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冒雪赶路
“打倒喝农民血的地主!”
“反对蒋介石把中国出卖给美国！”
“我们不当日本军阀的奴隶，也绝不当美帝的奴隶！”
我住处的墙上贴着这些令人有些紧张的标语。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冷得发僵。我把游介石的四十万元法币兑换成八万元共产党的边币，准备开始穿越华北平原的旅行了。
那天是阴历除夕。
几天来地己冻得梆梆硬。昨晚，西边刮来大片乌云，
雪下了整整一夜。一群小孩跟着我走出泊头城墙外时，雪还在下着。在一所倒塌的房屋的土墙边，一挂北京式的骡车等着我。一个手拿鞭子的少年，
从骡车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整理着绳套。那骡子好象嫌冷似的，在地上刨着蹄子，咧唇鸣叫。我的行李袋捆在车后头篷布外面，照相机和打字机放在车篷里头。雪花闪烁着，飘到地上，只见白茫茫一片。那些小孩的头上，落了一层蓬松的雪。雪俏悄地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群小孩在我周围。一个身穿泊头保安队制服的青年定过来，说明他来当我的警卫，要护送我一站到邻县阜东。他围着骡车转了一围，检查我的行李和绳套是否弄妥了。他朝我望了望，我站在那里，雪花已经把我弄得一身白。他说：“上车吧，在车篷里躲躲雪。。
我迅速地上了车。这车就好象安在轮子上的小屋似的，用蓝布蒙在一个木框架上固定住，框架上部呈拱形，两旁插入车帮里，车蓬里可以避雨雪。这蓬子三面都挡住，我朝车前方看出去，就象是在隧道里往外面看似的。
车板上铺着一块很脏的垫褥，我坐在上面身子靠在车后背，两只脚伸出外面。这车似乎小极了。
警卫员也爬上车来，坐在车前方我伸出来的脚边。车把式吆喝一声：
“准备好了吗?”
小孩们尖声喊叫：“美国反动派，再见！”
我们出发了。骡车缓慢地走了一段路，轮子就陷入雪窝里，车身略吱咯吱地响，骡子打着滑，累得直喘气。车把式不停地响鞭子，一左一右地猛抽在骡子身上，那骡子使尽全力才把车拉出雪窝。天色越来越灰暗。漫天飘着棉絮般的雪花。空中暗云低徊，阴沉沉的一片，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看样子这雪还得下好几个钟头哪。我把身体略往前靠一下，在风雪交加的凄凉光线下看着我那两个伙伴。
警卫员坐在前面，
两脚在车外悠荡着。他身穿深蓝色衣服，还披着一件棉袍，给他那粗犷酌外貌增添了一点满不在乎的神气。从他那鸭舌军帽底下，散垂着长而卷的黑发，厚实的嘴唇不时露出一丝带讥讽的微笑。他那模样有点象电影演员约翰.卡拉代思，但年轻得多。
他二十四岁，在八路军部队呆过。他很熟练地摆弄着他那支驳壳枪，只要一见雪地里有四、五个以上的人时，他就悄悄地把枪从盒子里掏出来，放在膝上，用棉袍盖着，不露出外面。
车把式手握鞭子，走在骡子旁边。他脸颊红润，牙齿焦黄而不整齐，一幅机灵样子。他十四岁，个子稍矮，但已经是满脸皱纹，好象是饱经风霜的三十五岁的人。他那鞭子很小，是用两尺长的木棍系一根同样长的细绳做成的，同他的身材倒还相配。
我们出了泊头，上了大车道，穿过田野往前直奔。路上不见行人。大雪和严寒足以使人闭户不出，何况已届年关，人们在家里忙着结账、敬灶王爷，准备过年。这一天出远门的人极少。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穿越一片广大的荒原。举目四望，都是平展展的，
远处地平线才有树木。脚下的土地显得古老而衰蝎，叶子掉光了的树枝丫搓，直耸天际，衬托出满目荒凉的景色。这些树与美国的有些不同，有点女性的形态，比较纤细，伎干上长出许多头发似的细长枝条。
雪不停地下着，盖满那难看的褐色平原，最后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我们的车轮象是在白云上面奔驰似的。有一次，一群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
啾啾唧唧地清脆得象铃声一样叫着归巢；这阵悦耳的声音在雪茫茫的寂静中，听起来就象一曲绝妙的仙乐。
这种不期然的宁静为时很短。身处如此宽广的华北大平原，使人不禁心神不定。我们走得很慢，已经好几个钟头了，风景似乎毫无变化。不久我就觉得被这一望无垠的平原所吞没，凝视着它就象凝视着大海那样，使人迷茫。我感到象是流落异邦的游子，不知身居何处，也不知去向何方。面前既无路标，也无道路，甚至看不到太阳，无法判定行进的方向。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大村庄，车把式停下来给牲口饮水喂料。我们走进一家茶馆，屋里蛛网密布，泥地上有粪污，墙角垛着一袋袋粮食，说明这店主有不少余粮过年。我们上了土炕，盘腿而坐，从小炕桌上拿起茶碗来，大口大口地喝。
在我的背后，烧着一柱香，屋角墙上贴着灶王爷的神像，面前放着几碗油饼、小米饭之类的简陋供品。灶王爷垂着长长的胡须，仁慈地默默望着这些供品。缕缕香烟缭绕在他的脸前，他也不眨一限。我曾听到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宗教的种种传说，可是这家店主依旧供着他的灶王爷，毫不担心有谁会把他墙上神像撕掉。
