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就是没有爸爸的报告，毛泽东也不会不注意到林彪这一系列举动。要知道大跃进的悲惨结局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代表的，正在全党蔓延的不满情绪，使毛泽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受了孤独，透过这厚重的孤独的云雾，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他选定的国防部长大异于人的一举一动。
但是，对于大跃进，对于庐山会议前后“反右倾”而造成的三年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对于这期间全国饿死了许多人的事实，毛泽东还是必须给全党一个交待。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多于往常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所以直接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对几年来出现的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在最后的发言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时候已经临近农历新年，毛泽东对大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大家“把话都说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气出不完，话说不完，年也别回家过了。”
在这个会上，林彪也发了言。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的妻子叶群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讨论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她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爸爸经过一番考虑，斟字酌句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个话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提的。”爸爸是好心好意地告诉叶群，毛泽东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爸爸这样说了，稿子上就没有出现天才的字样。
发言稿送到林彪的办公桌上，林彪觉得不是这句话写上不写上的事情，而是爸爸他们搞的发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完全要另起炉灶的问题。他自己拟定了讲话提纲，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果然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刚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要爸爸、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后，毛泽东又很快看完，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爸爸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他的指示送给林彪看，爸爸马上照办了。
以后，毛泽东又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他的驻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爸爸认真地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爸爸赶快颔首称是，而且很有一些自责。如果说他在和叶群争论的时候还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有点自信的话，那么他在林彪面前，尤其在毛泽东面前，就只有服膺和顺从了。
毛泽东要爸爸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毛泽东还说他自己要替爸爸圈定这份书目，要爸爸好好学习。
爸爸风尘仆仆回北京找陈伯达开书目去了。他只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确实很需要提高，至少提到和林彪相近才行。他没有意识到，林彪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唯一的好学生。他更没有想到，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同盟，来反对一些对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的一些党内领导人。事实证明，这些党内领导人后来都变成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严格说来，深得信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此时并不在这一群赫鲁晓夫之中。但是，他是否能够加入那个正在形成的同盟，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要作出一些事情，更清楚地表明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才行。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的孩子。杨开慧牺牲后，岸英岸青兄弟流落街头，岸青被警察毒打，脑子落下了残疾。后来被党组织找到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岸英先回国，后来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岸青回国后和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结了婚。他们夫妇先是住在东北，后来，给毛泽东写了信，想回北京来。毛泽东觉得和自己住在一起不方便，要卫士长李银桥来找爸爸，要爸爸安排岸青两口子回北京的事情。爸爸马上交待总参管理局局长梁其昌，给岸青夫妇找了房子，配了专职的医生和护士。爸爸交待梁局长，岸青有病，要好好照顾，但也不要太特殊，不要和其他干部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 要真正为主席分忧。直到今天，岸青邵华两夫妇的生活还是由总参管理局照顾的，这是将近40年前总参谋长罗瑞卿立下的规矩。
