而是像被虫子吃了一样的完全没有了。对于自己竟然在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和如此大量的生命过程归于虚无这两件事，如果碰巧只想起前一件，我就很奇怪，百思不解。如果不幸前后两件一起想起来，我就会整日的沮丧和惊悸。
但我的记忆里有些章节却历久常新。它们被北戴河的海风吹拂过，被它的阳光照耀过，所以，它们永远像晴朗天空下波光鳞鳞的海面，色彩分明，活泼生动，永远闪着金色的光芒。
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局属下的别墅区里，毛泽东的大房子靠近山腰，在一片松林中。林彪的房子在更高处的山洼洼里，因为他既怕风又怕听到和看到海。我们家孩子多，住两所房子，两个哥哥同住的房子离毛主席的很近，记得妈妈总是嘱咐他们不许吵闹，以免打扰主席。董（必武）①老的家和我们家隔着一条大沟，平时沟里没有多少水，要是夜里下了雨；早上就涨成一条小河，流水哗哗的。沟那边那个门窗都漆成绿色的白房子是我日夜想念的地方，因为那里住着我暗恋的梦中情人，董老的大儿子良羽哥哥。他体魄健壮，笑容明朗，笑起来好像还有酒涡儿。我为什么会迷上他早已忘记了，反正在一段时间里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董良羽是我大哥的朋友，比我大十几岁，并且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秘密情感。每次我傻呼呼地缠他时，他就跳过这条大沟逃跑。最近我又有机会见到这位大哥，提起童年往事，他抚着已经斑白的鬓角大摇其头，说：“是个甩不掉的跟屁虫哇。”
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人的家几乎住在海边上。我真羡慕他们家的孩子们能从窗户里就看见大海。
每天早饭后，我们心急火燎地做完功课，就准备到海边去了。我们不喜欢走大路，在我们自己开辟的小路上，一条美丽的小溪天天伴我们同行。我们不知疲倦地在小溪两侧跳来跳去，头上密密匝匝的树叶编织成一把伞。太阳透过树叶，将一个个跳跃的圆形光斑投过来。我们想不透，树叶的缝隙个个不一样，光斑为什么却个个都是正圆的呢？我们之中知识最渊博的小青大哥说，因为它们是太阳的影子，太阳是正圆的嘛。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路边最多的是槐树叶和狗尾草，我们一路上在它们身上下功夫，弄出一些小把戏把自己乐得前仰后合。比如把槐树的叶子拿在手里，做分解动作四：一，将整片叶子以优美的姿势示人示己（同时念：“春天长叶”）。二，将复形叶的所有小叶片从底掳到头，叶片聚在手里像一朵花（念：“夏天开花”）。三，将手松开，叶落满地（“秋天落叶”）。四，将剩下的光杆以同前一样优美的姿势再次示人示己（“冬天光杆儿”）。还有一种叫算命，任什么命都可以算。比如说想知道某人来不来，或者什么东西得到得不到，就从槐树复形叶的任何一片小叶子开始，一边摘掉，一边说：“来，不来……”，或者“有，没有……”。最后一片叶子摘掉时落在哪一句，“命”就是什么。被预测来不来的人也许是老师（最好不来，因为来了要告状），也许是爸爸（最好来，因为他忙老不来），得到得不到的东西可能是好分数，也可能是明天的好太阳，好天气。最了不得是妈妈带我们上北戴河镇上天津的起士林分号吃一顿冰淇淋。
去海边的路走到一半会经过王稼祥②的家。王伯伯戴眼镜，给人文弱的感觉。他的房子里总静悄悄的。我们走过时不知不觉地放轻脚步，他和朱仲丽阿姨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儿，叫莺莺，也是文静得不得了的女孩儿。如果他们的窗户里传出弹钢琴的声音，那是莺莺在练琴了。莺莺总是穿得很漂亮，连衣裙干净平整，头上结着比脸还大的蝴蝶结。我们这帮穿着裤衩背心，浑身晒得黑炭似的“罗家班儿”和人家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莺莺总是弹钢琴，很少见她到海边去玩。我们都很奇怪，到海边来，为什么要天天弹钢琴，不下海？钢琴可以从北京带来，可海是带不回北京去的。我们就恶作剧地猜人家有病，什么病？妇女病！想起来，我们真是混账得可以。
我们全家酷爱大海。
我虔诚地相信：海是人类的家乡。生命是从海里匍匐着爬上陆地的。否则，天地间小小的我怎么会如此眷恋它。
我尽量和海呆在一起。
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海浪拥上来，亲亲你的赤脚，退回去，又亲亲，又退回去。站久了，脚慢慢陷下去，海浪不停地拥上来，退回去，和你比赛谁更有耐心。当然是人输。你耐不住性子，走了，海浪仍然拥上来，退回去。而月，它大度地替你掩盖掉没有耐心的证据，只三两次，就把你留在沙滩上难看的脚迹抹平了。
走进去，海无比温柔，起伏的海浪摇你，让你替全人类想起童年和故乡。你想起属于自己的那个摇篮，你想起母亲的模样，尽管你也许从未睡过摇篮，尽管你也许是个孤儿，从来记不得母亲的模样。反正你会觉得你在故乡，正睡在自己的摇篮里，母亲的手推着摇篮，你自己则在最无忧无虑的心境中，走向温暖的未来。
海在身边，像个前世就认识的朋友。它轻轻地摇着我，耐心地呼唤我。当我身心舒展，神智静谧，胸怀博大到终于可以和海合二为一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开始变轻。它拍击着空气和海水，发出奇异和谐的声响，渐渐露出婆娑起舞的姿势。我真担心人人都看见我灵魂出壳，因为它分明在澄明的空气，在阳光照耀的浪花泡沫之中，上下翻性，俯仰歌吟。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可以随时去游泳。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大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要到中午前后才会出现。毛泽东则出现得更晚，他总是下午三四点钟才来。在那个朴素的年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在很多人看来是很神圣的。人们充满崇敬地互相会意：主席夜里办公，只到下午才起身。我对这种习惯自然也景仰得很。可我一是不明自，主席难道不和大家的爸爸一样早上要去开会？二是觉得下午才起床，耽误了好太阳，好天气，实在有些可惜。
