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大祸已经酿成，金融海啸已经席卷而来，经济界、金融界已经无法招架，政府再不出面，那可真没办法收拾了。
在这橡胶股票事件的滔天巨浪之中，作为救火队员急匆匆赶来收拾烂摊子的清政府的表现可谓相当及时和英明。单从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来看，清政府足以跻身“最负责任政府”行列，与以往昏庸、愚昧的形象完全搭不上边。
《申报》也报道了上海道台蔡乃煌在听说正元等钱庄出现周转问题，停止进出时，第一时间让公共公廨把正元等三家钱庄的老板、经理等收押起来，严加审处，其中包括陈逸卿、戴嘉宝、何兆政、陆葆润、何继云、魏宝炎、戚雅芳、田龙章等人。他还派人去调查风波缘由。而正元集团倒闭的时候，蔡乃煌又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赶赴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来的时候又谒见了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议办法。几番跑下来，对局势总算有了一个看法，并且也有了初步的对策。
在朝廷为之焦头烂额的当口，洋人们又来添乱。外国银行见到了几家大钱庄倒闭，想到自己也放了不少钱给中国钱庄，也就急着想要收回这些款项，这就让钱庄们面临了更加大的资金压力。当时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款，据称在1100万到1300万两之间，这笔钱是维持上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外国银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宣称要收回拆款，那无异釜底抽薪，会大大恶化上海金融危机的形势。张人骏据实向朝廷汇报，朝廷让他按照所筹划的办法处理，并让上海道台悉心筹划善后事宜，“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7月27日，清廷还批准向外国银行进行紧急借款。
既然洋行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来简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似乎有交代不周之嫌。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是列强纷争，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对于上海金融界有着极强的影响力。毕竟发展了上百年，它们的资本比较雄厚，又吸纳了大量外国企业的存款，并且，由于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到洋行里，尽管这些洋行的存款利率很低，这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不辞辛苦把钱存到老老远的瑞士银行里一样。安全嘛，这还是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首先会考虑的。
为了贯彻中央的救市精神，蔡乃煌苦口婆心跟外国银行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雪上加霜，而应该雪中送炭。他的努力有了结果，8月4日，蔡道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了《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洋行虽然不太信任钱庄，但既然有政府出面担保，他们还是愿意相信的，何况他们也知道，如果这场风暴继续扫下去，没准儿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所以他们最后同意借款。9家洋行总共出借了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拿出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钱庄则把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由注销。
上海道台蔡乃煌（中）与西人福开森
这些洋同行们总算是没有乘人之危，握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他们并没有趁机收取高额利息，这笔借款的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了。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人亡政息，合同里还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与此同时，蔡道台还特别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到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大上海钱庄的顶梁柱及其所属庄号内，帮助他们稳定市面。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大概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惨重。不过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非凡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总算是挺过了第一轮冲击波。尽管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精疲力竭，但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
