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月份会议突然来了。3月3日下午瑞卿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下午通知，3月4日上午就开会。瑞卿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不是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那三条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林彪家的猫踢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是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还讲没有三条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
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30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连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抄写过妈妈以上的回忆，不止一次地沉浸在爸妈当年经历的痛苦中。每一次抄写和沉浸，我的心都比上一次更加阴暗沉重。因为，每一次，我都古怪地想起了受迫害的犹太人。
长这么大，我觉得文明世界中最难以理解的是迫害犹太人这件事。犹太民族创造了最古老的一神教，也就是创造了上帝，可不知为什么，从它被上帝指定为“特选子民”的那一刻起，却成了永无穷期的世纪漂泊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文明世界对犹太人的迫害，超越了民族、人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几乎全部由它发明出来的划分人群的概念。很长时间以来，我只能在那些主要由小说和电影提供的历史资料里苦闷和疑惑。近读中国犹太学学者徐新先生的大作①，其中对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情况有如下颇为凝炼的表述。
他说：“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一定数量犹太人长期生活在其中的国家都曾把犹太人视为异己、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歧视和迫害。犹太人从古至今，无论是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还是其他宗教信仰社会，无论是生活在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还是世俗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无论是在古代罗马社会，还是在中世纪社会，或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封建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在集权主义国家，还是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常常是社会憎恨和迫害的对象，是人们仇恨和杀戮的目标。固守犹太教规的犹太人被指责为民族沙文主义者；同化了的犹太人则被指责为以同化手段毒害非犹太人社会的第五纵队；富有的犹太人被视为国家的吸血鬼，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贫穷的犹太人被看成是社会的负担，沦为人们袭击的目标；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而受到社会的怀疑；生活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被看成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受到人们的攻击。”
许多学者绞尽脑汁，试着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分析这个不可思议的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在反复观察“文革”早期父亲的遭遇后，我忽然发现了这个遭遇与受迫害的犹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想，这是深藏于人类天性之中的一种欲望使然。这种欲望和食、色等等从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只是它与人的基本生存的关系没有那么经常和紧密。它在人的基本生存要求被满足后，才会日益膨胀，所以它带有明显的文明痕迹。但这并不是说，它是人有人无或若有若无的东西，只要时刻来临，人人都难逃它的掌握和摆布。这种隐秘奇怪的欲望就是：发现和证明世界上有比自己低贱的人时的愉快。而发现和证明的方法就是迫害。
听上去，这念头不大光彩，东西方的道德标准都难以容忍。但如果你因此否认自己有这种欲望，却未免操之过急。不妨设想，当你再找不到世界上有比你更低贱的人时候，你还有勇气活下去吗？
但为什么恰恰是犹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人类这种隐秘欲望的牺牲者？我想，这和犹太民族拥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彻底的责任感有关。
犹太教宣称，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与他们订约，要他们在世上传播拯救人类的“上帝之谕”。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犹太人必得忍受苦难，蒙受屈辱，历经折磨直至死亡。
正是犹太宗教理想中，这种包容人类所有苦难的，如此彻底、完美的献身精神，激发了人性中无法容忍自己比别人更低贱的罪恶情感。
换句话说，当有人自认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惹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就在理论上沦为受迫害的犹太人。
历史不止一次使迫害犹太人的举动变成一扇奇妙的窗，让我们窥见人性中最丑陋最隐秘的部分。
