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
陈桥兵变
缔造大宋的是一伙军阀，头子叫赵匡胤。
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而军阀总是被文人看不起。太祖征伐南唐时，后主李煜派了文臣徐铉（读如炫）去见他。徐铉以为文化可以抵抗武化，竟吟颂起李煜的《秋月》来。
太祖哈哈大笑：这种酸溜溜的文人腔，朕可看不上。
徐铉反唇相讥：想必陛下更有佳作。
宋臣全都变了脸色，太祖却不紧不慢：朕戎马一生，不大吟诗作赋。有次喝醉了酒，睡在田野里。一觉醒来，只见明月当空，两句诗便脱口而出。徐卿愿意听听吗？
徐铉说：愿闻其详。
太祖朗声吟出：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五体投地。[1]
李煜也很快就光着膀子向宋军投降。作为战俘的他被带到开封以后，曾经以极为沉痛的语气回忆了当时情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2]
这当然很有戏剧性。
赵匡胤的称帝建国，就更是。
那是建隆元年（960）正月初四的黎明，睡梦中的赵匡胤突然被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叫醒。当时，他的职务是五代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亲兵的总司令，此行的任务则是抵抗契丹入侵。但，他头天晚上刚刚走到周都开封四十里外的陈桥驿，第二天就出事了。
被惊醒的赵匡胤走出驿门，只见三军将士金盔铁甲明火执仗，喧哗之声倒海翻江。他们拔出刀来高声喊道：愿奉太尉为天子！然后不由分说便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再拜倒在地，山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3]
从此，黄袍加身便成了称帝的代名词。
但，此案可疑。
首先是时间。兵变之后，军队当天就回到了开封，后周留守的官员们也当天就承认了政变，并在黄昏时排出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赵匡胤更是毫不客气，当天晚上就在崇元殿登上皇位，并于次日宣布改元改国号，大赦天下。[4]
所有事情一天搞掂，这也未免太快了吧？
其次是过程。
事实上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和他的部队在名分上就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然而他们进入开封城，却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赵匡胤也如同上班似地回到官署，尽管在见到宰相范质时哭了一鼻子。总之，事情非常顺利，一个翰林院的官员甚至当场就从袖子里掏出了后周恭帝的让位制书。[5]
奇怪，这文件哪来的？
恐怕跟那来路不明的黄袍一样可疑。
更可疑的是，之所以有陈桥兵变，是因为赵匡胤要率军抵抗契丹入侵。既然如此，他称帝之后就该另选统帅并进行部署。可惜没有。契丹和勾结契丹的北汉也不见踪影，据说是自行遁逃，原因不明，也没人深究。[6]
显然，陈桥兵变绝非突发事件，反倒是精心策划各方配合之有预谋的军事政变。就连北汉勾结契丹入侵，也都是编造出来哄骗七岁的周恭帝和他母亲那妇道人家的。[7]
问题在于，谁是主谋？
赵匡胤当然不会承认。欺负孤儿寡母的事，总归不地道也不光彩。宋代的史臣同样也不会让他承认，反倒要帮他极力遮掩。比如司马光对陈桥兵变过程的记录，便有“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的字样。[8]
好一个“拥逼南行”！皇帝也可以这样对待么？
“拥逼南行”见于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卷一，这里摘录的取自《四库全书》本。《涑水记闻》为司马光晚年退居乡野所著，可视为对《资治通鉴》的补充。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恐怕都不能。
实际上赵匡胤是在演戏。说到底，他就是总编剧、总导演和男一号。这一点，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都心知肚明也配合默契。人前，他们都说太祖当皇帝是被逼的，甚至自己也是拥逼者之一。但到说私房话时，就难免暴露真相。
事情发生在赵匡胤称帝三年以后，原委则是太祖要授予一位重臣以兵权，遭到赵普的坚决反对。赵普甚至借口手续不够完备，将皇帝已经签署的命令扣下。太祖很不理解地问赵普：你何苦疑神疑鬼！他不会对不起朕。
赵普反问：陛下怎么就能对不起周世宗？
太祖无语。[9]
周世宗就是周恭帝的父亲柴荣。赵匡胤如果只是陈桥兵变的“胁从”，他就该回答：我对不起周世宗，不都是你们逼的吗？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因为他就是主谋。[10]
而且说实在的，他这一招也没什么创意，几乎是山寨了老前辈郭威的故事。郭威原本是后汉的邺都（今河北省大名县）留守，由于功高盖主为后汉隐帝不容。血气方刚的隐帝派人到邺都去杀他，派去的人反倒站在了郭威一边。结果是郭威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回了开封，隐帝则在混乱之中被人弑杀。被郭威请出来维持局面的，只能是太后。[11]
但这局面，又岂是那位太后维持得住的？
郭威想不当皇帝，都不可能。
后面的情节就简直是陈桥兵变的彩排：都是先有消息说契丹入侵，报信的也都是今天河北省境内的镇州和定州，还都是走到半路就兵变了。不同的是，那次兵变在澶州（澶读如馋，今河南省濮阳县），理由则更加充分：他们此前已经造过一回反了，不如革命到底。当然细节也更为真实：加在郭威身上的黄袍是临时扯下的一面黄旗。[12]
于是，郭威成为后周的太祖。
