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为机组死难人员定性一事使我想到，如果没有邓小平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的事情出现，或者在接见中厄尔·费尔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林彪坠机的问题，邓小平也许就没有机会就机组遇难问题谈自己的看法，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恐怕也很难主动想到连信访员开始都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机组4人死的性质问题会怎样呢？对机组遇难者的家属来说，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却维系在国家领袖接见外国记者谈话这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之上，虽然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也让人留下深刻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0年以前，某部一位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其著作中将林彪专机坠机原因说成是机组人员起义的结果。我很佩服这位不懂飞行专业的研究员作出如此重要的结论。作者在分析各种原因中，对机组人员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具备的思想觉悟是完全肯定的，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作者写道：“在那极左的岁月里，虽然许多革命理论和口号被登峰造极的狂热推过了真理界限而变成了谬误，但广大党员和群众却是怀着虔诚的愿望去理解和信奉它们的。毋庸置疑在这种特殊环境下陶冶出来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不管其内容多么偏激，但却相当广泛地深入人心。”作者继续写道：“‘九一三’事件之前，一般党员群众并不知道林彪的错误，因此，以一个副统帅的身份挟持一架飞机外逃，其手段可能会是欺骗、利诱、威胁。那么也应该允许机组人员有一个上当——怀疑——思想斗争——起义的过程。”这位研究员虽然不是专机部队的人，但字里行间已经充满了对专机飞行员的信任与理解。回忆一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没有听说发生在客机上的劫机事件而最后使劫持飞机者得逞的。我想，当这位研究员看到我对林彪专机飞行活动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的分析时，一定会有同感。如果对当今劫机中机组为保全飞机与乘客安全而按劫机者的意图飞往异国他乡的行为能够理解的话，同样也能谅解劫持发生在重要专机上的飞行员的一切表现了。
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生活中的意外打击随时会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尤其是交通中的意外事故，会非常偶然地夺去一个人的生命。
对于那些乘车、乘船与乘坐飞机的人们来说，谁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发生任何问题。在每次较大空难之后的报道中，总有个别人是幸运者，无论是什么原因没有买上该次航班的机票，或者是因故迟到没有赶上飞机，甚至因特殊情况被乘务员赶下飞机等，只要没有登上出事的飞机，就是幸运者。可是，也有本不应该乘坐出事的飞机，就是买退票也非走不可的。以上两种人都是无意之中在生死线上摇摆，一念之差，就有性命之忧。
专机师有一位女领航员，死神曾4次向她打过招呼：在一次本场夜间复杂气象的训练飞行中，为了能争取到学习的机会，在飞机停下来准备换人的时候，眼看她就要登上飞机，结果因机上人多被机长赶了下来，因为都想用复杂天气训练的机会亲自上天观察一下别人的飞行，这种好学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就是这架伊尔-14飞机，换人后的第一次起飞就发生一等事故，飞机与人再也没有回来。还是这位女领航员，一次执行专机任务中，当飞机到达福建沿海晋江机场上空时，被误认为是敌机，受到地面高炮部队的开炮射击，幸运的是没有一发射中飞机。第三次是坐汽车到机场准备执行任务的路上，突然翻车，幸运的是没有受伤。第四次，在直升机上又遇到意外迫降事故，虽然伤势不轻，曾躺在病床上昏迷了几天，最后总算又把自己的小命捡了回来。身体康复阶段，经过自己刻苦锻炼，她重返蓝天。人们都说她命大，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惊无险。
就像那位第二批女领航员那样，人的一生也许会碰上有惊无险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发生的过程中自己并不一定知道，都是在事后才发觉它的可怕，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侥幸的感觉。“九一三”事件之后，凡是与周围的同志谈到自己在山海关现场的经历时，同志们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你们机组剩下的5人真是属于不幸中的万幸了。其中的含义不仅仅是保住了自己的一条性命，更重要的是“九一三”事件中机组人员的生与死与平时执行任务甚至飞行训练中的生与死悬殊太大了！为专机任务的安全，飞行员付出生命的代价是正常的现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何况是在天上飞行呢？对此，从当飞行员那天起就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每当发生严重飞行事故时，尽管航校及专机师的领导千方百计不让飞行员接触失事现场，怕看见事故中死去战友的惨状后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刺激，甚至会动摇从事飞行事业的决心。