当然，我不是历史和社会学家。关于这个话题，我只能东拉西扯到此为止。我想告诉读者的是，每当回忆起爸爸1966年3月份的遭遇，我就会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就会看到人类天性中这种活生生的迫害欲。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和有责任的人而得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上海会议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罗瑞卿“反对你（指林彪），还没有反对我……”所以上海会议没有给爸爸扣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是，上海会议以后，再不给爸爸扣上这两顶在当时吓死人的大帽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林彪要置爸爸死地而后快的要求了。所以，三月会议要开出和上海会议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来才行。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度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这眼光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它们和北海大桥上射向我的那些冷冷的目光相同。但我又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可爸爸与他们却是生死与共、志同道合的战友。我失去朋友心痛，可失去同志和战友，爸爸就等于丢了命。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所以他注定沦为被迫害的犹太人。
1966年3月18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的话，从他接到暂时休会的通知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了什么？是永远的安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露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爸爸，你的决心一旦下定何以竟这样顽强？难道人世间就再没有你可以留恋的事情？上下五千年，多少疲倦的政治家东篱种菊，闲云野鹤，多少报国无门的将军挂甲拴马，终老田园，而你何以这般毅然决然？是什么样的绝望吞没了你的理智，是多么狂暴的风雨熄灭了你的生命之火，是多么沉重的矛盾使你给妻子儿女留下专一、凄凉托付，而你本人却不肯在这世界上再多活一分钟？窗外的平台是毫无遮拦的，爸爸踩着已经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后几米，投向一片虚空。
阴沉的天光，镇静缓慢地溶化了他的身影。
这时候，安静的世界上，微微地，起了一阵风。
这一天，家里的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迹已经被细心地冲洗干净。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因为我写了一篇墙报稿，歌颂几天前为拦惊马，救儿童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刘英俊，这篇稿子被登到校墙报上了。
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得了感冒，住进医院了。那天晚上我们家的屋顶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妈妈通宵未眠。
爸爸命太大，他没有死，只是落地的时候摔断了右侧的足跟骨。他做到的，只是让那个旨在折磨人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注释
①徐新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
20.天塌没塌
愿您的光明照耀我心中的蒙昧，使我能够适应这个伟大主题的崇高境界，……
——《失乐园》4页
爸爸的天塌了，可我的没塌。
我已经差不多被培养成了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北京所有的学校里气氛空前活跃起来。年轻的学生们都在跃跃欲试，包括我自己在内。各种消息，各种观点都在流传。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举足轻重的人。
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我知道了在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大哥去执行爆炸原子弹的保密任务被取消。后来知道发展我入团的工作干脆被团支部搁置一旁。在学校里，同学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富于挑战性。比如有人会拦住我的路，对我说：“你说，突出政治是不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三月会议上他们批判的爸爸的观点。爸爸曾经说过：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军事训练，也就是要落实到本职业务上去。
总之，妈妈不能把事情瞒得太久，总得让我们知道。
怎样和孩子们说呢？妈妈去问领导，去问汪东兴，汪东兴木着一张脸说，去问罗。妈妈去问爸爸，两人只有痛苦万分地相对沉默。
一天下午，妈妈走进了我的房间，对我说：“点点，你说你写了入团申请书已经很久，支部一直没有发展你，你现在应该知道原因了。”
妈妈随后说了什么话我都已经忘记。但直到今天，我仍在感叹，妈妈实在是有不寻常的智慧，才能为自己不谙世事的小儿女，找到如此合适简捷的谈话开头。
妈妈走出我房门的时候，我觉得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我和革命之间的。有许多问题，现在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考虑了。我很奇怪周围一下子变得空旷冷清。我只好爬上床，蜷在角落里等待天黑，这时候，我们刚刚停了暖气的大房子里冷极了，简直是寒彻骨髓。
从此，我最怕两件事，早春的寒冷和落日前的孤独。
