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羊正店”楼下有一个说书棚，一群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听一位大胡子说书。说书是宋代兴起的街头文艺演出，构成了宋代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宋朝城市活跃着一个庞大的靠商业性演出为生的艺人群体，被称为“赶趁人”，他们在城市各个热闹的地方表演节目，“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变戏法）、胜花（魔术）、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杂技）、拨盆（杂技）、杂艺、散耍、讴唱、息器（乐器表演）、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
如果要看更专业的文艺演出，可以到瓦舍。瓦舍，又称瓦子、瓦市、瓦肆，是宋代城市的娱乐中心。瓦舍之内，设立勾栏、乐棚，勾栏中日夜表演杂剧及讲史、傀儡戏、影戏、杂技等节目，北宋后期名动一时的娱乐明星如丁仙现、王团子、张七圣等，也会到瓦舍演出。“瓦中又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叫卖旧衣服）、探博（赌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煞是热闹。不管冬夏，无论风雨，瓦舍勾栏天天有演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在这里消遣时光，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 说书
“孙羊正店”的斜对面，是一个撑开大遮阳伞的小摊，挂出一个小招牌，上面写着“香饮子”三字。“香饮子”是什么？就是饮料。宋代的饮料又称为“汤”“熟水”“凉水”，相当于今日的广式凉茶。宋人以喝饮料为时尚，市场上当然有各色饮料出售。《东京梦华录》说，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进”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
你一定会同意，在夏天喝冷饮是很惬意的事情。但你不要以为这是今人才能享受的生活，宋朝人的夏天，也是喝着爽口的冰镇饮料度过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记录了宋人在盛夏时节可以买到的各种冷饮，如“冰雪凉水”“冰雪爽口之物”“雪泡豆儿水”“雪泡缩脾饮”“雪泡梅花酒”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些饮料是加冰的，可以解暑的。
◎ 香饮子
“香饮子”所处之地是汴京闹市中的十字街口，请看这十字街中央，有一名小贩，一手托着一盘小吃，一手提着支架，沿街叫卖，这叫作“盘卖”。汴京的街市上，“盘卖”食品的小贩很常见，你想吃什么，随手招呼，各种小吃美食都有。《东京梦华录》收录有一份“盘卖”的小吃名单：“旋炒银杏、栗子、河北鹅梨、梨条、梨干、梨肉、胶枣、枣圈、桃圈、核桃、肉牙枣、海红嘉庆子、林檎旋乌李、李子旋樱桃、煎西京雪梨、夫梨、甘棠梨、凤栖梨、镇府浊梨、河阴石榴、河阳查子、查条、沙苑榅桲、回马孛萄、西川乳糖、狮子糖、霜蜂儿、橄榄、温柑、绵枨金橘、龙眼、荔枝、召白藕、甘蔗、漉梨、林檎干、枝头干、芭蕉干、人面子、马览子、榛子、榧子、虾具之类”。光看名字就惹人食指大动。而且，这些“盘卖”小吃的商贩，也挺讲究卫生：“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盒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
甚至大冬天与深夜时分，街上都有商贩“盘卖”：“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你别小瞧这种现在看来似乎毫不起眼的“夜市”。在中国社会史上，夜市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唐代及之前，城市实行宵禁制度，不可能有夜市，到了宋代，宵禁之制才被突破，城市中彻夜灯火通明，市民有了夜生活，夜市才可能形成。
◎ 盘卖
《清明上河图》展现的宋朝城市，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酒楼歌馆遍设，招牌幡幌满街，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充满市井生活气息。感谢张择端留下一幅《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在时隔千年之后，仍然可以通过这幅长卷，真切观察一下城市的生动风貌，感受她的如梦繁华。
第二辑 “国民老公”苏东坡
宋朝女子示爱，很奔放！
如果你一直以为宋代女性受“封建礼教”束缚，变得呆板、拘谨、怯弱、缺乏生命力，那么你去翻看宋话本，保准会对宋朝女子向情郞示爱的大胆、奔放感到目瞪口呆。
现在就来看看宋话本中宋朝女子是如何向她的心上人示爱的（我尽量原文照录，为照顾今人的阅读习惯，略作删节及改动个别用词）。
