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立即开始了全国性的转轨进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迅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政府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寡头阶层异军突起，他们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这些人多是前苏联的党政官员或其他体制内人士，他们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出入证”的人。这些人的存在，便是俄罗斯激进私有化的结果。
俄罗斯寡头阶层的诞生始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着手规划和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苏共和苏联政府相继制定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戈尔巴乔夫提出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在这种背景下，从1987年开始，苏联出现了“隐性私有化”现象。先是共青团干部利用这时在苏联出现的一个不受任何控制的自发市场形成时期，逐渐扩大经营活动范围。国家各级官员看准风头，纷纷亲自出场亮相，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开始了“国家对国家的私有化”。高级官员们借行政改革之名，取消了苏联中央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康采恩的控股额转到国家手中，其他股份则在部门领导人之间分配。一般来说，领导康采恩的人就是被撤销的部门第二或者第三把手。寡头控制下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这样出现的。
在金融领域，变相的私有化之风也日益盛行。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大银行，大多数是借助于原来的专业银行分支机构私有化组建起来的。例如，由苏联工业建筑银行分出了俄罗斯联邦工业建筑银行、圣彼得堡工业建筑银行、莫斯科工业银行、莫斯科跨地区银行和几百个其他银行。也有的商业银行是在中央政府部门财务局基础上建立的，原来的财务局长或者副局长就变成了银行董事长。寡头控制下的银科姆银行、梅纳捷普银行、信贷银行、首都银行也成立于这个时期，它们的资本实际上都来自国家。此外，共青团干部和政府官员们还通过苏维埃分配体系的私有化，在国家供销机构和商业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交易所、合资企业和大型商社。
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统一的“全民”国家所有制已经严重失控。管理人员变成了所有者。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的调查统计，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以上的企业精英，是从原来的苏维埃官员中产生的。对此，连叶利钦都不得不指出：“我们争论私有化是否必要已经长得令人不能忍受。同时，那些党和国家的精英们已经积极地进行他们个人的私有化了。其规模、其劲头、其虚伪都令人震惊。苏联私有化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但却是混乱的、自发的，并常常是违法的。今天，有必要掌握主动。我们决心这样做。”
叶利钦“掌握主动”的做法，便是名满世界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以政府积极推进私有化为核心，俄罗斯联邦政府以证券私有化、——全权委托银行、开放金融市场等措施，直接促成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成了寡头阶层的助产剂。
俄罗斯私有化是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起步的。在1992—1994年间，俄罗斯联邦政府给每个公民（1.49亿人）分发面额1万卢布（按1992年汇率计算合72美元）的证券，每人只要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获得面值1万卢布的购买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股民。但俄罗斯经济迅速滑坡，恶性通货膨胀爆发，1992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501%。广大民众迫于生计，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寡头阶层乘机廉价收买。人手一份的私有化证券曾被许诺可以换两辆伏尔加轿车，如今却是以一瓶伏特加的价钱易手。私有化证券向寡头们手中集中，于是企业实质上完全落入寡头的控制中。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原国有资产的大部分被以很低的折价转让给新的所有者。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基本立法指导原则是：通过股权在居民中的广泛分散化，建立由雇员管理的企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内部股落入原来的管理者手中或被置于其控制之下，往昔的“红色厂长”摇身一变成了企业主。由于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理部门失职，腐败成风，资产评估机构职能扭曲，股份制改造成了寡头们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俄罗斯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实行公开拍卖，寡头们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
