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国的一位政治委员
凡是在大战期间居住巴黎的人，都记得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如何被用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了。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警卫森严，没有特许证件，任何人也不准通行。而当我来到只有二千人口的冶陶这个小山村时，几乎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指挥三十万正规军和一百万游击队的首脑机关就设在这个小小的石头城内。这位我感到很惊奇。除了架在一处房屋顶上的无线电天线之外，你根本看不出这座小村镇就是司令部的驻地。因为村镇里没有设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的大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
也许是冶陶地处偏僻山区的缘故，所以司令部的官员们具有别处所没有的安全感吧。且不管原因何在，将军们和行政大员们倒确是如同普通土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开各种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在闲暇时，也可看到他们坐在石头城墙上，俯瞰山乡池水，与老乡们促膝闲谈。正是这些身着粗布军服、不拘礼仪的人们，也正是在这太行山区，指挥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正是他们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这是当前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斗的一个主要战场。我意识到，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可能就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决心尽量多了解一些这里的情况。
使我感兴趣而又迷惑不解的是，孤处穷山僻野之中的小股游击队，在毫无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怎样能在敌后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并得以生存，而且经过八年抗战之后，更加壮大起来，以致能够与美国训练和装备的蒋介石军队争夺天下。中国的国民党人，甚至美国的某些国会议员，一再说什么共产党从来未打过日本。如果真是这样，八年之间，他们未曾与民族敌人作战，那么当时他们是如何得以生存，而现在又如何有能力与蒋介石较量呢?
我想要探询其中的究竟，这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之心。同时，我自己也很想了解共产党是如何在敌后生存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北平失陷之后，我曾偷越日军防线，经历一段相当冒险的旅程，来到当时正在华北集结待命的蒋介石军队的驻地。一九三七年整个夏季，我跟着蒋介石军队一路后撤，
退出华北平原，越过了山西的崇山峻岭。在通过山西的一次可怕的败退中，
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械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当时看来，中国似乎已经抵挡不住了，整个华北似乎都已放弃给敌人了。蒋介石军队已被全部逐出华北，那里的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似乎都已堰旗息鼓。然而，正当我跟随着蒋军逃离华北之际，共产党人已开始插入敌后。当时我还曾以为，中国军队是不可能在敌后活动的。
共产死人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
我觉得，这不仅是绝好的新闻报道题材，而且必有一番可歌可泣的人类业绩。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为什么共产主义今天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胜利的答案。从华北人民在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预料谁将赢得中国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人呢还是蒋介石。我还认为，从这几年的历史中，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政治和军事的，以及人情上的和哲学上的。
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拜访了薄一波政委。他曾于一九三七年带领一批学生深入到山西的崇山峻岭之中，组织了这一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薄一波不仅在这一地区战斗了十年之久。而且他本人就是山西省人，因此，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