宋话本《碾玉观音》的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女主角璩秀秀出身贫寒家庭，被父亲送到咸安郡王府当绣工。男主角崔宁，是郡王府的碾玉匠。郡王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要将秀秀许配给崔宁：“待秀秀满日（合同期满），把来嫁与你。”众人都撺掇道：“好一对夫妻。”一日，由于郡王府附近发生大火灾，吓得仆人四散，崔宁也带着秀秀跑出府外躲避。话本这么写道——
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沿着河走到石灰桥。
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
崔宁指着前面道：“更行几步，那里便是崔宁住处。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
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
当时崔宁买将酒来，三杯两盏下肚。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郡王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
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
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一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
崔宁又应得喏。
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
崔宁道：“岂敢！”
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叫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
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即火灾）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
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
当夜便做了夫妻。
◎ 宋代刘松年《宫女图》上的女性
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讲的是宋徽宗年间，开封市民周大郎的女儿周胜仙，与樊楼上卖酒的范二郎，在金明池的茶坊中偶遇，二人“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周胜仙会怎么向心仪的范二郎示爱呢？话本写道——
这女孩儿（周胜仙）心里暗暗地喜欢，自思量道：若还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再来哪里去讨？
正思量道：如何着个道理和他说话，问他曾娶妻也不曾。你道好巧，只听得外面水盏响，女孩儿眉头一纵，计上心来，便叫道：“卖水的，倾一盏甜蜜蜜的糖水来。”
卖水的便倾一盏糖水在铜盂儿里，递与那女子。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
范二郎听得，心道：我且听那女子怎么说。
那女孩儿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
这范二郎自思量道：这言语跷蹊，分明是说与我听。
卖水的道：“告小娘子，小人怎敢暗算！”
女孩儿道：“如何不是暗算我？盏子里有根草。”
卖水的道：“也不为利害。”
女孩儿道：“你待算我喉咙。却恨我爹爹不在家里，我爹若在家，与你打官司。”
对面范二郎心道，她递话儿与我，我就不递话儿与她？随即也叫道：“卖水的，倾一盏甜蜜蜜糖水来。”
卖水的便倾一盏糖水在手，递与范二郎。二郎接着盏子，吃一口水，也把盏子望空一丢，大叫起来道：“好好！你这个人真个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谁？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唤作范大郎，我便唤作范二郎，年登一十九岁，未曾吃人暗算。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弹，兼我不曾娶浑家。”
卖水的道：“你是甚意思，说与我知道？指望我与你做媒？你便告到官司，我是卖水，怎敢暗算人！”（这卖水的被人拿来递话儿，自己还蒙在鼓里，好生可怜。）
范二郎道：“你如何不暗算？我的盂儿里，也有一根草叶。”
女孩儿听得，心里好喜欢。此时茶博士入来，推那卖水的出去。女孩儿起身来道：“俺们回去了。”看着那卖水的道：“你敢随我去？”
范二郎思量道：“这话分明是教我随她去。”
女孩儿约莫去得远了，范二郎也出茶坊，远远地望着女孩儿去。只见那女子转步，那范二郎好喜欢，直到女子住处。
