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咄咄逼人地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他的倡导下，这一时期全社会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是在农村，后来扩展到城市的四清①运动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具是基层干部人人自危。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学雷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更是将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清教徒式的极端生活方式推及整个社会。而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人了青年时代。当我学了医以后才知道，这是人一生中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期。人通常会在生命的这一周期中生发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渴望浪漫柔情，更渴望献身理想和正义。
我的同学们回忆，在女附中的日子里，我在大家的眼里实际上就是革命的化身。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很革命的家庭里，自然有良好的背景和充足的理由追随革命。另一个也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过盛的精力在那里作祟，同学们说，虽然整体上说我还不是一个一点不通情理的人，但在每一个革命化的活动里，我总令她们心惊胆战，因为我总能充分运用想象力，使这些活动有声有色，别出心裁。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运动里，我提议全班同学利用星期天徒步走到香山，以模仿部队行军的方式，体现我们不怕苫，不怕累的精神。今天我已经快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我的同学中很多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她们说由于我不肯稍稍松懈，由于我始终走在队伍的前边，由于我帮别人背了背包(我一点不记得我们还打了背包)，她们只好无可奈何，而又痛苦万分地跟着我。她们也许有点佩服我，因为我和她们一样汗流侠背，在行程的后半截一瘸一拐。但更多的是恨我，有一个同学说她跟在我后面一整大，我高个子长腿的身影在她眼前晃，使她从早到晚都在想我会像路边收获的高粱一样被镰刀齐根砍断。但她们对我毫无办法，因为我坚毅的身影确实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每当这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她们都惧怕我的出现，因为我总能成功地把这种场合赋予了庄严的革命意义，又能够身体力行地向她们证明，她们可以像我一样。
遗憾的是这种革命戏剧不是总由我领衔主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个个是热血沸腾的革命好手。班里很快成立了共青团支部，由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组成。我因为不够入团年龄只有眼红的份，但我很快就感受到团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来自它的强大压力。
有一天，我被告诉下课后到团支部书记家去。去了才知道是团支部组织的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这是当年一种很通行的革命教育方式，通过吃用野菜和糠做的最粗糙的饭食，以表示不忘劳苦阶级的根本。一般认为，食物的粗糙程度和参加者革命化的决心成正比。我们这些参加者是团支部经过认真筛选认为可靠的人。所以食物尽管难以下咽，所有的人仍然兴致勃勃，红光满面。但是团支书的姥姥嫌我们做忆苦饭的时候将她的厨房搞得一塌糊涂，坚决不许我们继续活动，后来由团支书的父亲出面批评了姥姥的落后，我们才得以勉强完成所有吃忆苦饭的仪式。这以后，团支部只好不断召集其他方式的会议。每次课上课下，团支部那几个人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时候，全班的人就都紧张起来，不知道谁会被召集，谁会落选。我虽然也会紧张一下，但心里基本上是有把握的，接到日头通知以后，就颇为洋洋得意。这种会议除了进行正面教育外，一开始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经常会听到团支部对一些所谓落后同学的分析和评价，譬如谁的父亲解放前是小商贩，所以她会在与人相处中斤斤计较。谁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也会被怀疑家中有海外关系。还有一个同学因家庭困难中请助学金，但被发现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个吃定息的小资本家。尽管她的父亲早死，尽管她的母亲是被父亲遗弃的姨太太，尽管她父亲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给过她半点帮助，但是她的助学金不仅得不到批准，她还在我们这些人中留下了对组织隐瞒问题的恶劣印象。我开始还怀疑，这些朝夕相处年龄相当的普通女孩未必像团支部会议上说的那样面目可憎，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我会在事后真的觉得这些人异样。久而久之，我颇有了一些阶级斗争观念，很能够用一个可靠的，团支部发展对象的全部特征塑造自己，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所有的事情。
这一时期，我和我周围的人对于这样的思想训练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它渐渐在我心里培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童年的迷茫上面，分明日益长出一个坚毅的完全不同的自我。而且，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力量对比，竟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开始它们还可以相安无事。夜半无论是梦中还是醒来，我觉着躺在床上的都是童年的那个我，充满疑惑和朦胧，万事可以商量，没有定见的。天一亮，那个坚毅的我就开始行动和讲话，而它则是讲原则，不动摇，万事有主见的。问题是，随着思想训练的不断严格和革命自觉性的不断增强，我终于认识到，白天的这个自我之所以还不够坚毅和顽强，之所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完全是因为晚上的那个自我在作祟。于是白天的自我决心向晚上的那一个开展坚决斗争。