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纳和妈妈紧紧拥抱。
妈妈说：金纳，你是巧手孩子，你还记得给米什卡做的小衣服吗？它一直穿着，直到“文革”抄家，人家把它也抄走……
金纳姐姐说：妈妈，我太不知好歹……
30年天各一方，音信杳然，短短两句话，说尽了苦难也说尽了亲情。
40年前，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家，现在，爸爸不在了，但金纳姐姐回来了，还带回了她的儿子，她说：“我是罗瑞卿爸爸的女儿，是罗瑞卿爸爸把我领回家……”
注释
①王一飞（1899—1928)，又名王兆鹏、王亦飞。浙江上虞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筹建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最早负责人。参与策划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1927年底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上由于省委机关被破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28年1月18日英勇就义。
②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共最早的党员和领导者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卓越贡献。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后不幸被捕，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③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1946年4月6日与邓发等人同机遇难。
④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制定了党的重大方针决策。1951年10月25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27日病逝。
⑤李富春（1900—1975），字若愚，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11.姥爷和姥姥
在人方面是可耻的背信弃义、不忠、叛逆和不顺从，在天方面则变疏远、冷淡……，给这世界带来了弥天大祸。
——《失乐园》305页
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所以，我不喜欢地主姥爷、姥姥的到来。当然并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有尴尬难受，暗自不满。
今天想来，我非常庆幸爸妈当时在这件事情上党性没有那么强，尽管姥姥和姥爷的成份是地主，但他们仍然决定把两个老人留在北京，免得他们饿死。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后来知道，当时有许多干部的父母或亲戚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乡下逃到北京，希望他们在党里、政府里工作的儿女收留他们。按照严格的党性，这当然是不能准许的。许多人只好按照组织的规定把亲人送回乡下，这些回去的人中，后来确有饿死的。
姥爷中等身材，面容黯淡。我不记得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姥姥却是一个很容易有明朗微笑的富态老太太，她的衣着总是很整洁，面皮白净。比较而言，我觉得姥姥更亲切。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洗脚，她把畸形的缠过的小脚突然露出来的时候我大惊失色。虽然这和她是不是地主没有点关系，但她的亲切形象一下被全部破坏。我从此决定绝不再和她单独相处。
姥爷姥姥一开始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他们住的两间平房在前院，和我们住的后院隔着一排树和一道墙。虽然一想到他们是地主，我心里就有点别扭，但我从爸妈对两位老人的态度上学会了起码尊重他们。总的来说，两个老人十分安分守己，没有特殊的事情从不到我们的楼里来。他们似乎既不特别希望对我们表示慈爱，更不敢期望儿孙们早晚侍奉。当时我有一位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儿放在姥姥这里抚养，因为她，我有时到姥姥姥爷的房子里玩。我的印象里，两位老人都不多话，也不严厉，我们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看，从不指导或者干涉我们什么。
但是这种脆弱的关系却随时可能受到破坏。
那时在小学生中间，流行用一种塑料的文具尺，我们叫它化学尺子，比木头尺子又轻又漂亮。我很想要，但又不敢和妈妈说。因为这种要求通常是不被批准的。姥姥不知怎样知道了，就对我说：“不点儿，你和我上街，姥姥给你买。”我一高兴，忘记了自己不和姥姥独处的原则，欢天喜地地跟了姥姥去。买了尺子，姥姥说：“累了，咱们坐三轮车回去。”姥姥叫了车，蹬车的汉子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姥姥说：“乖，别动啊。”我坐在姥姥膝盖上，觉得心情都好得不得了。姥姥也高兴。胖胖的她笑起来，身上颤颤的。
离家不远时忽然出了事。我没有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觉得二轮车大概是要避让什么东西，忽然在原地打了一个旋，车头高高翘起来，我和姥姥则被仰面朝天困在车座上。我身子轻，一翻身跳起来，姥姥体重太沉，越急越起不来。蹬车的汉子忙不迭地去扶她，看到姥姥狼狈的样子，脸上不知不觉地带出了一点窃笑。姥姥一下子恼了，冲那汉子大喊起来，威胁着不给他车钱，还说是摔坏了孩子决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下那汉子慌了，脸色苍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几乎要给姥姥跪下。姥姥越发不依不饶，还让那汉子赔我摔坏的尺子和她刚买的苹果和柿子。看到姥姥越来越凶狠的样子，还让人家赔我并没有摔坏的尺子和她未必不能吃了的水果，我的心里忽然浮上“地主婆”三个字，而且觉得眼前的这一个，实在是符合凶狠、贪婪等所有标准的，如假包换的一个。
我大喊：“我没摔坏，尺子也没坏……”一边喊，一边莫名其妙哭起来，然后拔腿就跑。姥姥愣了，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拐着小脚来追我。我们跑到家，姥姥拉着我，一个劲儿地问：“好乖，吓着没？吓着没？”我故意沉着脸不理她，使她惊悸不安。好几日，姥姥见了我就一脸的愧疚。
我并不关心这次姥姥是否受了伤，也不知道给没给车钱，我只是又下了一个决心，再不和姥姥上街买东西。