一提起政治委员这个字眼，许多美国人便为之色变，眼前立刻会浮现一个执掌了芸芸众生生杀予夺大权的冷酷无情的政客或判官的形象。一个俄国或者欧洲的政治委员是怎样一副尊容，我不得而知，也许确如人们描述的那样，是一类可怕的人物。但薄一波却是一位面颊红润，态度和蔼，不到四十岁的青年，总是面带笑容，头脑十分冷静。我在冶陶期间，与他相处很熟。
我曾向他提过几个很笼统的问题，如：“什么是边区？ 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请谈谈它的历史情况。“以这些简单的问题为梗概，他侃侃而谈，谈了三天，内容十分广阔，涉及游击战、饥荒、共产党以及政府的组成等等。他滔滔不绝，从不查阅笔记，只是偶而喝一口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得那样有条不紊，顺理成章。
我一直没有机会问及他的私生活，因为在我抵达冶陶后不久，一场更为激烈的内战迫在眉睫，他和我都无暇深谈个人的私事。不过我从道听途说中了解一些有关他的情况。他过去是个作家，曾多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有不少国民党的大学教授对他十分器重。这些传说是否真实，我不能肯定。但我可以说，他待人热情周到，思想清晰，度量非常宽宏。在边区政府一些较急性子的官员当中，他确是一位杰出入物。
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坐在薄政委住宅中的一张舒适的太师椅上。这座房屋易用石头砌成的，地板也是用石块铺的，房间里有窗帘和西式桌椅，大概是一座被征用的地主的宅邱。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名叫李棣华的中年人，他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秘书，在我与薄一波正式谈话时，由他担任译员。
李棣华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跑到解放区来了。我猜想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我就此问他时，他有点不高兴地回答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共产党
员，我回答你，我还不是；如果你问我是否想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你：但愿我够得上共产党员的条件。“
来到解放区以后，在物色译员方面，我本会遇到许多麻烦。但李先生的确是担任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因为他也是山西人，能听懂薄一波的山西口音。而对我来说，薄的口音简直太难懂了。这一点的好处非同小可，因为从外省来的译员都听不懂薄一波的山西口音。
一连几天，我们三人围坐在薄一波房间里的一小盆炭火旁。我写着写着，就困倦得简直要睡着了，而薄一波却始终精神饱满，毫无倦意。
我对薄提的主要问题，都是有关他们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他并没有试图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共产党的“魔法”。
“你该知道，”当我们坐定之后，他说，“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边区位于华北的中心，面积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只要看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一地区是个很有利的战略整体。它的形态象一个四方盒子，下边是黄河，上边是正太铁路和石德公路，左边是同蒲铁路，右边是津浦铁路。
“为了便于管理，我们把这一区域划分为五个行政区，下辖二十四个专区，每个专区都有平行的军事和行政机关。下面又分一百二十六个(这个数字常有变动)县政府和自卫大队。
“边区一半是中国最大的华北平原，或称黄河平原，另一半是太行和太岳山区。
“这些山区地处要冲，虎视华北平原。不论是对本地军阀还是入侵的外寇，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山脉蜿蜒三干多公里，横亘中国直至西藏。正如谚语所说：
‘重门叠户，里山外山‘。“
在此我想冒昧地打断一下薄的谈话，仅就这些山脉补充几句。美国那些干涉主义者以为，只需为蒋介石提供十亿美元，就能征服共产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山脉的险峻。我和薄一波身处其中的山岭，属于雄伟的昆仑山脉的一系，源起印度边境，跨越整个中国，直抵日本群岛。这些山脉在军事上意义极为重大。不妨设想一个旅行者从接近苏联边境处入山，可以沿着山路穿越数省，渡过黄河、长江，跨过西藏这个世界屋脊，最后到达印度，在漫长的四千八百多公里的旅程中，几乎不涉平地。
山里自成局面，对于一支穷困之师，这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只要守住险关隘道，便可纵横来去，更能随时下山袭击不备之敌。要想完全控制这一片祟山峻岭，远非人世间的军队力所能及，这倒是值得那些以为出动几师美军就能替蒋介石征服中国的美国议员们好好想一想；可是只要控制这些山脉的一小部分，就往往能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下面继续记述薄一波政委的话：