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则说宋徽宗时，汴京元宵节放花灯，贵官公子张生到乾明寺看灯，在殿上拾得一条红绡帕子，帕角系着一个香囊，细看帕上，有诗一首：“囊里真香谁见窃，鲛绡滴血染成红。殷勤遗下轻绡意，奴与才郎置袖中。”诗后还有细字一行：“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鸯灯是也。”
张生看后，怦然心动，盼望着来年元宵早些到来。终于挨到第二年正月十四晚，张生候于乾明寺相篮后门，果然见有车一辆，灯挂鸳鸯，护卫甚众。张生惊喜无措，近车吟咏：“何人遗下一红绡，暗遣吟怀意气饶。”话本接着写道——
◎ 宋代徐崇矩《士女扑蝶图》上的女性
车中女子，闻张生吟讽，默念昔日遗香囊之事谐矣。遂启车帘偷窥张生，见张生容貌皎洁，仪度闲雅，愈觉动情。遂令侍女金花者，通达情款。张生亦会意。须臾，香车远去，已失所在。
次夜，张生复伺于旧处。未久，有青盖旧车迤逦而来，更无人从，车前挂只鸳鸯灯。张生见车中人并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女尼。车夫连称：“送师太归院去。”
张生迟疑间，见女尼转手向他打招呼，便尾随入乾明寺。寺中有小轩，已张灯列宴。女尼乃去包丝，绿发堆云，脱僧衣而红裳映月。正是昨晚华车中的女子。
那女子招呼张生坐下来，酒行之后，对张生说：“愿见去年相约之媒。”
张生取出香囊，付少女视之，那少女方笑道：“京辇人物极多，惟君得之，岂非天赐尔我姻缘耶。”
张生说：“当日拾得香囊后，亦曾和诗一首。”又将当日所和诗词取出来。那女子大喜道：“真我夫也。”于是推张生就枕，极尽欢娱。
话本《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也是讲述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北宋时，洛阳有一位才子，姓张名浩，“承祖父之遗业，家藏镪数万，以财豪称于乡里。贵族中有慕其门第者，欲结婚姻；虽媒妁日至，浩正色拒之”。这年春天，张浩与友人同游自家园圃，在园中“太湖石畔，芍药栏边，见一垂鬟女子，年方十五，携一小青衣（小奴婢），倚栏而立。”便上前问询，才知她是邻居李氏之女李莺莺。故事就此展开——
张浩对莺莺说：“敝园荒芜，不足寓目，幸有小馆，欲备淆酒，尽主人接邻里之欢，如何？”
莺莺说道：“妾之此来，本欲见君。若欲开樽（即饮酒），决不敢领。愿无及乱，略诉此情。”
张浩拱手鞠躬，说：“愿闻所谕！”
莺莺说：“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缘家有严亲，礼法所拘，无因与君聚会。今君犹未娶，妾亦垂鬟，若不以丑陋见疏，为通媒妁，使妾异日奉箕帚之末，立祭祀之列，奉侍翁姑，和睦亲族，成两姓之好，无七出之玷，此妾之素心也。不知君心还肯从否？”
张浩闻此言，喜出望外，告诉莺莺：“若得与丽人偕老，平生之乐事足矣！但未知缘分何如耳？”
莺莺说：“两心既坚，缘分自定。君果见许，愿求一物为定，使妾藏之异时，表今日相见之情。”
张浩仓卒中无物表意，遂取系腰紫罗绣带，对莺莺说：“取此以待定议。”
◎ 宋代佚名《四美图》上的女性
莺莺亦取拥项香罗，对张浩说：“请君作诗一篇，亲笔题于罗上，庶几他时可以取信。”
张浩心转喜，呼童取笔砚，指栏中未开牡丹为题，赋诗一绝于香罗之上。
我读宋话本中的爱情故事，总是忍不住为宋朝女子大胆示爱的勇气所折服。谁说从前的女子生性呆板、拘谨、怯弱呢？
（按：传世的宋话本均经元明文人整理编辑，难免有被后人修改、增补、敷衍的成分，但基本情节还是出自宋朝艺人，话本中的人物性格与行事方式，无疑也是宋朝社会真实的反映。审慎将宋话本当史料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国民老公”苏东坡
如果我们将时间拨回到11世纪的中国，找出一名堪称“国民老公”的宋朝男子，他会是谁呢？
相信不少朋友都会说：柳永！柳永！
柳永确实是当时许多女性心目中的大宋男神。《喻世明言》第十二卷记载说，柳永“自恃其才，没有一个人看得入眼，所以缙绅之门，绝不去走；文字之交，也没有人。终日只是穿花街，走柳巷，东京多少名妓，无不敬慕他，以得见为荣。”当时汴京的青楼，传出几句口号：“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其中有三位名妓：陈师师、赵香香、徐冬冬，更是“赔着自己钱财，争养柳七官人”。
不过，柳七官人离“国民老公”的境界还远着。毕竟，争着想结交他的女性基本上都是青楼歌妓，良家女子恐怕都不敢嫁“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风流才子。那时候还有一位男性，如果他不能称“国民老公”，那柳永就更没有资格了。
这个人就是苏轼苏大学士。
妾身非苏郞不嫁
跟柳永一样，苏轼也是颇得青楼歌妓之欢心的。熙宁七年（1074）九月，三十七岁的苏轼被委任为密州太守，他从杭州启程，前往密州赴任，途经苏州阊门，苏州“望云馆”有位歌妓，特意携酒前来送行。我们不知道这位歌妓的名字，但知道她对苏轼非常仰慕，如今意中人要远行，她心中难舍，忍不住泪眼婆娑。临行，苏轼赠她一首《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裛，弹在罗衣，图得见时说。”