海不总是风平浪静，风雨过后，天上的大动荡虽然已经过去，但海上却正是最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往日平缓的海面上此刻高潮迭起。海浪有时会有三四个人高，要是刮过大风，每个高高的浪头上都拖着一条尾巴，它是由风吹起的水雾造成，这尾巴有点像慧星的尾巴，由于带着邪恶的意味而让人心情亢奋。空气里满是风雨的腥气。目光所及处，翻卷搅动，灰重如铅的，非云即水。我们喜欢这样的天气，这种时候跳到海里，在大浪的拍击下，会有极其强烈的快感。我们兄妹数人尖声大笑着与海浪嬉戏，有时竟会忘记了时间。这种天气里来五浴场游泳的人很少，但除了我们，还会有毛主席。
记得有一天，正是这样的天气。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已经不知在海里玩了几个小时，忽然岸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定睛着去，原来是毛主席来了。他穿着条白布大裤钗，在几个战士的簇拥下走到海里来。为了保护首长们的安全，五浴场里有一个游泳排，由游泳技术非常好的解放军战士组成，专门陪同首长游泳并保护他们的安全。毛主席的水性好是人人知道的。他平时来游泳是最不需要帮助的一位首长。但是今天显然不同，大概因为天气不好，风浪大的缘故，他身边比往日又增加了许多人。
这种天气，海上的浪虽然大，但也有一定之规。通常说来，近海岸处有两个浪大的地方。一是岸边，海水翻卷着达到自己的尽头，这是无风也要起浪的地方。另外是距岸边三四十米处。这里由于海浪冲刷倒流，流动的沙子在这里形成浅滩（因为这种浅滩呈长条状，像一道矮矮的沙端。有人称这现象为“沙墙作用”。平时这沙墙在水下，不易觉察。浪大时，海水通过这道矮墙时受到阻碍，就翻卷形成更大的浪。这些白花花的喧嚣滚动的大浪，看上去挺吓人。不知根底的人视为畏途。但是只要越过这个地方，往深水里去，浪再大也不翻不卷。只要顺着风势水势，游起来就比较自如了。
那天毛主席一下海，就像往常一样向深水处游去。毛最喜欢的游泳姿势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侧仰泳。即身体像仰泳一样平躺着，手脚划动时却偏向一侧。这种姿势由于“文革”时放映的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纪录电影，已经闻名世界。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游到“沙墙作用”造成的浅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浅滩处追着那些白色的卷浪玩，所以看得十分清楚。毛主席显然是想冲过这些卷浪，但他的姿势这时候成了大问题。这种不正规的姿势虽然省力潇洒，但是速度较慢。一个卷浪打过来，毛要被冲出去很远，他的姿势使他不能抓住白浪翻卷的间隙，快速冲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是绝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的。几个卷浪打过来，毛这一行人就被打到岸边。我们从小就被大人告诉，毛主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可以被打扰的，所以，我们没有走过去，也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在远处看，但从远处也可以看到，毛在激动地说着话，伴着他特有的倔强的昂首挺胸的姿势。他周围人的都在气急败坏地围着他团团转，显然，和海浪搏斗的几个回合下来，毛泽东已经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现在一定是在别人劝他不要再试的时候大发脾气了。一会儿，显然是作出了新的决定，这一行人又跌跌撞撞走回海里。这在我们是预料到的事，因为毛泽东当然是不能被人说服，他是一定要游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心情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收场。
后来，毛泽东当然还是游过了这个浅滩。是别人帮了忙，还是自己改变了姿势游过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他游过去以后我们大家的愉快心情。我相信，那个下午在五浴场，目赌了这一幕的所有人一定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当毛泽东凯旋上岸后，我们也兴高采烈地收兵上岸了。毛泽东显然注意到我们在风浪里嬉戏的样子，他指着我们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家的娃娃？有人告诉他之后，他挺高兴地冲我们笑笑，准确地说是冲正在走过他身边的我笑笑，笑里充满赞许和喜悦，似乎颇引我为同道。这个笑容令我难忘。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人们现在怎样评价这个人物，我却常常怀念它，怀念这个属于我的笑容。后来，在卫士李银桥写的回忆文章里，读到过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向风浪冲锋，并向卫士们大发脾气的事。只是不知道，毛的类似经历有几次，李银桥写的和我经历的是否是同一次。