我们又上了路。傍晚的时候，我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我坐在骡车前部，头顶着车篷，两脚垂挂在外面，忽然火光一闪，先是右边，然后是左边。我以为是闪电，但一想不对，这闪光太靠近地面了。我坐在车上，等着这闪光再出现，但什么也没看见。这时近处树丛里忽然出现一团桔黄色的火球，在昏暗的暮色中闪亮了一下，就渐惭熄灭，使得那处树丛比刚才更加黑暗。这景象使我毛骨悚然。突然火球又出现了，
闪亮一下，又归于黑暗。就在那亮光的一刹那，我瞥见几个人影晃动了几下。这些人影都紧贴地面，火球好象就在他们那里忽亮忽灭的。
快到树丛跟前时，我眺下车来，拨开外面的小树，看见几个坟头，前面有两个男人和一个老妇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串纸钱，点着后扔到坟头上，然后跪在雪地里在坟前磕三个头。我这才意识到人家是在祭祖坟，然而这种简朴的祭祀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它与我的世界和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富有莫名的神秘味道。我回身走了。一路上看到田野里火光点点，处处有人在自家祖坟前磕头。
我们又到了一个村子。在两排土屋当间的小巷里，有一座用松柏枝扎成的牌坊，装饰着黄纸条儿，正当中用小纸花缀成“恭贺新禧”四个大字。
我们停下。一个农民过来问我是哪国人。“美国人，”我答道。他友善地笑了笑。在他的笑脸后面的屋墙上灰浆刷写的大标语：
我们不当日本的奴隶，
也绝不当美国的奴隶。
我凝视这标语好一会儿，觉得很奇怪，怎么在这个穷乡僻壤里，离开美国、离开马歇尔
及杜鲁门总统那么老远的地方，会有这种政治口号。我那警卫员看到我这种神态，微笑道；
“没啥，不要紧张。”
我问村里人，这天晚上干哈。有人回答说：“我们有玩的，还有吃的。“这人还装模作样跳一跳说；“我们还要跳跳呢。”我很想在这里住下，看看这村里的人是如何欢度除夕的，我想凑个热闹，也参加跳几下。可是大概因为我是外人，暂时只许同官员和骡车夫打交道。
天色己黑，道路看不见了，寒气袭入篷车里，冻得我脚发疼。我们朝着远处有火光的地方走去，到达建桥镇，穿过它的土墙进入镇内，却见不到任何灯光，好象在战时通过一个备遭破坏的德国城市的情景一样。
再往前走也没有用了，于是我们在一家大车店前停下来。车把式把骡子牵进院子里，卸下套，喂它吃料。屋里有人亲热地招呼我进去。我走进一间矮屋，借着一盏油灯的微弱亮光，看见有七、八个人极好奇地望着我，他们的面孔好象是从中世纪直接冲着我跳来似的。大车店掌柜的是个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的愉快的老汉，他招呼我坐在一只粮食口袋上面。
我的警卫员显然觉得这个大车店不够高级．不好让我这个“外宾”在这里住宿，于是出去给我另找地方过夜。不知怎么的，也许人家没有向他交代我的身份，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懂得记者是个啥，所以我这位警卫员对人说我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是前往邯郸巡视，为运入粮食和药品作准备的。我心想，经过这番介绍，我准会受到人们的另眼看待，我满心以为人们会跑来诉说没饭吃，恳求我给予救济。没想到他们却对我说他们有足够的吃的，说由于实行了减租减税，他们生活过得比以往十五年都要好。他们告诉我，政府每亩只征收十七、八斤粮食的税，而过去是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杀猪税、干菜税，就连殡葬也要上税，还要支应各种差役。大家都认为现在的税制公平合理。
我的警卫员回来带我穿过衔镇来到一个院子里，那儿特别为我生了一堆篝火，几个青年和一位长者聚合在那里，邀我吃东西。我的警卫员自命通晓我的各种习惯．郑重其事地说：“他只爱吃甜食。“我不知道他是从何得知这点的，但是人家不管这一套，照样端来一盘盐水煮肥猪肉和—碗油腻的青菜。我觉得难以下咽，可是一看这些人很穷，他们是竭诚款待我的，我只好勉强吃下去，差点没呕吐出来。
过了一会儿，县政府派驻建桥的一位代表前来看我。他是本镇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时，他在这里教书。蒋介石的军队被日军赶跑后，他带领一批学生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当时出现了很多支游击队，但多数是挂着抗日的招牌，趁乱打劫的盗匪。建桥镇一带，一度出现过十二个自称领导本区抗战的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八路军一个营的部队从山西境内的山上下来，开赴沿海途中到达这里，号召各支游击队整编为统一的队伍来除匪安良。本镇人民响应这个号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在艰难的环境中存在了六年。一九四五年日军撤出这一带后，这个政府便进来接管城镇。这位青年人看来很为他所属的这个政府而自豪。
