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市调控
房子不仅是开发商与政府的摇钱树，更是居民生存于社会必不可少的容身之所，因此，宋政府也不敢放任房价一再飙升，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少不了的——尽管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极不可取。
今人见识到的“限购”政策，其实宋朝政府已经在使用了。宋真宗咸平年间，朝廷申明一条禁约：“禁内外臣市官田宅。”即不准中央及地方官员购买政府出让的公屋。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因为宋政府希望将申购公屋的机会留给一般平民。
宋仁宗天圣七年，宋政府又出台“第二套房限购”政策：“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在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产之外，禁止在京师购置第二套房。至于平民是不是也受“限购令”的约束，史料没有说明。想来这次“第二套房限购”，应该只针对在京的高官。
由于两宋时期大城市的房屋自住率不高，“租房族”数目庞大，宋政府将房市调控的重点放在房屋租赁价格上，时常发布法令蠲免或减免房租：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月，“诏：以雪寒，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大中祥符七年（1014）二月，又诏令“贫民住官舍者，遇冬至、寒食，免僦直三日”。这里的“官舍”，就是“店宅务”经营的公屋。这些公屋某种程度上具有“廉租房”的性质，租住者又多为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因而，宋政府在极端天气时节（雪寒）或重要节日免除租户数日房租，合情合理。
不过，有时候，宋政府也会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与公屋一起减免租金，如北宋至和元年（1054）二月，仁宗“诏天下州县自今遇大雨雪，委长吏详酌放官私房钱三日，岁毋得过三次”。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高宗“诏免京城公私房廊一月”，廿一年（1151）二月，又“诏行在（杭州）官私僦舍钱并减半”。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政府明令私人出租屋减租，无疑是不尊重市场定价与私有产权的表现。但在当时，这一政策也有它的合理性：那些当包租公的，通常都是形势户，非富即贵；而蜗居于出租屋的则多为弱势群体，出于“利益的衡平”考虑，让形势户减收一点租金，似乎也不特别过分。
当然这里有一个“度”需要政府把握好，偶尔蠲免几天房租那情有可原，如果经常性要求业主这么做，则势必受到业主的抵制、市场的报复。南宋末有一位叫作胡太初的官员，就对政府频繁降低房租的做法提出非议：“不知僦金既已折阅，谁肯以屋予人？积至塌坏倾摧，不复整葺，而民益无屋可居矣。是盖不知贫富相资之义者也。”意思是说，官府老是要求业主将租金打折，那今后谁还愿意将房屋租给别人居住？就算租出去，房屋坏了，业主也必不愿意掏钱修葺，最后租户将“无屋可居”。官府的做法看似是恤民，其实是不知道“贫富相资”的道理。
宋朝毕竟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时代，人们对市场的定价机制并不陌生，如叶适认为，“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对富人的财产权，宋人也明确提出要给予保护，如苏辙痛骂王安石：“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所以才有明白人站出来非议政府的减租政策，强调“贫富相资”的道理。
宋朝为什么要叫停“不动产登记”？
吕惠卿的“手实法”
北宋朝廷曾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过一次“不动产登记”，时为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七月。此时新党领导的变法已经呈露出危机，王安石在这一年的四月被罢去相位，离任之前他提请神宗皇帝任命变法派的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正是在吕惠卿的推动下，朝廷下诏启动全民“不动产登记”——“手实法”。
按照吕惠卿的设计，这次“不动产登记”的程序如下：
首先，“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即由政府统一印制好“不动产登记”的标准格式，贴出来公告于民，要求民众按照格式自行填报自家的财产，包括名下房产的间数及性质（自住还是出租），田产的亩数及性质（自耕还是招佃），这些田宅折算成货币值多少贯。为方便折算，宋朝根据该地最近若干年内的田宅交易价格取一个中位数，作为估价的标准。由于各户财产由户主自行填报，因此吕氏“手实法”又称“自实法”。
为了照顾自耕农的利益，宋朝又规定，在评估各户财产数目时，凡出租生利的田宅按足额计算，而自住房与自耕地的估值只计市场价的五分之一。打个比方，假设我和你在乡下都有平房3间、田地50亩，我的田宅都是自用，你因为搬到了城里，则将乡下的田宅都租了出去；再假设按市场交易价中位数，每间房屋值50贯，每亩田值20贯，那么在登记不动产时，你的财产将记为1150贯，我的财产则记为230贯——这个财产估价，将决定我和你要承担的不同税负。