五浴场里最轻松愉快的是爹爹(即朱德总司令)。他老穿一身舒适的布或者麻的衣服。说也奇怪，毛泽东也穿宽袍大袖的布衣服，但那些衣服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符号感，好像有深奥的哲学含义。可穿在爹爹身上却只有朴素自然。连他手里的一根拐杖，虽然提着的时候居多，也让人觉得那么好看。爹爹下海，完全听其自然。套一个大大的救生圈，任凭游泳排的人把他拖到哪里。有时想上东，水或者风把他推到西，他也就去西。反正泡的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上来。天气不好，他就和他的卫士长在浴场里下象棋。古铜色的木棋子握在他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大手里，慢慢举起来，静静放下去，满棋盘的沉稳之气，逼得观棋的人大气也不敢出。姓葛的卫士长未必下得过爹爹的，但是他常常摆出他是故意输给爹爹的样子。爹爹当然并不计较，只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罢了。
爹爹的这种心境，在每周末为各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上更显独树一帜。他一手拥着舞伴（临时请来的文工团员，或者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拐杖挂在另一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他向前，舞伴退后，走到头，向左或右转，再走下去，仍然他向前，舞伴退后，舒展自然，自得其乐，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要是沙滩上出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那就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带着他们的儿女来了，兴致勃勃、亲亲热热是这个家庭的特点。他们能够在海里形成不小的一个方阵。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家的做派，这么说吧：五浴场里的家庭，在海面上形成方阵的能力方面，也就是人数多和相处和睦的家庭气氛方面，没有人可以和我们两家相比。我们家的方阵和少奇同志（那时爸妈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大人们之间的称呼在我们看来很没有一定之规，他们称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朱德为总司令，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则一般被称为五组、六组和七组)家的方阵在海上相遇，是五浴场整个夏季里最热闹好看的场面。
五浴场的沙滩上，有几位女性经常吸引我的目光。
王光美很年轻，高个子，皮肤白皙但略显粗糙。听大人们说她是4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但她坚决地参加了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前夕成为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1964年，爸爸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参某长。中共委员是叶剑英，同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副参谋长耿飙，顾问饶漱石③及李克农④、荣高棠等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是黄华、董越千、康黛沙和王光美四人。那时我妈妈带着刚会说话的大姐峪田，王光美那时候才20岁出头，妈妈让大姐叫光美姐姐。进了城。光美姐姐嫁给了少奇伯伯，变成了光美阿姨。姐姐很快改了口，在我看来，光美阿姨确实和许多阿姨不一样，她除了举手投足总有一种谨慎之外，恐怕正由于她是刘少奇的妻子。她在许多时候显得比别人更俭朴、谦虚和亲切。我喜欢她得体的样子和笑容，她和刘少奇前妻的几个孩子相处得也还融洽。看着一大家人高高兴兴一块儿过日子，真是件挺好的事情。
另一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寡妻刘松林。她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总是穿素净的连衣裙，常常安静地出现在沙滩上，有时她和毛泽东一起来，只交换很少的几句话。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游泳。没有人陪她，或者是她不喜欢有人陪，她不大和别人打招呼。她一来，沙滩上就比往日安静一点。提到她，大人们总是很怜惜的表情、她的忧郁和孤独。赢得了多人的满意和同情。后来她又嫁了人，北戴河的海滩上再也没有了她的孤独的身影。
毛泽东的亲人们似乎都是单个地和他在一起，如果李讷在，李敏就不一定在，如果女儿在，媳妇就不在。江青更是不和女儿、媳妇甚至毛泽东在一起，她总是单独地出现，更是不和别人打招呼。从来不下海，只一个人在海边坐坐就走。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她的身体非常不好，到哪里都有医生和护士陪着。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他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惋的故事，使我猜了那么多年的谜有了谜底。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却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
