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孙瑞克（Rick）在读高中时曾向他的父母抱怨我的名字出现在太多大楼上，害他被别的同学嘲笑。我对他说：“瑞克，你碰巧出生在这里，我们的家庭获得了成功，做的是帮助他人的事业，单这点就意义重大，值得认同。所以，我们的姓名才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出现在大楼上。不过，那也是因为我们出钱建了那栋大楼，或者是筹集建筑经费的主力。因此，你不必为狄维士的姓氏随处可见而感到尴尬，你应该感到骄傲。瑞克，我认为出生在这种家庭里是一种福气，因为我们家人所做的事值得被谈论。”
之后，我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抱怨。他长大后做了一些对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很了不起的事，包括创办“艺术奖”（ArtPrize）比赛。这个活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数千名艺术家来到大急流市，还有数十万观众前来观赏及票选他们最喜欢的作品，获奖者可以赢得可观的奖金。现在，他上报纸和全国性杂志的次数已经比我在他这个年纪时多了，我非常以他为荣。
推崇所作所为值得媒体报道，或者值得听众起立鼓掌的人，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习惯。我的演讲获得掌声时，我认为那表示的是观众赞同我所说的话，而不是在称赞我个人。没错，获得欢呼确实是很棒的感受，但我不会让自己被骄傲冲昏了头。我知道每次演讲都必须获得尊重。我和杰正好从事需要啦啦队长的职业，于是我就成了一名啦啦队长。
我是个积极的人，会用积极的眼光看待事物，总是站在各种问题的积极面。曾有人指责我的批判性不够强，或是不能尽快挑出错误，这完全正确。我不常看到过错，不擅长看见消极面，我的天性是在人们身上寻找积极面。我明白，在人生中需要保持一点戒心，多一点批判，但那不是我的风格。我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优点，几乎每个人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或许这种态度正是让我拥有财富与名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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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传承，安利长盛不衰的秘密
我们通过“家族办公室”传承使家族在人生和事业方面成功的价值观，鼓励子女们实践这套相同的价值观。如果家族第三代有在安利工作的认真意愿，必须取得大学学位并在其他企业工作数年，才有资格回来应聘安利的工作。
家族事业！这个名词始终被美好的光环包围。“家庭”是安利事业的四大基础之一。事实上，大多数安利营销人员都是夫妻一起合作，甚至子女也参与其中。我和杰总是骄傲地对营销人员说，安利是一项家族事业。营销人员们可以相信，我和杰身为这项事业的主人，对于安利该如何经营有着最终决定权，这项权力与股东无关。因为安利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安利短期与长期的成功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也向营销人员做出保证，我们会根据自己曾经成功创业的经验，做出稳健的事业决策；我和杰会根据我们的基督教背景和原则，善待员工和所有的合作伙伴。
今日，我依然为安利是一份家族事业而感到骄傲。我最小的儿子德（Doug）担任总裁，而杰的长子史蒂夫（Steve）担任董事长。他们两人合作的模式正如我和杰一样，这让我很感动，而且他们遵循着稳健的原则来经营一家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比我和杰经营时更大、更复杂的国际企业。
杰的4名子女和我的4名子女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之后，我们心想，他们中至少有几个将来会为家族事业工作，所以他们必须到不同部门工作，以了解安利各部门的运营方式。我和杰的每个孩子都要在安利各部门工作6个月，累计取得5年的经验。他们在仓库、工厂、研发实验室和办公室等处工作，日班与夜班都要上。有些人是在高中时以暑期工读的方式开始这项训练的，就像其他孩子去打扫地板或修剪草坪一样。我的长子有一段时间担任的工作是导览员。他向来宾自我介绍的名字是“狄克·马文”（Dick Marvin），马文是他的中间名，这样来宾就不会知道他是我的儿子了。狄克和其他人一样从基层做起，学习在流水线上工作。当然，每个孩子在5年训练期间所做的工作，后期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的心脏病开始恶化，需要做搭桥手术。病情使我无法工作。那时，狄克已经在安利工作了大约15年，最近5年他担任的是国际副总裁。他不眠不休地工作，有几年时间离开安利去自己创业，但我要求他回来接替我的职位。杰后来也出现了健康问题，打算将日常职务交托出去。所以，在狄克接替我的职位数年后，我和杰认为他的儿子史蒂夫是有资格接任董事长的人选。
