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合并利大于弊
继梅耶尔心脏中心之后，海伦·狄维士儿童医院于2011年1月11日开幕。路易斯·托马提斯医生（Dr. Luis Tomatis）一直为在大急流市设立一家儿童医院而奔走，他最终成功地让史帕克特伦医院增建了妇女与儿童大楼，于1993年启用。虽然这两者似乎是合理的组合，但很明显在几年之后，儿童与妇女对医疗各有所需，最好能够分别拥有单独的大楼。由于儿童病患人数不断增加，这栋大楼已无法容纳所有前来治疗的患儿。托马提斯医生开始重新寻找可用来专门治疗儿童的足够空间，一家专为患儿量身打造、完全符合儿童需求的医院。由于原先的儿童医院已被冠上“狄维士”这一姓氏，他想我们或许愿意再次提供资助。我们很乐意效劳，不过这一次我说，我希望它能被命名为“海伦·狄维士儿童医院”。我们的孩子也同意，并一同提供了主要资金。托马提斯医生负责推动各项事务进行，于是密歇根街丘（Michigan Street Hill）上出现了这栋蓝色的大型建筑，儿童们能够在此继续接受专家提供的个人化医疗。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在医疗领域最令人自豪的成就不是兴建大楼，而是加入大急流市城区的巴特沃斯医院（Butterworth Hospital）的董事会，从而展开了人生中的一个崭新时代。巴特沃斯医院是本市两大医院之一，另一家是布洛杰特医院（Blodgett Hospital），两家医院间有着浓厚的竞争氛围，导致在医疗服务与采购过程中效率低下。当布洛杰特医院的金主开始讨论建立一栋新大楼的时候，我问当时巴特沃斯医院的院长比尔·冈萨雷斯（Bill Gonzalez）：“你觉得把这两家医院合并起来如何？”
“嗯，”他说，“你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主意的人。”
我说：“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试试看呢？”他说，如果真想试试看，他会配合的。于是我回答：“我们做吧。如果成功了，这或许会是我们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首先，我说服巴特沃斯医院董事会支持我，然后，布洛杰特医院董事会主席提出他们的意见和人选，双方展开了磋商。还没有什么进展时，联邦贸易委员会便对这起合并案有意见，他们认为这可能让大急流市出现医疗垄断。由于同一社区内两家医院的合并必须获得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许可，我前往密歇根州首府兰辛（Lansing）出庭作证。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代表问我：“你是主张竞争和自由创业的人，为什么不希望这两家医院彼此竞争？竞争可以压低成本。”我说：“你说的没错，但前提是这两家彼此竞争的医院属于不同机构，但它们不是。这两家都是公立医院，都属于大急流市的人民。如果合并了也不会产生垄断问题。”我们胜诉了，合并后的医疗体系命名为史帕克特伦。
成功的社区营造
多年后，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他的著作中的一章写到医院合并的情形。他详细地描写道：“医疗区域和医疗质量的发展──大急流市的医疗费用上涨水平并未高于其他医院，但医疗质量提升的程度却高于其他医院。”大急流市的医疗质量变好了，这是因为我们能够聘请的医生素质提升了，于是这个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到这里接受治疗。
我非常感激大急流市城区再造项目的顺利进行以及全体市民的支持。如果无法得到大家的支持，有再好的想法也无法实现。我明白了，想让人们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往往只需要有人表达意愿及提供协助。我和杰很高兴能够在社区中培养出施予文化。
现在，若有新搬来大急流市的人问我：“我该怎么认识新朋友？”我会说：“找最近的筹款人，买一张入场券。如果人们知道你是一名施予者，你就会认识一整桌的新朋友。”当然，我是在开玩笑，但其中的信息很明确：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人生丰盛，需要学习付出──金钱，时间和帮助。每个人都有能力付出，付出能带来喜悦，施予者也是主角，而不只是旁观者。
我不仅学会了享受付出的喜悦，也学会了表彰施予者的社区精神、领导力和慷慨建立丰盛人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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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激大急流市城区再造项目的顺利进行以及全体市民的支持。如果无法得到大家的支持，有再好的想法也无法实现。我明白了，想让人们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往往只需要有人表达意愿及提供协助。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人生丰盛，需要学习付出──金钱，时间和帮助。每个人都有能力付出，付出能带来喜悦，施予者也是主角，而不只是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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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上升起的商业新星