清政府，尤其是张人骏和蔡乃煌，行事不可谓不主动积极，处理方案不可谓不妥帖周到，结果也不可谓不水到渠成。这种铺天盖地的危机阵势，以前谁都没见过，能在半个月时间里做出如此妥善的应对处置，清廷的治理水准未必比罗斯福时候的美国政府低多少。照这样的方子抓药，这场凶疾应该会很快会被克服的。
事情也本该到此为止。
可历史的暗流似乎不打算就此罢手。
第二轮冲击波来袭
当年9月，又到了清政府偿还庚子赔款的时候了。庚子年战败后，清廷每年都要向列强缴纳赔款，国库空虚怎么办？只能摊派到了下面的各省去搜刮了。按照惯例，上海承担的份额为190万两。这个时候，7、8月份危机的后遗症显露出来了。蔡乃煌已经把官银拿去救市了，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上海的银库已经空了，哪里拿得出钱来缴款？鉴于当时上海市面还没有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这赔款。
但是，这个举动让与蔡乃煌结过梁子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瞅准了，他马上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弹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这下脑子没拐过弯来，也不想想是谁刚把金融风波平息了一些，就听信了片面之词，斥责蔡乃煌接管上海银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不顾大局”，于是立即把蔡乃煌革职了。事实上，说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倒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但要说他所做一切都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恫吓朝廷”，那只能是端坐在紫禁城里的井底之蛙们闭门臆测的结果。蔡道被炒了鱿鱼，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换一个领导来，治理水平未必比他差，但最关键的是，朝廷命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巨，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一旦把这些钱统统拿出来，这两根上海钱庄的擎天柱就指日将倾了。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有实力的钱庄，像胡雪岩一样，它的老板严义彬也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依靠的不是外国银行的拆款，而是上海道台的官银支持，上海官银大约有十分之六存在源丰润系的钱庄，十分之四存在义善源系钱庄里。
源丰润银票
除此之外，严义彬的钱庄还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那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家银行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职能。
清廷的对外赔款，在由各省分摊后，一般都是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之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已经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他们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如果把这笔钱划给商部使用，“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之下，慈禧便同意了把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关上门“研究”的范围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更了不得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该存在官方的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老板名下的资产。
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老板，在危机中便俨然如中流砥柱。而且，如同严老板自述的那样，“票号源丰润向有分枝，存放较巨”，它倒台不要紧，它蔓延在江浙沪乃至全国各地的分枝触角都会将这种震动放大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基于这种考虑，包括蔡乃煌在内的官员们也是以“维护源丰润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蔡乃煌对源丰润的关照向来不薄，这可能是因为他与严义彬私交的缘故。七月初二那天，他还打了密电给军机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说源丰润“有12个分号，影响各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后果“不堪设想”。他还陈述了自己的具体做法：“嘱其将地契、房据、盐票、股单共值300万两，交道保存，由道代借300万两，酌量应付华洋欠款。现计职道担保之款及所借洋债在700万两以上……”但不管蔡道对源丰润这般两肋插刀是否有私人关照在里面，在这种危急关头，支持源丰润，避免更大一波的风波，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于是，在朝廷中枢命令他“将经手款项缴清”时，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同时再次申明，万万不可从源丰润把上海银库的钱提回来。
但在军机处看来，蔡乃煌还是在重施“恫吓朝廷”的故伎，于是，对他又是一番劈头盖脸的申斥，骂完之后，还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
