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的父亲詹姆斯（James）和另一名荷兰人约翰·菲利克马一起经营着温安洛与菲利克马汽车经销公司，该公司直到今日仍在营业，这也是为何杰还是个青少年时便能在大萧条时代自己开车的原因。我刚认识杰的时候，他很好学、沉默寡言。他是家中独子，跟我家相比，我很讶异他的家里极为安静，父母非常保守。我很外向，不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而杰则保守、认真，在我眼里他不用读书就能拿到全科优秀。所以，我最初被他所吸引，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任何共同点，仅仅是因为他的车。以前他住在城外，有几个一同去教堂的朋友，后来他搬到了我住的东富顿街，在新社区并不认识什么朋友。
我们刚认识时可说是陌生人，彼此极不相似，不仅在个性上，在体型上也是。我短小精悍，有一头黑发，杰则高大修长，有一头金色鬈发；我外向，他害羞；我会逗人开心，杰则富有机智，时常让人会心一笑。我还在读高一时，他已经上了高二。他话不多，不喜欢闲言碎语，不过人很有趣，因为他喜欢普通高中生不会感兴趣的话题。我或许没耐心成为学者，可是我想要扩大自己的眼界，所以我们逐渐彼此吸引，并能进行颇为有趣的对话。
有一回坐他的车上学时，我忍不住问他：“你今晚要不要去看球赛？”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我指的是高中篮球比赛，也不知他是否看过，没想到他回答说：“好啊，我猜一定很好玩。”于是，我们结伴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后来，我们便不时去看球赛，当然，在球赛上会碰到其他朋友，赛后也会一起去喝可乐、吃汉堡。跟我交朋友之后，杰开始接触到不同的人，也在学校里有了一些朋友。我们经常混在一起，还不时带女孩出去约会。
多年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一篇文章把我和杰形容为“荷兰双胞胎”。这种说法在很多方面都不正确，因为我们的外貌和性格都不同，但也不算错，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和理念极为相似。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份友谊从一开始就很成熟，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从不曾彼此了解，就凭着外表以及彼此个性合不来，便对别人妄下评断。我和杰原本不太可能走到一起，但倘若我们永远不试着去跟外表和举止看起来不像自己的人做朋友，就永远不会知道彼此其实有多么相像。
从男孩蜕变为男人
没多久，杰不仅结识了更多朋友，还发挥了他的创业才华，找到了更多付费的乘客。他的A型车有时载满了同校学生，座椅都坐不下，有些人甚至站在车门外的脚踏板上，为了保住小命而用力抓紧车门。当时还没有安全带和行车安全准则，所以只要杰没有超过本市时速40千米的限制，警察就会放我们一马，他们可能心想这是孩子们在大萧条时期负担得起的最佳交通方式吧。
我在家里装了一个篮球架，有时和朋友们玩投篮时，会看到杰开车过来，他停好车后并不过来一起打球，只是在附近闲晃。他会跟我们一起进屋，我母亲会拿些吃的出来。我母亲非常喜欢杰──有哪个母亲不喜欢儿子结交成熟、好学、有创业精神，还开着老爸车行汽车的朋友？我和杰的友谊日益加深。我带给他一点生气与活力，更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因为他很聪明。这真是再理想不过的组合了。
杰的父亲后来与我非常熟悉，甚至给了我和杰第一个合作的机会，同时测试了我们承担成年人责任的能力。当时我年仅14岁，杰16岁，不过，杰的父亲一定很信任我们俩，认为我们拥有超出自身年龄的可靠度和能力。他问我俩是否愿意把两辆小型载货卡车从大急流市开去蒙大拿州波兹曼市（Bozeman）的一个偏僻小镇，交给他的客户。这还用问吗！战时的汽车产业仅生产用于军事的车辆，蒙大拿州大型农场的主人只好四处收购这种载货卡车。如今，把这种责任托付给两个毛头小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年轻人都去海外打仗了，所以男孩们需要更快成熟。战时的男孩们需要去做男人的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4岁就拿到驾照。
我的母亲对杰的父亲说：“吉姆，他还没大到可以开车横穿美国。”
“他们会没事的，”杰的父亲说，“他们是大孩子了。”
因此，在我母亲不情愿的祝福下，如同现在的男孩跨上自行车骑上街一样，我就要手握载货卡车的方向盘，开上1 600多千米的路到蒙大拿州了。我和杰不断讨论与规划行程，因为太兴奋了，上路的前一天晚上都没怎么睡着。我们醒着，脑海里浮现出大西部、高山、大草原和牧场的景象。我和杰手头拮据，一路旅馆也不多，所以就睡在卡车后的稻草堆上。车子有拖车杆，所以我和杰可以一起开车，用一辆卡车去拖另一辆。有些地方我们有熟人，便会停下来。在艾奥瓦州有一些归正福音教会的人，还有一些比我们年长的孩子要去大急流市的加尔文学院读书。我们在这些人家里歇个脚，东道主便会招待我们。其中一户人家可能是德国后裔，请我们吃了德国酸菜。我还记得，那家人因为看到我第一次吃酸菜时扭曲的表情而大笑不止，我讨厌这个味道。