身为后周皇帝亲兵总司令的赵匡胤，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照抄一遍，也不会有人指责他剽窃。现在唯一无法弄清楚的是：他在何时起了这念头，又是如何部署的？我们只知道，赵匡胤还在开封时，城内就议论纷纷流言四起，都说军队只要一出城，就会发生兵变，立他为天子。
赵匡胤也听说了，急得在家里团团转。
这可能是作态，是犹豫，也可能是紧张。总之，一个女人帮他做了决断——赵匡胤那面如铁色的姐姐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拿着擀面杖边打边骂：男子汉大丈夫，有了事情就该自作主张，跑回家来吓唬我们女流之辈干什么！[13]
好嘛，一棍打出个宋太祖。
这恐怕只能姑妄听之，大宋的太祖皇帝可不是什么棍子能够打出来的。相反，赵匡胤自己就是棍子，据说还发明了双节棍。尽管他并不那么光彩地抄袭了郭威，他的宋却不是郭威的周，也不是之前的后汉、后晋、后唐、后梁。
的确，宋是残唐五代的终结者。从黄巢之前的庞勋起义算起，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动乱、分裂、民不聊生，由于宋太祖和他臣僚以及继承者的努力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经济繁荣、思想活跃、科技发达、社会稳定的新时代，尽管这个王朝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版图最小，后来还只有半壁江山，最后被北方兴起的蒙古人灭亡，等等。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容易。
事实上，赵匡胤接过了后周的政权，也接过了一个烂摊子和一大堆问题。比方说，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帝国的财政收入？如何结束诸侯割据的纷争局面，实现天下的重归一统？如何对付五十年前强大起来的契丹，收复被他们夺去的北方重镇？当然，核心的核心，是保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千秋万代，避免重蹈五代覆辙，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政权。[14]
那么，宋太祖他们，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1]这两句诗有各种版本，暗或作黑，天中或作中天。此处诗用（北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版本，事见（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卷上。
[2]李煜《破阵子》。
[3]以上见《旧五代史·周书·恭帝纪》，《宋史·太祖纪一》，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元年正月条。
[4]见《宋史·太祖纪一》。
[5]见《宋史·太祖纪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条。关于范质的态度，历史上有四种说法。《宋史·太祖纪一》说他在兵变军人一声怒吼之后，与其他官员面面相觑，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宋史·范质传》称其不知所措，与其他官员降阶受命。《续资治通鉴长编》称范质等不知所为，宰相王溥降阶先拜，范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则记载范质曾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
[6]见《宋史·太祖纪一》。
[7]查《辽史》，并无当年入侵中原的记载。
[8]见司马光《涑水记闻》。
[9]见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元年二月条，《宋史·石守信传》。
[10]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邓广铭《宋史十讲》。
[11]见《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下》、《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一》。
[12]见《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一》。
[13]见司马光《涑水记闻》。
[14]此节请参看邓广铭《宋史十讲》，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宁可序。
约法
据说，赵匡胤同意称帝，是讲了条件的。
条件讲在“拥逼南行”之时。当时赵匡胤勒住了马，对兵变将士说：你们贪图富贵，硬要立我为天子。那好，我有号令，能听从吗？如不能，就地解散，我们各奔前程。
兵变将士一齐下马说：唯命是从。
于是赵匡胤约法三章：小皇帝和老太后是我旧主，不得惊犯；众王公和诸大臣是我同僚，不得凌辱；朝廷府库和老百姓家，不得侵掠。遵命者赏，违法者斩，做得到吗？
众将士异口同声：诺！[15]
赵匡胤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皇帝。
这当然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剧情和台词，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此前那些篡夺政权的野心家，往往许诺进城之后放纵士兵掠夺，以此诱使军人参加政变。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不但雄辩地证明了陈桥兵变是他主谋，也证明此人并非一般的军阀，而是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至少他明白一点：夺天下可以靠武力，保政权却要得人心。
宋能延续三百多年，并非没有道理。