委屈和压力之下的蔡乃煌终于崩溃了，他憋着一腔愤懑翻脸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而且一下子提走了200多万两。洞悉内情的人说，蔡乃煌火急追讨官款，是出于军机大臣对他斥责的愤恨，所以故意这么做，是要使市面动摇，从而还政府以颜色，让那些屁事不懂的中枢官僚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金融危机，让他们看看当初自己的逆耳忠言到底是不是“恫吓朝廷”。
一看形势不对，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彻底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经查，它已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宣告歇业。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源丰润倒台了。
源丰润关门导致的连锁效应是山崩地裂式的。上海大批钱庄闻风倒闭，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一时风声鹤唳，市面紧张到了极点。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还没等政府有所反应，金融危机就已经开始向全国蔓延了。源丰润设在北京的分号原来是“京中极大之商号”，当上海总号搁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该分号见势不妙，立即主动向有关部门自请查封。北京城内立刻“银根大紧”，金融界顿时恐慌不已，城里有16家钱庄也因此停业。据《申报》报导：“北京内城永顺、永祥、北德胜、德兴厚、和丰通、同义长及报房胡同德成，外城乾昇、义丰、天太厚等钱铺均被挤轧，且有多家不敷周转，相率倒闭。”
源丰润天津分号搁浅时，天津的金融市场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东方杂志》报道，经过天津商务总会出面，请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银行筹银100万两，为各商号作抵押借款，才勉强维持了市面的平稳。
源丰润广州分号闭歇时，一时造成广州、汕头两地银根奇紧，广州总商会赶紧邀请大清、交通及西关银行集金融界巨头商讨对策，维持市面。其他如杭州、苏州、宁波各地也都因此出现了金融危机和挤兑的情况。
总之，源丰润破产虽然肇始于上海，但因为其枝蔓牵连的缘故，迅速引起了全国各主要商业城市的金融连锁动荡。
这就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轮冲击波。
苦撑的义善源
源丰润倒台之后，朝廷总算知道了蔡乃煌当初没有夸大其词，他的那些紧急求援请示并不是“恫吓朝廷”，度支部马上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到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两江总督张人骏来到上海“灾区”现场办公，还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总算是再次把金融风暴的潮头给抑制住了。
这时候的上海，还有另一根金融支柱仍然屹立，那就是义善源。义善源是最早开创经营外汇兑换业务，开“金融开放、改革”之先河的钱庄，被称为“中国银行的前身”，其实力雄厚程度不亚于源丰润，它在全国有27家分号，密切往来的钱庄多达36家，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这家与源丰润齐名的钱庄的大股东是李经楚。这位李老板，来头可真不小。他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瀚章的儿子。就像许多“官二代”一样，他身上的头衔可不少。他不仅是义善源的老板，同时还担任着邮传部右侍郎的职务；因邮传部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时称他“精明干练，长于理财，于银行事宜讲求有素，经验尤深，堪以派充总理”，于是他又能者多劳，担任了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没错，这又是一个红顶商人。
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在创办时并没有被设想为后来的那种一骑绝尘的独一无二境界。1897年，俄、法、比三国，以一纸10年期借款合同，从清政府手里获得了卢汉铁路的借款权和其他一些权利。到了1907年，合同期满后，看着洋人在这10年里赚进大把钞票看得眼红的华商们喊着“商路亡、中国亡”的口号，掀起了回收路权的运动。清廷也觉得老让外国人得利，无论从名声还是效益上说都不好，所以就让邮传部在城设立一家官商合办银行，可以用来筹款赎买卢汉铁路。清廷机构中，邮传部管辖交通、邮电等事务，所以这家邮传部开的银行也就被命名为了“交通银行”。甫一创立，交行便支持政府成功收回卢汉铁路的路权，可谓不负所望。它还享有发钞权，同时代理国库，俨然是一家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超级商业银行。与政府极其密切的关系，使交行享受到了种种经营上的便利。
作为CEO的李经楚在坐镇交行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筹款赎回京汉铁路，完成了交通银行成立的使命。二是收回电报局商股，使电报局成为了邮传部经办的国有企业。三是设置分支机构，扩充股本，发行股票。四是经营一般银行业务。
虽然李经楚在交行的身份是“总理”而不是老板，但他是邮传部官方委派的，而交行当初设立时，官股有四成，政府俨然是第一大股东，而作为这个大股东的代表加官方指定的CEO，李总在交行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