岸青想见父亲，或者毛泽东想见儿子，都由爸爸来安排。记得爸爸妈妈都说过，岸青只要不犯病，就是个挺聪明的孩子，会写俄文诗，还会弹钢琴。每次由爸爸安排了去见过毛泽东之后，岸青总有一段时间特别兴奋和愉快，写诗弹琴的成绩就特别好。如果毛泽东恰巧比较忙，或者江青知道后不高兴，一时安排不上，岸青就情绪沮丧，病就犯得厉害。爸爸当然很替岸青着急，但也毫无办法。虽然爸爸知道事关主席家事，可能会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局。他每日的工作又千头万绪，难免一时照顾不到，出个差错。但爸爸一味尽心尽力地替毛主席分忧，实在忙不过来，就要妈妈亲自办。交给别人他不放心，生怕有个闪失。
可就真的出了差儿。大约是1965年，全国农村都在开展四清运动，邵华为了锻炼自己，提出要到农村去四清。爸爸知道邵华是追求进步、严格要求自己的意思，但考虑到岸青需要人照顾，先是劝她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爸爸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不知毛泽东怎么听说了这事，很不高兴，觉得爸爸不该这样干涉他的家事，把邵华送去四清。
爸爸原来是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但为了这事，政治局常委会竟然不让爸爸参加了。一位知道了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爸爸打招呼：罗总长呀，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呀？
爸爸说：没要我来是因为这次会上没有要我办的事情吧。
爸爸先是真不知道毛泽东为这事情生了气，后来知道了，也没怨言，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旭君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邵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大约是爸爸真的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或者是怕影响妈妈的情绪，反正直到“文革”后，他才和妈妈在闲谈中提起这件十几年前的往事。
1965年5月，三届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这是经贺龙元帅建议，毛泽东决定的又一项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措施。所有海陆空官兵不分军种、兵种、级别，一律佩戴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江青找到爸爸，说她对军队和军装都很有感情，希望有一套新式的军装和帽徽领章。江青可是给爸爸出了一个难题，而且是关乎江青同志感情问题的难题。爸爸考虑来，考虑去，认为基本事实是江青同志并不是一个军人。所以，只能给江青发一套军装，不能发领章和帽徽。爸爸觉得这样做，既照顾了江青同志的感情，又维护了现役军人的尊严。但是对爸爸这种貌似公允但实际上不肯通融的做法，江青同志当然大为不满。“文革”时，阻挠江青穿军装的爸爸罗瑞卿坐了毛泽东和林彪的班房，包括江青在内的所有想穿上军装的权势人物，都“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笑嘻嘻地如愿以偿。
我不是说这些小事情能影响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我只是说，毛泽东对罗瑞卿“水至清，人至察”的基本看法是多么正确，这种小事情没有哪一件不提醒毛泽东，罗瑞卿就是他说过的那种连小事都不肯通融的人。
妈妈说，有好长时间，她和爸爸都想不透毛泽东这两句话中，到底是表扬的成分多，还是批评的成分多。她说，对林彪整爸爸她想得通，因为林彪知道要罗瑞卿相信他超过相信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所以，林彪要篡党夺权，就先要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但她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
妈妈的提问忽然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分散在我心里的一大堆疑问忽然循着妈妈的思路有了答案，这种思想成果使我一时热血沸腾，不吐不快，我忍不住就振振有辞起来：“第一，毛泽东对罗瑞卿了解透彻，评价准确。爸爸确实是清澈如水之人。第二，是批评还是表扬，那要看具体情形而定，当他毛泽东自己水很清，需要能干的人来创造成绩，成就事业的时候，水清也好，至清、至察也好，都是优点，只惟恐其不至清不至察。当事情起了变化，他希望水浑一点的时候，至清至察自然就成了缺点，而且最好不清不察。第三，对于天性至清至察如爸爸罗瑞卿这样的人来说，理解前一点比较容易，所以水清的日子比较好过。理解后一点，因天性作怪，则几乎不可能。所以人家毛林，希望水混一点的时候，你罗瑞卿偏偏要清、要察，甚至一味‘至’下去，当然就让人家尴尬，再由尴尬生出讨厌来，你的日子当然就开始不好过。第四（我对于自己竟然随口就总结出四点颇为得意），伟人毛泽东是否有品质问题，是设问根本不合理。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具有人世间最高的道德等级，为了这个根本利益和最高等级的道德自然可以牺牲任何人，任何东西。保证党和党的领袖的大道德，则是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