终于，姥姥姥爷不得不搬出了我们家的院子。这是因为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姥爷信耶稣教，是一个耶稣教徒。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参加耶稣教堂举办的宗教活动。有一次，他参加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控。活动结束后，一个公安人员跟踪姥爷。他看到姥爷堂而皇之地进了公安部长的家，不禁大吃一惊，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觉得住在一起还是太不方便，就托人在我家附近又找了一个小院子，把两位老人安顿下来。这以后，他们就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过年过节，妈妈也是上门去看他们。我的印象里，妈妈没有带我们去过。
“文革”开始，爸妈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红卫兵兴起的“破四旧”运动在1966年8月及以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①。
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他们不知怎么知道姥姥姥爷的住处。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只抓到了姥姥，并把她带到我们家。那天，中央警卫局的人事先听说了红卫兵要到我们家里去，提前把妈妈转移走了。红卫兵找不到妈妈，就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问她我妈妈在哪里。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一边强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里？你出来吧，……”打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从头到尾，我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都少得可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她很快被红卫兵强制送回了老家临漳，姥爷没有多久也被强制返乡。姥爷一路上受尽欺凌和折磨，回到家里，他只进屋在姥姥床边坐了一会儿，当夜就在老家的堂屋里悬梁自尽，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姥姥的腿被红卫兵打断，在床榻痛苦地挣扎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惨地去世了。他们二老先后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只有我三姨在。作为地主和走资派的亲属，三姨的处境可想而知。两位老人入土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1986年，妈妈离开家乡30年后重回故里，她将两位老人合葬。挖开坟，由于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姥姥姥爷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还是断的。捡拾这些骨头的，是我前面提到的，由姥姥养大的小表妹。
这几年，妈妈岁数大了，她开始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时是我们问，有时我们没有问。
她的家乡在现河北临漳县，家住县城西南角。从临漳的地名可以知道这是个临漳河的地方。妈妈出生的时候临漳属河南省，解放后划归河北，又划回河南，最后划归河北。但现在只要有人问起，妈妈总说自己是河南人。妈妈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排行最小，以开当铺为业。他的家境在几个兄弟中不算富裕。据说是因为太太姥爷死后分家不均，家里人欺负小房的缘故。太姥爷不知道为什么不希望姥爷继承他还不错的当铺生意，早早让自己的独生儿子也就是我姥爷上了学。姥爷念书识字，学业完成后在县里不定期地做过小官吏，不做公家事的时候，就做小学教员、受姥爷的影响，妈妈从小的理想也是做个洁身自好的小学教员。妈妈是家里的长女，很受太姥爷和姥爷的疼爱。她小时经常被我太姥爷扛在肩膀上到临漳县城的街上去玩。太姥爷一手提着一小袋面，另一边的肩膀上扛着我妈妈。到了街上，太姥爷把面放在机房里压面条，然后扛着我妈妈进茶馆，太姥爷喝茶，妈妈吃太姥爷给她买的馓子。喝完茶，太姥爷去机房取压好的面条，一手拿面条，一边的肩膀还是扛着妈妈，祖孙二人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去。妈妈说，当年她坐在太姥爷肩膀头上，看到的临漳城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和街道至今历历在目。她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会梦见自己是个小女孩，坐在太姥爷的肩膀上，走遍临漳城的大街小巷。
在妈妈的家乡，女子受教育很少见。但在姥爷和太姥爷的精心安排下，12岁的妈妈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开封的明伦中学和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正是“芦沟桥事变”爆发的1937年，日军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之后，又把魔爪伸进了华北，小小的临漳城危在旦夕。日军沿途烧杀抢掠的暴行使小城内人人自危。忧心如焚的姥爷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全家人的性命。他和姥姥商量来商量去，决心将两个刚刚成年的姨嫁出去，已婚的女子无论如何会比待嫁的姑娘安全些。他们还决定由姥爷带着未成年的舅舅，也就是郝家三代单传的男孩子，上开封找我妈妈。姥爷的打算是父女三人一起向南逃难，路上他也许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教书挣钱，这样第一可以不做亡国奴，第二可以保存郝家的血脉。姥姥则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还有她年仅五岁的小女儿。
姥爷到了开封，把他的打算和妈妈说了，没想到，妈妈已经下了决心找共产党抗日去，不过为了不让姥爷替她担心，她没有和姥爷明说，只说她要继续读书，不愿意和家里人一起走。没有办法，姥爷知道自己说不过倔强的女儿，只好带上独生儿子，父子二人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妈妈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她和几个进步同学在一个共产党员，绰号“老大哥”的带领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徒步走到延安，进人了抗日军政大学。
姥爷带着舅舅到了武汉，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中和舅舅失散了。姥爷离家千万里。又丢了儿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为他总觉得舅舅没有死，还有找到的一天。找不到儿子，姥爷不敢回去见姥姥，在武汉又度日如年，他就在这时候皈依了耶稣教。舅舅一直找不到，一晃三年过去了，姥爷只好打点行装回到家乡。他告诉姥姥独生儿子丢掉了，而姥姥则告诉他大女儿也不知去向，有人说是投了共产党，但还是生死不明。可以想象，姥姥和姥爷那时是如何伤心欲绝。