但苏轼的女人缘绝不限于青楼，深宫中的皇后、皇太后，也是苏轼的粉丝。大宋民间，更不知有多少良家女子都想嫁苏大学士。有一本宋朝人写的八卦笔记，叫作《瓮牖闲评》，就记录了一桩轶事：元丰年间，“苏东坡谪黄州，邻家一女子甚贤，每夕只在窗下听东坡读书。后其家议亲，女子云：“须得读书如东坡者乃可。”竟无所谐而死。故东坡作《卜算子》以记之。”人们相信，苏轼的这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就是为纪念那位红颜薄命的少女而作。
这桩轶事流传颇广，并衍生出几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记录在另一部八卦笔记《野客丛书》中：“惠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东坡至，喜谓人曰：‘此吾婿也。’每夜闻（东）坡讽咏，则徘徊窗外。（东）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东）坡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坡过海，此议不谐，其女遂卒，葬于沙滩之侧。（东）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怅然为赋此词。”
◎ 故宫南薰殿旧藏之历代圣贤像册中的苏轼画像
在这个版本中，故事的地点改为惠州，女子姓温，是惠州都监的女儿，十六岁了仍不肯嫁人，听说苏轼来惠州，说，嫁人当嫁苏学士。苏轼夜里在书房读书，温氏女则在窗外徘徊。苏轼推窗去看时，她又逾墙逃走。其实此时苏轼已年近六旬，身边也有王朝云相伴，显然跟温氏女不可能再有缘分。但苏轼为人热心，准备给她做媒，介绍一位王姓公子与她相亲，可惜相亲未果，苏轼又被贬至海南。等他从海南回来，温氏女已抑郁而终。天妒红颜，苏轼唯有怅然写诗相吊，所谓“拣尽寒枝不肯栖”，是说温氏女择偶不嫁。“寂寞沙洲冷”，是指她死后葬身之所。
恨不相逢于未嫁
还有一些女子，未嫁时仰慕苏轼，嫁人后仍念念不忘，想来见苏轼一面，以了结情思。很八卦的《瓮牖闲评》载有一事：苏轼在杭州时，一日与友人同游西湖，“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妇人甚佳，见东坡，自叙‘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避罪而来。善弹筝，愿献一曲，辄求一小词，以为终身之荣，可乎？’东坡不能却，援笔而成，与之。”
苏轼赠送给这位多情少妇的诗词，就是这一首《江城子》：“凤凰山希雨初晴。水风情。晚霞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八卦笔记记载的这些风流韵事，很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下面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元祐八年（1093），苏轼被任命为定州太守，时五十六岁。在定州任上，苏轼聘请了一位叫李之仪的年轻人为幕僚。李之仪的夫人名叫胡文柔，是一位很有才情、见识的女子。丈夫每天到苏轼府上办公，胡文柔都要交代说：“子瞻名重一时，读其书，使人有杀身成仁之志。君其善同之邂逅。”苏轼到李家做客，胡文柔每次都躲在屏风后听他与丈夫聊天，待苏轼告辞后，则叹曰：“我尝谓苏子瞻未能脱书生谈士空文游说之蔽，今见其所临不苟，信一代豪杰也！”
◎ 元代赵孟绘《苏东坡小像》
后来两家人来往多了起来。胡文柔与苏轼的侍妾王朝云年纪相仿，又都喜欢诵读佛经，因此成了好朋友。苏轼还戏谑地给胡文柔起了一个法号，叫“法喜上人”。可见两家人过从甚密，相处融洽。不久苏轼又遭贬迁，胡文柔夜连做了一件衣服，送给苏轼，说道：“我一女人，得如此等人知，我复何憾？！”
如今想来，胡文柔对苏轼应该也是怀有仰慕之心，只是已为人妇，这种感情只能深深埋于心底，或者说，已经超越出了男女之情，升华为对亲人的关爱。后来胡文柔不幸病逝，丈夫李之仪将妻子与苏轼的交往，都写进他的文集《姑溪集》。
更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许多男子也很仰慕苏大学士呢。苏轼名动天下，粉丝也遍布天下，其中最奇葩的一名苏粉，大约要数章元弼。据一本宋人笔记《师友谈记》的记载：“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
这个章元弼，慕苏轼之名，对苏氏作品爱不释手，结果冷落了美丽的娇妻陈氏。本来章元弼就长得丑，已经让妻子陈氏很不满意，现在陈氏更受不了了，便提出了离婚。而章元弼说起这件事，还沾沾自喜，经常跟朋友吹嘘说：“因为我废寝忘食读苏先生的书，冷落了妻子，她才跟我离的婚。”这让我怀疑他对苏轼是不是有某种特别的情愫。
苏轼一生并不得意，仕途坎坷，以致他多次感叹说，我们摩羯座就是命运多蹇。既不是帅哥，也没多少钱财。但他多才多艺，琴棋诗画皆精通；也有学问，开创蜀学；能谈星座，还做得一手好菜；又懂工程设计，广州最早的自来水供水系统即出自他的设计；他生性幽默、乐天，即使在人生最失意落魄的时候，也能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又有着菩萨心肠，一手创办过孤儿基金“救儿会”、福利医院“安乐坊”，至今杭州与惠州还有他整修的苏堤。