然后，各户将填写完毕的财产清单上交到县衙门，“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县衙门接收后统一登记造册，并按照居民的财产多寡，将居民划入不同户等。通常乡村户分五等，一、二等户为上户，三等户为中户，四、五等户为下户。坊郭户（城市户）分十等，前五等为上户，后五等为下户。这不是歧视，而是分配税额的依据。
然后，“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众示两月，使悉知之”，即县衙根据户等划定各户的税额，不同户等所承担的税额是不同的，原则上，上户承担更多的税额，下户不用缴税或者缴纳较少的税。各户的税额都标明其钱数，公示两个月。
◎ 宋代佚名《耕获图》
可以想象，出于逃税的目的，肯定有一部分居民在登记不动产时会隐瞒财产。对此吕惠卿已考虑好对策：鼓励民众相互监督、检举，“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你若发现亲邻隐瞒不动产，家有五套房却登记成三套房，那么欢迎你到官府那里举报，一旦查实，官府即没收隐匿的财产，并将三分之一奖励给你。
“手实法”的不良效应
吕惠卿推动的这次全民“不动产登记”，是宋朝推行“免役法”的配置工程。中国在唐宋之际，赋役制度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迁——从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从人身税（役）向货币税转化。必须承认，这是历史发展与文明演进的体现。宋朝的正税，已经基本上跟人丁脱钩，改为按财产多寡分配税额；宋朝的役，也正在转化为货币税的形式，此即熙宁变法中的“免役法”：国家不再强制性征调人户服差役，而是由人户向官府纳钱，官府再用这笔钱雇佣愿意出力的人充役。
免役钱的分配，跟居民财产挂钩。按“免役法”的设计，乡村户的一、二、三、四等户与坊郭户的前五等户，将按其户等承担不同份额的免役钱；乡村五等户与城市六等户以下免予纳钱。因此，启动全国性的“不动产登记”便显得极为必要，事关“免役法”能否公平地推行下去。
但是，吕惠卿的“手实法”甫一出台，便引发强大争议。变法派当然举手拥护，如王安石的支持者蒲宗孟就对“手实法”大加赞美：“近制，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但保守法以及另外一些变法派官员则极力批评“手实法”，知密州的苏轼甚至抵制“手实法”在密州的推行。
在反对者看来，“手实法”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许人纠告”的环节上。谏官范百禄质疑说，“造簿手实，告匿有赏，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不如法意，至于骚动。人户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盖谓使人自占，必不尽数供通；而明许告言，则家家有告讦，人人有仇怨，礼义廉耻，何可得哉？”
苏轼给宰相韩绛写了一封信，直陈“手实法”不可推行：“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夫告讦之人，未有非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变法派干将之一、御史中丞邓绾也上书反对“手实法”，称吕惠卿这么蛮干，“徒使嚣讼者趋赏报怨而公相告讦，畏怯者守死忍饿而不敢为生，其为法未善可知矣”。
总之，这些宋朝士大夫认为，一项立法若具有激发人性之恶的负面效应，则是恶法无疑。“手实法”尽管可以纠正民众隐匿财产之弊，但鼓励告密，必会败坏人心，破坏公序良俗，即使国家能多收些税金，也是得不偿失。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推行“手实法”的地方，果然出现官吏扰民、奸人告讦之风。
但是，如果宋朝廷不“许人纠告”，则又无法及时发现民众隐瞒财产的行为，进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一部分居民逃税漏税。在当时来说，这是技术上的两难，就看政府如何取舍了，是以多征收若干税为重，还是以维护社会良俗为重。
◎ 宋代佚名《耕织图》
宋神宗最终选择了后者——在朝野上下强烈反对“手实法”的舆论中，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神宗皇帝罢去吕惠卿参知政事之职，并下诏：“闻东南推行手实簿法，公私烦扰，其速令权罢。”吕惠卿推动的全民“不动产登记”制，大约只维持了一年时间，便被朝廷叫停。这也意味着宋朝廷宁愿容忍治下的民众隐匿财产、逃避赋税。
另一项“不动产登记”
吕惠卿的“手实法”是一项积极的“不动产登记”制：要求全国每一户都必须向官府申报财产，登记造册。如前所述，这一“不动产登记”制最后被叫停了。不过宋朝还有另外一项相对消极的“不动产登记”制，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那就是田宅产权流转过程中的登记制。
宋代是一个允许土地与房屋产权自由交易的时代，田宅的换手率非常频繁，以至有“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之说。而交易时所订立的契书，便是田宅产权的凭证，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一旦发生产权纠纷，闹上法庭，法官通常都是按照契书作出仲裁，“交易有争，官府定夺，止凭契约”。