但飞行员们比谁都明白所谓严重飞行事故意味着什么，虽然谁也不想成为事故中付出的“代价”，但飞行工作的实践证明，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专机师的飞行员们将永远怀念把危险留给自己的女飞行员“大旗”，也永远怀念为专机空运事业牺牲的数十名可爱的战友。其他的飞行员们正像过去战争年代那样，踏着自己战友的血迹，前仆后继，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个飞行员怕死而主动退缩的。完全可以说，专机师的飞行员们连随时牺牲自己生命的可能都想到了，可以说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工作的，在飞行领域内，还能有什么必须去想的呢？还能有什么比死更可怕的事情呢？所以，对专机师的飞行员来说，“九一三”事件极其残酷的一面就在这里，它不仅使飞行员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丢掉了性命，不管自己在死亡就要来临的时候被眼前如此残酷无情的现实折磨得多么难受，更使得他们的家属、孩子、亲人都要因此承受想象不到的生活与精神上的痛苦。与正常事故比较，同样都是一死，后果有着天壤之别。专机师数十年如一日，从没有在上等级的专机任务中发生过危及外宾与乘机首长生命安全的事故。唯有林彪事件这一次让专机飞行员们为之胆战心惊。说心里话，我宁愿在一般飞行事故中死上千次，也不愿像4名战友那样死一次。问题的关键是对一个普通的飞行员而言，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不被人们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在9月13日凌晨，面对突然飞向西北方向的256号专机与3685号飞机，面对叛逃行为，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飞机上的飞行员与劫机者之间是属于劫持与反劫持的关系！因为从表面上看，飞机的确是在飞行员驾驶之下向境外方向飞行的，笼统地认为飞机上的人都是一伙的。投敌叛国以它最鲜明的政治倾向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各级领导眼看着飞机向西北移动，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的人考虑到祖国的尊严，建议将飞机打下来，空军司令吴法宪曾下令张家口附近的地面炮兵部队向直升机射击。在这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谁也不去冷静地考虑飞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更不会想到我们的飞行员是好人，是被林彪及其死党骗上飞机并劫持叛逃的。有这种想法，也只是基于平时对自己飞行员战友的印象与基本信任，在专机师指挥所现场的师长、政委及参谋长们确实也想到了这一点，而且，在议论中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叛逃，也只有他们最了解身边的同志，可是，眼前残酷的现实把每一个人都带进一团迷雾之中，不能冷静地思考一下紧急补救的措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不坐飞机，除了林彪，谁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把两架飞机以欺骗的手法弄到空中呢？由林彪发难并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是“九一三”事件的基本特征。
后来从3685号直升机被迫降的经过中得知，当吴法宪派飞机对其进行空中拦截的时候，黑暗中飞行员看到空中机动飞行的小飞机，心理马上产生一种得到地面支援的感觉，并以躲避小飞机的拦截为借口迷惑敌人，向后转弯，将飞机飞了回来。根据2685号直升机的启示，如果林彪专机从山海关强行起飞之后，也能及时得到小飞机的支援，在地面雷达的正确引导下，空中指挥小飞机与256号专机保持编队，飞到256号专机的前面不时发出灯光信号，或者向飞机的前方开炮，甚至再有地面探照灯的配合（当然不能直接照射飞机），此时，无可奈何的机长潘景寅，肯定也会在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并以此为借口，分散林立果们的注意力，实施机动飞行，有可能使僵局发生转机。现在不敢说这样做肯定会出现什么结果，但至少出现转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56号专机从山海关起飞后那极不正常的转弯轨迹，足以说明潘景寅同林立果们斗争的情况。事后看，如果飞行员在空中与劫机者兜圈子，消耗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有可能飞不到国外。
“九一三”事件以后，根据每个人在事件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提起有些人在事件前后的变化，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谈到256号专机组遇难人员，觉得他们够倒霉的，千年不遇的事情让他们碰上了。机组活着的5人（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已经因病去世）虽然事后命运坎坷，总算毫发未损。“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无论什么原因不在岗位上者，由于远离是非之地，被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有的甚至因此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这种现象被说成是因祸得福。