“我们的政府，”他不无得意地说，“是由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人士、无党无派人士等各方面的人组成的，有老有少，有男也有女。“
七．吃地主的肉
天刚蒙蒙亮，雪还下着，我们又上路了。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到达阜东县，我的警卫员护送我这一程的任务便告完成而将与我分手。阜东是我的旅途的第一站，这里的景象使我颇为吃惊。不错，阜东四周有城墙，但是城内却是空荡荡的。城里原先有五百多户人家，日本人一九四五年从这个地区撤走时，放一把火把房子都烧光了，所以现在这里荒凉得象一个冰窟似的。
我的警卫员把我送到一座马厩里避雪，那里挂着一张破旧的列宁像，地上很脏。他把县长找了来，这位县长是位眼神和善的人，他领我穿过城里的瓦砾场来到他的办公处。那是一间小土星，屋里用一九三九年的旧金山报纸接糊着以御寒风。这些美国报纸是如何来到华北平原的这个原始城镇里的?是日本人带来的呢，还是哪个地主老财去北平、天津一类大城市旅行后带回来的？这是我搞不清楚的谜。墙上还贴着满脸胡子的马克思和思格斯的画像，还有中共主席毛泽东的画像。没想到还有国民党及蒋介石奉为国父的孙中山的画像。县长告诉我说，这些画像是从南面三十英里外的“繁华”城市衡水的书店里买来的。
这位县长在抗战前也是当教员的。日军入侵后，他把老婆孩子托付给邻居，
自己参加了当地的游击政府。“那时十分艰苦，“他说，“我们常常一天要转移三、四个地方。政府就和现在的一样，不过还要精干一些。“他说他眼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付水灾。去年铁路沿线的许多村庄被水淹了，淹死了一些人，饥民吃了几天树叶子，但没有饿死人，现在情况有所好转。
洪水过后，联总送了一点救济品给这个地区。数量不多，也不顶什么用。其中竞有破丝袜和女人的高跟鞋。“也许你老婆或女朋友用得着，“他笑着说，“我们这里的乡下妇女却用不着。“我望着屋外的雪地和残破、古老的城墙，心想这类挖苦“联总”的笑话在中国各地不知重复过多少遍。
我喜欢这位青年县长。他淳朴、有朝气、有见识，看来很接近群众。下午，他招待我吃过饭后，给我弄来一挂双骡大车。起车的是一位乐呵呵的老农，他脸颊象小孩儿一般红润，我见到他就咧嘴对他笑起来。
护送我这一程的是一位年轻愉快的干部，他跑在大车旁边，吆喝着牲口，“驾，得勒儿—得勒儿，”他一面高兴地喊着，一面赶着车跑，等那骡子奔起来时，他才跳上车，跟车把式坐在前面，一左一右地挥动手中的长鞭，放声喊叫，车把式则用一根树枝敏捷地敲打着辕骡的屁股，我们的车子在路上颠簸着疾驰。从奔跑着的骡子背后朝那灰色天空望去，经受着车轮的激烈震动，使人有一种随时都会飞离地面的感觉。
“这两头牲口真好哇”我对车把式说，眼睛看着他衣领上露出的一截干净的红脖子。
老汉回过头来，露出爽朗的笑容，说道：“是不赖。不过还比不上咱在抗战前的那头骡子。那头呀，爬山象头虎，涉水象条龙，你信不？“他对着护送人说：“它飞奔起来，真叫你气都喘不过来，一天能跑一百五十里，不止一回，有那么十几回啦。只是有一条，吃得太多。喂它吃草料时，好家伙，就象侍候一个火车头。多棒的骡子啊！它死时，咱都不忍吃它的肉．而是象人死了一样把它葬了。你想想，那骡子活了十七年呢。那身子骨呀，喝！“
“您的身子骨可硬朗哪，老乡！我说道。
那老汉满面红光，浑身是劲，乐呵呵地说；“谢天谢地，是硬朗啊，怎么能不呢?咱吃得饱饱的。政府一年给咱一百斤小米，我兄弟贩卖豆子，老婆和妹子做衣服，一家过得不赖
呀。您信不信咱过年还吃上肉呢，吃得可好呢。“我故意把共产党的一个口号反过来，说道：“您是不是吃地主肉啦？“
老汉一听，把鞭子搁在膝上，脱下手套，揩了揩嘴，把脸一沉，很不高兴地说：“您这位同志说到哪里去啦。咱不吃人肉。可是咱不敢说这一带没有人吃过地主肉。您说呢？“他转脸对着那护送人。
“怎么样？”我问道，拿出一支香烟递给老汉。我等着老汉用火镰敲打火石燃着火绒，点燃了香烟。
“他们是怎样吃地主肉的？”
“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
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要不，
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