在高速公路出现前的年代，汽车限速大约是64千米/小时，道路是双线道，沿着县界线铺设。我们常常会开上好几千米，在十字路口来个左急转，沿着那个方向开一会儿，再向右转，来回重复好几遍。当时的公路就是这样的，因为要优先考虑农场而不是道路的顺畅。我们开过艾奥瓦州，又穿越了南达科他州。我记得我们在拉皮德城（Rapid City）著名的沃尔药店停车休息，然后开到恶土国家公园（Badlands National Park），看到了在教科书上看过的经典石刻山：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
我们从大急流市出发时，卡车轮胎几乎已经磨平。我记得在一个大热天里爆胎了3次。我们用带来的补丁修理车胎，但一个不知名小镇的修车厂要收我们5美分才愿意帮我们的车胎打气。即使是5美分也超出了我们的旅行预算，我们只好在烈日下自己动手给车胎打气，挥汗如雨。这是另一条我早早获得的人生经验：节俭和自立自强。
这趟旅程展现出了我和杰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冒险精神，让我们游历了美国，并且更加深爱自己的国家，而这将塑造日后我们创业的原则及风格。我和杰还学到了团队合作、自立自强、负责任、互动信赖的道理，并体会到了做好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我们一直很享受旅行，例如后来做纽崔莱产品时，需要每年前往加州公司总部两次。我和杰喜欢开车往返加州，总是顺路前往国家公园并去山上滑雪。经历了一同开车上学、放学后一起玩耍以及开启了青少年梦想之旅的公路冒险之后，我们的友谊变得愈加坚固。等我高中毕业时，我和杰已亲如兄弟，相当熟悉彼此的个性。我们相信，彼此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高三那年，杰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真金不怕火炼。”
我怀念那个所有年轻人都能经历冒险的年代。现在的趋势是，许多父母往往出于恐惧或担忧而过度保护自己的子女。这些“直升机父母”盘旋在子女的头上，想着只要孩子一跌倒马上就可以把他们扶起来。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在学会自己走路之前跌倒几次，就等于是在害他们。在当下复杂不安的世界，根本不可能让14岁的孩子像我和杰那样开车去蒙大拿州。感谢父母的信任让我完成了那次千载难逢的冒险。那趟旅程帮助我和杰由男孩成长为男人。现在想来，我和杰的父亲当时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为自由而战
我已不太记得我和杰在开车上学的途中都聊些什么了，但我确定，我们两人的共同心愿是有朝一日能够自己创业。不过，和那个年纪的男孩子一样，我们比较常聊到的是运动、女孩或是学校的考试。我记得聊得最多的是战争，现在很难想象，但在当时，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除了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事，什么事都不重要。我们拾起门廊上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打赢或打输了一场战役。黑白照片要么是美国士兵在欧洲行军，要么是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所有的电台广播的都是陌生地方的最新战况，以及赢或输了一场战役带来的影响。
电影院的电影新闻会播映戴着钢盔的德军和坦克横行欧洲的画面。杰对于战争的后勤与报道极有兴趣，有自己的看法，热衷于讨论欧洲与南太平洋等对大急流市的男孩来说遥远的异域中发生的战事。美国为了维护自由而对抗德国与日本的独裁体制，我们这两个将来秉持美国独特的自由与创业体系而创立一家公司的男孩对此有着独特的兴趣。在新闻影片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在疯狂的群众前昂首阔步，每个在星期六早晨去电影院看到这些影片的男孩都明白击败这些敌人的重要性。他们也渴望加入战斗，打赢这场战争。
1942年春天，杰高中毕业，我们不再只谈论战争、在新闻影片中观看战争，战争已成为事实。那年秋天，杰成为陆军预备航空队（Army Reserve Air Corps）的二等兵，后来成为少尉，是B–17轰炸机的训练组员。杰去服役时，把他的A型车留给我，好让我继续开车上学。那是充满友爱、乐趣和成就的快乐时光，但我心里明白，一旦年满18岁，和许多同龄的年轻人一样，我也会被征召入伍去保家卫国。1944年6月我高中毕业，7月初便加入陆军，数星期之间便从学生变成了军人。
