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谭政、陶铸在武汉向我面授机宜，我率部从中原大地向东北紧急出动——刚刚从战争转入和平，又要从和平转入战争1950年那个不平静的夏天。我们军部驻扎在河南省漯河市。刘震军长和吴法宪政委已调走，我任军长兼政委。7月7日这天，吃过晚饭，我和妻子俞惠如带几个孩子，副军长谭友林和他的妻子鲁方也带着孩子，在树阴下乘凉。只见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李方明急匆匆地走到我跟前：“军长，野司来电话，请你亲自去接。”
我回到房间电话机旁，拿起话筒，只听：
“喂！你是三十九军吴军长吧？”
“我是吴信泉。”
“林司令员请你迅速来武汉，有要事面谈。我们已经派好了轻油车，明早8点到漯河火车站接你……”
“知道了，再见！”
放下话筒，我忽然想起了13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中国人民永世不忘的芦沟桥事变。现在，林总这么着急要召见我去武汉有什么要事呢？我暗自思量起来：很可能与刚刚爆发的朝鲜战争有关，但没有想到要带兵出国作战。这些天来，我以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特有的习惯，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当晚，我同谭友林副军长、李雪三副政委、沈启贤参谋长等人打了一下招呼，说去武汉，林总有要事交代，但没有表露自己心里想到的朝鲜战争问题。
第二天——7月8日清早，我带一名参谋和一名警卫员在漯河火车站登上野司派来的轻油车。下午3时许，我来到了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在汉口的住宅。林彪和第三政治委员谭政、政治部主任陶铸正坐在屋子里等着。我穿着刚发下来的国防军绿色军装，戴着大檐帽，走上前去向他们敬了个礼。他们握着我的手说：“吴军长，你来得很准时呀！快坐下，快坐下。”我便在谭政、陶铸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林彪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对我说：
“信泉同志，今天请你来，谈谈你们军的行动问题。目前，美军已在朝鲜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僵持起来了。看来朝鲜战局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同时，美军又占领了我国台湾。所以，整个形势日趋严重了……”讲到这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讲：“东北现在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只有四十二军在北大荒垦荒生产，地方部队也不多。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调你们三十九和三十八军（在信阳）、四十军（在洛阳）同时开往东北，在辽南一带集结待命，一个星期准备。”他回头望了望身后墙上的地图，继续说：“你们军的一一五师在广西，把剿匪的事情交给留在当地的一五二师，直接开往东北。你们军的一一六师和一一七师在河南生产，立即停下来，收拢部队，抓紧时间做好准备，迅速北上。车运问题由总部直接安排，你们尽快编造好车运计划报总参……”
林彪说话的速度很慢，说话的声音很轻。嘴里不时地发出“嗯、嗯”的习惯声音……
接着，谭政带着湖南湘乡的乡音对我说：“部队往东北开，暂不要向下面讲出国作战，只讲加强东北边防，保卫祖国边防，朝鲜战争的局势很严重，加强东北边防，有备无患嘛。部队思想转弯又不能太急，要一步一步地转……”
随后，陶铸带着一口夹杂着湖南老乡话的普通话对我说：“部队移防前，要把停止生产的工作搞好，认真地检查一下群众纪律，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部队走了，要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留下一个好印象……”
当林彪、谭政、陶铸向我交代完了任务后，我当即表示：回去后，坚决按照首长的指示办，停止生产，收拢部队，加紧准备，迅速北上。我起身告别，于当晚返回军部。第二天——7月9日，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我传达了林彪、谭政、陶铸三位首长的指示，大家展开热烈的讨论。参加会议唯一的师长张竭诚（一一五师师长王良太在广西指挥部队剿匪，一一六师师长吴国璋调到越南当军事顾问）发言说：“我们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做出的决定，虽然入朝作战地形不熟，语言不通，困难很多，但我们是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取得战争胜利的。”
这次会议确定了下列准备工作，确保部队按时向东北开进：一、进行简要动员——只讲加强东北边防，不讲入朝作战；二、收拢部队——命令回家探亲的干部战士立即归队，动员临时来队家属返回家乡；三、结束生产——做好各种善后工作，尽量减少损失；四、各单位普遍检查一次群众纪律——借群众的东西一定要如数还清，损坏的东西一定要按价赔偿；五、作战部门赶紧编造车运计划——一面与铁路部门联系，一面上报总参。
眼看我就要带着部队乘军列北上了，我的妻子俞惠如于1950年7月18日生下了第7个孩子吴安平。我望着她刚生下小孩子比较虚弱的身子，久远的历史镜头一个又一个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结婚到现在正好10年了，而我们夫妇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一半。我常常想起我国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说过的一句名言：“年轻时没有年轻过……”
老七安平这孩子降临在我们家三天之后，我就离开了他和他的母亲。走前，我对她说：“惠如，真对不起你，你每次生孩子我都在前方打仗，从未照顾过你。这次我又要走了，你在后方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真够辛苦了。”她说：“信泉，我习惯了，你这次出国作战，不仅是抗美援朝，而且也是保家卫国，任务光荣的。我保证把后方工作做好，把孩子照顾好，你放心走吧！”我听了她的话，向她竖起大拇指就走了。
