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的儿子仁宗当皇帝时，有一回，谏官韩绛收到同僚林献可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身为谏官，觉得应该向皇帝报告。便将这封私信交给宋仁宗：“林献可遣其子取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臣不敢不以闻。”宋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叫他将书信带回去烧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过失、借以整饬吏治吗？当然不是。但他深知，如果为了掌握臣下动向而纵容告密，对政治品质的败坏将远甚于“中外大臣过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觉抑制告密政治的时期。皇祐元年（1049），台谏官李兑、何郯、陈旭等人上书：“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于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意思是说，最近有些臣僚将私人书信上交朝廷，朝廷则凭书信私议调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风大盛。自今之后，除非事关谋逆，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宋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申明政府不得缴纳私人信件、据书信私议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时代，监察系统非常活跃，台谏官可以风闻奏事，这固然对执政的政府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衡，但也产生了一些负作用——台谏官动辄上章告讦人罪，甚至根据道听途说“暴扬（他人）暧昧之事”，以致“刻薄之态，浸以成风”。御史吕诲于是上书“请惩革之”。仁宗皇帝从善如流，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禁止官员打小报告揭发人罪。执政官若有过失、罪错，可以公开弹劾，但不应告密，不能揭人阴私。
后来的宋神宗、哲宗时代，当变法派（他们受申韩法术影响较深）执政时，告密风气大有复炽之势，因为一部分变法派官员认为，新政的推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如熙宁七年（1074），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推行“手实法”，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报不动产，政府再按其不动产征税。这本非恶政，但吕惠卿为防止有人隐瞒财产，又“许人纠告”，鼓励告密。结果在民间大开告密之风，“家家有告讦之忧，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
因而，“手实法”甫一推行，立即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未久，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手实法”。在宋朝士大夫看来，如果一项政策导致民间告密成风，社会便会进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敦厚的风俗就会被破坏殆尽，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税钱又有什么意义？
被现在许多人视为昏君的宋高宗，也不欢迎臣僚告密——也可能他实际上并不讨厌告密，只是因为主流士风对告密行为不待见，不得不表态拒绝告密。绍兴初年，高宗下诏求言，有些官员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讦同僚。高宗说：“自今上书言事，毋有所讳。惟不许因书告讦他人过失。”给告密者当头泼下一盆冷水。
◎ 南宋萧照《瑞应图》上的宋朝官员2
绍兴二十五年（1155），三省与枢密院给高宗打了一个报告，说：“顷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之后，告讦成风。考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虽朋旧骨肉，实相倾陷，薄恶之风，莫甚于此。”一些轻佻的官员出于政治投机之心，将亲戚朋友私信上的谈论揭发出来，自己则因检举有功而获得美差。结果，告讦之风大兴，私人通信、茶余酒后的议论，都有人打小报告揭发。即便是亲兄弟，也可能被出卖。再没有比这种卖友求荣的风气更薄恶的了。
因此，三省与枢密院提出建议：“乞令有司开具前后告讦姓名，议加黜罚。”即提议朝廷将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员列入黑名单，“议加黜罚”。宋高宗同意这个建议，“诏令刑部开具取旨”。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统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比如他冤杀岳飞。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优良的治理秩序，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我们历史上存在过鼓励告密的时期，也拥有过一个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时代——那就是宋代。我想说的是，拒绝告密、抵制告密，其实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哩。
为什么说宋朝没有“顾命大臣”？
古代的政治交接，往往会发生君主制下难以克服的一种弊病——继位的是未成年的小皇帝，还没有能力处理政务。那怎么办？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老皇帝生前选择了几位老成持重的顾命大臣，临终托孤，请他们尽心尽力辅弼小皇帝。
譬如，汉武帝在弥留之际，立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并指定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为顾命大臣；三国时，孙权久病，命诸葛恪领太子太傅，辅佐太子孙亮；南北朝的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临终前将少帝刘义符托付给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唐朝的李治继位时虽然已有二十一岁，但他生性懦弱，唐太宗不放心，临终前还是嘱托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好生辅助新君；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七岁的恭帝柴宗训即位，宰相范质受命为顾命大臣；明代的穆宗皇帝驾崩，遗命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辅弼十岁的万历小皇帝；清代顺治六岁登基，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二人辅政；康熙八岁继位，索尼、苏克沙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咸丰临终前，因太子载淳只有六岁，也安排了顾命大臣团队，由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赞襄一切政务”。