那个时候，每个当兵的人都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我们一定要赢！我要去当兵！”因为健康问题而无法服役的男性都感到沮丧。如果你能通过体检，便会非常开心，因为知道自己可以去从军了。现在说起来，大家或许很难相信。经历了越南战争的争议和征兵制取消之后，只有选择当兵的人才会去打仗。我永远不希望美国年轻人去参战，但我认为我们已丧失了一些宝贵的爱国主义和愿意为国牺牲的精神。在明白自由国家的未来维系于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那种精神是如此鲜明及重要。
杰后来成为投弹瞄准器方面的高手，教导新兵维修和调整投弹瞄准器以及如何执行投弹。在执行投弹时，负责轰炸的军官主控整架飞机。飞行员设定飞机航路，但抵达投弹地点之后，便交由负责轰炸的军官负责。没多久，杰便被送到耶鲁大学接受军官训练，之后很快便晋升为军官。他很聪明，学这些东西很快。在服役期间的众多往来书信之中，杰在一封由南达科他基地写来的信里说道，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正在办公室值勤，主管整个基地。他只不过21岁，就负责起基地上所有的轰炸机、士兵和飞行员。唯有在战时，国家才会把如此的重责大任交付给这么年轻的人。
生命与死亡不断交错
入伍时，我曾希望成为飞行员。但1944年夏天，战事已趋于尾声，空军决定不再另外训练飞行员。他们分派我担任滑翔机技工，负责用来空降部队及设备到战场上的飞机。我穿着便服到大急流市训练站报到入伍，不多久便换上了绿色军装，口袋里放着一张由政府出资的去往芝加哥的火车票。我记得和父母一起在月台候车时，他们努力不显露出太多情绪，但他们担心唯一的儿子将在异地身处险境。
后来在服役时，我坐火车去遍了全国各地，车上挤满军人，在这种行程中，同袍之间会自然而然地嬉戏打闹。因为我天生外向，我觉得在客满的车厢里，跟渴望去打胜仗的年轻战士们挤在一起其实很有趣。坐火车去芝加哥是我头一次长途旅行，目的地还是个大城市。听着铁轨的轰隆声，望着窗外的中西部农场、小镇和工厂，我一个人想着心事。在火车上的几小时里，我想了好多。
和所有入伍的人一样，我想到了打仗和为国捐躯的实际危险。每天报纸都会刊出在战场上受重伤或阵亡的战士姓名，其中有些姓名是我熟悉的，甚至还有我认识的年轻人。我了解自己有生命危险，可能被派往危险的地区，或许再也无法回家了。那时，还有后来在战时，我开始严肃地思考自己的信仰。信仰在军营中有重大意义，因为你随时可能性命不保，看到人们死去；今天你的弟兄还活着，明天可能就死了。生命与死亡随时在眼前鲜明呈现。因此，宗教变得更加严肃，你必须决定自己相信些什么，不相信些什么。战争坚定了我的信仰，我明白上帝在眷顾着我，引领我的人生，使我得到安慰。
我很自豪能自愿从军，与国家有着一致的必胜决心。我们无法想象独裁者占领国家，每个人必须听从希特勒的命令行事的情景。新闻影片中的独裁者、纳粹的“卐”字记号和踢正步的军人行列把我们都吓坏了。我决心要尽一己之力保卫国家。后来，我努力不让死亡的想法在脑海里盘旋。战场上永远有阵亡的可能，可是年轻人总以为那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时间很紧，我们不会沉溺在危险的念头中，甚至不会去谈论它，只做该做的事。在那趟前往芝加哥的火车上，我才惊觉自己已离开家，可能有好长时间都无法回去。
朋友的意义无远弗届
我后来才知道，对那些海外服役的人来说，最触动他们心灵的一个字就是“家”。家有了一个崭新、美妙的意义，成为一种生命价值。许多军人想去见识这个世界，也很开心能离家远行，但后来他们都庆幸有家可回。
我与家里的联系是靠着父母、家人和朋友寄来的书信，这让我可以知道家乡发生的事情；父母和我每星期至少写信一次。年轻战士莫不盼望收到家书，因为即使家乡的人定期写信，也不表示他们可以定期收到信。把信送到部队是一项挑战，因为朋友和家人未必知道自己想念的人驻扎的地方。他们只知道必须把信寄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地区的邮局。
我和杰维持着书信联系，他写的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当我身处离家数千千米的一个太平洋小岛上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写给他的信中很多都例行报告式地描述一下自己的日常任务，可是杰写给我的信都很深入，充满哲理。他写了很多东西，因为他思考了很多问题。他的信让我安心，也让我明白彼此友谊的深度。
跟我一样，杰也有思乡病。他有一次写道：“今晚我格外寂寞，理查。我想是天气的关系吧，夏末这凉爽的日子，空气里似乎有些什么东西让我想起了家乡的秋天。如果今年秋天你、我和大伙们都能回家该有多好。”在另一封信中，他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友情：“我们两个人是如此密不可分，是无比完美的搭配，我们的坚固友谊是不会因为战争而被拆散的。我们将继续先前被中断的事业，去实现所有的梦想，去完成两个默契的朋友所能做的无数事情。你最好的朋友，杰。”那些信件是我和杰的特殊友谊的最佳见证。我们总会在无意间提到“朋友”这个词。现在，凡是认识的人就可以被称为“朋友”，亲近一点的，就得被称为“好友”或者“知己”。有些人在Facebook上甚至有数千个“朋友”。在我们那个年代，朋友就是朋友，是很珍贵的关系。
