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宋仁宗开始，不少宋朝士大夫都发表过“朋党论”，除了范仲淹与欧阳修，王禹偁、司马光、苏轼、秦观都写过文章讨论朋党。这里有一个思想背景：宋代是士大夫政治非常活跃的时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士大夫群体普遍产生了“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意识，并朦胧地意识到士君子们应以政见的志同道合来组成政党、治理国家。因此宋代才密集出现了一系列为朋党辩护的“朋党论”。
尽管皇帝并不喜欢大臣结成朋党，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反对朋党，但欧阳修提倡结朋立党的观点，还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没有责斥他。宋人说欧阳修“上《朋党论》，以破邪说，仁宗感悟”，看来宋仁宗还是赞同欧阳修的意见的。不想几百年后，欧阳修之说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雍正读了《朋党论》之后，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相反驳：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样，如果“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雍正皇帝还杀气腾腾地说：“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欧阳）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恨不得将欧阳修抓起来杀掉。
雍正这篇《御制朋党论》，保存在原始文献雍正《起居注》中，后来史官修《雍正朝实录》时，大概觉得皇上这么咬牙切齿对待一位儒家先贤、历史人物，实在太赤裸裸，有损帝王形象，便将“邪说”改成“异说”，将“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成“朕必饬之以正其惑”。算是给皇帝穿上一块遮羞布。
未见识过大清文字狱之险恶的欧阳修假如当时突然醒过来，我想他一定会质问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先生，我们跟你们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附录：演讲与答问
一、讲座实录
我们以为清末才出现的近代事物，其实宋代已经有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以为到了清末才出现的近代事物，其实宋代就已经有了。
题目有点长。其实也就是今天讲的主题。
我先提问一下，说到清末才出现的近代事物，你们认为会有哪些呢？
……
很好。不过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事物，不是火车、铁路等技术性的东西，因为技术肯定是时代越后越发达，宋代的科技肯定比不过晚清。晚清肯定比不过今日。是吧。
我要说的近代事物是指近代化的社会建制、制度，比如消防队、城市公园、以商业税为主体的财税结构、海关、门户开放制度、图书馆、新闻报纸等。
下面我重点谈谈清末出现的消防队、城市公园与厘金制度，看看这些宋代到底有没有。消防队代表了近代国家应提供的公共服务；城市公园代表了近代市民的公共生活空间；厘金则代表国家实现近代化的工商业基础。至于其他的问题，也会简略谈到。
租界消防队VS大宋潜火队
先说消防队。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消防队出现在晚清的外国租界内。只是到底哪一个租界的消防队可算第一个，好像还有点争议。
有人说，1852年，在上海租界成立的沈家湾义务消防队，是中国第一个消防队。也有人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由意大利军队招募了一批华人在天津租界组织的官办救火队，才是中国的第一支消防队。还有人说，1868年，香港成立了中国地区最早的现代消防队。
总之，许多人认为的中国首支消防队，不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言外之意，中国人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能力。只有在租界，或者在殖民地，由洋人发起，才能够成立消防队。
但事实是这样吗？
实际上，宋代已经成立了世界最早的、专职的、公共的消防队。叫作潜火队。
我来介绍一下宋代的消防队基本情况，并跟近代上海的沈家湾义务消防队比较一下，看看相隔七八百年，哪一个消防队更加先进。
据《东京梦华录》“防火”条记载，汴梁城内的街巷，每隔三百步设一所“军巡铺屋”，每所铺屋置“铺兵”五人，负责“夜间巡警”。又在城中高处修建“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还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等消防设备。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潜火兵即刻出动，“汲水扑灭，不劳百姓”。
再据《梦梁录》，南宋临安的街道，每隔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在诸坊界建望火楼，高四十尺，日夜驻兵瞭望，发现烟火即拉响警报。军巡铺与望火楼的主要功能是消防报警。宋朝还将杭州城内外划成二十三个消防区，各区设置一个“火隅”，各隅视区域之大小分别配备消防官兵一百至数百员，负责本区域内的灭火。“火隅”有点像今天的消防中队。
来跟清末上海的沈家湾义务消防队比较一下。首先，看名字就可以知道，清末上海的沈家湾义务消防队并不是专业的，而是由不支薪水的志愿者组成的。换言之，是乌合之众，专业性肯定不足。宋代的潜火队则是由专职的潜火兵构成，平日接受严格训练。
