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挤兑总是有一个开头的，只要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雪球，到最后就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雪崩。但关键是，谁来做这个雪球？这个雪球将怎么样滚下去？
没错，捏这个雪球的就是盛宣怀，他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使得他的起点就是制造一个巨型雪球，让它能够迅速扩大到让富甲天下的胡雪岩承受不住。他托了那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要提的钱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还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必须让挤兑这个雪球立刻滚动起来。于是他让人到处制造舆论，说胡雪岩囤积生丝血本大赔，现在只好挪用阜康的存款。如今已经欠了人家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两，阜康钱庄快要倒闭了，要是大家伙儿再不去提款，恐怕就血本无归了。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开始抢着去提款了。
挤兑先从上海开始。盛宣怀就在那里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而这个时候，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浙江藩司德馨和胡雪岩关系不错，他听说上海阜康快要垮了，就预料到杭州的阜康也一定会发生挤兑。他急忙叫了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两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以应必须。在德馨的周旋下，杭州的局势总算是维持住了，但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甫一回到杭州，就得到上海情况恶化的噩耗，他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了回去。
现在，胡雪岩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就是那笔被扣发的协饷。他急忙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但早就和盛宣怀串通好的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人赶快去发电报。盛宣怀当然早就料到他会有这手，而且，不要忘了，电报局是谁开的。盛宣怀暗中叫人把胡雪岩的电报给扣了下来，所以，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求救电报。第二天，胡雪岩盼星星、盼月亮都没有盼到左宗棠那边的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他亲自又去上海道台府找邵友濂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等不到邵友濂回来给他钱了，他撞上的这场灾难已经演变成了谁都无法阻止的愈涌愈烈的风潮，左宗棠总算得了消息，马上出手相助，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无法控制市场的恐慌局面了。
在阜康里有大量存款的政府高官们可急红了眼，纷纷要求清廷干预。于是中央不仅勒令阜康歇业，而且把胡雪岩革了职。就这样，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廷对阜康的清查宣布了更令人惊骇的结果，光北京分号一家，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1200万两。清廷觉得这实在可恶，就下令抄了胡雪岩的家。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
就这样，通过这一连串控制产业和金融业的操作，盛宣怀终于把昔日不可一世的红顶商人拉下了马。
压垮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恩恩怨怨就此落下了帷幕，但是这场风波的结局并没有因为胡的倒台而尘埃落定。金融浪潮并不会随着个人的意愿而停歇，胡雪岩的阜康银号的倒下带动的多米诺效应，远远超出了胡雪岩甚至盛宣怀的想象。
前面说到，咱们中国人对股票的热情一点不比西方人差。1881年，招商局100万两资本全部招满，到了第二年，它那面额百两的股票市值已经达到了250两，年收益率超过了150%，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头股”。而同年由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成功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后，更是为股市打了一针强心剂，其他矿务局立马纷纷效仿，争相发行股票。不管是招商局还是矿务局，多有官方背景，根据经验，之前出售股票的开平矿务局与轮船招商局都形势大好，人们对“官股”的信心不是没理由的。而招商局对股东们的高额回报，也不断鼓励着商人持续投资股市的热情。这种热情进一步带动了股民们对其他洋务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这下子，股市的价位更是水涨船高，一天一个价，把尝到股市甜头的中国第一拨股民的心理挑逗得欲火中烧。1882年，堪称是19世纪中国股市行情最火爆的一年。