注释
①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中国共产党内有名的四元老之一。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党的政治局委员。其他三老是徐(特立)老，林(伯渠)老和谢(觉哉)老。
②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③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曾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1953年因“高饶反党集团”问题被开除出党。后病故。
④李克农（1899-1962）,曾用名李泽田、李震中、峡公。安徽槽县人。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参与朝鲜停战谈判。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常务委员。
9.跟苏联人踢足球
天地之子呀，你听着，你现在的幸福是由于神，……
——《失乐园》194页
50年代，世界上两个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从好到坏的过程。
由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列宁去世后，这个党由斯大林领导。50年代初，刚刚建立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把苏共作为自己的老大哥，把来自强大苏联的援助当做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
1953年5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由苏联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由苏联人在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150余项大中型工程项目。此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享受着当时高于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特殊待遇。那时候到北戴河夏季度假的人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就是这些苏联专家了。
他们住在专为他们修建的别墅区，在北戴河镇的东侧，靠近鸽子窝风景区的地方。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别墅区更漂亮。设施更齐全，更有异国情调。比如说他们浴场的沙滩上有像苏联电影里一样的彩色阳伞、白色沙滩椅，他们别墅的小卖部经常有外国酒和冰淇淋卖，他们还有一个气派的标准足球场。这使我家大哥和他的一帮年龄相当的，爱踢足球的朋友们羡慕不已。
大约是1955年的夏天，苏联专家的孩子们约我们这区的孩子们进行足球友谊比赛。这些苏联孩子是在夏令营中被专职的足球教练训练了一个夏天的。迎战的是我家大哥、良羽、叶挺的儿子叶正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等，都是一些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的半大小伙子。
比赛从开始到结束，共踢了90分钟，双方未进一球。踢平后，苏联教练叫加时，还没等中国孩子反应过来，他的队员已经开球，冷不防的就把球踢进了大门。踢进了一个球，教练马上就吹比赛结束。苏联孩子心领神会，一哄而散。把中国孩子晾在操场上，气得七窍生烟。
小青哥哥他们气不过，回去跟贺龙元帅告状。贺龙伯伯莞尔一笑，只说四个字：“来年再战。”
第二年暑假，中国孩子早早来到北戴河，开始为比赛做准备。贺龙元帅为他们请来了北京队的队员方韧秋做教练。还从景山少年官少年足球队请来了三个队员，分别担任后卫、中场和前卫。业余球员的老班底里又加上了粟裕②大将的儿子粟戎生，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张闻天的儿子张宏生等人。记得为了踢球方便，戎生一放暑假就住到我们家来。使我们原本热闹的家这年夏天更热闹了。
这些人每天到那个足球场上去练球。那股励精图治、誓死胜利的虎虎生气把苏联人震住了，觉得中国孩子不可小视。他们沉不住气。从青岛、大连请来三个苏联水手参加他们的足球队，也开始天天练。苏联人本来就高，加上这三个人都是大人了，跑在球场上比中国孩子高出二个头。
定好的比赛日期很快就到了，和苏联人踢足球成了那年夏天北戴河的重大事件。那天，除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外，很多叔叔伯伯都去了。其中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③、彭真、郭沫若，还有贺龙和爸爸。大家都去给小青哥哥他们助威，一是这几个小后生去年确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另一个隐隐约约的原因则是上面说过的，两党关系问题。