俄罗斯的私有化基于对国有企业资产的不准确估价。在估价中，以俄罗斯各公司1992年7月的账面价值作为公司的基础价值，未考虑无形资产的因素，也未根据通货膨胀对价值进行调整。这一决定使寡头们可以用非常优惠的条件购买国有资产，不管是通过拍卖方式还是通过内部购买方式。因此，最后俄罗斯整个产业的总值之低让人吃惊。当证券私有化1994年6月结束时，俄罗斯的产业总值还不到120亿美元。据统计，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达上万亿美元。1992年—1996年，私有化进款占俄罗斯联邦政府预算收入的比重仅为0.13%～0.16%。仅1996年一年，俄罗斯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造成的损失还要多。
在银行私有化和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过程中，寡头们更是乘机聚敛钱财。他们纷纷创办银行（最多时达3000多家）和各种储蓄机构，高息揽储，炒买炒卖外汇；或者开设投资公司，借用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兼并、重组；或者通过向俄罗斯政府提供抵押贷款，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被政府作为换取私人银行“贷款”的抵押，实际上以低价出卖。
在垄断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互相融合的基础上，寡头资本又进一步向政治渗透，出现了资本权力化的势头。随着苏维埃体制的瓦解，企业经理在事实上占有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失去了上级机关的支持。为了保住自己对企业的控制，他们需要寻找外部的政治、金融或商业机构的支持，在俄罗斯，这种结合通常是通过非正式的个人关系形成的。普遍的做法是以国家企业为基础，组建控股公司。控股公司很快就能抓住其他一些商业和金融子公司，通过它们做成各种投机生意。有时这些公司又成为已经私有化的企业的基本股票持有者，这样就构成了交叉持股的复杂网络。这样，就出现了大工业企业和新出现的商业与金融机构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家资源又通过它们流到私人手里。这样，工业、金融、商业和国家机构连接成相互依存的集团。这个趋势发展到顶点，就形成寡头性质的金融工业集团，把工业、金融和商业机构，以及地区或者部门国家机关，统统联系在一起，成为寡头垄断组织。
就这样，寡头阶层在控制了经济后，又开始决定政治问题——收买政治家，或者将自己的人安排到政治家席位上。寡头阶层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俄罗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操纵和控制俄罗斯经济命脉，左右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政策。俄罗斯前副总理“休克疗法”的提出者叶戈尔·盖达尔曾说：“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联邦政府被7～10个商人控制，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但这还不是寡头们最辉煌的时刻。1996年3月的一天，叶利钦秘密召见了7位寡头，他们分别是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寡头们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叶利钦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连任，叶利钦则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
寡头们按照协议行动起来。在这一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们为叶利钦竞选筹集资金3.5亿美元。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同时为叶利钦上台大造舆论，抨击叶利钦的竞选对手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终于，在寡头们的努力下，叶利钦顺利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对此，别列佐夫斯基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自豪地说：“俄罗斯的商人们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回报，叶利钦开始对寡头们施以恩典。叶利钦默许寡头们继续通过私有化有价证券，尽情瓜分国有资产。在叶利钦的庇护下，寡头们以倾销价取得了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有色金属和其他全部原材料等资源储备，进一步动用国家银行贷款攫取国家资源。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研究学者马歇尔· 科尔德曼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叶利钦为感谢7位俄罗斯大寡头支持他1996年竞选总统，把国有资产作为大礼分给了他们。