这么看来，李经楚身兼两任，既是义善源的老板，又是交行的掌门，说得直截了当点儿，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两家金融机构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这种独一无二的身份，让李经楚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可以很方便地在义善源与交行之间调拨资金。所以，源丰润最终支持不住倒下的时候，李经楚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9个分行里借款287万两，加上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的资金，总算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
但毕竟经历了这么大的冲击，义善源即使是铁打的，也已经被折腾得够呛了，要是再遇到什么不测，那李经楚纵使有三头六臂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事与愿违，还是出事了。
盛宣怀的最后一击
我们的主人公盛宣怀也就在历史的节骨眼上登上了舞台。
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虽然前面提到过几次，但“邮传部”空间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们现在才会详细道来。所谓邮传部，是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清廷为了迎合“预备立宪”而设置的一个官署，负责管辖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等五司，属于它管辖范围的实业包括邮政总局、电政总局及各省分局、电话局、交通银行（包括北京总行及上海、汉口、广州分行）、铁路总局及京汉、京奉、京张、沪宁、吉长、广长、正太等各路局。后来的北洋政府把这个部门改名为交通部，其职能大概也差不多。这么比较下来，邮传部尚书相当于是交通部部长一职了，但盛宣怀的职权可比现在的交通部长大得多了，不仅道路、铁路归他管，连电讯和金融都是他负责的产业，洋务运动的一半成就都被他攥在了手里。
前面说起过，盛宣怀曾经创办过中国通商银行，在这家银行建立伊始，清廷就给了它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使它成为整理币制的枢纽。除了发钞外，该行还代收库银，在全国各大省先后设立分行，业务盛极一时。后来因为庚子年的战乱和经营问题，通商银行逐渐式微，这肯定让对洋务极度重视，而又视银行为洋务命脉的盛宣怀有些落寞和失意。但当他一坐到邮传部尚书的位子上一瞅，发现手下有着中国第一大银行——交通银行，他又怎么会甘心不去插一手？
当时的交通银行，虽然名义上是邮传部管辖，但其帮理梁士诒是袁世凯系的人，而袁世凯与盛宣怀在这个时间点上，绝对算不上是盟友。虽然说交通银行的大Boss是李经楚，但是李总身兼数职，官商各种场合，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义善源这个私人产业更加需要费精力料理，交行的实权最后落在谁手里就可想而知了。
盛宣怀和袁世凯的恩恩怨怨还要在下文中慢慢道来，但是盛宣怀同袁系人马在交通银行这块大肥肉上的争夺绝对是清末金融整体性崩溃的关键中的关键。盛宣怀当然不想让自己手中掌握的经济命脉做了袁系的发财树，他对于梁士诒势力的打击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他怎么就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时机呢？
就在李经楚拿走了交行280万两去填补义善源因为股票风潮而造成的窟窿时，盛部长来查交通银行的账了。可能这是他上任后烧的三把火，也可能是他正好知道交行的这个破绽，是来落井下石的，不管怎么样，他来查了，这才是重点。
李经楚本来倒跟盛宣怀没什么过节，而且作为李鸿章的侄子，在一般场面上盛肯定会照顾到他一点。但李中堂毕竟已经驾鹤西去了，而这次盛领导是冲着梁士诒来的，李总算是杀头陪绑倒了霉运。如果在平常，倒也没什么问题，200万两对李经楚来说并不致命。可能盛宣怀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就大胆地朝交行开刀，但没想到李经楚偏偏在前不久挪用了交行的钱补贴给了义善源。万一领导查出来这么回事，那刚上台不久、急于树立威信的盛宣怀是不会给他留请面的。为了应付这次检查，李经楚赶紧把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280万两都给归还了。
金融界里拆东墙补西墙可谓司空见惯，但这次，可给拆坏了。李经楚这么一提款，可把义善源给提垮了。他直接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还想再苟延残喘一下，他拿着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找到新上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想要抵押借款10万两，以“暂济燃眉”。这位刘道台当然记得自己的前任蔡道台是因为什么被炒鱿鱼的，他立刻回复说：“余非蔡道，不能调款。”这就把本可以作为上海金融界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给扔了。
第二天，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
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台柱终于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雪崩，全国性大恐慌也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到广州，西达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再度沦入极度的恐慌之中。