我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表现不是直接捐款给里根阵营，而是在发行量大的新闻杂志上刊登整版广告，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政治概念。我希望安利营销人员和他们的客户知道我们支持里根，并期待他们也能支持他。
我一直热爱美国，自认为是一位爱国者。然而我却因为宣扬自由、自由企业和对国家的热爱而备受批评。安利创业初期，因为公司名称以及使用的红、白、蓝三色为标志，有人指责我们用美国国旗来包装公司和产品。20世纪70年代我发表《销售美国》演讲时，爱国主义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变得落伍及“老土”。美国人不好意思在球赛开始前起立并唱国歌，经过国旗时也不再主动把手放在胸前。当时和现在都有一些人质疑我为何如此坚定地爱国，为何大力倡导自由和自由企业体系。也许这些人从没真正感受到美国独立及开国元老们签署《独立宣言》（保障人们的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誉）和制定美国宪法以来，无数先人为了保卫我们享有的自由所做出的牺牲。
大家要记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曾被征召入伍，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希特勒、东条英机等名字对我们来说耳熟能详，因为我们经历过他们活着的年代。我上中学时，希特勒的空军一直在轰炸英国，很显然，他的目标是占领英国，然后渡过大西洋来击败美国，他便能够把美国纳入不断扩大的帝国版图。希特勒被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日军在珍珠港偷袭美军，随后欧洲也卷入战争时，英国迫切需要美国的协防，以抵御希特勒对他们生存的威胁。
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在家里吃饭时，我们都在讨论这个世界是否会被德军和日军占领。大家很清楚，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将失去一切。每一天，报纸都在报道哪些地方打了胜仗或败仗，或者在欧洲或太平洋战场上又收复了哪些失地，美国被视为抵抗暴政的最后防线。
不惜代价捍卫自由价值
我上中学那几年，战事愈演愈烈。我知道，自己一满18岁就要入伍，所以还在高中时我就自愿加入了陆军航空部队，毕业3个星期后就收到了入伍报到单。每个体格健全的18岁男生，只要在家乡没有重要工作，都要自愿或被征召入伍。
先前我谈到，在我乘船到太平洋战场的路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不过我还是被派到了太平洋上的小岛天宁岛，那里距离关岛大约有160千米。由于天宁岛的美军基地距离东京有2 100千米，美军专门设计并制造了B–29轰炸机，以执行往返于天宁岛和东京间的任务。B–29轰炸机在天宁岛空军基地装载炸弹飞往东京，同时希望可以返航。由于这个地区没有其他岛屿可以让轰炸机在半路上紧急降落，我们损失了一些飞机和人员。
当时美国正在计划攻打日本本土，天宁岛基地被指定为撤离受伤士兵的据点。可是，在攻打日本本土之前，“艾诺拉·盖号”轰炸机便装载着原子弹由天宁岛起飞，于是，这个小岛为接收可能因攻打日本本土而受伤的10万名美国军人所做的准备便没有用了。我被派遣到那里执行拆除及清理任务。
俄罗斯军队在1959年进驻了古巴，那一年，我们正好创办了安利公司。当时我们非常担忧，尤其是在获悉苏联已在古巴部署核弹、可以轻易攻击美国时。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警告美国：“我们会埋葬你们。”
除了担心核弹攻击以外，美国甚至还有人预言，自由企业及美国风格已死，这便是我爱国之心的源起，以及我坚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由、享受我们想要的生活的原因。因此，我站出来发言，发表了《销售美国》的演讲，鼓励美国同胞相信及了解美国的伟大之处，并力图说明本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价值与优点。
当我们在对抗威胁我们生活方式的敌人时，如今的美国人中的大多数尚未出生。或许现在的人已不再认为那种威胁真实且急迫，可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都心知肚明。