救火最重要的是警报。清末上海沈家湾义务消防队的报警方式是这样的：凡遇火灾，先鸣警钟，并用钟鸣的长短来区分发生火警的地段。比如鸣钟一次，每历十秒钟，再鸣一下。代表第一个消防区发生了火警。第一区即苏州河北沿西华德路、闵行路暨吴淞路之东。如果每历十秒钟，鸣钟二下，则代表第二消防区发生了火警。如果每历十秒钟，鸣钟三下，又代表上海第三消防区发生火警，即苏州河至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之间。在还没有广泛应用电话的清末，这看起来很先进吧。
但且慢。
来看宋人是怎么做的。在南宋杭州，设有望火楼，望火楼上的瞭望兵一旦发现火警，立即敲锣拉响警报，白天以旗为号，晚上以灯为号，指明失火方位。宋政府将杭州城内外划成几个防火警报区，并进行编码，如朝天门内的区域代码是三，朝天门外的区域代码是二，城外的区域代码是一，消防警报拉响后，消防官兵根据望火楼挂出的旗帜（或灯笼）数目与方向，便可立即判断出失火的大体方位。
跟沈家湾义务消防队的做法差不多吧。我有点儿怀疑，上海租界的消防队是不是从宋代消防制度获得了灵感呢。
外滩公园VS宋朝公园
城市消防队的情况先说到这里。想更具体一点了解的，可参见我新书《生活在宋朝》，里面有一篇《大宋消防队》。接下来谈城市公园。
许多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学者都认为，中国自古只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而绝不会建造供公众游览、憩息的公园。比如雷颐老师便说，“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张鸣老师也说，“中国古代，没有公园，但私家园林却不少。最大的私家花园，一般都属于皇家。权贵和富豪，也有自己的园子，有的还相当精致。”
学者考证出，中国最早的公园建制，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洋人引入的。他们还考证出，中国最早的一个公园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租界，为租界“工部局”修建，叫作“公家花园”。就是后来闹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风波的那个外滩公园。
但事实是这样吗？
传统中国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确实非常有名。不过，可能有些朋友并不知道，宋朝有一部分皇家园林是对市民开放的。清代的北京市民可能想都不敢想进颐和园玩玩，但北宋开封的市民是每一年都可以进皇家园林游玩的。
明代《汴京遗迹志》记录说：“梁园，芳林园，玉津园，下松园，药朵园，养种园，一丈佛园，马季良园，景初园，奉灵园，灵禧园，同乐园，以上诸园，皆宋时都人游赏之所。”《汴京遗迹志》列出的园林，多数为北宋开封的皇家林苑，都向公众开放，任士庶游赏。
晚清出洋考察的清廷官员曾经应邀参观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的离宫，惊奇地发现这一处皇家宫苑居然对市民开放，“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他们却不知道，开放宫苑，纵民游览，其实是宋代的一项制度安排。只不过这一制度在宋亡之后便中断了，以致生活在清朝的人已经不敢想象皇家禁苑竟然可以任由平民游玩。
另外，宋朝的私家园林通常也是对公众开放的。跟今天的私家园林完全不一样。宋人邵雍有一首《洛下园池》诗，就提到洛阳名园的开放性：“洛下园池不闭门，洞天休用别寻春。纵游只却输闲客，遍入何尝问主人。”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写过一本笔记《邵氏闻见录》，里面也描述了洛阳私园的开放性：牡丹花开时节，人们“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
对游人开放的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即使不能说是公园，至少也是城市公园的雏形吧。
那么宋代有没有真正的公园呢？也有。这个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宋代的公园叫作郡圃。有时候，宋人也称其为“公园”。所以“公园”这个概念，宋代就有。
宋代的每一个州郡、甚至县城，都设有郡圃。韩琦在《定州众春园记》中说，“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这些郡圃，都是对市民开放的公园。只不过，有的公园是定期向公众开放的，有的则是完全开放的。
宋代郡圃在开放期间，对游人完全不作任何歧视性的限制，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官员还是平民，男性还是女性，均可入园游赏。反倒是在清末，不少被今日研究者认定为“公园”的城市公共园林，却针对游客身份作出了种种限制，“公园”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大打折扣，比如上海的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天津植物园要求男女分开游览：“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入览”，保定的莲花池公园也规定：“星期六只准妇女游览，不准男子入内。”而我们的学者，宁愿认定不怎么公共的外滩公园为中国首个城市公园，却不愿意相信开放的宋代郡圃就是名副其实的公园。我觉得很讽刺。
厘金VS工商税
这是宋代城市公园的情况。先说到这。最后介绍一下晚清出现的厘金。
厘金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商税。
厘金有很多问题，弊端，但平心而论，商税是必须要征收的。不征商税，清政府财政便面临崩溃。
有学者的研究指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洋务派旋即大力举办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洋务运动，无论是在中央财政投向还是地方政府支出方面，厘金都参与了早期现代化的建设，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清政府征收厘金，也可以看作是响应近代化的需求。
