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罗兹尼，普京同俄军前线指挥官进行了简短会晤，并就地主持召开了有联邦政府官员参加的车臣社会经济问题工作会议。之后，普京又驾驶这架苏-27战斗机当天飞回索契。
当天晚上，普京接受俄罗斯NYV电视台采访。他表示：俄罗斯联邦政府准备同车臣非法武装谈判，包括那些隐藏在山区继续同俄军对抗的残余武装分子。普京说，俄罗斯联邦政府打算给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逃跑和躲藏起来，继续与俄军对抗；他们也可以选择放下武器，结束东躲西藏的生活。
就在普京提出“可以谈判”的第二天，76名本打算死战到底的车臣武装分子在共青村向俄军投降，俄罗斯国旗在共青村上空升起。
车臣的局势就此基本稳定下来。2000年3月27日，在驾机视察车臣战地六天之后，普京以52.94%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新一届总统，俄罗斯历史将开始激动人心的新篇章。经过竞选期间的再次并肩战斗，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关系日益加深，但是梅德韦杰夫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将竞选的功劳归于自己。他也很少在政治的前台露面，对普京始终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姿态。
2000年5月，总统普京宣布，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车臣实施“直接管治”。6月12日，即俄军攻占格罗兹尼四个月之后，普京签署了在车臣共和国建立临时行政权力机构的法令，任命艾哈迈德·卡德罗夫为临时政府首脑。十天之后，卡德罗夫在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宣誓就任共和国行政长官。同时，俄军开始逐步撤离车臣。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宣布：至2000年6月15日，俄军和内务部队亡2091人、伤5962人，以相当于第一次车臣战争三分之一的代价，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
半年之后，2001年1月22日，普京宣布，俄军全面从车臣撤军。俄军的作战目标从“大量歼灭非法武装”转为“反恐怖行动”，由1.5万人组成的俄罗斯陆军第42师和一个6000人的内务部队旅将驻守车臣，继续执行长期的反恐任务。
普京以非凡的意志和铁腕赢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众所周知，第二次车臣战争也未能完全解决车臣问题。车臣境内大规模战斗虽已停止，然而车臣非法武装残部的小规模袭击活动不断，恐怖活动更是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发生，但普京毕竟以自己的方式维护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和平。
作为一名克格勃情报官员出身的政治家，反恐和组织反恐战争是普京最熟悉的领域，他在执政之初便踏上了自己熟悉的平台。普京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将反恐行动成功演化成为一场车臣战争。无论怎样评价普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的作用和功绩都不过分，他坚决果敢的个性，运筹帷幄的韬略，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都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事实证明，普京具备成为俄罗斯领袖的素质。第二次车臣战争成就了普京，成就了俄罗斯的领袖，也成就了俄罗斯神话。
划分联邦区——强化中央权力的第一步
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前，在公开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宣称——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是俄罗斯的传统，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他要实践自己在竞选中的诺言：“在法律专政”下建立“强大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里，正是由于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软弱无力，使即便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普京指出，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
从政治上说，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前苏联解体的结果。俄罗斯作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全国有89个联邦主体，包括州、自治州、边疆区、直辖市、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前苏联时期困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各种问题，俄罗斯联邦基本上都继承了下来。解体之前的苏联，具有联邦制国家的形式，实质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叶利钦曾向地方领导人许诺“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叶利钦当政时期，由于政府和议会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地方势力日益增强。叶利钦为了在与国家杜马的斗争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与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和各州的行政长官单独达成协议，赋予他们自治权力。作为交换，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必须鼎力支持。结果，立宪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或者如乌拉的鞑靼社区领导人拉马扎诺夫所说：“这不是联邦制，这是封建制。”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领导人改为由全民选举产生，总统丧失了对地方领导人的任免权。地方领导人权力迅速扩大，州长、自治共和国总统成为本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比如，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地方通过的法规，包括涉及财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法令中，有三分之一与联邦法律和宪法相抵触。俄罗斯各边疆区和州之间建立起贸易壁垒，或者更糟，干脆竖立起界碑。