每当叶利钦遇到重大政治决策和人事安排问题，都习惯先同寡头们商量。联合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波塔宁一度官拜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丘拜斯是叶利钦时期的财政部长，别列佐夫斯基先后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独联体执行秘书。而且，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与时任总统顾问、被喻为“克里姆林宫公主”的叶利钦女儿塔蒂亚娜·季亚琴科个人关系良好。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极其慷慨地为叶利钦家族在国外购置多处奢华的不动产，还把其他一些寡头引入叶利钦家族的人际圈子。寡头们不加掩饰地向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几大金融集团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实际控制了银行、国家预算资金、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石油，以及轻工业、绝大部分传媒。换言之，寡头已经是俄罗斯联邦政权的隐患。
所有俄罗斯人都对寡头深恶痛绝。普京当选之初，在俄罗斯国内民意对普京新政府的所有要求当中，呼声最强烈、最坚持不懈的就是消除贪污受贿和犯罪，打击寡头。最痛恨寡头的则无疑是新上任的总统普京本人。因为要振兴国家，首先要摆脱大资本的控制，尤其是摆脱由寡头们组成的垄断组织的影响，这是普京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
俄罗斯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寡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他们将自己灰色财产的一部分作为政治献金又返回政坛，形成一种“政治新权威+经济寡头化”的杂交产品，对国家贻害深远。俄罗斯著名政论家亚历山大·齐普科的观点更直接：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普京的全部未来将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解决寡头问题。齐普科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他不仅善于疏远寡头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等距离，而且还能切断寡头暴富所依仗的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话，那我们就算得救了；但如果普京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那我们就未必还会有文明发展的机遇。”
普京无疑是一个勇于动手的人，他不能让俄罗斯失去“文明发展的机遇”。不过，对于寡头这样一个掌握了俄罗斯经济命脉的庞大集团，必须慎重对待。要解决寡头问题，必须用一种“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毫无疑问，普京找到了这种办法。
事实上，对俄罗斯局势早有敏锐观察的法新社曾把俄罗斯的寡头们分为三种:“好的寡头”“贪婪的寡头”“放肆无礼的寡头”。“好的寡头”对克里姆林宫忠心耿耿；“贪婪的寡头”在玩弄无数花招之后终于有了很大实力，使其在俄罗斯的财富中占有一定份额；至于“放肆无礼的寡头”，他们自认为可以违抗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甚至试图去左右克里姆林宫。
普京要打击的就是最后一种寡头。
普京将对寡头的斗争定位为三个不同程度的层面：第一，寡头是否守法；第二，寡头是否参政；第三，是否对寡头做追究。普京要以第一层面——为手段，解决第二和第三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普京打击寡头的方式毫无例外地是从“经济犯罪”入手，来解决寡头的“政治野心”。
其实叶利钦对此早有预感，他曾私下说过：“正是因为寡头间‘没有规则’的残酷斗争，导致了1998年的经济危机和三次最严重的政府危机。这些危机不仅使俄罗斯经济进一步衰败，甚至还破坏了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性。”早在辞职之前，已是满头银发的叶利钦就曾把那7位对他连任有功的寡头请来，告诫他们：“钱尽管挣，但别参政。”这次会晤，被俄罗斯媒体戏称为“白雪公主对七个小矮人”。
现在，普京对媒体声明：“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他说：“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像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最后，普京坚定地说：“今后再也不会有寡头。”
不过，对于寡头们来说，这个要求太难做到。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必须参加政府以保护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商界认识到，假如商界得不到巩固，假如我们不是强大和果断的，就会丧失机会。要让市场过渡自动地去进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运用我们的权力去实现这一过渡。”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穆拉维约夫说：“俄罗斯企业家应该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人物。除了企业家，谁都不可能准确地预测现行的政治决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寡头们既已认定参政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他们也都是以金钱铺路好不容易才挤进政界的，现在要他们退出舞台，束手就范，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双方已经摊牌，普京要公开动手了。上台之初，普京在《致选民的公开信》《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等有关施政纲领的文献中，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都反复公开表示，他要整顿俄罗斯国内秩序，建设一个“没有匪徒和贪污分子的国家”“让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 同时，普京宣布解除叶利钦女儿季亚琴科总统顾问的职务。虽然普京曾签署法令保护叶利钦及其家人，但他让和寡头们搅在一起的季亚琴科快速“淡出”政界，这不能不让寡头们倒抽一口冷气。
