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空军建设同步成长起来的独立第三团的飞行员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于1956年5月3日，圆满完成毛泽东首次乘坐专机从北京飞往广州的任务。
专机飞行的核心是安全。除了使用的飞机性能要好之外，飞行员的素质水准就成了关键因素。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处在恢复时期，国家建设百废待举，由于国家工业发展底子薄弱，空军建设所用的飞机都要依赖国外引进，当时民用航空与空军的运输飞机大部分是苏联制造的。到1956年，担任空军专机空运任务的独立第三团所拥有的飞机只有苏制里2、伊尔12、伊尔-14及少数的美制C46飞机，首次执行毛泽东专机任务的就是里2飞机。
现在，从表现历史题材的电影中，也许可以看到里2飞机的影子。里2是属于后三点式飞机，它的两个主轮在前边，一个小轮在飞机尾部，故称“后三点”，与现代飞机普遍采用的“前三点”式正好相反。远远望去，前高后低，给人以“抬头瞭望”之感。机翼两侧各装一台活塞式螺旋桨发动机，飞行高度3000米左右，飞行速度每小时240多公里，加满油的情况下只能乘坐15人。现在的飞行员们也许不敢相信，我国20世纪50年代担任着国家领导人专机的曾是如此落后的飞机。
胡萍曾回忆过第一次执行毛泽东专机任务的经过。
1956年4月下旬的一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把独三团（专机师的前身）团长胡萍叫到办公室，用锐利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示意让他坐下，然后，十分郑重地对他说：“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稍停片刻后，继续说：“毛主席要乘坐我们空军的飞机，这个任务准备交给你去完成，你看怎么样？有把握没有？”胡萍听后，先是为之一惊，感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过分的激动使他不知说什么好。司令员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他，等待有个满意的回答。
经过短暂的沉默，胡萍终于回答说：“坐火车不是更安全吗？”胡萍也许感到自己的压力太大了，竟说了一句题外的话。后来他想：“毛主席要坐火车的话，空军司令找你干什么！”可是，胡萍的话毕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由衷的表示，乘坐火车比飞机安全是个不争的事实啊！
司令员已经看出了胡萍的心事，就进一步解释说：“原来中央考虑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驻中国顾问团在北京的那架飞机，由苏联飞行人员驾驶。可是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有了人民空军，有了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还坐外国的飞机？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因此，这个任务只有你们来承担了，今天请你来商量这件大事。”
刘亚楼司令员的一番话使团长胡萍既兴奋又感动，伟大领袖要坐我们国家自己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决心之大令人折服，这不仅是对空军的信赖，也是对专机飞行员极大的鼓舞，更是中华民族的领袖应有的气魄与自尊。刚才那种对主席乘坐飞机的担心，变成了一种决心。既然外国人能飞，我们中国人也能飞。于是，胡萍坚决表示：“既然毛主席一定要坐我们的飞机，我们一定能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安全圆满完成任务。”从司令员沉稳严肃的神态可以看出，胡萍的决心并没有使他在内心深处将压力放松下来，在空军司令员心中，国家领导人专机的安全问题非同小可。胡萍看出了司令员的心事，开始时出现在自己心理上的压力已转移到司令员身上。此刻，胡萍主动把1954年以来多次执行周恩来总理专机任务的情况向司令员汇报，以此证明完成主席的专机任务是有把握的，只要从思想上、技术上、组织指挥以及地面保障等各个方面做好工作，在空中精心实施，定能做到万无一失。
“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志气。要知道这是毛主席坐飞机，任务光荣，担子重大，只要你们在思想上处处想到主席的安全，全心全意做好准备工作，一定能圆满完成这个任务。”司令员听罢高兴地说。
胡萍从刘亚楼那里领受任务之后，在回专机部队的路上陷入沉思。刚才司令员转达毛主席一定要乘坐中国自己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那一番话一直回响在耳边，身为空军唯一的专机团团长，执行毛主席专机任务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要落在自己的肩上。
在回来的路上，胡萍面对眼前的艰巨任务，不得不对过去几年来航空运输部队的建设及其实际战斗能力进行全面的回忆，在心里掂量着执行毛主席专机任务的把握程度。
早在1952年以前，空军就成立了华北空运大队。1952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空运大队与北京西郊机场合并，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领导。一年后，军委空军司令部通知，独立第三团直属军委空司领导。