许多地方主体建立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民主制度。分布在各地的为数众多的联邦权力机关分支机构，与其说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工具，不如说是地方精英人物的保护机构，它们已经被同化，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已经消失。部分州可自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甚至发行本地区具有货币功能的证券，中央无权干涉。还有一些州长在本地区为非作歹，引起居民强烈不满，克里姆林宫派要员持总统命令赴地方干涉，却被地方当局拒之门外。在地方选举中，某些犯罪集团首领堂而皇之进入地方政府和议会，控制地方政权，中央对此却无能为力。1995年实行的由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俄罗斯议会上院）的规定，使地方执行权力机关的领导人同时成了联邦立法权力机关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不仅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分开原则，而且使联邦议会上院变成了有时不按专业原则运作的机构。很显然，这种情况对地方领导人非常有利，但不符合联邦中央权力机关的利益。
同时，地方过多地取得了国家利益所允许的主权，使中央政府对联邦各地方主体失去控制，为国家分裂埋下了隐患。比如，远东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克在辖区内设立象征自己权力的标志物，颁发地方勋章，甚至为加强对管辖区域的控制而派人暗杀与自己为敌的政治家。再比如，与车臣接壤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西莫夫拥有一支完全效忠于自己的警察部队，人数达4万之众。拉西莫夫自行任命法官和检察官，甚至还控制着那里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分局。那里没有独立的媒体，反对派只能在邻近地区出版报纸，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将报纸偷运到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那里就像一个民主国家中的飞地，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强硬的独裁主义政权”，甚至是“极权主义政权”。俄罗斯《独立报》撰文说，事实上俄罗斯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有的地区近乎完全独立。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家法律总局说，除了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以外，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其他自治共和国宪法“都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体系内立法的混乱情况可见一斑。
普京在1998年就曾出任过主管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深知必须以最佳方式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否则难以保持俄罗斯的完整统一。上台后的普京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宪法进行修改。但这种办法代价高昂，而且也不能确保成功，联邦委员会和地方立法权力机关未必会同意批准有损于地方主权的修正案；二是像美国一样，废除联邦主体通过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借助形式上属于联邦中央管辖的司法机构的裁决，加强联邦中央的地位。但是，这也需要大量时间，因为在此之前，要先使实际上受到地方当局控制的地方法院保持独立性。
普京经过深思熟虑，在和26名最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会晤后，选择了另外一个最激进，但也见效最快的策略。据称，普京与这26位地方领导人的会晤长达三小时。普京没有给他们任何选择的余地，会晤中不断重复的话是——您是同国家在一起，还是反对国家？当然，没有人敢公开说自己“反对国家”。
2000年5月11日，普京行使宪法权力，下令暂停执行与车臣接壤的印古什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和与中国接壤的阿穆尔州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并责令其删除与联邦法律不一致之处。
第二天，2000年5月12日，普京签发总统令，宣布将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按地域组成7个联邦区，原89个联邦主体分别划归这7个联邦区。这7个联邦区分别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联邦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联邦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联邦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以叶卡捷琳堡为中心的乌拉尔联邦区，以新西伯利亚城为中心的西伯利亚联邦区和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联邦区。