然后，普京瞄准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辛斯基。
普京第一次出牌——击垮古辛斯基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辛斯基1952年10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有犹太血统，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中学毕业后，他进入莫斯科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学院学习，在大学二年级时因成绩不及格被校方开除。后应征入伍，在别尔哥罗德近郊苏军防空部队中服役。此后古辛斯基再次成为莫斯科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学院的大学生（其母亲在该校任教），但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开学校。1975年，他进入国家戏剧艺术学院导演系学习，于1981年毕业，获得过工程技术和戏剧导演两张文凭，曾在图拉地方剧院担任导演。
1986年古辛斯基开始经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从事过各种行业，承包过建筑装修工程，搞过金融法律咨询和政治分析。1989年他成立了“桥”合资企业，与美国“阿尔诺德—波尔特尔”公司各控股50%。一年后，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全部股份。1989年，他在该公司基础上成立了著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桥”银行，古辛斯基自任董事长。1992年古辛斯基成立了“桥”集团控股公司，下辖42家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初，古辛斯基在生意场上得心应手，地位日益显赫。与此同时，他开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一些政府官员、莫斯科市长等关系密切，这种关系也使“桥”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因有政府官员撑腰，古辛斯基的银行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指定银行，负责代理销售财政部的“金”债券。自苏联解体以来，古辛斯基以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让他的财产迅速超过10亿美元。由于“古辛斯基”与俄语中的“鹅”是同根词，所以俄罗斯人都习惯性地戏称他为“鹅掌柜”。
随着财富的增加、身价的骤涨，古辛斯基逐步认识到，要想继续保持自己的影响，增收利润，必须投资媒体，这将使自己名利双收。于是1993年2月他组建了《今日报》（俄罗斯五家最大的报纸之一）编辑部。同年，独立电视台（俄罗斯三大电视台之一）宣告成立。1994年1月，“桥”银行通过提供贷款方式又控制了“莫斯科回声”电台51%的股份。如此，古辛斯基除了从事银行和房地产业外，媒体帝国是他商业中的另一支柱。他宣称，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他是“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董事长，除了控制着上述电视台、广播电台和《今日报》外，他手下还掌管着俄罗斯TNT地方电视网、《七日报》《总结》周刊、《商队》杂志等多家媒体。由于古辛斯基的媒体公司往往以高额报酬吸引人才，因此手下聚集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媒体人，这些人的政治嗅觉极其敏锐，他们针对当局的报道常常引起轰动，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此外，古辛斯基还兼任许多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1996年1月，他出资成立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犹太人代表大会，并任会议主席。
这一年，叶利钦谋求连任总统，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遭受沉重打击。叶利钦起用古辛斯基的媒体舰队，为自己的连任大造声势。古辛斯基不辱使命，帮助叶利钦在第二轮全民投票中赢得胜利。也就在答谢宴上，叶利钦第一次对古辛斯基一个人说出了那句告诫：“钱多不要紧，但不要从政。”古辛斯基没有接受。
1997年，古辛斯基利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对电视公司的资金支持，迅速扩充了“桥”媒体集团的实力，并进一步组建和兼并了多家媒体企业。 古辛斯基在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初曾掀起一场传媒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古辛斯基希望借助西方投资，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实力强大的现代化通信和电视联络技术公司。他拒绝俄罗斯政府出面调停，和其他寡头展开不择手段的竞争。1999年底，古辛斯基又获得了一个商业空间——互联网。他下属的一家公司设立了许多网站，借助转播独立电视台信号的卫星，独立电视台网络公司可以保证其使用者迅速进入世界网络。2000年初，古辛斯基着手与以色列一家著名电视公司合办一个大型网络控股公司。古辛斯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了俄罗斯名副其实的“默多克”。