宋初，田宅契书并无标准化的格式，全由交易双方随意书写，因此，难免出现大量不规范、不明晰的田契、房契，频频引发产权纠纷。针对这一情况，太平兴国七年（982），开封府的司录参军事（法官）赵孚向朝廷提了一个建议：“庄宅多有争诉，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说界至则全无丈尺，昧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请下两京及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觽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法。”即建议官府知会各地的房地产交易中介（庄宅行人），订立田宅交易的格式合同，作为标准的交易契约文本。宋太宗采纳了赵孚的建议，在田宅交易中推行标准化合同。
但是，田宅交易普遍采用标准化合同之后，还是会出现产权争议与法律纠纷，因为当时的标准化合同为一式两份，年深日久，有些人难免会不慎遗失了契书，又有些贪婪的人会故意隐没契约，或者干脆伪造契约，妄告他人侵占田宅。于是在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开封府又向朝廷提建议：“今请晓示人户，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朝廷批准了开封府的提议。自此，宋朝的田宅交易契约必须一式四份，交易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留在商税院，作为缴纳田宅交易税的凭证，还有一份上交县府，由县府登记造册存档。
这份由县政府造册存档的田宅交易契书，叫作“砧基簿”，相当于不动产登记档案。今后交易双方若发生产权纠纷，法庭只要调来“砧基簿”，便可判断争议产权的归属。契书很容易伪造，“砧基簿”保存在政府的档案室中，要造假就非常困难——除非你将政府买通，配合你造假。并不是说这完全不可能，但伪造的成本无疑非常大，大到没必要造假。
宋朝之所以坚持在田宅交易中推广“砧基簿”，固然有保障征收到交易税的考虑——按宋朝法制，所有的田宅交易都必须完税，税率为“每千输四十”，即4%；完税之后，由官方在契书上加盖红印，称为“赤契”。只有赤契才具有法律效力，民间为避税而私自订立的田宅交易契约，叫作“白契”，白契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显然，只有完税后的赤契，才能够录入“砧基簿”。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宋朝推行“砧基簿”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基于合法交易的田宅产权，防止不法之徒伪造契书侵占他人田宅。
相比之吕惠卿的“手实法”，“砧基簿”显然比较消极，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民间田宅交易者的自愿——也就是说，如果交易者出于避税考虑，宁愿签订白契，政府一般是没有办法的。尽管官府也在想办法打击白契，但只要交易者不企图在出现产权纠纷时寻求法律仲裁，官府便无法确知他们的交易是违规的。今天的“小产权房”之所以能够进行私下的交易，个中道理也一样。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宋朝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管是被叫停的“手实法”，还是一直施行的“砧基簿”，其实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但朝廷推动“不动产登记”到底是为了保障征税，还是为了保护产权，则关系到这套制度将获得支持，还是会受到抵制。保障税收与保护产权当然并非必然冲突，不过，如果要说哪一个需要优先考虑，无疑应当是产权保护。这也是宋朝“不动产登记”留给后人的启示。
重商的宋朝气象与轻商的洪武型体制
黄仁宇先生这么描述宋王朝：“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而当他将目光投向明朝时，则认为，朱元璋创立的“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发展。
大体上，我是认同这一判断的。宋朝廷给我的印象，就如地中海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经济政策的目标仿佛只有一个：如何从市场中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而朱元璋则像是一名中世纪的族长，更希望将全国建成一个安宁的大农村，没有一个人游手好闲，大家都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于是我们看到，在多项政策上，宋朝与朱元璋都表现出大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比如对于采矿，宋朝仿佛有一种近乎资本家的热情，因为挖出来的铜矿、银矿、金矿，全都是赤裸裸的非常诱人的钱哪。为寻找到更多的矿脉，宋朝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宋代的矿场数以万计，“监务矿井，殆几万计”，许多地方出现“矿石云涌，炉炭之焰，未之有熄”的盛况。
而明王朝立国者朱元璋显然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矿业经济的兴趣。曾有官员上书请求设立官营炼铁工场，朱元璋说：“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将上书人杖责，流放海岛。