1956年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在这年2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背着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了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认为他的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4月5日发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力维护斯大林形象和“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苏论战，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自此拉开了大幕。所以这场孩子们之间的足球胜负有意无意地被大人们赋予了一层特殊的意义，成了这场社会主义阵营内两党斗争大背景下的一个小事件。
中国孩子这面是张宏生守门，上场的有选宁、正光、戎生、良羽和我大哥等人。张教练站在大门边。苏联队除了孩子们之外，三个大人也在场上，特别显眼。开球后，张宏生看苏联队员人高马大，来势凶猛，不由有些慌乱。他对张教练说：他们大人都上，咱们也上，你来守门。说了几次，张教练不耐烦了，说：你真罗嗦。你下去。张教练让我大哥去守门。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赛了一阵，中国孩子踢进一球。苏联教练急了，叫原来的守门员下，他自己跑上去守大门。这样加上他，苏联队一共四个大人在场上、这个教练守门的技术并不高明，他上场把事情弄得更糟。选宁在苏联队门前大脚高调，球飞起后摇摇晃晃进网，苏联教练一时拿不定主意怎样去接，笨头笨脑地跳起来，双手伸向天空去挡，球从更高处掉下来，在他的两手之间直落网底，中国队再得一分，全场哗然。不久，正光又用头顶进大门一个球，苏联教练的反应仍然很慢，动作仍然惨不忍睹。中国队连得三分，苏联人情绪激动起来，加强全场反击。在中国队的球门前，苏联队的大人球员一记劲射，我大哥拼命扑上去，球扑出去厂，全场欢呼。但是他下巴上不知为什么挨了一脚。球赛结束后，小青哥才觉得下巴痛，后来人家分析可能是他太性急，把射进的球和射门的脚一起扑出去了。总之不是苏联人的脚踢了我大哥的下巴，就是大哥的下巴扑了苏联人的脚。
中国队最后以四比二胜了这场球。所有的叔叔伯伯那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周总理提出大家照个相留念，中国孩子和观众都围上来。周总理颇有风度地向挤在一边的苏联人连连招手，说：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友谊比赛嘛。
晚上，在五浴场旁边的西浴场看电影，周总理看到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们，又特意走过来握手，把大哥他们一帮男孩子乐得不知怎么好。
这张相片现在还在，看到它时，我会重温一种恍若隔世的宁静和欢乐。它们在遥远的过去向我微笑，提醒我生命中有过这么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的这种童年幸福是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些伟人事业的上升期，在这些伟人的庇护下，我们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安全感。
注释：
①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著名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强行扣押。度过了五年多的监狱生活。抗战胜利后被营救出狱。1946年4月8日，在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②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新四军著名将领，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
③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1921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0.把金纳姐姐领回家
从那时起，我觉得男性的恩情和智慧胜过美，只有这才是真的美。
——《失乐园》148页
金纳姐姐是烈士邓发的女儿，是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我们家。
关于邓发，我知道的只限于党史资料：他是广东云浮人，原名邓元钊。1922年至1925年他在苏兆征的启发和引导下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领袖。在中央苏区他担任过中央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他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1945年他作为中共工委书记代表解放区80万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邓发乘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和他同机遇难的还有当时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刚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王若飞的舅舅、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党史上称为“四八烈士”。他遇难时金纳姐姐大约八岁。父亲牺牲后，金纳曾和许多烈士的子弟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开办的国际儿童院，解放后才回中国来。
