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档案记载，林彪和叶群早在上述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下了整掉爸爸的决心了。1965年5月20日，他们授意几个秘书联名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6月间，叶群又授意海军政治部负责人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这些都锁在叶群的保险柜里。什么鲜花啦，装上镜框的照片啦，都是演戏。是为了在他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稳住爸妈。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
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爸爸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爸爸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爸爸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的住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大门口都是事先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爸爸，但事后硬说爸爸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
我曾经非常奇怪，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种种恶劣做法，爸爸为什么能够忍耐。就当时爸爸和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关系而言，爸爸完全可以告他们一状，而且可以告准。但是爸爸却忍辱负重。后来，他对我说：“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这才使我恍然大悟：爸爸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革命生涯中会发生这样一件离奇的遭人陷害的事。这种阴谋手法完全在他常识之外。所以，他本着老一套尊重上级，维护团结的精神，拼命躲避着射向他的明枪暗箭，心里头最惴惴不安的，是林彪，后来是毛泽东对他的误会。
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能想到林彪陷害他，但他绝不信，毛泽东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他原以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这是爸爸从开始起，就对林彪的种种恶劣表现姑息忍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爸爸很快又挨了当头一棒。
毛泽东自己倡导的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和扩大化反而使他自己对中国形势的担忧和焦虑达到最高点。早在1965年，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呈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按照他的说法：
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
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毛泽东认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的是通过一种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毛泽东扭转这一可怕形势的办法，这种他心目中酝酿已久的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群众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①。
1965年11月，天空已阴云密布，“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爸爸到了上海，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告诉爸爸，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高兴，并对他们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泽东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陈丕显说，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但觉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听了这个消息，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客人未到时，爸爸向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爸爸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爸爸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爸爸赶快给彭真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认真地对彭真说：“姚文元评海瑞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大约同样的时间，周恩来也向彭真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这篇文章。爸爸对即将到来的“文革”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他仍然以他老一套的方式，一心一意维护着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维护着他一向珍视的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团结。
爸爸做完了这些事情，心安理得地离开上海之前，对毛泽东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神情开朗地嘱咐爸爸：“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毛泽东情真意切地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爸爸说至少到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是晴空万里。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爱戴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伟人毛泽东。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爸爸。听说爸爸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爸爸像往常一样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爸爸身体怎么样。爸爸说，还好，只是最近闹牙痛。林彪说，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妈妈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爸爸：“今天谈得如何？”爸爸说：“谈得不错。”妈妈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爸爸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是11月27日，离召开整爸爸的上海会议，仅仅十天。
我刚才已经说过，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想到了林彪陷害他，他也绝不信。毛泽东会动摇对他的信任，他更不信。这个变化在他离开毛泽东的第四天，即11月30日的五个小时之内由叶群出马完成。但是这样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
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②，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这封信甚至对爸爸连名字都没有提起，但林彪让叶群带给毛泽东的随信附去的11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爸爸的信之外，全部是揭发爸爸的材料。