古辛斯基更多的兴趣当然是在政治领域，他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主要的政治家”。在《独立报》公布的俄罗斯百名政治家排行榜上，古辛斯基名列第11位，位居俄罗斯当局许多官员和重要政治家之前。
2000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自然是古辛斯基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绝佳时机。俄罗斯国家杜马大选和总统大选中，古辛斯基认为以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为首的中间主义“祖国—全俄罗斯运动”能在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进而会把普里马科夫推上总统宝座。于是，古辛斯基将宝押在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身上，独立电视台积极展开支持“祖国—全俄罗斯运动”的宣传攻势，大力对抗普京。古辛斯基的媒体还对第二次车臣战争发动“信息战”， 独立电视台对战争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不断直播血淋淋的作战场面，强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场反战浪潮。不知道哪家媒体首先放出风说，俄罗斯特工部门参与了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的恐怖爆炸事件。经古辛斯基媒体帝国渲染之后，这种说法在西方逐渐占了上风，这使得俄罗斯外交官在向西方解释车臣行动时陷入被动。结果，古辛斯基被普京视为“主要内部敌人”。2000年春季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前，古辛斯基所掌控的传媒工具覆盖率已经完全可以与俄罗斯政府手中的传媒覆盖率相抗衡。古辛斯基手中的民营传媒机构还一度被西方称作“新闻自由的典范”。
2000年5月11日，警方搜查了“桥”集团办公楼。6月12日，在普京出访西班牙期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对古辛斯基突然采取行动，以涉嫌侵吞和诈骗国家巨额财产罪为由，宣布将他拘留十天。消息一出，全俄罗斯一片震惊。正在西班牙进行访问的普京回答记者说：“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这是总检察长独立做出的决定。你们也应该明白，对我来说（逮捕古辛斯基）是件令人生疑的礼物。”“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领导人伊戈尔·马拉先科紧急飞抵马德里，要求总统普京接见，但遭到拒绝。
2000年6月16日，为了缓和各方面的压力，普京在古辛斯基被关押四天之后暗示总检察院放人，但禁止其离开莫斯科。随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对古辛斯基侵吞和诈骗巨额国家财产进行了正式指控。联邦总检察院公布的证据显示，1996年底，“桥”媒体集团在购买俄罗斯国家电视公司“圣彼得堡第11频道”70%股份的时候，只花了25万旧卢布，而该频道的实际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合同签署十二天后，该频道的负责人在芬兰的个人账户上就出现了100万美元的好处费。这笔钱的曝光使俄罗斯检察机关认定古辛斯基在其他地方有类似的侵吞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古辛斯基则反唇相讥说，俄罗斯政府试图把投他进监狱作为要挟，要他乖乖地将影响力巨大的NTV电视台拱手让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月19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又查封了古辛斯基的部分财产。据调查人员透露，古辛斯基被查封的财产有可能被没收。古辛斯基事件在俄罗斯各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他被捕时，俄罗斯各大媒体就此事的报道连篇累牍，本来的新闻焦点——总统普京出访西欧——由于古辛斯基事件而黯然失色。虽然莫斯科炎热的盛夏还未到来，然而政治温度却由于这个政治热力漩涡而陡升。俄罗斯政界、商界名流纷纷对此表态，就连美国方面也对此极为关心。俄罗斯国内几乎所有的政党和政治精英，或支持，或反对，纷纷就此事发表看法。寡头们联名上书俄总检察长，为古辛斯基作保。美国白宫发言人洛克哈特说：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白宫要求俄罗斯当局给予古辛斯基事件公正和公平的判决。
11月13日，总检察院采取进一步行动，正式指控古辛斯基非法获取3亿美元贷款和50亿卢布（当时汇率1美元=27卢布）借款。但作为被告的古辛斯基却未在指定时间出庭。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于次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古辛斯基。紧接着，总检察院于12月4日发布了红色国际通缉令，要求各国刑警组织协助将其缉拿归案。12月12日，古辛斯基在西班牙的家中被捕。
同一天，古辛斯基被西班牙国际刑警组织押解到马德里，接受西班牙法庭审讯。三个月之后，西班牙法庭宣布，一直在马德里狱中等待引渡回国的古辛斯基可以取保候审。古辛斯基在交纳550万美元保释金后获得释放，返回其位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别墅中居住。2001年4月18日，西班牙国家法院裁定古辛斯基无罪，并拒绝将古辛斯基引渡给俄罗斯。由于古辛斯基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他获释后随即前往以色列居住。