他又是一位深情的男人，妻子王弗病逝，他在她坟前手植三万棵松柏，十年后梦见王弗，还是旧时模样，醒来写了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悼亡词中的千古绝唱，相比之下，柳永词中表现出来的小伤感，显得太轻飘飘了。苏轼每有新词出，必天下传诵，这首《江城子》在传播过程中，不知深深打动了多少闺中女子柔弱的心。如此深情的男人如果还不值得寄托终身，那世上还有什么男人值得嫁呢？
宋朝医生告诉你如何“坐月子”
“坐月子”的民间习俗，经过“中国婆婆”的倾情演绎，如今差不多已成了一种奇葩式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躺着中枪。中国婆婆认为坐月子是千百年前先人的智慧结晶。而反对坐月子的科普派则毫不客气将坐月子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某位科普作家就发表过文章《“坐月子”是种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陋习》，直斥坐月子的习俗“与现代医学格格不入，恰恰是对着来的”。
还有人言之凿凿地提出，坐月子的习惯源于宋代——于是宋朝也躺着中枪——大概是因为南宋出版了一部妇产科专著《妇人良方大全》，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坐月门”，专门介绍了孕妇“坐月”的方法。但是，《妇人良方大全》中的“坐月”，跟我们今天熟知的“坐月子”，完全是两码事。
◎ 宋代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卷》局部
宋朝医生说的“坐月”，其实就是“临月”“临产”的意思。换成现代的医学名词，叫作“围产期”。《妇人良方大全》的“坐月门”，说的便是孕妇围产期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出现病症当如何用药。《妇人良方大全》也讨论了产妇产后的护理、保健与治疗，不过不是放在“坐月门”，而是放在“产后门”，换成现代的说法，是“产褥期”。可见宋朝时，医学界并无什么“坐月子”的说法。
围产期注意事项
那么宋朝的医生会告诉你如何“坐月”（围产期注意事项）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妇人良方大全》。这部医书的编著者叫陈自明，是南宋的医学家，出身于医学世家。他在担任建康明道书院的医学教授时，因为深感“医之术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而难”，决心编撰一部妇产科专著。于是便有了这部嘉熙年间出版的《妇人良方大全》，其中产科部分的内容有五个门：胎教门、妊娠门、坐月门、产难门、产后门。
◎ 宋代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卷》局部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妇人良方大全》中有许多说法是荒诞不经的，比如书中介绍了一则转女为男的法子：“妊娠三月以前，取雄鸡尾尖上长毛三茎，潜安妇人卧席下，勿令知之。验”。还特别标明很“灵验”。不过，杨大夫对孕妇围产期的建议却是非常合乎科学精神：“凡妇人妊娠之后以至临月，脏腑壅塞，关节不利，切不可多睡，须时时行步。不宜食黏硬难化之物，不可多饮酒，不可乱服汤药，亦不可妄行针灸。须宽神，减思虑，不得负重或登高涉险。”今天的产科医生也会这样建议孕妇嘛：不要成天睡大觉，要适量运动；不要吃难以消化的食物；不要乱服药；不要干重活；不可多愁善感，要宽心。
今人生孩子通常都上医院，宋人没有这个条件，都是在家分娩，请接生婆接生。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但陈大夫提醒说，分娩所用的床帐茵蓐要时常消毒，使之洁净。接生婆要“预择年高历练”之人，因为在古代，接生孩子靠的就是经验，“年高历练”的接生婆无疑经验更丰富，因而也更可靠。
陈大夫又说，孕妇“既觉欲产，不得喧哄；人力杂乱，大小怆惶，惊动产妇”。而分娩之时，“务要产妇用力”，因此，“如觉心中烦闷，可取白蜜一匙，用新汲水调下。或觉饥，即吃软饭或粥少许亦须预备，勿令饥渴，恐产妇无力困乏也。若不饥渴，亦不须强食。”听听，是不是很有道理？你让今日的医生给临盆的产妇提建议，大约也不外如此吧。
陈大夫还细心地提醒：妊妇“坐月”之后，要记得贴“产图”。什么叫作“产图”呢？跟符咒差不多，上面画有“雷公、招摇、运鬼力士、天狗、轩辕、大时、咸池、丰隆、吴时、白虎、大夫、天候、狂虎，凡此十三神”，又“以朱书某月某日”，贴于产房某个方位。你也许会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封建迷信”，但且慢取笑，换个角度来看，这些贴在产房中的产图，显然可以给予产妇一种心理暗示，让她们相信自己时刻受到神明的保佑，从而获得某种精神力量与内心安宁。今天有些准妈妈进产房时，也会在心里默默祈祷“上帝保佑”，道理也是一样的嘛。
产褥期饮食与护理
妇人分娩之后，便进入产褥期，也即后来所谓“坐月子”的时段。宋朝时，尚无“坐月子”的讲法，但产褥期的护理是需要的，在宋代医学中，这个产褥期护理被划入“产后门”。今天婆婆们讲究的“坐月子”陋习，既要“捂”，又有各种“忌口”，还要求卧床一个月，不知起于何时，应该是民间小传统，实在不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主张。