不管怎么样，目前生活在社会各个角落的256号专机组的幸存者还能有机会看到“九一三”事件以后42年来的事态发展，还能亲耳听到自己专机师的战友多年以后对“九一三”事件谈出发自内心的评论与真切的看法，还能知道国家领袖人物对“九一三”事件中死难人员的讲话，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给历史提供资料的旁证。可是，死去的战友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了。他们在飞机上就是带着多么困惑的疑问，也没有机会向世人表达了，只有曾与他们同机共济的战友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情，从这一点讲，也许他们的亲人与子女都不能理解到那样的程度。
空军专机师因“九一三”事件受审查的60多人，绝大多数随着1976年部队大批转业的行动到地方工作了。但也有少数仍处在拘留审查之中，例如山海关现场的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前面提到的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等。他们基本上都经历了审查——按敌我矛盾对待——回部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过程。审查部门也换了几次，交接手续也比较模糊。现在回想起来，这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10年的大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九一三”事件开始到10年后，即1980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时期。
林彪之死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甚至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痛定思痛，他曾在外宾面前表现出自己沉痛的反思。据说警卫林彪的战士们也曾抱着愧疚的心理说过类似的话：林彪逃跑我们也觉得没脸见人。这样的话被毛泽东知道后说，告诉战士们，不是他们没脸见人，而是我们没脸见人……前面提到，当周恩来知道空军曾出现因暂时不理解而被人打耳光的事情后，也做过类似的指示，对林彪的认识要允许有一个过程。可是，事件之后的那些年里，“四人帮”对社会的肆虐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搞什么“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紧锣密鼓地网织“四人帮”的天下。周恩来却拖着确诊为膀胱癌的身子拼命的工作。“四人帮”与林彪集团之间有勾结又有内讧，关系复杂。不幸的是，紧接着周总理与毛主席又相继去世，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忙于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的重大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九一三”事件的审理与结案工作不得不延迟下去。
在这些年里大致经历了如下的过程：
1971年10月3日，针对林彪叛逃事件，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央专案组，全权负责清查林彪反革命案件。中央专案组由10人组成，他们是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事态的发展让人感到哑然失笑的是，以上10人中竟有3人也在1980年与黄、吴、李、邱一样成为共和国特别法庭审理的主犯，站在了被告席上。
“九一三”事件8年之后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理正式定名为“两案”，中央又为此成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负责因受“九一三”事件牵累而被拘留审查的人员在这漫长的8年中只能处在等待的状态。
后来邓小平决定林彪、“四人帮”两案合一案，一起起诉，分开审理。1979年9月，“两案”领导小组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理工作又移交给部队，由总政治部负责统一组织。
时间的步伐已经进入20世纪80年代。此刻，大盘上的准星已经敲定，林彪一案的主犯黄、吴、李、邱已经判刑，下面“小人物”的问题就好办了。空军根据中央的精神，一下子将审查对象由几千人缩小到几百人，原来定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人，也决定取消结论，我就是其中之一，遗憾的是我已经被停飞，并勒令离开北京转业到外地，如果对我的处理能放在晚些时候进行的话，也许会有一线希望继续飞行，或者到民航飞行，那时候甚至到现在的民航都很需要像我这样的飞行员。
此时，空军由中央收审的50人中，25人被分到公安局管辖的劳改农场，其中就有被分到山西劳改局的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另外25人被关在秦城高级监狱，陈士印也在中间。
等“两案”审理结束的时候，时念堂、陈士印虽然被拘留审查长达11年和10年，但是，他们也只是写过两份到三份交代材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其中也有一段时间是按照敌我矛盾对待的，停发工资及取消其他一切正常待遇。可是，都没有履行过法律程序，也没有相应的证据。所以，等“两案”审理结束以后，他们也就被告知“你们回原来的部队吧”。10年拘押，度日如年，一旦解禁，归心似箭，回去以后再说吧！
回首往事，如果把“九一三”事件比作共和国政治海洋里涌动着的一股浪潮的话，专机师被牵累进去的人们就好比这浪潮中的一滴水，随着浪潮的运动而运动着，只有这股浪潮处在平息状态的时候，才会考虑到浪潮中的这些“点”如何办，否则，是不可能离开浪潮而单独被分离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