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年8月在老家河南省巩义市（原巩县）第二中学高中应届毕业后，被空军特招挑选为飞行学员的，据说这是空军第一次在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中选飞。1960年我以“适合各种机型”的身体条件被分配到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学习驾驶歼击机，因为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紧张，缺乏飞行训练器材，未能按时毕业。1964年7月，空军决定将我们学院第十五期丙班、丁班共41名学员整建制地分配到空军专机部队驾驶运输飞机。
年轻时候的作者
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我在部队的主要机种苏制伊尔-14和苏制伊尔-18飞机上分别完成了三种气象（昼间简单、复杂气象与夜间简单气象）的技术训练任务，并由部队的二团调到以大飞机为主的一团飞行。
从1969年年底到1970年上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我人生的里程中，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其中，改飞三叉戟飞机的工作，成为我人生命运走向不幸的转折。对此，我个人是无法预料的。
我在伊尔-18飞机上经过紧张的技术训练之后，开始投入专机任务飞行，并逐渐由任务中的副驾驶发展到担任机长。不久，领导任命我担任伊尔-18飞机二大队四中队的中队长，在行政上负责包括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在内共十几名空勤人员的管理工作。
1969年9月30日，林彪到北京西郊机场视察工作，以战备的名义命令专机部队的飞机进行疏散。10月份，再次执行林彪“第一号令”，全部飞机进行第二次疏散。就在我驾驶伊尔-18飞机东奔西跑的过程中，儿子在空军总医院来到这个世上，匆忙中我跑到医院看望妻子，然后，很高兴地回到部队，当别人问我儿子怎么样的时候，才意识到上医院看望妻子时，竟把最新的一位家庭成员给忘了。可能是第一次有儿子，脑子里还没有形成有孩子的概念。几天之后当我把儿子接回岳母家后，内心里才多了一份对儿子的牵挂。由于我今东明西，无法在部队那一间9平方米房的家里照顾妻子的产后休息，只好将家搬到城里。当时的全部家当只有一辆平板三轮车那么多，我利用休息时间，凭着年轻有足够的力气，一口气将三轮车蹬到位于宣武区和平门的家里，又连夜将三轮车送回机场。
自从儿子出生之后，家的概念似乎比以前增强了，无论飞到哪里，总惦念着北京城里那个小小的生命。当我沉浸在儿子出生后的幸福之中时，河南老家来信，告知母亲突然患了眼疾，是青光眼，从医生那里知道这是老年人很难治好的一种眼病，往往是一只眼先得此病，接着另一只眼睛也会感染，最后导致双眼失明。由于忙于飞行，我有8年的时间没有回家看望父母了，其实北京离河南老家只有十个小时火车的路程，原想成家之后接母亲到北京小住，还没有来得及安排此事，母亲就病了。情急之中我带了一些眼药，将儿子扔给岳母，同妻子一起回家看望二老。虽然，我们的到来能从精神上缓解一下病痛对母亲的压力，可是，在母亲的眼疾面前仍然无能为力。父母亲知道我忙，对我多年不回家探望也表示理解。
就在我回家探亲这短短的几天里，部队已经转场疏散到武汉王家敦机场。我与妻子只在家里停留5天，不得不匆匆告别父母乘车归队。妻子第一次同我回老家，我还不能陪她一同回京，到郑州之后，我便乘车南下到武汉寻找部队去了。实在没有想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能够见到母亲，离家时，母亲用手护着一只眼睛送我到村口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赶到部队不久，因飞行任务需要，我便驾驶飞机飞回北京。就在我全身心投入飞行任务的时候，大队领导通知我，立刻结束伊尔-18飞机的飞行工作，准备迎接我国新引进英制三叉戟飞机的改装飞行任务，也就是说，我从1966年改飞伊尔-18飞机还不到4年的时间，在伊尔-18机种上刚刚完成所有科目的基本训练，还没有来得及担任大量专机任务的时候，又要重整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
我特别热爱自己的飞行事业，能够有机会掌握最先进的机种，在重要的飞行岗位上拓展执行专机任务的道路，的确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好事情。这样一来，我所掌握的飞行理论不但有了更为广阔的实践领域，而且，在我飞过苏制的伊尔-18、伊尔-14飞机之后，能有机会了解到英制三叉戟飞机的各种性能，对进一步丰富自己的飞行理论知识与实际操纵经验是很有帮助的。当时，我国还没有能力制造出大型运输飞机，但我坚信，或迟或早我都能够亲自驾驶自己国家制造的飞机，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将不同国家运输飞机在飞行性能方面的技术特点进行探讨、分析、对比，为我国航空运输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年代里，我曾根据毛主席《矛盾论》与《实践论》的观点，结合自己掌握的飞行知识，写出了许多心得体会。我还庆幸在航校延长学制的时间里，比别期学员多学的飞行理论，在实际飞行中还真派上了用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用航校学过的空气动力学理论，比较顺利地领会了三叉戟飞机在机翼结构的各种几何扭转中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空气动力效果。
我周围飞伊尔-18飞机的同事，对我能够参与三叉戟飞机的改装飞行表示羡慕与鼓励。有的飞行员见到我时，就用手背朝上做一个大角度上升的姿势，表示已经知道我要飞三叉戟飞机了。因为三叉戟飞机属于喷气式飞机，起飞之后的上升角与其他飞机相比要大得多，这种飞行员共知的肢体语言，成了同志们向我表示祝贺的最好方式。我已经领会到了战友们的好意，决心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三叉戟飞行员。