在征收厘金之前，清政府对工商税是极不重视的。不少研究晚清史的人还进而提出，在近代西方冲击之前，在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政府都是不追求工商税的，只知道抑末崇本。都这么说。教科书也这么教学生。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来看宋代。宋朝是历代王朝中最重视工商业与工商税的。甚至表现得有点“贪婪”。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政府对工商税的重视，与今天政府对工商税的重视，意义完全不一样。传统王朝一旦将政府的注意力从总额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之上，那便是获得了近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传统政府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势必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宋朝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这是重商主义的连锁反应，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我们说宋代商业发达，城市繁华，港口开放，社会活跃，政府开明。这些归根结底，也许都可以归因于宋朝的重商性格。
从宋朝的财税结构来看，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作为对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
这就是宋代工商业发达程度的一个体现。我要说的意见是，中国社会并不是要等到晚清，等到西方人进来，才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
其他近代化事物
由于时间的关系，晚清出现其他近代化事物，我简单一带而过吧，比如上海开埠，我们都认为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但实际上，宋代的上海，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当时叫作青龙镇。
再比如近代海关，许多人都知道，1863年9月12日，英国人赫德受总理衙门任命为江海关税务司，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化的海关。但实际上，宋代作为一个海外贸易非常发达的时代，怎么没有海关机构呢？只不过那时候不叫作海关，而是叫市舶司，但职能是一样的。
还有自来水厂。一般认为，中国第一个自来水供水系统出现在清末上海，1883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建成第一个自来水厂。但是，我又要说宋朝了——早在北宋，广州城已建立了自来水供水系统，引白云山之水供全城居民饮用。现在的广州博物馆，还陈列有宋代广州城自来水装置模型。诸位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还有市场化的新闻报纸。许多人大概也会以为中国只有到了清代，才出现了市场化的新闻报纸。但实际上，宋代的城市中，已经出现了报纸。一个生活在宋朝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关心时政，他可以每天都去市场上买一张报纸，上面通常刊登有最近的政治新闻与社会奇闻。请注意，我说的并不是邸报。更多关于宋代的近代化文明，请参阅我另一部新书《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最后我再说几句。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主题：“我们以为清末才出现的近代事物，其实宋代就已经有了”。是为了显摆宋代什么都有吗？是想说祖上曾经阔过吗？
不是。我的初衷有两个。一、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以前被遮盖的历史另一面，澄清一些历史事实。二、想让更多的人相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告别历史、斩断传统，而是从传统中开出现代来。
所以，我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重新发现宋朝，重新评估传统。
限于时间，我的主题介绍就先到这里。
谢谢今晚的诸位。
（本文为作者在微信群的讲座实录）
二、答澎湃问吧网友问
宋朝是民变次数最多的朝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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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说宋朝吃得不错，最高档的食物是什么啊？
吴钩：在中国饮食史上，两宋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中国人的食物开始从匮乏向丰盛过渡。今天任何一名厨师必须熟悉的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等烹饪技术，正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你去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上面收录了名目繁多的宋朝美食。至于最高档的宋朝食物，我提供一份张俊招待宋高宗的食谱（下酒菜部分），你自己随意感受下：
下酒十五盏：
第一盏 花炊鹌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盏 奶房签 三脆羹
第三盏 羊舌签 萌芽肚眩
第四盏 肫掌签 鹌子羹
第五盏 肚眩脍 鸳鸯炸肚
第六盏 沙鱼脍 炒沙鱼衬汤
第七盏 鳝鱼炒鲎 鹅肫掌汤齑
第八盏 螃蟹酿枨 奶房玉芯羹
第九盏 鲜虾蹄子脍 南炒鳝
第十盏 洗手蟹 鯚鱼假蛤蜊
第十一盏 五珍脍 螃蟹清羹
第十二盏 鹌子水晶脍 猪肚假江鳐
第十三盏 虾枨脍 虾鱼汤齑
第十四盏 水母脍 二色鮞儿羹