记得第一次读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惊讶，因为我觉得他提倡的修养方法早已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我们成了一群简单忙碌又愉快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心中都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每天的生活目的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课堂上我们为革命学习，代表无产阶级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课余，我们为革命锻炼身体或者为革命唱歌、读书、娱乐等等，晚上我们大写“雷锋日记”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使这些文章的文风、文体和语言都与报纸上发表的同类文章酷肖，后来又发现原来这种文风是属于毛泽东的，只不过是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在有意无意地仿效。夜晚灯下，我们仍然孜孜不倦，目光炯炯地检查一整天来所做所为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和毛主席的教导。这种时候我们唯一的烦恼是没有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马上检验我们对革命的忠诚和马上为革命作出牺牲，而最痛苦的事情则是发现自己做得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有很远。
我姐如朵朵和她的好朋友，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雁玲同在景山学校读书。她们虔诚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罗惊涛和刘骇浪，表达自己不怕风雨，随时准备迎接革命考验的情怀。中学生杂志上登出了她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迅跑的事迹，使她们成为中学生，尤其是干部子弟学习的榜样。我捧着这本杂志，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唯一不满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插图。它把两个人都画成背影，而在我眼里她们是革命青年里非常漂亮的人物，好不容易上了杂志，只画了背影，实在说不过去。
假期里，爸妈根据我们的意愿送我们去进行方式不同的锻炼、由于爸妈的工作岗位，我们接触连队的机会较多。我们和连队里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结下深厚友谊，熟悉和喜爱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们热烈地爱上演出队演出的通俗文艺节日，在全国调演期问，我们夜夜沉浸在普通士兵革命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里。这一年的国庆节，师大女附中初一年级在北海公园游园会上演出的节目是由我主演和组织排练的，名字叫“小王赶车”。这个表演唱完全是从战士演出队的节目中移植的，表现了一个年轻的驭手，在参军后的不长时间里过了生活关、技术关和艰苦关等等，完成了革命化的重要步骤。我们七八个女孩子，一律把头发剪得齐耳根，一律穿解放军的绿军装、扎皮带，一律把袖子卷到肘关节以上，如果再带上一个红袖章，就完全是一副红卫兵的样子。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红卫兵形象的最早设计者。我这个主演唯一和大家不同的是手里拿了一条赶车的皮鞭子，这个节目除了要边舞边唱之外，最关键的是要在刚出场和临下场的两个规定时间把这鞭子甩得啪啪响。由于我对革命工作的责任心极强，曾经日以继夜地勤学苦练，所以这个动作完成得十分成功。那天我们学校的演出场地被安排在北海前门背对白塔的彩绘牌楼下，是每个进人北海公园的人的必经之路。我的鞭子在所有观众的头上挥舞，最终啪啪响起，观众热烈鼓掌。我心里又有许多欲望的小虫子痒痒地爬。我那时体验到的愉快和成就感，绝不亚于一个奥运会冠军。尽管我下得台来，遇到几个观众疑惑的目光。他们正争论着我们这伙人是男是女，其中有一人看见我摘下帽子就说：“你看，我说她是女的嘛。”这时我才想到，我从排演这个节日开始，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性别问题。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应该处理女学生扮演男战士的矛盾。但是这种由男女莫辨生出的尴尬并没有真正影响我的情绪，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有一次，总理周恩来为了让一些领导同志的大人配合搞好外交工作，借着中央在北京开会，召集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夫人在人民大会堂聚会。这种聚会实际只是联谊，并不十分正式，所以妈妈也带了我去。记得参加的有全国妇联主席蔡畅、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夫人肖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等。周总理非常高兴，和夫人们谈笑风生。他、张茜还有我妈妈都属狗，他就兴高采烈地称自己为老狗，把张茜和我妈妈称为小狗。这中间不知怎么一来，也许是夫人们都去方便，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
总理走过来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画。”
我没听清他的口音，就问：“看花？”
总理说:“不是花，是画。”
我们走到大厅过道上，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墙上一幅巨大的中国画，告诉我是关山月画的红梅。
我挺矫情地说：“这是画上的花。”
总理笑了，对我的咬文嚼字宽容大度，他和蔼地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啊……”
我也笑了，觉得他的笑容很好看。总理握住我的那只手有力而温暖。我注意到他的指甲是精心修理过的，在红润的甲床上显得格外光洁。我的身心因为这双优雅的手而一下变得安静高贵，连大会堂里的金碧辉煌也不那么刺眼喧闹了（我听说大会堂中所有的装修方案都是由总理亲自过目的)。总理款款地说自己的家乡有梅花，问我见没见过长在野外而不是长在花盆里的梅花。大约就因此谈到年轻人不应该是温室中的花朵，谈到毛主席最近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②，周恩来那双众所周知的眼睛此时又大又黑，一双浓眉也遮不住那里面夺人的光亮，说到接班人的活题时他的眼睛则更大更黑，害得我心潮澎湃，晚上回家把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反复学习，还在我的“雷锋日记”中大书特书关于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决心。