狄克和史蒂夫接替了我和杰之后，快马加鞭地处理了一些棘手的挑战。例如，他们要引导公司渡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销售下滑的危机。由于销售额滑落，狄克和史蒂夫还必须做出艰难的决策，裁减员工人数、调整管理层以及改变公司结构。当时狄克告诉我，公司需要贷款以支付裁员费用，因为销售收入不够负担这笔金额。
我说：“狄克，我以为裁员是为了减少成本。”
他说：“只进行适当的裁员无法节省成本。公司需要妥善列出名单，结算工资，再帮他们找到新工作。”
回想起来，我明白我和杰一直不愿意做出裁员决策的原因。我和杰不想去面对这个决定，我们想，下个月或明年情况就会好转，公司就会没事了。狄克和史提夫不但做出了艰难的决策，还用了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很快就让安利公司恢复盈利。
狄克在接任总裁时说：“我给自己6年时间来做这份工作，然后我打算改变。”他的话没错，不过他做了10年才打算离开。那时，我的小儿子德已完成培训，先后被派驻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英国担任地区总经理，接着升任亚太和全球营销人员关系资深副总裁以及安利的首席运营官，他已经准备好接棒了。
狄克已准备好迎接新挑战，迫不及待想重回他自己创立的公司。现在，他和妻子贝茜（Betsy）拥有及经营着数家公司。他也是我们的“家族办公室”内RDV公司的董事长，专门处理安利和魔术队之外的各项狄维士家族的商业活动。他还肩负起了一项全新的责任，即接替家族领导的地位，扩展家族利益结构，以鼓励后代接班，维持大家族的繁荣。
除了管理安利和魔术队之外的事业，“家族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让家族成员定期聚会，决定重要的家族事务。我们成立了“狄维士家族议会”（DeVos Family Council），由我的子女们及其配偶组成，每年开会4次。“家族议会”刚刚通过一项家族规章，它完美地传达了家族的使命和价值观。我们认为这个方式可以鼓励和确保海伦与我身体力行的重要原则，传递给后代子孙。“家族议会”同时也会讨论如何共同管理家族财政和慈善活动。
我们“家族协会”的成员包括祖孙三代──海伦和我，我们的子女、配偶以及孙辈，每年集会一次，所有家族成员都要出席。孙辈在年满16岁以后将在一个正式仪式中加入“家族协会”，所有成员都会出席观礼。叔叔或阿姨会介绍他们的成就，提醒他们未来将担负的责任，并确认他们成为“家族协会”的一分子。他们有资格受邀参加集会，讨论重要的家族事务。等到年满25岁，符合更多资格、可以承担更多责任之后，他们便能在开会时投票。
我们还通过“家族办公室”拟定了一项计划，教导孙辈事业原则，领导与团队合作等技能，以及传递使家族在人生与事业方面成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海伦和我从小到大所奉行的准则，我们认为，子女也应该鼓励第三代去实践这套相同的价值观。
我认为，如果一些孙辈有在安利工作的认真意愿，必须取得四年制大学学位并到其他公司工作数年后才有资格回来应征安利的工作。
和妻子海伦相遇
家族对我意义如此重大的理由之一，或许是从我成长的家庭到和海伦的婚姻，再到将子女养育成人，最后到看着孙辈长大的过程中，家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幸福的童年回忆，它塑造了我的一生。充实的经历必然使我受益良多，使我娶妻生子，有幸建立起和我成长的家庭一样美满的家庭。
正像杰·温安洛开车带我上学从而使我们展开了终身合作一样，我和海伦也是因为一趟短短的车程相识的。1946年一个怡人的秋日，我坐在朋友的车上行经大急流市东南的一个社区，看见两个女孩结伴而行。我的朋友认识她们，因为她们和我们在同一所大学就读，于是我们便停下来，问她们要不要搭便车。她们说快要到家了，再走一会儿也没关系，但在我们的怂恿之下，她们上车了。
那趟车程很短，过了一个路口就是她们要去的地方。我们送她们下车，第一个女孩在礼貌性地说声“谢谢”之后便走了，于是我拦住第二个女孩，问她刚才那个女孩的名字。她拿走了我的一本教科书，在上面写下“海伦·温韦赛”（Helen Van Wesep），并附上了海伦的电话号码。那本书我还保存着，但我必须老实说，我把海伦的号码给了另一个朋友，他给她打了电话。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认识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打电话给她。那时我和杰的飞行学校已经关闭了好几年，不过我的人脉还在，于是，海伦和我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日午后搭乘飞机欣赏大急流市的美景。我们在那之后仍然继续约会，但同时也和别人交往。约会一段时间后，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见面，然后我会再打电话给她，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期。直到夏末的一天，海伦去探望一位当教师的朋友，我和杰停泊小艇的地方就在她的木屋附近。海伦带着朋友的两个小女儿去散步，她们想去看看那些船。