随后，普京在每个联邦区任命了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几天后普京公布了7大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名单，其中除两人是政治家外，五人是来自军队或国家安全局的将军。原圣彼得堡税务局副局长波尔塔夫琴科被任命为中央联邦区全权代表，他与普京是老相识，普京对他十分信任。派到西北联邦区任全权代表的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切尔克索夫将军，他也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就在此区。内务部副部长拉特舍夫将军被派到盛产石油、天然气的乌拉尔联邦区，普京希望他管好乌拉尔的自然资源。北高加索联邦区由该军区司令卡赞采夫出任全权代表。此人两次参加车臣战争。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由原政府总理基里延科出任全权代表，这里是基里延科的家乡，普京给他机会让他实施自己的经济纲领。原独联体事务部长德拉切夫斯基出任西伯利亚联邦区全权代表，而退役将军普利科夫斯基出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
每个联邦区的全权代表要使国家元首能在相应的联邦区范围内履行宪法职能，直接隶属于总统并向总统汇报工作。全权代表接受国家元首的任命，任职期限由国家元首决定，但不超过总统任职期限。根据规定，全权代表有4项主要任务和13项职能。4项任务是：第一，在联邦区内组织执行总统确定的国家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第二，监督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最高权力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第三，确保总统在联邦区人事任命的执行；第四，定期向总统报告联邦区内国家安全问题、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情况。全权代表最重要的职能是协调联邦权力机关的地方机构执行联邦法律、总统命令和政府决议；协调护法机关的工作，评估它们的工作情况，并向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监督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有关自由和人权的联邦法律；参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其中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州杜马和政府就有关地方和中央利益的问题发表讲话，协商联邦权力机关驻地方代表的主要干部任命，参加拟订地区发展纲领。全权代表无权干预地区首脑的职权，只有法律和赋予他们的权限才是全权代表的工作依据。
普京表示，将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划分为7个联邦区并且委派专员负责每一个行政区，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这对于横跨——欧亚大陆、涉及11个时区、由89个联邦主体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来说尤其必要。而且，这7位全权代表的办公地点将设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内，而不是下放到基层政权，以免造成令出不一的不利局面。为了改变从前地区总统代表总是更依靠当地政府而不是总统的现象，普京宣布——这些代表的住房、福利甚至家人的工作问题不再依靠地方解决，而是全部由联邦总统办公室负责。
对普京的行政区划改组行动，地方领导人普遍表示支持。当然，也许是分区政令还没有触及地方势力的实际权力和地位。紧接着，5月17日，普京又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提出了一系列法律草案。
第一，建议修改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杜马经选举产生，联邦委员会则由代表权力机关、执行权力机关及立法权力机关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一般都由各地区的行政长官、共和国总统或地区议会领导人担任。对于这一状况，普京认为，这将导致各地行政长官和共和国领导人既是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同时又是联邦委员会成员。那些议员成为自己应当执行的法律的起草者，这违反了权力分开的原则。各地区领导人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而立法工作则应由其代表负责，但要在常任和专业的基础上进行。于是普京提出联邦委员会议员由地方选派，为长期专职职务，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不再兼任此职。
第二，执行解除地区领导人职务和解散违反联邦法律的立法机构的规定。如联邦主体领导人及地方议会不遵守联邦法律，总统有权解除领导人的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
第三，如果国家总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则地方领导人也应当享有解除其下属权力机关，即地区、市镇领导人职务的权力。这些措施将使俄罗斯政治发生深刻变革。普京说，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普京的上述举措，自然引起了联邦委员会和地方长官的不满。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点能讨他们的喜欢，这就是能够解除下级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联邦各主体首府桀骜不驯的市长们的职务。地方行政长官可以容忍总统取消他们颁布的某些法规，乃至让7个联邦区的“将军长官”凌驾于自己之上；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支持总统剥夺其联邦委员会成员的资格，因为这实际上是使他们失去了成为国家级政治家的机会，并使他们失去了议员的豁免权，而且随时有被总统解职的危险。库尔斯克州州长鲁茨科伊担心地说：“如果各地区领导人都不再是议会的代表，他们将成为普通的管家，任何一方警察都可对他们进行调查。”长期担任靼鞑斯坦共和国总统的沙伊米耶夫更是公开表示：“我看不出改变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的想法有什么好处。也许，这一想法背后的目的不但要削弱国家杜马，还要削弱联邦委员会，使其变得更加无力，导致这一宪法权力机关只能起辅助作用。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不能同时承担领导义务和联邦委员会成员的义务。如果谁履行这些义务有困难的话，有一个简单办法：行政长官不想在联邦委员会工作，就让他派自己的代表参加。”