每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上述类型的精神生活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些职业革命家们确实在全社会建造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为自己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他们自信已经建立了千年帝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包括他们子女在内的下一代人的使命，只是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字典上说，接班人是接替下一班工作的人。恐怕在生活中难找到比这更缺乏个性的角色了吧。但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简单而坚决地划定了我们的职责和人生道路。不能否认，他们确实造就了一批正人君子，一些重要的思想品质：热情、简单、克己奉公、不怕艰苦等等，渐渐在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整整一代人身上成为现实。
我总忘不了在周恩来优雅掌握中的这一刻。我是在他温暖的笑容里，在他好看的黑眼睛的注视下，接受接班人命运的。所以，我比别人，甚至比“惊涛骇浪”还难从这个角色中走出来，直到一部由杰出的共产党创始人出演的好端端的正剧，不知怎么被演成了后来那种样子……
注释
①1963年到l965年中共领导人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的政治运动。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人受到不应有的错误打击。继而在1965年错误的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初期。
——参见《辞海》1985年版缩印本178页。
②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国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缺点错误。
——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8月3日第一版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14.举足轻重①
在蒙恩、被选的精灵中间扩散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未曾有的喜悦感觉。
——《失乐园》96页
一直到1949年建国以前，爸爸在党内都算不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虽然他在23岁就当了红军的团参谋长，24岁当师政委，27岁当军政委，27岁任军团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后，他主持过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他的名字随着千万抗大学生的脚步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后来他到太行山，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工作。解放战争中爸爸任华北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但总的来说，他的职务是随着资历积累，逐步提升的。
解放后，爸爸逐渐成为独挡一面、成绩卓著的干部。他先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在“镇反”、“肃反”运动中，他以作风凌厉干练著称，不仅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各种意图贯彻及时彻底，并且日益显露出对震荡全社会的政治运动掌握有度、进退有方的机敏。应该说，在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的复杂斗争中他开创了一份特殊的业绩。
1955年军队授衔的时候，爸爸成为十个共和国人将之一。比较而言，他的资历最浅。
有人出来说话：罗瑞卿的大将军衔授高了。
爸爸确实是从这时候开始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正日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任用。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8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争论发展成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在这个会议上，连一向德高望重的朱德也受到批评。毛泽东盛怒之下甚至提出了“跟谁走”的问题，到会的人们在慌乱之余，纷纷表态要跟着毛泽东走。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罗瑞卿兼任总参谋长。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土作，罗瑞卿为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爸爸这样从公安部回到军队，颇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意味。这一系列的任命，无不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甚至林彪，对他特殊的赏识。这以后，他果然成了深得信任的，行走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和各位军委副主席之间的，常常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领导，从战争年代起就是通过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实现。建国以后。这个方法一直沿用下来。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整肃，第一个党内举动就是改选中央军委。换届的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共七位老帅：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从主席副主席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军委办公会议的召集人，是一份需要智慧的，不大好十的差事。
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日益险恶。印度在中印边界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中苏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紧张，特别是在苏联策动了新疆伊犁塔城事件②之后。1962年，在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根据我军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蒋介石在台湾组成了以他和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准备对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江浙结合部搞一次军事行动，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了名为“昆阳”的作战演习。这一切都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警惕。他一改自50年代以来东风已经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开始强调世界战争早晚要发生，战争不可避免。