成为被皇帝选中的顾命大臣，不能不说是人臣莫大的荣耀，意味着从此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获得了百官望尘莫及的地位。然而，从历史经验看，顾命大臣却如同中了恶毒的诅咒，很少得善终，不是生前被诛杀，就是死后被清算。西汉的上官桀、桑弘羊跟霍光争权，事败被诛，霍光虽然生前地位显赫、权倾朝野，死后却灭族；东吴的诸葛恪也被吴主孙亮设计杀死，并夷灭三族；刘宋的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四大臣因少帝行事乖张，废掉了刘义符，另立刘义隆为帝，但刘义隆登上皇位之后，便寻了借口将四大臣杀掉；长孙无忌遭削爵流黔州，自缢而死；明代的张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尸骨未寒，便被皇帝抄家；清代的多尔衮死后被追究谋逆罪，开棺鞭尸；鳌拜被成年的康熙逮捕，死于狱中；肃顺被慈禧太后、恭亲王联手擒杀。血淋淋的教训历历在目，“顾不了自家性命”差不多成了顾命大臣的宿命。
◎ 宋代《却坐图》表达的君臣关系
倒是五代后周的顾命大臣范质得到善终。按道理说，他才是最有可能丢了性命的倒霉蛋，因为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在他辅佐周恭帝未久，即发生“陈桥兵变”，赵匡胤在出征途中被众将拥立为帝，大部队奔回首都，逼恭帝禅让。后周的孤臣孽子，安有命焉？所幸赵宋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朝旧臣与皇室都得到新朝的优待与礼遇，范质继续被任命为宰相。宋乾德二年九月，范质病逝，太祖闻讯，罢朝三日，以示哀悼。在这里，宋王朝展现出了跟前面五个短命王朝不一样的气质——以宽仁之精神立国。
两宋三百余年，也曾出现过几个未成年便即皇帝位的小皇帝，如宋仁宗继位时只有十二岁；宋哲宗继位时只有九岁；宋恭帝继位时只有四岁。但仁宗与哲宗亲政之后，都没有对辅弼他的老臣大开杀戒。成年的宋哲宗有恢复父亲宋神宗变法的志向，但辅佐幼年哲宗的一直是保守派的元祐党人，换言之，皇帝长大之后发现他的执政理念与辅政大臣存在着强烈冲突，但宋哲宗也只是将元祐党人外贬而已，未曾诛杀一人。所以，我们不妨戏言一句：若要当顾命大臣，还是呆在宋朝最安全。
当然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宋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誓约的约束
为什么宋代几乎没有发生过帝王因为政治原因而诛杀士大夫的事情（偶有一二例外）？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赵宋皇帝受到一项宪章性的约束——太祖立下的誓约。
据南宋笔记《避暑漫抄》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取得帝位后，在太庙寝殿之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叫作“誓碑”，平日用黄幔遮着，夹室的门也紧锁。凡有新君即位，到太庙拜谒完毕，都要入夹室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外人都不知所誓何事。靖康年间，金人攻陷汴京，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看到石碑真面目——碑高有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上面勒刻三行誓词，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怀疑“誓碑”是南宋人捏造出来的，毕竟那块石碑直到今日也没有出土。就算这个质疑有道理吧，誓碑一事姑且存疑，但根据史料，我们还是有把握认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宋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如何理解宋太祖立下的这一份誓约呢？我觉得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只有从“立约”的视角来看誓约，我们才能更准确把握这份文件的意义——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遗诏更大的约束力。现在受过理性启蒙的人们似乎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了，但在古代，天命、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从前的君主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
事实上，太祖留下的这一誓约，基本上得到赵氏子孙的遵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曾因西北用兵失利，欲斩杀一名转运使，却受到大臣蔡確与章惇的坚决抵制：“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宋臣未必知道太庙中的誓碑，但经过一百年的运作，朝廷不得杀士大夫的誓约，显然已成了宋朝众所周知的习惯法。皇帝最后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后来哲宗朝的元符元年，保守派阵营的元祐党人被逐，新党重新得势，宰相章惇欲穷治元祐党人，“将尽杀流人”（这回是章惇起了杀心了），但宋哲宗反对，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太祖立下的誓约以及由此形成的惯例，显然束缚了君主诛杀士大夫的权力。一个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恶极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着担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杀头的，即使他处处跟皇帝作对。
权力结构的约束
不管是宋仁宗，还是宋哲宗，登基时都还是孩童，当然离不开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辅政与教导。不过宋朝似乎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终临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权交接过程及新朝开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十二岁的儿子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根据真宗的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权”有从权、暂时的含意，去掉这一字，即意味着承认太后拥有听政的正式权力。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 南宋《孝经图》（局部）上的君臣关系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確曾有意拥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意思很明显，王珪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赵煦继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即赵煦）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哲宗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同情旧党的人，原来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大臣，重回朝廷辅政，大儒程颐则被召来担任小皇帝的经筵官，负起教化哲宗、养成君德的大任。
从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宋朝有一个惯例：皇帝若是冲龄继位，都是由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代理君权，并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顾命大臣团队。北宋的仁宗朝、哲宗朝、徽宗朝、南宋的光宗朝、理宗朝及恭帝朝，都出现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有意思的是，宋代虽然先后有多名太后临朝听政，却从未产生“女主祸政”的乱象，也没有诞生一位像唐代武则天、清代慈禧太后那样把持朝政的女强人。这又是为什么？