“刚才我所讲的，只是我们边区的大致情况。华北人民和八路军，就是在这里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准备与国民党再打他二十年。‘至于我们是怎样求得生存的，这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边区据有冀南平原这一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全国百分之三十六的棉花就出产在这一地区，因此人人不愁没衣穿。
“其次，太行和太岳山区小麦、小米和高梁丰产有余。同时还有丰富的煤、铁和硫磺等有用的矿产，足够目前的需要。
“另外，这里还有一亿多亩耕地。养活三千万人口，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边区最大的城市是济宁，有十四万人口。此外还有八、九个四、五万人口的城市。
“边区人口分为两大类型，山里人和平原人。
山里人也就是山西人，外号‘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二千年来，他们一向以勤奋俭朴，吃苦耐劳而著称。从外表看来，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
“其实他们一点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孔祥熙博士便是当今的一个代表。
“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仅勤奋俭朴，而且外表和内心都变得骁勇强悍了。
“第二种类型的人是冀南、
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平原人。他们与山里人截然不同，体格健壮，勇猛好斗。他们的历史是一部流血斗争、起义反抗的历史。二千年来，他们前仆后继地起来反抗本国和外国的压迫者。有一句古话说：‘揭竿而起’。还有句古语是：‘临危不惧，巧于为战，宁死不屈’。用这几句话来刻画他们是十分贴切的。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木棒、石块以及其它任何武器起来造反，推翻官府。
“过去他们起来造反，大多出于一种复仇的义气，而缺乏远大的目标。由于他们天性勇猛，并具有争取独立的精神，要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并不困难，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却远非易事。所以我们还得教导他们，光会杀敌是不够的。在八年的岁月里，我们不仅教他们打仗，这一点他们并不外行，并且教他们如何打得有成效。还教他们在夺取了农村的政权后，如何去巩固它。
“由于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地处战略要冲、
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三千万英勇善战的人民，整个内战的胜败就将取决于我们这个边区及其侧翼鲁东地区的形势变化。
“如果我们能阻止蒋介石入侵这一地区，那么我们就能在内蒙和东北建立根据地，从而具有一个安全的大后方。即使蒋介石象日本人那样打进来，我们澈入坚不可催的太行和太岳山区，照样能维护晋冀鲁豫边区的独立。“
“谢天谢地。”我瞟了薄一波一眼。他又重复了一遍：“谢天谢地，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平原和山区可以互为利用，平原为山区生产小麦，山区则为平原提供其所缺少的产品，同时拱卫平原的安全。“
十．建立根据地
要创建晋冀鲁豫边区，仅仅具备了山岭平川的自然条件还是不够的。最初，这里尚未建立政府。三千万人口只有一支六千人的军队。经过八年抗日战争，边区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也扩充成为拥有三十万人的正规部队。这不仅是一部丰功伟绩的史篇，而且是前所末闻的艰难困苦和雄心壮志的记实。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横扫华北，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往往在失却指挥的状况下，如乌合之众仓惶溃逃。国民党的将领们一心只想尽快撤到黄河以南。在所有的大小城市中，一时汉奸蜂起。中国处于危亡之中。
到一九三八年，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之外，日本人在华北几乎荡平了所有正规部队的抵抗。
薄一波继续讲道：“过去，
蒋介石诬蔑八路军为‘匪军’；而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年月，唯一留在华北坚持抗日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匪军’。
“除了八路军以外，
当时在华北也还有其他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七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黄河撤退时，那些隐藏多年并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们，捡起败兵遗弃的武器，站出来进行公开活动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党员拿起武器，脱掉长衫，短装上阵，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律不准撤过黄河。