但普京的这些措施得到了国家杜马的支持。5月31日，国家杜马一举通过了联邦委员会组成程序法。6月23日，国家杜马以308票赞成、86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剥夺地区行政长官在联邦委员会席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委员会的代表们从2001年1月1日起将由两名地区代表取代，其中一名由地方领导人委任，另一名则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这是近十年来，俄罗斯议会进行的第四次根本性改革。第一次议会改革是从选举人民代表开始的，以1993年10月“白宫事件”而告结束。同年底，组成新的联邦议会，其中上院即联邦委员会是由各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期限为两年。后来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建议，不顾多数议员的强烈反对，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通过了联邦委员会新的组成程序法，即由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领导人组成。现在，第四次改革，让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领导人又失去了权力。
“前进，后退，再前进”——建立垂直权力体系的步骤
2000年6月28日，联邦委员会对该法律草案进行表决。联邦委员会全力反击，托木斯克州议长马尔采夫一手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手晃动着俄罗斯联邦宪法，大声喊道：“这是我的位置，我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占据这个位置的！”结果，在总共发放的146张选票中，联邦委员会以129票反对、13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该法律草案。悬殊比例表达出地方领导人真实的强烈不满，普京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遭遇首次政治挫败。梁赞州州长甚至表示对“击退了一场未遂政变”感到满意，俄罗斯《生意人报》直接以《普京第一次输了》为题发表文章。
如果不让联邦委员会行使否决权，就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杜马议员投赞成票。但是由于有一半的杜马代表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有对其施加影响的杠杆，因此斗争进入白热化。面对联邦委员会的坚决反对，国家杜马对拉到280票来推翻上院对组成法的否决缺乏信心，因而改变了前两天的激进态度，表达出与上院合作的热情。6月30日，国家杜马以408票通过一份呼吁书，表示愿意与上院合作。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对法案做出三点修改：第一，逐步更换联邦委员会的成员；第二，由联邦主体领导人亲自任命地方执行权力机关驻上院代表；第三，派出机构可以召回自己在联邦委员会的代表。如果联邦委员会不接受关于成立协调委员会的建议，杜马就推翻上院的否决。
7月9日，国家杜马以307票赞成、8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修改后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方式法案，同时推翻联邦委员会对总统有权撤销地方领导人法案的否决。7月26日，联邦委员会最终予以确认。三次反复，历经两个月，最后问题是这样解决的：联邦主体执行机关的领导人可以自主任命驻上院的代表，但只是在立法机关反对人数不到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他的决定才是有效的。召回程序同任命程序。上院议员的任命或选举不得迟于2002年1月1日。这样，地方长官们就为自己争取回了一些权力，至少派驻上院的执行权力机关代表可以由自己自主任命和召回，而不是像普京最初提议的经选举产生，而且他们的换届也就是退出，比原法案拟定的2001年2月推迟了11个月。
另外，联邦委员会对普京提出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也予以否决，但是否决被国家杜马彻底推翻，从而确立了总统在地方立法机关及其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违宪的情况下予以撤销和解职的权力。不止如此，国家杜马还对普京提交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进行了修正，不允许地区最高领导人解除联邦主体自治机关领导人的职务及解散地方自治机关。国家杜马的修正案规定，在法院查明地方自治立法机关和市政机关领导人违背联邦和地区法律的情况下，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有权自行或应联邦主体最高领导人抑或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请求解散地方自治立法机关，而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终止市政自治机关领导人的权限。这样一来，地区行政长官对其下辖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领导人的控制权也被剥夺了，普京真正实现了垂直管理。
在2000年7月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宣布国家是拥有全权、唯一的主人。联邦中央执行权力机关是俄罗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发动机，政权机关必须是依靠法律和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垂直的执行权力机关。记者问他：“您自己希望在俄罗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普京的答案毫不含糊：“当然是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