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三花知道男人天未明就得走，立刻和他睡觉。大伙儿都知道他回家了，谁也不说，只有那村长跑去报告地主穆世安。这汉奸地主把三花的男人从炕上拖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三花苦苦哀求那地主开恩放他男人。但是她穷，又没有人放过问这案子。她跑到拘留所，浑身哆咳，哀求道；‘让我见见我男人一面吧。’穆世安的狗腿子说：‘你到街上去，就见着了。‘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服睛被抠出来了。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王夜，又是亲又是摸，好象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象一头母老虎，又象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
车把式话音停了一下，戴上手套，拿起鞭子，气呼呼地接着说：
“这不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吗！”他朝者骡背上猛抽了一鞭，
“这不是吃老百姓的肉吗！”
护送我的干部在老汉讲到半截时跳上了车，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插进来说道：“你们不是也吃了地主的肉吗？”“那个汉奸的事我记得最清楚，”干部接着说，“四百多人控诉了他。全区有二万人参加了清算他的大会。很多小脚女人不能来开会，于是人们押着汉奸先游村，让大伙儿都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参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个村子时，我跑在头里，汉奸刚刚过了头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钢叉、锄头、长矛、棍棒朝他捅来。一个手拿剪刀的妇女高喊：‘我恨不得吃这汉奸的肉’干部们一看群众的来势，知道没等到这汉奸到达会场堆要被就地打死。于是规定大伙儿可以打他，但不许把他打死。
“他被押着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愤怒控诉。老乡们遵照干部的规定，不动家伙，但还是把他揍得半死。
有的人拿着菜刀要求道：‘让我割他身上四两肉吧！‘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拦阻了他们。
“穆世安开头还挺得住。可是到了一个村子，他当街停下来，满脸淌着血和汗，象娃娃一样哭叫：
“我在这里为大伙儿办事八年了…“难道没有一个人可怜我?请行行好给我一块手巾擦擦脸吧……脏手巾、红手巾都行。”
“我痛恨他，但他哀告的声音象一个可怜的小孩。他十分狼狈，四面张望，向人求助。他象小孩向人乞讨一块饴糖那样，一再哀求：‘给我一块布吧，什么烂布条也行。’但是人们都站在那里，对他怒目而视。后来有谁说了一声：
‘给他一块骑马布吧。‘逗得大家笑起来，接着又揍他。我喊道：‘别往死里打，要留活的开大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开，但还是有一个妇女从村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断抓穆世安的脸。
“我们把他挨村游街示众后，在一处松林旁举行控诉大会。附近的墙上画着他的罪恶历史。一棵棵树上贴着纸，纸上写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处决汉奸穆世安，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个人朝他冲来。一个人喊道：‘你杀了我儿子。’另一个人把他推开，说；‘别跟他废话，揍他狗日的！’众人齐呼：‘对，不用跟他多说，揍他狗日的!‘人们开始往台上跑。这时，大会主席站起来，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说：
‘要揍也得分批来，得有个秩序才行。‘
“第一批就有七、八个人揍他，跑上台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乱扎。我在台下，只听人们呼喊：‘别把他打死了，我们还没轮到呢！’我被人群推呀挤的往前靠，哎呀，真是……“
那干部的话音停了一下。
“别忘了三花的事，”车把式高声说，“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您大概不认得我，我是去了。我不吃地主的肉，谁的肉我都不吃，但是我还是去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忘不了三花那天的模样。她走了三十里路来参加大会，头一天半夜里走着来的。她早先是个大门不敢出的差差答答的小媳妇。可是那天，哎呀，变了一个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上台扑向穆世安的情景。
“好哇，你这狗汉奸，你也有今天！‘她喊道。三花一出现，群众就楞住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她的苦情。人声静了下来，只听那汉奸回答说；