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我支持我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及美式生活风格的政治候选人。我第一次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是协助当时的国会议员福特。我和福特十分熟悉，因为他是我们选区的议员，安利早期的各项活动他几乎都有参与。我们还有他在一项大型剪彩活动上担任特别来宾的照片。他甚至和我们一同推荐了安利的第一个喷雾剂产品系列。福特看着安利公司发展起来，那些年，我和杰也在政治事务上与他开展了合作。我们也与盖伊·范德·贾格特（Guy Vander Jagt）合作过，他是安利公司西边选区的议员。我与贾格特合作筹款，他负责的筹款活动旨在帮助更多共和党员进入国会。我们和其他人成立了一个筹款机构，名为“共和党国会领袖议会”（RCLC），以促进民间参与捐款和筹款。我们只获得了小额筹款，但积少成多，况且我们希望吸引民众提高对共和党以及政治的兴趣。当时正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时代，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则担任副总统。在里根总统的两届任期之中，副总统贤伉俪经常大方地招待我们这个团体。
我和杰支持里根竞选总统（老实说，在1980年党内初选时，我是支持布什的）。我们支持的表现并不是直接捐款给里根阵营，而是在发行量大的新闻杂志上刊登整版广告。我们个人跟竞选阵营并没有任何关联，我和杰支持的是里根的自由企业理念。我记得，我们是唯一刊登此类广告的人，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政治概念。我和杰希望安利营销人员和他们的客户知道我们支持里根，并期待他们也能支持他。广告或许也吸引到了不少选票，这个假设是合理的。我和杰同时认为，广告可以进一步帮助安利营销人员体会自由企业理念对他们的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
与美国总统的情谊
我与贾格特的关系促使里根总统任命我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财政主席。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我觉得在接受那项职务之前，我应该对其多加了解才对。
我刚答应，就发现我在公司实在太忙了，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这样，我就担负起了两份全职工作。那是我在一开始就犯下的两项严重失误中的一项。第一，我无法全职工作。第二，我接任时提出了两项建议：在捐款人会议上设立接受现金付款的吧台（如果没有，饮料都要用组织的经费来支付），以及剔除掉那些“闲人”（不做事只领薪水的顾问）。
我认为我们一边出去帮共和党候选人筹款，一边在自己身上花那么多钱，实在是不合理。我真的认为应该用明智的方法来改变现状，但我的两项假设都未被接受。慷慨的捐款人或公司会接受筹款活动的邀请，但通常不会亲自参加，而是派代表来，这些人期待的是免费“大吃大喝”；而“闲人”们其实很活跃，不论有没有付出，他们都不想少领薪水。
我接任主席时曾说过：“我从未向这个政府的任何人要求过任何好处。我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相信共和党的理念：自由与自由企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的个人权利。保障这些理念的顺利实现是我的首要动机。”此外，我还要求看财务报表，我说，如果我了解运作细节的话，就能更有效率地筹款。但我的要求被拒绝了。
我们从小额捐款人处筹集到了不少资金，共和党国会领袖议会的成员和我都想为小额捐款人举办活动，因为他们是支持共和党的活跃选民，应该以某种方式予以表彰，但这点也是无法做到的。
我在任内很努力地工作，也学习到了不少经验，但当反对力量逐渐压过了支持力量时，我就知道该辞职了。
但是，我并未放弃政府或是公民应尽的责任。我在华盛顿结交了一些朋友，也争取到了一些赞同我的立场的政府官员。里根总统要筹组艾滋病委员会的时候，贾格特建议我加入。他设法将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列入了委员名单，于是，总统任命我们组成该委员会。
在加入艾滋病委员会以及为共和党担任筹款人期间，我和里根总统建立了很好的交情。他会在白宫东厢和委员会成员谈话。在会议前，我有好几次曾私下和他聊天。
里根总统就职1周年时，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主持了一项大型筹款活动。身为活动负责人，我和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和他们的夫人们一同待在贵宾休息室。当时只有我们5个人待在房里，等着里根总统上台向这场入场券早已销售一空的大型活动的来宾们讲话。里根总统刚刚被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电视台在节目中横加指责，他真的“气炸了”（他本人的原话），抵达休息室时仍火冒三丈。他向第一夫人南希、副总统夫妇和我大倒苦水。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看到美国总统表露真性情的一面。
在认识美国总统并和他们私下相处之后，你会明白他们只是平凡的人，关心和担心的事情和你我都一样。他们关心的是保护这个国家及其自由，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为国家服务。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进入政府。
知道进退的重要性