不过，我并没有花太大力气就决定了自己的态度。第二天早上，我和太阳一起起床，阳光重新装满了我的胸膛。我觉得自己又坚强起来。我决定和爸爸划清界限。我悲壮地想：老子犯了错误，儿子照样可以革命，只不过这条革命的路比别人更艰难罢了。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想法，是一个被父母、师长教训着革命重于生命的15岁女孩所能做出的唯一决定。此时，文化革命终于在毛泽东的运筹中拉开了大幕。“文革”中红得发紫的重要人物都已经登场。继对《海瑞罢官》进行严厉的批判之后，林彪又在2月份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对这个会议的纪要先后进行了三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党，并加批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毛泽东在和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他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说，去年9月他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还说，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1966年的4月至5月，在一般的群众之中，再平庸的人也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场它在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关于“海瑞罢官”或者别的什么学术问题的争论，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倒是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那些后来成为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的人，那些后来被“文革”大棒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对这点一直估计不足。毛泽东对这些人的轻蔑和不满日益增加。他终于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康生传达了他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指示，并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向他的敌人公开宣战：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6日晚上8点半，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个通知，我们在家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在楼上，在已经没有爸爸的爸爸办公室里听这个通知。男女播音员的声音宏亮清晰，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们是最棒的播音员。从60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的时候，人们就从电台播送的一系列重要反修文章中认识了这两个完美坚定的声音。很长时间以来，代表党中央精神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是由这两人播出的。“文革”中，由这么美丽的声音传达出的信息，总使我能够保持对革命理想的信服和沉醉。
从我们这个位于小巷深处的二层楼的窗户望出去，全北京城都静悄悄的，所有人家的收音机都开着，所有人都在收听这个广播。人们的政治热情正空前高涨，没有人会错过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机会。
通知里的内容没有引起我们太大的震动，全国人民都已经习惯任何方式的群众运动在任何时候的来临。广播听完了，我们几个走下楼，聚在猛猛哥的房间里，不记得谁在我们那架苏制唱机上放上了一张苏联唱片，它们都是爸妈在公安部时访问苏联时给我们带回来的。那时候没有录音机，这是我们听音乐的主要方式。唱片是芭蕾舞“天鹅湖”第二幕的音乐。那些华丽的乐句忽然在我心里召唤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以后恐怕没有再听这种音乐的机会了。这个想法当时并没有使我有丝毫的悲哀，我只是忽然意识到，它也许是我一生中自己下的第一个判断，得出这个判断所有的根据当时还很庞杂混乱，但这个判断却显见得那么简洁明了。我当时就坚信它正确，事后证明它果然基本正确。所以我今天还记得。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潮中，首先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走了几个秘书，后来警卫班的许多人和爸爸的公务员还有秀芳阿姨都走了，炊事员也走了，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他们的职务从服务变成了监督管理。先是规定我们每人每月只可以有20块钱生活费。那时候，爸妈每月的工资还是按数发给我们的，但规定20块钱，我们就只用20块。打破这个规定的只有猛猛哥哥，他常常用额外的钱去买点好吃的东西，我们吃掉这些东西，却批评猛猛不该打破这个规定。妈妈担心猛猛的不听话会惹来麻烦，只有他自己不在乎。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一，我觉得她念的，根本不像对联，文字语气的粗俗且不论，对联的基本特征对偶工整、平仄协调也根本谈不上。第二，我从她的口气和态度里，能猜出她并非善意，但不明白她的确切意思所在。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在这幅对联里虽然很富于变化，却含混不清。具体到我，老子英雄时是好汉，老子现在反动了就是混蛋了，叙述这个过程是想说明什么呢。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长时间以来，在一代青年中培养出来的革命热情急于找到实践的机会，当“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毛泽东的当年的分析标准对今天的青年学生已经不能再用，但是，不解决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带有封建种姓制度特征和明显流氓口吻的对联一经提出，就一夜传遍全国。当然，提出这个对联的人实际上不是流氓，他是个中学生，但当然自认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那一种。