“你也看出，我活不成啦。“
“你对大伙儿说你是怎么害死……‘说到这里，她哽住了，使劲抓自己的胸，下面的话虽然说得极轻，但是最远处的群众
都听到了：‘是怎么害死抗日战士我的男人的。’
“不是我杀他的。‘
“不是你是谁‘三花厉声问道，“是谁？”
“是鬼子。‘
“就是你！是给你害死的……，
“这时三花解下腰上系的皮带，在众人面前抽打那汉奸。那个喊叫声啊，她打一下，大伙儿就叫‘打得好！打得好！’我也跟着人喊起来。看着三花报仇，真叫人解恨啊……她几下就把穆世安打趴在地上了……哈，我忘不了……“
车把式摇摇头说：“忘不了啊。我可不吃地主的肉，三花做得对。
老汉跳下了车，赶着骡子走。
“控诉会后来怎么了?”我问那干部。
“三花打过后，又有一些人跑上台来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装死。大会开了三、四小时，
只有四十人轮得到打穆世安。这时主席叫停一停，向大家说：
‘谁受过这汉奸害的站起来！，五百人站了起来。这时要维持秩序很难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往台上挤。干部们没办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枪毙了。他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用席子裹着。群众知道了，从他家里把尸体抢出来，揭开席子，继续用棍子打他。一个男孩儿用梭标在他尸体上连戳了十八下，边戳边喊：
‘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枪。’
“最后，人们把他的脑袋揪了下来，
一连几天有很多人来看。有人指着他的脑袋说：‘你从前当司令好不威风，许多人要来见你。现在你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来看你。“
干部说完后，舌头发出啧声。
“真残酷阿！”他说。
“残酷?”车把式说，他原先走在后面，这时走到我们旁边。“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条人命，现在杀了他一个，这有啥残酷？我自己是不愿杀人的。不过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乡呢?咱只杀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活着。这也叫残酷?不说是什么世道！“
他不作声了，阴沉沉地只管瞅着他那两头骡子。
我们继续赶路，谁也不说话了。天快黑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寒风彻骨，我跳下车来走着，想暖暖身子。我看到右前方有个村庄，便说：
“太冷了，咱们别急急往前赶了，
不如在这村住一宿吧。老汉，您那牲口大概乏了，让它们也歇歇脚。“我们在村里找着地方借宿。被平原上的朔风吹了一天，冻得够呛，进了这土屋感到又温暖又舒服。泥地上散发着粪便的臭味，房东宏大娘一手往灶里加柴禾，一手拉风箱，锅台上发出烧焦小米的酸味儿。我同老大娘拉家常。开头她不大愿意谈。她一个儿子在抗战中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打国民党，老伴儿参加了反抗地主的暴动。说着说着，她不再拘束了，把肚里的苦水倒出来了。
“您说这是什么世道！鬼子在这儿时，我老伴儿交不起租
子，硬叫那狗腿子陆华斋打了二百板，屁股都打烂了。您以为这回他老实了吧?没那事儿。
八路军一来，他就要参加斗地主。我说；‘记住你的屁股，下一回你的脑袋也保不住啦。’这
倔老头儿！您以为他听我的啊，才不呢！我们两口子吵了一宿，他发起火来，把我打得
青一块紫一块。媳妇儿为他好，他反倒揍媳妇儿，您说有这样的道理吗“
“您不让他自由嘛……”那干部说了一句。
“啥自由不自由！小伙子，
别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华轻人咋想的。鬼子在这儿时，我大儿子叫地主给打死了。打完仗后，二儿子要为他哥报仇，
他带来几个干部……我一看就知道他想干啥，心里凉了半截。‘给我滚开，你这不孝儿子！你哥死了还不够，现在你也要去找死，扔下老娘不叫她活!‘那小子冲着我乐。做娘的反倒叫自己儿子笑话了。他干脆拔腿就走，参军去了。“
“大娘，您不明白，”干部劝解道，“咱要和平，可蒋介石他要进攻解放区，他要杀咱大家呀。“
“蒋介石这忘八蛋。太欺负咱老百姓啦。”大娘放下柴禾，站起身来，老眼被烟蒸得直眨巴，“你们咋不干掉他过太平日子?这仗啥时打完啊！“
“快啦……您放心好了。”
“快?到底多快啊？别尽哄我。这日子真难熬呀。”
“大娘，别唠叨啦，大家烦死了，人家这位外国客人也会见怪的。“
“我不信人家外国人象你说的那样。”大娘顶了一句。