1962年5月，在上海的毛泽东紧急召见爸爸，在上海锦江饭店对面的国际俱乐部开会，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以及汪东兴等人。
这个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制订我军战略方针的文件，实际上已经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年之久。现在当毛泽东感到战争危险已经迫近的时候，将它拿出来修改。
五月底，《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刚刚修改完，毛泽东再次紧急召见爸爸。在他的住处，爸爸领受了毛泽东针对台湾海峡、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出现的紧张局势，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加强战争准备的指示。5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在北京研究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问题。会后，作战部根据会议内容用保密电话向在上海的爸爸报告会议情况和林彪、陈毅元帅在会上的讲话。电话讲了四五个小时。那时好像是因为通讯技术不发达，设备难以承受这样负荷，反正根据档案材料记载，电话传达这次会议情况的过程中，用坏了两部电话机。爸爸的两位最干练的军事秘书邓汀和郭树元交替做电话记录，手都写麻了，也不敢稍有差迟。当晚，会议的电话记录整理好，爸爸本来准备让总参作战部研究处处长谭旌樵去向毛泽东汇报。但凌晨1时，己到杭州的毛泽东打来电话，要爸爸亲自去。爸爸当然感到了事关重大，所以第二天上午10点，他乘专列赶到杭州。下午，就升始向毛泽东汇报。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意犹未尽的毛泽东还惟恐有人对形势的危险估计不足，他目光灼灼地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
毛泽东要爸爸立即回上海，向正在那里召集的华东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一次关于备战问题的报告。在会上，爸爸以确定、沉稳的口吻说道:主席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大家要准备打仗……
6月4日，爸爸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嵘洒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同样的毛泽东的准备打仗的口信。会后，爸爸赶回北京，向在京的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成员汇报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的各种想法和指示。这些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都是从爸爸的嘴里，听到他们的领袖，听到国家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关于战争危险的警告和国家军事力量要进行重新部署的消息。
5月下旬，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进人紧急战备状态。6月1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军区入闽部队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为避免暴露，各部队从驻地出发都是在夜间，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入闽部队则保待无线电静默状态。乘火车的部队只准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严禁任何人开门或下车，部队吃喝拉撒都在车上，战士们很好地执行了纪律。到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全部按时开进到指定地区并部署完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神不知鬼不觉，风不吹草不动，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已经严阵以待。
后来，由于其他国际政治原因，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台湾当局并未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功付诸实施，只派遣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但很多人从这次东南沿海备战的部署过程中开始了解，在新形成的军委领导班子里，爸爸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精明干练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怎样成为一个上传下达、有职有权的关键人物，他在协凋各方、组织实施军事大行动的时候是怎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1962年初夏的一大夜晚，毛泽东把爸爸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召唤到中南海他的住地。爸爸知道毛泽东、向在夜里工作，这个时候恐怕是刚刚起床，所以并没有感到奇怪。但是他以为毛泽东会和他谈东南沿海备战的事情，所以一路上都在动这个脑筋。
没想到刚见面，毛泽东劈头就问：“你们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
爸爸完全没有准备，一时被问住了，就说：“我们一直在忙着搞东南沿海备战，对这个事没有注意。”
毛泽东说：“这样的事你们都不注意？回去看看7、9、11三天的报纸和《参考消息》。”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又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一也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呀，回去查查军队人们的意见怎样。”
爸爸回家就找出这三大的报纸和《参考消息》，这些报纸上登载着全国各地的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的消息。爸爸马上意识到，毛泽东是在以他特有的调查情况的方式向他吹风，党内又存在了严重的不同意见。