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驱使普通投机者大量非理性投机，即使一些本应该持谨慎立场的钱庄银号——包括胡雪岩的阜康——也不甘人后，开始把巨额资金投入到股市里。慢慢地，钱庄竟然变成了股市中的主力军。这些钱庄银号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也没有对金融风暴的预期和警惕，因此，他们把几乎所有的流通资金都投入到股市中去。这虽然暂时大大拉升了股价，但在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也就意味着市场上可流通的货币大大减少了，货币量的减少与货币价格的提高、经济的紧缩等对股市非常不利的行情有着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在钱庄倾囊入市的同时，股市雪崩已经成为了定局，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883年1月，上海的老字号金嘉记丝栈因为亏损56万两巨款倒闭关门。于是放款给它的40家钱庄立刻紧缩银根，不仅停止发放新贷，还加大力度向贷款企业收回旧贷。这个时候，美国铁路泡沫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流动性危机也传递到了中国，更加重了这场风波的影响。而且当时正好是春节时候，钱庄不肯借钱了，商户们也没其他地方可以去借，结果导致周转不灵，最后纷纷倒闭。这20多家商户一倒闭，反过来又让钱庄借出去的那150万两银子打了水漂，于是，钱庄也支撑不住了，加入到了倒闭大潮之中。到2月中旬，上海的99家钱庄里，歇业的已经达到了44家，几乎占了半数。幸免于难的众多商户和钱庄一看手头现金不够，无法周转，只能大量抛售股票，而股市里有没有人有巨额现金去接盘，结果只能导致股市的股价大跌。但这个时候，形势还没有糟糕到极点，流动资金匮乏，那就卖股票吧，股票跌就跌吧，但总不至于形成血本无归。
而胡雪岩的阜康的倒闭成了压垮这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阜康这根金融支柱的倒塌，中国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而且是有价无市，很难买得到，但到了8月，该局股票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20两，而且有人甚至“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矿务局的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了1884年则跌落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到了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也坐了同样的滑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于是，这场本来是盛宣怀为了扳倒胡雪岩设下的金融困局演变成了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规模灾难。经过了这次股灾，投机者的信心十年都没有恢复过来。
这场股灾的生猛程度让从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中国股民们在灰头土脸中领会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危险。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那些聪明善良的祖辈们必然能够从此吸取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那清政府的根基会一如往常的稳固。毕竟，就当时金融业发展的规模而言，一场金融危机对于全国经济的打击还不会像今天那样深重而长远。但是，资本主义的兴奋剂已经注入了有产者们的血管，趋利的欲望和习惯性的健忘蒙蔽了他们的理智，裹挟着他们的投资热情奔向一场更为惨痛的灾难。
而这场灾难的幕后推手，还是我们的那位主角——盛宣怀（看起来，他存心是要跟中国的股民们过不去啊）。
事实上，盛宣怀的确从这场股灾中吸取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面的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利用人们的挤兑心理，再大的金主也经不起折腾，再顽固的对手也会一败涂地；反面则是，如果控制不当，挤兑带来的可以不断自我强化的金融风暴将给整个金融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反面教训在1903年的伪钞风波中帮助他抵御住了一场眼看就要将他压垮的灾难。
伪钞风波
与暗算胡雪岩时相反，1903年的盛宣怀，不再是银行业的敌人，因为他的身上已经多了一个头衔：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人及大股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由于需要支付巨额赔款，洋务企业，尤其是铁路制造业出现了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掌控铁路总公司的盛宣怀于是把早就想办的吸金法宝——银行——提到了台面上。在得到了郑观应等人的支持后，他暗地里招来几十个殷实富商，集了300万两股资，这样他心里更有谱了。1896年11月，盛宣怀向清廷建议，“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要振兴实业，非改革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不可”。12月7日，清帝正式批准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
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经济帝国中是个至关重要的实业。他越来越明白银行在他及他的恩主李大人所操控的洋务活动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一座银行仿佛是一座金山，既可以通过它绕开烦琐的官方渠道募集大量资金，又可以让没有用处的闲钱暂时找个去处。公私两利，官民兼顾，可谓是善莫大焉。尤其是他贯穿全国的铁路计划是最大的烧钱主儿。朝廷自己没有钱来修铁路，华商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又看不到铁路的利益，绝不肯轻易掏钱；要是让外国人来修，朝廷又怕背上卖国的骂名，就是借洋人的钱来修也总归会有利权的损失，所以思来想去，还是自个儿建个银行来提款更加方便妥帖。