1950年7月21日，军直和一一六师、一一七师乘数十组军用列车从河南向东北驶去。
三十九军原为红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军。1932年，红四方面军到四川开辟川陕根据地后，留下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1934年经突围到鄂豫陕开辟新的根据地。原根据地留下一些游击队由高敬亭率领坚持到1938年国共合作以后，成立新四军四支队，他任支队长。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以劣势装备和兵力打了两个漂亮的大胜仗，消灭国民党十七路军的两个旅，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1935年9月，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接着，红十五军团以劣势兵力打了崂山、榆林桥两个歼灭战，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实现三大红军陕北会师创造了立脚点。1935年10月底，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打了直罗镇歼灭战。1936年，红十五军团参加东征打阎锡山，然后又参加西征，打“三马”和胡宗南，都立下了战功。
在抗日战争中，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政委。首先参加歼灭日本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平型关大战，1938年4月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日寇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7月配合友军（国民党军）进行町店战斗。1939年又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日寇对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大“扫荡”。同年秋天，配合友军（国民党军）进行町店战斗。1940年春天，三四四旅和冀鲁豫支队等组成第二纵队，下辖4个旅（新一、二、三旅和三四四旅），接着讨伐石友三，将其大部歼灭。随后南下增援新四军开辟苏北根据地（包括盐阜、淮海两区），部队番号先后改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和新四军第三师，粉碎敌人从1941年至1943年对苏北根据地的大“扫荡”。而后进行了高杨、阜宁以及两淮（淮阴、淮安）战役。八年抗战，我军纵横驰骋，足迹遍及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8省，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各3.5万人）。1945年9月在黄克诚师长兼政委的率领下挺进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番号先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参加三下江南战役，歼灭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大部，给新一军以沉重打击；在夏季攻势中，攻克怀德、大黑林子、昌图，歼敌1.5万余人；在秋季攻势中，攻克彰武、温家台，歼敌1.5万余人。我军参加辽沈战役，突破锦州，会战辽西，解放沈阳，歼敌6.8万余人；在平津战役中，主攻天津，首占金汤桥，歼敌2.3万余人；挺进华中，相继参加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歼敌1.2万余人。我军在零下40度的东北严寒中，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炎热如火的江南原野上，不分昼夜追歼逃敌，从松花江一直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祖国的南大门镇南关上。
火车昼夜不停地行驶在津浦线上，很有节奏地发出“哐当、哐当”的重复响声。每驶进一个车站，其他的客车和货车都给我们乘坐的军用列车让路。我知道，这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对全国铁路系统做出的安排。
那时候，连队干部战士坐在闷罐车里。从连长、指导员、排长到各班的正副班长，还有全连的共产党员，都向战士做政治思想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东北战士和南方战士，相互之间提出了挑战应战，条件有好几项内容，其中有一项就是：“不离开连队，不离开车厢……”
在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二营四连的闷罐车厢里，谁都知道连部通信员董伯友的家在唐山，有的战士就对他半开玩笑地说：“小董，车快过唐山了，你得自觉点。”
“放心吧！车过唐山时，我趴在小窗户上看一眼就满足了。”
董伯友说完，又去找指导员宋焕祥说：
“指导员，我家就在唐山铁路边上。车过唐山我要是睡觉了，到时候你叫醒我，让我看看家房顶上的烟筒吧……”
结果，车过唐山时正好是半夜，宋焕祥和董伯友都睡得十分香甜，一觉醒来车已经到了山海关。董伯友倒没有当回事，宋焕祥却向他一再表示歉意，心里一直为没有满足战士这种最低的要求而感到内疚……
1950年7月25日，军部乘坐的混合列车到达辽宁省辽阳。各师部队到达辽南集结后，我和军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把工作安排好了，便驱车前往沈阳东北军区司令部。我走进了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来了这样一番开场白：“吴军长，东北是你们三十九军打仗最多的老地方。你们过去在这里打了不少漂亮仗，这里有很多你们的老朋友哟……”
“贺参谋长，有几件事情向你请示，希望能够尽快解决。”我毫无拘束开门见山地提出来。
“不必客气，你说吧！”