“党中央与地下工作者之间，平时很少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联系。党中央使分派联络人员到各大城市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全力以赴，尽快地把党中央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工人、学生以及农民团结起来，立即撤离城市，开展游击战争。
“通过这种传达方式，有一部分党员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那些没有接到指示的也自行采取独立行动。早在八路军出现于华北之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就以各种名义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如河北民军(或称敢死队)等等。这些队伍的前身，都是一些爱国团体，它们现在的领导人那是共产党员。
“另外还有一些开展游击活动的学生组织，有的在抗战以前就成立了，因为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对蒋介石一味对日本人妥协退让有所不满。
“正好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阎锡山把我从延安请来帮他训练这批学生。
“当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山西时，阎锡山企图引诱学生们跟随他撤往晋南。我向学生们发出了与阎对抗的号召：‘跟我上山去！‘
“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跟我走了。一九三七年夏天，
我率领五个学生纵队上了太行山和太岳山。每一个纵队都由一名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这些党员都是刚从蒋介石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除了这支学生队伍之外，还有少数自发组织起来抗日的铁路工人和劳工自卫队也随我上了山。“这些队伍实在不成其为军队，倒是有点统一战线的色彩。他们都是不愿跟随蒋介石军队撤过黄河的人们。我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宁可死在山西，决不逃难！’除了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以及阎锡山政府之外，多数群众都志愿留下来抗日。
“当这一运动在山区开始展开之时，在平原上也同样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例如在河北省，由华北的教授和教师们发起组织了民军。不久，一个包括学生、少数地下共产党员以及民主人士组成的地方政府，在杨秀峰教授的领导下成立了。杨教授后来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主席。在河南和鲁西也成立了类似的政府。
“此外，近百个自卫大队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这或多或少带点自发的性质。当时，所有这些组织的发起，那是出于爱国之心，或是对日寇暴行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国民党毫不抵抗、望风溃散的愤慨。这些队伍总共约有十万人。
“这些队伍与共产党并无多大关系，与八路军也毫无联系。其优点是与群众关系密切，缺点是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同时也没有多少军事经验。这些队伍是由一枪末放过的学生和对战术一窍不通的教授，以及不懂军事和政治的农民组成的。它们面临着因无人指挥、领导而溃散，以及因不懂军事而被消灭的危险。
“这就是当时华北抗日运动的基本状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刘伯承将军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个团，从陕西的黄土高原出发，东渡黄河，来到了太行山区。刘将军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军事领导者。
“虽然刘伯承部队只有六千人，但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战士。他们全都参加过长征，骁勇善战，训练有秦，尤其擅长游击战，并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以往的国内战争时期，这三个团曾在鄂豫皖三省作战，在长江以北一带打过蒋介石。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为数不乡的地下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开始时只有两条步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目前拥有三十万众、占据了边区这一战略要地的八路军，就是靠这两条步枪起家的。这是我们常说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例证。
“刘伯承的这支正规部队，
与我领导的五个学生纵队进行了合并改编，后来又分派到各地的民军中。这次合编在华北建立了一条对日作战的阵线。“
薄一波最后引用了彭德怀军的一句名言：“人民的力量好比是水，刘伯承将军的队伍如同是鱼，鱼儿只有在水里才能游动自如。“
十一．组织抗战