从制度因素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认为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如果要进行简单的描述，那便是——君主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礼仪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贵的地位与最高的世俗权威；同时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那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宰相）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这样，君主只要协调好执政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了——这意思也不是我附会出来的，而是秦观说的：“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听起来，有点儿“虚君”“二权分立”的意思。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为皇权已经象征化，君主不用具体执政。也因而似乎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制衡政府的台谏保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权，垂帘的太后便可以代行。
也正是因为皇权象征化，临朝听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现权力膨胀，因为太后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暂时代行君权，整个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机制并未改变，还是宰相执掌治理权，台谏执掌监察权。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权责，不容相侵，一旦出现女主专权的苗头，立即就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和抵制。这一点跟清代的政体完全不同，清朝帝王自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太后垂帘听政代行皇权，当然也就获得了专断、亲裁的绝对权力。
顾命大臣之设，通常是因应皇权专制之需的产物。而顾命大臣之被诛，则是其隐权力通过自我繁殖，高度膨胀，进而威胁到皇权专制的原故。宋朝政体并非皇权专制，君权、相权、台谏权各有分际，权力的运行自有程序与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着在一个理性化的权力结构中，突兀地设置顾命大臣摄政，那完全是多此一举的。
第八辑 千年前若有诺贝尔奖，澶渊之盟可获和平奖
宋太祖勒石立誓与明太祖铸铁示禁
据宋人笔记《避暑漫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曾勒石立誓，将石碑锁置太庙中，后世嗣君即位，必须入而跪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无独有偶，《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铸一铁牌，置于宫门中，上书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人们常常用“白纸黑字”来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赖，不过宋太祖与明太祖还担心，戒律写在纸上尚不足以警示万世，所以勒于石上、铸于铁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遗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同为开国君主郑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们被后世嗣君遵守执行的情况，却是有云泥之别。
公允地说，宋太祖的继任者都难能可贵地做到恪守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说两宋也有不争气之君，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臣能获得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宋代大诗人苏轼，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讽刺新政的诗，结果受新党小人构陷，惹出一个“乌台诗案”来，但也只是被贬谪黄州，没有杀头。当时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皇帝告黑状：“轼有不臣意。”因为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将心迹托与“地下蛰龙”嘛，这还不是“不臣之心”么？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才无言以对。要是换在明朝，就算苏夫子项上长着十颗人头，也是不够砍的。
明太祖说得铿锵有力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则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谎言。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铸成铁牌立于宫门的，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篡位登基后，很快就给予“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时距铁牌铸成之日，也不过二三十年光景。事实上，明代的内臣（宦官）不仅干预政事，而且是大面积、持续性的干预政事，正统朝有王振乱政，挟皇帝亲征瓦剌；成化朝有汪直专权，时人竟“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刘瑾权焰尤炽，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写两份，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人称刘瑾为“立皇帝”；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自号“九千岁”，“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朝太监之臭名昭著，比之东汉与晚唐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遗嘱能获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铸注于铁牌上的政治遗嘱则被子孙当成耳边风呢？是石碑比铁牌更能昭示“祖宗之法”的“宪法”地位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朱明皇帝比赵宋皇帝不成器吗？也不尽然。我认为，最为深刻的原因隐藏在宋明大异其趣的权力结构中。
◎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太祖画像
宋代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比较典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权者，但具体政事则归由士大夫组成的文官集团执掌，用宋人的话来说，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权归人主，政出中书”。换成现代的说法来形容，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权结构。尽管这一分权模式在实际执行上可能会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对于皇帝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的行为，确是不以为然的，“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也敢于公开抵制，“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这不是因为宋代的官僚胆子特别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法律地位使然。