那么宋朝医生会给产褥期的女性提出哪些护理建议呢？看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里面有些提议确实匪夷所思，如“新产后不问腹痛不痛，有病无病，以童子小便以酒和半盏温服”。产妇要服童子尿，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希望学中医的朋友教我。以我现在的知识层次，实在是理解不了。
不过，陈大夫后面的建议就颇有几分科学精神了：“一腊之后，方可少进醇酒并些小盐味。一法才产不得与酒，缘酒引血迸入四肢，兼产母脏腑方虚，不禁酒力，热酒入腹，必致昏闷。七日后少进些酒，不可多饮。”这里有个名词要解释一下：腊，这是宋人记录产后时间的单位，据《梦梁录》，“七日名‘一腊’，十四日谓之‘二腊’，二十一日名曰‘三腊’”。陈大夫建议，产妇分娩后的七日内不可饮酒，七日后才可少饮。以前的酒一般都是糯米酒，酒精度很低，人们相信，饮用少量的糯米酒有利于行血补气。今天客家人坐月子，还保留着食用糯米酒炖鸡的习俗。另外，现代科学认为产妇饮食应当少盐，宋朝的陈大夫也是这么主张的。
按有些地方的婆婆的说法，坐月子有着五花八门的饮食禁忌，鸡鸭鱼肉都是“发物”，不能吃。但宋朝医生告诉你，没这回事儿，“一腊之后，恐吃物无味，可烂煮羊肉或雌鸡汁，略用滋味，做粥饮之。或吃烂煮猪蹄肉，不可过多。今江浙间产妇多吃熟鸡子，亦补益，亦风俗也”。鸡鸭鱼肉都可以放心吃，只是不可饮食过量，因为“凡吃物过多，恐成积滞”。
有些地方的婆婆们还会要求坐月子的媳妇不可下床，要躺一个月。但宋朝医生告诉你，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只是不宜“强起离床行动、久坐或做针线，用力工巧”。适宜的活动是可以的。婆婆们又说了，坐月子不能洗澡、洗头，甚至不能刷牙。宋朝医生确实反对产妇“不避风寒，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但我们应该明白当时的生活背景，古时候没有淋浴的花洒，没有消毒的自来水，没有供暖设施，没有电吹风，古人又都是长发及腰（这一头湿漉漉的秀发该如何弄干它，想想头都大），如果不避风寒洗澡洗头，极容易受冷着凉、感染病菌。这种情况下，提倡产妇尽量不要“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无疑是对的。错的是今日的一些婆婆，不识变通，不知与时俱进。
西方人其实也很重视产褥期护理，并特别强调要注意产妇的产后抑郁症。这方面宋朝医生也关注到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产后抑郁症”的说法，不过，陈大夫说，产妇“产后气血大伤，心神易浮，不耐惊恐忧悲，宜多加防护，静心休养”，“若未盈月，不宜多语、喜笑、惊恐、忧惶、哭泣、思虑、恚怒”，“又不得夜间独处，缘去血心虚，恐有惊悸”。换言之，陈大夫提醒产妇的家人要密切留意新妈妈情绪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与关怀她们，帮助她们放松心情，舒缓焦虑。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宋朝医生对于产褥期护理的建议，比今天许多婆婆坚持的那一套都要靠谱得多。有些婆婆的那一套确实需要改改了，而反对坐月子习俗的科普派，也不要因为民间的一些陋俗而将古人与传统想象的那么不堪。
（本文的写作从微博网友“就不胖”先生的文章《聊聊坐月子》获得启迪。在此致以谢意。）
为培养子女的才艺，宋朝人也是蛮拼的
不要以为只有今天的家长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古人其实也一样。比如说宋朝吧，即使是收入微薄的穷人，也会从日常开支中挪出一点学费，供子女上学，有北宋大学者富弼的话为证：“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京城有的人家，孩子才几岁大，父母就教他曲艺。有个小男孩，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时，听到音乐响起，便能捻手指按节拍，不管多难的曲子，从未出错，“都市观者如堵，教坊伶人皆称其妙”。这孩子既有音乐天分，家长又因材施教，便熟能生巧，“盖宿习也”。
也不要以为宋朝只有男孩子才有权利入学读书，很多人家也很重视对女儿的培养。宋人魏泰说：“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女子能吟诗作词，当然表明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这里头最著名的就是“文艺女神”李清照了。李清照父亲是北宋名臣李格非，受知于苏轼；母亲王氏为宰相王珪之女，可谓是典型的书香世家。李清照从小就接受优越的艺术熏陶与文化教育，难怪她博学多才，不但诗词写得好，对金石书画也颇有研究，而且还是一位茶艺高手。
南宋前期还有一位才女，自号“惠斋居士”，人们说她是“李清照第二”。她是尚书胡元功的女儿，名唤胡惠斋，自幼“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于琴弈写竹等艺尤精”。总而言之，琴棋书画，样样皆精。后胡小姐嫁给了士大夫黄子由。