我从中调解了双方的争论。大家吃完小米饭后，房东大娘到隔壁屋里喂她的毛驴去了。车把式、干部和我三人挤着睡在炕上。半夜里我醒了，睁着眼睛躺着，身旁的车把式鼾声雷动。我望着他，又联想到三花的遭遇，以及房东大娘和干部的谈话。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使我越想心里越沉重。车把式又鼾声大作，我终于推了他一把。他哺哺几声，醒了，用手揉揉脸。
他“唉唉”哼了几声，翻身接着睡，鼾声又起。
八．旅伴
春天到来时，黄河与运河涨水，洪水浇灌了大片的低洼地整个华北平原就象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花园，麦浪滚滚，绿树丛丛，千百万人民生息在这片大地上。
田野里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生活的图景，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蓝布褂子的农民在勤奋劳作。夏天，太阳一个劲地曝晒，海上又没有风吹来，村舍泥抹的屋顶干裂了，第一场雨下来，就滴滴嗒嗒漏水。夏天骄阳当午时，其热难耐，人们都呆在自家土星里．周围一片寂静。
秋天，高梁红熟了，地里人又多起来，收割了庄稼，打谷场上喧闹欢乐。进入隆冬，寒冷的平原上不见人影满目荒凉，一片寂静。高高矮矮的树梢，在严冬白茫茫的天空下，象一根根灰色的电线杆。田野里只有几只野兔奔跑着，在无人行走的雪地里寻找安身之处。
我一站一站地穿越这个荒凉的平原，朝着西南方向，直奔晋冀鲁豫边区总部所在地邯郸。晚上投宿农民家里，访问地方官员，第二天换一部大车继续赶路。第三天，我来到边区政府的一个地方办事处，有一部美国军用的中型卡车等在这里载我去邯郸。我喜出望外，因为几天来坐着骡车，慢慢腾腾，一天只能走二十英里路，弄得我焦急难耐。
可是这部中卡已经破旧不堪。美国人开着它从印度经过缅甸来到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接收后把它开到华北；如今，它在作战中被缴获，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这部车子真可谓历经战火，万里跋涉之后，迫体鳞伤。挡泥板已经撞坏，都快拖到地上了。车蓬早已没了，后面的横木横七竖八地乱晃着，乘客要是不小心，眼珠就会被捅出来。
为了开动这部老爷车，配备了整整四个人：司机、机械师以及两个助手。那两个助手象马车夫那样，袖手坐在驾驶室两旁延伸出来的车板上。
一百多个老乡跑出来看我这个“洋鬼子”坐“汽车”。这是难得的瞧热闹的机会，大家看得十分带劲儿。当那位机械师摇车把，摇了五分钟还发动不起来时，老乡们大声起哄，好象是说：
“干吗不找一头骡子来拉呢？”
司机感到面子上难看，便从方向盘后的宝座上跳下来，戴上手套，从机械师手里夺过摇把，熟练地摇了几下，马达轰然发动起来了。周围的群众喝采叫好。那司机脱下手套，回到驾驶座上，踩下离合器踏板，挂上挡，神气十足地向群众招招手。松开离合器踏板。车子往前一冲，但走了一丈多路就灭了火。
这样又折腾了几次，
我们的车子才算开出村，走上了公路。这条路是日本人修的，虽然有很深的车辙，但路面冻得硬实，我们的车子很快加速到每小时二十英里。读者可能会说车速太慢，但连日来我已经习惯于每天走二十英里，现在这个车速就象是飞似的了。
“真快啊，太好啦！”我听到一个清晰的北京口音在说。
说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政工干部，他和我一样也是前往刘伯承将军总部去的。他身穿大褂，头戴呢帽，这种装束在这一带农村地区显得很不协调。事实上，他告诉我，这项呢帽有时给他惹来不少麻烦。老乡们看他这身打扮很象乡间的劣绅或国民党统治的城市里来的骗子，常常耻笑他，骂他“汉奸”。但这人很固执，把这呢帽当宝贝一般坚持戴着。
为了遮挡风沙，他戴着一副风镜，还用一条大围巾兜住他那顶宝贝帽子，把面部和颈项包起来，活象本世纪初期美国驾驶汽车的人。
我这位旅伴七年前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九四O年，他跟着一百多个青年同伴潜逃到游击区来。一路上，白天在麦地里藏身，夜间偷偷穿越田野，好容易来到太行山。当他第一次看到穿中国军装的人时，不禁高兴得热泪盈眶。但紧接着日本人进山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几乎全部房屋被烧毁、牲畜被宰光，粮食被抢空。生活变得极端困苦，他常常产生跑回北平去的念头。他总算熬过来了，如今被派下乡从事政治工作。
我和他攀谈一阵后，便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双手一甩，苦笑一下，急促地说：
“哪有条件呢？哪有时间谈恋爱呢?我们不断转移，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和女朋友幽会，没有时间找爱人，没有机会接吻。“接吻一词他是用英语说的，还用舌头拖长尾声，好象对一种外国佳肴回味无穷似的。
“这里的生活苦哇，”他沉思地说，“我们没有精力谈情说爱。最糟糕的是没有漂亮的姑娘。你找不到漂亮的女人干革命工作的。“他的话音带有一点情绪。他讥讽地说：