1962年9月里的一天，我们被妈妈召集到一起，从晚上8点钟全国新闻联播节目里收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息。我听到爸爸被选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这时，我才发现，爸爸在1956年当选的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里，名字就非常靠前，比许多爸爸一再对我们说要特别尊重和爱戴的伯伯叔叔还要靠前。妈妈说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是依据得票数排定的。我想我是从这天晚上有了爸爸是个重要人物的概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严厉批判了提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为彭德怀鸣不平的“翻案风”，严厉指责了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出充分估计的人是“黑清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由此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并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上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不过爸爸的重要性，主要还是表现在他在军队里的，保卫国家安全的工作和任务上。
中印两国的边界是两国政府之间争论很久的一个问题。1959年，周恩来向尼赫鲁提出保持两国边界现状，避免武装接触的建议，但未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到1962年四五月间，印度当局趁着中国军队正在进行东南沿海备战的机会，对我国领土一方进行变本加厉的武装蚕食。刚刚开完八届十中全会，爸爸就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印边界上的紧张情况。10月12日，印度政府扬言，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准备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这时，毛泽东下了和印度人打一仗的决心。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以新疆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组成的西段指挥部奉命进行反击。爸爸起草了军委给边防部队的电报此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必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这种明确严厉的措辞是爸爸一贯作风的体现。它们是对参战部队的要求，更是他对毛泽东，对中央军委立下的军令状。
那段时间，爸爸为了随时掌握情况，把家里也布置成了一个临时作战指挥部，许多房问都挂满了地图。那一年我11岁，妈妈认为我应该有一问自己的房间，而不应该再和弟弟同住。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作战部使用。
那些军事地图的印刷是多么精美啊！我至今记得挂在我房间的那张1:50000的亚洲地图，我的床摆在像一弯残月的波斯湾下面。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儿大，爸爸的军事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每晚，我枕着那一湾蓝蓝的波斯湾海水，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杂沓的脚步声，窗户上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它们活动着在墙上描画出许多奇怪的影子。这一天，我在一种难以人睡的苦闷里，忽然很渴望做一个像爸爸那样举足轻重的人，可以在深夜惊动许多人，可以满脸严肃地运筹帷幌，决胜于千里之外。
长时间以来，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大部门，担负着既要满足战备需要，又要集中力量加强科研，突击尖端技术的艰巨任务。在两大部门的计划和决策的工作中，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领导者们。在由贺龙元帅领导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元帅领导的国防科委之旬，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制造与维修，整机与配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互相矛后的问题。
对于两个老帅之间由于工作产生的不协调，周恩来总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1961年8月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11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11月29日，中央批转厂爸爸向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空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密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在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直接归日管理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主管原子能工业)、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主管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并作为国防工委、国防科委两委之间联系协作和组织日常工作的日子，在党内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决定，爸爸兼任这个国防工办的主任。
也许是这个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确有成绩，协助两个老帅解决了许多原来不好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办公室加强了毛泽尔和周恩来两人对国防工业和科研领域的领导，使他们的意见史通畅直接地到达这两个重要部门。1962年底，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明确规定国防工办是国务院管理国防工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对中央负责。它对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委，在工作上是指导关系，两委有关的各项工作，应首先经过国防工业办公室研究处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原来的中央军委国防上业委员会，把它的任务并人国防工办，更加重了国防工办的任务。