普京通过媒体向古辛斯基发出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我要他们回答我，为什么他们买不动产要用假名字或以某个公司的名义呢？我倒想问一问，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普京的警告立刻由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局付诸行动。该局调查部长沙连科夫宣布，俄罗斯中央税警已奉命清查俄罗斯寡头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他还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罗斯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果不其然，俄罗斯国家资产委员会同时开始清算古辛斯基的“桥”媒介控股集团公司的国内外财产。俄罗斯法院对“桥”媒体集团属下的几个主要分支机构（包括NTV电视台）进行资财清算，宣布这些机构资不抵债，必须强制拍卖转让。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将追回古辛斯基在海外的资产，其中包括他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海滨胜地索托格兰得拥有的一幢豪华别墅，他就是在那里被逮捕的。有关人士分析，一旦返回俄罗斯，等待古辛斯基的极有可能是几年的铁窗生活。因为根据俄罗斯刑法，对侵吞国家巨额资产者，可判处5至10年徒刑。
就这样，古辛斯基躲藏在以色列，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这只被拔过毛的“鹅”再也不敢到处乱飞了。2003年8月23日，古辛斯基在希腊再次被捕，不久又被释放。2007年，古辛斯基取得西班牙国籍，从此定居西班牙，再也无法返回俄罗斯。在与寡头的较量中，普京轻松漂亮地赢了第一局。
为了安抚由于古辛斯基事件受到惊扰的寡头们，普京在2000年7月28日召见了21名商界名流，表示他不会追究前苏联解体后进行的有争议的私有化活动，这给担心自己既有商业王国遭到破坏的寡头们宽了宽心。但这——并不表示对所有的寡头一律既往不咎，对其偷税漏税和向国外转移资本的行为宣布某种大赦。普京拒绝做出这样的承诺，他向这21名商界名流说，如果他们全力支持政府使普通俄罗斯人富裕起来的努力，他们就会得到他全力的支持。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能够向克里姆林宫俯首称臣，就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俄罗斯《今日报》2000年8月1日刊登了列昂尼德·拉金霍夫斯基的文章《胜利者》，做了一次有趣的对比。同样是为了摆平议会，叶利钦用了两年时间，还出动了坦克。普京只用了半年时间，杜马议员还心甘情愿地遭受“去势之灾”，甚至还以探寻的目光望着普京：还需要其他东西吗？叶利钦多年以来一直受制于寡头，普京只是召见了一次寡头，他们就知道了自己的真正位置，而且心满意足！拉金霍夫斯基形容普京构建自己的总统权力机关，就像鸟儿筑巢一样轻松，且歌且劳，且劳且歌。
古辛斯基事件只是普京与寡头战争的开始。普京的下一个目标，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
普京第二次出牌——打败别列佐夫斯基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绰号“白桦树”，1946年1月23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个天才，年仅16岁就考入了莫斯科大学，获得技术科学博士学位时还不到30岁。他当了25年的学者、数学家和研究电脑化管理系统的专家，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出版过三本专著，领导过科学实验室，1991年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多年后，别列佐夫斯基回忆说：“1989年工资停发了，我开始经商。当时俄罗斯人有两大愿望：房子和汽车，所以我瞄准了汽车。”他带着三个朋友凑的钱去了联邦德国，弄回一辆二手奔驰车，以三倍的价钱卖了出去。第二次，他带回了四辆车。他在苏联开设了第一个奔驰销售店，然后建立起第一条汽车经销链。“这是真的，是我们创造了这个国家的汽车市场。”
生意越做越大，别列佐夫斯基很快与时任苏联伏尔加汽车厂厂长卡丹尼科夫搭上了线。别列佐夫斯基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了伏尔加汽车厂的代售权。他代售的第一批拉达汽车就达3.5万辆。按照协议，别列佐夫斯基先付10%的定金，剩余车款两年半后付清。他按每辆4800美元的出口价格搞到这些拉达车，然后按每辆7500美元卖掉。而且，他从买主手中收取购车定金，拖延几个月后再付给工厂。在超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使他得到了相当于半辆汽车价值的油水。但这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别列佐夫斯基又开始做宝马、本田、雪佛兰、克莱斯勒、沃尔沃等众多外国名牌车的贸易，自然这是在逃避海关关税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成了这个行业名副其实的龙头。
俄罗斯汽车零售业自诞生起就是黑社会争夺的战场。1993年别列佐夫斯基的停车场被攻击了三次，展厅也被手榴弹炸过。1994年别列佐夫斯基遭遇汽车遥控炸弹袭击，身受重伤。于是他到以色列暂避，取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从此，除了“白桦树”之外，他又得到一个新绰号——“外国人”。
别列佐夫斯基的野心巨大，他要干一票大的，大到前所未有。1993年，别列佐夫斯基与卡丹尼科夫一起创建了所谓全俄汽车联盟。他们许诺将与美国厂商合作，建立一座大型汽车厂，一起生产新型汽车，项目估价为15亿美元。方法是从俄罗斯民众手中集资，集资本金和收益以后用生产出的汽车来支付。