又如，宋朝极看重海外贸易，因为“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历代中原王朝均重视朝贡制度，以“万国衣冠拜冕旒”为荣，但宋朝却悄然抑制诸蕃国的朝贡，同时鼓励民间的海上贸易。宋时沿海多个城市，都是因海外贸易而繁华，如泉州，无疑是13世纪世界上最繁荣的港口城市之一。有一首宋诗这么描绘南宋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与唐人诗句“万国衣冠拜冕旒”，恰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
后来的朱元璋显然更希望重现“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盛况，而对“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海上贸易则毫无兴趣。他建立明王朝之后，立即扭转了宋元以来开放的港口开放制度，厉行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与此同时，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却重获重视，外国非入贡不准互市，原先主管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
北宋纸币——交子
宋朝的重商与洪武型体制的轻商，自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后果。首先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宋代的工商税与征榷收入比重超过70%，而明中叶，田赋占全部赋税的75%。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政策影响，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市场工具的创新上。比如出于激励开矿、使更多的矿场得到开发的考虑，宋朝会为采矿的商人提供贷款，矿冶户若无本钱，可向官府预借启动资金，包括灯油这样的采矿用品，等到炼出矿产品，再归还政府本钱，以后的利润则归矿冶户所有。
后来宋官府觉得矿冶户获利太大，又提出利润分成，这样，作为出资人的官府与矿冶户之间，结成了新型的股份关系，或者说，官府这时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贷款方，而是相当于风险投资人了。这样的商业制度，在当时无疑非常先进。
其实也不必惊讶。在国家重商政策激发的商业化进程中，自然会发展出越来越丰富的市场工具与商业制度，信用货币、有价证券、远期合同、信用结算、金融组织、广告商标、信托投资、交易中介、物价反馈等市场机制全都在宋代产生，岂是无因？
这是国家重商政策触发的连锁反应。道理很简单：为了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朝势必要将注意力从总额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之上；而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官府又势必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宋朝又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而为了便于长途贸易、大宗贸易的进行，官府又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建立金融网络（总不能让商人带着一船铜钱从江南驶到开封去做生意吧）；为保证纸币的信用，宋朝又发展出一套“称提之术”（指朝廷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作“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作“提”）；为鼓励贸易，官府又需要完善民商法，以保护交易者的产权、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这一重商政策激发出来的连锁反应，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一些朋友也许会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完全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从历史来看，不管是近代西欧国家，还是明治时期的日本、晚清时的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许多人将“重商主义”理解成国家对贸易顺差的追求，这无疑太狭窄了）为先导，给近代化的启动提供第一推动力。当然，我必须申明，这样的判断只适用于近代化启动之时，当市场在重商主义的触发下而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应当从大商人的角色转为守夜人的角色。
还是来跟“洪武型体制”比较吧。朱元璋一再申明采矿“损于民者多，不可开”，甚至将建议开矿的上书人流放海岛，这一切都显示了朱皇帝对于农业与民生的关心。然而，我们以历史的目光来看，这种对商业税的淡然，不过是明王朝财政紧缩的“脉脉温情”而已，意味着朝廷对开拓市场与发展商业无丝毫动力。明王朝要到中晚期时，随着社会逐渐摆脱了“洪武型体制”的束缚，才出现了商业复兴，乃至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六辑 宋朝如何应对“高考移民”？
花木兰为什么一定要替父从军？