我正好在那里载叔叔婶婶去坐船，看到她们走下码头时，我再一次问海伦要不要搭个便船。两个小女孩很兴奋，于是她们三人上了船，这又是一段很短的航程──到加油码头去加油后便返航，因为长辈们已经下了船。这次偶遇让我想再次见到海伦，这一次我明白，我已经爱上她了。那一年年底，我们便开始谈婚论嫁。
那个年代还不流行找牧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进行婚姻咨询，但海伦和我明白，我俩在最重要的价值观方面十分相配：除了彼此相爱以外，我们还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家庭背景和价值观。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我们还欣赏彼此的能力、个性和人生计划，海伦和我的婚姻已经持续了60多年，我们一直很恩爱。我们有4个孩子，我们深爱他们并以他们为荣；孩子们结婚后又给我们添了16个孙子孙女，现在还有两个宝贝曾孙女。这些年来有人问我，为何我们可以把子女教育得这么优秀，我只能说，上帝祝福身为父母的我们俩。我还要说，海伦的功劳最大，她是个全职母亲，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创业、在夜里加班和出差上。对于子女们在长大后都成了能干、努力工作且慷慨的人，我非常感恩。
重拾冒险乐趣
在子女的成长阶段，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做全年计划时留出家庭活动的时间。首先是生日，然后是孩子们会参加的学校活动，孩子们再大一点后，我们会参加他们的体育活动。节日一定要空出来，因为许多节日我们还是与整个家族一起庆祝的。家庭极为重要，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聚在一起，共同开展活动。正因如此，我很早就决定放弃高尔夫球运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高尔夫球并不适合作为全家一起参与的运动。在我那个年代，有孩子的年轻父亲通常会在星期六和一群朋友去打这种小白球，这就意味着在每个星期六早晨丢下你的家人，我不能那么做。
尽管我和杰早年的乘船冒险并不顺利，我还是一直热爱帆船。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周末，海伦和我出游，住在密歇根州索格塔克河（Saugatuck）上的船旅馆里。住在这里的第二个晚上，我们正坐在阳台上，一艘帆船想停泊在这里，于是我冲过去帮忙拉住绳索。我们系紧绳索后，我得知那艘船是三人共有的，他们打算将其出售。（三个船东？难怪要把船卖掉！）我趁机把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又跟水手们聊了聊船的航行系数等话题。我回去对海伦说，那艘船要出售，结果我们的谈话就带来了新进展。她知道我热爱航行，我也说过将来想再买艘帆船，在不经意间，机会就送上门来了！我们夫妻两人才单独出游两回，突然间就要面对可能以有趣的方式改变生活的决定。我们跟船东约好日子试驾，满心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等那一天到来后，我们带着两个儿子同行，但在到达湖边后却差点放弃。船上的水手开心地说，浪头好大，有3米高。我可就没那么开心了，因为我知道海伦惴惴不安，两个男孩的眼睛也瞪得圆溜溜的。不过，我们还是上船了，穿上救生衣（救生衣年代久远，还有大大的领子，很难穿），把船开出水道。原本开得好好的，结果船被一下子拍到了湖边，一侧已经倾斜。我看到海伦坐在高的那一侧，一手抓住绞盘稳住自己，另一手抓住一个孩子。她让两个孩子坐在甲板上，叮嘱他们要抓牢彼此。
那几位水手兼推销员呢？他们挂在主桅上抱着主帆，开心得很。等我们终于安定下来并回到码头上时，我和水手们都很好奇海伦会有什么反应，毕竟，如果我们买下船，她也成了船东，而她在试驾时显然不是很开心。可她让我们大感意外（她说她会向不可避免的事屈服），她说她觉得那艘船很适合我们全家，从那天起，我们便成了船东。
航行哲学
那项决定带来了意外的结果，但都是积极的，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虽然算是重新开始，但航行对我们家来说意外地成了一项很好的运动，因为可以共同分享一种感觉。航行自然而然地教导孩子们要负责任。因为船上的起居空间有限，一定要收好衣服才不会害别人被绊倒；需要马上整理好睡铺，大家才有地方坐。孩子们很快就学到，打扫是船的主人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包括清洁船舱以外的地方。每天早上，都要擦干甲板，擦拭扶手，船只需要被整理一番，以为当天出航作准备。狗要被带出去遛──没错，我们把狗也列入了旅客名单。
这艘船让我们有机会用特别的方式旅行。在很多年里，一到夏天，我们就会花上3个星期在密歇根湖旅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直到西岸。我们通常一天只会航行80千米。我们学到的另一个道理是，不可能驾船由A点直接到达B点，所以路上要花很多时间。拥有帆船真是件苦差事！我试着一大早就出航，因为孩子们会不耐烦，到了差不多下午两点，他们就想下船去玩了。