我带着政府发的那张去往芝加哥的火车票和抵达后的报到单下了车。芝加哥火车站挤满了穿制服的男人和奏乐的军乐队。我从那里又坐上了前往得克萨斯州谢帕德机场（Sheppard Field）的火车，那是位于得克萨斯州及俄克拉何马州边境的大型新兵训练中心。我被分派去维修滑翔机，这些滑翔机会从飞机上寂静无声地滑行出去，将部队和补给空投到敌后。
经过一年半的训练，我在1945年春天接到命令，要前往一个位于日本以南的太平洋小岛基地——天宁岛（Tinian）。我接到命令时，德国已经投降，对日战争也已接近尾声。1945年8月15日我开车前往盐湖城时，从车上的收音机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新闻。由于我们开到了山上，广播信号很弱，又找不到任何加油站可以打电话，等开进山谷时才又接收到了信号，这才证实日本已经投降，大战确实结束了。我在盐湖城和全美国民众一起庆祝。我们这批人尤其兴奋，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应该不会被派到海外了。
尽管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是被派到了海外。我在天宁岛待了6个月，“艾诺拉·盖号”（Enola Gay）轰炸机就是在这个小岛装载原子弹后投向广岛的。我的任务是协助拆除美军从日军手中攻占这座小岛后设立的一座机场。我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开着小卡车，完成了并不复杂的任务，我明白这份任务很重要，也很骄傲能参与其中。
对于没能被派到海外，杰感到很失望。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在纽约开始登船要前往欧洲，突然，部队登船的行列停了。一名军官大喊：“载不下，满员了！从这儿开始到后面的人都回营部报到。”杰后来说：“等到姓氏由V开头的人登船时，船就满了。我去不了，都是因为我姓温安洛（Van Andel）而不是狄维士（DeVos）。”
战事让我接触到了从全美各地到南太平洋的不同信仰及背景的人们。军队让我学会了守纪律、做好该做的事、保持强健的体魄、指挥方法以及严谨作风——当你管理很多人时，一定要制定清楚的规则及方针。我那时并不知道，有一天我和伙伴会需要运用相同的原则来经营一家国际企业，管理数千名员工和数百万营销人员。
我在1946年8月退伍，从日本航行到旧金山，再乘火车去芝加哥。我已满20岁，战时经历和异国生活使我更加成熟。我迫不及待要投入这个因战争胜利而充满信心的国家。美国经济开始起飞，大家情绪高昂，那是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有信心的时期。我们证明了团结的力量，证明我们有能力克服逆境、创造伟大。美国人准备重新工作，购买新车、家电、房屋……一切曾因战争短缺的物资。我们乐观地相信将过上美好生活，比以前要更好。返乡的军人要么自行创业，开设加油站、商店等，要么去找工作，努力打拼。美国打了一场胜仗，没让可怕的希特勒屠杀我们的同胞、占领我们的国家，也没让觊觎世界其他地区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大帝国版图。美国现在将展翅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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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维士的感悟
战事让我接触到了从全美各地到南太平洋的不同信仰及背景的人们。军队让我学会了守纪律、做好该做的事、保持强健的体魄、指挥方法以及严谨作风——当你管理很多人时，一定要制定清楚的规则及方针。我那时并不知道，有一天我和伙伴会需要运用相同的原则来经营一家国际企业，管理数千名员工和数百万营销人员。
“合作”的力量
战后回到家乡时，我和杰像所有退伍军人一样，迫不及待地要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新美国把握机会，将我们在战时早已开始谋划的事业付诸实践。在我入伍以前，杰有一次休假回家，一晚，我们聊天时，我问他：“等战争结束以后，你要做什么？回去读大学？”以我们的背景和想要实现创业梦想的心，我想两人都明白，大学并不适合我们。我们谈得越多，越明白两人应该合作创业。
终身的合作事业是很少见的。而我和杰终身合作的理由是如此单纯和自然，没有经历过这种独特情谊的人很难用文字描述。这一切的开端是那么微不足道：每星期付25美分搭便车上学的交易。不过数年后，杰在战时写信给我时，称我为“永远最好的朋友”。在还没成年时，我们便在我家的车库里谋划着合作创业。
后来，我常向大众谈到“合作”的力量。单打独斗的企业家很难具备完备的智能、知识、技能和才华，很难只靠一己之力成就事业，我和杰一开始便明白这点。我认为他被我吸引，是因为我带领他加入了社交活动的圈子，领略到了结交朋友的乐趣，用啦啦队长的热情去拥抱生活的美好与喜悦。而我敬重杰的智慧。他博览群书，聪明绝顶，记得读过的所有东西。单是在日常交谈时，我便从杰那里知道了许多那个年纪的孩子不会知道的事。他的父亲经商，所以他也懂一些商业知识。每逢星期六，他都会在父亲的汽车经销公司修理汽车，这一经历让他具备职业操守，也掌握了一些机械技能。