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爸爸是个有公心、不讲价钱的人，办事情不仅效率高，而且有分寸，既有尊重上级的习惯，在下级面前又有威信。事实证明他是这一时期各位老帅都能够接受的人。所以，尽管这个职务的设计复杂而且缺乏安全性，周恩来却真是没有选错人，爸爸是主管这个部门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爸爸在1962年12月19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说：“在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维持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各委、部要协调的事情，还是先送到口子(指国防工办这个口子）来，先通过口子上处理，不要事无巨细都直接捅到两位元帅那里去。元帅们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要让他们有时间考虑和掌握大问题、大事情，关于具体工作，在他们的指示下，我们就要多挡一些。如果发生瞎指挥，我们可以承认错误。”不管当时或者后来别人怎样想，爸爸说这番话是由衷的。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劳苦和忘我工作可以节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各位元帅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大政方针，多考虑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经济困难尚未克服的那些日子里，爸爸觉得这是他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分忧的最好方式。
在这种环境里，尤其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爸爸一共担任了五个方面的13个职务。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他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上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还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人大，他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爸爸一天之内要处理的问题，从命令空军打击侵人领空的敌机到同某个犯了腐化错误的高级干部谈话;从处理某一军工厂出的安全事故到调解某一院校因训练场地同当地人民公社发生的纠纷;从修改第几天要见报的社论到研究如何安排亚非留学生在院校的课程；从检查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到处理文工团住房靠木工房太近、噪音太大的问题。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
爸爸会多。书记处的会，国务院的会他要参加，政治局的会他要列席。军委的会他不仅要参加，还要当军委办公会的主持人。总参和国防工委的办公会、党委会他都是主持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指示、讲话，他不仅要及时向下传达，而且要向未听到这些指示、讲话的各位老帅逐一登门汇报。
爸爸要处理的文件多。秘书们曾在1961年作过一个统计，1960年全年共收文件3.6万份，平均每月3000份，每天100份。当然没有人能看完这么多文件，爸爸的四个秘书帮了大忙，爸爸说：“没有你们我弄不了这么多事……”后来文件逐年增多，秘书们也懒得再作什么统计。
爸爸出差，无论火车飞机轮船，办公室就直接搬上去。好在爸爸身体好，多大的风浪或者气流，他从不晕机晕船,爸爸记忆力极好，任何数字他可以过目不忘，譬如说部队番号、驻地、编制和科研项目中的武器型号、性能他都能脱口而出。这也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而且使他的上下级都对此印象深刻，对他生出许多额外的信任。
爸爸小时候在家乡读小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春游，至一古庙罗汉堂，见一罗汉于睡乡中恬静安然，爸爸心有所感，一时口占成打油诗四句:一睡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当时，周围的同学都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现在，爸爸是在做大事了，这是他从小就向往，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所以我断定，这是他最无怨无悔，最忙碌但也是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在爸爸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这段时间里，我对他的印象最模糊。不知道哥哥姐姐们怎么想，我觉得在很长时间里，我甚至说不上是和爸爸亲密的。我们好像总在各种各样的时间里等待他，等他从外面开会回来，等他打完一个又一个电话，等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等他下楼来吃饭，等他兑现偶尔答应，带我们出去玩的许诺。
有一次，爸爸大大地得罪了我。那是一个新年即将来临的日子。北京那时候冬大的雪比现在多。下雪和过年都使我们小孩子兴奋无比。我和弟弟决定在我们家的前厅里，在画着那种神秘图案的水磨石地上布置一个玩具方阵，以表达我们小孩子过年的喜悦。我们把所有的玩具，洋娃娃、布狗熊、各种大小的玩具汽车，还有不倒翁、花皮球等等都抱出来。方阵很快摆好，窗外的大雪静悄悄地落满了庭院，和我们一起等待爸爸从外面回来。好容易，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汽车轮子在院子里洁白的积雪上画了几条好看的弧线，车门开时，秘书已经冒着大雪在门边迎候。爸爸一边和秘书交谈一边快步走进前厅，爸爸对前厅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心不在焉，不仅根本没注意我们美丽的玩具方阵，甚至还在跨越这些方阵的时候微微皱起了眉毛。最不可原谅的是他碰坏了我最心爱的一个白瓷鸽子，这鸽子美丽的一双红眼睛只剩下一只。我猜爸爸根本没有发觉他做的事，但我却伤心了好几天: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听到大门口响起汽车喇叭，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怨恨、害怕还是陌生，我掉头就跑。爸爸一定是看见我了，他走下汽车的时候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紧张得心怦怦跳，但是却执意躲在藏身的地方不肯出来。我听到爸爸跟妈妈说：“奇怪，刚刚看见点儿在院一子里的，怎么一眨眼不见了？”这时候我心里很满意，因为我叫他失望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成了一个矫情女孩。如果有几天见不着爸妈的面，我就会心里不安，会整天泄气，还会怀疑爸妈是否还爱自己的孩子。一天临睡，我居然突发奇想，跑到别人的床上拿来好几个大枕头，胡乱塞在脖子底下，摆了一个难受无比的姿势睡着了。我想，如果爸妈还关心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们就会来关照我，把我从这种难受的姿势中解救出来。深夜，我在朦胧中觉得房中的灯被打开了，我听见爸爸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子就睡了？随后有人从我身下拿走了那些枕头，我相信那是妈妈。