如果湖面平静、可以巡航的话，我就会利用那段时间指导孩子们打磨扶手并准备上漆。船上有很多扶手需要清理，他们总是愿意帮忙。等抵达目的地，我们会在港口停靠，上岸去玩球或在镇上散步，吃冰淇淋或牛奶软糖。他们对此有着愉快的回忆，还有那些小镇也刻在他们的回忆中──潘特瓦特（Pentwater）、白湖（White Lake）、拉丁顿（Ludington）、勒兰（Leland）、法兰克福（Frankfort）、夏洛瓦（Charlevoix）、佩托斯基（Petoskey）、哈伯斯普林斯（Harbor Springs）和北角（Points North）。
在各港口之间航行也教会了孩子们提前规划和及早出发的重要性。遇到浓雾或困难的状况可能让他们学会早点出发才能准时抵达目的地的道理，如此一来，即使天气变坏，你也不会疲于应付──因为早已停好船准备过夜了。旅途中只有我们一家人，没有电视、手机或计算机的干扰，大家在一起聊聊去过的地方、白天发生了什么事，计划明天的航行策略，确认下一个灯塔或标的物的位置──总之就是大家一起聊天。孩子们在船上是跑不远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生活中的各种话题。我希望这些谈话和我们为孩子提供的这些经历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后来，他们甚至还学会了驾船。
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
领导力是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的吗？我的孩子们见过领袖，但成为一名领袖却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边做边学。我认为领导能力必须通过实践来发掘。企业家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身上有着自己从没想过的领导力。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子女后来都成了优秀的领导者，我想，那是耳濡目染的结果，毕竟，他们一直在看和听知名领导者们谈论该如何应对不同的局势。看到领导者如何展现领导能力，可促进、培养领导力。我的儿子丹（Dan）在安利工作了13年，专门负责营销人员关系，他在任期的最后13个月里和家人住在东京，当时负责管理8个亚洲市场。回到美国以后，他决定跨出大胆的一步，自行创业，后来在西密歇根开设了20多家汽车与福斯赛车店（Fox Powersports）。他拥有一支小联盟的曲棍球队，还拥有其他事业，最近更运用其商业才能来为我们的家族管理奥兰多魔术队。
我的女儿雪莉（Cheri）也参与了安利事业，担任全球化妆品事业副总裁，在数年内替我们管理着魔术队，在那段时间里还生育了5个孩子。她也加入了安达高（Alticor）及安利董事会，而且是她的母校霍普学院（Hope College）的董事。她的确是个领导者。我的儿媳们也有着很强的领导力：贝茜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都展现了政治领导力，推动了美国各地教育管道的扩大；帕梅拉（Pamella）在时尚产业中拥有一项成功的事业；玛丽亚（Maria）积极主持着多个造福西密歇根的社区计划。
很幸运的是，海伦和我在教育孩子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和家庭背景相近、信仰相同的人结婚的好处。如果父母来自不同背景，必须找到共同立场才能向孩子教授道理时，就会面临考验。可是，如果你的婚姻和我一样，你与配偶来自相同的背景，你在结婚前就会明白，两个人在哪些地方会意见一致。海伦与我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是独生女，所以有时，当她为4个孩子让家里闹哄哄而烦恼时，我就得帮她。
她会问我：“家里应该是这样的吗？他们本来就该有这种表现吗？”
我会说：“这很正常，亲爱的，不要担心；没错，他们本来就会偶尔打打架。”
多年前我在撰写《相信》这本书时，在其中一章里谈到了我的家庭观。从当时到今日，我依然相信：“美国制度的活力……是在数百万平凡的美国家庭的客厅、餐厅、房间和后院里酝酿的。”回想我自己童年时的家庭，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我想起了舒适的家、家人在餐桌上的谈话和祈祷、父亲鼓励的话语、饭后洗碗时和母亲的闲聊，还有和小妹珍一起打台球的经历。我真切地对孩子们接受了海伦和我灌输给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而满怀感激。我认为，我们家族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我看到我的每个孙儿都开始成长、展现出领导力，并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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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维士的感悟