显然，在“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分权结构下，宋代的皇帝相对而言，受到更多的约束，很难做到专权独断、为所欲为，即使一时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过官僚集团这一关。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还是那个不杀苏轼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将某大臣斩了，次日临朝，神宗问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斩某人，已执行否？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认为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说：那就刺配远边吧。这时副宰相章惇站出来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很不高兴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天子贵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这岂是后世的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象的？史书上说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与自律，更是彼时君王权力能大体上受到官僚系统制约的体现。
◎ 朱元璋画像
反观明太祖朱元璋所缔造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宋代相去甚远。简单地说，朱元璋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结构彻底改造成君主“尽收威柄、一总事权”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铸铁牌禁止宦官预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废相之后，皇帝只选拔部分内阁学士入值充左右顾问，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来说，“票拟”并无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朱批”，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朱元璋设想以这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独揽朝政、乾纲独断，可惜他一定没想到，朱氏子孙竟也有懒得打理国政的（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些在宫禁中长大的凤子龙孙，又有几人能像乃祖那样精力过人）。假如在二元分权结构中，或许问题不大，圣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将“批红”的活计交给身边的内臣代劳，于是窃柄自重的太监就隐然成了“二皇帝”。
盛产强权太监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没有尊严的朝代，文官集团不是被砍脑袋瓜子，就是经常被喜怒无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内臣的得势专权与士大夫的丧失尊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从方孝孺到东林党人，明代士大夫绝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气，但是，他们的命运则远比宋代文臣惨烈，这是官僚集团作为皇权制衡者的结构性力量被推毁的必然结果。而权力结构既已失衡，作为专制皇权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团要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朱元璋废了宰相，将权力结构改造得畸重畸轻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预政在后，殊不知，这是一对悖论。那块置于宫门中的铁牌，不过是婊子门前的贞节牌坊，皇帝早已为太监干政亲自挖好了暗道。
对比宋太祖勒石立誓与明太祖铸铁示禁的故事，我想说，任何一项制度，必须获得匹配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才可能得以执行。制度规定向右，但如果权力结构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么，即使你将制度条文刻在石碑上、铸在铁牌上，哪怕用钛合金来浇铸字块，也是废话一篇。
千年前若有诺贝尔奖，澶渊之盟可获和平奖
我曾写过一篇游戏文字，想象假如一千年前就有诺贝尔奖，会有哪些中国人获奖。其中，我设想：签订“澶渊之盟”的大宋皇帝赵恒与辽国太后萧绰，可以当之无愧的获得十一世纪初叶的诺贝尔和平奖。我还煞有介事地虚拟了一段颁奖词——“澶渊之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和平相处，平等交往，双边贸易。并以缔约的形式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未来西方民族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其文明含量也没有超出澶渊之盟的框架。”
当然，我知道会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一些朋友可能会习惯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和约。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当时签订盟约的时代背景以及盟约的具体条款就知道了。
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是辽朝大军进攻宋境，却在瀛州遭遇宋军顽强抵抗，导致“死者三万人，伤者倍之”，又在澶州城下被宋军射杀了先锋大将萧挞凛，失利之下，辽朝方面先有求和之心，“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换言之，宋朝是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作了让步，终于达成和议，订立澶渊之盟。这跟城下之盟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而宋朝跟辽朝立盟，并非因为战败，迫于敌人兵锋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两国长年征战，希望达成长远和平。
澶渊之盟也没有屈辱性的条款。根据盟书以及后续约定，宋辽两国达成的重要协议包括：
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
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宋朝坚决不割地），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
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
◎ 《景德四图》中的《北寨宴射图》