最早由橡胶股票危机发动的冲击波，经过多番蝴蝶效应的推波助澜，终于三度袭来。江浙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有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关门，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之外，其他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基本都被冲垮了。据统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整个中国总共损失4500万两白银。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经济基础被摧毁还衍生出了严重的连带效应。
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的老板陈逸卿是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而在他背后支持这种投机的，除了有若干外资银行提供拆借之外，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的施典章也是幕后推手。川汉铁路公司基本上可以视为是一家国企，预算约束比较软，公款被拿去干点正务以外的事根本没人跟你来计较。施典章曾经担任过广州知府，下海后做了川汉铁路公司的总收支，总管财政大权，怎么花钱，花多少钱，全归他一个人说了算。川路公司在四川修铁路不在行，速度奇慢，所以筹集的资金一时花不完，于是施典章就拿了350万两巨款到上海来搞资本运营。
在这350万两里，施典章交给陈逸卿的就有200多万两，占到陈老板手下钱庄发行庄票总额的1/3。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上海橡胶股票泡沫的很大部分是被远在四川的铁路公司吹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次风潮，施典章也许真能利用这笔款子大赚特赚。但最后证明，这毕竟只是一枕黄粱。
风潮来袭，政府开始追究责任。8月17日，陈逸卿被捕，他最后不堪重压，在狱中服毒自杀了。这生生把施典章与川路公司的300万两银子给坑得一干二净。这次重大亏空对川路公司的商人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当清政府要来收铁路为国有时，他们坚持要国家替他们填这个巨大的窟窿，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清政府哪里肯买这笔冤枉账，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四川的形势朝保路运动越走越近。
另一方面，因为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沉重经济压力，也是清政府最后决定把原本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又不肯满足铁路投资者们赔付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保路运动的爆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早早地被埋下了定时炸弹。而就四川发生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一线索而言，橡胶股票的这次风潮，已经早早地把清政府统治的终结写进了历史之中。
原因在哪里？
橡胶股票风潮，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在中国金融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本来是一场可以将空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中型金融危机。股票暴跌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这个时候风头被遏制住了，那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
清廷官员们也算是尽了人力了，张人骏、蔡乃煌等都是奔前忙后，四处张罗，不仅从朝廷调来大量救济银，还从洋行那里担保搞来了巨额救济资金。要是朝廷能始终贯彻这一思路，那这真可算是世所罕见的成功救市的经典案例。清廷也可能因为这次行动而暂时巩固住自己的根基，还能再得瑟个十几、几十年。
但冥冥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决计不让清廷过舒坦日子，种种不幸的巧合偏偏都集中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了。
清政府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到了起橡胶风潮这个时候，袁世凯刚“被下岗”回老家休养去了。朝中对于袁系势力的清算也是可想而知的。蔡乃煌就属于袁党，没有了中央的保护伞，他不过就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找个茬踢下去的棋子，事实上，他就这是这么个棋子。上海这么一闹风波，管你行事是不是积极主动，成效是不是显著，事情是在你上海出的，就该你倒霉，而且你还时不时地拿情况危急来吓唬朝廷，有事没事伸手找朝廷要钱，这是一个地方官该做的事吗？治理不当，导致风潮，算一桩罪过；恫吓朝廷，觊觎国库，是罪二；你要是再抗拒朝廷的命令，就是第三宗罪。看你造了多少孽，不炒你炒谁啊？
另一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本来应该是梁士诒的，作为袁世凯的账房先生，盛宣怀是一心要摁死他的。他可能在听说了交行有账务问题的时候，想到那是梁在捣鬼，就决定用这个机会拉他下马。但是没有想到，挪用交行款项的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这下就难堪了。可能也是为了顾全叔叔的这位得意门生的面子，李总不得不硬着头皮把交行的款项要了回来，生生把义善源逼上了绝路。对李经楚来说，义善源只是自己经营的一项产业，哪怕倒了，自己手上还有交通银行可以使唤。但对于上海金融界而言，义善源是最后一道屏风墙，它的倒下，直接导致了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崩溃的连锁浪潮。