大队以上的飞行干部，都是从陆军连以上的年轻军官中经过严格的筛选后选拔出来的，经过解放战争甚至抗日战争的洗礼，带着一定的指挥作战经验转入与原来工作环境大相径庭的空军航校中来。在学习飞行中，令他们最不能理解的是，担任他们飞行教官的人竟是日本空军投降过来的战俘，连使用的飞机都是缴获日本的教练机“九九高练”或“双发高练”。每想到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感情上无法容忍这种教学关系。尤其是在某些飞行动作上受到教员批评的时候，在思想上很难接受下来。他们为了祖国的空军建设，为了从日本人那里学到飞行驾驶技术，不得不首先从思想上理顺这种特殊的教学关系。由于这种教练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话设备，只好用打小旗的动作进行信号联系。空中由于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很大，坐在前后舱近在咫尺的教员与学员之间不能直接说话，只能用一根管子两头装上耳机一样的东西，放在耳朵上讲话。由于日本教练机陈旧，飞起来让人很不放心，空中动作稍微大些，就会听到“啪、啪”的响声，这是飞机可能解体的信号，日本教员都为此捏着一把汗。
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在1950年10月或稍晚一些时间，在牡丹江航校拿到毕业证书，在空军急需飞行人才的情况下很快投身到报效祖国的航运岗位上来。当时，在长春航校改装运输机所用的42架伊尔12飞机就是由苏联飞行员飞来的，并由苏联飞行员担任教员进行训练。就在他们从苏联教员那里刚刚学到起飞、落地的基本技术动作之后，立即让他们自己驾驶飞机由东北飞往祖国各地。
空军独立第三团的各级领导与技术骨干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被突击速成出来的飞行员，凭借对党对祖国的一颗忠心，在创建空军航空运输事业中，用从陆军带来的顽强战斗精神与科学的态度，为空军运输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我们还没有自己国家制造的飞机，但是，我们飞行员的思想作风与技术应该是一流的。
倏忽间，震惊世界的事件的阴影又回到胡萍的脑海里。按计划周恩来总理和随团记者要在1955年4月11日乘坐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由于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总理及印度的尼赫鲁等到仰光会晤，临时改变航线从昆明起飞，才幸免于难。然而，包括8名机组人员和几名乘客（均为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越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于当日中午12点15分登上从香港起飞的飞机，飞行4个小时后，发生爆炸，机上人员除三名机组人员外皆遇难。后来，虽然已经查清是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为，可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如果我国具有远距离航行的能力，就不会租用外国的专机。
胡萍清楚地回忆起就在空军独立第三团正式宣布成立的两个月之后，1952年的7月2日，首次执行专机任务送邓小平到成都、昆明等地。次年9月，奉命派出苏制里2飞机4架及相应的空勤组，由团政委亲自带队，飞赴朝鲜前线，执行中立国官员实施停战监督的专机任务，直到1956年全部撤回。1954年4月，派出里2飞机10架、伊尔12飞机1架、美制C47飞机1架，由团长带队，奔赴内蒙古执行空投粮食的紧急救灾任务。同年7月，首次执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专机任务，从广州到柳州会见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主席。12月，首次执行外国领导人缅甸总理吴努访问我国的专机任务。以后，又圆满完成了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领导人在国内的访问任务。
从此，空军独三团承担起国家专机的职能，由于独三团一开始就很重视部队的专业技术与人员思想作风建设，基础牢靠，作风过硬，在专机团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走向它的辉煌时期。
当时，身兼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职于一身的毛泽东，虽然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工作，但从未乘坐过飞机。从长远看，如此泱泱大国的领袖人物乘坐自己空军的飞机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毛主席坚持要乘坐自己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正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应有的民族自尊与非凡的领袖气概。
回到部队，团长胡萍将这个光荣任务向团党委做了汇报，经党委认真研究，首先挑选了思想好、作风硬、技术精的机组人员组成专机组。其次，对使用的8205号里2飞机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检查、试飞。
4月30日，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专程到机场了解准备情况。当检查到飞机客舱设备时说：“将床上的软垫去掉，换上大一点的棕垫。”
当他发现棕垫装不上去时，又说：“改成木板床也可以，要把尺寸加长一点。”为此，机场修理厂连夜加工成一个特制的床板，装在了飞机上。