“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即使没有读过《木兰辞》的年轻人，大概也应该看过《花木兰》的电影。还有许多人都坚持认为，花木兰就是一位民族英雄。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花木兰这么一个人呢？许多研究者都相信，确有花木兰其人，并考证出花木兰为北朝女性，很可能是北魏的鲜卑族人，因为“木兰”就是一个鲜卑姓氏（花木兰并不姓花，花字明显是后人加上的）；而《木兰辞》中有“可汗大点兵”句，“可汗”即为北魏皇帝的称呼。
那花木兰到底有哪些可歌可泣的历史功绩，让她成了民族英雄？好像也没有。她只是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而已。说她有孝心、勇敢，都没问题，但离“民族英雄”还是有一段距离吧？
不过我并不准备跟你争辩花木兰是不是民族英雄。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我更愿意跟你分享一些知识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花木兰非得要代父从军？如果你读过北朝民歌《木兰辞》，就会知道那是因为“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北魏皇帝（可汗）发下征兵令，花木兰父亲名列其中，必须应征。
但花木兰父亲年岁已大，又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如何是好？显然，可汗的这次大点兵，已经给木兰一家子带来了愁苦，所以《木兰辞》开篇写道：“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花木兰想必辗转难眠，思量了一夜，才终于想到了对策，下定了决心，“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那么你会不会问道：既然“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北魏政府又为什么非要木兰家派丁入伍呢？木兰家不应召从军不行吗？不行。因为北魏实行的是府兵制。所谓府兵制，就是朝廷将一部分民户划为“府户”（军户），免其“租调”（人口税），但军户必须世世代代服兵役，当朝廷需要士兵上战场时，每户要出一名男丁应召出征。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不可以逃役。花木兰家无疑被划为军户，列入了军籍，所以可汗的“军帖”上才“卷卷有爷名”。军令传下来，花木兰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让老父亲上阵，要么自己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 宋代陈居中（传）《胡骑春猎图》
府兵制度之下，军户不但有服兵役之义务，而且每次入伍，所需盘缠、粮食、兵器、马匹，都得自己解决，朝廷是不会给你掏一文钱的。你看《木兰辞》中，花木兰出征之前，自己先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然后才“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北魏这一极富中世纪色彩的府兵制，一直延续到隋唐。中晚唐之后才瓦解消亡，随后募兵制兴起，宋代实行的就是募兵制，当兵成为了一种基于自愿选择的职业，入伍不再是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换言之，宋朝人已经不用服兵役了。
既然是募兵制，国家当然需要给入伍的士兵支付薪水。宋代将士的薪水是多少呢？大致而言，一名普通士兵，每月可领钱三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大米二石左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半年的口粮），以及若干春冬衣物。俸钱、粮食与衣物都是定期发放的，此外又有各种名目的补助，如“招刺利物”，即新兵入伍刺字之后领到的第一笔“衣屦缗钱”；郊祀赏赐；特支钱，类似节日补贴；银鞋钱，这是戍边士卒获得的特别补助；口券，出戍时计口发放的钱粮补助；柴炭钱，冬季发放的薪炭补贴，等等。
◎ 宋代佚名《行伍图》
毫无疑问，这样的募兵制只能建立在庞大的军费开销之上，也唯有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扩张型的财税制度，才能支撑得起。但军费开销还是给宋朝带来沉重的负担，宋人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究？民何得不困？”此说虽然有些夸大，不过养兵的成本确实给宋朝制造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要承认，募兵制更具现代性——以致放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可能显得有些超前了——它使平民摆脱了服兵役之苦。宋朝大臣曾有过“议养兵之弊”的辩论，大臣韩琦坚决不同意废除募兵制，他说：“养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强行征兵制）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常有生死离别之忧。论者但云（募兵制）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在府兵制下，服兵役为强制之义务，这才会发生《石壕吏》那样的荒唐剧，也才会出现花木兰这样的代父从军之人。募兵制则可以避免这些不正常状况的发生。