三叉戟飞机引进工作的总负责人是专机师的副师长，后来又改为师副政治委员潘景寅。专机师一团也抽出司令部副参谋长陈联炳参与改飞三叉戟飞机。此外，还从第三飞行团的里2和直升机的飞行员中抽调4名飞行员。领航与通信岗位也相应抽调了部分领导干部与基本成员。包括地勤人员在内数十人，在潘景寅的带领下，于1970年6月份，乘飞机奔赴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民航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始了三叉戟飞机技术改装的地面理论学习与飞机的实际移交工作。
广州的白云机场方面在跑道南端西侧的地方为三叉戟飞机训练队专门腾出一些房间，还成立了空地勤食堂及其他后勤保障部门，就这样，三叉戟飞机空地勤地面理论训练工作在炎热夏季开始进行了。
三叉戟飞机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产品，是当时客运飞机中的佼佼者。但是，英国制造的飞机为什么要由巴基斯坦民航人员担任地面教员及飞机移交事宜呢？因为，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比较适合我国国内航线的需要，在国际航线上巴基斯坦使用波音飞机要比三叉戟更经济。为了专机空运事业的需要，我国决定从友好邻邦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二手飞机，也就是巴基斯坦民航从英国购进并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三叉戟飞机。专机师具体负责同巴基斯坦谈判事宜的全权代表就是潘景寅。
在购买三叉戟飞机的过程中，我们是以中国民航的身份同巴基斯坦教员打交道的，回避了空军专机师的实际身份。理论学习中，由于语言障碍，不能直接听懂巴方教员的讲课内容，还从空军翻译队要了几个专业翻译，巴方教员讲解，翻译官在旁边不停地翻译。由于我是高中应届毕业，包括初三在内共学习了4年英文，虽然多年不用忘记了许多，可是，在课堂上听多了，在三叉戟教材上看多了，被丢掉的英文知识又捡回许多，其中主要指那些与航空专业有关联的用语与词汇，例如起飞、落地、上升、下降、电门、杠杆等。我们中间，连小学都没有读过的团司令部副参谋长陈联炳也说：“我不认识它，但它却认识我，英文字就标在电门旁边，当我知道这个电门是干什么的时候，我也就认识这个英文字了。”巴基斯坦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他们也有本民族的语言，叫乌尔都语。据专业翻译说，巴方教员的英语说得也不标准。我曾留心一下，正像地勤人员说的，他们的巴方教员是个大舌头，就那个常挂在嘴边的“Yes”，听起来也是很别扭。
由于潘景寅更多的时间忙于其他的事情，很少能坚持每天按时上课，给他补课的工作就当然地落在我的身上，有时候虽然是课外休息时间，我还要拿着笔记本到他的住处，把我在听课中记下的笔记和我对讲课理解的程度向他重复一遍，这样一来，我的理论知识要比别人学得更扎实一些。个别时候，还让我同地勤机械理论班的同志一起探讨学习的内容，内容一样，但组织上要求地勤人员学习理解的程度要比飞行员的标准更高。
当理论学习结束的时候，第一架三叉戟飞机已经飞到白云机场，为了抓紧时间进行实际操纵技术的训练，当时直接参与飞行的只有潘景寅及陈联炳两个人，民航虽然也派出两个老飞行员参加学习与飞行，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没有引进三叉戟飞机，所有4架三叉戟飞机全部分配到专机师。实际飞行是全面检验理论学习成果的最好时机，我们5个没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也跟着参与组织飞行的全过程，做好充分准备，等到白云机场学习结束之后，回到北京再向潘景寅、陈联炳他们学习操纵技术。在这些日子里，一位飞行员好奇地从三叉戟飞机上拿了一瓶巴航用过的香水，趁我洗头不注意的时候，向我的头发上喷了两下，结果，有两个星期时间没有能够将香水气味洗掉，这一下我可真正领略到伊斯兰国家为消除飞机客舱里的羊膻味所用香水的厉害了。
伴随着祖国南方的盛夏酷暑，3个月的紧张集训结束了，回到北京便开始了新一轮的改装训练。包括我在内的5个三叉戟飞机的新飞行员与领航员、通信员在一起，正式组成一个飞行中队，这个中队归属一团三大队领导，按一团所有飞行中队的排列顺序，这个中队为第八飞行中队，也就是说，八中队成了我国首批引进4架旧三叉戟飞机的飞行中队，我也自然成了这个唯一的三叉戟飞行中队的第一任中队长，一同前往白云机场学习的领航员老李担任三大队领航副主任。
有一次，潘景寅正在北京南苑机场组织三叉戟低空小航线飞行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中止训练，立即返回西郊机场。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利用到西郊机场欢送外国代表团的机会，要顺便看一下刚引进的三叉戟飞机。当飞机停在大停机坪的时候，隔着驾驶舱的窗户，我发现周总理已经站在了候机室门口，此时，潘景寅让我留在飞机上将驾驶舱整理完毕之后赶快下飞机，可是，还没等我整理完毕，周总理和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一行已经登上飞机，周总理已经把手伸了出来，仓促中，我同周总理握了握手，接着我向周总理简单介绍了三叉戟飞机的基本情况。
从领导决定我改飞三叉戟飞机开始，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的飞行员都认为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可是，冥冥之中已经被魔鬼悄悄地盯上了，实在没有想到三叉戟飞机的命运如此悲惨，同三叉戟飞机命运紧紧相连的飞行员们也没有摆脱厄运带来的灾难。航校毕业后我在专机师连续三次三个机种的改装飞行中，遇到了决定命运的最后一次改装（注：从驾驶一种飞机改飞另一种飞机，业内人士习惯叫作改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