5月3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风和日丽的北京西郊机场，到处充满着春天的气息，晴朗少云的天气，正是适合飞行的日子。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专程赶到机场参加了专机任务前试飞，在空中仔细对飞机、发动机及其他特种设备的情况进行检查，确认一切准备工作良好后，让飞机滑到专机停机坪。各种工作准备就绪，静候毛主席的到来。刘亚楼司令员等空军主要首长也来到机场。
这时，司令员来到专机组面前，正式向机组下达任务，说：“今天是毛主席坐飞机，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原来中央考虑要坐外国的飞机，请外国人飞，可是主席不同意，主席要坐我们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同志们！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的飞机，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来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现在飞机经过试飞，一切良好，今天天气也好。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怕你们的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了容易出差错。你们就要像我平时坐你们的飞机那样，情绪要放松，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祝你们圆满完成任务。”随后，司令员来到客舱进行检查，当他看到桌子抽屉内放有扑克牌、象棋等娱乐用品时说：“主席不喜欢这些东西，把它收起来。”同时，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团长说：“胡萍呀！千万谨慎小心、冷静沉着，不要太紧张。”
团长默默地点点头，轻声地回答：“我记住了，请司令员放心！”
可以体会到，此时此刻，司令员内心的负重，一点儿都不比团长和机组人员轻松，嘴上反复叮嘱机组不要紧张，可司令员心里也许比机组更紧张。
一切准备就绪，等着起飞时刻的到来。机组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在平静地思考着自己的工作。只见停机坪上那架昂首挺胸的里2专机，在东方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夺目的光芒，以它雄伟的姿态迎接着毛主席的到来。
7点30分，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地开到飞机旁边，车门打开，只见毛主席步履轻捷地走下小车。他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脚踏一双黑布鞋，身材魁梧，满头华发，脸色红润，目光炯炯。
机组盼望已久想见到毛主席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团长立即从整齐列队中，跑步迎上去向主席致军礼，目视主席报告：“飞机已准备好，请主席上飞机！”这是团长和机组人员第一次与毛主席晤面，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无限的亲切与光荣，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情感之中，说起话来也有点不自然了。
主席慈祥地伸出右手和机组的每个同志亲切握手，并耐心询问机组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机组人员一一做了回答。主席听后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
刘司令员接着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陪同主席上了飞机，陪同登机的还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及毛主席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
在地面欢送人员向飞机招手致意中，主席专机徐徐进入跑道。机组接到“可以起飞”的指令后，加大发动机的功率，安静的西郊机场在主席专机的轰鸣声中，顿时活跃了起来，飞机在迅速滑跑中离开地面，逐渐上升高度，向着祖国的南方飞去。苍茫大地，碧空蓝天，飞机首次载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广阔的天际间飞行，机长严格保持着2700米的飞行高度，机组的其他岗位也都在专心致志地忙碌着。
毛主席此行的目的地是广州，由于里2飞机的飞行速度小，最大航程短，不能从北京一次性飞抵广州，必须在中途落地加油。从北京到达武汉的4个小时里，司令员几次来到前驾驶舱了解航行情况，当团长告诉他一切工作正常之后，司令员才放心地回到后面客舱去。
主席专机升空，天公格外作美。在理想的气象条件下，驾驶主席专机南行，机组每个人的情绪都是那样兴高采烈，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里2飞机也有自动驾驶仪，在气流平和的长时间飞行中，为了减少驾驶员的疲劳，允许打开自动驾驶仪飞行。可是，两个飞行员宁可替换着进行人工驾驶，也不能因为自动驾驶的可能工作不理想而影响到主席乘机的舒适。
机组领航员、团领航主任张振民是专机团领航专业的权威，他同团长一起，一直执行专机团最重要的专机任务，这次主席专机的领航岗位当然非他莫属。里2飞机的领航设备虽然落后，但领航员的领航技术精湛娴熟，他依靠仅有的航行资料和手中的一把尺子，精心计算着受到空中风影响情况下的飞机航向，在航行地图上仔细辨认着飞机经过的地方，正确引导飞机一站又一站地向前飞行。主席专机空中飞行，地面保证全力以赴，导航台及时开机，定向台适时监控，这是领航员实施空中领航的有利保证。后来，专机团扩大为专机师的时候，他成了第一任领航科长。