妈妈对于我的高谈阔论，当然不屑得很，而且脸色渐渐难看，终于断喝一声：“胡说！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封建帝王。”
没想到75岁的老妈妈如此敏锐地抓到我胡乱运用概念的漏洞。我一时理亏，难以自圆其说，只好打住。
俄倾，妈妈又高屋建瓴，斩钉截铁地说：“别忘了，先把水搅浑的是林彪！”
注释
①文革”时期，江青在领导文艺界时推出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智取威虎山》中人物少剑波的唱词。
16.水清水浊(2)
他正要着手一个阴险的企图。
——《失乐园》126页
林彪曾是我们特别尊重和熟悉的几个长辈之一。我们称林彪林伯伯，称叶群叶妈妈。虽然他们两夫妇和别的长辈们确实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都以为这完全是因为林彪是个病人的缘故。
在我印象里，不仅林彪一直是病人，林彪一家人都忧郁，都身体不好。他的家又老是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怪事情，让我想起英国女作家夏绿蒂姐妹笔下那些古老幽暗城堡，里面住着家族遗传的精神病人。
每次爸妈带我们去林彪家，总要千叮咛万嘱咐不许我们大声说话。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高大、空旷、无人的房间，这些房间里都铺着厚厚的地毯，房门上钉着绿色的厚呢条儿，以便开关的时候没有声响。所有的窗帘都低垂着，墙上挂着硕大的两根水银柱组成的干湿温度计，让我觉得这些房子里什么看不到的地方有着非常贵重的精密仪器。这些幽暗寂静的房间彼此相像，像些古老的洞穴，连空气都静止，只有在我们通过的时候流动一下，然后又静止。
林彪总是在最后一间最大的房子里，这间房子里除了一套长沙发，竟然再没有一件其他的家具。那沙发又大又软，林彪以一种非常虚弱和无力的姿势深陷其中。他的身边既无书报，也无收音机、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觉得在我们进来之前，这房间里是连光线也没有的。我不知道人怎么可以这样什么事情都不做地干坐着。
林彪伸出他又白又软的手，我们在爸妈紧张地注视下，尽量得体地握住他的手。他如果笑，笑容也是软弱和疲惫的。走出去的时候，我才能稍稍稳住神，才想起林伯伯的手上怎么会又潮又冷。这种潮冷彻骨的感觉在我手上常常盈日不去。
还有一次，不记得叶群和我们同车去哪里。车上除了妈妈，我，叶群，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她面目姣好，打扮得花枝招展，唯一遗憾地是长着一口四环素牙。叶群说这是他们司机的女儿。说她自己在家里实在非常寂寞，101（叶群这样称呼林彪）整天和她说不上一句话，只好带了这个小姑娘解闷儿。叶群还跟妈妈说：总长对你多好啊，你可不知道我受的什么罪。有一次，101发了火，要我马上从汽车上滚下去，我只好下车，自己一步步走回家。叶群还说到小姑娘的爸爸，也就是林彪的司机也是多可怜的。林彪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得出去“转车”，司机不敢换档，不敢刹车。车速一变101就要醒。有时一转几个小时，司机苦不堪言。她只好帮司机带女儿，也是辛苦得不得了。叶群说她的命不好，她这辈子把一切都给了101，自己什么都没有了，101也不理解，谁都不理解。
叶群说的这些事在我记忆里一直都是朦朦胧胧的，因为它们使我有限的判断力处于休克状态，完全想不清楚林伯伯和叶妈妈之间，他们和司机，以及司机的女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对我来说匪夷所思，但却使我深深敬畏，因为它们显示出一种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完全不同于在我们家里大行其道的那种简单的情感逻辑。印象深刻的另一原因是说话者底气很足。我坐在前座，下车时后脑勺潮湿且生疼，很可能是被叶妈妈在慷慨激昂的当儿，发出的挟带唾液的气息，连续撞击所致。
林彪和叶群生有一子一女。姐姐林立衡，小名豆豆。弟弟林立果，小名老虎。豆豆和老虎都被送到我们家来玩，叶群说是让这姐弟俩来我们家学习开朗和活泼。这在我们又是一件怪上加怪的事。开朗和活泼是需要学习或者可以学习的吗？
豆豆和老虎都比我大，是哥哥姐姐们的朋友。不知他们是否学到了他们要学的东西，反正他们每次来都挺高兴，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从来喜欢有朋友来。有一次，老虎在我们家吃饭，盛饭的时候忽然失手把饭锅盖摔得嘭的一响．老虎竟然吓得面色大变。我们赶快说，没关系，没关系。二哥猛猛则大笑：还老虎呢，整个儿一个猫。这以后，我们都将林老虎戏称为猫。没法想象这个“猫”后来在“文革”中当上了空军作战部长，策划了571工程，并且亲自指挥一班人马图谋暗杀伟人毛泽东。
豆豆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在家里好像有许多苦恼。她曾经收到过匿名信，说她不是叶群的亲生女儿。叶群生性多疑刻薄，对家人也不例外，使豆豆越发觉得匿名信中所言不虚。豆豆精神上很痛苦，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常常独自哭泣，整夜睡不好觉，后来听说甚至闹到了自杀的地步。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大惑不解。我们这些人天天吃饱了饭，除了一心要当合格革命接班人，不知天下有忧愁二字。在我们这些思想简单的人的眼里，林彪的家庭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
1964年来到了，这一年在我记忆中是一个亮点。因为全军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我们全家都成了军事训练表演的最热心观众。记得看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那次，爸妈甚至允许我们耽误功课，允许我们向学校请假。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破天荒的事情。