“到处是小脚女人。“他向我坦白说他从来没有同女人谈过恋爱。他同我说话时声音很小、很快，老是弓着背，不停地用谦卑的眼光觑着我。
“将来恢复和平时，”他说，“我要去北平……”他没往下说。他的眼神流露看孤独哀伤，但又严酷得可怕，象一匹负伤野兽的眼睛似的，使我不忍心看他。他耷拉着眼皮，强作笑容，忽然脱口说出几个字；
“月儿……情人……接吻！
这几个字他是用英语说的，似乎他是在很久以前看电影时听过的，当时偷偷记在心里，现在随着惆怅的思念脱口而出了
完全是一派知识分子的孤独情调！我不客气地如此断定，同时心里想，在这一带落后的农衬里，还有多少这种学生出身的人，渴念同城里的窈窕淑女悠闲地谈情说爱。
我们的车子颠簸着走了不知多少时候。我的旅伴一会儿哼一支歌曲，一会儿长时间沉默，进入梦境。
下午我们到了邯郸，这是座落在现已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四万人口的城市，也是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以来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但是邯郸只有一半的生气。市长解释说：“美制”的飞机炸毁了发电厂，使得城里的电灯不亮了。市长担心其他设施统统会被炸毁，所以把棉纺厂、铁工厂及其他一些小工厂连同五百工人迁移到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与工业转移的同时，边区总部也进了山，所以我的旅行尚未完结。留守在城里招呼过往人员以及象我这类客人的，是一位姓蔡的交际处官员，待人很热情。
“你好！我好，。谢谢你！欢迎你光临邯郸。”他见了我，没等我开口，就一口气用英语说了这一串。
这位蔡同志同我那位同车的旅伴一样和善，但他忙的不亦乐乎，毫无感到孤独的样子。他已婚，妻子年轻漂亮，他称妻子为“我的爱人”。他有个五岁的儿子，这孩子跟着妈妈学扭秧歌，又学唱反蒋歌曲。蔡同志夫妇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区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小孩生下没几天，日军就大举进攻他们所属的游击队。两口子都逃走了，走前把孩子托付给一个相熟的老乡，两年后才能回来接孩子。
我后来了解，有很多的八路军干部把自己的小孩藏在老乡家里，但日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幸能骨肉团聚。有时老乡惨遭敌人杀害了，有时逃往他乡了，孩子便从此下落不明。有的孩子只肯喊抚养他们长大的老乡为“爹”，而不认前来接他们的亲生父母。也有些老乡需要养子的劳动力，不愿交还这种孩子。最后，有的干部觉得拖儿带女干革命是个累赘，干脆把孩子送给老乡。
邯郸是铁路线上的重镇，又是平原的粮食和山区土特产的集散中心，城市有一定规模，因而有一些生活服务设施，于是我经过长途跋涉后第一次洗了个澡。
当我和市长从澡堂回招待所时，有个穿军装的人从一个房间里跑出来，十分激动地向我们打招呼。他指着我们右边那个房间，压低声音说：“法国人！”市长听了大吃一惊。他挨近我，用右手的食指在左手心里写了一个“法”宇。接着他诡秘地指着自己的嘴，摆了摆手指，示意：“不要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匆匆走进我房间，带着歉意向我解释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法国籍代表刚从南方来到这里，如果知道我是去刘伯承总部的，恐怕他也会要求一同去，那就难办了，因为总部所在地要保密，只有“十分可靠的外国朋友”才让去。
这个事件过后不久，蔡同志拿着两个玻璃瓶来到我房间里，瓶里装着象是血一样的液体。
他解释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叫哈里森的美国医生两天前在这附近的地方死去。这一瓶是他死前吐出来的，那一瓶是他死后吐出来的。“蔡同志举着两个瓶子叫我看，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事情有些蹊跷，市长暗示，哈里森之死恐怕是一宗谋杀案。后来我查阅了哈里森的日记，才弄清真相。不久前他押运一车皮的物资前来开封，打算送往解放区。国民党官员故意把他这个车皮调到黄泛区一条偏僻的支线上去。货车厢里不能烤火，也没有吃的，那里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助无门。整整一个礼拜时间，他蜷缩在贷车厢里，又冻又饿，可又不敢离开他所押运的物资。朋友们听到他所处的困境，终于说服国民党官员把他这个车皮拉到开封。这时哈里森患了病，身体己很虚弱，但他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把这批物资用渡船运过黄河，送到了共产党地区。由于挨冻受饿过度，他倒毙在那里。押运物资来解放区的许多“联总”人员都遇到蒋介石官员的这类捉弄，但哈里森是我所听到的被用这种手段整死的唯一的人。