这家中国通商银行在名义上虽然是官督商办的，但因为是商人们集的资，实际上却是一家私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的总部设在上海，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具备发行纸币能力的华资私营银行。这次伪钞案所伪造的就是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
这样一个宝贝疙瘩，盛宣怀供着奉着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他受到风吹雨打？于是乎，当伪钞风波闹出来时，盛宣怀决心不让当年搞垮胡雪岩的挤兑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使劲浑身解数要保住他这块心头肉。
这场伪钞案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农历正月初七，也就是1903年2月4日。当时，有一个钱庄伙计拿着一些通商银行的钞票去兑换，可能也是因为伪造技术低劣的缘故，竟然被少有假钞识别经验的柜台出纳一眼看出其中有几张十元面值的伪钞，于是银行方面当场就拒绝兑换。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人拿了伪钞去商店里购物，店主是事后才发觉有假。更有人说，那拿来伪钞的是日本人。
不管最早是哪里发现的、是谁拿来的，伪钞的消息一传出，上海“市中大闹”。当时的上海，银行和钱庄并存，钱庄本就对同自己抢生意、且手段又略高一筹的西式银行不待见，逮着这个机会，还颇有些幸灾乐祸，纷纷拒绝使用通商银行的钞票。许多持有通商银行钞票的人害怕手中的钱变成一堆废纸，就争先恐后地去银行兑换现银。第二天，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挤兑浪潮。
雪上加霜的是，2月5日，通商银行又验出了新的伪钞，除了10元面值的钞票外，还有5元的。当时通商银行的职员比现在的银行职员更加严谨，不仅把假币没收了，还把它当场撕破，并盖上“假币”字样。为了告诫市民不要收假币，通商银行还特别派人把伪钞贴在银行大门旁边，然后又贴上一张辨别伪钞的说明。说明上这么写道：伪钞纸质比较粗，花纹比较淡，用口水摩擦一下很容易掉色。
尽管工作如此周到，但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大家伙儿都没经验。拿着通商银行的钱的人心里总归是不踏实，市面上人心惶惶。当时身在北京的盛宣怀也得知了挤兑风潮的事。根据上次与胡雪岩较量的经验，他知道储户的信心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不管你库里有多少钱，只要储户认为你没钱，你立马就会被挤兑成没钱；哪怕你真的兜里一文不剩，但只要储户相信你有钱，不来挤兑，你就平安无事。所以，对于风浪中的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储户的信心，于是，他立刻命令银行方面要做到随到随兑，开门“欢迎”储户来兑。他觉得，通过这种光明磊落的坦然方式，更容易让人相信他兜里丰实得很。这从博弈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充分使交易伙伴获得对称的信息或者让他们以为自己获得了对称的信息，从而做出在这种信息情景中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盛宣怀当然没有打算让储户们获得对称的信息，事实上，通商银行开门“欢迎”兑现几天以后，现银就所剩无几了，眼看着他就要踏上和胡雪岩一样的不归路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活雷锋出现了，生生把盛宣怀的通商银行从悬崖上救了回来。
虽然这次发现的伪钞造的是通商银行的假，可是挤兑会引起整个金融界的信誉大跌。对这一点，那些久经沙场的外资银行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些银行不像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钱庄，他们对于金融机构间风险共存的机制理解地更为透彻。遇到了一家银行遭灾，他们不仅不会像钱庄那样落井下石，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施以援手。所以，当盛宣怀最后不得不低头向老对手汇丰银行计救兵时，汇丰银行没有目光短浅地拒绝这种低姿态的求助。通商银行最终以库存的金、银为抵押，顺利向汇丰银行换得了70万两现银。
为了挺过这次危机，通商银行可谓是无计不施了，它一改过去的营业时间，破例在节假日也开门兑换。为了维持秩序，还规定每次只能放入20位顾客。尽管有种种措施保障，通商银行门前还是人潮涌动，短短一天时间，就兑出了现银20万两。最后不得已，通商银行请来了租界的巡捕维持秩序，甚至还动用了消防水龙来驱散人群。
擒贼先擒王，在全力应对挤兑风潮的同时，盛宣怀也下令尽快找到那些丧尽天良的制造伪钞者。2月6日，一个日本人来到汇丰银行兑换现银，银行方面发现他手里的4000元通商银行钞票全部都是伪钞。数额如此巨大，立刻引起了汇丰银行方面的注意。
通商银行的“好兄弟”汇丰这次真是把雷锋精神贯彻到了底，它不仅借钱给通商，而且也义务地担当起了打假领头羊。汇丰的人知道，中国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伪钞，更不用说拥有制造伪钞的技术了，这次出现的伪钞很有可能是外国人搞的。所以，当那个日本人离开后，汇丰银行就派人跟踪了他，摸清了他的住址，然后把这个情况通报给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把那个人抓了起来。