1942年，妈妈在杭日前线太行山和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结了婚。这时候，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当时任冀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宋任穷知道妈妈是那一带人，就找妈妈介绍家里的关系。妈妈离家多年，当然想知道家里的情况，马上心急火燎地给家里写信。宋任穷派人把信送到姥爷和姥姥手里，他们真像白捡了个女儿一样高兴。这以后，只要组织上找到姥爷，他都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姥爷好几次赶着一群羊到敌占区去，卖了羊，用卖羊的钱给八路军买药。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带现钱怕土匪抢了去，赶羊又有赶羊的难处，怕抢，也怕路上羊死掉，又怕到地方卖不上好价钱，姥爷一个读书人，赶羊卖羊当然都不在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可真够难为的。好在姥爷办事稳妥，一直没有出过大差儿。此外，姥爷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心里觉得是在帮女儿做事，这种心情恐怕是他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1943年，我大姐峪田一岁，二姐峪书刚刚出生。姥姥知道了，就急着要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看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姥爷说，那么远的路，又有日本鬼子，怎么去？姥姥说你不用管，我不会像你，连个儿子也保不住。姥姥这么说，是因为她真的多有计谋，遇事不慌。还是她过门不久的事，小姑被土匪绑了票，一家人急得火上房，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赎人。作为嫂嫂的她给全家出了个主意，四处去散风，说家里没钱赎人，这个姑娘也不准备要了。没几天，土匪竟然放了人，并从此留下郝家没钱的印象，再也不来找麻烦。姥姥执意要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这时知道姥爷在外面的几年，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虽然姥爷后来和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再也没有来往过，但这使一直为郝家含辛茹苦的姥姥受到极大伤害，她越发不能原谅姥爷把舅舅丢掉的事情，气愤伤心之下，她决定只身一人上路。
从临漳到太行山，可以想象，姥姥怎样拐着一双小脚，千辛万苦地找到妈妈。她最没有想到的是根据地的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的和男人平起平坐。姥姥大开眼界，她对妈妈说，你这里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吧。妈妈说日本鬼子的扫荡马上要开始了，不仅你不能留在这里，还要把峪书交你带回去，请你替我抚养，这里的环境太恶劣了。姥姥没有办法，大哭一场回家去了。
六年以后，妈妈给姥姥写信，让她把峪书送来，因为孩子要上学了。妈妈希望她在革命部队里受教育。姥姥带着峪书又一次跋山涉水地到了解放区。刚住下不久，妈妈又不得不动员姥姥回去，因为那时候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作为党的干部，妈妈不能留自己地主成份的亲属在部队上，这有逃避土改的嫌疑。姥姥这次又是大哭一场。临走她对妈妈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不通情理？我给你把女儿养到六岁，没指望你谢我，可峪书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也是我的心头肉，一下子不让我带走，连多住几天都不行，让人心里怎么受？后来舅舅写信给妈妈说，姥姥是一路哭着到家的。回到家就大病一场，险些送了命。
一直到解放以后，姥姥姥爷再没提要来的事，妈妈也没回去过。妈妈说。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饿得受不了，他们也不会来投奔我。
这些故事让我感动。姥爷姥姥原来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后来由于生养了一个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会的女儿，又被卷人一堆他们并不理解的事情中去，直到在“文革”中惨死。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们的灵魂一定是无法安宁，夜夜游荡的。
但是连这种想象都无法改变我对他们已经形成的印象，所有关于他们的回忆都打上别扭、怪异的烙印，总使我重温看到姥姥那双小脚时的难受和恶心、一般说来，老人的至福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小儿女们的至乐，则是在夏日的藤萝架下听自己祖父祖母讲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对于我和姥爷姥姥来说，至福至乐都无从谈起。文明史中这种最简单的图画，对我们来说都是奢望。不仅如此，联想到我在红卫兵毒打姥姥时的无动于衷，联想到我在今天仍然无意修补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对自己的冷酷不免心惊：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捷克人在临刑前说：“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小学语文课读这篇《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时候，我就为这句结束语热泪盈盈。
可伏契克以为自己是谁？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纪轻轻就被法西斯断送生命的捷克作家。他走上的并不是美丽的十字架，他只会被人用肮脏油腻的绞索绞断脖子。但是他却说出这样应该由上帝说出的悲天悯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伏契克要告诉人们，要人们警惕的到底是什么？