洋行们在这场风潮中的作用也和清政府一样，没有能把正确的做法贯彻到底。本来要是这些洋行能看在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的份上多多接济，就像借给张人骏、蔡乃煌的几笔款子那样，对“维稳”绝对是一针强心剂，很可能风潮就在金融界各方齐心协力、携手同心下平息了。可洋行们偏偏要在源丰润遭遇大麻烦时撒腿先跑，申明拒收上海钱庄庄票，这种落井下石的不道义，真的是损人不利己。源丰润倒塌造成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洋行这种违背一贯做法的釜底抽薪，破坏了已经稳定下来的金融形势，把金融风暴放大到了整个国家层面。
解开这个困局的钥匙最后系在了义善源的身上。如果这家航母级钱庄最后能够挺过风潮，那金融界的曙光还有盼头，至少能够保住半壁江山，慢慢再图振兴。义善源不是没资本，它的老板是李经楚，本来不应该受到袁系势力下台的影响，而且就其掌管的交行而言，资金融通绝对不是问题，事实也被证明如此。如果没有人来追究他挪用交行的钱来填义善源的窟窿，义善源的重新振作是指日可待的事。
但历史制造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巧合，它让清廷赋予重望的经济界顶梁柱——盛宣怀，给清政府经济崩溃的天平上加上了最后一块砝码。
“英雄”盛宣怀
盛宣怀是历史的“英雄”。按照正统革命理论，这样的“英雄”的扮演者是像拿破仑一样被随机选中的，要是盛宣怀没有干这事，王宣怀会干，李宣怀会干；要是没有钱庄关门这场风波，那很有可能是米店倒灶这样的事把大清国拽下了深渊。反正盛宣怀这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时代造“英雄”嘛。
但盛宣怀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被时代创造的“英雄”。
盛宣怀的出场在所有关于这场金融风波的资料里都着色不多，看似他戏份不重，仅仅是作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确实是最不应该被淡化的人物。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他的多重身份：
通商银行大股东、创始人。
汉冶萍公司掌门人。
邮传部尚书。
轮船招商局督办。
天津电报局创始人。
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始人。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铁路总公司Boss。
华盛纺织厂老板。
……
著名绅商和全国性慈善活动家经元善称盛宣怀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确，“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的盛宣怀搞了那么多年的洋务，铁路、电报、轮船、矿冶、银行都被他玩得熟稔有余。这“十六颗夜明珠”大概也只能抵得上他的成就的一部分。
放在今天，这其中任何一个头衔都是了不得的名号，至少是一个领域内的顶级权威。这么多顶戴戴在一个人的脑袋上，不啻于是同时练了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之后还不过瘾，又学了九阴白骨爪和降龙十八掌，这种段数，在江湖上已经是无人能匹敌了，在他眼里，似乎一切都是浮云。
在这些头衔中，至少有五到六个职务是掌握实权的。电报局、轮船局、汉冶萍公司、铁路总公司等都是执掌中国近代工业命脉的企业，一手掌握了这四家企业的人，其对经济领域影响能量的大小已经不是目测能够测得准的了。
可以这么说，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几乎都体现在了盛宣怀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他，就没有电报局，没有轮船局，没有通商银行，没有铁路总公司，更不可能有汉冶萍；如果没有这个局，那个公司，清末洋务这么多年搞经济建设究竟有什么成就？没有这些“国营”、“准国营”设施，没有电讯沟通，没有轮船航运，没有银行融资，没有矿产铁厂，中国的现代经济将以何为基础？没有这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那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与立宪派究竟是站在何种立场上反对清廷的？
是盛宣怀让清末的洋务运动取得这些虽然称不上灿烂辉煌，却意义深远的成就，是他亲手将现代工业的大厦建立在封建经济的废墟之上。一旦有了盛宣怀打下的现代经济的基础，中国的走向已经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清廷或者顺着资本主义的大潮前进，或者被其湮灭，只有两条路可走。无论走哪条，可以说，路都是盛宣怀铺的。
没错，从时间序列上看，是盛宣怀一手导致了义善源的垮台，而义善源的倒闭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而金融界的这场浩劫动摇了清政府的国本，进而推动了政治危机的爆发。但真正把大清国往绝路上带的不是盛宣怀使小心眼查账坏的事，而恰恰是他苦心孤诣为维护这个朝廷所做的一切。如果他能预见到这日后的情景，他当初还会那么拼命地去为他所忠心的大清国挖掘坟墓吗？
是的，盛宣怀这位“英雄”是时代创造的。但这个时代，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由他创造的呢？
“英雄”的精神分析