已经无法知晓，赵匡胤什么时候思考了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这绝非他一时兴起。因为他不仅在政变之时对部下严加约束，更在即位之后对自己无法预测是贤是愚、是仁是暴的子孙后代，立下了严厉的祖宗家法。
那是一个神秘兮兮的故事。据说，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密室里，立了一块四尺宽、七八尺高的石碑。所有的新皇帝即位，都要在禀告列祖列宗之 后，进入密室诵读碑文。随同新皇帝走到碑前的，只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其他人则必须远远地肃立恭候。新皇帝跪下来默诵完毕，便牢记在心并身体力行。如有违反，据说就会天打五雷轰。
太祖之后北宋的八位皇帝，应该都履行过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手续；而那块石碑的神秘面纱，则由于金兵攻陷宋都启封密室而被揭开。原来上面镌刻的，也是约法三章：
一、保全柴氏子孙（即后周皇族）；
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三、不加农田之赋。[16]
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碑文，后人也记载不一。就连有没有这块碑，也都成问题。但，赵匡胤“祖宗家法”的真实性，应该无可置疑。因为北宋的皇帝都基本上做到了保全柴氏子孙和不杀士大夫两条，太祖有此家法更是两宋朝野的共识。因此即便有皇帝想杀人，也会受到抵制。
比如宋神宗。
神宗画像选自故宫南熏殿旧藏宋代帝后画像轴。
宋神宗赵顼，北宋第六任皇帝，为宋英宗长子。神宗年间王安石当权，推行“熙宁变法”，即下卷中华史重点讨论的“王安石变法”。
神宗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个皇帝，由于年轻气盛而难免冲动。有次因为陕西用兵不利，要杀一个小官。不过他也知道这件事并不容易，所以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特地向宰相问起：朕昨天批示要杀的人，执行了没有？
宰相答：正要上奏。
神宗说：怎么，有疑点吗？
宰相答：祖宗家法不杀士人，臣不愿陛下破戒。
神宗沉默良久，然后说：那就脸上刺字，流放。
这时，站在旁边的中书侍郎章惇（读如敦）说话了。
章惇说：那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问：什么意思？
章惇答：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声色俱厉：让朕快意的事，一件都做不得吗？
章惇面不改色：如此快意，不做也好。
神宗只好把一口气咽进肚子里。[17]
难怪太祖会说：你们以为当皇帝容易呀？[18]
其实，没有哪个统治者是观音菩萨，也没有哪个统治者不喜欢随心所欲。能够像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那样，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在那个时代就算很不错了。
不妨再举一例。
有一次，太祖皇帝在园子里用弹弓打麻雀，一个名叫张霭的监察官员却紧急求见。原本兴致勃勃的太祖，只好放下弹弓接见了他。然而此人说了半天，全都是鸡毛蒜皮。于是皇帝勃然大怒：你说的事有那么急吗？
张霭说：总比打麻雀急一点。
太祖气得发抖，拿起斧柄就敲落了张霭两颗牙齿。
张霭却慢慢弯下身子，捡起牙齿放在袖中。
太祖冷笑：怎么着，拿去做证据控告朕吗？
张霭答：告是告不了，但史官会记录在案。
太祖只好赔礼道歉。[19]
显然，太祖赵匡胤脾气并不好，自尊心也强，更不认为臣僚可以跟皇帝平等。但是他有追求，希望长治久安；也有敬畏，害怕留下骂名。所以，他比其他军阀头子克制。
如果不克制呢？就变成五代之后第六代了。
因此，太祖皇帝能克制就克制，他的臣僚比如赵普也能坚持就坚持。有一次，赵普推荐一个人任某职。申请报告交上去，太祖不批。第二天，又交同一份报告，又不批。到第三天，推荐如故，气得皇帝将奏折撕碎，扔到了地上。
赵普却面不改色，一片片捡起来。
过了几天，撕碎的奏折被粘贴完整再次送达御前。
太祖也只好没了脾气。
又一次，还是为了任命，皇帝跟宰相顶起来。
太祖说：朕就不批，你能把我怎么样？
赵普说：有罪当罚，有功该赏，古今如此。何况刑罚也罢奖赏也好，乃是天下之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怎么能以个人好恶来决定贬责和升迁呢？
太祖大怒，站起来就走。
赵普则不紧不慢亦步亦趋跟着走。太祖走进宫里，赵普就站在门口，一站就是半天。太祖又只好没了脾气。他派人从宫中传出话来：朕准了，照宰相的意见办。[20]
此事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其实却恰恰证明，帝王就是帝王，大宋也不是什么法治国家，赵匡胤的祖宗家法更不具有“宪章”的性质，反倒是专制的铁证。因为这故事和那约法的潜在前提是：皇权无限制。皇帝真要杀人，或者硬不批准某项任命，天下人也奈何他不得，只能忍着。
赵匡胤，只不过碰巧选择了开明专制。
同样碰巧的是，他也有人情味。
说起来赵匡胤也是性情中人。他当了皇帝以后，仍常常到臣僚家里串门。去得多的是赵普家，以至于赵普退朝之后都不敢换衣服。某夜漫天大雪，太祖居然也推门而入。始料未及的赵普刚刚换了便衣，狼狈不堪，皇帝却毫不在意地大喊“嫂子烤肉来吃”，结果是君臣相谈甚欢。[21]
这样人性化的管理，当然很得人心。
明代宫廷画家刘俊绘制的《雪夜访普图》表现了“雪夜访普”的历史场景。在这幅图中，赵匡胤和赵普都坐在榻上，可见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椅子，却并不盛行。此画为绢本设色，纵143.3厘米，横7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过如此随意，有时也会让臣僚紧张。又一次，太祖突然来到赵普家，只见屋檐下放了许多坛坛罐罐，都是吴越王从杭州送来的。太祖说：海货可是好东西，打开看看。