第十五盏 蛤蜊生 血粉羹
问：宋朝晚上大家一般几点睡觉？
吴钩：在汴京，朱雀门外的州桥夜市，那些卖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猪脏之类的饮食店，每天都营业到很晚，“直至三更”才打烊。但很快早市又开张了——“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在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早市从凌晨五更开始，持续到深夜：“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赌博），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买早市者，复起开门。无论四时皆然”。你说他们一般几点睡呢？当然，农村另当别论。
问：听说，宋朝男人喜欢在头上戴朵花是真的吗？
吴钩：是真的。宋朝流行“簪花”的时尚，即将鲜花戴于发髻或帽冠之上，男女皆然。周密的《乾淳岁时记》说，六月时节，茉莉初出，“其价甚穹（高），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可谓爱美之极。
问：宋瓷器号称瓷器巅峰，你怎么看宋瓷器？
吴钩：宋瓷制作精良，风格素雅，艺术造诣非常高。不过，我个人觉得，更能说明宋代瓷器制造水平的，不是瓷器制作的精美，而是瓷器生产的规模化。
假设有两个古窑，不同历史时段的。一个烧出来的产品是工艺独到、形制各异、没有一个瓷器样式重样的工艺品（假设为A窑），另一个烧出来的产品是从样式到图案、从形状到大小都一模一样、精良程度为一般水准的日用品（假设为B窑）。请问，您觉得哪一个瓷窑代表了更高级的经济社会生产水平？
我觉得是B窑。因为事实上，生产“工艺独到、形制各异、没有一个瓷器样式重样”的瓷器，是比较容易的。生产“从样式到图案、从形状到大小都一模一样、精良程度为一般水准”的产品才不容易，因为后者必须先完成手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与模数化。而宋代的瓷器生产，已经实现了标准化与模数化，这才可能烧制大量的瓷器供出口。
问：吴老师对司马光砸缸的问题怎么看？
吴钩：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有一段时间似乎还引起了一场口水仗。话说在某电视台的节目中，马未都与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冬梅唇枪舌战起来：赵教授从文献资料证明，司马光砸缸救人了！马先生从文物角度考证，称宋代根本烧不出淹人的大缸。
宋代能不能烧出能淹人的大缸？其实不管文献记载，还是现在的出土文物，都证明了：能。2004年，济南县西巷发现大型宋代陶瓮，瓮的底径超过了60厘米。1973年，曹家泊乡宋代遗址出土一宋白瓷大瓮，通高90.6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37厘米，腹径85厘米（不相信这么大的瓮能淹死小孩子的人尽管去试试）。襄阳檀溪宋墓壁画也画有一个足以淹死小孩子的大水缸。
问：都说唐朝的妇女很开放，那么宋朝的女性思想观念是什么情况？
吴钩：唐朝的妇女，特别是贵族女性，在性观念上确实非常开放。唐人张垍的《控鹤监秘记》记载了一件事：安乐公主挑了个附马，“褫驸马裈，手其阴”问上官婉儿：“此何如崔湜耶？”上官婉儿说：“直似六郎，何止崔湜！”崔湜是上官婉儿的男宠，六郎是武则天的男宠。但如此“开放”，只能用“不知廉耻”来形容了。相比之下，宋朝女性的观念要内敛得多，同时也不致如明清女性那么呆板，而是恰到好处。
问：您曾说过宋朝女人地位很高，她们有财产权，可以离婚。那么您认为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标准是什么？
吴钩：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这一点应当先承认。其实那时候全世界都是男权社会。但尽管宋代是男权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比如说，宋朝女孩子同样可以接受教育，知书识礼的女性并不少见。还有个别女性参加了科举考试。宋朝女性也有财产继承权，而且她们对于自己的奁产是拥有终身支配权的。从许多事例还可以看出来，宋朝女性还能够主诉离婚。女性再嫁、改嫁在法律上并无障碍，也不受歧视。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
问：请问，两宋时期的普通民众是否过得很有尊严，他们的权益是否和读书人一样，得到了保护。此外，对于读书人的过度尊重，是否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
吴钩：实际上，在传统社会，除非遇上乱世，普遍民众的基本权利一直是得到保护的，比如财产权，古代官府尽管不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于侵犯个人财产的行为，是严格禁止并给予惩罚的。其实这就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保护。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承认财产私有的现实，关于产权保护的民商事立法更加完备。普通民众的权益当然受到保护。这跟读书人是否被过度尊重没有关系。
问：宋朝也有户籍制度，明清也有，能说下异同么？
吴钩：历代都有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的内涵又各不一样。宋朝的户籍一般分为主户和客户，这么划分是出于分配税额考虑，主户有田产，需纳税；客户无田产，因而也不需要纳税。可以看出来，宋代户籍主要跟赋税相关，并无多少人身控制的内涵。而且宋人是有迁徙自由的。
明代与元代的户籍不一样。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人身控制的意味非常明显。
问：在宋朝，如果有个人因为家里穷无钱医治父亲的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快会死去，于是去盗窃，结果被抓，一般会怎么判刑？有实例吗？
吴钩：根据我对宋代司法精神的理解，我觉得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盗窃案，法官一般会宽大处理当事人，给予缓刑。