记得最清楚的是夜战近战表演。射击时，曳光弹不仅把夜幕撕得粉碎，还像节日的焰火一样炫目。夜战的士兵每人头上一灯如豆。奔袭时，灯火由远而近，像一群萤火虫互相追逐。我想象那是一群古代士兵在衔枚疾走。两军遭遇时，惊心动魄的喊杀声陡然爆裂，灯豆霎时零乱不堪……。那一夜，枪炮声彻夜震荡着远处的山峦和我们幼小稚嫩的肺腑，让我们为战争的壮美而激动万分。连演习组织者为节省时间，发给每人一份的简易晚餐：两个甜圆面包，一根香肠，两个茶叶蛋，都使我们如啖山珍海味，心里像过节一样快活。
6月份，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大区和省的党政负责人都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在会上向毛泽东提起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事。毛泽东一时兴致大发，说：“有这样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北京军区准备，同时告诉在济南的爸爸，要他马上回京筹备。爸爸建议增加济南军区的几个分队和民兵参加表演，贺龙同意了。
如此，1964年在全军兴起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以向毛主席汇报的方式达到了高潮。
1964年6月15日下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党政军所有重要人物：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肖劲光、许光达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共数百人，浩浩荡荡云集北京西郊射击场。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爸爸始终不离毛泽东等领导人左右，由于这些表演他都是事先看过的，所以对一切过程都了如指掌。他亲自讲解每个项目，谁提了什么问题，他便快步走过去作解释。元帅们交待了什么事情，他又立即派人去办。
第二天，毛泽东意犹未尽，决定下午先在十三陵水库游泳。爸妈陪他下水，一直游到水库中心的小岛。上岸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爸妈：“你们两个谁游得好。”爸爸指着妈妈说：“她游得好，我比不上她。”实际上，爸爸原来不会游泳，因为他小时在家的时候有一个兄弟在嘉陵江里游泳淹死了，奶奶从此不许爸爸下水，出门读书要在脚杆儿上用毛笔划上记号，回到家里要检查，看墨迹还在不在。建国以后，爸爸做公安部长，毛泽东酷爱游泳，他觉得自己这个做保卫工作的不能不会，所以在50岁上学会了游泳。
在十三陵看了追击炮射击和水雷、石雷表演后，需转到阳坊观看炮兵和坦克兵表演。由于天气热，毛泽东游过泳，已经疲乏，爸爸、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还加上一个江青都劝毛不要看了，回去休息。毛泽东说：“人家准备了，不看不好嘛。”杨得志说：“炮兵和坦克表演，以后再找机会看。”毛泽东问：“哪里找机会呢？”杨得志不做声了，杨勇赶快说：“两位主席下决心吧。”
毛泽东稍稍考虑了一下，站起来只说一个字：“看。”于是一行人又浩浩荡荡来到阳坊，看完了炮兵和坦克射击表演。
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和所有到会的人都兴高采烈。台上台下掌声笑声响成一片。我亲眼看见白发苍苍的叔叔伯伯们一个个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两天表演，两个军区七个军的一些分队加上民兵参加，表演成绩超水平发挥不说，整个活动紧凑有序，一点事故也没有出，作为组织者，爸爸愉快的心情可以想见。
愉快的爸爸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如此盛大的军事检阅，这等风光热闹的场合，国防部长林彪却没有露面。
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林彪确实对权力有过非分之想。不知是什么，诱发了这个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共和国元帅的权力欲望，也不知道这种隐秘的欲望开始于何时。但是对于爸爸来说，大概是从这个时候起，周围的一切事情开始变得别扭起来。
爸爸回军队是林彪的提议，是他看中了爸爸的可靠和能干。有爸爸在，在实际工作中他便基本上不用操心，但是事隔不久，他发觉有一些事情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首先他没想到爸爸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关系那么密切。这种关系是许多微妙因素的总和，而且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爸爸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尽管林彪已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引起了毛泽东特殊的好感和注意，在全党独树一帜。但他对自己仍然没有自信，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中一直缺少的那么一点点亲切和自然，使他拿不准他的这种表现是否真的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第二，他没有想到罗瑞卿以他的勤奋周到和严谨很快成为军委里几位副主席都乐于接受的人。他和他们所有人都很快地建立了融洽的工作关系。