建立抗日阵线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以区区六千人的部队，面对不论兵力和火力都比自己大十五倍的强敌，看来刘伯承几乎处于绝境。从理论上讲，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但倘若刘伯承贸然向日军发动进攻，那无异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如果他退守山区，保存实力，那么敌军就可在平原巩固所占地盘，招募伪军充当守备部队，然后从容不迫地进山追剿。又假如他把正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路民军中去，那他必然丧失手中唯一的攻击力量，破坏他所指挥的队伍中唯一的主力部队的统一。把经过专门训练的战土与普通老百姓的乌合之众混为一体，等于把血稀释在水里，他就得冒降低土气和破坏老红军优良传统的风险。
刘伯承还是选择了最后这条路。
我想把这一点再强调一下。刘伯承违背了军事常规，并没有把他的军队集中起来，而是将他们分而散之。刘将军自毁一二九师(不是自毁又是什么呢？)正是揭示了共产党兵法的奇特之处。不仅是刘将军，而且共产党其他军事指挥员也都是这样做的。历史上有无数人民起义和游击战争的先例，然而，本来是一支完整的军队的司令员，竞故意拆散自己的军队，这在历史上倒是罕见的。倘若刘伯承将军，或者共军其他将领，因此打了败仗，他们的这种策略就很可能被视为是疯狂的行为。但刘伯承将军的这一决策，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作出的。他将他的军队的成败，抗战的前途，乃至个人的生命，都系于分兵以发动群众这一决策之上。他深知必须用这种办法把抗战散播开去，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他所采取的策略大大增加了胜利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从正面迎战日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将部队分散开来，就使敌人根本找不着大的目标打。
如果换一支别的军队，也象这样分散于敌后，就根可能会丧失士气，归于瓦解。但刘伯承的部下却不是一般的兵。多年以前，当他们在各自的家乡举行暴动，反抗地主的压迫之时，这些以往的贫雇农便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从此，他们逐渐习惯于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他们虽然容貌粗陋，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当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已是久经沙场的英雄好汉；在那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不利的形势下，他们曾身经百战。现在，又把他们撒出去，远离上级的指导，让他们独立工作。
如果刘伯承的队伍想在高山峻岭中寻找藏身之所，太行山本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是他们却下了太行山，开进华北平原。平原地区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开展游击战。部队以营、连为单位，绕过邯郸向东行进。他们跨过冀南尘土飞扬的原野，穿过日军封锁线，绕过象岗哨一样座落在铁路沿线的城镇。晚上留宿在荒村茅舍，甚至露宿荒野。
队伍行进缓慢，沿途困难重重，多次被迫改变方向。内心的焦虑使他们无暇顾及外界的干扰，好在他们在当地老百姓那里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愿意打日本的中国军队都很惊讶，他们过去所见到的中国军队每每一遇日本侵略军就逃之夭夭。
穿过遍地沙尘的河北原野，途经山东人口稠密的村庄和青翠的山峦，刘伯承部队的指战员们继续向前挺进。行军多日，来到了太平洋之滨，这里离开他们出发的地点，已有千里之遥。沿途各处，他们留下了部分连、排、班的战土在当地组织游击战。每一个班都抽出一、二名战士，加入由农民、教员甚至爱国的地主组成的地方抗日武装。
当地民众热情欢迎正规部队的战友们，并推举刘伯承的这些部下当他们的参谋。在这些抗日队伍中，老红军的伙夫、骡夫都当了连长。薄一波的学生们也相继被派到那些由红军战士领导的队伍中去，不久就担任了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
通过分兵以扩大抗日战线，刘伯承获得的战果，远比直接击败日军一支劲旅要可观得多。因为即使他在正面交战中击败了日军，削弱了对方的战斗力，自己的队伍难免也会减员。而由于采取了上述策赂，刘伯承的力量才能扩充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吧。
这样的扩充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由于日军总司令冈村将军的错误所致。他仅以共产党正规部队的兵力来衡量中国的抗日力量，他藐视游击战，认为那些小股地方武装，在既无外援又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在他的后方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然而在此期间，刘伯承将军的正规部队扩大了十五到二十倍，从区区六千人发展成为十万野战军。同时，地方武装也保持在十万人左右。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正规部队好比是骨干，游击队如同筋络，民兵就象是皮肉。三者结合起来，组成他们军事力量的整体。