2001年，海伦和我承诺协助政府设立费城国家宪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名记者在报道我们的承诺时表示：“他们的初衷是爱国，而不是支持政党。”这家博物馆开幕以后，海伦和我又组织了一次捐款，并计划维持赞助。帮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及感谢美国宪法，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为了让美国人了解这个国家如何一路走来，并激发他们对所享受自由的感恩之情，我们进行了漫长的努力，宪法中心便是其中一项。《费城问询报》说的没错：我们的参与是爱国的表现。政府和国家如今充斥着党派斗争，但在我看来，爱国心却不够。
我们需要提醒美国公民以及政府的民意代表，美国宪法所代表的意义及其内涵。由家乡做起，安利开始重新激发美国本土的营销人员对自由企业、美国价值观和政府原则的了解。我们甚至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故居弗农山庄（Mount Vernon）举办了一次高成就的安利营销人员的会议。该活动极为成功，让许多人深入了解了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开国历程中扮演的角色，他既是位将军，也是位政治家。立国之初，美国便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成就纪录。
我在国家宪法中心遇到的人们都了解美国历史，但许多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缺乏了解，不知道为何写下宪法的开国元老要说出那些话。举例来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乔治·华盛顿只出任了两届总统便告老还乡，而当时甚至还未修改宪法以限制总统任期。他相信，做两届总统便已足够，美国需要其他人来担任总统，以此昭告世人，这个新国家在推翻君主立宪制之后已是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共和国。他并不贪恋总统权力，他只是想为国效力，然后返回故里。
此后，美国不断发展，政府一直在扩大规模，民选官员在任期即将结束时越来越急于进军华盛顿，而不愿返回故里。竞选连任已成为重头戏，太多国会议员逐渐习惯于不对棘手议题表示明确立场，这些议题或许对国家有利，却会害他们在下一次选举时流失选票。他们发现坐上或靠近权力大位是如此令人上瘾，许多人尽可能竞选公职，即使早已任期将尽，也依旧留在华盛顿。他们成为华盛顿大型公司的律师或游说人士，因为那里才对他们有利。对某些人来说，为民服务已变成无法轻易放弃的自大之旅。
我和杰有一天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任期限制正是解决之道。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聘请已故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John Eisenhower）担任主席。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在全国境内推动尤为困难，但我们在好几个州成功地通过了限制任期的办法。然而，州政府无法决定全国参议员或众议员的任期──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修改宪法。最后，我们只好满足于在州政府获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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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提醒美国公民以及政府的民意代表，美国宪法代表的意义及其内涵。由家乡做起，安利开始重新激发美国本土的营销人员对自由企业、美国价值观和政府原则的了解。我们甚至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弗农山庄举办了一次高成就的安利营销人员的会议。
为美国价值观奋斗
当时在华盛顿的生活成本并不便宜，至今依然昂贵。福特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副总统时，虽然已经担任了多年的国会议员，仍然身无分文，还要指望副总统的第一笔薪水来支付房贷以及供养四个学龄子女。尽管他的薪水足够生活，却还不够退休后的生活。卸任总统之后，他在全国性企业担任董事，以此增加收入来源。现在，进入美国国会服务已成为一项薪水丰厚、福利优渥的职业，但这种生涯只有在任内才能维持，所以必须花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竞选连任。我至今仍然认为，没有任何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民选或任命出任某职的官员可以永久担任该职务，每一项公职都应该有明确的任期限制。
自从创办安利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许多法律和法规，这些规定让我怀疑今天还有没有人可以复制安利的成功。增税造成了他们的损失。人民自由在许多方面都越发受到限制。人们逐渐依赖政府救济，党派之争侵蚀了生活中几乎各个层面。美国不再被世人视为“山丘上的闪亮国度”。