于是，我一口气把几件事一古脑儿地全都端了出来：1. 我们在河南休整时复员老、弱、病、残3000多人。军区答应拨给我们一个独立师的兵员班以下人员编入我军，排以下干部留地方继续扩军。
2. 1948年打完沈阳时，一一六师参谋长汪洋留在东北军区警卫师当师长。我们在河南生产时这个师的师长吴国璋又调到越南去当军事顾问。现在师长缺员，我们要求将汪洋调回一一六师任师长。
3. 请尽快解决三十九军补充装备、马匹、大车、弹药。
贺晋年很注意听了我的陈述，一边听一边用笔记在本子上。等我讲完，他说：“吴军长，你提的这些问题都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不过，火炮、弹药补充由军区炮兵直接管。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去找炮兵司令员万毅同志。”
1950年8月3日，我们召开部队到达辽南集结的第一次军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我如实地把敌情告诉了大家：美国军队以“联合国”名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仆从军队能来多少尚不知道，但美国是陆、海、空三军现役兵员120万人，已经在朝鲜釜山登陆的有装备精良的美二十二师、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将要登陆的有骑一师，现在与朝鲜人民军在洛东江进行战斗。南朝鲜军队有首都师、一师、二师、三师、六师、七师、八师、九师，总兵力为15万余人，装备差，战斗力不强。其次，友军情况怎样呢？朝鲜人民军共15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共25万人，苏式装备的有3个师，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有一定的战斗力。根据现在和今后战局的发展，对人民军极为不利。人民军与美、伪军在洛东江处于相持状态，美国继续增兵，加上他们强大的空军、海军，人民军难以挡住美国人的进攻。因此，战火烧到北朝鲜的可能性极大。但这场战争仍然是局部战争，不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是战胜国也打得精疲力尽，人民要求和平和医治战争创伤，也就是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任何集团不可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在军党委扩大会上正式传达：基于上述估计，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计4个军和3个炮兵师，加上后勤支援部队共计25万兵力，集结在中朝边境进行备战，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支援朝鲜人民军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
最后，我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我军在集结中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做好准备打仗的思想动员工作。我们军打了22年仗，每个指战员都希望战争结束过和平生活。过去，我们对部队说，打败日本鬼子好回家；后来，我们又说，打垮蒋介石好回家。现在，和平生活不过半年，又要重新走上战场去打美帝。由战争转入和平不需要做多少工作，由和平转入战争，这是180度的大转弯，难度相当大，非要把大道理和小道理都讲得很明白不可。第二，加速组织准备。东北军区拨一个独立师兵员给我们军，迅速编入部队；加速维修补充装备，尚缺的车辆、马匹上报补充。全军所缺干部迅速提升补充；组建军、师、团后勤民工担架部队，排以上干部从部队抽调解决。第三，加强临战训练。团以上干部由军办集训班研究美军作战特点及我们的对策；大力加强部队夜间师、团、营、连战术训练；重点是团以下的训练，技术训练着重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特别注意防空防炮训练；为适应国外作战需要，增强部队中的侦察训练。第四，加强后勤保障准备工作。充实后勤部队和干部，军司令部迅速制定部队本身携带弹药数量，军、师、团三级后勤携带基数、药品、战场抢救材料，军、师、团应携带数量，粮油盐除连队带足外，军、师、团后勤也应规定携带数量，由于处于国外作战，交通运输困难，难以及时得到补给，必须加强自身携带数量。与此相应增加军、师、团大车编制，将所需增加的车辆、马匹数量报军区，请从速解决。
那时候，部队刚到辽南集结，出兵朝鲜问题还没有公开。但部队中干部战士关于是否出兵的议论多起来了。因此，我们对保密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了。当时，不管是谁，在给家人或好友写信时，都不准谈及出兵的问题，如有违犯就要受军纪制裁。
8月9日，我乘吉普车到安东（今丹东）十三兵团去汇报部队情况。邓华、洪学智、朝先楚、解方、杜平等十三兵团领导人就住在这里。
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军各师到达辽阳、鞍山一带集结的时间、地点和部队现有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特别强调了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3天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来到了东北，组织东北边防军。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
8月13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主持会议，肖劲光和肖华参加了会议。高岗在会上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东北边防军的作战任务。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就同美军作战的有关战术问题讲了话。会后，肖华到三十九军检查和指导备战工作。
我在这次会上发言说：“怕个熊，美国鬼子又不是三头六臂，我们把纸老虎当真的打就是了。打它个人仰马翻，给全世界人民看看。”讲完了我问身旁的谭友林副军长：“老谭，你有什么意见？”