八路军和民兵牢牢控制了广大的华北农村。从山西省的同蒲铁路，到山东省的津浦铁路，如果乘马车或者步行，在历时一月之久的长途跋涉中，绕过日军占领的三大城市，只需三个半小时。位于华北的三条南北向的铁路，与两条东西向的铁路相互交织成十字妆而日军只能据守铁路沿线，因此共产党人风趣地说，日本鬼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日本兵轻易不敢出城下乡，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敢出动打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大部已撤退到黄河以南，剩下的残部这时都当了伪军。
在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同时，新的政权机构也在华北地区建立起来。正如许多地方武装产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政权机构也都是通过普选，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些政权机构曾经一度隶属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有自己的一套税收和财政制度。在这一时期，实行了减租减息，但并未没收地主的土地，故仍然维持一种统一战线形式的政府。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人们感到有必要在华北这一带建立一个更为统一集中的政府。一九四一年，从四个省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穿越日军封锁线，聚会于太行山区，成立了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法律、货币、税收制度，还设立了管辖一百多个县的行政机构。边区政府的建立，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高峰。
上面这些平淡的字句所包含的业绩，足可惊天动地。刘伯承率领为数不多的小部队，居然敢于深入到已经沦陷于民族大敌手中的地区，剿灭了危害乡里的土匪，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建立了政府。他们非但未被消灭，反而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十至十五倍。最后，他们成功地控制了除城市以外的几乎全部农村。他们的对手并非一些没落的昏庸军阀，而是胜利在握、骄横不可一世、几乎把整个中国踩在脚下的外来侵略者。而他们自身，只不过是靠两条步枪起家的一小股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惊天动地的业绩，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正由于共产党势力如此惊人地发展起来，由于他们对日军交通线的勇敢袭击，不久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因难。日军在自己所占领的后方地区，出乎意科地遭到抵抗，大为震惊，于是立即掉过头来，以三十六个师的兵力杀回华北，决心拔除自己后方的心腹之息。
十二．杀光，烧光，抢光！
日军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刘伯承的正规部队，或者使其无法立足，同时消灭各地方抗日武装，并在农村实行恐怖政策，迫使人民群众放弃武装抵抗。在历时四年的战争中，日本人也学到了不少中国人的战术。现在他们又采取了一套新的战术以对付来自曾经一度是其后方，而如今已变成其主要前线的威胁：
日本人的战术可谓五花入门，在此我略举一例—“铁壁合围战术“。对于西方军界，这个名称听起来颇有点离奇古怪；对于日本人，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进攻手段；而对于中国人，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所谓。“铁壁合围”，就是把中国人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日军可随时进行纵横扫荡，围歼抗日武装。
日军以城市作为“铁壁。的门锁，并沿铁道和公路修筑互相连通的封锁沟，沟宽两丈，深如护城河。在他们准备进攻的区域周围，还横越公路和田野垒起封锁墙。据薄一波估计，若把这些土墙首尾相连，可环绕地球一圈半。听起来这似乎有点夸张，但我可以用亲眼所见来证实这一点。当我穿越冀中平原时，看见碉堡林立，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中国抗日武装还能立足其中。封锁墙筑好之后，日军又在铁路之间修筑了公路，沿公路建了许多碉堡，然后进行分片合围，把封锁区象切豆腐一般分割成小块。到最后，简直就找不到一块超过二十里长，可供抗日武装活动的地方。
尽管如此，日本军队仍然消灭不了抗日武装。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冬和一九四二年春，他们提出“杀光，烧光，抢光”的口号，开始了见人就杀，见物便烧的大扫荡。
每扫荡到一个地方，他们就把青年人统统杀光，还宰掉或掠走所有的牲畜，农具和粮食也被洗劫一空。其目的是要制造一个生命绝迹的无人区。另一方面又加紧施行经济封锁严禁向游击区输运食盐和布匹，
妄图以饥荒来破坏人民群众的反抗。
中国人又如何对付这种战术呢？正如日本人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去对付游击队一样，中国人也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对付日本人的“三光”战术。