问：宋朝平民百姓的工作是怎样获得的？像明朝那样到异乡工作的流民多吗？
吴钩：宋代是社会流动性非常明显的时代，宋朝人观察到，他们身处的时代，跟往昔很不一样，往昔几乎没有人口流动，如今（宋代）人口流动已成社会常态。宋神宗时，程颐说：“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苦。今京师浮民数逾百万，游手游食，不可赀度，其穷蹙辛苦，孤贫疾病，变诈巧伪以自求生。”程颐的同僚曾布也告诉宋神宗：“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对于人口大量地、频繁地流动的趋势，程颐似乎有些悲观，曾布则表现得比较乐观，但他们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宋代之前是一个静态社会，人们基本上都呆在家乡老老实实种田，他们所处的宋朝却是一个动态社会，很多人都成了游食于城市的浮客。
问：宋朝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么？
吴钩：由于我手头没有各个王朝农民起义次数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判断宋朝的农民起义次数是不是最多。凭印象说，次数应该不会高于唐代、明清。而且，有一点可以确知无疑，那就是，两宋三百余年，从未暴发大规模的民变。
北宋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变，并未蔓延出川地；北宋后期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才占领六个州（北宋有三百多个州级行政区）；南宋最大规模的钟相、杨么民变，也只是限于洞庭湖一带；至于其他的民变，均可以说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水浒传》渲染的“梁山聚义”，也不过是一小股民变而已。
宋朝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亡于内乱的正统王朝——两宋均亡于恶劣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失败。非亡于内乱，庶几可说明宋王朝的内部系统一直尚能保持正常的运作，没有发生崩溃。历史上，一个王朝到了灭亡前夕，通常都是盗贼蜂起，民变蔓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系统崩溃，王朝倒塌。汉末、唐末、元末、明末，均是如此。宋朝是一个例外：南宋150年，共爆发大小民变约220起（前面说了，基本上都是小打小闹一下），年均1.47起，而宋末52年中，年均民变只有0.79起数。换言之，即使在国家灭亡前夕，南宋社会的运转大体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崩溃。
宋朝“积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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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宋代的经济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吗？从哪些方面比较出来的呢？
吴钩：从政府的岁入总量、国家的铸币数量（货币量往往意味着市场经济规模的大小与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入程序）、国家财税的结构（是以实物税为主，还是货币税为主；是以农业税为主，还是以非农业税为主）、城市化的程度、海外贸易的发达与否、国民收入有多少，这些可以通过研究估算出来的数据，均显示宋代经济水平处于中国历史最高峰。
问：一直流传着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80%，这种说法源于哪里（GDP是如何去计算的）？我们该如何去评价？
吴钩：所谓宋朝GDP占当时世界的80%的说法，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位高人最早提出来的，反正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凭常识便可以判断，这个数据是胡说八道，估计是某位通俗历史写手信口胡扯出来的，而许多网友则以讹传讹。
当然，也有严肃的历史学者也在研究宋朝的GDP。尽管他们估算出来的具体数据或有争议，但都是基于史料，不算离谱。我这里可以提供两个学者关于宋朝GDP的统计：
一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光临先生，据他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的2.88两，要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二是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他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问：据说宋朝当年GDP占全世界40%，比现在美国还牛，是否属实？
吴钩：统计一个朝代的GDP总量，由于史料的原因，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评价一个王朝的GDP总量占全世界的百分比，涉及到的经济数据更加庞大复杂，你除了要了解宋朝的经济问题，还需要了解同时期世界各国的经济数据。这是不可能有精准的估算的。所以，所有提出宋朝GDP占全世界百分之几的数字，基本上都是不可靠的。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其他国家。
问：宋朝当时造船业怎么样？有没有类似明朝郑和那样的大规模出海的记录？
吴钩：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问：在北宋时期，南京当时经济处于什么水平？税赋人口等情况如何呢？