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重要的。如果你不尊重他人，他人要如何尊重你？好的领导者要先尊重他人才能赢得尊重，同时要做个诚实、值得信任的人，言出必行。人们应该始终善待尊重他们的人，绝不能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好学校或者不曾拥有和你一样的机会就轻视他们，因为那并不会让他们失去价值、变得无足轻重或缺乏能力。我们的子女在安利的工作中明白，所有人都能拥有能力。在安利的大家庭中成长是一种莫大的积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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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安利同在
我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依据是人生来平等的信念。我们始终在安利实践这种平等，尊重所有人，不会限制任何人成为营销人员的意愿。我们遵照这一信念创办了安利——唯有营销人员诚实地经营其事业，他们自己才能前进。
安利的直升机刚刚飞过连接密歇根州上下半岛的麦基诺大桥（Mackinac Bridge）的两座高塔。我们慢慢盘旋着降落在麦基诺岛上的一条小型草地跑道上。我应邀到底特律商会（Detroit Chamber of Commerce）发表年会演讲，准备了一些安利的资料分享给这群成功的企业人士。最重要的是，我打算跟他们谈谈“丰盛人生者”这个概念。
数百人聚集在格兰德饭店古色古香的宴会厅里，把蓊郁的林地和休伦湖（Lake Huron）的美景尽收眼底。他们一边享用午餐，一边等候我的演讲。介绍人一直在夸耀我“身为本州杰出企业家的丰功伟绩”，他引用的纯粹是我简介中的内容，所以我其实不能怪他，但他的介绍是我听过最冗长和最华而不实的。我很想站起来说：“今天是你还是我来演讲？”
对我的辉煌的介绍结束后，我站在讲台上看着观众，感谢了那位仁兄的美言，但加上了一句：“那番介绍其实不是在说我，请让我告诉各位我真正的身份。我是一名罪人，被恩典救赎的罪人；我是一名基督徒，被耶稣拯救的基督徒。这才是真正的我。”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此后我经常这样介绍自己，即使是在面对非基督徒团体时。我并非试图让他们改变信念，只是想表明我从何而来。
有一次，我向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团体这样介绍自己，演讲结束后，一名女士前来问我：“你可以来我们的会所对我的小组演讲吗？”她似乎不介意我公开宣扬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我的本意不是冒犯人们，而是鼓励他们，我也没有能力让任何人改变信仰。
宗教信仰分歧的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在一个信仰坚定的家庭里长大。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从荷兰移民到美国的，他们都是基督徒。虽然我的祖父在来到美国时并没有信仰，但在成年后成了位虔诚的基督徒。祖父的母亲在他还小时便过世了，父亲不知所踪，于是他在11岁时攒到足够的钱后买了一张船票离开荷兰，想在美国这片希望之地过上好日子。祖父在结婚成家时还不是基督徒，有一天，大急流市东街归正福音教会的牧师去敲他家的门，与他分享上帝的教诲，他便将他的人生交给上帝，成了基督徒，最后全家人也随他一起入教。
我在荷兰移民社区内长大，我们都是新教徒。在分隔市区的格兰德河西边是波兰移民的聚居地，他们则是天主教徒。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大急流市的宗教多样化程度差不多便是如此。我们会和波兰邻居踢足球、打棒球，比赛太过激烈时，我们还会跟他们打架。信仰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波兰人去天主教堂，荷兰人去美国归正会或归正福音教会教堂。通常，街头有座美国归正会教堂，街尾有座归正福音教会教堂──归正福音教会是从美国归正会中分出的。目前，我和一些人士正合力想让这两个基督教支派合并。
海伦从小就加入了归正福音教会，我们至今仍是大急流市拉葛拉维街归正福音教会的教友。但我小时候，家中信仰由归正福音教会分裂出来的更正教会。最早的教堂是厚实的砖造建筑，有一个大型圣坛，两侧有宽广的阳台，我没记错的话，能坐下800人。这座教堂就坐落在大急流市富兰克林街和富勒街的交叉口。教会的发起人是豪克摩（Herman Hoeksema），他是一名归正福音教会的牧师，但和其他神职人员对于部分圣经章节的诠释存在分歧。他相当固执己见，因此离开了归正福音教会，和几名教友另外成立了一个支派。外祖母支持豪克摩牧师，因此加入了更正教会，还带去了子女，其中就有我的母亲。外祖父则留在归正福音教会，每个星期日，他们各去各的教堂。
宗教分歧不仅会分隔教徒，甚至可能分裂家庭。婚姻可能因教会不同而濒临破裂，亲戚可能因为神学观点而交恶。我家三代都隶属于更正教会，但最后，我的父母、妹妹和我都回到了归正福音教会。母亲后来说，她无法想象那些年来他们怎么可以让她的父亲独自一人去自己的教堂，但外祖父坚持己见，拒绝改宗。
听从内心的声音
我们这个社区里的孩子大多记得去上布道班的事，通常是在星期三晚上，年轻人可以借此深入学习教义。