1993年12月13日，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马涅什广场上的展览馆开始销售他的证券——这是专门在瑞士印制的、质量可以与任何国家的货币相比的证券，并且使用了特殊的防伪技术。证券的正面写着：1股。票面的价值是1万卢布。为促销这种证券，别列佐夫斯基推出一种特别的手段：拿出10万辆伏尔加汽车通过抽奖的形式折价卖给那些证券持有者。第一次抽奖在1994年2月进行，这次抽奖共提供6500辆汽车，其中650辆是免费赠送——的，其他部分则以20%～50%的折扣出售。抽奖的规则是，只有那些没有买卖手中证券的人（证券原始持有人）才有资格参加抽奖。
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财富骗局。如果认真对待这种汽车证券，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传统意义上讲，这一证券都不是一种股票，而是一种新的债券，应称为“无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只给持有者一种权利，即用来换取真正的全俄汽车联盟股票。然而，无记名证券的交易非常困难，所有无人认领的股份（绝大部分）将由全俄汽车联盟控制。这意味着，真正的控制权在别列佐夫斯基手里。只有证券原始持有人才有资格抽奖，如此设计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参与证券的买卖，把证券放在家里——这样，别列佐夫斯基就可以把购买者的钱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而且，证券上不设计持有者的签名，又使这些证券看上去容易交易，但无论交易与否，因为证券上没有名字，出售的公司也不会留底，所以无法兑现他们许诺的红利。
这真是步步精巧的诡计，别列佐夫斯基要付出的成本仅仅是10万辆伏尔加汽车的抽奖活动。可是，即使这一抽奖，他也只进行了三次，折价出售了1.4万辆汽车。大约在半年时间里，别列佐夫斯基共集资253亿卢布，相当于1500万美元。别列佐夫斯基用利息和再投资，将集资的1500万美元迅速增值到5000万美元。最后，别列佐夫斯基将这些钱用在了他的真实目的上——收购伏尔加汽车厂股份。
别列佐夫斯基的全俄汽车联盟是伏尔加汽车厂拍卖招标的唯一投标者和中标者。按道理，中标者全俄汽车联盟应当对企业投入足够的资金，但后来伏尔加汽车厂又发行了新股票，其中大部分卖给了全俄汽车联盟。 如此资本循环错位使用，别列佐夫斯基用区区61亿卢布，相当于310万美元，购买了前苏联最大的汽车厂34%的股份。世人惊叹——这是买，还是抢？
1995年初，别列佐夫斯基宣布，项目资金减少，而到1997年将不再执行项目。“美国厂商”及时表明，由于风险关系，该项目搁置。最后，别列佐夫斯基没有生产出一辆汽车，吞下了伏尔加汽车厂，参与集资的广大俄罗斯民众则血本无归。
别列佐夫斯基在石油领域和金融领域赚钱比搞集资还要容易。1995年12月，以他新组建的银行财团为首，由他的罗卡瓦斯公司、国家金融公司和斯摩棱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一起，以抵押拍卖的方式收购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51%的股票。而这家公司是在拍卖前几个月才按总统令建立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量在俄罗斯排第六、储备量排第八，其石油储备估价为10.928亿吨。俄罗斯商业刊物指出，在抵押拍卖的过程中，伴随着对俄罗斯政府规定的严重破坏，别列佐夫斯基取得了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控股权。别列佐夫斯基仅以1亿美元就得到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不久，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就升值到10亿美元。
由于被非法剥夺参与拍卖的权利，国际商业银行董事会向莫斯科法院递交了对别列佐夫斯基的起诉书。法院一审做出了有利于国际商业银行的判决。但别列佐夫斯基利用其与俄罗斯政府高层的关系，在终审时又修改了这一决定。为挤垮竞争对手，别列佐夫斯基又通过中央银行在媒体上泄露仿佛国际商业银行资金状况不良的资料，使其储户大量挤兑存款。银行只是由于其董事会主席维诺格拉特采取特别措施才得以维持。
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股份也是构成其金融帝国的一部分。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是根据总统令于1995年建立的，国家控制其股份的51%，49%的股份拍卖给私人公司。在这里，最大的份额（16%）由罗卡瓦斯公司取得，别列佐夫斯基成了公共电视台最大的股东和实际控制者。国家杜马力图确立对公共电视台的控制的一切努力都未能取得成功。所以，在1996年大选前的宣传运动中，别列索夫斯基的公共电视频道也像其他国家和私人电视频道一样，全力为叶利钦工作。叶利钦顺利连任后，于1998年将别列佐夫斯基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独联体执行秘书。美国媒体甚至将别列佐夫斯基称为“克里姆林宫的红色教父”。
1999年，别列佐夫斯基又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的出版企业商人出版集团和莫斯科独立广播集团（莫斯科电视6频道）。由此，极盛时期的别列佐——夫斯基掌控着俄罗斯的五报五刊，两家电视台和一家广播电台，成为名副其实的媒体“龙头”。
事实上对别列佐夫斯基的调查在叶利钦时代就开始了。普里马科夫任总理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与联邦安全局搜查了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国际航空公司，取得了他窃听俄罗斯政府高层官员通话的犯罪证据。叶利钦不得不忍痛割爱，解除别列佐夫斯基俄罗斯联邦政府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独联体执行秘书的职务，然后下令中止对他的犯罪调查。普里马科夫没能取得与别列佐夫斯基斗争的胜利，但失去独联体执行秘书职务意味着别列佐夫斯基从此失去了外交豁免权。