经过审讯后得知，这个日本人叫中井义之助，他在上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生意不是很景气，于是他就和几个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币的主意。他们在大阪郊区的一处民房里秘密伪造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面额有10元和5元两种，总值共计30万元。假钞印好后，他们分批偷运到上海，放在中井义之助的家里。中井再通过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径把这些伪钞输入市场。在中国驻日使馆的要求下，日本警察冲击了他们的造假窝点，把中井的同犯一网打尽，同时销毁了所有的机器和假钞。
风波很快平息了，但通商银行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小，在挤兑风潮发生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各方回笼的假钞达30万元，这相当于是通商银行的损失额。盛宣怀咽不下这口气，他发了封电报给中国驻日本大使蔡和甫，请他督促日本政府严惩伪钞罪犯。但蔡和甫不久后回电说：“据日本外务部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最后，中国的首例伪钞案就只能以“无法可依”为由草草结束了。
但不管最后盛宣怀解不解气，这场本来有可能演变成足以摧毁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的风暴的事件，在盛宣怀的开门“欢迎”的对策作用以及“活雷锋”汇丰银行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被控制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清政府的经济大厦逃过了一劫。
但马克思说的没错，一旦你跨进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就永远逃不出经济危机的漩涡。这次幸亏有驾驭金融风暴的能手盛宣怀站在了银行这边，让金融业闯过了鬼门关。但下一次，被卷入风暴的倒霉蛋有没有这么幸运获得这个智慧与金钱并重、商场和官场齐飞的男人的支持，那谁都说不准了。
疯狂的橡胶
20世纪初，在西方国家的带领下，各国的工业革命搞得那个叫热火朝天啊，而新能源、新材料是引发这场全球性变革的基础，在其中，防水、耐磨、柔韧的橡胶就是最炙手可热的新兴材料。对橡胶工业推动最大的无疑是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汽车对橡胶需求增长的促进如同电脑时代对硅的需求的促进一般。1908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T型车，售价约为800美元，但因为流水线量化生产的优势，到了1914年已经降到了345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产量已达到100万辆，1924年，T型车的价格更是下降到280美元。汽车迅速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而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也是跻身为最有价值的新材料之一。
橡胶的运用远不止在汽车，从大板车、自行车到小三轮，也都用上了橡胶轮胎。有了橡胶，人们可以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再穿上橡胶制的雨衣，这样雨天也可以照常出门了。这种廉价又实用的材料让世界越来越依赖它，而整个工业世界对橡胶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1908年，英国进口的橡胶总额达到了84万英镑，1909年更是增加到了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的橡胶价值5700万美元，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000万美元。
不仅是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尤其是正在不断升温的军备竞赛更是对橡胶工业的发展推波助澜。当时的天然橡胶的制品容易在短期内发生性状变化，功能老化，导致其丧失原有的物理特性。现代战争虽然是钢铁碰钢铁的硬较量，而橡胶部件可能只是一辆汽车油阀上的一片小小胶垫，但没有这片胶垫就足以使整辆汽车无法开动。而且，当时所有舰船密封舱都要依赖橡胶圈的作用，如果这些橡胶圈老化而无法实现密封的性能，当船体受损，高压海水从裂口汹涌灌入时，舰船就不能有效封闭受损区域。因此，只要一被击中，一有破损，整条军舰就会沉没。在甲午海战中，虽然北洋水师军力不弱，但因为军费匮乏，舰体部件，尤其是橡胶圈早已老化，所以在与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像饼干一样脆弱，往往是一击就沉。所以说，甲午海战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其实要归因于这小小的橡胶圈的问题。
不过，再怎么工业革命，没有农业的基础，也是枉然。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天然橡胶的生产规模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扩大的。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内，橡胶市场会面临越来越明显求大于供的局面，天然橡胶的稀缺性，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会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从1908年的每磅2先令猛涨到了1909年底的每磅10先令，翻了两番都不止。1910年4月更是达到最高峰，每磅竟然要12先令5便士。橡胶实物的行情这么生猛，不难想象，伦敦证券交易所内的橡胶股票的价格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了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内就被秒杀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价格是10磅，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的天价。