打开一看，全是金子。
赵普跪下来磕头：臣实不知情，否则就奏闻陛下了。
太祖却哈哈大笑：无妨，尽管拿去用。那些家伙，还真以为国家大事都是你们这些书生在做主呢！[22]
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事实上，无论赵宋皇帝怎样善待宰相和大臣，都不意味着他们会割让皇权。恰恰相反，先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而要实现这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又首先要限制和分割宰相之权。
[15]据《宋史·太祖纪一》，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元年正月条。
[16]此事始见于南宋笔记《避暑漫抄》。此书作者或称陆游，或称叶梦得，或误为叶梦得《避暑录话》。碑文亦见于（明）王夫之《宋论》卷一，但与《避暑漫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此处综合两书之说。另，《宋史·曹勋传》等书也有类似说法。不过，学术界也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17]见（南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但据《宋史·章惇传》，章惇后来也要杀人，被哲宗皇帝拒绝，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18]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条。
[19]见（明）张岱《夜航船》卷六。司马光《涑水记闻》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条亦载此事，但未言明当事人是张霭。
[20]以上见《宋史·赵普传》。
[21]见《宋史·赵普传》。
[22]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和《宋史·赵普传》。
集权
相权与皇权的矛盾，由来已久。
矛盾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帝国制度创立之初，统治者或重法术，或贵黄老，都主张君主无为、臣僚执政，因此皇帝和宰相的责权利也很明晰：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着天下的统一和主权；宰相是政府首脑，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执掌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实际管理国家，并向皇帝负责。相府和皇宫各就各位，不相混淆。[23]
然而这个制度让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不能满意，于是用大司马为魁的内朝架空丞相为首的外朝，皇帝实际上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一身。这种做法对皇帝的要求很高。皇帝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具备执政能力，大权就会落入外戚、权臣甚至宦官手里，汉帝国也最终因此而灭亡。
隋唐吸取两汉的教训，重新建立了宰相制度。相权仍然存在，但被分割为决策、审核、执行三个环节，对应地产生了中书、门下、尚书三个部门。中书门下合为政事堂，称为政府，以取代两汉的相府。政府组成人员是有权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们都是宰相。不像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都只有一人。
换言之，汉有国务总理，唐只有国务委员。
显然，唐代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分割削弱相权，然而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为了提高效率，尚书省负责人退出政事堂会议，成为纯粹的执行者；中书和门下则合并办公，不再相互制衡。再加上宰相人数没有一定之规，结果就出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大权独揽的局面，安史之乱随之而起。
结论是：汉制和唐制，都有问题。
所以到了宋，就得改制。
改制的办法，是横一刀，竖两刀，再补一刀。横一刀就是把宰相分为两等，一等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为正宰相。其次叫参知政事，正二品，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丞、枢密使，都叫执政。宰相与执政合起来，叫宰执。这是唐代没有的。
竖两刀，就是把相权切成行政、军政和财政三块。行政权归政事堂，也叫政府、东府。宋代政府在名义上也跟唐代一样，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组成。但门下、尚书两省形同虚设，只有中书省在宫中，政事堂也设在中书省，因此叫中堂。后世把相当于宰相的人叫作中堂，来历就在这里。
元代以中书省为政府，实行一省制，缘由也如此。
掌握军政权的是枢密院，也叫枢府、西府。枢密院的长官叫枢密使，副长官叫枢密副使。枢密使正二品，地位与参知政事相同，而且也是执政，因此又叫枢相。
政府和枢府，合起来叫“二府”。
财政权则划归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副长官叫三司副使。三司使的地位比执政略低，权力却不小，号称计相，三司则叫作计省。[24]
计省、枢府、政府，各司其职；计相、枢相、宰相，互不统属。真正集大权于一身的，只能是皇帝。