放眼海外，我们看到欧洲经济颓圮，那是因为政府债务沉重、人民过度依赖政府福利；在中东，一些人为了民主而奋战，从而受到了目标正好与其相反的人群的反对；非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地区拥有良好的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勤劳的人民，其发展却受到腐败的独裁者和政府的阻挠。
那么，美国人民该如何做出必要的改变，以适应全国和全球局势，并仍然维持天赋的与后天取得的自由呢？当然没有简单的方法，但美国公民必须随时保持警觉，防止我们珍惜的价值观和自由遭到侵犯。美国人民必须成为受过教育、信息丰富的公民和选民，选择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的民选官员；他们必须接受公职责任，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不同族裔与政党内诚实与忠诚的人民应该肩并肩，为正确、真实与可造福子孙后代的价值观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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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心脏后的新生
在决定是否进行移植手术前，医生问我：“你的生活已经够圆满了，为什么还想活得更久？”我现在明白了，医生是要借此判断我是否有意志力撑过这次大手术和随后的康复过程。有家人和朋友一直在为我祈祷，我明白自己获得了需要的力量。
过去这17年来，我之所以还能活着，是因为伦敦一位擅长心脏移植的名医答应为我做手术。71岁那年，我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才能活下去，可是美国每一家移植医院和医生都拒绝了我的要求，主要原因是我年事已高。至今我仍然活着，除了那位伦敦外科医生之外，也是因为我在紧要关头找到了符合我需要的完美的捐赠者。
几年前，家人为我心脏移植手术成功15周年举办了庆祝活动，大家都很感慨的是，我在接受这次救命手术之时许多孙儿都还年幼，甚至还未出生。他们中有些人告诉我：“爷爷，我差点儿就见不到你了。”更重要的是，我差点儿就见不到他们，无法看着他们长大成人了。
我还想到，假如没有得到新的心脏，这些年我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兴建了海伦·狄维士儿童医院，出任了狄维士会议中心的捐款人与筹款人，并在大急流市中心建起了万豪酒店。我的母校大急流市基督教高中如今有了狄维士艺术中心和礼拜堂，全体学生可以首次一起做礼拜，并展现表演和音乐方面的才华。
让我很开心的是，那座礼拜堂的大厅里展示着一辆与当年我和杰一起上学时驾驶的同款的福特A型敞篷车，作为我们建立友谊的纪念。我移植心脏后所兴建的其他设施包括密歇根州霍兰德市的霍普学院的一座新体育馆、大急流市医疗大道上的医疗办公室、大急流市加尔文学院的通信研究大楼以及国家宪法中心的一座展示厅。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吹嘘，而是因为我很感激我曾经如此接近死亡，然而上帝让我多活了好几年来工作，所以我要努力回报。
身体出现异状
其实早在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之前很多年，我的心脏就出了问题。我患上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医生向我解释说这是中风或心脏病的前兆。遵照医生的建议，我采用了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方案，同时服药以降低胆固醇指数，而且每天做运动。即使如此，我也明白，心脏疾病恶化是无法逆转或阻止的。在那次小中风后，我在检查时发现了几处血管栓塞，并被告知要去找医生商量。但是我没有，而是和孩子们在周末时参加了一项为庆祝美国建国而举行的帆船比赛，由密歇根湖航行到密尔瓦基，我担任船员。正当我在下甲板推动船帆时，我感到胸口一阵疼痛。我意识到自己出事了，在抵达密尔瓦基之后便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说：“马上坐飞机回家，我得看看你。”
我的医生路易斯·托马提斯评估了数项检查的结果，然后说：“这个假期好好休息，但假期结束后你必须开刀才能避免心脏病发作。”
接着，他进行了手术，我安然度过了8年。但在那8年间，我的冠状动脉持续出现栓塞，1992年12月初，我发生了一次大中风。医生让我在数日后稳定下来，然后把我送到了克里夫兰医院（Cleveland Clinic）去装置心脏血管支架，这在当时还是一项新技术，很少有医院会使用。我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抵达那里，托马提斯医生要求外科当天晚上就做手术。
外科主治医生说：“这么办吧，我明天一早就动手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手术很成功，可是在我中风时右侧心脏早已坏死，所以我必须注意健康和活动。在那以后，我走不了多远便会感觉疲劳，还必须定期复诊，抽取体内的积水，因为心脏已无力将体液输送到全身。在抽取积水后，我的体重会减轻5.4~6.8公斤。