我和杰的初次合作，是在他父亲的公司修理他的A型车。我喜欢杰，因为他是个聪明人，他喜欢我，必然是因为我逼他放下书本去享乐。在学生时代，他都是在家看书的。我会问他：“杰，你今晚要去看球赛吗？”
他会放下书本抬头回答：“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就说：“来吧，一起去。”
“嗯，”他看完一个整段后便回答，“好啊，你要去的话，我就跟你去。”
我们说，异性相吸，“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和杰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个体，但在一起合作以后，什么事都能做好。我需要坐车去上学，他有一部车，又刚好搬来我家附近。上帝为我开启了一扇门。假如我没有走过那扇门，我的人生可能会很不一样。有人曾问过我，如果没有杰，我同样会成功吗？我的回答很简单：“不会。”我相信杰也会做出相同的回答。2004年他过世前不久，杰对他的小儿子戴维说：“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持这段合作关系。”
在我们合作超过1/4个世纪之后，我写了一张生日卡给杰，他一直保存着。这张卡片总结了我们宝贵的友谊及合作关系，胜过所有解释：
生日快乐！只想告诉你你对我有多么重要。过去的25年里，我们有过分歧，但之后总会发生更棒的事。我不知道是否有更简单的表达方式，但这就叫做相互尊重，更适合的字眼叫作“爱”。这些年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美好，很难一一说明，但所有的兴奋与喜悦都是因为我们曾一起走过。这一切源于每星期25美分的便车，它开启了一趟美好的旅程。
爱你的理查
战争结束时，我和杰都坚信彼此是最好的朋友和有成功潜力的事业合伙人。我们相信彼此的能力，明白彼此能取长补短，最重要的是，我和杰互相信赖。事实上，我把当兵存下来的所有钱都交给了杰，作为我们第一项事业的投资。我们将开创一项相当特别又冒险的事业，可是我们两人都相信它的前途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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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常向大众谈到“合作”的力量。单打独斗的企业家很难具备完备的智能、知识、技能和才华，很难只靠一己之力成就事业，我和杰一开始便明白这点。我认为他被我吸引，是因为我带领他加入了社交活动的圈子，领略到了结交朋友的乐趣，用啦啦队长的热情去拥抱生活的美好与喜悦。而我敬重杰的智慧。他博览群书，聪明绝顶，记得读过的所有东西。单是在日常交谈时，我便从杰那里知道了许多那个年纪的孩子不会知道的事。他的父亲经商，所以他也懂一些商业知识。每逢星期六，他都会在父亲的汽车经销公司修理汽车，这一经历让他具备职业操守，也掌握了一些机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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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nd Lessons from the
Cofounder of Amway: A Memoir
03
合伙创业，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经营航空事业的4年间，我们大概赚了10万美元。飞行服务并不能赚大钱，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投入的努力所预期得到的报酬。但是我们还年轻，人生才刚起步，对于这样的成果感到很满足。当时唯一的问题是，之后我们要投入何种事业。
刚满20岁，我就买了一架飞机，虽然那时我连汽车都还没有。当时我仍在陆军航空队（Army Air Corps）服役，茫然不知几个月后退伍返乡之时会过上怎样的日子。或许出于年轻，或许缺乏经验，或许纯然对美国获胜感到无比乐观，我把当兵存下来的钱全部寄给了杰，投资购买了一架飞机。当时美国少有人搭乘过飞机，更别说拥有一架飞机了。和早期航空时代那些迷恋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战时战斗机与轰炸机飞行员的年轻人一样，我和杰都喜欢飞机。我们相信飞机在战后的美国将变得和汽车一样普及。我们在陆军航空队服役时曾维修过飞机及滑翔机，我们驻扎的空军基地一直有飞机起降。美国建造了数百万架飞机，从单人战斗机到巨大的B-17轰炸机都有，以期在欧洲和太平洋的空战中击败德军和日军。许多美国人以为住宅会建造在飞机跑道旁边，每家的“机库”里都将有一架飞机，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算离谱。