在其中收获了大量股金的国际金融资本觉得这个生意还大有前途，就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它们的总部则往往设在上海，以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其中至少有40家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只是刚刚买了块地就急急忙忙跑来圈钱，有些总算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但也有很多干脆就是打定主意来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
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受到跟在伦敦一样的待遇，其受欢迎程度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一家名叫“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只过了一个多月，就翻了一番，涨到了50两。
有了这样的暴利在前，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都坐不住了，他们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描述：“当时亲友叙晤，除橡皮股票外，无他谈话”，以至于“举国皆狂，几疑沪上各业无不足以达其发财之目的。”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絧之这么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
中国的股票经理们在茶馆里交易股票
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金融的东西往往是在循环里来去。银行的钱在借进、借出的循环里生息；金融危机又是在信心缺失导致挤兑，而挤兑又进一步摧垮信心的循环中恶化；当然，股票的投机也会在投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投机与更多的投机成就了投机的成功的循环中堆起高高的泡沫城墙。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竟要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600多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发行的薛纳王股票也是涨到了不可思议的1600两。
橡胶股票这么疯涨带来的利益，好处总算完全没有给洋人们拿走，应该说，股票收益是华洋均沾，而且华人还略胜一筹。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上海所有的橡胶股票中，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光在上海抢购了还不过瘾，更是调集了资金进军伦敦，开始转战海外。可见，说清末中国完全是个资本输入国也未必全面，咱们的第一代资产阶级就有着出色的全球视野。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在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也有1400万两。橡胶股票就像是一个没有底的大金斗，只要是钱，它都一分不落地吸个干净。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到最后竟然到了无资可融的地步，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统统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沉醉在这种疯狂的景象之中的时候，一根纤细的针还是姗姗而至，把这一连串泡沫统统戳了个透。
不想做广告的橡胶不是好股票
关于橡胶股票风潮的发生，《上海钱庄史料》里这么讲：“有谓于1908年时，有某西人（姓名不可考）在上海创设橡皮股票公司，发行股票；并大登广告，宣传橡皮事业将来之希望。当时中外商人，咸被蒙蔽，竞相购买，钱庄亦以此项股票，远胜现金，争先收积。不料1910年7月，该西人佯言回国，一去不返，发电询问，亦无着落。于是始知受骗，股票价格，遂一落千丈，视同废纸，商人纷纷破产，钱庄乃大受影响，终于演成极大的风潮。”
那个闯祸的“西人”，是个名叫麦边的英国人。1903年，他就颇有远见地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蓝格志（Langkate）的公司。蓝格志是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不仅经营橡胶种植园，还经营、钢铁、棉花，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可谓多元经营，集各种能源开发于一体，真是前沿产业、尖端科技、高新产业啊。但事实上，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折腾了好多年都不见起色。当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可能是长期捣鼓皮包公司积累的经验，麦边的宣传意识特别高，他一个老早就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买版面，大肆鼓吹“橡胶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儿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今后的橡皮世界》一文。这篇思路开阔、文采飞扬的文章经过貌似严密的推理，得出了颇鼓舞人心的结论：今后几十年激增的车辆少不了橡皮轮胎，而要把握航运业发展趋势也不能缺少橡胶材料，将来大城市会用橡胶来铺设道路，城市从此将告别喧闹嘈杂得令人发烦，而变得安宁清静。未来暖和舒适的橡皮住宅将淘汰又冷又硬的石块砌成的房屋。总之，多种植些橡胶是必然趋势，全世界一定都会因为橡胶而改头换面。
