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本段所引词分别见王建《调笑令》、苏轼《念奴娇》。其中，美人病来遮面，又作“美人并来遮面”；强虏灰飞烟灭，又作“樯橹灰飞烟灭”。
[22]见完颜璟《蝶恋花》。以上据施正康、施惠康《水浒纵横谈》。
[23]据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24]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25]请参看（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26]据蔡美彪等《中国通史》，漆侠《宋代经济史》，（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但泉州设置市舶司的时间，漆侠认为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十月。
[27]以上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
[28]见（南宋）楼钥《攻愧集》卷八十六。
[29]关于明州的双重性格，见（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30]据（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科技文化
1974年，有一艘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后渚港出土。据考古学家测算，复原后的这条船长34米，甲板宽10.5米，吃水3.75米，排水量454吨，载重量200吨，大小与哥伦布的旗舰相仿。船上有十三个舱室、两个桅座，而且很可能已采用眠桅和卸桅技术，必要时可以将桅杆卸下或放倒。
这确实很先进。
中国很早就有船。新石器时期有独木舟，汉代发明了舵和帆。有舵有帆，才能见风使舵。天津静海出土和《清明上河图》中的宋船，则使用了平衡舵，这种舵在舵杆前面增加了平衡部分，操作起来更加方便。不难想象，由这些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船队行驶在海上时，是何等地让人羡慕。
何况还有指南针。
宋代海船结构图
大罗盘俑
海船图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罗盘俑原物分别藏于江西省抚州市博物馆和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指南针是宋代的发明。
没错，我国很早就有指南车或者司南的记载，也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但在宋代以前从未有过磁石指极性的记录。不了解磁石的指极性，就不可能想到用它来制作磁体指南仪。指南车或司南，是靠别的办法辨别南北的吧！
宋人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由谁发现了感磁的针能够指向南极或北极，已经无从知晓。但他们由此制作了指南针，则千真万确。指南针用于看风水，至少不晚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用于航海，则不晚于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无论哪种用途，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31]
这是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创造。
其实，无论是否使用罗盘，以及何时开始使用，宋的航运都很发达。在内陆江河中航行时，船长和水手们更是经验丰富驾轻就熟。不信请看《清明上河图》中，那航船在虹桥下放倒桅杆倾斜而过时，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岸边和桥上众多围观闲汉的惊叫之声，更是犹如耳闻。
如此壮观的场面在宋代屡见不鲜。芦苇或竹席做成的帆有如乌云密集，靠鱼尾形桨划动的小艇穿梭往来，装满大米的平底船缓缓前行，深水中用脚踏轮做动力的车船乘风破浪昂首挺进。在那些运输最繁忙的季节，林林总总的各类船只会挤满航道，让人误以为那是巨大的船坞。[32]
节选自《清明上河图》。这也是该画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片段。
航运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和经济作物的供应基地。这里面同样有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包括：
在滨水之处修筑堤坝开垦圩田（圩读如围）；
引水上山，第一次出现了梯田；
发明了插秧用的秧马和中耕用的云荡等新农具；
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自己也培育出优良稻种；
大面积推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
在南方和四川种植茶树、甘蔗、荔枝等经济作物；
养蚕种麻的同时，棉花栽培区逐渐扩大，等等。[33]
于是怎么样呢？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请注意，那时可是八百年前！[34]
两宋，其实是很富庶的。
◎ 汉唐宋人口对比