吴钩：据白寿彝《中国通史》，北宋时，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即南京）的商税额为4.5万多贯，在长江流域的城市中，仅次于杭州（8.2万多贯）与苏州（5.1万多贯），可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
问：吴老师，请教，宋朝的交子，是跟白银挂钩的或者说是白银本位的吗？怎么保值呢？通胀的问题怎么控制？发行的机构又是什么呢？
吴钩：交子不是银本位的。可以说是铁钱本位，它的单位用文、贯来计算。宋人对付通胀，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称提之术”。所谓“称提”，是指官府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作“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作“提”）。南宋为应对通货膨胀，曾经多次以国家储备的黄金、白银、铜钱以及交引、货物回笼楮币、收缩通货。放在十二、十三世纪，这种货币调控手段无疑是非常现代的。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也通过发行国债来回笼货币吗？南宋用于“称提”的各种交引，即类似于今日的国债。
问：宋朝既然那么富裕，皇宫为什么那么小？
吴钩：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有二。1.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节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2.宋代君主不敢为扩建皇宫而任意拆迁民居。雍熙二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问：宋代重商主义的源头，是否是太祖想用赋税充当战争经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就是说一开始并非理性上摒弃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效果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吴钩：宋朝的重商主义风气，其实可以追溯到晚唐、五代。战争是很烧钱的游戏，所以当时的政府必须想办法扩充财政收入。只是五代时期的许多政策是掠夺性的，比如出台了许多苛捐杂税。这些杂税在赵宋立国之后，大多被废除了。
不过宋朝的财税制度也是扩张型的。宋朝对商业的重视与关注，动机可能很简单：商业税能够更加快速地扩张财政。但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当政府将关切的目光从传统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上面时，势必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政府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发展工商业，政府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问：宋朝有那些促进社会生产，经济发展的科技发明吗？而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发明。
吴钩：宋朝在炼钢、炼铜、花果嫁接、水稻良种的培育等方面，都有技术创新。这些我不细说，单来说宋人对水力在手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宋朝是一个大量使用水轮技术的时代，人们利用水力进行舂碓、研磨、鼓风、戽水、纺纱等，在许多磨茶作坊、磨面作坊、纺织作坊、冶炼作坊中，都采用了水力驱动机械。宋朝东京的汴河上，遍布用于手工业的水磨。宋政府还在京师与一部分州设立“水磨务”，管理水力机械。
王祯《农书》记载了一种水力大纺车，在水力驱动下，“旋随轮转，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遂使绩条成紧，缠于轫上……昼夜纺绩百斤。”《农书》虽成书于元代，但水力纺机出现于南宋后期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水力大纺车技术辗转传入英国，启迪了十八世纪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从而触发了工业革命的驱动力。而在中国，进入明代后，水力大纺车几乎销声匿迹。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问：如果宋没有被元灭，会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进而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吗？
吴钩：假设宋没有被元灭，继续发展商品经济，也许它的未来形态并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概念来概括，但一定是一种更现代、更文明的社会形态。
问：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前面你说过说如果宋朝一直发展，可能发展出高度的商品经济。那么如果明朝统治者换做开明的君主，继承发展宋朝的制度，是否中国的历史就会走向不同的道路？但像中学历史课本上一些主流的观念又说明朝制度是封建社会发展到当时的必然，和统治者个人选择无关。想听听你的看法。
吴钩：明朝与宋朝，就制度而言，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特别是明初，其立国精神简直跟宋代的背道而驰，比如宋朝对开拓市场与发展商业持极大的兴趣，而朱元璋对这些却毫不关心。晚明商品经济的兴起，是不断突破了朱元璋定下的洪武型体制的结果。假设一下，如果以宋朝的制度一直发展下来，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会不会出现君主立宪，但历史的可能性肯定远远大于明清。