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人员组成了抗战的第一线。日军出动扫荡时，中国人总是事先得到情报。中国军队立即撤离日军要去的地区，并乘日军外离之际，袭击敌人的铁路和碉堡。所以双方实际上并末交火，只不过相互交换了一下位置而已。日军在所进攻的地区找不到抗日武装，却得悉他们刚刚离去的据点正遭到游击队的袭击，
只好收兵回营解围。等他们回到老巢时，游击队早已远走高飞了。
当时，这一地区最普遍运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也可称之为消耗战术。在日军到来之前，所有的家当、粮食、牲畜以及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山洞里，或者埋藏在事先准备好的地方。所有人员也都全部撤离这一地区。日军到来时，就连一个带路的人也找不到。如果故人进攻山区，民兵就在每一座山头上严阵以待；如果敌人进攻平原地区，民兵就打地道战。
日本人一来，到处都遭到伏兵的狙击。这些承担狙击任务的战土绝不是胡乱放枪，他们都是从民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一遭到这样的伏击，日军就龟缩作一因。一听到哪个山头有枪声，他们就叫嚷：“八路在那里!”可是当他们抱着迫击炮和辎重爬上那个山头时，却连个人影也没见著。他们又继续向前开进，不料从另一个山头又有人向他们开枪，于是又爬上另一个山头搜索，结果仍然扑空。
就这样一连折腾了好几次，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们就以为万事大吉，撤回了斥候，加速向前开进。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突然向日军发起强大进攻，出其不意地给敌以重创。另外，如果日军试图进入山区，还会踩响埋在山坡各处的土地雷。如果日军兵力甚强，民兵就避免与敌人正面遭遇，只是进行狙击。但若发现掉队的小股敌人，民兵就以鸟铣、土炮以及手中的各种武器，予以迎头痛击。这种战术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不出一个星期，日军就被搞得粮尽弹绝，只好收兵回巢。老乡们又重返家园，取出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准备对付敌人下次扫荡。
这种名为“坚壁清野”的消耗战，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全力配合之下才能进行。这种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在中国农村也不多见。但在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群众配合之密切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下面略举一例。
在山西省太岳山区，有个六万人口的沁源县。县城也叫沁源，周围原来有城墙，后来日本人入侵时，人们把它拆除了。这里的居民天性独立不羁，在抗战期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县没有一个人投靠日寇当汉奸。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沁源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订、肉中刺。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人决心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调遣了一个团的兵力沿公路进犯沁源县城，另派一个团部署于县城以南。
沁源人民发觉敌人的行动后，立即召开誓师大会，一致表示誓死不向敌人屈服。城里所有的居民以及粮食、牲畜和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很快撤离一空。同时，居住在日军必经的百里公路沿线的二万群众，也都撤离了家园，躲进山里。
不仅仅是地方民兵，所有身强力壮的青年，都拿起了武器。他们以一万支枪的火力，在山头上摆好了阵势。山区群众把自己的土地、棉花、家畜与那些逃进山里的难民合用，虽然住房很紧张，但孩子们都得到妥善安置。由于没有力量与拥有重武器的日军正面交战，群众决定对敌占的县城，布下包围圈，切断敌人的供应钱。
日本人大摇大摆地通过公路往城里运送给养，每隔一天运送一次。民兵就在一处叫生福岭的狭隘山口设下埋伏，开始埋伏了五百人，后来又增援至一千人。当敌人的运输车队艰难地通过山口时，民兵们鸟枪齐放，子弹象瀑布一样向敌人倾泻下来。从二月到五月，民兵们一直采用这种办法袭击敌人，平均每天消灭五个日本兵。这个山口使当地的日本驻军丧胆，以至每个被派去执行押运任务的日本兵，都要在头天晚上给妻子写一封诀别的家书。后来，日本人就把生福岭称为“鬼门关”。
在撤离沁源之前，群众把所有的水井都用泥土给填死了，占领县城的日军饮水只好到附近的沁河去取。河的两岸矗立着高山绝壁，山上埋伏着民兵的神枪手，日本人不得不派一个班的兵力来回护送运水队，于是运水也成了一场战斗。另外，城里没柴烧，日本兵不得不出城去打柴，山上的民兵了望哨一发现他们砍柴，就放冷枪干掉他们。日军甚至出来大小便，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游击队还常常在夜里下山来摸哨。就这样，日军在运水、打柴、放哨以至上厕所时，都可能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每天又要损失十来个兵员。日军终于无法支持，只好撤出沁源。