汉平帝 元始二年（公元2年） 5800.6万人 唐玄宗 开元二十八年（740） 5570.4万人 宋宁宗 嘉定三年（1210） 10817.8万人 数据来自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附表。
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实际上也正是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结果是农业和手工业都开始专业化。比如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市）的冰糖、兴化（今福建省莆田市）的荔枝和苏州的丝绸，在当时就最负盛名。这样的名特产当然绝不仅仅只是本地人消费和享用，甚至恰恰相反。比如福建的荔枝，在开花季节便被商家交付定金买断，成熟之后再全部运走销往日本、韩国和印度。本地人虽然吃不到，却种植甚多。[35]
全国性的大市场也应运而生，控制着局面的则是商会或商行。商行是同业组织，一种业务叫一行，也叫行业，从京城到州县都有。行会中的商户叫行户，首领叫行老，内部语言叫行话。作为民间组织，他们垄断当地市场，有权为外来商品定价，也提供从进货、销售到结算的一条龙服务。
同类物资的编组运输则叫纲运。纲也是官方制定的计量单位，但凡米一万石，钱两万贯，银十万两，金二万两均为一纲。纲运主要是政府行为，比如被晁盖等人劫走的生辰纲就是。邮传当然也是官办的，但可以邮递私人信件。其中速度最慢的“步递”日行二百里，可以说，家书并不“抵万金”。[36]
有行，有纲，有邮传，还有浩荡的船队和车队，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昼夜不停地为王朝输送着新鲜血液和营养。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靠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第一次。
始料未及的是，货币却成了问题。
宋代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铜钱的年铸造量大约是唐代的十到二十倍，却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可见两宋的商品经济何等繁荣。为了解决问题，真宗时期，四川成都开始发行名叫“交子”的交换券，以此代替铁钱。仁宗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开始发行官交子。后来徽宗改交子为钱引，南宋高宗时又发行了会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37]
其实，交子在宋代的使用，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的流通情况，还是一笔没弄清楚的糊涂账，因此也有人认为它并非货币，而是信用支票。但不管怎么说，交子、钱引和会子都与四大发明中的两项有关，是它们在金融领域的应用。[38]
这两项发明，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
印刷术，或者说雕版印刷的发明是在唐，普遍应用则是在宋，不过意义不在印交子，而在印书。交子由于本身有含金量，后来是铜版印刷的。书则是木版印刷。具体方法是在版木上刻出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墨，铺上纸，就印出一页一页的书。页的概念由此产生，以前只有卷。
左为交子，右为会子的反刻雕版。
唐人发明印刷术，有可能是从印章得到的灵感。实际上雕版就是大印章，只不过印章是石头或金属的，刻的字和使用的次数都少。然而这一灵感带来的变化，却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革新。它对于文化和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
首先是知识的获得、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都变得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更快捷，因为雕版印刷的书籍可以批量生产。量多则价低，也易得，博览群书完全可能。附带产生的文化成果是：书籍从此有了排版和装订技术，也有了规范的汉字——宋体字，它甚至使用至今。
其次是出版业的诞生。这在宋代，可是利润不低的文化产业。一个印工一天能印两千张，一块印版可印万次，当然有利可图，因此政府、寺庙和书商都参与其事。刻印技术最好的是杭州，成都次之，福建又次。福建的建阳、建瓯和崇化出版业特别发达，那里的刻本并称闽刻。闽刻当中又以建阳的崇仁和麻沙两镇所刻为多，世称麻沙本。[39]
麻沙本的特点是价钱和质量都低，因为是用木质松软的花梨木刻的，排版敷衍、校对不准、错误百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更糟糕的是当时还有盗版书，以及冒名顶替或者假冒伪劣的假书。苏轼和朱熹就曾大受其害。苏轼抱怨刻印他的文集中掺有别人的文章，朱熹的作品则被建阳书商盗了版。好在当时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很大，书商被绳之以法，私刻的书版也被销毁，尽管那麻沙本的盗版书早已覆盖全国。[40]
那么，诸如此类的商业奇观，宋代还有吗？
有的。