全国的青年学生们迅速地被好汉和混蛋的标准分裂开来，一夜之间，许多人无缘无故地拥有优越的权利，更多的人则无缘无故地丧失了基本安全。确实有人，当然主要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也就是老子不能称为英雄的青年，在“文革”中成为这个对联的牺牲品。
团支部开始组织会议，希望能证明我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对“文革”的抵触情绪。有一次还找出我的一个笔记本，说封面上毛泽东的烫金头像严重剥落，怀疑是我故意弄的。这时候我才明白，团支部并不念我曾经有过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历史，只是强调我现在已经因为老子反动而是个混蛋了。但是她们好像在这种事情上经验不足，每次这样的会议都有点虎头蛇尾，比如关于毛泽东头像的事，我争辩了一下说那应该是烫金工艺的质量问题，天大一件事情就此没了下文。再后来，学校里更乱了一点，大家都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再听团支部那几个人的话，而是各自为政地成立了各种战斗队和造反组织。我自觉日子好过一点，更认为我也有革命的权利，就自己组织了战斗队。不过由于老子反动儿混蛋日益深入人心，我自己老有点儿披着羊皮的狼的感觉。好在那时建立组织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大家干革命又都很兴奋，很忙，所以没有人顾得上认真和我理论，我到底是狼还是羊。我们的组织叫红灯照，是义和团运动中女青年组织的称号。那时候战斗队都得有名字。红灯照里一共四个女孩，续亦红、王依农、孟满和我。除了我，她们三个人的家庭出身好像都还可以，其中续亦红的父亲还是海军的干部，这是。“红五类①”里的头一份——革军。
我这么说，是因为虽然谁都可以成立组织，但儿子的身份要根据老子的变，所以组织的高低贵贱也要分三六九等。一等一的是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以下是各种杂牌军。红灯照里因为有了我，充其量是个外围游击队，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业绩。我们只是煞有介事地将一间学生宿舍据为已有，在门上写了红灯照的字样，还通知说随时接待兄弟组织来串联。一两次去学校总务室领写大字报的毛笔、墨汁和浆糊之类，并且确实写过一两张大字报。红灯照的主要作用是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组织可以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时候，使我们这四个散兵游勇也有一个名义上的落脚之处，除了显得不太孤单外，也能大体上像个职业革命家。再后来，我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闹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对象，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卞仲云，被我们，她的学生们活活打死了。
我总是觉得下一代人孤陋寡闻，精神世界贫乏单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一些良家女子，本该最温文尔雅的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据说卞校长不是被一个人一次打死的，而是你一下，我一下被很多人，在很多次里不断地打死的。加上她原来就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所以直到今天，没有人对她的被打死负责。“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儿——迫害致死。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逃避法律的最伟大的文字创造。
想起来，当时我对卞校长的死并没有感到太吃惊。还不如我第一次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同年级的女生，剃光了头发，光着脚，手提带着大铜扣的军用皮带的时候来得刺激。后来，我又见一群我的女同学，大约都是红五类，把女附中的两个特级教师绑在一起打。这两个人为了献身教育，终身未嫁。两个老处女几十年来相依为命，只是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好有坏的学生。我看见这两个人在女学生的皮鞭和棍棒下面无人色。她们的细皮嫩肉很快开了花，鲜红的血从苍白的皮肤流出来的时候，我只觉得有点恶心和难以置信。两个老处女中较年轻的一个叫张玉寿，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像条快干死的鱼。又过了几天，我又看见也许是同一群女学生，也许不是，把另一个副校长胡玉涛的头发剪成阴阳头，从头到脚倒上一桶浆糊，又倒上一桶墨汁。胡校长一直在和学生们分辩着，到底是革命干部出身，她此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教育责任，不像两个老处女早就吓破了胆。她因此挨了更多的打。经过了这一切，到了卞校长被打死的消息传来，我一点也不吃惊了。
说起来，这些曾经呕心沥血，现在饱受虐待的教育者们也不该太为被她们自己的学生毒打而痛心。多少年来她们教过许多东西：从李时珍到牛顿，从达尔文到詹天佑。但她们从未告诉过我们，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在我们接受的人生观教育里，就算是依稀听到过这种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作为一种陪衬，都是在蜻蜓点水地被肯定之后，又被郑重地，不可质疑地否定了。提到生命的宝贵，只是为了最后说明它们并不真的那么宝贵，真正宝贵的东西只有革命的理想和事业。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小说主人公写下的一段名言：“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最浪漫的诗句也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在“文革”中被改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其实前句的“自由”二字也只是一种理想。这种改变只是更直白，更从字面上接近我们人生观教育的主题——革命。所以，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从来都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它只有在与革命理想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附带的意义。