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以上论述所据史实均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但该书所论并非庄园经济。
[8]此处所述金陵萝卜一事见杨万里《从丁家洲避风行小港出荻港大江》及原注，城市跨越式发展的观点引自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城市
冬季黎明时分的开封有点冷清。夜市已经结束，早市尚未开张，街上行人稀少，政府也没上班，只有一个肥肥胖胖穿着裘皮大衣的人在尚书省门前东张西望。
这是一个外地人，而且差点被杀。
此人的身份是案发之后弄清楚的。原来，他是由于参加官员选拔，要到吏部递交履历和申请表而来到开封。跟所有初来乍到的土包子一样，这位候补官员完全找不着北，后来走进那家茶馆也就不足为奇。也许在这个寒冷的早晨，他决定接受店家的建议，先泡个澡，吃点东西喝杯茶，然后神清气爽去见官。要知道，当时开封的茶馆是附设浴室的，伙计们脸上也一定堆满了冬日和阳般温暖灿烂的笑容。
没想到，他刚刚掀开门帘，脖子上就多了根皮条。
裘皮大衣立即昏死过去。
原来那是一家黑店。黑店的伙计早在此人张望徘徊于尚书省门前时，就一眼看出这是送上门来的肥羊，立即决定干他一票。那伙歹徒甚至在得手之后眉飞色舞地说：哈！不算衣服，单单这家伙一身肥肉就很能卖些价钱。
歹徒们决定等尸体凉了以后再剥皮。
昏过去的人却醒了过来。也许这就是胖的好处：不容易被勒死。更幸运的是，街上传来了开封府尹（首都市长）开道的鸣锣声。躺在地上正不知所措的那受害者，急中生智一跃而起，冲出门去高声大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黑店伙计十分尴尬，装模作样说：官人莫非疯了？
开封府尹却不认为那人疯了，立即下令搜查。警员冲进浴室逐一掀开盖板，地窖里居然还有三具尸体。
人赃俱获，此案当即告破。[9]
这就是发生在徽宗宣和初年的开封浴室杀人案。案情并不复杂，却让人震惊。人肉包子的故事，只应该发生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吧？就算现实中确有其事，开封府也不是十字坡。大宋天子脚下，怎么也会有此黑店？
不好说，但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大都市发展到宋，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宋代首都，也全然不同于汉唐。
那么，宋都与唐都，有什么不同？
长安、洛阳两幅图中，深色部分为皇城、宫城，浅色部分为商业区。可以看到的是，到宋代，首都开封不再有浅色部分，除皇城、宫城外，全城均可从事贸易。
区别在体制。唐代京城是封闭型的，宫城和皇城之外划分为住宅区和商业区，前者叫坊，后者叫市。市是市，坊是坊，不相混杂，只不过长安的市分东西，洛阳的分南北。市和坊也都有门禁。住宅区早上开门晚上关闭，商业区则日中击鼓开市，日落鸣钲（读如征，金属乐器）打烊。[10]
长安和洛阳的夜晚静悄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长安和洛阳就一定没有黑店，至少黑市大约是有的，而且就叫鬼市。鬼市起源于沿海城市，其特点是半夜开市，鸡鸣即散，据说很能买到一些寻常看不见的东西。东西很可能是走私的，营业税当然也不会有人主动缴纳。显然，鬼市其实是不合法的夜市，也是黑市。[11]
然而到了宋代，情况就变了。开封城内，便既有上半夜营业的夜市，也有下半夜营业的鬼市。夜市在州桥，专卖各种吃食；鬼市在东十字大街拐角处茶馆，除了赌博，也卖衣服之类。东西未必来路不明，天亮散伙则可以肯定。[12]
看来，开封城的茶馆还真有点鬼鬼祟祟。
夜市合法是因为取消了宵禁，也就是不再禁止人们夜间在城内活动。这当然有原因，也有过程。我们知道，开封原本是汴州的州城，叫汴梁。州城变成首都，房屋不够，民众只好侵街建房。这些违章建筑的门，当然都是面街的。面街当然比墙内更方便做生意，门市部由此诞生。
结果是什么呢？
所有的坊都见贤思齐，纷纷破墙开店。这时，当局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食古不化，要么面对现实。但，如果坚持原来的制度，又不想因为强拆而激怒民众，那就得新建坊区和市区来安置居民和商家。这当然成本太高，而且也不可能。因为汴梁是汴、黄、惠民、广济四河交汇之处，水路运输的交通枢纽。靠近码头之处，建有仓库、货场、宾馆和商厦，沿河一字排开，请问怎样用坊墙圈起来？
也只好彻底放手，尽管刚开始时并不情愿。[13]
于是到仁宗时期，封闭型的坊市制便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开放型的街市制。住宅区与商业区连成一片，商家纷纷沿街设店摆摊。宵禁根本无法实行，夜市也就合法，难怪可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了。[14]
这是重大转变。因为没有了宵禁，才会有夜生活；有了夜生活，才会有烟火气。原本壁垒森严，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堡，也才变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间的城市。
或者说，消费型商业城市。[15]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汴梁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小饭店的桌椅板凳摆到了路边，木结构的房屋窗户比墙还大。阳光和叫卖声透过竹帘传进室内，看热闹和讲价钱的人比比皆是，货车和驼队则忙进忙出。[16]
据《清明上河图》后半段部分。图中可见驼队、商贩和行人。画面右侧是城门。
市场的种类也多。以酒楼为中心的是街市，以娱乐场所为中心的是瓦市，以寺庙为中心的是庙市。鲁智深曾经投靠的大相国寺，便每月开市五次，出售的商品中甚至有尼姑的刺绣。就连宫城正门宣德门以南御街两侧的千步廊，也曾经允许商贩摆设摊点，让文彦博这样的士大夫皱起眉头。
皇帝眼皮底下做生意没有城管来过问，治安和防火却抓得很紧。开封城内，每三百步范围就有一处哨所，配备巡警五人，夜间巡逻时连街边灶台的余火和积薪都要管。专业的消防队则屯驻在瞭望台下。一旦发生火灾，首都驻军和皇帝亲兵都要出动，由开封府尹指挥灭火，不劳民众费心。[17]
这实在已经是相当现代和文明的城市。
开明的政策，良好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便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则应该在六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今南京市）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一般都还不到十万人。[18]
跟帝国官员一样，宋代城市也是分等级的。最高一级是京府，包括又叫“东京”的首都开封府，以及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当然还有南宋的杭州临安府。