第三，1962年秋，部队东南沿海备战后，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称病不出，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他称病的目的如何，反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都当他真的病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军委的日常工作由贺龙主持，而且明确告诉爸爸：“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军队的事情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爸爸就真的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抓军委工作。因为他病，好多事情贺龙和爸爸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因为他病，军委其他副主席交办的事情，爸爸也尽量不打扰他，快手快脚地自己都办了。日子一久，林彪开始不安。
林彪有一次若有所思地问爸爸：“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爸爸没有搭腔。因为他知道，林彪虽然用了“我们”这样一个共称代词，但这个主语实际上和他没有关系。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数得出来的几个，林彪和这些人都是他的上级，都是他敬重的元帅。他的组织观念告诉他，这绝不是他应该参加讨论的问题。但这使林彪大为不悦，爸爸虽然用自己的沉默表示了对他的尊重，但林彪还是一下子看透了爸爸内心深处那汪太清的水。他明白了，罗瑞卿看重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他林彪个人，罗瑞卿基本上不能做到唯他林彪马首是瞻。
还有一次，林彪从外地休养归来，一下飞机就打电话要爸爸马上去见他。爸爸在开会，还有其他军委首长在场。爸爸在电话上小心翼翼地说：“散了会马上去。”林彪大发脾气，当时就摔了电话机。后来，他在他那些当做备忘录的卡片上愤怒地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做又一彭黄也——”
这些发自国防部长林彪的危险信号并没有引起爸爸的警觉。相反，当时光流转到1964年的时候，爸爸又协助军委两个副主席，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搞起了群众性练兵运动，惊动了毛主席，惊动了中央。又搞如此盛大的军事检阅，不仅毛泽东去了，中央领导几乎全体出动，还带去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前呼后拥，万头攒动。罗瑞卿更是跑前跑后，出尽了风头。军委以至军队，还是他林彪说了算的地方吗？
林彪必须力挽狂澜。
他的拿手好戏是突出政治。
这一年的冬天，林彪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做指示的时候，咄咄逼人地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军事训练、生产等可以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个突出政治的指示做完之后，不动声色地叫爸爸拿去修改。
爸爸对林彪这些话中的意见，也就是矛头所指不会不明白，他甚至明显地感到了林彪要他屈服的暗示。但是，如果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爸爸对林彪的许多看法和提法是同意甚至是信服的，那首先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看法和提法都是对的，是对部队建设有益的，包括所谓的“突出政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简单极端的做法。但是现在，林彪却把突出政治和抓军事、练技术对立起来，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抓军事训练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甚至还要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爸爸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应该为整个部队建设担忧。他怕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指示后，政治会乱冲击一气。怕1964年军训成绩退下来，完不成毛泽东交待的两年普及军事训练尖子的任务。
于是，在修改这份林彪的原稿时，爸爸提出了一些增改意见。在1965年初军委办公会上讨论和传达林彪这个指示的时候，爸爸又做了一个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发言。他不同意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坚持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他甚至针锋相对地说：“政治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
这些意见都是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经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交林彪审查，林彪同意后以军委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
但是，林彪却通过爸爸这些言行，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罗瑞卿绝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有一种非常讨厌和顽固的坚持原则的坏毛病。如果说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摔话筒啦，意味深长的试探啦，酸溜溜地认为爸爸出风头啦，还多少有点闹脾气使性子的味道，那么从现在起，林彪不得不重新来估计罗瑞卿，重新严肃考虑他和自己的关系了。