蓝格志橡胶股票
麦边知道视觉效果在广告中的重要性，所以，他特意在一些有影响的大报的头版上亮出蓝格志公司的牌子，而且一登就是几天。从此蓝格志的品牌形象，深深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他的宣传攻势收到了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他们还拉来了欧美银行“庄严承诺”：该公司发行的橡胶股票有按照票面额在上海外国银行押借现款的权力。经历了1883年的金融风潮之后，投资者已经明白了股票毕竟不是钞票的道理，弄不好是会赔的。但欧美银行竟然许下如此承诺，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股票和钞票一样了，而且，持有兰格志公司的股票比持有钞票更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会不断疯涨。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会不干？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来购买蓝格志的股票，麦边开始操纵股票的价格。他叫了一帮人去抢购自己公司的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再大笔抛出；然后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几乎是一票难求。
麦边的演技也堪称奥斯卡级别，他每周都要煞有介事地召开一次董事会，还要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怕被人看穿，他又耍了个新花招，每3个月，他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丰厚的红利，让购买股票者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每股1000两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看到麦边的奇迹般成功，其他橡胶公司哪里甘心在一旁双眼红通通地干瞅着，他们也开始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也照搬了麦边的办法，每个季度都给股东发高额红利，虽然没有蓝格志公司那儿夸张，但一股也要给7两5钱银子。而且，他们吹牛皮的本领也不见得比麦边差，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Senawang）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还要好。这牛皮真的不是白吹的。到了最后，嘿！竟然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薛纳王的股价被吹得超过了始作俑者蓝格志了。
还有一对名叫白克尔的父子，生财更是有妙招，他们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了大幅报纸版面吹嘘自己的股票价廉利厚。到了开市当天，他们还叫了一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一时间，“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然后，祥茂洋行方面作深表遗憾状宣称：不好意思啊，诸位，因为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份严重不足，现在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一百股的人，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数量在1100至500股之间的人，可保留10%的股票，多余的款项一律退还。
这么一作秀，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总的说来，橡胶股票的成功多半是各种营销手段出奇制胜的结果，几乎可以这么说，20世纪初橡胶行业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开创了广告业的辉煌时代。所以说，不想做广告的橡胶肯定成不了好股票。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领头羊兰格志股票从1909年的840两每股，飙升到1675两，薛纳王股也不甘人后，从2月的630两直奔4月的1650两而去。不过这些股票的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了，市面上干的大多是空盘交易的勾当。
好了，泡沫就这样被吹到了膨胀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破灭。
但无论橡胶股票的泡沫有多大，其破灭惨状有多吓人，如果没有金融业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只是让部分上海富人破了点财而已，还远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但是，钱庄这个唯利是图，又缺乏风险防范机制的金融机构，最后把这锅粥彻底捣烂了。
钱庄的前世今生
钱庄，在辛亥前一年这场牵动清朝气数的金融风暴里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细观钱庄与股票风波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回头来看一看，钱庄究竟是什么个东西。