在1965年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在部队一些单位建立了联络员，即选择了一些人，使他们可以越过一切机构直接同林彪和叶群联系。林彪和叶群为整倒爸爸与他们个别交底谈心。有时叶群为了表示对某人的信任，在爸爸来到他们家里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时候，让这个人藏在另一屋子内偷听。这些人中有些听完林彪叶群的交底后没有行动，但也有一些人对林彪表示效忠，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党内屡见不鲜，事实早就证明，在党内斗争中使用这种手法是有效果和有利益的。
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李作鹏写的。有当时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他主动写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这使得他在林彪叶群倒台以后颇有一点被动。如果篇幅允许，我在事情进行到那时，也许还会写一点他的故事。
关于叶群带着这封信，到毛泽东那里都说了些什么。由于林彪和叶群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口对口的告状方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档案，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我原以为，这会永远成为一个谜。但历史的机缘有时非常神妙。1996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作为当年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警卫的领导，是这一事件的准当事人。在这本书里竟然有整整一节叫做“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活画出当年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爸爸时，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读：
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去处。也正由于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们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主席在1953年带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怎么这样变化无常，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口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我说：“已经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
这些描写我认为是靠得住的。只有最后一段中这个判断，我想我妈妈大概不会同意张耀祠。因为她说过，毛泽东从来没有相信罗瑞卿是个坏人，会反党，反毛主席……
对于毛泽东下定决心整罗瑞卿，是否是因为听信了林彪和叶群的谗言这回事，我同意妈妈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的心里正在涌动着一个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掀起这个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一个砝码。为了革命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为什么罗瑞卿就不可以？
关于这一点，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这本书里也有一段不可不读的文字。这段文字记述的是1966年6月，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回到他家乡，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滴水洞别墅中住了十天。张耀祠认为，毛泽东就是在这十天中最后下定了发动“文革”的决心：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话，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信中了。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在林彪1971年叛国出逃以后由中共中央下发全党，用张耀祠的话来说：“于是，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单引号是原文有的）。”其实，在这封信中，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打倒右派和他心目中的牛鬼蛇神而决心发动“文革”，并因此甘心情愿给人（林彪？）当钟馗的形象比对林彪反党企图的觉察显得更生动鲜明。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事实吧。
在叶群杭州告状的第八天，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专门是为了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第二章有关内容。
②杨尚昆（1907-），四川潼南双江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因在中央的会议上使用录音设备，被说成是对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搞侦察，被调离。
18.上海会议
伪善者这样说了，没有被识破……
——《失乐园》121页
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主持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就算他已经决定与林彪结盟，在发动更大的政治风暴之前，他也要先稳住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集团成员的神魂和阵脚。
对毛泽东来说，在1965年12月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11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克清妈妈回忆道：
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
“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①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定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是像平时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2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7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20米长的通道。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那一年，我14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大叫大嚷地在操场上打球，有人叫我去接电话。我一步三跳地上了办公楼，汗湿的手把话筒抓了五个清清楚楚的指印子。秘书告诉我说，爸妈已经从上海回到北京了，住在新六所，让我放了学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根本不可能设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仍然兴致勃勃地打完了那场球，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新六所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当时是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天黑，路不熟，我又早下了一站车，所以，我在路上耽搁了许久。西郊那时很偏僻，为了打听一下路，我弯了很远跑到一个量具刃具厂的门房里，经一个老人指点才找到新六所大红油漆的大门。院子又大又黑，只有二号楼的灯亮着。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爸妈都在楼下的门厅里等我。我不知道爸妈一回到北京实际上就被软禁起来，更不可能理解这种焦急是来自上海会议那一番无端的诬陷。突然的变故，使他们丧失了安全感，生怕自己的家人再遭到什么不测。
一般来说，爸妈都属于直爽外向、喜怒形于色的人。但他们同时又具有遇事不慌，尤其是遇大事，有大智慧，能在任何场合保持从容镇定的性格。所以，爸妈双双焦急地站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到我的时候两个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形成了非常特殊的一幕。我想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爸妈有些慌乱的，绝无仅有的一次。