我在邯郸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乘一辆烧木炭的日本卡车离开这里。同车的有一个女青年，她的八路军制服象一只麻袋似的套在她身上。她的名字叫任旗，英语讲得很不错。同车的还有一个带着好几百万元的押款员，他把这些钱放在一个杜松垮垮的白布袋里。这一带治安情况较好，用不着担心会遇到土匪或强盗。即使碰上了，个把盗匪也无法背着这么一大袋钞票跑掉。
我们的车子很快驶出了平原，进入太行山麓，开始嘎嘎作响地缓慢爬坡，车后面拖着烧木炭产生的青烟。
这一带傍山梯田里种的冬麦苗露出了冰冷的地面。石子铺的公路，有时笼罩在峭壁的阴影里。一堆堆残雪湿漉漉的，产生一股寒气。但是人们一见那生气盎然的青翠麦苗，寒气不觉为之一消。
一路上我们遇到一队队满载山货下平原去的骡车。在山间隘道错车，减缓了我们的车速，也给那些赶车的老乡造成麻烦。牲口听到我们汽车马达的轰隆声，一受惊就乱了套。有一回，我们的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骡车相错，双方的轮子勾住了。我们的司机不顾任琪的劝说，还一味往前开，结果把人家的骡车弄翻了，骡子也被拽倒在地。两位知识分子—任琪和我那位北平大学生朋友—尖锐批评汽车司机，这样做不对，会使政府脱离群众。但那位无产阶级司机却直咕哝。
我们继续前进，这位司机的某些古怪动作增添了旅途的乐趣。他不时把车挂到低档，扳下手闸，然后跳出驾驶座，从地上撮起一摔雪，跟着汽车跑几步，把雪撒入车首边上的一个水箱里。这是为了把燃烧木炭产生的热度冷却呢，还是想往散热器里注水，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清楚。
我们的车子一路上吞着雪冒着烟，开进了武安，这是位于山麓高地上的城镇，再往西就是壁立的大山了。城中心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的尖顶和附近一座古代宝塔的塔顶耸立在全城房屋之上，好象互相争夺这一带居民的侍奉似的。
我们的汽车对天主教堂和佛寺都不屑一顾，却驶离大路，开进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里。从前这院里一定是收拾得很整洁的，现在到处是破汽车和机件，还停放着四、五十辆大车。骡、马和人横七竖八躺在满地的草料和粪便之中。
我们的木炭车马力不足，前面的坡爬不上去，于是我们换乘一辆吉普车。车上要坐五个人，还安装上全部行李。任琪挤在后座两个行李卷中间，我坐在一个行李卷上，她拽住我的大衣，使我不致掉下车去。
任琪有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后来我逐渐与她相熟，对她颇为钦佩。在刘伯承总部期间，她一度当我的译员，我常常问起她的身世，这里不妨介绍一二。
她本是邯郸城里人，父亲是一个地主。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她刚十五岁，在北平念初中。她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而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长号召所有大中学生撤到内地去，那里可以免费上学，于是她回到家里，带着第弟妹妹逃离日占区。她在华中流浪了好几个月，尽管教育部许了愿，但她一再发现，没有钱还是上不了学。后来她坐船离开汉口前往重庆，逆长江而上，全程九百英里。船上挤满伤兵和难民，也有一些逃难的宫人。但只有任琪一个人不嫌肮脏而主动照料路上的伤兵。有几个记者赞许她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给她作了推荐，她才进入南开中学。
据她介绍，南开是个“贵族”学校，她在那里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少爷小组看不起，很难找到朋友。学校中缺乏自由空气，三青团特务看到谁读进步书报，抡起棍棒手枪就打人，任琪对此非常气愤。她听到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的情况，十分向往，便在抗战第四年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她学习英文，现在英语讲得不错，只是慢一些。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工程师。此人已经娶了英国老婆，并且生了孩子，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抛下了妻子，奔回中国，参加了共产党。任琪很同情这位工程师，对他一见钟情。
抗战结束后，工程师随部队开往东北。任由想跟着去，从西北跋山涉水一路走到内蒙古，企图穿过长城去关外。但是蒋军封锁得紧，她过不去，于是又辗转几个月，回到家乡邯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