1992年初，我经历了一次脑中风，由于体力损耗，心脏状况又大幅限制了我的活动，我辞去了安利总裁的职位，要求长子狄克接棒。这也是我的福分，因为狄克接班以后，我对公司的未来不再感到有压力，但我必须接受生活方式突然间受到严重限制的现实。我走上1米便会感觉疼痛，必须坐下。
我的心脏科医生瑞克·麦纳马拉（Dr. Rick McNamara）说：“你的心脏正在逐渐衰竭。”到了1996年底，他和托马提斯医生把我和海伦找去，告诉我们，如果我想活下去，就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
那真是一记晴天霹雳。我一直在忽视自己的病情，走路不稳，也无法长时间行走，无法做事，但我一直假装一切正常。可是，人生无法如常，我需要一颗新的心脏。
关键在家人支持
关于手术的每件事都要预先安排，这是我未曾经历过的。托马提斯医生在两三年前便已联络过美国的每一家移植中心，询问他们能否考虑为我移植心脏。除了年龄因素，我还经历过脑中风、心脏病，又有糖尿病，是接受移植手术的高风险人群。除此之外，我的血型还是较少见的AB型Rh阳性，这使得合适的捐赠者人数锐减。可是托马提斯医生说，他认识的一位伦敦的心脏外科医生愿意见我。马格迪·雅库爵士（Sir Magdi Yacoub）是哈尔菲尔德医院（Harefield Hospital）的心脏外科医生，以在移植领域的先进研究而闻名，是位技术高超、备受尊敬的外科医生。托马提斯医生说，他是我唯一的机会，但是雅库医生要先与我见面，才肯收治我这个患者。他有我的病历，也了解我的病情，但仍想先见我一面。我的儿子狄克两年前便已到伦敦和他见过面，当时，狄克把我的病历交给了他，并请他考虑把我列入等待移植者的名单。
我记得在圣诞节前夕向儿孙们宣布，我们要去伦敦等待新的心脏。我无法告诉他们任何细节，只能把医生告诉我的话告诉他们。海伦和我很乐观地对大家说：“我们要去伦敦等待新的心脏。”如今回想起来，我十分讶异，因为这其中有太多问题。在了解捐赠心脏和配对的复杂性之后，我才真正明白，医生能告诉病人他们已等到了一颗新的心脏有多么困难。医生和病人都只能怀抱希望等待而已。
我们抵达伦敦后，雅库医生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想活下去？你已经活了很久了，”他说，“你的生活已经够圆满了，为什么还想活得更久？”
我告诉雅库医生：“我有一个好妻子，4个成功的子女，我要为他们活下去，我还有一大群孙子孙女，我想看着他们长大。我想尽一切所能帮他们成家立业。”
我现在明白了，雅库医生是要借此来判断我是否有意志力撑过这次大手术和随后的康复过程。我是否有必需的条件？是否能获得支持？是否有家人？是否有人关心我，我是否有关心的人？这些都是撑过这种手术的必要条件。你能否活下来不只与你的心脏状况有关，还与你的意志以及信仰有关。有家人和朋友一直在为我祈祷，我明白自己获得了我需要的力量。
等待器官捐赠的日子
在这次会谈之后，雅库医生检查了我的心脏，尽管他已经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然后，他看着我说：“好，我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们等待听到的话。我问出了心中最大的问题：“你觉得我们要等多久才会找到捐赠者？”
他说：“我不知道。或许1个月，或许下星期，或许明天，或许半年。你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排在英国公民后面。不要走太远，我要你随时待在离医院1小时路程的地方。每星期过来做一次检查，好让我们知道你的状况，确定情况尚可。”
因此，每个星期一，海伦和我都会到医院指派的心脏科医生那里做检查，他会向我们说明每项检查的结果，管理我的治疗进程。这些检查显示，我的心脏右侧压力不足。这表示我的捐赠者除了要符合我的罕见血型之外，还要有强健的右侧心脏。
我们开始等待心脏捐赠者的出现。
5个月过去了，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医生叫我们早点过去，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帮我找到了一颗心脏。我的心脏科医生获悉，一位女士想做肺移植。她不仅血型和我相同，而且由于肺不好，心脏功能受到影响，右半边变得十分强壮。
医院当天早上打来电话，是因为医生已经为她找到了一名捐赠者，而我也会因此得到她的心脏。在这些手术中，捐赠者的心脏通常会和肺一起移植，以降低排斥概率。这表示当她接受心脏及肺移植手术之后，她的心脏就可以捐赠给我，她之前已经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把心脏捐给我。显然，这个日子已经到来。海伦还记得她听到直升机送这位女士需要的心脏和肺抵达时的声音。医生检查过器官之后，她被送进手术室去做移植手术，而我则在隔壁的手术室等待她的心脏被移植到我身上。
我被告知，她的心脏才离开她的身体20~30分钟，就已经转移到在我的胸腔内跳动了，而且此后一直在很顺利地工作。后来有人说：“等待心脏时一定很辛苦。”但海伦和我每天早上都会读我们最喜爱的经文，带着信心和平静过下去。
移植手术成功
海伦和我从未真正有过失望的一天，我知道这或许很难令人相信。即使我越来越衰弱，我们依旧相当忙碌。4个子女中至少有一个会来陪伴我和海伦，有时会和他们的配偶或者全家一起来。
现在很难形容那个星期一早上医院打电话来说我可能有了一颗心脏时，我和海伦有多么高兴。我们带着复杂的心情前往医院──放松、兴奋，充满希望和喜悦。抵达医院时，他们说：“万事就绪。我们要准备为你做手术了。”