这就叫“二府三司制”。
然而赵宋皇帝仍不满足，还要再补一刀，也就是让台官和垣官来制约宰相。台官就是监察官员，由于监察机关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所以御史叫台官。同样，由于言谏机关叫谏垣，所以言谏官员叫垣官。合起来，就叫台垣。
不过，台和垣在唐代是有分工的：垣官劝谏皇帝，台官监察官员。宋代却合为一体，统统用来对付臣僚。言谏监察官员如果上任百日无所弹劾，就要撤职，还要罚款。
表中横排为大类和具体官职名，竖排为执行机构名。
这就逼得台官和垣官没事找事，与宰相的关系更是极为紧张。的确，宰相们要办实事，台垣却要找麻烦，岂能不势同水火？显然，如此挑动臣僚斗臣僚，虽能维护皇权，却也后患无穷。王夫之甚至认为，宋代之所以“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终至“日削以亡”，即始于此。[25]
可惜折腾完宰相，还要折腾官员。
宋代官制极为复杂，官员一般都有两个头衔，其中一个叫官，一个叫差，差遣的差，个别的还有职。职，就是授予高级文臣的清高头衔，比如学士或待制。大名鼎鼎的包拯被称为“包龙图”，就因为有“龙图阁直学士”之职。[26]
那么，官和差又有什么区别？
官是用来定级别、领俸禄、穿衣服和算资历的，所以叫正官、本官、阶官、寄禄官。宋代，做此官则行此礼，也享受此待遇，却未必管此事。管什么事，要看差。
差就是差遣，也是实职，称谓则有判、知、权、直等等不一而足。担任实职，才有实权。比如在唐代，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是当然宰相，宋代则还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甚而至于，中书令如果没有“判中书省事”之差，那就连中书省的事也不能管。同样，只要有此差遣，哪怕官衔是门下省的副长官，反倒管得。
这可真是云山雾罩弯弯绕。
问题是，宋代的官制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
为了皇帝能牢牢掌握用人之权。比如某人并不称职，或者皇帝不喜欢他，又要体现对士大夫的优待，那就只升他的官而不给差遣。相反，如果皇帝要重用某人，又不能破坏论资排辈的规矩，那就给他实权，不升他的官阶。
一手官衔，一手差遣，皇帝岂非左右逢源？
后果却很严重。
弊端之一，是一大堆官员没有事做，同时又有一大堆事情没有人做。因为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虽然名义上都有正式任命的官员，但如果没有差遣，就不能管事。他们也不清楚该做什么，只能闲着。结果是：事之所寄，十亡二三；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朝廷内外，一片混乱。[27]
因此，宋代行政效率颇低。有一次，太祖皇帝想要一个熏笼，却好几天都送不来。皇帝便问：这是怎么回事？
臣僚答：在走程序。
太祖大怒：我在民间时，几十块钱就能买个熏笼，贵为天子反倒数日而不可得，简直岂有此理！
赵普只好打圆场：定这程序，是怕后代奢华。[28]
就事论事，赵普未尝没有道理。但，庞大的机构，复杂的关系，势必造成政出多门或相互推诿，甚至拆台。比如景德四年（1007），一个名叫杨士元的人就同时接到两份不同的任命：中书省让他到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当二把手，枢密院却任命他为大内香药库总监。此事最后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中央政府大摆乌龙却不能不说是弊端。[29]
另一个弊端是人浮于事，冗员满朝。皇帝不知天下有多少官吏，就像民国某军阀弄不清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宋代经济繁荣却又财政困难，这是原因之一。同样糟糕的是，由于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都找不着北，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临时工，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之风弥漫于官场，挥之不去。
然而历代皇帝都不以为非。因为赵宋革新的核心，就是强化皇权。这才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祖宗家法，赵匡胤的继承者们却都心领神会。所以在监察部门之外，还有直属皇帝的考核部门，起先叫磨勘院，后来叫审官院和考课院，分别对付京朝官和地方官；神宗时则改为东院考核文官，西院考核武官。宋代的官，并不那么好当。[30]
奇怪的是，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当官，却既不在汉，也不在唐，而在宋。汉有投笔从戎，唐有挂冠而去，宋代官迷却如过江之鲫。视功名为浮名如柳永，最后也会求官。
于是，就有了官本位。
[23]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秉承老子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主张君无为而臣有责，人不治而法自治，明主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
[24]以上见《宋史·职官志》之一、之二。
[25]见王夫之《宋论》卷四。
[26]见《宋史·包拯传》。
[27]见《宋史·职官志一》。
[28]见（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六九。
[29]见（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和《宋史·职官志二》。
[30]本节所述宋代官制亦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官本位