盛宣怀从小父母双全，但因为父亲盛康长期在外地任地方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他相依相伴的是他的祖父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亲这个权威是成长中必需的，他的长期缺失，使得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潜意识里的俄狄浦斯情结或者说弑父情结，就没有太多的成长空间。所以他也缺少了弗洛伊德的那条关于英雄的著名逻辑线索：大凡英雄的事迹，无外乎是从被残暴的父亲驱逐，又在贱民中成长，最终又回头取代父亲的故事。弗洛伊德倒不是说有了老爸就一定要有对他的逆反心理，只是在潜意识里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懑，而这种愤懑主要来自幼年时期本来自由发展的欲望被老爸压制住了。
从拉康的意义上深奥一点讲，因为父亲长期不在身边，盛宣怀缺乏一种父亲之名为其镌刻“大他者”的象征秩序，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自我主体的观念要强于对于社会秩序（他者的秩序）的屈从。换句简单的话说，因为从小没有被要求谦虚，也没有受到过权威性的压制，他就从来不知道天高地厚，总是表现得自信满满，从不认为自己会被什么客观事物约束了手脚，从而无法达成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由于父亲的介入的缺少或者迟到，致使盛宣怀在与“母亲”彻底分离，从而进入人类的文化秩序中的步骤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缩短了或者说被省略了。这里的“母亲”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母亲，而是指那种在父亲权威性的介入迫使婴儿进入人类的秩序之前，婴儿所与之相依相存的“存在”。婴儿在感觉上是与这个“存在”合二为一的，并认为这种温暖统一的状态就是自我和世界本来的情态，直到“父亲”的介入破坏他的这种原始的梦想，而形成一个独立的主体进入社会为止。在实体上，这种“存在”可以是母亲、乳母、祖父母乃至任何在一个人的婴儿期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
在大多数从小受到母亲关爱，时时被母亲捧在有力而温柔的臂弯里，总是在母亲柔软而散发清香的长发中沉睡的人来说，母亲就是这个存在，在这个阶段，他（她）感觉到自己与母亲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而整个宇宙的存在就是他们二人一体的存在，他（她）在其中感到温暖、舒适和安全，他（她）会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在盛宣怀的例子里，相比较其母亲而言，这个“存在”更可能是他的祖父盛隆。俗话说，隔代亲，祖父母总是会对孙儿宠溺一些的，这位满腹诗书的举人对这个宝贝孙儿的关心与呵护，不亚于一个周到的母亲。
对于一般人而言，他（她）徜徉在与母亲合体的舒适与安全之中的阶段会被“父亲”权威的介入而打断。与“母亲”一样，这个“父亲”同样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尽管它通常以真正的父亲体现出来，但实际上，他可以是养父、祖父、孤儿院院长等任何让婴儿脱离于“母亲”一体的幻想的强制性力量。通过这种令人不快的“父亲”的介入，婴儿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主人，而只是其中的一个被“他者”的规则束缚的存在。通过“父亲”的介入，婴儿不仅被迫学习了“他者”世界的规则，并融入其中，他（她）还被迫承认了客观世界及其规则的权威性，其无与伦比的自信和自大受到了一次关键性的挫折。
但父亲角色的缺少，致使盛宣怀对于“母亲”这个“存在”的依赖一直得以延续。但“父亲”总有一天会出现的，而他也一定会被强行送入客观世界的秩序之中。而那种“母亲”式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被扭曲放大成整个世界。既然他和“母亲”的合二为一曾经就是整个世界，那现在，整个世界就被他拿来弥补已经失去的“母亲”的作用——那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用通俗点的话讲，盛宣怀在潜意识里会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视为是自己的。父亲的缺失，使其从小缺乏一种应有的自信心挫折，从而使盛宣怀始终抱有一种极强的自信心和极大的占有欲。在他眼里，一切代表权力的东西都应该收归己有，无论是官帽、钱袋，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工业技术。只有当这些东西都收入囊中后，他才能感受到欣慰，感受到一种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安全，一种重新与“母亲”合二为一的快感。
他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几次应试不果，在轮船招商局屡屡受到排挤，初次开矿炼铁受到的挫折，都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但对于将世界视为己物，并在潜意识里要将它吞并、与之合为一体的盛宣怀来说，这些打击都不是毁灭性的。他强大的的自信心和占有欲会让他以各种手段来掩饰这些挫折给他带来的创伤。就求仕失败而言，他以致力于“有用之学”来安慰自己，不可不说是一种明智的机制性的自疗。但恰恰是这种向“有用之学”的转向，打造了一个通过正途入仕的官僚永远无法企及的伟人。
“英雄”和时势
当然，如果将盛宣怀的独特性仅仅归结为其少年时期父亲的不在场，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和盛宣怀一样的幼年遭遇，但其中没有几个会表现出与他类似的才能，取得与他相近的成就。一个人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其相对静态的潜意识个性，同时也在于其历时性的独特身世和经历。