首先，我接受了一剂注射，我确定里面有抗焦虑的成分，因为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很好，而那是在即将接受大手术的情况下。我记得自己躺在推车上前往手术室时，一名心脏科医生从我身边走过（他的白发常常竖起，我总会开玩笑地说他需要理发）我从推车上坐了起来，再次跟他开玩笑说：“嘿，医生，你需要理发了！”
手术后，我从麻醉中暂时醒来时，看到一些家人守在我的病床边。儿子们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上帝。”随后我做了一次感恩的祷告。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事了。那次祷告必然来自我的灵魂深处，因为我在知道自己还活着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谢主。
其他家人也赶到了伦敦，飞行到大西洋上空、在飞机上相聚时，他们一起跪下来祈祷手术成功。他们降落时得到了手术顺利的消息，在到达医院时，手术已经快结束了。托马提斯医生也乘那班飞机来了，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每天都到医院来为我打气，麦纳马拉医生也是。医院后来让麦纳马拉医生看了我的旧心脏，他说：“你的心脏完全衰竭了。我无法相信它还能让你活着。”
复原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服药，我必须吃药才能防止身体排斥新的心脏。手术后前几天的剂量很重，我因此做了好几场惊悚而诡异的噩梦。夜里，我会梦见各种东西。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小矮人，就在大急流市格兰德河沿岸的洛威饭店旁边。我是个侏儒，没有双腿。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床上向下摸，好确定双腿还在。翌日，我喊人来我床边又检查了一遍。
还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一个纸箱里往北方漂流，奇怪的是，那是在我们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附近。我手边有电话，于是在漂流时我打电话求救，说我被冲走了。这些梦十分吓人，而且感觉非常真实。事实上，它们让我极其紧张，我想尽办法不睡觉。我会坐在轮椅上，找人推着我在医院里乱逛，就是想保持清醒。
勇于接受挑战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时，雅库医生来巡房。看到我躺着，他厉声问道：“你在床上干什么？”
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累了或别的什么原因。
“离开病床，”他说，“你是高风险病患，我冒险给你做了手术，就是希望你能撑过来。”
我说：“我非常感谢你。”
他说：“那就拿出实际行动。你没有理由再躺着不动了，现在限制你的只有你自己的恐惧。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起床去做吧。”
那是一项挑战，却是项好的挑战。我仍然以为自己有心脏病，但他让我明白，我现在已经有了一颗新的心脏，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了。我在医院疗养了两个星期之后变得有些沮丧，但是雅库医生叫我起床，于是我决定起床活动。那一天我充满活力。
我同时也对身体可能排斥新器官感到恐惧。起初，我有些焦急。我害怕在经历漫长等待、以极小的概率找到心脏及手术成功之后，身体会排斥新器官，那一切就都完了。在做切片检查排斥迹象的前一晚，我失眠了。我甚至想亲眼看着医生从我的心脏里截取组织。
“你在看什么？”他问我。
“我想看你刚从我身上取出的组织是棕色的还是红色的。”
他说：“事实上，最好不要是白的。万一是白的，你就有麻烦了。白色表示组织里没有血液。”
起初，我每星期都要做一次这种检查，之后是每隔一星期检查一次。幸好我一直没有发生排斥问题，但仍需终身服用抗排斥药物。
哈尔菲尔德医院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原本是用做肺结核疗养院的。医院沿着街道呈弯曲设计，好让空气能从前窗吹进每间病房，再从后窗吹出去，所以它只有一间病房的宽度，像一条长龙般蜿蜒。后来增建室内水管时，每隔几间病房就有一间浴室，但对我来说，这路程却好像有几百米远。
我移植心脏之后没多久，便展开“长途步行”之旅走去浴室，一名女病人从门后探头出来问我：“你是上星期二移植心脏的患者吗？”
我回答：“没错。”
她说：“你移植的是我的心脏。”
于是我说：“太感谢你了！”并给了她一个拥抱。住院期间，我们见过彼此几面，我去做10年检查时又看到了她一次。我后来知道，那之后一年还是两年，她死于癌症。她原本想当个歌手，梦想是灌录唱片，我有能力帮她实现这个梦想。她是个很好的人。但我对她的生平所知不多，从来不曾真正认识她，因为我们在不同国家展开了各自的生活。
这次心脏移植手术的另一项了不起的成果是，我们得以结识了一些心脏外科的权威，并聘请他们来到大急流市的医院。雅库医生年满65岁时，依照规定，必须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中退出。但他很聪明，还能做出许多贡献，目前，他在史帕克特伦医院的梅耶尔心脏中心移植部门担任顾问。不论是以研究能力还是他进行过的移植手术数量而言，雅库医生一直是心脏移植外科的权威。