尤其是，当权力的欲望折磨着这位曾经骁勇善战的元帅，当他在和平的日子里，对自己日益变得平庸感到不满，当他出于对党的领袖和党内体制的深刻理解，自信能够凭借自己的方式，搅浑毛泽东的这盆水，创造另一份自己的家业的时候，他更得目光如炬地选择忠于自己的人了。
道理再简单不过。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演戏，这句戏词儿可以这样唱：浑水摸鱼，已是国防部长锦囊中的妙计。怎容忍，总参谋长罗瑞卿，水清无鱼？……
17.走上祭坛
他们歌唱，光荣归于至高者……
——《失乐园》257页
读我自己写下的这些故旧之事，我总会有忽然失去真实的感觉。
我说总会，是因为从我十年前有机会接触到“文革”期间，爸爸在监狱里亲笔写下的自传开始，我就对这些发生在“文革”前夕的事感到荒谬和难以置信。
现在我多少明白了，我的毛病在于我总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培育了我精神世界的共产党人，党的领袖，也有如此委琐，如此丑陋的人性弱点。我总是难过地发现，我的父辈，这些高大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们竟然不是可以避免人类弱点的超人。我惊异，一个伟大的事业和一些伟大的人物，却由于一些如此渺小的原因演出了令后人汗颜的滑稽戏。
这种人类弱点和渺小的原因通常包括：自大狂、偏听偏信和背信弃义。
就算林彪已经洞悉了罗瑞卿的为人，但爸爸在军政两界担任的重要职务，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密关系以及在其他党的领导人，包括各位军委副主席面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精明强干的形象，已经创造的卓越工作成绩，都使林彪不能等闲视之。要搬掉罗瑞卿这块绊脚石，他还有许多事情得做。其中，动摇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
1965年2月，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的路程。刘亚楼得的是肝癌，医生们已经对他的病束手无策。刘亚楼的妻子叫翟云英，原来是个医生，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她长得挺好看，后来才知道她有俄国血统。
据她讲，林彪的妻子叶群，在那一段时间里忽然成了刘亚楼病房里的常客。叶群一来就要谈上半天，连她翟云英也不准在场。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的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身边坐稳，叶群的汽车又掉头回来，翟云英只好再次离开病房。叶群和刘亚楼谈什么，翟云英不知道，刘亚楼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觉得丈夫在那一段时间里非常烦躁。使她更为吃惊的是，林彪竟然也一改平日怕风怕光怕见人的规矩，打破他从来不看望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例，亲自跑到刘亚楼的病房里来和他谈话。内容仍是非常秘密的。
这时候，爸爸专程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却让爸爸先找刘亚楼谈。爸爸对林彪的安排十分奇怪，但是他正好也想看看刘亚楼，就先去了华东医院。爸爸安慰刘亚楼，要他安心养病，要心胸开阔。刘亚楼对爸爸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他还要爸爸对林彪不要有误会。这些话使爸爸如坠五里雾中，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林彪通过刘亚楼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争取和试探，看他到底肯不肯上林彪这条船。后来，爸爸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说：“我当时只是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刘亚楼沉吟了许久，又对爸爸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爸爸对这些话同样没有在意，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爸爸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
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之后，林彪才出来见爸爸。林彪问爸爸和刘亚楼谈得如何，爸爸只是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爸爸根本没懂他的意思，他对爸爸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他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爸爸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对爸爸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到此结束，但是林彪的话却未使爸爸感到丝毫的宽慰。实际上，爸爸虽然在军委办公会上为1964年在全军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辩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将领都不同意全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但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已经急速降温了。更令爸爸心乱如麻的是，他完全无法估计他和林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