“军长，你的话表达了我们三十九军指战员的心愿，我举双手赞成。说得好，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谭友林说。
我们这支部队敢于胜利善于胜利，既能打运动战，又能打攻坚战，也能打防御战。部队士气旺盛，有自我牺牲精神。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打的都是胜仗，部队中曾一度产生居功骄傲、自满情绪和本位主义。在河南整训时，我们对这种不良倾向作了整顿，已有好转。
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亲自布置了以美帝武装干涉朝鲜，侵占我国台湾，我们能否置之不理为中心内容的形势任务教育、仇美（仇视、蔑视、鄙视）教育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各级政工干部深入连队和干部战士一起，结合形势，联系历史，举行控诉会，组办演讲会，看电影、听广播、参观图片展览，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了对美帝的刻骨仇恨，明确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要性。
我翻开当年的工作日记本，那里面记载着我军出国前的临战训练，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比较简单，主要是进行单兵技术，如射击、投弹、爆破、反坦克、土工作业训练以及班和战斗小组的战术训练。
第二阶段比较复杂，主要是进行从排到营的山地、村落、城市进攻战术演练。我们组织各级指挥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大家说：无论对付任何敌人都是战无不胜的法宝。
大家对林彪在指挥东北解放战争时总结出来的六个战术原则也很爱学习。因为，许多指挥员那时在我军的前身“二纵”，从战争的实践中亲身感受到：“一点两面”（集中优势兵力于我主要的“攻击点”、勇敢包围至少两面）；“三三制”（战术组织形式）；“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如果敌人守，就完成一切准备后再攻击；如果敌人不退，先将敌人围而不攻，准备好再打；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不要等命令）；“四快一慢”（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后进行攻击准备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总攻发起时间要慢）、“四组一队”（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战斗集体，这是当时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总结出来的），过去打国民党蒋介石很管用，今天把美帝纸老虎当真老虎打也同样是管用的。
刚回到一一六师当师长的汪洋，研究了美国军队的战术特点，亲自组织了一次成功的营进攻的战术训练在全师作示范演习，把指挥员的战术水平提高了一步。汪洋还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对于打坦克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于是在全师掀起了用炸药包、爆破筒打坦克的训练热潮。
我们军集训了团以上指挥员，沈启贤参谋长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主要针对美军特点，结合朝鲜地理情况，做一个很大的朝鲜地形的沙盘，着重研究了美军战术和山地攻防，进行近战、夜战、打坦克、防空以及步炮协同问题，通过理论学习、沙盘作业、地图作业和实兵演习，提高干部组织战斗、指挥战斗的能力。这次集训的缺点，虽然对敌作战防空问题重视了，也想了一些办法，但主要是消极防空，如隐蔽、伪装、疏散、挖防空洞等，而积极地防空训练，即组织运用手中武器对空射击训练不够。入朝作战之前，我们知道美国飞机厉害，但不知有多么厉害。
集训结束时，作为军长兼政治委员的我向团以上指挥员进行了政治动员。
9月初，我们全军的战斗英雄、功臣模范在军部来了一次空前的大集合。其中立一大功的有193人、立两大功的有228人、立三大功的有20人、立四大功的有74人、立五大功的有23人、立六大功以上的有19人。我们军里领导看望大家时，看到他们把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奖章、朱德奖章挂在胸前，显露出英雄的风采。
这是一次解放战争以来我们军最为隆重的英模大会。李雪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结了“三模”（战斗模范、纪律模范、巩固模范）运动，表彰了93个“三模”连队。大家选举了一一五师三四三团九连排长杨印山（8大功1小功）、一一六师三四七团七连副排长王凤江（7大功2小功）、一一六师三四八团八连连长靳文卿（6大功2小功）、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一营营长黄达宣（1特功1大功）、一一七师三五○团一连副连长于德富（6大功）5人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代表，一一七师三五一团二连副指导员曹根福（5大功2小功）、一一七师三四九团八连副排长赵泽南（1特功1大功）为候补代表；选举一一七师炮兵营战士朱万荣（2大功1小功）为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们座谈讨论十分热烈，求战情绪异常高涨，一致联名上书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军委，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立即出兵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当时，连队里的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干部战士立即行动起来了。请战书、决心书、保证书如雪片似地飞往连部、营部、团部、师部、军部。一一五师警卫营四连的同志们写血书，每人按上自己的手印，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战，强烈地要求批准他们开赴朝鲜国土参战，同朝鲜人民军一道打击美国侵略者。