[31]以上均请参看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32]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第九册。
[33]据邓广铭、漆侠等《宋史》。
[34]见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吴晓波《浩荡两千年》及所引资料。
[35]见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北宋）蔡襄《荔枝谱》。
[36]以上见邓广铭、漆侠等《宋史》。
[37]关于交子，见漆侠《宋代经济史》，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38]交子并非货币的观点，见（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39]见蔡美彪等《中国通史》，邓广铭、漆侠等《宋史》。
[40]苏轼事见《东坡全集》卷七十七《与陈传道五首》；朱熹事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苏晋叟》。
商业奇观
南宋的数学书里有这样一道考试题：四个人合资做外贸生意，本钱有金、银、盐、钞、度牒五种形式。出资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甲是金二百两、盐四袋、钞十道，丙则是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十五道，等等。总资本估值四十二万四千贯，所获利润表现为沉香、胡椒和象牙三种实物。四人之间又有借贷关系：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若将各自所借各归原主，请问如何分成？[41]
这道题现存于《数书九章》一书，作者是我国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使秦九韶名垂青史的，是发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求法。五百七十年后，英国数学家霍纳也独立地发现了这种计算方式，并于1819年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宣布，因此被西方科学界命名为霍纳算法（Horner Algorithm）。
现在看来，它也许应该叫“秦九韶算法”。
不过这事怪不到霍纳头上。事实上，即便重视科学技术如两宋，也是没有皇家科学院的。秦九韶的著作在有生之年也没有出版，直到明初编纂《永乐大典》时才被发现。但是这部南宋末期写成的数学书却雄辩地证明，当时的海外贸易相当活跃，成为合资经营股本的则有盐、钞和度牒。[42]
那么，盐为什么可以当钱用，钞和度牒又是什么？
盐可以作为资本入股，原因在于宋代对具有资源性和暴利性的必需品，比如盐、茶、酒、醋，都实行专卖制度。此外如染布用的矾，国外进口的香药，也由国家垄断经营。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立法苛严。比方说，只要胆敢私自售矾三斤，私自贩酒三斗，私自卖盐十斤，就是死罪。
这当然大成问题。柴米油盐酱醋茶再加酒，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最大的八件事，官家占了一半，而且是利润相对较高的，民间资本出路何在？百姓生活如何保障？地球人都知道，官营商品从来就是价高质劣，私盐之类也从来都是屡禁不止。逼急了，只会再逼出一个黄巢来。
殷鉴不远，可不慎乎？
然而如此肥肉，帝国岂肯放手？通融的办法是先由国家垄断资源，然后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向民间开放。具体做法则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拍卖经营权，出价最高的中标。中标者承包某项业务，每年向政府缴纳承包费。承包期三年，到期重新招标，主要适用于酿酒、制醋和采矿。
另一种是特许经营，主要用于盐业，也用于茶、矾、香料等等，营业执照则叫钞引。只不过钞引跟股票一样，也是一份一份的。股票一份叫一股，钞引一份叫一钞。比如盐钞每钞定价四贯八百文，可得卖盐权二百斤。
钞引在有效期内可以重复使用。钞引越多，经营权也就越大。因此资本雄厚的商家也愿意向其他持有者购买，买卖钞引的地方就叫买钞场，相当于现在的证券交易所。钞引既然可以像股票一样买卖，作为资本入股当然更没问题。它就是有价证券，是叫作“钞”的票子嘛！
这就是“钞票”一词的起源。[43]
酒的生产和销售当然也是垄断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跟盐一样，招标承包经营权。第二是垄断酒曲。北宋酒曲的生产基地，主要在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四京的所有作坊酿酒，都必须使用官曲，否则严惩不贷。即便如此，利润还是很高。难怪宋代民谚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44]
行在，就是皇帝所在地。
第三种方式是官酿官卖。国营酒厂直属，可以批零兼营的酒楼叫正库或正店，从正店批来官酒零售的叫脚店。脚店和正店在《清明上河图》中都有，某正店门口还悬挂着红栀子花灯，表示有陪酒女郎乃至色情服务。元代甚至在官酿新酒上市时组织歌女游行，类似于今天的车模。[45]
招牌上方可见栀子花灯。取自《清明上河图》。
如此促销很有必要。因为官酒品质如何不好说，贵是肯定的，即便那正店已经由私人承包。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无论官营民营，叫卖总是需要的。[46]