爸爸后来曾经对妈妈说，1965年那一年，他的心情很不好。林彪经常会和他说一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什么“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老婆孩子也不会连累”等等。对于类似的话，爸爸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能够维持礼貌就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有一次，林彪说得太多了，他再不开腔实在不行了。爸爸小心翼翼地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和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爸爸说这话实在是有点自作多情。因为没过多久，林彪和毛泽东都毅然决然地割断了他们和爸爸的关系。但正是这种自作多情的话引起了林彪更大的不满，他要的是爸爸对他个人绝对的服从，而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每次进行完一场这样的谈话，爸爸就觉得很忧郁，他不懂林彪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多疑。他只能安慰自己，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林彪在长期养病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坏脾气。
1965年4月上旬，爸爸要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爸爸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他自己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说，不要来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星期会，然后再来汇报。4月28日，爸爸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在北京开完了会，然后陪同贺龙元帅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为了向林彪汇报，爸爸又只身去了上海。
林彪知道爸爸先陪贺龙去了武昌，心里已经不满。一见了面就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要加强通气。”然后又说：“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林彪还对爸爸和他之间的通气规定了五条。这五条大概的意思是，如林彪在北京，要×日一次汇报工作，如在外地也要×月一次。爸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用不着事先联系，也用不着事先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在向爸爸说明通气的重要性时竟然还拿出了党章一字一句地念起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使爸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仍然不能懂得林彪的火气到底从何而来。爸爸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说：“你能做到，就好。”
当时，刘亚楼的病已经很重，父亲去看他，告诉他：“毛主席要你好好休养。”刘亚楼说：“我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妈妈也在场，她听到刘亚楼的话曾经起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刘亚楼为什么没有在谈到身体健康的问题时，在毛主席和爸爸之间提到林彪，要照当时的常理，刘亚楼是不会疏忽这种问题的。但是因为当时妈妈看到刘亚楼病势深重，心里很悲痛，就没有再想下去。也没有料到，这种“疏忽”是因为刘亚楼已经对林彪想在他这里打开整爸爸的口子有所恍悟，而对林彪产生了不满。第二天上午，刘亚楼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爸爸曾经很难过。因为刘亚楼是一个能干得力的干部，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刘亚楼的丧事办完后，爸妈还请翟云英和她的孩子们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记住了刘亚楼叔叔有一个儿子的中文说得特别差，据说是因为他从小跟了一个只会说俄语的苏联保姆，所以从此学不好中国话了。但他的名字却非常中国，叫刘煜奋，爸爸说：“你的名字又热又亮。”我查了字典，“煜”是火焰和照耀的意思。
5月25日，爸爸深夜才回家。连续几天的作战会议使他已经很疲倦。一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一份电话记录。这是林彪口授的一个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三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原来，当作战会议结束的时候，爸爸做了一个总结。本来，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会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本是情理中事。更何况要爸爸做总结发言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报告了林彪，他并未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当六十三期简报送到林彪手上的时候，他却忽然勃然大怒。