由于航空旅游逐渐流行，我和杰看到了人们对飞机的潜在需求。那么何不把我们的储蓄凑起来去买一架飞机呢？我人还在海外，但信任杰的判断。我请父亲把我的700美元存款交给杰，作为买飞机的首付。我的军饷是每个月60美元，我把大部分钱都寄回了家，请父母帮我存起来。我父亲认识杰和杰的父亲，他信任杰如同信任我一般，所以他把钱交给了杰，并不过问我的决定。
第一次创业：成立飞行学校
杰买下了一架他在底特律找到的、由派珀公司（Piper）生产的单螺旋桨双人座飞机。因为不懂飞行，他雇用一名飞行员把我们的新飞机开到了大急流市。为了赚钱来支付购买飞机的费用，我们成立了狼獾空中服务公司（Wolverine Air Service），这是以我们家乡密歇根州的别称命名的。[1]
当时我们还有另一名合作人，吉姆·博斯彻（Jim Bosscher），他是我们高中时的朋友，战时也是飞机技工。但在我们创业后没多久，他告诉我和杰，他另有生涯规划。他决定去读加尔文学院，后来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取得了航天工程博士学位，并在加尔文学院担任教授。他的人生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成功。他没有成为企业老板，可是他拿到了工程博士学位，过着圆满充实的人生。
战后返乡的数百万男人怀抱希望与梦想，充满信心与进取心，想要展开职业生涯、开创事业或取得大学学历。为了帮助他们，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为退役军人提供接受职业训练和高等教育的经费。《军人安置法案》亦适用于飞行员训练，所以我们就开始营业了。大多数从战场上回来的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因此我很高兴自己投资了700美元开始创业。
狼獾空中服务公司通过一项早期宣传活动吸引了大急流市居民的注意。杰把我们的新飞机摆到了大急流市闹市区的一个汽车展示间里，免费开放参观。现在或许很难相信，当时很多人还不曾亲眼看过飞机，他们在深感好奇，都特地过来参观我们这新奇的、有翅膀的交通工具。销售与宣传最后成了我们的本业。我们两人都不会驾驶飞机，于是聘请了一名战时的P–38战斗机飞行员和一名B–29轰炸机飞行员作为我们的飞行指导员，还请了一名陆军航空队的飞机技工。于是，我和杰便能专心去宣传业务及招收学员。
我们印制了飞行课程的广告单，上面写着：“学习飞行。如果你会开车，你就会开飞机。”我们向潜在客户宣传说，飞机是未来的主流交通工具，而且退伍军人上课还可根据《军人安置法案》获得补贴。我们的课程是成为飞行员或从事航空业的敲门砖。为了打动客户，我们还会提供一趟免费试乘，让他们尽可能感受飞行的魅力。推销飞行课程，不过是为了和来到机场看看飞行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们建立关系。我们激起了潜在客户的想象力，让他们在飞机上俯瞰家乡，使他们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飞行员。
第二次创业：引进汽车餐厅
这架飞机并不精密，我们早期的运营也是。当时大急流市以北几千米外的康斯托克公园（Comstock Park）机场仍在兴建之中。这个所谓的“机场”基本上是一片空地。业主耗尽资金仍无法完成工程，所以没有机棚，他们也不再兴建跑道。我和杰必须想办法，于是我们在飞机上安装浮筒，让飞机在格兰德河上起飞及降落，这条河就流过机场。杰记得我们最初的办公室是一个工具棚，但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把一个鸡窝拖到河边，洗干净后刷了点漆，最后在上面钉上招牌，那就是我们第一个运营据点。
机场最后终于完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杰盖好了我们自己的房子，准备开始我们的第二项事业，但与航空无关。我们搭建起一座8米见方的组合屋，这是我们在一个房屋展览会上找到的一组产品，含有说明书和零部件。我们取出所有零部件，按照指示把所有木头钉起来，安装电线，最后完成了我们开展新事业的办公室：河畔汽车餐馆（Riverside Drive Inn）。因为我们的飞机必须在天黑前进棚，每天的工作在日落前便结束了。我们不想浪费晚上的时间，于是想到开一家餐馆，好多赚一点钱。我们的客人是在机场的工作人员、停机坪使用者，或是开车来看飞机的人。我和杰记得之前有一次去加州时看过好几家汽车餐馆，我们认为可以把这种创新做法引进家乡。借助300美元的资金，我和杰在1947年5月20日开设了密歇根州最早的一批汽车餐馆之一。