2000年8月，上述法案相继得以签署生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普京让俄罗斯联邦政府内务部和税务警察局赋予了7个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新——的权限，且明确指出莫斯科将集中指挥这些地区的军队，普京还支持将地方行政法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此前地方执法机构和法庭实际上一直由89个联邦主体的地区领导人直接管理。
随后出于安抚的考虑，普京在9月1日宣布成立由一些联邦主体的首脑和议长提出的联邦国务委员会，同时批准了联邦国务委员会条例。条例规定，国务委员会为咨议机关，其职能是协助国家元首行使职权，确保国家权力机关的协调运转和相互协作。其主要任务是讨论有关联邦与联邦主体相互关系的问题、国家建设和巩固联邦制基础的问题，以及有关机构对联邦宪法法律、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命令以及俄罗斯政府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国务委员会还将协助总统解决联邦权力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并根据总统的建议讨论联邦法律和总统令草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人事任命政策以及其他重大问题。
有俄罗斯政治学家将普京的这一系列做法归纳为“前进、后退、再前进”，这条政治路线在与权大势重的地方领导人的周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进”是指让他们统统退出联邦委员会，“后退”是指向他们提供任命自己在上院代表的权力，“再前进”是指普京任命自己的联邦区全权代表。这样看来，普京尽管有所让步，但总体目标是实现了。
但普京绝不是个乐意让步的人，他只是在等待机会。四年之后，机会到来。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以“提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效率”为理由，再度提出《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旨在取消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直选，改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2004年12月11日，该法案获得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2004年12月27日，普京发布总统令，对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的方式又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两个联邦法律与法令，俄罗斯联邦地方行政长官按照以下程序产生。
1. 提名地方行政长官。在各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任期届满前90天内，各联邦区总统代表以及该地方议会中占绝对多数议席的政党，有权分别提出该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经由总统办公厅转交俄罗斯联邦总统，总统可以从中挑选一位候选人，也可以责成总统办公厅主任重新提出地方长官候选人名单。
2. 地方议会批准地方行政长官。地方议会应在总统提出候选人人选后的14天内对该人选进行讨论，如该候选人获得地方议会代表法定多数赞同后即被认为已获得任命，任期为五年；如果总统提名的人选先后三次被地方议会拒绝，则总统有权以总统命令的形式解散该地方议会，并宣布在规定期限内举行新的地方议会选举。
3. 现任地方行政长官可以申请留任或提前辞职。经选举产生的现任地方行政长官在其任期结束前，可以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留任或提前辞职的请求。总统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其留任（或辞职），并向地方议会提出他为新一届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建议，如地方议会通过了对其提名，该行政长官则可以继续留任，任期为五年。
4. 解除地方行政长官的方式。根据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权力机关与执行权力机关组成原则修改法，有两种方式可以解除地方长官的职务。一种是“如果在失去了总统的信任或出现工作不当，及受到司法机关起诉的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提前解除该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并在14天内提出新的人选。另一种是地方议会可以向俄总统提出对地方长官的不信任案。总统可以解除该地方行政长官、提出新的候选人，也可以驳回地方议会提出的不信任案。
到2004年底，有关改革联邦主体地方权力机关组成方式的法律基础建立起来，联邦中央随即使之进入实质的实施过程。一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联邦所有地方长官全部按照新的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产生，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任命。如此，普京让俄罗斯的联邦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
普京通过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解散地方议会、随时解除地方长官职务等方式，对地方权力机关的组成拥有了绝对支配权。当然，这违背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77条第1款规定的“联邦各主体独立确定地方权力体系”的基本原则，宪法中有关联邦与地方之间实行分权管理的联邦原则已——经失去法律意义。地方行政长官由民选改由总统任命，表明地方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已经由对地方选民负责变为直接对总统负责，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也成为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下属机构，这种国家政权体制结构在内容上与单一制国家没有任何区别。普京经由构建垂直国家权力体系，在俄罗斯完全确立起实质上政令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体制。