我军各师、各团举行出兵朝鲜的誓师大会的热烈气氛，是令人振奋使人难忘的。一一五师师长王良太、政治委员沈铁兵、副师长颜文斌、参谋长程国 、政治部主任姚书梅、副主任尹培良分头参加了各团的誓师大会。
三四四团在驻地辽阳二台子的一个空场，各营、各连列队围成一个巨大的方队，迫击炮、六○炮、四○火箭筒、重机枪、轻机枪整整齐齐地排列开来，方队中央放着一个桌子。团长徐鹏、政治委员姜石修站在桌子上，放开又高又大的嗓门做政治动员。只见他们举起了右手的拳头，带领全团指战员庄严地宣誓。他们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当此，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屠杀中国人民，企图进攻中国大陆，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为了保卫祖国国防，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志愿军出兵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坚决打败美帝侵略者，消灭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不怕任何艰苦、坚决服从命令，自觉遵守纪律，热爱朝鲜人民，尊重朝鲜人民领袖，团结兄弟友军，掌握战术技术，勇敢歼灭敌人，为祖国争光荣，为人民立功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向胜利前进，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1936年当红军，从抗日战争起就爱把这支部队行军打仗和战地生活的精彩镜头摄入照相机的尹培良，正好在这个团参加誓师大会，置身于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和过去一样当然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拿起了照相机，频频地抓拍了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镜头。
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有一件动人的事情发生在我军一个红军团——三四三团里。政治委员王国英高烧40度，他没有向谁说一声，也没有向上面报告，仍然像平常一样走向了誓师大会的会场。他硬是强忍着、坚持着，慷慨激昂地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动员。
开完誓师大会，部队登上了火车。王国英高烧不退，用担架抬20华里上了火车。团长王扶之劝他：“老王，你暂时留下来吧！”
“不！这是非常时期，我就是爬，也要爬过鸭绿江去。”
只有铁汉子，硬骨头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知道王国英这位政治干部：他5岁那年父亲去世，寡母拉扯他长大成人。1938年7月，日寇占领他的家乡——河南省武陡县城。他亲眼看见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不知使多少无辜的同胞家破人亡。他的二叔进城讨饭被鬼子活活打死，他的三叔因病无钱请医生眼睁睁看着死去。他走投无路，舍下守寡的老母，参加了八路军。
火车开动了。王国英在警卫员的照顾下，一直忍受着高烧的痛苦。当火车快到凤凰城的时候，警卫员突然报告：“团长，政委昏迷了！”
“快用担架抬到首车上去，把卫生队长找来打针。”
王扶之和王国英是一对多年朝夕相处的老战友，无论是战时行军打仗，还是平时执行什么任务，两个人配合得默契，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说完，他也去了首车。
军列沿途是不停车的。卫生队长高林确诊是恶性疟疾，打606特效药，这种针药全团医务人员谁也不敢往血管里注射，因为，稍有不慎，针药露出血管一点，皮肤就会腐烂。高林是药剂员出身，只有他来给王国英注射了。但他向团长提出：火车在凤凰城车站停几分钟。王扶之马上布置参谋人员向铁路有关方面联系，得到的答复：特殊情况破例可多停车2分钟。
高林是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医学知识的老医务工作者，他把注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搞好了，火车进入站台刚一停稳，他就开始给王国英注射。
这时候，团首长、警卫员、医生、卫生员，每个人都在为高林打这一针捏着一把汗。
两分钟到了，火车刚一启动，高林手里的针正好从王国英的静脉血管里抽了出来。
“打针成功了！政委清醒过来了！”消息迅速地传遍列车的各个车厢……
火车到达终点站安东（今丹东），我们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得到了报告，亲自赶到三四三团下命令把王国英留了下来，转送辽阳军里四所治疗。后来，他的病未痊愈，急急忙忙赶到朝鲜前线参加了第二次战役。
王国英从战士到团政委，十多年来从未给老母亲寄过一封信，因为他家乡一直是敌战区，不敢写信，怕给老母亲带来灾难，直到部队解放了广西，他才写了一封信……
李雪三得知这一情况，同我商量了一下，便派人把王国英的老母亲从家乡接到辽阳军留守处。但是，王国英同他的老伙伴王扶之一直率领——五师这个主力团在前方打仗，后来到了第五次战役结束，部队转入休整，王国英才回到辽阳与分离十余年的老母重逢，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呀！该有多少话要诉说啊！
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在王国英的心里，是一辈子也不会淡忘的。
1950年10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于北京