我大姐峪田说，她上育英小学的时候，每到星期六，各家的父母来接孩子，金纳总是和她一起被接回我们家。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奇怪，也没有问过为什么，她觉得和金纳共同享有一个家庭是件挺自然挺愉快的事。那个年代革命队伍里的孩子完全没有私有概念。
原来，爸爸当公安部长不久，有一次到广东出差。大约是想减轻一点妈妈带孩子的辛苦，工作之余，他还带着大哥小青和大姐峪田。在广州，爸爸碰到金纳的母亲。也许是爸爸百忙当中还带着孩子的事使金纳的妈妈心有所动，她对爸爸说，她的女儿金纳刚从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回来，很不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托爸爸将金纳带到凉爽一些的北京上学。爸爸和邓发以及金纳的妈妈都不相熟，但金纳是烈士的遗孤，爸爸自然觉得义不容辞，就一口答应了。
答应了金纳的妈妈之后，爸爸却忽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他和妈妈的一个约定。
我有七个兄弟姊妹，我是第六个。妈妈不知为什么每怀一个孩子，妊娠反应都特别重，加上她生性要强，总想多做工作。还有早几年打仗，环境艰苦，所以妈妈总是不想多生孩子。但是爸爸喜欢孩子，每次都跟妈妈说：“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好，一个比一个漂亮，越生越好。你生吧，生下来，我来养。”妈妈虽然知道“我来养”只不过是一句甜言蜜语，但是她每次都过不了这甜言蜜语的关。所以我们家加上大哥小青，不知不觉就有了七个孩子。二哥猛猛是在延安生的，本来妈妈已经给组织上打了报告，李富春同志也批准了可以不要的。但在爸爸的有意拖延下，猛猛还是来到革命圣地。进了城，有了第三个女，妈妈起名叫多多，是多了的意思。爸爸跟妈妈商量，别叫多多，孩子长大了知道爸妈嫌她多怎么行，再说根本也不多。结果，多多没叫成，改了朵朵，花朵一样地让人疼让人爱。我生下来早产，虽然有惊无险，却着实让妈受了一回罪，让爸担了一回心。两年后有了弟弟，妈妈说什么也不想再要了，又给组织上打了报告。又是在爸爸一再阻挠下，世界上有了弟弟。事后，爸爸得意洋洋地说：“看看，幸亏都生下来了，打了报告的两个可都是男孩子呀。”但是这回妈妈和爸爸商量好了，这是最后一个。所以弟弟起名叫了了，是结束，了结的意思。
现在该怎么办呢？约好了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都“了了”了，又添了一个别人的。况且根本没和妈妈商量，妈妈能同意吗？爸爸还是很有智慧，他先给妈妈写了一封信，然后再打发孩子上路。信上说：
治平：遵照你的意见，将四儿、小青等先送回读书。内有金纳，乃邓发的孩子，其母托我们代管。请送她去学校，每礼拜同我们的孩子一块接回。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个麻烦，没有办法，也应该照顾。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
爸爸把日子算得挺准，这封信到了，孩子们也已经到了。他根本没有给妈妈留下讨价还价的时间。
在妈妈的精心安排下，金纳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妈妈非常细心地照顾着金纳，让这个敏感的孩子得到尽量多的温暖，我的姐姐们有的，金纳都有。不仅如此，金纳妈妈或者别人送她的漂亮衣服啦、鞋啦、扎头发的缎带子啦，姐姐们可就没有了。妈妈告诫她们要对金纳特别谦让，说金纳得到比她们多的照顾是完全应该的。为此，我的姐姐们还产生过小女孩特有的嫉妒，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如金纳处处讨人喜欢。
我喜欢金纳姐姐，觉得她漂亮、亲切并且聪明。她那双好看的黑眼睛看我的时候，我心里会充满浪漫激情。我会幻想她是《一千零一夜》中某位阿拉伯公主，由于通灵，可以和大自然中的一切活物交流。她手巧，会给洋娃娃和米什卡(这是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玩具熊的苏联名字)做衣服穿，还会用手绢在自己头上结式样不同的蝴蝶结。她会送我可爱的礼物，完全是因为她喜欢送礼物给一切人。
金纳渐渐长成大姑娘。不仅越来越漂亮，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了。她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长大，有许多在那里认识的朋友。