所以，“前进、后退、再前进”走完了最后两步，变成了“前进、后退、再前进、后退、再前进”。 “后退”是指普京组成表面上重要实际上无权的国务委员会，“再前进”是四年后普京终于有权罢免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再有任何让步。普京的目标完全实现了。有如四年前普京对记者所说的话：“当然是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
整合“政权党”——普京的“可控民主”
在叶利钦时代，由于其在杜马没有自己的政治党团，而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联合社会上其他左翼力量，在杜马中组成了强大的反对派，使叶利钦提出的各种法案在第一、二两届杜马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总统与议会长期对立，斗争无休无止，带来的后果是俄罗斯政坛风云激荡，政府要员走马灯一样轮换，一颗又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政治方面根本谈不上什么治理。比如1998年，叶利钦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两次遭到国家杜马的否决，国家杜马还屡次以弹劾总统相威胁。政坛如此不稳，以至于当时俄罗斯流传过这样一则政治笑话：
1999年8月，普京走到叶利钦面前问：“鲍里斯·尼古拉斯耶维奇，我斗胆问您个问题。在任命我之前，有多少人当过您的总理？”
叶利钦没吭气……两个小时后，普京又走到总统跟前：“鲍里斯·尼古拉斯耶维奇，我刚才提的问题惹您生气了吧？”
“不，我还在数呢……
1999年底的第三届杜马选举中，亲政府的“团结运动”虽然获得了胜利（占据了杜马第二大党的位置），但俄共仍是杜马第一大党，而且在2000年1月18日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杜马主席和委员会主席时，俄共的谢列兹尼奥夫被选为国家杜马主席。同时，在国家杜马27个委员会中，俄共获得了10个委员会主席职位。
在构建垂直国家权力体系的同时，革除叶利钦时代遗留下来的积弊，理顺总统与国家杜马的关系，是普京稳定政局的另一项重要任务。鉴于俄共势力的强大以及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普京在执政初期对俄共采取了怀柔与笼络的态度，设法改善同俄共的关系。普京在当选总统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尽管人们对俄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他认为俄共是俄罗斯目前唯一形成了体系的党。普京友善而宽厚地承认，如此多的选民投了俄共的票，说明国内有相当一批选民对现状不满，而俄共是在没有足够资金对社会舆论发挥影响的情况下获得这些支持的。普京强调，社会团结“靠的是像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久加诺夫这些在社会上广受重视和尊敬的各界人士的努力”。“你可以批评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站到反国家的立场上。”
普京对俄共释放善意，俄共自然也对普京采取合作态度，在杜马中支持了普京提出的一些法案。比如，叶利钦用了七年时间都没能使杜马通过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而普京当选总统后只用了几天时间就顺利解决。克里姆林宫与议会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
从内心讲，普京当然不愿意保持这种危险的平衡。他暗自估算了手中的底牌——在杜马选举中俄共虽然是杜马第一大党，占据了按比例制方式225个议席中的67个议席，但坚决支持普京的“团结运动”毕竟紧随其后，获得了64个议席。如果再加上普京的重要盟友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领导的右翼力量联盟，俄共实质上已经无法完全左右议会。“团结运动”在1999年底杜马选举前三个月仓促成立，虽靠全力支持普京而成为杜马第二大党，但到这时为止它甚至没有像样的纲领和政策，也没有固定的基层支——持者。作为议会第二大党团，这样显然不够。
2000年5月27日，在普京的授意下，“团结运动”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改组为“团结党”。此前，“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等都已宣布解散或停止活动，并号召其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团结党。团结党主席绍伊古在成立大会上做的报告中公开表明，团结党要成为权力机关的伙伴，对普京和现政府的支持是该党的原则立场。换言之，团结党的目标是发展成为“政权党”。加入团结党的原“家园运动”领导人切尔诺梅尔金也参加了成立大会。普京更是亲临会场祝贺并发表讲话，对“团结党”的目标给予了积极回应：“你们谋求成为政权党，我认为，这种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用团结党这张底牌，普京要达到自己最理想的目标——对那些长期存在于俄罗斯政坛、势单力薄的政治组织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把近180个政治组织变成几个有固定群众基础的政党，加强国家对政党的管理，最终建立以两党或三党制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治体系。
2000年12月26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各议会党团和议员团领导人，同他们讨论了政党法问题。会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和团结党议会党团领导人格雷兹洛夫表示支持普京提出的政党法草案，并决定在2001年1月的国家杜马会议上进行审议。