与古辛斯基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站错了队不同，别列佐夫斯基在大选中选择支持普京。法国《费加罗报》2000年4月12日发表文章《普京执掌寡头们的国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99年12月的一天晚上，别列佐夫斯基在他的私宅中宴请杜马议员代表团。别列佐夫斯基公然讲：“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他承认那时普京还是个“例外”。别列佐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就是要同政治家搞在一起，在他（普京）身上下赌注，这是一种投资。”“俄罗斯的商人们不能把管理国家的任务大方地交给其他的人。”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无法使大资本像小资本一样疏远权力”。别列佐夫斯基当时表现得像是自己掌握着俄罗斯最高权力，俄罗斯媒体对他如此评价：“他给人的感觉是，他那个世界同克里姆林宫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别列佐夫斯基太自信了，自信得几乎过分。
别列佐夫斯基对普京顺利入主克里姆林宫当然是有功之臣，他曾私下略带得意地对朋友说：“沃洛佳（普京小名）还是我举荐给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呢！” 然而，令别列佐夫斯基感到意外的是，普京非但没有像叶利钦那样心存感激，反而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普京上台后的一系列铁腕政策，尤其是古辛斯基事件，令别列佐夫斯基深深感受到伤害和不安。于是，他开始利用自己麾下的传媒帝国和自己在国内外政坛的影响力，猛烈抨击普京的政策。在车臣问题上，别列佐夫斯基持与普京政府完全不同的立场。2000年5月，在普京加强国家权力的议案出台后，别列佐夫斯基在记者访谈中，公开批评普京试图控制地区州长的计划是“破坏脆弱的民主制度”，这样做是正在摧毁“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新的政治阶层”。别列佐夫斯基发表了致普京的公开信，抨击普京加强联邦权力机构和加强中央政权的举措，认为“七个新的联邦行政区是破坏领土完整的一枚定时炸弹”，要求对普京的提议进行全民投票。 随后，他又呼吁要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
6月，别列佐夫斯基在一次外国投资商会议上说，为俄罗斯制定战略方针是普京的责任，“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位总统的所有战略决定都表明他没有战略”。7月，有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身份的别列佐夫斯基在国家杜马大会上再次表示反对普京的地区改革和恢复垂直权力的举措，认为这可能会使俄罗斯联邦总统独揽大权。他抗议普京政府对古辛斯基采取的行动，认为这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威胁。别列佐夫斯基要求对近十年来在俄罗斯涉及违法的所有商人和政治家实施大赦，同时指责国家杜马已经沦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的立法部”。然后，别列佐夫斯基当场宣布辞去杜马议员职务，宣称将创建反对党，与普京战斗到底。
从叶利钦总统继承人的推荐者到公开的反对派，说明普京上台后打击寡头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危及别列佐夫斯基这样的寡头的根本利益。2000年5月，别列佐夫斯基首次遭遇到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对其洗黑钱、侵吞国家财产和诈骗的指控。与此同时，普京政府开始授意阿布拉西莫夫等“好的寡头”低价收购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媒体股份。所有俄罗斯人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6月中旬，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的一家礼品店出售的一种小雕像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雕像由三个连在一起的人像组成：一个是身穿囚服、手戴镣铐、肩上蹲着硕鼠的别列佐夫斯基，一个是身着大法官袍、头戴卷曲假发、手持法典的普京，另一个是手执斧头行刑的刽子手。雕像就叫“普京审判别列佐夫斯基”。
别列佐夫斯基当然不想被普京审判。就在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准备——就该案提起公诉之前，听到风声的别列佐夫斯基前往英国伦敦避难。9月份，他还飞到美国，于9月18日在华盛顿国际新闻俱乐部历数普京执政以来的四大“罪状”：第二次车臣战争，改变俄罗斯国家体制，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精英为敌，挤压大众传媒。别列佐夫斯基以专制制度的受害者的形象出现，请求美国政府为拯救俄罗斯民主而给予“道德支持”。
对此，10月26日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和法国媒体记者采访时，以形象的方式对别列佐夫斯基发出强硬警告。他说：“国家手里握着一根橡皮警棍。这根棍只能使用一次，但一下就会击中脑袋。我们只是牢牢地把它抓在手里，让人们不可小看它。等我们真被惹恼的那一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决不允许要挟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