这些和金纳年龄相仿的哥哥姐姐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的父亲多是中共最老资格的领导者，有些则是早年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母亲有些是烈士，有些是由于各种原因和他们的领导者父亲离异了，这些哥哥姐姐们生于战乱，长于贫困，父母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将他们交给组织上照顾。在二三十年代，党困难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孩子实际上只能流落街头，饥俄和贫病夺去了许多幼小的生命。红军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了。组织上通过各种办法将他们找回，并送到苏联学习。据我知道，王一飞①、瞿秋白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叶挺、博古③(秦邦宪)、任弼时④、林彪、李富春⑤等人都有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被送到莫斯科。这些学校是当时共产国际建立的，专门培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和烈士子女。建国后，这些孩子陆续回到国内，他们或者生活在父亲的老战友的家庭或者生活在父亲后来新组成的家庭里，他们曾经远离祖国，又失去完整家庭，所以他们对社会和家庭都有一种疏离感。在假日，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排遣这份寂寞。他们仿照苏联人的习惯：聚会、唱歌、跳舞，有时候还要喝一点酒、这些在苏联长大的男孩女孩们，相处十分随便。他们见面时拥抱，亲吻，有时很晚不回家，太晚了，干脆大家在客厅里胡乱睡一晚。
妈妈开始不放心了，毕竟是一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啊。金纳不仅是烈士遗孤，更是她妈妈正式托付，由爸爸领回家的，当然出不得半点问题。但是只要问起来，金纳就不高兴，认为妈妈干涉了她的自由。此外，妈妈还对她有一系列的要求，譬如学习成绩好、尊敬师长、勤俭朴素等等，妈妈觉得这都是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丝毫松懈。但是金纳正在多梦的年纪，她准备好为自己的浪漫情怀付出任何代价。
有一天早晨，金纳好晚不起床。头天晚上，妈妈刚就她晚回家的事话问了她。敲了很久的门，金纳既不开，也不响，妈妈慌了，要警卫员垫着椅子爬到高处，从门上的小窗户向里张望，生怕她出了什么事。但就在这时，金纳若无其事地打开门，扬长而去。
妈妈在我们面前从来说一不二，威严有加，惟独到金纳姐姐面前，她完全没有办法。不是自己的孩子，管轻了重了都不合适，她只好求助于金纳的亲生母亲，但是那个同样束手无策的母亲说：金纳更不听我的话，还是你来管教她吧。
时间长了，金纳姐姐和爸妈之间的关系竟开始疏远，只是我们小，不知情。
有一次，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下了挺大的雪。金纳好长时间没回家了。爸妈和全家人都在饭厅里吃饭，我因为生病躺在自己的房子里。没听到一点声音，我忽然看到金纳姐姐站在床头，身上落满了雪花，面孔红通通的。
“不点儿，生病了？”金纳姐姐的声音永远那么好听，样子永远那么好看。我正百无聊赖，非常高兴她的出现，非常高兴她把又香又凉爽的面颊伸过来让我亲。
“金纳姐姐，大家都吃饭呢，你也快去。”
“你乖乖躺着，我马上就回来。”
我以为她按我说的去了饭厅，但却有点意外地听见楼梯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一会儿，金纳姐姐手里拿着个大包下楼来，又进了我的房间。
“我回来拿东西，外面朋友在等我，我不去饭厅了，点点帮我给爸妈说一声吧。”
金纳临走把一大块巧克力放在我的手上，使我非常愿意帮她的忙，那时候见到这么大的巧克力可不容易。后来，我把看到金纳的事告诉爸妈。妈妈不高兴，也有点伤心地说：“这孩子现在连面都不见一个。”那时我并不懂妈妈为什么会生金纳的气。
后来就再没看见金纳回家来，听说她住到大学里去了。我很想她，当然不仅是因为巧克力，实在是因为她在我眼里是个美丽亲切的人。长大以后我才想到，金纳是故意挑这个大家都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回来拿东西的，对于爸妈的管教，她觉得不如敬而远之的好。
金纳大学毕业以后嫁了个越南人，是越南老共产党人李班的儿子。金纳跟着他回到越南的河内，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还替他生了两个儿子。不知道金纳的出国远嫁有没有负气而去的因素，但是我们家里的人都忘不了她，会常常提起她，但一提起，妈妈又总是有点不高兴。后来，由于越南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越共的党内斗争，金纳一家人流离失所，吃尽了千辛万苦，那时候，中国也在搞“文革”，大家处在水深火热，竟是谁也顾不上谁。
“文革”结束不久，金纳的妈妈去世了，金纳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廖承志，要求回来给她的母亲奔丧。廖公知道邓发的女儿在越南的情况，就费尽周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把金纳一家人接回中国。廖公说，父母死了要回来奔丧，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实际上，金纳回到国内和在广州的弟弟团聚时，她的妈妈已经去世好几年，连廖承志都已经去世。金纳姐姐不仅没有见到妈妈，竟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没有见上。
有一天，我拿到一份南方出版的杂志，忽然看到邓金纳署名的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我的罗瑞卿爸爸和郝治平妈妈》，金纳姐姐充满感情地回忆了在我们家度过的日子。
不久，金纳带着儿子来北京看妈妈。除了那双黑黑的大眼睛，她年轻时的光彩已经完全消失。可以想象，去国离家的日子是多么漫长和艰辛。她告诉我们，她回到祖国的时候，她两个儿子第一次吃到糖果并有了自己的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