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举人，父亲是进士，这种递进式的前后传承，在精神上就给予了盛宣怀很大的压力与动力。他的祖父陪伴了他少年和童年的大部分时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大部分求仕的动力肯定是来自于这位老举人的熏陶，虽然正途求仕后来被证明并不适合这位实际能力远远大于墨水功夫的大人物。科举虽然名落孙山，但盛宣怀的那种对于地位和权势的极其强烈的企图心已经被磨砺地锋芒毕露了。可以这么说，尽管他的这种企图心最初源自于其精神内核，但其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对其祖父所代表的正统之学的追求。
接下来的人生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父亲盛康成为了他下一阶段的导师。对盛康提倡的“有用之学”的追求不仅能够让他摆脱落榜的苦恼，而且能给他那无与伦比的企图心带来真正的实现可能。而事实上，盛康的确也给他以施展拳脚的舞台。在随父亲驻留湖北期间，盛宣怀就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提交给父亲，以帮助解决当地的引地之争。这时，盛康扮演了一个极好的鼓励盛宣怀、并将其自信心推到顶点的角色，他不仅表现得很惊喜，而且还对儿子的提议“采其说以上，章如所议行”，较好地解决了川、淮引地之争的矛盾。这种实际的、看得到的成功对于只有十几岁的盛宣怀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盛康扮演的角色就是接过盛隆培养的极富企图心的苗子，并将其推向他不断上升的轨道。
李鸿章（1823—1901）
第三位在盛宣怀人生里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对盛宣怀的影响力却并非仅仅排在第三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和盛康“雅故”，这一层的面子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但他确实是因为欣赏盛宣怀的才华和积极肯干的务实精神才不遗余力地提拔他的。尤其在与左宗棠的较劲中，盛宣怀是一枚很出色的棋子。所以李中堂对他屡屡重用，又是让他办轮船招商局，又安排他建立电报局。这样的任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发迹开端，而盛宣怀在李鸿章的荫护下遇到的这样的机会不是一次两次，虽然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比如他在轮船局就受到了排挤，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初的李鸿章，那肯定就没有后来的盛宣怀。
在朝廷中如同李鸿章一样权势熏天的大官总是人们巴结的对象，而要李卖面子给某人来提拔他的后辈的总归会有不少，但真正对实业洋务感兴趣，而且确实不是抬不起的阿斗的，那可能就屈指可数了，其中就包括后来和盛宣怀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的袁世凯以及同样热衷洋务、后来还打算在台湾修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而这些个人之中要有极度的企图心去争取一个又一个伟绩，能够借着李中堂的平台不断发达，直到最后控制大清国的经济命脉，那恐怕除了盛宣怀，就找不到第二个了。
很多人都反对做历史的假设，认为其根本无益于现实，也未必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参考信息。这样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历史情景很宽泛，人物形象不鲜明、没特色，谁都能取而代之，而历史也会给予任何一个人均等机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历史的另外一种情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无非是英雄的交替变化，可能从亚历山大变成了恺撒，从拿破仑变成了罗伯斯庇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英雄论是有道理的。
但是，当历史的场景变得更为微妙，尤其是当历史中人的机遇极其难得（如得到李中堂的大力提携），而其本身的才华和性格也非比寻常（无与伦比的自信心和占有欲以及超群的务实能力），最后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时，这样的英雄就是不可取代的。在任何一个平行世界中，要整合出一个集如此的机遇、才华和成就于一体的李宣怀、王宣怀出来，都是不太可能的事。
只有盛宣怀这样控制了清廷经济命脉的强大实力，才能够奠定清廷倒台的基础。盛宣怀是独特的，他的角色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因此，没有了盛宣怀，清廷能否在20世纪初倒台，辛亥年的革命是否能如期产生，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现在，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呢？
第二篇 铁路与革命
第二个故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广州。圣心大教堂。深夜。
奥斯维拉神父提着散发着昏黄光芒的煤气灯走了进来。
“你应该歇息一下了，帕斯顿先生，已经十二点半了。”他说道。
“呃，神父，你还没有睡啊。”大卫·帕斯顿回头朝神父笑了笑，露出迷人的洁白牙齿，那两个令女士们神魂颠倒的酒窝也展露无遗。
“我是看到楼下的灯光，来看看的。帕斯顿先生，你习惯工作这么晚吗？”
“工作？噢，不，神父，我不是在工作，我是在给我妻子写信。明天‘玛丽·伍德夫人号’就要回国了，我让比利给我捎回去。”
“你知道，呃……你可以拍电报的，我是指，给你的妻子拍电报，这样她收到得更快。”神父说道。
“哈哈，”帕斯顿先生笑了起来，“我是一个老派的人，神父，甚至比你都老派。我喜欢我妻子拿着我亲手写的字迹，读到我的心声，而不是通过电波什么的玩意儿来传达我对她的思念。”
“真的，”神父不解地望着这位绅士，“你是我在这儿见到的最传统的人，帕斯顿先生。我不是说传统不好，我的意思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