宋朝与辽朝“建交”之后，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来往中，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机制，包括：
一、设立“国信所”，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外交部，负责选派外交使团、接待外国使节、保管外交文书与礼物。
二、每逢重大节日或是皇帝、太后寿辰，两国互派使臣前往祝贺。一国若遇上国丧，另一国也会派人吊慰。不管是庆贺还是祭吊，双方通常都会互赠礼物。
三、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备忘录”。
四、两国若发生利益纠纷与局部冲突，都通过派遣代表谈判解决，不致诱发战争。
许多人之所以认定宋朝签订澶渊之盟为“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朝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但从岁币的性质来看，它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岁币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朝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其实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从成本—收益的功利角度来看，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二三十万两银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宋朝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八十万贯的顺差，数额超过送出去的岁币。
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岁币支出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财物的损耗还是小事，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宋辽征战，势必有无数的军人与平民要死于战火。而澶渊之盟订立之后，至宋朝与女真秘密订立海上之盟之前，两国实现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其间尽管有纠纷，有局部冲突，有勾心斗角，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没有引发战争。单凭这一点，澶渊之盟的签订者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果那时候就有诺贝尔奖的话。要知道，现代国家创设的国际组织、机制、协约，还未有能够维持一百年和平的。
宋代之前的汉朝、唐朝，为缔约和平，一般采用“和亲”的方式（据学者的研究，西汉至少有16起和亲，隋唐有45起和亲，宋代以后的和亲共计有37起）。宋朝则从无“和亲”之举，辽朝与西夏都曾经向宋朝提出“和亲”的要求，但宋朝都婉转拒绝了，宁愿每年多支付点岁币。今天许多人都能够接受汉唐的“和亲”政策——王昭君与文成公主的故事一直受到歌颂，却无法接受宋代的岁币。我感到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如果以现代文明价值观视之，“和亲”过程中，至少有一名女性被当成政治牺牲品，显然更不应该为现代人所接受。
如果说，汉唐的“和亲”是中世纪式的和平机制，那么宋朝开创的和约则是近代化的和平机制。我们看澶渊之盟的条款以及宋辽百余年间形成的“外交”制度：平等相待，和平相处，互派使臣，保持礼节，通商互利，以签订协议的形式确立双方权利与义务，有解决利益纠纷与冲突的谈判管道——近代民族国家谋求建立的国际条约关系，不就是如此么？
从这个意义来说，诺贝尔和平奖确实应当向澶渊之盟这一和平机制致敬。
宋仁宗宽容对待谣言
电视剧《苏东坡》中有个情节，说苏轼、苏辙进士及第后，参加制科考试（一种为选拔人才而特设的考试），苏轼提交的策论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苏辙认为兄长说得太过火了，恐怕会惹来祸端。果然，宋仁宗看了策论后，龙颜大怒，欲治罪苏轼。
这个情节确有所本，但首先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其实是弟弟苏辙（而不是哥哥苏轼）在策论中抨击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生活奢侈糜烂。苏辙中进士时十九岁，四年后参加的制科，也才二十三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大概他又在坊间听到了一些人对宋仁宗的议论，“闻之道路”，觉得应该告诫一下皇帝。
苏辙的言论，在朝中引发了一场小小风波，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大臣说宋仁宗“恭俭”，倒不是溢美，因为仁宗对自己的私生活确实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每枚千钱”。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又有一次，正是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宫人又说：“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显然明白，为君主者，最大的美德乃是克制、节制。
苏辙称宋仁宗“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是失实的。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五十几人至数百人不等。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宗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是何文字？”仁宗说，“乃台谏章疏也。”梳头宫女又问：“言何事？”仁宗说，“淫霖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快活。”仁宗不答话。久之，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若果实行，请以奴家为首。”未久，仁宗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三十名宫女出宫，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于左右？”
◎ 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宋仁宗坐像轴
苏辙承认他的策论乃是“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并无实据。用今日的话来说，虽不算造谣，却是信谣、传谣无疑，而且传的又是皇帝的谣，那宋仁宗是不是因此震怒呢？没有。电视剧《苏东坡》说仁宗龙颜大怒，还拍了案子。这是编剧的无中生有，并不是史实。史实是，当大臣建议罢黜苏辙的功名时，仁宗却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官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宋仁宗是自信的：“辙虽妄言，果能诳天下之人哉？”所以他能够包容小苏的妄言。仁宗又是谦抑的：“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所以他又不敢不包容小苏的妄言。
一千年前的君主，当然不可能具备自觉的现代政治伦理认识。不过宋仁宗的作为，倒也符合现代政治伦理：政治领袖应当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约束，放弃一部分常人的权利，比如，他应坦然面对公众对其行为的未必确凿的指责，包容民间“八卦”其私生活的各种谣言。这是政治领袖拥有巨大权力与尊贵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价。
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么仇什么怨？