所以，当革命狂飙席卷一切的时候，失去生命不仅不会引起丝毫恐慌，反而成为最时髦，最有说服力的革命的来临的象征。所以，我的同学们（只因为她们是红五类）做下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而我（只因为已经不是红五类了，才做了旁观者）对此默默无言，并没有因为这类流血而引起对“文革”的任何怀疑和警惕。谁不承认，革命的人生观教育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真是气象万千的季节。文化革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惊心动魄的风景。除了我已经在上面仔细描绘过的学生打先生，而且要打死的事情之外，人们为了显示自己对革命理想的忠诚，正争先恐后地上演着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戏剧。
这时候，受伤的爸爸一直住在医院里。我从未提出过去看他，也未向任何人打听过他的情况。不仅如此，我老在问自己，想象着如果爸爸伤好回家，我有没有勇气对他说：“我要和你划清界限！”我是在一个下午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忽然想到这个问题的。我望着爸爸的汽车通常拐进来的地方，想象着爸爸从汽车上走下来，我迎着他的眼睛，对他说……我想不下去，就从头想：爸爸的汽车叫开了大门，从通常拐进来的地方露出亮晶晶的车头和挡风玻璃，爸爸走下来，秘书走上去，不对，不是秘书，是我走上去，迎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又想不下去，从头想：……如是三番五次，当迎着爸爸的眼睛时，我总是想不下去，也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就希望爸爸是被冤枉的，或者干脆是个梦吧，唯愿醒过来，一切照旧吧。
这一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他认为这是对造反的革命小将们最大的支持，也是发动“文革”的最好方式。一直到11月11日毛泽东共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多达数千万名红卫兵。在伟大领袖的亲自鼓舞下，红卫兵运动的烈火以不可阻挡之势烧向全国。我没有能够参加红卫兵，当然也没有能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使我伤心欲绝。我在前面讲到过的，我伪装红卫兵去参加他们在文化宫举行的聚会，没想到被小学同学认出来的事情大约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实在用不着我自做多情，红卫兵很快就找到门上来，他们是来抄家的。这些人都是干部子弟，我们熟悉他们，他们也熟悉我们，否则不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我们的家门。我们从小一起玩大，亲密无间。有一回，我家爸妈看我和人家玩得那么好，就有感而发地说，这些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像亲姐妹一样。这时我们中最天真烂漫的一个，说了一句颇戏剧化的话：我们是亲骨肉嘛。再以后，大人们每次见到我们在一起，都开玩笑地对我或她说，你的亲骨肉来了。这次来的人里，就有我的亲骨肉。
他们所有人的表情都一样阴沉，鼻孔在兴奋中微微张开。他们做出尽可能野蛮的行状，说尽可能粗鲁的话。我太熟悉他们，所以马上看出来，阴沉、野蛮和粗鲁都未必真实，惟独微微张开的鼻孔所透露出来的喜悦是真实的。正是因为这份掩藏不住的，挣脱了一切羁绊后感受到自由的喜悦，使我有一刹那甚至理解了他们。平心而论，他们还是比大多数抄家的红卫兵客气，在我们默默无言地注视下，他们在喜悦之外，多少感觉到了一些紧张和不安。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是紧张不安的。大家的情绪实际上都很压抑和暧昧，因为我们虽然都很透彻地懂得这种革命行为的象征意义，但我们对于人性的复杂却经验不足，不知道它有时不会服从任何象征意义。这一点弄得我们都心里没底，并且越来越烦。再后来，我甚至觉得他们更希望这件事情快点结束。
当他们准备离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暧昧的事。这件事情暧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正发生过。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我一直称为“××姐姐”的人，和颜悦色地向我招手，我毫无戒备地走向她，她用一种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把你身上的军装脱下来给我，你们现在没有资格穿。”坦白地说，我很害怕，而且觉得受到了侮辱，但我同时又没法否认她的判断标准在我心中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并不是“红五类”，所以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于是也没有资格穿只有红卫兵才能穿的绿军装。我觉得自己虚弱极了，屈辱极了，我把心爱的绿军装递给那位××姐姐的时候，我相信她一定看到我的眼泪了，但是她仍然不动声色地拿了我的衣服离去。今天，想起30年前的这一幕，我只为自己完全有权利表达愤怒，完全应该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刻，表示出来的胆小和麻木感到恶心。当然，我对那位姐姐也不是毫无怨言的，很多人都注意到，我习惯把那些从小认识的，比我大的同辈女士都称为××姐姐，大家公认我在使用这种称呼的时候流露出非同寻常的真挚和童真，我却心下怀疑，这是当年我遭受×姐姐羞辱后，这方面的感情被窒息压抑不再发展的结果。后来有心理分析业内人士证实，这说法符合弗洛伊德的某种精神分析学说。至于我说它暧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否真的发生过，是因为这个故事最近又有新进展，那个当年从我身上脱下衣服以后就多年未见的××姐姐，最近托人捎来话，让我替她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通融一件事情。那口气就像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就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我一下子就糊涂了，而且怀疑多年以前的那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否则怎么会我还在对自己作心理分析的时候，她已经若无其事了呢？一个朋友看我小肚鸡肠地绕不出去这个圈子，又不想太得罪我，就好心好意地劝我：“也许，她早就忘了？”