有些人或许很难相信，两个年轻人竟然这么有干劲。现在，我们期望年轻人先读完大学，体验一下为别人工作的感觉，而后再自行创业。但我想，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便被鼓励去工作，还需要负起责任。我自己也不太能解释这种差异，我只知道我和杰凡事做起来都充满干劲而不是怀疑。那时候的美国仍以“北方佬的独创性”（Yankee ingenuity）、后院技工和自己动手做（D.I.Y.）而著称。在复杂与专业化的时代来临之前，我们更常做的是“敲打修补”。现在我有时读到一些人在20岁出头就成功创业的事，会为他们喝彩，也很高兴这项传统能延续下来。我鼓励所有年轻人去读大学，但绝不会阻拦有才华、有理想的年轻人去追求创业梦想，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已具备成功的所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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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便被鼓励去工作，还需要负责任。我自己也不太能解释这种差异，我只知道我和杰凡事做起来都充满干劲而不是怀疑。那时候的美国仍以“北方佬的独创性”（Yankee ingenuity）、后院技工和自己动手做（D.I.Y.）而著称。在复杂与专业化的时代来临之前，我们更常做的是“敲打修补”。
两个充满干劲的年轻人
我们没有经营航空公司的经验，不过我们对飞机的认识确实多过我们对经营餐馆的了解。我对厨房仅有的体验就是吃母亲做的菜和擦拭碗盘，幸好一家小型汽车餐馆并不是什么复杂事业，我们一切从简。我们这间小小的白色墙板建筑物的木瓦屋顶上挂着“河畔汽车餐馆”的招牌，屋里只摆得下一台旧煤气炉、一个柜台、一台冷饮冰箱和一台冰柜。我们没有内用的餐桌，所有食物都用托盘外送到汽车上。
当时机场所在地还很偏远，所以刚开始我们没有水也没有电。我们买了汽油发电机，它在地板上轰隆作响，吵得我们几乎听不见彼此说话。虽然有持续不断的噪音和一股浓浓的汽油味，这台发电机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照明电力。我们的炉子必须使用煤气罐，我们得到数千米外的一口水井边去打水，装在水罐里运回餐馆。我们的菜单很简单，用铸铁平底锅煎的汉堡、热狗，还有冰箱里的冷饮及牛奶。
我和杰轮流煎汉堡、送餐到客人的车上。我们发生过的最大失误就是把肉饼煎焦，只好扔掉。我想这种事我们至少都干过一次。在停车场上，我和杰竖起了几个10厘米见方的广告牌，还挂上了灯泡。每个广告牌都用钉子挂着个夹纸板，附上菜单。客人准备好点餐时，便按下灯泡开关，杰或我便会跑到他们的汽车旁边去接受点餐。现在很难想象两位飞行学校老板穿着围裙、挥汗如雨地在炉前煎汉堡，在厨房和客人的汽车之间跑来跑去的情形。为了推广我们的航空业务，我和杰拍了一张在办公室里的照片——两名年轻主管穿着合身的飞行夹克在讨论一张图表，看起来颇有分量。那个场景与我们在夜间充满喧嚣、作为汽车餐馆服务生汗流浃背地煎汉堡的工作有着天壤之别。
上帝眷顾我们，给予我们满满的精力和进取心。即使我们从早到晚经营着两项全职事业，我们依然在寻找新机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机场旁的格兰德河上出租独木舟。我们从一个男人手里接下了贩卖冰激凌的生意，他有大约十几辆冰激凌手推车出售。我们从他手里买下了这批手推车，在夏天时雇用学生向社区里的小孩兜售棒冰。我们还和出租船的老板谈妥，组织到苏必利尔湖钓鱼的活动。
在漫长的一天之后，我和杰还有力气到大急流市的汉堡店，一边大啖沾满酱汁的汉堡，一边谈公事。有时我们会回家吃，我母亲会替我们准备晚餐，隔天晚上再换杰的母亲准备晚餐。我们两人都不想偷懒。飞机在雨天无法飞行时，我们会设法保持生产力，而不会拿天气当借口不干活。事实上，我们发誓有一天要创立一项不必依赖天气、日光或人们是否来吃晚饭的需要的事业。
狼獾空中服务公司最后成为密歇根州首屈一指的飞行学校，拥有12架飞机与15名飞行员。在我们营业期间，我和杰也成为自家公司的客户，分别考取了飞行员执照。在那个时候，不必花多少时间就能完成地面课程和飞行时数，拥有驾驶我们公司那类双人或四人座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的资格。几年后，我又完成了训练课程，取得了双引擎飞机的飞行执照。驾驶飞机翱翔在家乡熟悉的景观之上，在格兰德河上空及密歇根湖沿岸飞行，带给了我永生难忘的快乐。
是要做什么，而不是可以做什么
飞行与拥有飞机成了我终身的兴趣。随着安利事业的成长，我们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架飞机，那是派珀公司产的“阿兹特克人”（Aztec），但是当我们的事业拓展到美国西岸后，这架飞机已无法负担这种航程，我们开始考虑买一架喷气机。我们早期聘任的一名企业顾问说：“我才不管你们要把钱花在哪里。如果那可以让你们出去跟营销人员谈话、在会议上发言，那就买吧！”我们照办了。等到那架喷气机总是预约满档时，我们又买了一架，后来一架接着一架，最后还盖了公司的机棚来停放机队。
我一直说，如果没有计算机和飞机，我们的事业无法有今日的规模。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如果没有飞机，我们无法去和远方的人们接触。
狼獾空中服务公司对我和杰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训练场。我们边学边做，满怀信心地前进，如同我们后来一直在做的。当然，其中不乏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行的时刻。举例来说，早期，我们在当飞行员的时候，曾因燃料不够而把水上飞机降落在密歇根州北部的一个小湖上。那个地方的人们很少会看到湖中停着一架飞机的景象，许多人便驾船来看，我们自觉像社会名流。我们设法买到了一些汽油，却发现湖面太小，没有足够距离加速起飞。我们最后把机尾绑在一棵树上，一名飞行员发动引擎，杰砍断绳索，发动中的飞机便向前射出，离开水面，勉强擦过了对岸树林的树顶。