不过宋朝之后，元、明、清都未能推动募兵制的发展，反而退回到北魏—隋唐的府兵制。以明代为例，朱元璋继承元统，延用军户制度，一批平民被划入军籍，世代承担起服兵役的义务，子子孙孙都必须入伍当兵。每一家军户的男丁，都要分好正丁、次丁、余丁、继丁等名次，正丁必须到官府指定的卫所（通常很遥远）服兵役，如果死亡，则由次丁、余丁、继丁依次递补。军饷则由军户屯种自给，不取于赋税。朱元璋曾因此而自夸：“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其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朱元璋养兵的经济成本只是被嫁接到军户身上去了。况且，军户制的社会成本更加巨大——它只能依靠落后的中世纪制度来维持：身份社会、人身与户籍控制、强制服役、实物征调与自给自足的供给系统。它不需要市场，不需要货币化，更不允许有人身自由。
这么说来，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北魏，也可以发生在隋唐，当然也可以发生在明朝的朱元璋时代——如果明朝的女子有如北朝女性那么强悍的话。但不可能发生在推行募兵制的宋代。
好了，我已经说完了木兰从军故事背后的制度变迁，现在你大可以赞美花木兰她的孝、她的忠（多么传统），也尽可以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歌颂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悟（多么现代）。但是，我想告诉你，凡此种种美德，其实都是建立在花木兰以及她的军户家庭无从选择的“不自由”之上。
假如宋朝“警察”有枪，他可以随便开枪吗？
宋朝已有“警察”
宋朝有警察制度吗？
有。“警察”一词，并不是现代才有，宋代已出现了“警察”的说法（当然含义跟今天的略有差异）。宋人说：“警察有巡尉之官。”这个“巡尉之官”就是宋朝的警察机关，由两个互不隶属的系统组成：一是尉司，由县府统辖；一是巡检司，通常为跨县设置，统属于州府或路监司。
宋朝一个“邑大事烦”的大县，按照惯例会置立两个尉司，称东尉司、西尉司，或内尉司、外尉司。尉司的行政长官为县尉，相当于县警察局局长，每司统率数十至一百名“弓手”（相当于警察）。
巡检司是平行于尉司系统的警察机构，除了重点县份一县置一巡检司之外，一般都是数县设一司，或者数州合设一都巡检司。在重要的边境市镇城寨，也会单独设置巡检司，类似于现在的边防派出所；在沿江、沿海地带，也会设巡检司，相当于水上缉捕机构。由于巡检司多以寨为驻扎单位，所以巡检所统率的人马又称为“寨兵”。
巡检司与尉司合称为“巡尉”。巡检司的寨兵又与尉司的弓手合称为“弓兵”。他们的职能是差不多的，都是负责社会治安、侦破刑案、搜集犯罪证据、通缉罪犯、捉拿盗贼等等。
宋朝又在大城市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作“巡警”，类似于派出所。比如北宋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余步，便设置一所巡铺。《东京梦华录》说，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
南宋临安城的街道，则每隔二百余步设一所巡铺。《梦粱录》说，“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铺兵的职责，跟现代城市的治安警察并无太大不同。
逮捕犯人要有“逮捕令”
◎ 南宋萧照《瑞应图》上的官民冲突场面
那么宋朝的“警察”（为了跟现代警察制度区别开来，我们给宋朝“警察”打上引号吧）是不是可以随便抓人呢？比如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将进城摆摊的小贩、擂鼓告状的访民抓起来？不能。尉司、巡检司缉捕的对象只能是盗贼及其他刑事犯。即便是逮捕罪犯，也有一道程序要先走——申请“逮捕令”。
宋人说：“郡之狱事，则有两院治狱之官，若某当追，若某当讯，若某当被五木（五木，指刑具），率具检以禀郡守，曰可则行。”宋朝的州郡，一般都设有两个法院：州院与司理院。两院的法官在办案时，认为要缉拿哪些嫌疑犯，则需向州郡的最高长官知州（宋朝的知州也是州法院的首席法官）提出申请，知州批准，发牒文给巡检司，巡检司才可以缉拿某人，这叫作“直牒追摄”。现代司法制度中的“非经法庭批准，任何人不得被逮捕”原则，其实是可以从传统司法中找到渊源的。
如果遇上案情紧急、必须迅速拿下犯人的情况呢？宋朝法律允许“警察”先行抓人，但报捕的程序必须补办。《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奉使用所追摄，虽被制，皆报所属官司，不得直行收捕。事涉机速，听先捕获，仍取所属公文发遣。”
宋朝的批捕牒文发展到清代时，叫作“捕票”。从法律上来说，衙役捉人，没有“捕票”的话，是非法的。“捕票”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从《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抄录一份下来，大体格式如下：
兹有某素行不法，劫夺客商，罪实难恕。据此，合行差缉。为此票该差立即驰往某处，擒带某正身，务获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迟延滋事，如违重究不贷。速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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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批捕牒文格式不详。不过我们可以确知，宋朝“警察”捉人，在程序上是需要先申请到“逮捕令”的。另外，按照宋代司法制度的分权设计，巡尉的责任只是拿人，而无权参与审讯，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宋真宗时，曾有犯人临刑称冤，法院吩咐县尉司复审，刑部立即表示反对：“县尉是元捕盗官，事正干碍，望颁制以防枉滥故也。”要求明确立法禁止县尉推勘案件。