我曾经以为，那只是法西斯分子和由他们发动的罪恶战争。但是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年轻的共产党人伏契克在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深深理解了人类生存中这种最悲哀、最无望的状态，所以他在一刹那之间升华了自己的信仰，变成为全体人类受难的上帝之子。所以他以最高智慧说出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说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不幸的是，这句箴言一经说出竟变成咒语。因为活着的人总是不够警惕。尽管合理的社会历史形态会抑制这种状态的发生，但更多时候这种状态却像疾病一样传染和蔓延。不管人的尊严是被剥夺，还是自愿失去，不管回归兽性是发生在忽然之间，还是形成于常年累月，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此。看看我们自己和周围，难道还需要更多的例子吗？这种状态发生在我，我曾非我，发生在人，人会非人，发生在时代，时代就血腥。如果不幸传染蔓延开去，那是世界的末日了。
①继《十六条》鼓励红卫兵不要“文质彬彬”、不要“温良恭俭让”之后，（1966年）8月23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再度为学生“千钧棒”欢呼。随后，红卫兵的暴烈行动骤然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以暴力冲击寺院，捣毁文物，焚烧书画、戏服，勒令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人士还俗。揪斗、批判、抄家、游街示众等“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以及郊区，红卫兵自8月27日至9月1日杀“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家属325人。在北京市内，自8月下旬到9月中旬，红卫兵打死170多人，抄家3.36万户，揪斗四类分子8.5万多人。
——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89页。
12.哥哥姐姐们的故事
那棵能给你辨别善恶力量的树，就栽在园的中央，挨在那生命树的旁边，作为你的顺从和忠信的标志，要记住我所给你的警告，不要去尝味它，……哪一天你尝味了它，哪一天你就活不了。必须死……
——《失乐园》290页
他们年龄较大，经历坎坷，在我们中间是率先走入生活和社会的，所以我们中最初的人生故事便来自他们。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大女儿，她的母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何宝珍。爱琴小时候当过童养媳，后来被党组织用几块大洋赎回来，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异国他乡，她迎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和第一次爱情。她和一位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结了婚，这个青年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爱琴万万没有想到，当她回到解放的祖国，准备为祖国效力，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一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都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唯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后来，李富春的大女儿特特姐姐以及爱琴的弟弟刘允若等人又遇到了大致相同的问题。他们都爱上了和自己国籍不同的人。尽管他(她)们或者是革命者的后代，或者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苏联人，但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婚姻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里是没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这两个人不像爱琴那样顺从，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父母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更何况这利益其实只是爱情，凌驾于革命之上。大人们教育我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不够革命化的缘故。特特姐姐由于坚持和自己的爱人保持关系，她妈妈蔡畅①和父亲李富春宣布和她断绝亲子关系，尽管这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在法律上无法解除，事实上也无法断绝。这只是表示我们严厉的父辈对他们不听话的子女一种决绝的惩罚。特特姐姐好长时间不能和父母联系，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里。
我家大姐姐峪田曾是大家公认的漂亮姑娘。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她在公园里碰上了正在独自散步的刘允若，刘的小名叫毛毛。峪田姐知道毛毛爱上一位苏联姑娘的事，他那时因此在朋友们当中很抬不起头。毛毛拿着一本俄文小说，满脸都是生活在梦幻里的表情，他对峪田说:“我们一起散步好吗？”多半出于对毛毛既往不革命化的名声和现在不革命化的现状的双重厌恶，小半出于少女的高傲，峪田姐像躲瘟疫一样躲开，留毛毛一人更加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这件事，峪田姐到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因为她的年轻幼稚对一个同样年轻幼稚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再也不能补救了：对生活始终充满美好幻想的毛毛，“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遭受了更残酷的迫害，在监狱中悲惨地死去了。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同时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他的天才光辉照耀着历史、文学、戏剧、考古等多种领域。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1924年，这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名扬天下的浪漫诗人，在五四运动退潮后回到他留学的日本。