招标承包，特许经营，盐和钞引都成为资本。
那么，什么是度牒？
度牒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这种凭证一般有两种：僧侣签发的叫戒牒，政府颁发的叫度牒。有戒牒，就可以到其他寺庙挂单，免费吃住；有度牒，则不纳赋税不服兵役。可见度牒是有好处的。问题是，这种实惠只该持有者获得，为什么也变成了可以用来参股的本钱呢？
因为度牒不是白送而是出售的。何况宋代度牒并不完全实名，也发放空白证书。只要填上一个人的名字，政府就承认他是合法僧人，比如鲁智深。他甚至不必剃度，也不必修行，却可以享受不纳赋税不服兵役的优惠政策。
也就是说，度牒其实是一种可以转让的免税特权。
于是度牒也变成了有价证券，像股票一样炒。王安石变法之时，空白度牒的官方定价是一百三十贯，到徽宗前期便炒到了二百二十贯。政府也见利忘义，发行量从每年三四千猛增到三万。结果供过于求，度牒的市场价跌到九十。政府为了救市，又只好出钱回购，并宣布停发度牒三年。
物以稀为贵，徽宗政府的对策似乎不能说错。可惜事与愿违，度牒的市场价不升反降，甚至一度跌至二十贯。中小散户纷纷割肉清仓，金融大鳄则趁机大批买进，然后再哄抬到百贯以上出手。一进一出，所获暴利惊人。
徽宗政府又坐不住了，宣布已经发放的度牒如果还是空白的，必须再交一笔钱，重新领一张收据，才算有效。官方频频出手的结果，是民间资本对度牒失去了兴趣。南宋政府则进一步加强了管理，不但不再滥发，而且规定转卖时加价不得超过一百贯。至此，两宋的“股市风云”才算平息，度牒也才回归了它的本义：控制免税免役的僧尼人数。[47]
但，此案还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宋代久远，度牒实物已不可考，这里展示的明代度牒，可为参照。开宗明义：“大明律：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
的确，将政府特许的经营权，甚至出家人的身份凭证都当作有价证券来炒，是只有商业社会才会发生的事，两宋便恰恰是这样的社会。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三七开：农业税只占三成，工商税则占到七成。[48]
这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农业帝国，农业税从来就是历代王朝的统治基础，汉代工商税甚至只是皇家的小金库。宋却居然“本末倒置”了，赵宋官家能不重视工商业吗？
实际上，这个军阀创立的王朝完全没有军阀作风，反倒既重文又重商。赵匡胤夺取政权时，就明确宣布开封的店铺照常营业，之后又减免工商税，这可是不多见的。
两宋商人的地位，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在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就连一个开肉铺的屠户，只要生意做得好，也能被尊为“大官人”。[49]
没错，社会风气如此，并由不得鲁提辖。
帝国的专卖制度和官商经济也算成功。事实上，尽管私盐和私酒贩子依然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是黄巢。宋江和方腊都不是。至于《水浒传》中卖私酒的李立，卖私盐的童威和童猛，则不过是小角色，只能跟着起哄。
宋，确实是商业的。
农村不抑兼并，城市不设宵禁，发展海外贸易，善待民营经济，同时鼓励文化创新和科技进步，这些政策和策略让大宋迅速地富了起来。据统计，从太宗至道三年（997）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短短半个世纪，帝国的财政收入居然翻了六倍，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谓不惊人。[50]
奇怪的是，中央政府却越来越穷。太宗皇帝时，国库里总会剩下一半的收入，到仁宗时就不够用，到神宗时更是入不敷出。神宗皇帝甚至这样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但当务之急是增加收入。[51]
那么，国家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养官、养兵、买和平。
[41]见（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市易·均货推本》。
[42]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大约完成于南宋理宗淳祐四年到七年，即公元1244年到1247年，距离霍纳宣布他发现的算法大约五百七十年。以上请参看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第二卷，（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43]关于钞引，《宋史·食货志下三》及（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均有记载。以上又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44]该民谚见（南宋）庄绰《鸡肋编》。
[45]正店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及李合群注，正库见《水浒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