每个星期日，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去教堂，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对那一天能做的活动，许多家庭都有规定。例如，我们可以在前院玩球，但不能去看在星期日举行的球赛。我们家把星期日当成了家族互动的日子：在那天晚上的传统活动是到我们某位叔叔和婶婶家去吃晚餐，然后一起参加晚间礼拜。我上基督教中学时，同学们常会在晚间礼拜结束后到家里来。母亲准备点心，我们玩游戏、听广播或者闲聊。镇上很少有店家在星期日营业，我们不会想出门，可也从来不觉得受到限制或者被禁足。我家永远对我的朋友们敞开大门，杰时常过来，他跟我的母亲变得很熟。我的母亲十分和善地接纳了我们所有人。
除了教会和家庭的影响，我就读的基督教学校也为我构建起了世界观和人生观，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由于我的双亲坚决相信基督教育，即使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们仍努力存钱，好让我能去读基督教学校。我就在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学认识了杰·温安洛。你能想象，假如没有去读那所学校，我的人生会有多么不同吗？
我相信这是上天的眷顾。我和杰也因此成了最好的朋友。
作为更正教会的一员，我们在婴儿时期就要受洗，象征加入上帝与人类之约。到高中毕业的年纪时，我们要在会众面前公开声明信仰。我由于并不完全同意在教会听到的论调，因此决定推迟信仰声明。当我重新回归我早已认识的上帝时，我已准备好向教众们宣布我的信仰，接着，我要向全世界宣布。
区别事业与信仰
我的决策向来是以宗教原则为依据的。我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依据是上帝以及人生来平等的信念。我们始终在安利实践这种平等，尊重所有人，不会限制任何人成为营销人员的意愿。
人们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这些能证明他们是怎样的人。不论他们的肤色、教育背景或种族为何，大家均享有加入我们事业的平等机会。我们遵照这一原则创办了安利──唯有营销人员诚实地经营其事业、帮助他人前进，他们自己才能前进。没有人可以踩在别人身上获利。
安利许多杰出的营销人员会公开表达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我忍不住提醒他们：“我不希望在参加安利大会时听到布道，就像我不希望去教会时听到安利的宣讲一样。所以，我们还是明确地分开这两件事吧。谁知道某个人会因为结识了你及安利的其他人而发生怎样的人生转变？但我们不要强行探讨宗教议题。如果你想与你的伙伴讨论你的信仰，请在私下里进行，不要在安利的公开场合做这件事。”
在那之后，在周末举行营销人员聚会的同时，许多人也会另在星期日举行教会活动，开放给想要参加的人，那不属于工作聚会的一部分，我们对这种安排很满意。这类星期日的活动会邀请许多不同的牧师。不过，我在对安利以外的团体演讲时，仍然会介绍自己是一名基督徒，让大家知道信仰是如何主导我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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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维士的感悟
人们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这些能证明他们是怎样的人。不论他们的肤色、教育背景或种族为何，大家均享有加入我们事业的平等机会。我们遵照这一原则创办了安利──唯有营销人员诚实地经营其事业、帮助他人前进，他们自己才能前进。没有人可以踩在别人身上获利。
蒙受上帝眷顾恩典
和强烈相信自由创业、乐观一样，我更加坚决地相信一件事：基督以及教会的使命。我绝不会把个人信仰强加在他人身上，但我愿意公开宣布我的信仰，它是我人生中圆满成就的一部分，我怎能不和别人分享呢？由于我一直公开强调信仰，有人曾问我，安利是一个基督教组织吗？安利公司有很多杰出的基督徒，但公司无法成为基督徒，只有人才能。安利是一家国际公司，而我们目前运营的国家或地区之中的大多数人民信仰的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但我们欢迎他们所有人来分享“安利机会”。
虽然我从不利用宗教来宣传事业，但也不会在星期日离开教会之后便将我的信仰搁置在一边。我是一名身体力行的基督徒，无法做出与信仰相悖的决策或采取此类立场。
我感谢上帝让我能在这样的家庭和社区内成长：指引我拥有基督教信仰，并鼓励我每日实践信仰。这种实践从未构成一种负担，反而为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安慰和心灵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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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社区，做负责任的企业