问：如果有可能，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如何发展下去？宋朝会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吗？
吴钩：这种假设性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我提过一个“保龄球定律”：打保龄球，你的球发出后，半途被人截住，那么在如果没有发生被人截住的情况下，你的球究竟能击倒几只瓶子，只能是一个未知数，永远也不知道答案。换言之，历史上那些因为突发事件而中断的趋势，你也不能断言它保持演化下去的结局。
最后，请允许我抄一段《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导言的话来回答你的提问：
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
宋朝“积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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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宋朝的军事真的很弱么？但，不是比汉唐还富有么？
吴钩：宋朝的军事力量其实并不弱，你想啊，赵宋立国之初，中原尚未统一，割据政权林立，如果宋朝军事力量很弱，它又是如何统一中原的？
再看南宋后期，有人统计过，蒙古军团征服中亚霸主西辽、荡平花剌子模帝国，都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驯服斡罗斯联盟，灭木剌夷国、黑衣大食，都是用了不足五年的时间。灭西夏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捣毁大金帝国用了二十几年时间。征服南宋用了多少时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么长时段的抵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宋朝的悲剧是碰上北方草原民族最强盛之时，它们此时已不是汉唐时的部落文明，而是有了国家建制，动员能力与技术水平都远远强于以前。而且，中国在唐时失去了长城防线与西北养马地，导致宋朝立国之后，骑兵的力量比较薄弱，又无法靠天险御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才是硬道理。可以说，宋朝的军事防线与进攻力量因为这先天不足的原因，给我们的印象，便显得有点弱了。
问：吴先生，我认为：南宋之所以能成功抗金并与金对峙百年，除了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还有就是当时宋朝的宗室只剩宋高宗，因此便于凝聚各路人马御敌。而满清入关，南方先后涌现出好几个政权，导致抗清力量被分散，进而被清军各个击破，这便是南明只坚持了短短20年的时间。请教吴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吴钩：你说的可能也有一定道理。不过我提醒注意一个史实：北宋覆灭与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北宋纯粹亡于外患，而明朝则亡于民变，亡于李闯，而非亡于清兵。这个区别很重要。突然亡于外患，说明内部的社会运转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国民对赵宋是认同的。而亡于民变，则意味着内部的社会运行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内部已崩溃了，至少民众对朱明已经丧失了认同了。这也是南明只能坚持短短20年的重要原因。
问：刚看完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北宋部分，发现北宋名将太少，就算有，也不敢大胆去用。北宋朝廷就这么怕武将造反吗？有人说北宋从建立到灭亡，国土一直在增加，不知道是否真的？
吴钩：北宋是有不少名将的，曹彬，曹玮，李继隆，种世衡，种师道，潘美，杨业，杨延昭，狄青，范仲淹，都是北宋名将。至于说到怕武将造反，试问哪一个王朝不怕？北宋从建立到灭亡，国土确实是一直在增加——问题是，这很重要吗？比起让人民过得更幸福的目标来，国土是不是增加，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问：宋朝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武器？
吴钩：神臂弓就是宋人发明的远程大杀器。射二百四十余步（约300多米），仍能入榆木半箭，杀伤力惊人。宋军拒金，多倚此为器。依军法，不得遗失一具，或败不能携，宁碎之，防敌得其机轮仿制也。明代起其制造之法失传，清人曾据《永乐大典》收录的零件图样，想组装出神臂弓，终未能成功。
问：宋朝与辽称兄弟之国，后又向金称臣，后又改称叔侄之国。这种“二帝并尊”的“国际关系”是如何受宋朝士大夫看待的？宋朝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吴钩：宋人自己对宋辽关系的主流评价还是很正面的，认为应当维持这份和平。而对臣服于金的宋金关系，则基本上都视之为耻辱，只不过在要不要忍辱负重上存在分歧，分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
问：您怎样看待宋的岁币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控制？
吴钩：岁币还不能说是对北方政权的经济控制。但宋朝以强大的经济优势，确实是在一种程度上控制了北方政权的国民经济命脉。比如宋王朝的经济制裁可以重创西夏的国民经济，导致物资严重短缺，物价暴涨，财政也因此接近崩溃：“尺布可直数百”，“民间升米百钱”，“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一绢之值八九千钱，（民间）相为‘十不如’谣怨之”。西夏的大臣也承认，“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唯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最后，西夏国主只好遣使求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