我之前对清史颇感兴趣，找了一堆清人笔记、稗官小说来读。后兴趣点转移到宋代，阅读的重点全放在宋代史上。我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觉得宋朝与清朝是差异非常明显的两个王朝，不论政治制度，还是士林风气，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对比的史料，无意间却有一个发现：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发表过在正统人士看来多少显得有点“出格”的言论，但在宋朝，这些“出格”的言论都受到宽容的对待，立论的士大夫并没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数百年后，当清朝的皇帝读到这些言论时，感到非常愤怒，恨不得将“妖言惑众”的宋朝士大夫抓起来治罪。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程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提出一个条件：“（臣）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意思是说，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非要这么拽。程颐说：“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潜台词是说，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这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出格”言论，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宋人认为，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是国家的主权象征、仪礼代表、道德模范，君主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但君主不亲细故，不插手具体行政，治理天下的权力应当委托给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君相分权，虚君实相。
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朝廷显然是认同“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之说的。但程颐的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他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你眼内还有皇上吗？
◎ 故宫南薰殿旧藏之历代圣贤像册中的程颐画像
北宋的王禹偁在担任“判大理寺事”小官时，写过一篇《待漏院记》（待漏院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脸来教训宰相的语气，大意是说：宰相如果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就活该死了下地狱。文章最后说：“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意思跟“天下治乱系宰相”差不多。宋朝认为王禹偁说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将文章抄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用规于执政者”。但后来的乾隆看了这篇《待漏院记》，又觉得不爽，亲自御制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相驳：“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宰相不过是君王驱使的工具罢了，“是则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
乾隆推崇的是皇权独裁：“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他当然不允许士大夫自命为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鸣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统治的这一专制本色，恰恰构成了晚清时期的“君主立宪”转型的最大障碍，最终导致革命因为堰塞而崩决，一发而不可收拾。
还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让乾隆感到不爽。他叫王益柔，名气没有程颐、王禹偁那么大，以致乾隆将他的名字误记为“王直柔”。那么这位宋朝小人物到底说了什么话而引起大清皇帝的注意呢？这事得从宋仁宗朝的“进奏院案”说起。
庆历年间，“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成钱存入小金库，然后请了几位同僚与文友，集体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请了“集贤校理”王益柔。不想这事让台谏官知道了，宋朝的台谏官是很厉害的，他们认为苏舜钦挪用公款，对喝花酒一事提出弹劾，并展开调查。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时，乘着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两句说：“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反动”的言论。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苏舜钦一派的政敌，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
不过，枢密院副使韩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纲上线，他告诉宋仁宗：“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击王益柔是出于党争。王拱辰想将“进奏院案”做成文字狱，但最后案子还是按经济腐败案进行处理：苏舜钦因监守自盗被“除名勒停”，即开除公职；王益柔被夺去“集贤校理”之职，贬到复州当一名税官；其他参与喝花酒的官员也分别被降职。作为喝花酒发起人与组织者的苏舜钦，受到的处分最重。发表了“反动”言论的王益柔得到的惩罚并不比其他人更严厉。但这个处理结果，让乾隆觉得不爽。
这名大清皇帝的意见是：“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在乾隆看来，苏舜钦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桩，可以原谅，教训一番就行了，王益柔“侮慢圣贤”，才是大事情，才应该重重治罪，你宋仁宗将轻重搞颠倒了，简直不懂帝王之术。
乾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宋代士大夫“过激言论”不爽的大清皇帝，他的父皇雍正，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写了一篇替朋党辩诬的《朋党论》。要知道，在传统官方话语体系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历朝皇帝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
◎ 清代郎世宁临摹宋画画意的《乾隆鉴赏图》
然而，宋代的士大夫却开始从正面来解释朋党的政治意义。还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论及朋党之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明确提出朋党既不可禁绝，也不为害。
范仲淹的朋友欧阳修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来为“朋党”正名：“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