比京府低半级的是区域中心城市，叫次府，比如建康府和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和苏州。府的长官叫尹，但多半空缺，由知府（知事）主持工作。府之下，是州县。一般地说，州的规模是万家灯火，县邑则是千家街。
不过，城市规模也不完全看行政级别，同时还要看经济水平。宋代的县之下，还有镇和市。镇的地位低于县，市又低于镇。它们都不是行政区划，甚至不能算作城市，只能叫城乡接合部，前程却未必不远大。今天上海的青浦、湖北的沙市，当时虽然只是镇和市，却极其繁华。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外的南草市，人口竟多达数十万众。
这是一个奇观。要知道，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并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区，而是民间自发建立的自由市场，所以才叫草市。一个官本位的王朝，却能如此宽容善待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19]
实际上，城市不设宵禁，农村不抑兼并，正是宋代经济政策与唐不同的紧要之处。官方管制放松，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便活力自现。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非没有原因。
海外贸易也一样。
[9]见张元济辑录（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八。
[10]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11]见（唐）郑熊《番禺杂记》。该书所说鬼市应该在今天的广州番禺，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出现“鬼市子”一词，由此推论长安和洛阳在晚唐时期也可能有。
[12]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有关鬼市的原文是：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李合群注认为博易即贸易，因此鬼市即早市。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认为博易是赌博，则鬼市仍是黑市。
[13]以上所述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4]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经济形态由封闭型的坊市制转变为开放型的街市制，最早由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然后由我国学者宁欣等人推进，现在基本上已成为学界共识，详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另，坊市制也称里坊制，街市制也称街巷制，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5]消费型商业城市的说法，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6]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第9册。
[17]以上所述大相国寺庙会、御街、治安消防，依次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卷二及李合群注、卷三。
[18]太宗皇帝时开封的人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六月条。其余综合参考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开封与欧洲城市之比较，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9]以上所述宋代镇与市的情况，综合参考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海外贸易
林冲出场时，手里有一把折扇。[20]
这很时尚。
中国很早就有扇子，但汉唐只有团扇和羽扇，而且男女有别。团扇是女人用的：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羽扇则是男人用的：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当然，风流倜傥如周公瑾，天生丽质如杨玉环，都没有折扇。[21]
折扇宋代才有，是从高丽进口的日本货。
日本人发明的折扇传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爱物。到明代，男人出门手持折扇，就像英国绅士随身携带一把雨伞。其实这种风气宋代恐怕就有，否则金章宗完颜璟便不会这样描写折扇：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22]
这真是何等儒雅，难怪书画作品会有扇面了。
其实从海外传入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远远不止折扇。最重要的当然是农产品，比如绿豆和西瓜。绿豆是北宋时期从印度引进的，吃到西瓜则要拜回纥、契丹或女真所赐。这在当时是稀罕物。直到元代，农学家王祯还以“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来形容吃西瓜的感觉，南宋文天祥更是这样赞美西瓜：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23]
看来那时的西瓜，既有红瓤，也有黄瓤。
总之中国人的果盘是丰富起来了。除了我国原产的荔枝和枇杷，以及南方的橘子，还有汉代从乌兹别克斯坦引进的葡萄，原产波斯的石榴。巴西的菠萝和北美的草莓，则要到明代才传入中国。来得最晚的是欧洲的苹果，1871年引入山东烟台，1898年引入山东青岛，1905年引入辽宁大连，所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至今仍然是主要的苹果产区。[24]
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出口商品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丝绸，宋代则还要再加瓷器和茶叶。而且，由于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要冲，先后被吐蕃、西夏和回鹘占领，对外贸易便只好走海路。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通道，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沿海明星城市。