注释
①康克清回忆录》第468-4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9.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
全能的神把他倒栽葱，全身火焰，从净火天上摔下去，……
——《失乐园》5页
1966年初的一天傍晚，我照例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我那时是很勇武的女孩，骑上车子就会幻想自己是骑上了骏马，一路飞奔，虽然飞奔的是自己的腿而不是马的。
正是春寒料峭，西北风不仅没有收敛余威，反而变本加厉。骑到北海附近时，我的情绪忽然有一点低落，因为我看到平日美丽娟秀的团城和城上挺拔的白皮松，在漫天风沙中显得闷闷不乐。北海大桥那时还是一座朴实的石桥，两旁的栏杆是由高仅及腰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现在桥上两人多高的铁栏杆，是在“文革”中为防止有人跳到中南海里，威胁党中央的安全而立的。自从这个铁栏杆竖起，北海大桥就永远失去那一派清风徐来、波光潋滟的自由风韵。
我骑上大桥，发现三个比我年龄稍长的男孩子也骑车上了桥。我认出这三个人中的两个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对兄弟，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哥哥姐姐都是朋友。他们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我们会经常在上下学的路上碰到。这次我们没有互相打招呼，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这些从小的朋友都正进入一个微妙敏感的时期，开始讲一点男女界限，对谁和谁先打招呼这样的小事挺在意。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三人在超过我的瞬间，齐刷刷回头看我，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两兄弟神秘地向第三个人低声说话。虽然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他们冷冷的目光使我从头到脚起了一阵寒战。那时，批判我爸爸的上海会议已经开过，他已经被免去一切职务。这对兄弟大概已经从他们的父亲嘴里知道了。但是我还被蒙在鼓里，对即将袭来的厄运全然不知。这道冷冷的目光凭空而来，使我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绝望，简直像遭了当头棒喝，几乎从自行车上一头栽下来。
人们都把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作为文化革命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文革”开始在这个刺骨寒冷的春天的傍晚，在这座北风呼啸的北海大桥上，在原本亲如兄弟的人的这道冷冷的、锥子一样的目光中。
回到家，暮色四合，心头的空寂竞比暮色还重。许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忽然在我心中清晰起来。
团支部的活动我好久没有参加了，是没有活动还是人家活动了没有通知我？我一下失去自信。而且，我交了入团申请书也已经很久，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回音？前几天，几个同学忽然来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折中主义，当时我没有在意，因为我是班上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方面的佼佼者，经常有人来这样请教我的。但现在想起来也有一些可疑。我回忆起她们的提问中带有明显的挑衅。这是因为，上海会议把毛泽东给林彪的一个批示当做批判爸爸最重要的一件武器。毛泽东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我们应当有所警惕。我的那些消息灵通的同学们，这时候已经知道了会议上的这些细节。而我竟然还认真地和她们讲究了一番到底是“折中主义”还是“折衷主义”，最后的结论是两者都对。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爸爸和我们全家在革命阵营中的优越地位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从天上到地下的变化。所以虽然心存疑窦，但第二天早晨，我仍然在心中装满了信心和理想，急冲冲骑上自行车，去认真地履行革命接班人的职责。
在这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却有一件事使我乐不可支，我发现了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亲切耐心的父亲正在向我走来。
爸爸不常出去了，在家里的时间渐渐多起来。他的目光更多时间地停留在我们身上。一向忙得脚不沾地的他，忽然有了大把的时间。
我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爸妈都并不特别宠爱我。大约是14岁女孩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开始一天天地接近父亲。原来那种隔着一层轻纱的感觉消失了，我开始注意到爸爸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带些探询的神气，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那些灵活、恰到好处的手势，注意到他高大的身材、好听的声音，注意到他眉宇之间那股凛然正气。
现在想起来，爸爸那一段时间确实显得疲惫和忧郁。妈妈看我们疑疑惑惑的，就对我们说，爸爸身体不好，你们要多陪陪他。我对爸爸的变化只觉得亲切和温暖。他比以前有耐心得多，我们聚在一起玩、闹、大叫大嚷，或者自以为是地争论什么，总能感觉到他在一边默默地注视我们。
由于家里修房子，我们搬到北京西郊的新六所，住在二号楼。新六所是一个沉闷的地方。高大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仍然密密匝匝填满了天空，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气寒冷，二号楼的暖气烧得热火朝天。在房间里只能穿一件衬衣，到院子里散步要加上毛衣、棉衣，还要穿上大衣，回到房间里又要依次脱掉，实在令人心烦。
但我喜欢和爸爸在院子里散步。我喜欢挽着爸爸的手臂，走过院子里坚硬的水泥地。我老是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爸爸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甚至可以因为这简单的把戏乐得出了声。
也许是感觉到爸爸总有些忧郁，我就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给爸爸听。爸爸如果回答我一两句，我就更加情绪高涨。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忽然感觉到谈话并不那么热烈。我就会茫然地注意到二号楼前面的两棵大树。是松树还是柏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它们在北京浓密的工业灰尘里保存着的那么一点灰绿色，在清白的月光下，总在我心里引起一点忧伤和神秘。
有一次散步归来，爸爸在脱大衣的时候对妈妈说：“你说这孩子不爱讲话，点点今天和我讲了不少话呢。”
我多少感觉到了，这话里不是赞扬，而是怜惜和悲悯。但我不知道这怜惜和悲悯从何而来。
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我不知道爸爸怀着这么沉重的痛苦。否则，我也许就不会用那些愚蠢的想法来娱乐自己，就不会用那些饶舌来烦扰他。
在我和爸爸散步的时候，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给我讲了一些年轻时代的故事。讲他在找到共产党之前那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带有一种遥远的传奇色彩。我把它们和我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革命者不平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这些我并未听到过的事情却好像是熟悉的了。它们像一阵风，似曾相识，轻轻地掠过我的脑海，却没有在其中掀起真正的波浪。
实际上，爸爸是在这些回忆中检视自己，追问自己跟随革命，加入共产党的初衷。尽管上海会议给他制造的罪名荒诞到难以置信地步，但他毕竟是个老共产党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他的眼睛里神圣无比。尽管满心里都是抵抗，满心里都是想不通，但是，他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都强迫他接受痛苦万分的事实。
在这些沉重的自省中，阳光有时也会透射出乌云，因为自省的结果往往使他增加的不是自责而是自信。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帅够不够尊重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