主席专机在2700米的高度上，横穿中原大地，按预计时间飞越祖国的母亲河——黄河上空后，继续向长江飞去。飞机在到达武汉长江以南的南湖机场之前，开始缓慢下降高度，因为，较大的下降率会使乘机者的耳朵感到不适。得到武汉空军地面对空指挥台的允许，主席专机在500米的高度上横越长江，于当天中午顺利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第一站的顺利飞行，进一步鼓舞着专机组顺利飞向广州的信心。在南湖机场稍事休息，加油、吃饭后，继续起飞、航行。
当时，毛主席虽然已是60多岁的老人，坐飞机却没有一点儿不适应的感觉，长时间的空中飞行毫无倦意，也从未睡觉或休息，时而通过机窗一览祖国锦绣山河的壮丽图景；时而沉思，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时而远眺，构思着诗词佳作。更多时间是在伏案读着线装本的《资治通鉴》，有时也和同机的首长谈谈工作。主席在空中不断地饮茶、吸烟，却很少吃糖果一类的食品，也不在飞机上吃饭，所有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工作和学习上。
从北京到广州近2000公里的航程，空中要想保持全能见的飞行，碰不上一点儿云彩，从气象学的观点讲，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地域辽阔，气象变化万千。5月份的天气，正是气象学上的“华南静止锋”由广州开始向长沙、武汉移动的时候，所以，主席专机从南湖机场起飞后，在向南方继续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但逐渐进入山区飞行，而且，发现天空的云量也慢慢增多。飞机经过湖南长沙之后，整个飞机都处在云中航行了。团长手握驾驶杆，一边操纵飞机，一边思考着广州白云机场的情况。
广州白云机场位于市区以北不远的白云山西侧，机场以此山命名。跑道方向与白云山走势平行，成东北—西南方向。飞机由西南向东北落地，当飞机在空中对正跑道下降时，机身的下面就是繁华的广州市区。主席专机组人员在以往的飞行中曾多次到白云机场降落，可以说是轻车熟路。然而，不言而喻的是，这次在白云机场落地与过去截然不同，团长深深地意识到，手中同样握着里2飞机的驾驶杆，但是，这次手中驾驶杆的分量比过去增加了许多，神圣的使命感使团长不得不对广州白云机场落地方案中任何细小环节进行反复斟酌。
机组领航员向团长报告：“白云机场落地时间已经发向地面。”团长点头表示明白，因为，向广州空军航行管制部门发出落地时间之前，已经征得了团长的同意。机组人员都明白，主席到达之前，广东省党政军首长都要根据到达时间做好迎接主席的各项准备工作。
机组通信员报告：“白云机场云高120米，水平能见度5公里，北风每秒3米，地面同意接收。”通信员向团长报告的同时，将通信记录交到团长手里。团长的技术条件是，最低云高100米，水平能见度2公里，就是说，根据团长驾驶技术所限定的气象条件与客观的机场天气条件比较，团长完全能够胜任当时气象情况下的落地动作。
团长凝视着白云机场天气条件的报告，脑子里思考着穿云降落方法。因为，南湖机场是在完全能见的情况下降落的，在白云机场却要在云中看不到地面与机场的情况下进行盲目降落。所谓“盲降”，不是毫无科学根据的降落，而是根据跑道延长线上不同距离的导航台在飞机上的指示数据及跑道的方向，在机组密切分工配合下，按照一定的穿云路线，进入对正跑道的位置。然后，完全根据座舱仪表的指示进行高度与方向的修正，使飞机完全在云中缓缓下降，直到飞行员看到跑道，正常操纵飞机落地。
司令员通过飞机的舷窗看到长时间处于云中飞行时，曾多次到前驾驶舱询问白云机场的天气变化情况，当他看到机组成员有条不紊的工作与镇静自若的情绪时，放心地离开了。按预计时间，团长已与白云机场的地面指挥员联络。可以听出，主席专机的降临，使广州空军最有权威的业务领导走上了对专机实施直接指挥的地面塔台，白云机场所有能够提供专机穿云降落的导航设备都已打开。团长把穿云降落方法告诉地面，征得地面指挥员同意之后，团长两眼紧盯着飞行仪表，在机组的协同配合下，准确对正跑道。主席专机在离地只有400米以下的云中徐徐下降高度，驾驶舱内，团长与领航员紧张有序地工作着，副驾驶在飞机下降的前方寻找着随时可能出现的跑道。白云机场停机坪上，准备迎接主席到来的人们，正在向着机场南端的低空翘首眺望。
“正前方发现跑道！”这是机组副驾驶员的声音，穿出云层看见跑道的兴奋心情，使副驾驶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领航员的视线扫了一下高度表，此时的云高为120米。团长将视线迅速转移到外面，操纵飞机，准确而轻松地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南端。飞机平稳滑向停机坪，停机关车后，司令员同机组一样，首次完成主席专机任务的兴奋愉悦心情溢于言表。
当毛主席健步走下飞机的时候，广州党政军领导陶铸、黄永胜及先期到达的主席夫人江青等人对主席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毛主席同他们亲切握手，并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然后，又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前，主席提议在飞机旁边同机组合个影。大家怀着激动幸福的心情，簇拥在毛主席身边，留下了永远值得怀念的时刻。
当晚，机组对当天的专机飞行进行了认真总结，顺利中也要找出哪怕是很小一点的不足之处。因为，大家知道，繁重的任务还刚刚开始，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正如毛主席说的，第一次任务的完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