早期心脏的供给很充足，又有很多人等候，雅库医生和艾司格·哈卡尼医生（Dr. Asghar Khaghani）一天可以做三场手术。他们对我们说，他们会在做完一场手术后小睡一会儿，然后清洁手术室，准备下一场手术。现在，雅库医生一年中会前往大急流市的移植中心好几次，哈卡尼医生则主持该中心的事务。他们一名来自英国的同事现在就职于我们的儿童医院，他被公认为世界上顶尖的医生之一，我们很荣幸能请到他。这些医生的影响力使得其他专家也纷纷加入，不仅增强了医疗人员阵容，也丰富了整个医学界。
我很感激我的心脏移植手术能够成功。手术对我个人、家人及社区的后续影响，让我既惊喜又感恩。
Simply Rich
Life and Lessons from the
Cofounder of Amway: A Memoir
17
环游世界，冒险的心永远都在
在等待心脏移植的5个月里，我都在思考该怎么打造环游世界的新帆船。等我完成手术出院时，船已大致完工。我很喜欢驾驶着自己的船，与那些活着就是为了冒险、独自乘着小船在汪洋大海之中前进的人们相遇。
就在心脏逐渐衰竭、在伦敦等候移植时，我仍然对未来保持着积极和乐观的心态。在无法保证新的人生篇章之时，我依然怀有梦想，我想这就是我的天性。即使是严重的心脏问题也无法阻止我拥有梦想、目标和计划。它们让我不断前进，让我只看到人生中好的一面，而不是担忧坏的一面。
因此，在等待新心脏的同时，我也在为我最新的梦想作准备──驾船环游世界。我不想为我的健康情况烦恼，而是专心设计新帆船。我打算乘这艘船去环游世界，这不仅让我保持乐观的展望，也促进我实现了一项伟大的新冒险。
在等待心脏的5个月间，我都在思考该怎么打造那艘船，包括内部设计、舱房数量、风帆组合、种类和制造商。船长会来伦敦见我，我们一起讨论，记下船的规格，还有环球之旅的航线和时间。每个星期不同的家族成员来探病时，海伦和我便和他们分享帆船设计上的进展，所以，孩子们也有机会享受这个过程。
有一次，我对我的儿子德说：“费了这么大的功夫，说不定我最后都没命去坐那艘船。”他开玩笑般地回答：“没关系，你的孩子们用得着。”我没有不耐烦而又紧张地等待心脏，反而忙着设计这艘船，心平气和地梦想着去南太平洋航行。
等我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出院时，那艘船已经大致完工，船还在船坞里时，我们在甲板上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我们在意大利维亚雷乔（Viareggio）举行了下水典礼，一架载满人的飞机由大急流市飞抵，我们还邀请了一些欧洲友人作为来宾。
这艘船漂亮极了。我们将它命名为“独立号”（Independence）。这是一艘双桅船，主桅在前，后桅较低。“独立号”有主帆、尾帆和艏帆，最高航速可以超过10节，这在帆船中是很快的。帆面虽大，但全部是自动卷帆，只要使用电动绞盘即可在10分钟内完成升降。“独立号”是艘美丽的船，但拥有这艘帆船的真正美妙之处是，它让我们有机会航行到世界各地。我们这趟航行以意大利为起点，穿越加勒比海，然后经过巴拿马运河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最后横渡南太平洋到达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它们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点，却是美丽而又遥远的法属群岛。从那里，我们将向南探访塔希提岛（Tahiti）和波拉波拉岛（Bora Bora，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小岛）。“独立号”有10名船员，包括船长和大副、两名服务员、一名厨师和甲板水手，他们每天清洁船只，洗刷盐结晶，驾驶小艇送我们上岸或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我和我的3个儿子都会驾船，因此我们轮流掌舵。“独立号”有12间舱房，所以我们总能邀请家人和朋友参与航行中的各段旅程。
我们的家人爱上了南太平洋和遥远的小岛。这些环境很适合孩子们，平静、清澈的潟湖适宜游泳。这些潟湖上有水道，船只可以通过，停泊在平静的水中，远离太平洋上的大浪。
例如，在马克萨斯群岛，我们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们会在一处水很浅的圆形大潟湖里游泳，它有好几个水道。退潮时，水就从那里流出。那时，一些较大的孩子会带着潜水装备攀在水道壁上看着水道口的鲨鱼，它们在那里等着潟湖里的鱼被冲向大海。孩子们喜欢在南太平洋透明清澈的水里潜水和浮潜。在太平洋上航行之初，海伦学会了浮潜，她很开心地记得自己在水面下漂浮时能看到她的一些孩子和孙子孙女们背着水肺在她的下方潜水。其实她也有一点担心，因为海床上会有一些小型鲨鱼，但我们当中从没有人发生过意外。
结交航海同好
我们也会认识及结交其他旅行者，他们有时已航行了数星期甚至数月。我们会在同一个潟湖下锚或停泊在同一个港口，到彼此的船上拜访。有人可能会在晚上驾船经过，喊着：“带吃的到我们船上来吧！”想去的人就会带着菜肴去他们船上，分享晚餐和见闻，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通常是两人或三人一起航行的，因为是小船，人员也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