为了养活五口之家，他在一日权当桌子的旧皮箱上，翻译出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没想到是这本书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而在此之前，他“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果然，郭沫若的革命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受毛泽东之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不久，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武昌城下，他竟然冒着枪林弹雨和北伐战士一起冲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辞激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他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部队转战途中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携全家到日本。这期间，他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成为举世闻名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回到上海，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任文化第三厅厅长。这期间，他在从事救亡文化运动的同时，创作了大批历史剧，写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历史学、考古学论文。因家民族的危亡时刻，往往是郭沫若才思奔涌、学术成果最灿烂的时期。他似乎特别善于在学术研究中贯注革命激情和他的人文理想。或者换个说法：郭沫若的那个浪漫、叛逆的灵魂，和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是他火山喷发般创造力的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郭沫若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
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郭老又写了《武则天》，为女皇帝武则天翻案。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风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潭，坐汽车三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许我们这样议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要人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褩》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实际上，我要讲述的是郭老两个儿子的故事。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三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党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入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牛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其他三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比对其他二个人轻一点，恐怕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做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上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黧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懒懒晒太阳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叶)、洋(叶)、古(叶)”(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看上去，郭家两兄弟很不幸地碰上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实际上，这两个告密的年轻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即革命和革命化是社会生活和生存的唯一标准。毛、周两个伟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说明对全社会、全民族实行革命化管理这件事，在他们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郭家两兄弟是生在大树下的两棵小草，在父亲郭沫若这棵大树的庇护卜，还遭到了如此无情的风雨。可以想象，在那个全社会进行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时代，有多少青春才华受到摧残。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上。思来想去，郭沫若夫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那时候，部队是最革命化的地方，心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命化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定决心的。
我翻开这段历史，注意到民英30年前离开这个纷乱世界的时候，毛泽东正把“文革”的大火烧向全国。他已经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并向造反派们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人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风暴”②之后，纷纷开始夺权。所有的政府机构和中共的党组织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像老舍、傅雷这样的文化名人都已惨遭厄运，命归黄泉。尽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表了态，要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甚至要沾一身血迹，要向帝国主义分子甩几个手榴弹③，并且要求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但此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从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父辈们是一群职业革命家，这些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忠于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想。他们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能导致全社会进步的真理，只要找到这个真理，并为之不懈奋斗，人同世界就一定会到来，在他们眼里，世界更像一个大工地。他们把碰到的问题精心排列，相信通过一个艰苦庞大的社会工程，就不仅可以解决所有这些被排列进去的问题，而且可以在这个大工地上建立起他们的理想大厦。我们出生之日，正是这些革命骄子们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所以，一个十分严密周全的精神世界已经为我们准备得停停当当。