当然这些法律上的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大打折扣，特别在县一级，“其追呼讯鞫、具名以禀，悉出吏手。故其事与州郡不同”。经常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但“警察”自我授权“追呼讯鞫”犯人的做法，依宋朝法律，无疑是不合法的。
什么情况下可以“格杀勿论”
那么宋朝“警察”在追缉犯人的时候，如果碰上拒捕、“袭警”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对犯人“格杀勿论”呢？
不是的。按照《宋刑统·捕亡律》的规定，只有在两种情景下，宋朝“警察”杀死被追捕者才是无罪的：其一、“罪人持仗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其二、“走逐而杀走者”，“皆勿论”。意思是说，被追捕者手持武器拒捕，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或者逃跑，可能逃脱掉，这时候如果被宋朝“警察”杀死，那么“警察”是不必坐罪的。
这是宋朝法律对“警察”特权的保护。现代国家也会授予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开枪的权力，比如在美国，被盘查的人如果不配合警察的指令，哪怕做一下掏口袋的动作，都可能马上会被警察击毙。但是，警察这种“格杀勿论”的特权极容易被滥用。对宋朝“警察”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完全可能会滥用暴力、伤害犯人，甚至以缉盗之类的名义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南安军上犹县有两个恶僧，向一渔人买鱼，又不付钱。因为渔人向他们索取鱼钱，心中忿恨，便买通县里的“警察”，诬称渔人一家为强盗，带领一大帮人“掩捕其家”，导致渔人一家“四人遭杀，三人被伤”。两僧人“以杀获劫贼告于官”，县尉受了贿赂，验尸时帮着掩饰掉死者身上“縻缚之迹”；知县老眼昏花，又受吏役蒙骗，便以“杀获劫贼”草草结案。
为防止出现这类捕者滥权杀人的行为，《宋刑统·捕亡律》又规定，在三种条件下，“警察”杀死被追捕的犯人是必须坐罪的：
其一，“空手拒捍而杀者，徒二年”。犯人如果手无兵器，那他即使拒捕，“警察”也无权格杀，否则，致人死亡的“警察”判“徒二年”之刑。显然，当时的立法者已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罪人空手，虽相拒捍，不能为害”，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不成威胁，因此致人于死地便毫无必要。美国警察之所以在盘查对象稍不配合的时候就可能要开枪，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全民持枪的社会，警察的风险非常大。禁枪的其他国家当然不可仿效这样的“美国经验”。
◎ 南宋《孝经图》上的执法场面
其二，“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斗杀伤论”。如果被追捕的人已经就缚，或者没有拒捕的行为，那么“警察”便无权杀死他，或者打伤他。否则，按“斗杀伤”罪论处。宋朝的“斗杀伤”，如果致人死亡，可判绞刑。在前述上犹县“渔人案”中，死者已被“縻缚”，那么按照宋朝法律，就算他确实是强盗，逮捕他们的人也不能杀死他。这就是县尉为什么要“隐其縻缚之迹”。
其三，“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如果宋朝“警察”在抓捕犯人的过程中使用刀刃杀死空手的犯人，则按“故杀伤”论处。宋朝的“故杀伤”罪，最高也是可以判死刑。这同样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在冷兵器时代，使用刀刃的杀伤力，就相当于今天的开枪。
上面这三条立法，无疑是出于制约“警察”暴力、保护犯人人身权的考虑。也就是说，宋朝“警察”在执行缉捕公务时，绝不是不管什么情形都有权对被追捕之人“格杀勿论”。假如宋朝那时候“警察”已经配枪，他可以在追捕过程中随便开枪吗？肯定不可以。正如我们所确知的——法律既应当赋予警察合法使用枪支的特权，但又必须防止警察滥用暴力，所以，法律需要设立一些红线，禁止执法者踩过线。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还要将上犹县“渔人案”的结局交待清楚。按照宋朝的司法程序，所有在县初审的涉及人命的刑案，都必须上报州法院复审。南安军法院在复审“渔人案”时，发现了疑点与破绽，最后查得真相，推翻上犹县的结案陈词，上报中央法司。终审结果判下来：“僧皆坐死”；“县尉杖脊”，发配道州服役；上犹县知县“贬文学参军”；其他十五名涉案者发配广南充军；“以僧私田给渔者家”，相当于给予受害者家庭刑事补偿。
宋朝如何对付“贩卖人口”？
奴婢贱口交易在宋代已不合法
贩卖儿童妇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营生了。按《周礼》，先秦时已有合法的奴婢交易市场，朝廷设了“质人”一职，“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这里的“人民”，便指奴婢，跟“牛马、兵器、车辇、珍异”一样都是供交易的货物。