我曾经把这段经历写在我的另一本书《非凡的年代》里，一个自认为在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的友人看后对我说，那晚的情景也许只是一个梦，只是我这种矫情女孩在心理暗示下产生的幻觉，而我的爸妈根本没有出现过。他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我脖子下的枕头确实被人拿走了。但我知道，即使在我们都更小的时候，爸妈也不是每天都会到我们的房间来查看的，所以那天爸妈来我的房间完全是偶然。可本来不一定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正是这种偶然性让我大大地放了心。这以后，我对爸妈的爱心深信不疑，就算好儿大不见他们的面，我也相信他们是爱我的。
爸妈和我都应该感谢命运，它在这个时期总是顾恋我们，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度过任何感情上的危机。
注释
①本章内容部分引用了《罗瑞卿传》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席不暇暖的总参谋长》(上、中、下)中的文字。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199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②1962年4月22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和伊犁的6万余中国居民，在苏联柱新疆机构人员的策动下逃往苏联。
15.水清水浊(1)
你要证明你的忠诚，先得证明你的顺从。
——《失乐园》320页
1938年，任抗大副校长的爸爸奉毛泽东之命，在延安凤凰山下写书。书名叫做《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为了随时征询毛泽东的意见，他住在毛泽东隔壁的窑洞。在一种读书写书的轻松气氛里，毛泽东曾送了爸爸两句话：第一句“水至清则无鱼”，第二句“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出自《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也见于《后汉书·班超传》，是用水太清澈，鱼就无法生存的道理，比喻为人处事太明察秋毫，太彻底，就没有追随者。毛泽东说了就说了，没有多的解释。这个熟读史书，通晓历代纵横之术的政治家说这话的时候充其量是有感而发，信手拈来，所以大概很快就忘了。爸爸大概也很快把这话忘到脑后了，因为他以后的所做所为证明，他实际上从没有搞懂过这句话，他根本不明白，为人处事怎么能够水不清，一旦清，又如何做到不至清。
但是智睿的毛泽东在有意无意之间说出的这两句话对爸爸的一生实在太重要了。爸爸真的一辈子也没能走出这个水清水浊的怪圈。
事隔两年，1940年6月，爸爸离开了抗大，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太行山，他和妈妈谈恋爱了。他写给妈妈的第一封情书，开头称妈妈“紫萍”，落款是“洛水清”。这是妈妈名字治平和他姓名罗瑞卿的谐音。
洛水是古水名，一说指河南的洛河，另说指四川沱江诸源之一。洛水就洛水吧，很好，很贴切，它确实是流经爸妈家乡的两条不同的河的共同的古老名字。问题是，仅仅洛水不够，爸爸好一个“清”字了得，无“‘水清”二字不能达意传情，非“洛水清”三字不是罗瑞卿。这愈发证明罗瑞卿价值观念中，“水清”属于极美好重要的一类，证明他无论有意识无意识或上意识下意识里都是对“水清”的认同，否则他不会在这种浪漫时刻，在对妈妈表达最迫切意愿的时候，鬼使神差地使用“洛水清”这个名字。
我甚至怀疑，正是毛泽东的提起，才使爸爸追求“水清”的天性在这以后，在不断自我暗示中，愈发不可收拾。直到“文革”中遭了一场天大的灾难，他再回过头来，想起凤凰山下毛泽东送他的这两句话，想起这两句话的洞幽烛微，不由得暗自心惊。
“文革”后，我不只一次注意到，当提出类似毛泽东为什么会整罗瑞卿这样的问题时，爸爸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这两句话。
不管别人如何点头称是，我却难以接受。毛泽东这两句听上去文质彬彬、和平安详的话，怎么会忽然鲜血淋漓，一语成谶？想想“文革”中爸爸和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更不明白，清清洛之水，为什么如此难保清白？竟然天地不容！
听爸爸的口气，至少是乐于提起这个话题的，并在这个由毛泽东提起的关于水清的话题里有所感悟。那么，这感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便成了我的一件心事。
1959年彭德怀下台后，主持军委工作的一直是新国防部长林彪。爸爸回军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主意。爸爸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一军团出身，同在抗大工作。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一个“山头”的。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以及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做法，使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是林彪第一个打破了这片寂静。他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声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主席著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9月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据说印数超过了《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等等。
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他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即使在党内也鲜为人知的语言，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俏皮地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