在这个世界里，高悬在一切之上的是父辈们的，后来也是我们的革命理想，那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故。更规范的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法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个理想世界完全是先验的，从来没有人费神向我们证明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但我们这些生于和平，生于安乐的半大孩子，却很容易从身边充满秩序的环境中生发出对它的信任。首先是父辈们为这个理想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其次，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这种说法具有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实在让我们不可抗拒。世界在我们眼里是如此简单明快，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我们这些被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是能够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现在想来，民英和世英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稍微有点浪漫气质和独立思想习惯的人罢了，他们的道路竟会因此而特别艰难，命运也因此而特别悲惨。
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郭沫若天真烂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时代使他一夜成名。半个世纪之后，世英民英怀着同样的赤子情怀，却走上了毁灭之路。是命运无常，还是历史嬗变？
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们为了实现理想，不借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是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撅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注释
①蔡畅（1900-1990)，女，湖南湘乡人。蔡和森之胞妹。著名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是中共中央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②1967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由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总司”等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都停止办公。
这个“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夺权运动，又被称为“一月风暴”。——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98页。
③参见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
13.接班人
他把我创造得光辉、卓越，施恩于我、丝毫没有亏待我……
——《失乐园》127页
我的中学生活开始了。
第一天去师大女附中报到，新同学由于互相不认识而显得群龙无首。我个子高，被老师一眼看中，成了临时整队喊口令的人。当大家听从我的口令站成整齐的一排，而我把这个漂亮的队伍交给老师，自己跑回队列，成为全班的排头时，一道灿烂耀眼的阳光忽然穿透了我原本温柔朦胧的心，使我心里陡然涌起一份欣喜，觉得自己一下子走出了羞涩疑惑的童年，走进成熟自信的新天地。责任、荣誉、功利……，一条条欲望的小虫子在我心里爬。痒痒地，让我心急气短，急切地希望自己有所作为。
这时候，大饥饿的喧嚣已经远去，人民总算度过了饿肚子的三年，迎来经济全面好转。1963年起粮食产量改变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县粮食、油料、生猪等农业总产量超过了大跃进以前的1957年。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有了明显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四年连续出现大量赤字的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
这种经济复苏和环境逐渐宽松，使执政党领袖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思维进入了新的活跃时期。这时候，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了一场短命的改革：鲁莽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专制上义的全面否定，使毛泽东暗自惊心。他意识到他在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实践，正日益受到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现在不仅仅来自资本义和帝国主义的敌对势力，也来白共产党内部的新生代。毛泽东不知道这种强大的挑战力量实际上来自工业革命后变化着的整个世界，色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对现代化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来自共少认党内一两个的变节分子。所以他决定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运动以抵御这种挑战，保证他创建的党和国家的纯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