市区再造项目的顺利进行让我意识到，想让人们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往往只需要有人表达意愿并提供协助。我很高兴能够在社区中培养出施予文化。每个人都有能力付出，付出能带来一种喜悦，施予者也是主角，而不只是旁观者。
请想象，你出乎意料地受邀加入了一个委员会，要筹集数百万美元。有一次，大急流市市长就对我提出了这项邀约，目标是筹款以恢复大急流市昔日的光辉。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部分城市一样，当时大急流市的资金和人口都外流到了郊区，急需恢复活力。四条主要街道之一的蒙洛大道上有几家老旧的百货公司和平价商店，很多店铺都空荡荡的。一度繁华的潘特林德饭店已经破旧不堪。市区内仍有几辆公交车在行驶，但市中心已不再热闹。各项活动的枢纽已转移到了郊外的住宅区和购物中心。
我先前提过，市民的归属感会造福邻里。如果我们对自己居住的城市感到骄傲，希望家乡繁荣，便可以做出积极的改变。我也谈过作为丰富人生者的好处，以及这种正面态度与行动能如何帮助大家获得成功，但在40年前，当家乡变得荒芜、急需援助时，这种态度却很少见。
最终，有一个人站出来起了领导作用──大急流市首位非裔市长莱曼·帕克斯（Lyman Parks）。他成立了一个由企业和社区领袖组成的委员会，筹集资金来修缮原有的会议中心并兴建一座音乐厅。有了好的会议中心才能为本市带来更多会议业务，而音乐厅可以让城里发展中的艺术团体进驻和举行演出，尤其是对早已具备了一定规模的大急流市交响乐团而言。此前，他们一直在破旧的市民中心演出。
重新打造“市中心”
我受邀加入了委员会，并被指派与本地银行总裁狄克·吉列（Dick Gillette）一同主持筹款委员会。我们聘请了一名擅长音乐厅设计的芝加哥建筑师来设计音乐厅——这是大急流市历史上的第一座。狄克和我找到了大急流市的所有绅士，希望能够筹集60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最终，我们一无所获。
我们当时在安利公司为有可能捐款的人们举办了一场晚宴，以此来介绍音乐厅。我们的重点在于，它有可能成为大急流市城区中的热门集会场所。我们解释道，拜早期定居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之赐，条条山路都通往格兰德河。后来的道路是沿着山径的路线修建的，所以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来到河边这处集会地点。筹款活动的主题就是 “格兰德河上的集会地”（A Meeting Place on the Grand）。筹集600万美元是个艰巨的任务，当时的人不像现在一样有捐赠的习惯。我接触了数个富裕家庭，向他们提议，只要捐款100万美元，音乐厅就可以以他们家族的名字来命名，但没有人买帐。当时并不流行大额捐赠或是用给建筑物冠名的方式来表彰慷慨的市民。
狄克后来对我说：“我真不希望把这些人的姓名挂在音乐厅上。我希望可以用你的名字。你代表新一代的施予者，是后起之秀，我希望你能成为百万美元的捐款人，那么我们便可以把你的姓名挂在音乐厅上了。”
身为企业界人士，我比较关注会议中心，但海伦却对艺术有兴趣，当时她是大急流市交响乐团的董事会成员。捐一大笔钱给音乐厅是一回事，同意用我们的名字来命名又是另一回事。我们迟疑了很久，彼此认真讨论，又与一些亲近的朋友讨论。最后，我们决定冠名，但真心希望这种做法不会被视为炫耀或自视甚高。从那以后，本市的新音乐厅便冠上了狄维士的姓氏，迄今依然如此。
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的诞生
这笔捐款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笔百万美元捐款。可是对大急流市更有意义的是狄克·吉列对下一代的期望。“从现在开始，”他说，“我们可以去找地方上的各色人士募捐，以你为范例。这将为新一代的施予者定调。”他明确地将音乐厅视为此类项目的开端，以及以市民捐款人为新建筑命名的滥觞。
狄克是对的，音乐厅的案例在大急流市掀起了前所未见的捐款热潮。
新建筑的灵感源源不绝。我们的新会议中心附近需要一座酒店，当时的大急流市也没有宴会厅可供举办庆祝活动或大型活动所用，于是大家开始构想一家附设了聚会房间、宴会厅和餐厅等设施的新酒店。如果我们想振兴市区，就必须解决此类设施缺乏的问题。我被指派去与希尔顿（Hiltons）和其他酒店业者接洽，询问他们是否有意在大急流市城区兴建一座酒店，但他们都表示，目前惯例是在机场附近而不是在市区建设酒店。
那时我说：“杰，我们为什么不来建酒店呢？你知道我们可以的！”杰同意了，于是我们就动手去做。安利公司并没有兴建一座新酒店，而是买下了位于旧市区的潘特林德酒店，将这栋老旧的大楼改装成了豪华酒店，改名为安 利格兰华都大酒店。我们聘请了大急流市的一队建筑师马文·狄温特（Marvin DeWinter）和葛瑞琴·明哈尔（Gretchen Minhaar）以及亚达城的丹沃斯建设公司（Dan Vos Construction Company）来负责这个项目。原先的酒店客房以现代标准来看太小了，所以我们把两间房合并成了一间。地下室的老旧下水道、水管和蒸汽管线也全部换新。我们还聘请了纽约知名设计师卡尔顿·瓦尼（Carleton Varney）重新设计了室内装潢，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要更换才能把荒废的遗迹改成现代化的四星级酒店。他的设计非常高雅——大厅天花板上有金叶子，室内铺设着长毛地毯和精美的家具。我们的朋友、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彼得·塞其亚（Peter Secchia）把楼层租给我们开设了两家餐厅，一家是高级餐厅，即后来时常得奖的1913 Room，另一间是比较休闲的Tootsie’s。