东晋时，朝廷还从奴婢交易中征税。《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税率为4%，其中3%由卖家承担，1%由买家承担。
其实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奴婢贱口”制度，奴婢在法律上被划入贱民，不具备“国民”身份，而是视同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牵到市场上买卖，如《唐律》便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贩卖奴婢是合法的，跟你牵头牛到市场上贩卖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历代都有不合法的人口交易，叫作“略卖人口”，包括略卖良民、将别人家的奴婢拐了贩卖（相当于侵犯别人的财产权）。这种人口买卖是法律不允许的。
入宋之后，奴婢贱口制度开始瓦解，宋代“奴婢”的含义已不同于之前的“奴婢贱口”，不再是主家的私产，而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自由民。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法律将这些奴婢称为“女使”、“人力”。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也就是说，从前那种合法的奴婢贱口买卖，在宋代已经不合法了。
当然，奴婢贱口制度在宋朝的瓦解有一个过程。大致而言，北宋时尚有良贱制度的残余，所以还有零零星星的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最后一次史有记载的奴婢贱口交易是熙宁四年（1071），庆州发生小股兵变，首犯的亲属被没官为奴，“其老、疾、幼及妇女配京东、西，许人请为奴婢，余配江南、两浙、福建为奴”。到了南宋时期，良贱制度就基本上消亡了，法律不再承认有奴婢贱口了，当然也就不再有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了。我们说，美国用一场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度，宋朝则靠文明的自发演进逐渐告别了奴婢贱口制。可惜这个“去奴婢化”的进程在宋亡之后又中断了，元明清时期均出现了奴婢贱口制的回流。
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习惯上还保留着“奴婢”的说法，也经常将“雇佣”与“买卖”混用。《宋刑统》由于照抄《唐律例》的原故，也存留大量的“奴婢”字眼，容易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宋代还有奴婢贱口制度。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不可不察。其实，南宋人已经说明白了：“《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宋朝法律对买卖人口的严惩
尽管奴婢贱口交易已在法律上宣告不合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朝就没有贩卖人口现象。实际上，宋代的略卖人口犯罪是相当猖獗的。如北宋末，福建的“生口牙人，或无图辈巧设计幸，或以些小钱物，多端弄赚人家妇女并使女，称要聘为妻，或养为子，因而引诱出偏僻人家停藏，经日后便带往逐处，展转贩卖，深觅厚利”。又如南宋初叶，四川“多有浮浪不逞之人，规图厚利，于恭、涪、泸州与生口牙人通同，诱略良民妇女，或于江边用船津载，每船不下数十人”。这里的“生口牙人”，是当时的职业人贩子，专门干拐卖儿童、诱拐妇女的勾当。
宋朝法律对这种贩卖人口的行为是严惩不贷的，宋人自谓：“略人之法，最为严重。”按《宋刑统》，“略卖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和诱者，各减一等。”宋朝将贩卖人口的行为区分为“略卖”与“和诱”，略卖相当于拐卖，和诱相当于拐诱。和诱的罪行比略卖减一等。但对十岁以下的儿童，即使是和诱，也按略卖人口罪处置。
根据这条立法，我们可以确知，宋朝官府如果抓到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将按被拐儿童的遭遇给予不同的惩罚：凡略卖儿童为他人奴婢的，判绞刑；略卖为庄园童工的（按：《宋刑统》抄自《唐律例》，唐代的部曲类似于庄园农奴。由于本文主旨谈拐卖儿童问题，假设有未成年人被略卖为部曲，差不多就是童工吧），流放三千里；略卖为他人子孙的，判徒刑三年；对被略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按强盗法处置，宋代的强盗法很严厉，为首者一般就是死刑了。
我们知道，中国现行法律对人贩子的处罚较重，对买家却几乎不处罚，因而不少法律界学者都在呼吁修订刑法，加大对买方的惩罚力度（本文完成后，得悉刑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拟对收买儿童者一律追究刑责）。而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这孩子是被拐卖的，却掏钱买下来，那么你也要负刑事责任：“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比人贩子减一等。对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中介，法律也会给予严惩：“其知情引领牙保，若藏匿被略诱者，依藏匿犯人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