2001年6月21日，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俄罗斯国家杜马三度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联邦委员会于6月29日也批准了这一法案。7月12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政党法》正式予以颁布。《政党法》对政党的成立、登记和撤销、党员的人数和地区组织的数量、政党的宗旨和活动形式、政党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内容：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成员，并且至少在一半以上联邦主体内建有人员不少于100名的地区组织，在其他联邦主体的地区组织成员不少于50名；政党必须推举候选人参加全国立法、权力机构和地方各级自治代表机构选举；不允许按职业、种族或宗教属性建立政党；成立政党必须先组成发起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然后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并把这些文件提交负责政党登记的部门审核；凡在杜马选举中得票超过30%而组成的议会党团，或通过单席位选举制在议会中拥有12名议员的政党都可以获得国家的财政资助。
根据《政党法》这些规定，俄罗斯各政党都大力发展新党员和建立新的地区组织，出现了对政党进行改组、联合或建立新党的高潮，为参加2003年12月21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04年3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达不到《政党法》要求，而又不准备同别的党联合的小党将不再作为政党进行活动。它们有的解散，有的改组为俱乐部类型的团体，将无权提出候选人参加各级立法和权力机关选举，也有些政党和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如此，在2003年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被核准有资格参选的政党组织大大减少了。
2001年4月17日，国家杜马中的四个党派议员团——团结党、“祖国—全俄罗斯”“人民代表”“全俄罗斯”经过协商，决定成立跨党团的协调委员会，从而大大加强了杜马中亲政府的党团势力。2001年7月12日，团结党与“祖国运动”组成“团结—祖国联盟”，并着手建立统一的政党。12月1日，全俄罗斯团结和祖国党成立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大会选举出由1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政府紧急情况部长、团结党主席绍伊古，鞑靼共和国总统沙伊米耶夫，祖国党领导人、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共同当选为团结和祖国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绍伊古在会上指出，在团结党、祖国党和“全俄罗斯运动”基础上成立的团结和祖国党将使全社会团结在总统周围，“组成为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而工作的统一战线”。他说，今天成立的政党应成为“政权党”。卢日科夫更指出，团结和祖国党将团结全社会的建设性力量，保护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利益。
普京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俄罗斯政治激进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克服私心和放弃狭隘政党利益的政治力量。他希望团结和祖国党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努力成为俄罗斯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政治力量，成为多数党。普京同时强调，不要把新成立的党称为“政权党”。
2002年4月，团结和祖国党举行第一届全俄罗斯代表大会，改称统一——俄罗斯党，并完成了在司法部的登记手续。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数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使普京在议会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
统一俄罗斯党公布了全部政策主张：该党属于中派政党，明确支持普京总统的方针，强调强大的总统政权是政治稳定的保障和法制建设的牢固基石，主张实施行政改革，提高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度。要求深化经济和司法等领域改革，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要求提高国防能力，形成社会保障的有效机制；组成职业化军队；完善护法机构的工作；支持旨在提升俄罗斯国际地位与作用的对外政策。
与统一俄罗斯党状况相反，尽管在1999年的杜马选举中俄共赢得了全联邦选区的最多席位，但其后却日渐走向分裂，在杜马的势力日益削弱。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激进派因反对久加诺夫与普京政权合作而退出俄共，另建新党。2000年5月20日，莫斯科附近地区社会政治组织“俄罗斯社会政治联合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在俄共的地区和地方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俄共最高领导人久加诺夫却没有参与。尽管该组织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为俄共的未来展开决战的一个战略基地，但无疑反映了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
2002年4月3日，杜马中的统一俄罗斯党等四个党团突然对俄共发难，他们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重新分配杜马委员会的领导职位。这一议案获得了通过，俄共失去了原先拥有的10个委员会中8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只得到了“文化、旅游”和“妇女、家庭、青年”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委员会的领导权。统一俄罗斯党的杜马代表费杜洛夫甚至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取缔俄罗斯共产党在司法部的注册，彻底禁止俄共的一切活动，并追究其党首久加诺夫的刑事责任”。虽然这一提案遭到包括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和司法部的反对，但俄共在议会中失去了一系列重要阵地。