从这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宋朝女子接受的教育，除了一般的品德与文化课程之外，琴棋书画等才艺教育也很重要，此外还有茶艺、厨艺等技术教育。宋朝人之所以比较注意对女儿的培养，是因为那时候人们认为，女孩子也应当知书识礼，有文化教养，不要粗鄙无文。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要到明朝时才出现，宋朝人还没有这样的偏见。
一般人家也相信，将女儿培养好了，女儿长大了也容易找到一个好夫婿。宋朝才女王琼奴，常山人，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童氏带着琼奴改嫁富翁沈必贵。沈必贵膝下无子，对琼奴视同己出，宠爱有加，给女儿聘请了最好的老师，给予她最好的教育。琼奴十四岁时，“雅善歌词，兼通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备，近远争求纳聘焉”。不用上“非诚勿扰”节目，远近好人家都争着托媒人上门求亲。
◎ 宋代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卷》局部
琼奴的继父毕竟是富翁，有经济条件培养女儿。宋朝还有一个小名叫作英奴的女子，出身卑贱，出生于英州（今广东英德），后来父亲去世，随母流落于潭州（今长沙）。才八岁大，母亲又撒手而去，寄养在竹器匠张文家。一日，官妓丁婉卿路过张家，见英奴貌美而聪慧，便想收养为女儿，好好培养她，日后就是一位大明星了。——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先说明一下，宋朝的官妓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妓女，而是歌伎，相当于今天的女歌星。
丁婉卿便请张文吃饭，也不谈收养英奴的事，几日后又送来一笔钱给张家。张文跟丁婉卿说：“我是穷苦人家，市井小工，受您大礼，无以为报。您有什么事，请直说。愿尽愚图报，少答厚意。”丁婉卿说：“我爱英奴容色，如果你愿意让我领养她，不但今日有重酬，异日亦获厚利。”就这样，丁婉卿将英奴领走了。
此时英奴十岁，已经懂事，知道丁婉卿想培养她当歌星，但她心里十万个不愿意，因为宋朝的歌伎虽非后世妓女，但社会地位并不高，这点不像今日的女明星。所以成天大哭：“我孤苦一身，流落万里，势力微弱，年龄幼小。无人怜救，不得从良人。”不过丁婉卿对她很好，“若慈母之待婴儿”，不但给她锦衣玉食，还教她音律、书画、诗词诸般才艺。
到英奴及笄之年，已是大美人一个，“肌清骨秀，发绀眸长，荑手纤纤，宫腰搦搦，独步于一时”。她又生性敏慧，“解音律，尤工诗笔”，所以潭州的社会名流举办宴会，都要派人用宝马香车来请她过去唱歌。酬劳之丰厚，自不待言。
英奴因生父姓谭，便取艺名“谭意歌”，看这名字，就可以想见其才情。一次意歌在名流聚会上认识了潭州茶官张正字，一见倾心，私定终身。其间经历过一番悲欢离合，最后两人又重逢于潭州，有情人终成眷属。张正字纳彩问名，礼聘意歌，婚后带着她赴任京师，公主与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意歌“治闺门，深有礼法，处亲族皆有恩意，内外和睦，家道已成”。后意歌“生一子，以进士登科，终身为命妇。夫妇偕老，子孙繁茂”。
谭意歌有幸福的人生归宿，应感谢养母丁婉卿对她的悉心栽培。若无丁婉卿教她才艺，带她进入社会名流的社交圈，她便没有机会结识夫君张正字。
◎ 宋代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卷》局部
也有一些人家，之所以尽心要将女儿培养成才，是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够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帮着养家。南宋时浙江一带，有一种比较奇特的风气：寻常市民若生了男孩子，都不怎么高兴；要是生了女孩子，则视为掌上明珠，倍加呵护，“随其姿质教以艺业”，如棋道、琴艺、歌舞、茶道、书画、服装设计、厨艺。女儿长大后，便可以凭着一身出色的才艺，有机会被官宦之家或大户人家雇佣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这些名目，都是当时比较风光的职业，收入很高。其中厨娘排在下等，但尽管如此，厨娘雍容华贵的气势，也绝非寻常人家可比。
曾有一位太守，休假在家，想起京都厨娘“调羹极可口”，便托朋友在京城物色一名厨娘。未几，朋友找到一厨娘，“其人年可二十余，近回自府第，有容艺，能书算”。几天后，这厨娘到了，但在距城五里的地方停下来，遣脚夫送来一封告帖，“乃其亲笔也，字画端楷，历序‘庆幸，即日伏侍左右’，末‘乞以四轿接取，庶成体面’。辞甚委曲，殆非庸女子可及”。太守不敢怠慢，派了一顶轿子前往迎接，“及入门，容止循雅，翠袄红裙，参视左右，乃退。”这样的厨娘，连太守都深深折服。难怪江浙人家都想生个女儿好好培养。
宋朝社会涌现了很多出色的女词人、女画家、女医师、女茶艺师、厨娘，还有一些女童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这跟宋朝人家比较注意培养女儿的才艺与文化知识是息息相关的。