官本位恐怕是从宋开始的，以后则愈演愈烈。
什么叫官本位？本位的意思，原本是指货币制度的基础或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如此，则官本位就是以官员身份为价值标准了。难怪宋代称谓，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东西成为本位，有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有价值，或者被认为有价值；其次要辨识度高，而且可能拥有。帝国时代，君至贵而民至贱。贱民无价值，皇帝又高不可攀，所以既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最适合成为本位的，正是皇家与小民之间可望可即的官。
问题是，官成为本位，为什么在宋？
也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是宋代官员之多远胜前朝，其次是待遇之高也远胜前朝。俸禄丰厚且不说，受到祖宗家法保护，永无杀身之祸也让人羡慕。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官员比以前容易多了。
容易是因为科举。
科举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是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态。此后，从理论上讲，一个农家子弟只要肯读书，便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顷刻之间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让多少中下层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但，真正实现这一梦想，却不在唐，而在宋。
这里面又有多种原因。
第一，考试内容变了。唐代进士科是要考诗赋的。这就不但要有天分，有才华，还要有修养，而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士人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王安石变法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唯一指定内容，大门终于向所有人敞开。
第二，读书变得容易，这当然要拜印刷术所赐。雕版印刷虽然是唐代发明的，大量印刷各类图书却是在宋。由于批量生产，书价降低，受惠者便是寒门。福建甚至出现了盗版的科考复习资料，以至于这化外之地竟人才辈出。[31]
第三，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极多，太宗淳化三年（992）竟达一千三百多人。即便经年累月屡试不中，也不至于就老死科场，因为可以按照太宗皇帝发明的“特奏名制”赐予科班出身。当然，也就不会出现黄巢那样愤而造反的事。
第四，宋代科举考试相对公平。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王公大臣和社会贤达是可以推荐人选的，叫“通榜公荐法”。腐败严重时，竟然暗箱操作内定名单。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赵宋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包括：
任何人不得推荐候选人；
权要的子弟亲属参加考试必须公开申报；
殿试实行誊录制，试卷另外誊写，不注姓名；
在职官员单独考试。
更重要的是，宋代进士待遇更高。唐代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宋代则只要通过殿试便立即授予官职，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仁宗皇帝更是规定参加殿试的一律录取，只排名次，以免落榜生流离失所或无颜还乡。显然，这又是为了体恤那些寒士。[32]
及第进士的前程更是远大。从真宗皇帝开始，这一身份便成为担任宰相的必备条件，就像汉初的宰相必须先有军功并且封侯。也就是说，汉是封侯拜相，宋是及第拜相。宋重文治，汉尚武功，已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
科举进仕是谓“登科”，“登科录”记载了每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这是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为文天祥。可以看到，登科录中记录了该举子的详细个人信息和家族历史源流。
同样，宋代皇帝之尊重读书人，也可谓前越汉唐，后逾明清。从太祖和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在殿试之时，往往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宣布进士排名时，皇帝和公卿都会行注目礼。状元从皇宫走到街头，更是万人空巷。当时有人评论说：即便收复了契丹夺去之地，也不会这样荣耀。[33]
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说到底，还是官本位。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34]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35]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6]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31]详见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