经验其实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从第一项实体事业中获益良多。我们学会了如何宣传及销售一项服务给客户；我们学会了管理及会计知识；我们有了第一次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因为我们必须呈交飞行服务记录，才能申请《军人安置法案》的补贴。杰必须带着所有飞行服务、飞行课程的发票以及其他必要文件开车去底特律。为了拿到政府的支票，这项例行工作很麻烦。我们也跟大急流市联合银行建立起了我们的第一个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当《军人安置法案》失效时，我们的收入来源和我们的事业也同时结束了。
我们在经营航空事业的4年间大概赚了10万美元，我们的餐馆则损益持平。飞行服务并不能赚大钱，我们投入的努力没有得到预期的报酬。但是我们还年轻，人生才刚起步，对于这样的成果感到很满足。现在回想起来，两名毫无商业经验的年轻人成功开创了航空公司，似乎很了不起。可我们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在战争结束前就认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杰在战时写给我的一封信最能总结我们当时的心情，他说：“听着，这不是我们的终点，这只是第一步。这场战争终究会结束，我们会恢复正常的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人生要怎么过，要如何被纪念。”我记得，当时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投入何种事业，而不是我们找不找得到工作。
伊丽莎白号：航海冒险的开端
在合作早期，我和杰同住在布劳尔湖（Brower Lake）旁的一栋位于麦尔路10号、大急流市以北16千米处的小屋里。我们还从杰的父亲手里买了一辆1940年出厂的普利茅斯牌汽车。我们的小屋只有55平方米，大约是现代一般家庭面积的1/4，但已足够容纳一间厨房、一个吧台、一个小餐桌、一间浴室和两间卧室。我和杰在其中一间卧室里睡上下铺。我睡在下铺，可能是因为杰的个子比我高。因为我们才20岁出头，我们的小屋自然成为不久前才从战场返乡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妻子或女友的聚集之处。
我们还拥有城里为数不多的电视机，大约半米高，屏幕不超过20厘米宽，还有一个兔耳天线。高中和军中认识的朋友都跑来我们的小屋看电视，举行派对，到布劳尔湖游泳，或搭乘我们用公司赚的钱买下的一艘小快艇。杰很喜欢待在家里看书，但在我的敦促下，他也乐意和我出门去看电影，或者和朋友聚会。杰不是天生的派对爱好者，可是一旦参加，他就如鱼得水，擅长社交，即便是在他宁可待在家里的时候。杰比我更爱通过看书去神游冒险。结果有一本书引起了我们两人的想象，从而促成了我们的下一次冒险。
1948年冬天，我们两人都在阅读《加勒比海巡航》（Caribbean Cruise），它描写了一位名叫理查·柏特伦（Richard Bertram）的男子的航海故事。他是一名造船工人，和妻子一同驾着一艘13米长的船驶向加勒比海及其中的许多岛屿，这本书就在叙述他们的旅程。我们为这名航行者的事迹以及他描述的加勒比海的白色沙滩、棕榈树和湛蓝海水感到着迷。我们两人一直在辛苦打拼，没什么时间休假，一趟航行倒是不错的放松方式，何况这是比我们青少年时开车去蒙大拿州还要刺激的冒险。我们打算出售我们的事业，心想这样我们两人都会有钱有闲去享受一番。我们相信这趟航行会很有趣，于是决定启程。
在翻遍一本游艇杂志后，我们发现了纽约的一名卖帆船的经纪人，便飞去找他，开始物色船只。他带我们去了好几座船坞，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艘符合我们需求又在我们预算内的船。这艘“伊丽莎白号”用船架停放在康涅狄格州诺沃克的一处柏油停车场上，它是一艘近13米长的双桅帆船，有一根长长的船首斜桅，船舱上有三个舷窗，下层有许多空间容纳我们这两名船员。它看上去很坚固，但在战时，它一直停放在干船坞，因为直接摆放，船首及船尾都没有支撑，两端有些下垂，它的木造船体也已变干，我们没多久便发现，这会导致木头板条龟裂及进水。但当时，航海检查员告诉我们，“伊丽莎白号”没有问题，加上战后又不容易找到其他合适的船，于是我们就卖掉一架飞机，买了这艘船。
新船的状况是一项潜在危险，另一项则是除了小型快艇和布劳尔湖上的一艘小风帆之外，都不曾开过更复杂的船。因此，趁着杰回密歇根结束航空事业的间隙，我雇用了一名船长和船员，在往南驶向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Wilmington）的时候，他们会顺便教我驾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