简单说，钱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与它性质相近的机构则称为银号。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都是私营企业。但经营得当、发展经年的，也会有一定的规模。这些大钱庄，除了能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以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基本上，这是一种银行的雏形。
鸦片战争以后，洋商虽然争得了一些通商口岸，也设立了一些银行，但如果要把商品推销到内地，并且要在内地得到生产原料，则必须利用原有的金融机构调拨资金，钱庄便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工具，从而成为了中外商人之间以及上海与内地之间调拨资金的媒介。据1858年的《北华捷报》记载，当时上海城内和租界里大概有钱庄120家，其中较大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予资金周转方面的融通。
当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东南各省以后，各地的地主、官僚都背着钱袋往上海租界里赶，这些内地资金的集中使上海钱庄的发展成长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原来在上海南市的钱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租界里的北市。
甲午之役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之后上海租界又开设了10家本国银行。但是钱庄依靠洋商的支持，依靠发行远期庄票扩大信用和掌握汇划制度依旧保持了资金的主动调拨。同华资银行比较，钱庄还处于优势地位。华资银行早期的业务开展还不广泛，有些银行会聘请钱庄经理为经协理，还往往把多余资金提供给钱庄运用，毕竟钱庄多年的人脉基础在那边，资金的流动渠道自然也多一些，周转起来也更活络一些。通商银行在成立后的几年中，交给各钱庄代为放贷的款项最高时有200多万两。这么看来，钱庄和华资银行总算是同根生，并没有相煎太急，反而是携手同心，相互扶持，总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辛亥前这一年。
总体而言，辛亥前上海的钱庄，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重要，所以钱庄实际上已经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只看得见的大手。在上海众多的钱庄里，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钱庄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
但钱庄老板开办钱庄肯定不是单单为了搞慈善事业，它和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样，有着疯狂逐利的本性。但与现代银行不同的是，钱庄缺少风险防范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相比洋行和华行，钱庄是比较纯粹的“民营企业”，资金上尽管时有洋行、华行通融，但毕竟不是一个娘养大的，无论洋行或者华行都不可能成为钱庄稳固的后台。洋行的雄厚实力自然是钱庄难以企及的，而华行的“国有”背景也是钱庄绝无办法匹敌的优势。所以，不难想象，一旦起了金融风波，最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无依无靠的中国本土的“民营”钱庄了。就像胡雪岩的阜康，虽然一时富可敌国，但最终还是落得闭门倒灶的下场。
当然，如果经营谨慎的话，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规模的金融风暴未必能至钱庄于死地，但是橡胶股票投机堆出来的泡沫实在太大了，一旦破灭，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股票高额利益的诱惑，但钱庄经营者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股市崩盘的教训，对其中的风险明显认识不足，也是致命的缺陷。橡胶股票上涨的喧嚣宛如海妖甜美而诱惑水手落入陷阱的歌声，将利欲熏心的钱庄们引上了不归路。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向投机者提供贷款获取高额的收益。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投机者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从而获得新的贷款再去购买新股票，这样借来钱就买股票，买了股票就抵押，抵押了再去买，往来循环，一笔款项被放大的能量比之现代金融业的乘数效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地升值。这种危险而刺激的游戏让钱庄欲罢不能，但他们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投资客的需求，钱庄也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洋行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股市，但是拿拿拆借利息的收入也很可观了，而且又不用担当风险，他们当然也乐享其成。有了外国银行强大的资金支持，上海钱庄把本来就热火朝天的橡胶股票投机越炒越旺。
在大家都忘乎所以的狂欢中，总有人会玩过头。随着股票价格的水涨船高，钱庄看着投机客们大把大把地进账，他们也越来越不甘心做后台老板。只是给投机者贷贷款怎么过瘾？后来，他们干脆赤膊上阵，开始大发庄票（相当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炒股。许多钱庄还向外商银行拆借巨款，用来购买股票。单单正元钱庄一家，就拿了三四百万两来买股票。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往往与钱庄也有各种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股票。