就在这一天，我接到了第十三兵团司令部的电话通知：首批入朝作战的各军军长、政委务必于9日凌晨前赶到沈阳，彭总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从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就平静不下来了。1938年10月，彭总在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回来路过山西省高平县。当时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任政治委员，彭总在我们团住了一宿。我向他汇报了部队思想、装备、作战等情况，他听了很满意。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彭总，算起来到现在已有12年时间了。一想到明天又能见到彭总，而且将在他领导和指挥下入朝作战，我心里很是高兴。
第二天——10月9日凌晨，我和政治委员徐斌洲乘吉普车按时赶到沈阳参加会议，走进了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厅。
忽然，会议厅的门开了。只见，由东北军区高岗陪同，彭德怀出现在那里。随后进来的还有东北军区领导人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和十三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
我们都站了起来，鼓掌欢迎。
彭总脸上带着微笑，说：“同志们好！”然后招招手让我们坐下。
接着，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向彭总一一介绍着我们首批出国作战的将军们：“这是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
“这是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
“这是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
“这是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
“这是炮兵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
我望着彭总那熟悉的紫红色大脸庞，魁梧的身材，身体仍然是那样健壮，衣着仍然是那样朴素，精力依然是那样旺盛，但毕竟过了十几年，显得老了些，胖了些。他稳步走到了我们面前，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又听到了他那洪亮、亲切而熟悉的平江口音：“噢！平江佬，多年不见，现在又见面了。”
彭总这“平江佬”三个字使我感到十分亲热。
会议由高岗主持。首先，由邓华宣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决定，以及对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
而后，高岗讲了话。他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吧，就有些不同考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谈过了，就不多说了。现在既然中央做了决定，那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我这个东北主席表个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讲到这里，他指着彭总继续说：“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他的本事你们大家都知道——彭大将军嘛！实话告诉你们，他是10月4日被中央调到北京，几天后到了沈阳，也是仓促上阵。原来，毛主席让林彪去朝鲜，他对四野熟嘛，可是林彪有病，去苏联治病去了。现在，德怀同志来也一样，你们大家要坚决服从他的指挥。既然中央信任你，点将点到了你头上，你就干嘛。四野的同志欢迎你来，你们说对不对？现在欢迎彭总作报告。”
我们听到这里，大家都点着头笑了。
彭总站了起来，摆摆手说：
“不敢说作报告，今天和大家见见面。你们都是四野的主力，四野是能打仗，能打大胜仗的。林彪同志曾经指挥你们打了很多胜仗嘛。攻锦州，克天津，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功劳不小。这些年我在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四野的情况不熟，入朝作战要靠大家。以后不光是四野，现在就有华北的六十六军，宋时轮的九兵团正在开进途中，还有十九兵团、二十兵团和陈赓的三兵团。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党中央、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一定要把仗打好。不要把美国军队看得太了不起，800万国民党军队都是美国武装的嘛！不也是我们手下的败军吗？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敌。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等我们摆好了阵势才来打我们。他们是机械化，前进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必须抢时间。中央叫我到这里来，也是3天之前才作出的决定……昨天晚上，我会见了金日成首相派来的代表朴一禹，他说，金日成同志紧急要求我们迅速出动……”
这次会议的第二天——10月10日深夜，彭总接到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来的长途电话，请他火速返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的重大问题。会议讨论的结果：我们还是出兵朝鲜有利。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升温，对我国和朝鲜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最后决定：“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彭总从北京返回沈阳后。又于10月14日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出国作战的动员报告。