还没等爸爸把自己的思绪理清，判断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电话机响起来，是叶群打来的。她在电话上说：“我今天只离开了_小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101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爸爸到后，叶群把爸爸引进一个卫生间。使爸爸更为吃惊的是，他看见叶群的女儿林豆豆竟然也在场。叶群令人作呕地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她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101憋了一肚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他那个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情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情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爸爸始终一言不发，回到家里，他气愤地对妈妈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
现在看起来，六十三期作战会议简报的事情，是林彪本来想突然发难，大闹一场，先给爸爸点厉害尝尝。但是刚刚开了个头，他们就发现这样一件小事闹起来有点太不成样子，理由不充分，站不住脚。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不得不想一个收场的办法。
第二天，林彪亲自约爸爸去谈谈。叶群在电话里要妈妈同去，说：“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地，谈不好又谈崩了。你来，你来，你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嘛。”
那一天的情景，妈妈至今记得清楚。叶群把妈妈让到另一间会客室里，对她说：“昨天晚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是不在了一小会儿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话记录我已经让人收回了，我还交待了他们要消毒。”她和妈妈坐得更近一点，口气也十分急切和诚恳。她说：“希望你和总长忘掉昨天的事情，永远忘掉，就像它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她还说：“101的脾气坏得很，他只能同自己最亲密的人发脾气。总长就是他最亲密的人。”叶群还找出小说《红楼梦》中的两句话，说林彪和爸爸的关系就像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一样，“因为太好了，所以就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妈妈觉得叶群的话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就尽量转换话题，不想叶群的兴致更加高涨起来。她说：“101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重友情的。你知道罗荣桓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当上的吗？罗在东北可没做什么事情，天天担架上抬着。可101还把功劳分给他一半。开大会的时候，101从前台跑到后台，满头大汗，就是去说服一些人，要不然，罗荣桓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当不上。”
爸妈一向尊重罗荣桓同志，认为他实在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忠厚长者。妈妈觉得更不应该这样议论一位已经过世的同志。叶群见妈妈不喜欢这个话题，就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妈妈很吃惊地说：“没想到什么合适的东西呀……”叶群说：“就是送张照片也好嘛，你们那些孩子多好，活泼，不像我们家的豆豆和老虎不开展，不活泼。”妈妈说：“好吧，我回去捡几张合适的照片送来。”
谈话总是不太融洽和热烈。叶群提议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刚走出客厅，叶群就大喊：“秘书，拿剪刀来！”
5月份是花开的时候，院子里的牡丹和芍药都开得正好。叶群手持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把那些花朵都剪下来。这时爸爸和林彪一起走出来，他们谈完话正在告别。妈妈赶紧和爸爸一起登上汽车。两人都已在车上坐定，叶群追出来把那一大抱花从车门里递过来。妈妈说：“这么好的花，你们留着看吧……”叶群则一迭声儿地说：“大家看，大家看。”妈妈无可奈何地把花接在手里。
在汽车上，妈妈问爸爸今天都谈了些什么，爸爸说和昨天的意思差不多，让我永远忘掉这件事。话虽这么说，可妈妈仍然感觉到爸爸很忧郁，也很沉重。她把刚才叶群的谈话告诉给爸爸，尤其是关于罗荣桓元帅的那一段。妈妈说：“叶群这样子实在太不对，太庸俗，不像个党员说话。”爸爸沉吟了一下，对妈妈说：“这个话不要出去说，千万不要出去说，这个话是会影响团结的。”
那天爸妈回到家里，我们看见妈妈拿回来那样一束大得不寻常的花，都高兴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最爱花。但是妈妈后来告诉我们，她觉得那些花一点意思也没有。头一次，美丽花朵在她眼里失了颜色。
后来，妈妈找了几张弟弟的照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101喜欢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我记得，我们也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是一些在那个年代里不多见的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曾经非常喜欢这些小东西，所以到今天还记得它们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