这些脚踏两条船的银行家们包括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这位老兄绝对是把钱庄玩到极致的主，他不仅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还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同时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巨额利润的诱惑让这些金融界大鳄摒弃前嫌，同声共气，团结一心，共同发庄票，先后发出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大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了100万两巨款，存放在三家钱庄里。但他们还嫌不够，又从关系不错、往来密切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元丰就被陈逸卿调走11万余两庄票。最后，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
上海钱庄不仅把自己手里的资金都投进了股市，而且还从洋行那儿拆借巨额资金。这样一来，能够维持市场运行的流动资金就大大短缺了，连正常的贸易活动的开展也缺乏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现金流匮乏，这成为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的关键因素。
而这个时候，橡胶股票的火箭也冲到了顶点，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的最高潮。接下来等待它的，将是万米高空的大跳水。
股市大跳水
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其影响很快波及了全球化经济的先锋英国，伦敦股市暴跌，导致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在7月的时候，伦敦市场每磅橡胶的价格还在12先令5便士的高位，到了7月底，就已经降到了9先令3便士。
最早开始搞，也是搞得最狠的麦边因为得到消息比较早，也是最先祭起遁地大法。7月初，他卷起全部款项，神不知鬼不觉消失了。购买蓝格志股票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打听他的下落，但始终是杳无音讯。投资者们这才冷静下来思考，传说中的那片升值潜力无限的橡胶树种植园远在数千里的国外，是否确是存在从来没有人去考证，即使位于上海的股票公司也不知设在哪里。购股者这时才如梦初醒，只能在万般无奈下委托专营华洋股票交易的众业公所代为抛售股票，但该公所声称他们只管卖出，不管买进，要卖股票，去找发股票的家伙吧。众业公所到后来干脆关门大吉。走投无路的受骗投资者拼命冲进去，但却被英国巡捕抓了关进了巡捕房。大家伙儿回过头去寻找其他橡胶股票公司算账，结果遭遇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橡胶股票公司的冒险家们都和麦边一样，已经悄悄地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但是却带走了全部资产。
消息一传出，上海市场上的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有人出货无人接盘。有资料指出，1910年3月的时候，上海市场上售价70两（可能是指一股拆十股后）的薛纳王橡胶股票，到了9月至12月间，市值只剩下可怜巴巴的7两了。而蓝格志股票更是跌到了105两（也有可能是一股拆十股后）。
而外国银行一看形势不妙，马上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中收回贷款，这就造成了银根的进一步收紧。更糟糕的是，7月中旬，外国银行突然同时宣布停止发放所有的橡胶股票抵押贷款。当时的上海银钱业还指望着拿积压在手里的这堆被套得死死股票从外国银行那里套点现，但洋人们突然来这一手，等于是直接宣布了股票为废纸。于是，上海的现金流完全崩断。
金融危机大潮立刻扑面而来，上海市面的钱庄、当铺、银楼、商店应声倒闭。首当其冲的是正元、谦余、兆康三大钱庄几乎同时倒灶。他们同时牵连了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受影响，后者也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停业。
1910年7月26日的《申报》记录了上海钱庄纷纷倒台的经过：
英租界天津路正元、谦余二钱庄，15日因周转不灵，停止进出，16日兆康庄继之。沪道蔡观察（上海道台蔡乃煌）闻耗后，立饬公共公廨派差协探……又闻森源钱庄亦于16日受其影响，暂行收账，17日元丰庄继之，18日会大、协大、晋大三庄又继之。市面紧急，恐慌殊甚……
在这种控制经济现金流的钱庄连锁倒闭事件中，上海的金融状况恶化到了极点。在众业公所挂牌交易的近百种股票奄奄一息，90%以上的股票已无人交易，这些股票已经形同废纸。
外地商埠也很快受到影响，正元等三家钱庄倒闭的消息一传到杭州、宁波，马上引起银根紧缩，不少钱庄票号随之关门歇业。到7月底8月初，上海钱庄倒闭风潮的影响由江苏、浙江往内陆蔓延，最后终于扩展成了全国性的风潮，深入到了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金融业的极度不景气也使工商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工厂企业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或因原料、产品市场不景气而停工的数不胜数。
当然，话说回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是上海银钱业。囤积大量股票的钱庄的老板们成为了最后的买单者。多家钱庄的大老板陈逸卿损失了200多万两，戴嘉宝损失180多万两，陆达生损失120多万两。钱庄是靠活钱来做生意的，一旦资金链断裂，这边款子收不回来，那边又来讨债，那让他们怎么办？关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