重新装修酒店是一项令人满足的冒险，但我和杰从未以酒店老板自居。我们主要希望能恢复酒店的光彩，促进大急流市的发展，展现对市区未来的信心。本地民众立刻看出，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可作为本市的枢纽，会议、婚礼和其他大型庆祝活动立刻让酒店预约爆满。福特总统更在祝词中表示：“这个城市获得了新生。”
新酒店于1981年开幕，数月后，我和杰便考虑在旁边兴建一栋29层的大楼。这栋大楼其实已经设计完成，但我们想，应该休息一下再着手兴建另一栋新大楼。对于新大楼的需求，我们没有做具体构想，我们原先设想的是，本市总会需要新会议中心的。考虑了一阵以后我们认为，永远无法取得足够信息证实这栋新大楼会有生意，于是我又说：“杰，我们不如干脆放手去做吧？你知道，我们可以的！”
他同意了，所以安利又开始建设新大楼。
两年后，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有了新馆，现代的设计与内部装潢则迎合了对设计风格有要求的顾客群体。
我和杰明白，要让人们住进市区，酒店才能维持下去，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兴建大急流市的第一栋公寓大楼，后来为其取名为广场大楼（Plaza Tower），这里的房客都爱上了市区。不幸的是，我们从外地找来的建筑商偷工减料，大楼内外开始出现严重的漏水问题，其他问题也逐渐浮现。认真考虑后的一个办法是索性拆掉这栋大楼，其成本反而比重新整修还便宜，可是杰坚决地说：“我们不是拆大楼的人，是盖大楼的人。我们再把它盖好吧。”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再讨论的了。于是，我和杰再次整修了一栋大楼，让它恢复美观且适合居住，住户们宽宏大量地同意迁居他处，直到整修完毕再返回入住。
建设“医疗大道”和体育馆
大急流市城区的进化持续展开，在一次又一次的筹款后，一栋大楼才盖好，紧接着又盖起另一栋。出生于大急流市但在30年前离开这里的人们现在如果看到了这里的天际线，可能都认不出来它了。酒店于1981年落成之后，新的市区建筑包括一座体育馆、一座市立美术馆、大溪谷州立大学市区校区，取代了已不复使用的旧中心的新会议中心、一座万豪饭店（JW Marriott）以及今日所称的“医疗大道”（Medical Mile）：温安洛研究中心（Van Andel Institute）、梅耶尔心脏中心（Meijer Heart Center）、雷蒙–霍顿癌症中心（Lemmen-Holton Cancer Pavilion）、海伦·狄维士儿童医院（Helen DeVos Children’s Hospital）、大溪谷州立大学的库克–狄维士医学大楼（Cook-DeVos medical Building）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医学院附属的塞其亚中心（Secchia Center）。
能容纳1.2万人的温安洛体育馆（Van Andel Arena）吸引了数千人前来市区，它也成为大急流市格里芬冰球队（Grand Rapids Griffins）的主场，一些大牌演艺明星也曾在这里举办演唱会。一个民间委员会取得市政府的同意，在市区兴建起体育馆，然后经由官方与民间合作的形式筹款，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完成大型饭店与体育馆建设之后，大急流市也能容纳更大规模的会议中心，本人很荣幸能提供赞助。现在，狄维士中心（DeVos Place）也成了格兰德河沿岸的有名景点。
在大急流市获得新生的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或许是过去20年来沿着密歇根街纷纷出现的医院和医疗大楼。杰在考虑设立一个医学研究中心时，我跟他谈到要把它设在市区。我和杰被视为发展大急流市的先驱，所以我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莫过于把杰的研究中心──温安洛研究中心设立在市中心，靠近市区内的大型医院史帕克特伦医院（Spectrum Health）。他同意了，并在医院西侧找到了一块地，在那里建起了一座美观的研究大楼。
之后是高达20层的梅耶尔心脏中心。筹款活动由史帕克特伦医院的董事鲍勃·胡克（Bob Hooker）、社区领袖厄尔·霍顿（Earl Holton）和我的儿子狄克负责，那是当时大急流市一次规模最大的筹款活动，已故的弗莱德·梅耶尔（Fred Meijer）和他的妻子莱娜（Lena）提供主要资金。这个心脏中心以先进的设备、技术高明的人员和优质的治疗而闻名。大急流市的第一宗心脏移植手术是2011年在梅耶尔心脏中心进行的。这个中心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心脏病专家，因此，大急流市可望继续成为世界级的心脏疾病治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