明星城市从北到南，主要包括治所在今山东省蓬莱市的登州，山东省胶州市的密州，江苏省连云港的海州，浙江省嘉兴市的秀州，浙江省绍兴市的越州，以及浙江省的台州和温州，福建省的福州，广东省的潮州。但最重要的，除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便是现在叫作宁波的明州，以及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它们是宋代海外贸易的三大巨星。
成为巨星与是不是路治无关。路治就是路的监察和行政机关所在地。宋代的路，跟汉代的州和唐代的道一样，都是由监察区变成的行政区，相当于明清以后的省。比如福建路就变成了福建省，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则变成了广东省和广西省。但，两浙路的路治是杭州，福建路的是福州，明州和泉州都不是。只有广州，是广南东路的路治。
然而宋代的南粤基本上是蛮荒之地，珠江三角洲被真正开发出来是明代以后的事。这时的广州其实孤单，却鹤立鸡群般地繁荣。事实上广州从唐代以来就是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和据点，其盛况已在《隋唐定局》一卷尽述，宋代则不过在三百年间保持了这个巨大贸易都市的持续发展。[25]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值得一说的是泉州和明州。
泉州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Zaiton，很可能是刺桐的音译。从下页的图不难看出，这个开满刺桐花的闽南港口城市在唐代还算方正，到了宋代就变成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由于形状像一条鲤鱼或鱼头，所以又叫鲤城。
泉州几乎一开始就是异类。
实际上泉州鲤鱼跳了龙门正是在宋。王安石变法之后的熙宁五年（1072），帝国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市舶司是宋代管理海洋贸易的职能部门，相当于海关和外贸局。商船进出港口，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通行证；市舶司则有权征收关税，优先购买商品，对购买和作为关税收取的货物进行处理。
这里面的利润相当可观。关税通常是十分之一，优先购买的商品最高可到一半。帝国借此大发横财，市舶司也成为肥缺，以至于南宋皇室成员竟有半数左右移民泉州。
财大气粗的泉州也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具有内城、外城、罗城三重结构的大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起点之一，它的重要性在元代甚至超过了广州。直到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这个盛极一时的城市才慢慢衰落下来。[26]
泉州，曾经是王朝的聚宝盆和摇钱树。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原图见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
不过两宋政府并非只收税不办事，他们为外商提供的服务也是优质的。设有市舶司的城市都有番坊，也就是外国人的侨民区，管委会主任和商会会长都由外商担任。如果他招商引资有功，还正式授予官职，甚至成为一方父母。比如阿拉伯（或波斯）商人蒲寿庚，便在宋末元初步步高升，由泉州市舶司提举直至福建行省左丞，相当于副省级。
保护外商的人身安全，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宋神宗时期明确规定，但凡有外商在海上遇难，地方政府必须紧急救援，给予抚恤。两宋人民也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北宋某年一艘外国商船受波浪冲击漂泊到苏州，苏州人民不但送衣送饭，还帮他们修理船只，让船主感动不已。[27]
更重要的是，外商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南宋时，有位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商人死在明州，留下巨额资产。有关部门认为这笔财产既然无主，不妨收归国有。以皇族身份出任知州的赵伯圭却说：人家不远万里而来，客死他乡已经是极为不幸，怎么忍心占他便宜？于是备下棺椁，让这位商人的伙计们护送回国。柬埔寨商人的家属则将这笔没想到能够收回的巨资悉数捐出，修建佛塔为大宋和赵伯圭祈福。[28]
这确实让人感慨。
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开明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世界的海洋贸易大国。路线则主要有两条，一条从泉州或广州出发到达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或者经由印度洋直至阿拉伯各国，甚至远到埃及、索马里和坦桑尼亚；另一条则是从登州、密州和明州出发，前往高丽和日本。
与日本和高丽通商的主要口岸是明州。这个城市具有双重性格，既是国际贸易的港口，又是科举官僚的故乡，因此既是商业重镇，也是文化重镇。这种性格在鸦片战争以后被上海继承，“阿拉宁波人”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29]
其实这一点儿都不矛盾。实际上，宋代知识界远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迂腐，统治集团更是历朝历代中最有商业头脑的。正如我们将要不断讲到的，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因此，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公开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于是，在任官员纷纷利用职权与民争利，准备应试的则要攒足资本才肯读书。某些家庭甚至明确分工，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赚钱供子弟读书做官。士农工商的界限荡然无存。过去，士人的子孙世代都是士人；此后，则商人的子孙才能为仕──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30]
结果是什么呢？
科技进步，文化繁荣。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是科技进步的一大代表。
我们知道，唐代外贸主要是外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走进中国，宋代则更多地是中国商人经由海路走出中华。这是需要技术支持的。事实上，宋代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其间奥秘同样值得深思。
[20]见《水浒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