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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这些自由原则用以支持这场国会政变的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的著作《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出版于1690年，彼时革命才刚尘埃落定。洛克的主张是：依据罗马自然法的观念，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而透过政府的成立，人民有如和政府签下契约：人民授予政府权力，为的是让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如果政府不能保护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有权解散政府，重新建立新的政府。过去有关国王如神祇一般的地位、臣民服从君命的义务，这些观念通通都被扫到一边，成立政府已与签订一纸商业契约无异。
不过，这位思想家并非提出“政府论”的第一人；过去的封建君主和臣民之间早已存有这样的默契关系，而随着国会存续下来，治国要站在人民这边而不是与之为敌的观念，也得以留存——虽然或许只留存在人民的脑海里。
在英国，洛克这本著作使得过去发生的种种，有了正当理由而不再被视为是革命行径；尔后发生在美国和法国的反抗风潮因它有了起义的凭借，新的社会秩序也拜赐于这些白纸黑字的权利而得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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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之初，目标是创造一个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1780年代，改革派的机会来了，因为这时国王已濒临破产。路易十六揽来一些财务大臣进行改革，计划将行将瓦解的税务制度统一化，让它更公平也更有效率。这些变革最特别的一点，是有史以来第一回，要贵族跟所有百姓缴同样的税。在过去，贵族以功在家国、把自己和属下贡献给国家去打仗为由缴交较少的税，如今国君已不再凭借这种方式得到军力，对于这样的税制改革，贵族当然群起反对。
在此之前，专制君主为了建立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国家而把贵族打入冷宫，但并没有完全废绝他们；贵族依然享有极大特权，在法院（负责验证王室血统）、宫廷或军队里都位居要津。面对新的缴税之议，他们掀起反对的滔天巨浪，理由是这是对他们古老权利的“暴政”侵犯，怪的是，贵族的这股抵抗竟得到大众的普遍支持，显示当时王室的权限实在有限。如果是个更大胆、更有决心的国王，或许会继续进逼、强渡关山，但路易十六却接受了所有人等的意见——新的税制只有靠议会开议才能施行。如此这般，在暌违一百七十五年后，三级会议重新开了张。
接踵而来的是激烈的争执：该如何聚集开会。法国社会的三个等级：神职人员、名门贵族、平民百姓（或称第三等级，法国对庶民的总称），分别有自己的议会。任何措施在采行之前，必须取得所有这些议会的同意。平民百姓的领袖以律师为主，深知如果通过的前提是取得贵族和神职人员的首肯，法国制定新宪法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于是他们提出请求，要三院齐聚一堂一起投票，并以尊重平民百姓的人数、行业和财富为由，让第三等级的代表席位增多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