彭总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印象最深、记得最牢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大将不在，廖化当先。我彭德怀本事不大，确实是廖化当先锋啰……”
现在，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彭总由毛主席点将挂帅出征，人民是非常信任的，军队是特别拥护的。在动员大会上，我们出国参战的军、师指挥员都纷纷表示：彭总当我们志愿军的统帅，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侵略军较量，我们心里更有底了，一定能打胜仗。请彭总放心，您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最后。彭总提高嗓门，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宣布：“我命令——所有出国参战部队，从现在起，10天之内做好入朝作战的一切准备！”
1950年10月15日，这是我军军史上值得记载的日子——我们军正式列入志愿军序列，隶属于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等领导的志愿军第十三兵团，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
同一天，我和徐斌洲政治委员签署了我军开赴朝鲜的命令：“经过本军全体指战员的请求，已获上级批准，自今日起，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保卫祖国国防的伟大光荣任务，奉命即日进军朝鲜！
“为此，特号召我军全体指战员同志，发扬过去光荣传统，英勇善战，艰苦奋斗，遵守政策纪律，团结朝鲜人民，为彻底消灭美国侵略者而奋斗！”
从1950年盛夏到初冬，我们首批入朝作战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和3个炮师，几十万大军隐蔽集结在通化、辑安（今集安）、辽阳、鞍山、海城、安东等地，长达两个半月之久，然而，敌人包括美国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自始至终未能发现。一方面，说明部队指战员觉悟高，纪律严明，保密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说明当地群众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军，协助部队做好保密防奸工作；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到台湾后，还来不及恢复在大陆的特务情报活动……
出国前，彭总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安东。这时候，我们三十九军已按一一七师前卫、军直、一一五师、一一六师的开进序列，乘火车从辽阳一带出发了。
我在部队开进途中接到通知后，乘吉普车赶往安东。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会议的4个军长、3个炮兵师长都到齐了。彭总一走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彭总手指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张巨大的朝鲜地图说：“同志们！目前，朝鲜的战局十分严重。美国军队9月30日已越过三八线，又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正在仓促撤退。为了保障人民军收容、集结、休整，稳定战局，我们决定在朝鲜的蜂腰部以北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而后再实施进攻。具体部署：三十九军在泰川、云山以北，四十军在云山以东妙香山一线，三十八军在姚德以北、东西地区，四十二军在阳德、新上东西地区。”
说到这里，彭总绷着严肃的面孔，用深沉的目光朝大家看了一下，似乎在问我们：“怎么样？明确了吗？”然后继续说：“各军到达位置后，一方面组织部队迅速构筑好工事，一方面派出侦察分队侦察敌情……”
我们4个军长是抱着前来受领战斗任务的心情参加会议的，急切地想知道入朝后，彭总给我们什么任务？在什么地区？采取什么办法作战？当彭总问我们“大家明确了没有？”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明确了。”
我们注视着朝鲜地图上彭总标出的各个军防御的地区，感到：彭总根据敌人疯狂北上，朝鲜人民军后撤的形势，采取先防御后进攻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我们4个军部署在朝鲜蜂腰部以北，由西向东，组织防御，掩护人民军撤到中朝边境地区集结休整，把敌人放到蜂腰部以北，即清川江以北，云山、妙香山、宁远、姚德、新上以南之线，这是利于首战采取稳妥的战役部署。
会议的气氛是严肃而又紧张的。彭总还向我们宣布部队过江的时间：从10月19日晚至22日晚，四十二军和三十八军从辑安过江，四十军和三十九军从安东鸭绿江桥和长甸河口过江。
选择10月19日入朝，是毛主席决定的。这是最好的时机，既不早，也不晚，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早了不好，晚了也不好。早了，如8月底9月初入朝，美国9月15日在仁川登陆，那时我志愿军势必进至三八线，既暴露了志愿军作战意图，又因此处是朝鲜半岛最宽的地方，4个军防守，防不胜防，鞭长莫及。这样敌人可能不在仁川登陆，而在咸兴、南浦登陆，将把我们卷进去，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如果再晚到10月25日过江，敌人就要打过鸭绿江，这将失去我军出兵的突然性，达不到意外歼敌的目的。打过鸭绿江是没有问题的，但困难增多。因此，选择入朝时机是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毛主席选择的入朝时机是最好的时机，是英明的决策。
会议只开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时间紧迫，彭总来不及同我们话别，就和我们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