其实我哪用人家劝呢，我更宁肯当年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这样，我也用不着每当回想这件事情就为自己的胆小和甘受屈辱而感到恶心了。而且，说实话，这确实是我唯一一次记得细节的红卫兵抄家，再以后，就完全没有感觉也基本没有记忆了。所以对于××姐姐来说，这完全可能不是第一次而是很多次，所以不是忘，而是根本不记得了。
1966年的冬天来了。我们从来温暖如春的家里成了冰窖，我们的取暖系统原来是并不需要特殊照顾的，它和东郊的热力厂相连，是利用发电的余热。但是此时，工作人员已经出于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将供暖的阀门关上了。我们只好裹着厚厚的棉大衣，蜷缩在院子或者走廊里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看书，或者盯着爸爸的汽车通常拐进来的地方，问自己那个永远回答不上来，也想不下去的问题。有一天，天气比较暖和，那个想不下去的问题在脑子里特别顽强和活跃，终于弄得我伤心至极，我躲在棉大衣里偷偷地哭，结果眼泪和鼻涕把大衣里子打湿了一大片。顺便说一句，我哭总是眼泪鼻涕一起流，对电影女主角们熟练掌握的光流眼泪不流鼻涕的技巧，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正在读《红楼梦》，看着大衣里子上那块奇形怪状的鼻涕眼泪，自诩可以和林黛玉来一个眼泪鼻涕大比赛。
学校已经完全停课，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们就不去上学，天天呆在家里。妈妈挺着急，很怕我们荒废了学业。但是这时候，她的革命身份也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作为爸爸的妻子和办公室主任，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批判斗争会，已经把她作为批判的对象了。所以，我们面临着如何和她划清界限的问题。甚至妈妈自己都要求我们和她划清界限。出于尴尬和无所适从，更出于我们对革命的忠诚，我们减少和妈妈的交流，谁多说了一句话，或者表现出一点温情，就像做错了事。所以我们那一段的生活非常沉闷和黯淡，虽然天天呆在家里，但温暖的家庭气氛完全没有了。
天是没塌，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文革”只不过是建国以来许多政治运动中的一次。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头破血流。但对我们来说，天虽然没有塌，但生活是第一次面目全非了。
注释
①文革”时期有五种家庭出身是最优越的。它们是：革命军人（简称革军）、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烈士（简称革烈）。又称红五类。
21.人血花朵
贪婪的鸟，从百里以外就能嗅到第二天战场上该在血战中战死的活尸气味……
——《失乐园》366页
爸爸在医院里一共住了九个月，这期间，妈妈还能够去看他。猛猛哥哥也去看过，我没有去，而且没有想到过向任何人提起去看他。我完全沉浸在自己对整个事件的震惊、痛苦和自认为思考以后的奋起中。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爸爸是需要安慰的。
12月最寒冷的一天夜晚，一群疯狂的红卫兵冲进了北京医院，把爸爸从医院抢走，准备参加斗争会。爸爸回忆到：
12月20日晚上，深夜，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我的病房，我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高声叫喊：“穿好衣服，走，走。”我问什么事情，他们还是这两句话。我仍然坚持问：到底什么事情？要说清楚才走。但是他们不由分说，将我塞上一辆汽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把我从汽车上拖出来，放在一个地下室里。
我仍然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事情，你们要负责给我说清楚。但是他们不准我讲话。后来他们又让我坐上汽车到了城外一个部队的驻地。一间小房里有一张床。门口放了卫兵。这样我才明白我是被提了，此时天还未亮。
我刚睡下，三个穿军衣的红卫兵走来了，他们大声地叫我起来，要我交代罪行。我说我并不明白你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他们说：哼！彭罗陆杨，你是第二名，你还不知道？站在门外的一个说：他妈的，要当国防部长，还反对林彪。我说，我没有。他们就破口大骂。我问：你们为什么老骂人呀？他们还是骂。我说，毛主席要你们骂人？毛主席给了你们骂人的权利？这样才算封住了他们的口。随即也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天亮了，一个穿军大衣的走来说：好好躺着想想吧，你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他走后，我问卫兵他是什么人。卫兵说是专管你们这号人的。
大约三天后。一天早晨通知我：今天要开会，要我穿上从家里拿来的棉衣，说要穿厚一点才行。一个卫生员拿来两卷厚厚的绷带，把我带着伤口的那只脚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吃过早饭，坐车到了体育馆。
妈妈那天同去，用那时的话来说是陪斗。她回忆：
12月17、18号，瑞卿提出要回家，周总理也同意了，因为在医院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治疗。该试的都试过了，也都失败了。瑞卿跌伤的左脚一直也不能封口。但我们在极度的痛苦中仍感到一点安慰，因为再困难，一家人能在一起也要好得多。可是，12月20日深夜，突然冲来一伙红卫兵，到医院里就把瑞卿抢走了。连衣服都没有换，还是一身病号服，用病床上的床单一包，就把人连拖带拉弄走了。这一天夜里一两点钟有一伙红卫兵冲到家里，把我也抓走了。同一辆车还抓了梁必业、肖向荣。把我们拉到总后大院的一个楼上，让我们面对墙坐着。我记得墙上还贴着丑化彭罗陆杨的漫画。天亮时又把我们拉到高等军事学院。我被关在一个三楼上，我住在里间，外面有红卫兵在看守。因为抓我时很仓促，我只穿了一件薄毛衣，一条薄呢子裤，冷得很。我就提出要穿棉衣棉裤，他们不答应。而且我没有带牙具、毛巾，脸都不能洗，他们也不肯给我取，说你不会买一套。我说，那就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