毛主席在广州工作了较长的一段时间。5月30日，又乘同一架专机到达湖南长沙。广州到长沙路途不远，飞行时间较短。5月31日，毛主席又乘机离开长沙去武汉。接近武汉上空时，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驾驶舱，团长回头向主席欠身，主席点头示意不必起来。团长告诉主席前面就是武汉市，飞机下面就是正在修建中的武汉长江大桥。主席在领航员身边，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正在施工中的长江大桥。只见一座座桥墩耸立在江面上，施工的人群和车辆川流不息，场面十分壮观。主席无限喜悦，激动地说：“好看！好看！”此时，罗瑞卿陪同在主席身后。领航主任为使主席看得更清楚，又不致太累，就请主席坐在领航员的位置上，并把武汉市的一些重要目标指给主席看，主席高兴得连连点头。过了一会儿，主席又把视线转移到驾驶舱内，问团长驾驶盘、油门、脚蹬板是干什么用的，团长一一做了回答。主席心情特别好，还不想离开驾驶舱，因为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为了集中精力保证安全落地，只得请主席回到客舱休息。
毛主席到达武汉的第二天（6月1日），就畅游了长江，6月3日，又一次畅游长江，并从长江大桥的桥墩中间穿过。在此期间，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诗句《水调歌头·游泳》。毛主席从长沙飞武汉的途中，居高临下，俯视着大地，龟山兀立，蛇山蜿蜒，隔着滔滔江水遥遥相望，正在施工中的长江大桥尽收眼底。他老人家时而情绪激昂，时而凝神沉思，时而寻找地面目标。正是带着这些空中得来的难忘印象，奋臂击浪，重游长江，仰望苍穹，“极目楚天舒”。也许是主席在首次飞行中，激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了“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一名篇呢！这首诗词，对机组人员来说，备感亲切，有身临其境之感。主席词中豪迈的气魄，深远的意境，一直激励着飞行员去战胜艰难困苦，奋发向前。
6月4日，毛主席第三次畅游长江，紧接着，下午就乘飞机返回北京了。虽然主席上午刚游完泳，下午来到机场时，仍显得精神焕发，毫无倦色，正如主席诗中写的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飞机从武汉起飞后，主席一直在读书，看文件。
“天有不测风云”。6月份的天气，一到下午，由于气温升高，局部对流云系的发展，已经形成浓积云天气。果然，当飞机接近河北衡水地区上空时，突然发现飞机的前面出现大片积雨云，乌云翻滚之中还夹着闪电。根据里2飞机的性能，要想从蘑菇状云的上部飞越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流云的出现，也使飞机开始颠簸起来，此刻，机组的心情显得有些紧张。罗瑞卿几次到驾驶舱询问情况。团长与副驾驶陈锦忠紧握驾驶杆，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减少颠簸给主席带来的不适。一面加强对外观察，保持能见飞行，防止误入云区。团长与领航员根据起飞前研究天气图的情况，进一步分析，积雨云属局部对流天气现象，不是大范围的系统天气，通过机动飞行，可以绕过危险云区。由于雷电的干扰，无线电通信暂时中断。
此刻，已经先期回到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由于无法及时掌握毛主席专机情况，更是万分焦急。
在机组人员的紧密配合下，飞机沿着积雨云之间的缝隙，机动飞行。先是东进河北沧州，然后，折向北飞。经过天津市西北方向的杨村，再返回北京西郊机场，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巧妙地避开对流云团。不久，当恢复了同北京的空地联络后，空中与地面的紧张气氛顿时消失，就像当时的天气一样雨过天晴。
里2专机载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载着毛主席对空军、对专机部队的信任与关怀，徐徐降落在专机部队的大本营——北京西郊机场。空军司令员眼睛盯着平稳着地的飞机轮子，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刻从塔台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朝停机坪跑去。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颠簸飞行，毛主席依然神采奕奕，精神矍铄，还亲自来到驾驶舱与机组握手告别。主席说：“同志们辛苦了！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毛主席走后，刘司令员高兴地对胡萍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刚才我可是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细心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雷雨是局部的，可以绕飞过去，心里才有了数。”司令员深情地说：“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主席还要坐飞机的。”
果然，从1956年到1958年的三年中，毛主席共乘坐专机60多架次，团长胡萍作为指挥员和机长都直接参与指挥与驾驶。
毛主席第一次乘坐空军专机任务的圆满完成，极大地鼓舞了专机部队的每一个指战员，也使中央领导机关对空军飞机的安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可。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首长也开始乘坐空军的飞机了。
随着专机部队的不断发展壮大，由专机团改为专机师。同时，也不断引进更为先进的飞机装备。专机师在大量执行国内外空运专机任务中，很快步入了它的辉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