第三辑 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
宋朝的节育习俗与社会抚养费
节育
可能许多人都会认为，由于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热衷于生育。
抛开这种逆向种族歧视不提，即便将“中国人热衷于生育”当成一个不含价值偏见的事实性判断，这也是一个误判。因为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人的生育率都低于西方社会。目前所有的华人社会——包括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大陆、鼓励生育的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仅有0.9至1.2，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与韩国，生育率也都非常低。
历史学家对古代人口与生育的研究，也可以驳正人们一直以为中国人热爱生育的错判。近代之前，在西方社会，一名已婚妇女平均会生育10个孩子。而根据程民生先生的评估，在中国宋代，北方家庭平均每户约生养6.20个子女，南方家庭的子女数目还要更少一些，平均只有5.38人。显然，宋代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
因为宋朝人的生育能力不如中世纪西方人吗？不是的。这是因为从宋代开始，中国社会的育龄夫妇已经有意识地控制生育，自觉使用了节育手段。研究经济史的李伯重教授提出，宋元明清时期，生育控制在中国一些地方逐渐普及，成为这些地方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别是江浙地区，民间社会出现了普遍性的节育意识与多样化的节育技术。节育方法的广泛应用，导致南宋以降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速发生“明显下降”：江南的八府一州，“7世纪中叶约有10.3万户，12世纪末叶则有102.1万户，5个世纪内增加了9倍；而13世纪初，江南人口约有800万，到19世纪中叶，则为3600万，即6个世纪中只增加3倍。”（参见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按李伯重先生的研究，宋人使用的节育方法包括利用药物或其他手段避孕、人工流产与实现绝育。宋代的医生已经明白多种药物可以致使孕妇流产，北宋末刻印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收录了五六十种堕胎药，其中多种经现代药理实验，已证实确实具有致流产的药效。南宋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还专门列出“断产方”，并称：“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这个记载显示，宋朝人不但掌握了流产的药方，对民间的人工流产需求也能够给予正视，尽管“人流”被认为不合“天地大德”。
《妇人良方大全》还记载了一个避孕药方：“四物汤，每服五钱，加芸苔子二撮，于经行后，空心温服。”此外，宋代有一些医书也收录有一些“断子方”，称服用后“月经即行，终身绝子”“永断孕，不伤人”云云。成书于南宋的《针灸资生经》则介绍了运用针灸“绝孕”“绝子”的方法。
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这些药方与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我们不应该高估。但是，从节育方法在宋代医书广泛记载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确信，宋朝平民显然已经在有意识地尝试控制生育，至少有一部分宋人并不愿意自然地生儿育女。
由于当时的避孕与“人流”技术毕竟滞后于民间高涨的节育意识，宋代社会还存在一种非常残忍的控制生育方式：溺婴。如江南东路，“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溺婴之风尤盛，“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宋人用“不举子”的概念来陈述溺婴、杀婴的野蛮陋俗。
许多人都以为，溺婴是因为贫穷。但宋代的“不举子”现象却表明，贫穷并不是民间生子不举的唯一原因（当然贫困确实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宋代东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但溺婴之风更盛；不少富有的家庭也是“不过二子一女”而已。今天我们都知道，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其实会激发与强化人们的节育观念。南宋民间生育控制行为的流行，可能跟城市化与商业化的加速有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