为了对杜马的上述决议表示谴责和抗议，俄共立即宣布放弃包括杜马主席和其他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但是，谢列兹尼奥夫拒绝辞职，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也不同意放弃自己的职位。俄共于是在4月3日和10日分别召开了第六、七次中央全会，并通过决定要求谢列兹尼奥夫等辞职，声称如果他们拒绝服从中央的决定，就要给予组织处分。但是谢列兹尼奥夫在同总统普京会晤后，拒绝了俄共中央要他辞职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于5月25日召开第八次非常中央全会，以“不遵守党章规定、给党造成损失”为由，以76票赞成、2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将谢列兹尼奥夫开除出党的决议，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接着他们三人又被开除出俄共议会党团。总统普京在5月27日公开批评了俄共中央关于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的决议，表示继续支持他留任杜马主席。其他政党也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继续担任杜马主席，直到2003年新一届杜马选举为止。
通过这次统一俄罗斯党的进攻和俄共围绕谢列兹尼奥夫问题的争论，俄共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形象大受损害。这也标志着俄共的分裂，俄共势力因此大受打击。根据全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2002年6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俄共在群众中的支持率为29%，虽然仍居各党之首，但比4月的35%下降了6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谢列兹尼奥夫等人更是另起炉灶，组建了“俄罗斯运动”，并于当年9月7日更名为俄罗斯复兴党，与俄共分庭抗礼。2000年12月，俄共召开七大，提出将继续做普京当局“负责任的、不妥协的、建设性的反对派”。但是，2003年9月，由于思想差异，以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为首的29个左派组织与俄共分道扬镳，建立“祖国竞选联盟”，俄共进一步遭到削弱。
至此，国家杜马的组成已大大有利于普京，俄共已很难阻止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法案在杜马中获得通过。普京以前常常同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党派领导人会晤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普京只会见统一俄罗斯党等中派政党领导人，基本上不再听取别的党——特别是俄共领导人的看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马不顾左翼的强烈反对，先后通过了《所得税法》《劳动法》《土地法》等重要法案，杜马终于成为普京“可控民主”理念下的执行典范。
2003年12月7日，俄罗斯举行新一届杜马选举，共有23个政党及竞选团体的候选人角逐450个国家杜马席位，约有1.09亿俄罗斯选民参加投票。以“与总统同呼吸共命运”为竞选口号，深受普京信任的统一俄罗斯党取得了前苏联解体后“政权党”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以37.1%的选票遥遥领先，稳坐杜马第一大党的席位。俄共仅获得了12.7%的选票，几乎才相当于1999年的一半。其他进入杜马的政党分别是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得票11.6%，格拉济耶夫的“祖国竞选联盟”，得票9.1%。俄罗斯自由主义党派“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遭受严重失败，因为没有获得所需的5%选票而惨遭排挤。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他忠于普京的力量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这使普京推行的任何方针都能顺利通过。2003年12月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克福尔的一篇文章，题为《普京方案基本实现》，称此次杜马选举体现了普京非常有效的控制，真正的胜利者是普京“可控民主”模式的支持者。同一天，俄罗斯《消息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杜马的控股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认为杜马已经成为一个更容易控制的“生产法律的工具”。如果需要的话，它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修改宪法。
回到这一章的开头。就这样，激荡了十年之久的俄罗斯政坛终归平静。在2001年总统《国情咨文》的结语中，普京讲道：“过去的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变化巨大的十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出现危机……可是我认为，该是斩钉截铁地结束这种循环的时候了。再也不会有革命，也不会有反革命了。国家有经济保障的牢固稳定，是俄罗斯，也是俄罗斯人民的幸福。”
寡头崛起——在私有化的盛宴中狂欢
1992年苏联解体，苏联国有计划经济的庞大身躯随之轰然倒地。伴随着苏联公有制经济体系的崩溃，有一群人利用各种办法蜂拥而上，犹如秃鹰和鬣狗，急不可待地扑在奄奄一息的苏联经济尸身上，用利齿尖牙撕下国有资产的肥肉狼吞虎咽起来。不多时，苏联的国有资产被啃得剩下一副骨架。他们是苏联计划经济食物链上的最后一环，他们就是俄罗斯寡头阶层。俄罗斯寡头阶层伴随着苏联解体而诞生，又伴随着新兴经济的起步而成为国家利益的吸血鬼。在叶利钦年代，“寡头经济”几乎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