在边区的平原地带坚持抗战，比在山区还要困难。例如在冀南，二、三十里之内没有日军的地区，就算是“根据地”了。由于到处都有日军，中国人无法保持较大的机动部队，因此就把队伍分散，最大的编制也不超过一个营。
在平原上，有些家家户户都用泥灰砌房屋的大村庄里，往往是村西头驻有日军，而东头却住着游击队。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游击队也很少被发现，日本人竟打不着他们。
所有这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生存下去，归因于他们对群众和伪军所做的大量工作。在平原上，游击队往往在日军出动前四个小时就得到了情报。在日军每次大扫荡之前，伪军都会给游击队通风报信。游击队还把儿童、孕妇以及伤员送进城里，交给伪军的家属和医务人员照料。日军进攻游击村时，总是命令伪军打头阵，伪军就对空放枪，虚张声势地喊叫：“八路在哪儿？”这就使游击队有充裕的时间撤走。
游击队还在公路上到处挖沟，使日军的汽车无法通行，只好绕道田野，迂回行进。游击队在沟里却能够行动自如，撤退也很方便。
平原的游击队和民兵以及地下工作者还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一遇紧急情况，就把队伍带进地道，领导机关也进入地道继续工作。地道口都经过巧妙伪装，往往就开在干部住房的墙壁里或地板下。地道长约五至十五里，不仅户户相通，而且村村相连。地下通道纵横，多处开有进出口，而且还有不少拐弯抹角的地方，一遇紧急情况，就在那里布置武装岗哨，以对付进入地道的敌人。但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因此抗日政权的干部能泰然安居，即使故人进了衬，他们也能处变不惊。假如敌人逼近家门，游击队就先应付它几招，
然后纷纷钻进地道。倘若日军闯进屋里，也只有徒然四壁，空空如也。有时也许只见一个老妇人安坐在椅子上。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住了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但是，尽管他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根据地还是日渐缩小，正规部队也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员到七万人。但民兵的力量却发展到五十多万人。
十三．饥荒，蝗害，破除迷信
华北人民在敌后坚持八年抗战的惊心动魄而又十分残酷的历史，在此实难用三言两语予以概括。在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山西的“牛皮灯笼”以及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富有反抗精神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个时期的斗争也是在日本投降后爆发的激烈内战的序幕。但是，尽管共产党灵活机动，人民群众英勇斗争，日本人的大扫荡也并非一败涂地。虽然日军未能消灭刘伯承将军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却迫使刘的部队完全处于守势。同时，日军在华北造成的艰难局面，也使抗日的力量遭受到严重损失。
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除了日寇所执行的“三光“政策造成严重的摧残之外，华北人民还经受了更大的灾难。
“老天爷不保佑我们，我们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共产党人也这么说。
那几年，华北平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和歉收。旱灾给人们的打击比日本人的大扫荡还要严重，因为天灾是根本无法抗拒的。饥慌、旱灾、蝗害以及瘟疫，再加上蒋介石的封锁，给边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威胁。
开始是太行和太岳山区农业歉收，接着冀南发生水灾，河南又遭蝗害，转眼间殃及四省。加之从国民党统治的河南地区逃出的近百万饥民，渡过黄河涌入边区。在这些饥民中，家家户户都有半数的人饿死在本乡，幸存者纷纷达到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以求活命。边区政府大力设法拨出钱粮和土地救济这些灾民，但由于边区自身也歉收，救济能力毕竟也是相当有限的。
从河南通往太行山区的路上，饿殍载道。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树上的嫩叶全被饥民吃光，连树皮也被剥得精光，露出白色的树干，象赤身裸体的人那样难看。有些地方，饥民以蚕粪当粮，还有的地方人们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吞食这种泥土的人，也苟延残喘不了几天。
妇女互相交换亲生的婴儿，说，“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当一个人快死时，先替自己掘一个坑，然后爬进坑里坐以待毙，并央告邻人在他咽气后替他添上几杯黄土，到后来，连掩埋死尸的人也找不到了，因为村里人不是饿死了，也是饿得无力铲土了。人们起先是卖儿卖女，后来连老婆也卖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体质日益孱弱，即使万幸降了雨水，也没有气力耕耘播种了。真是一连串的灾祸。
在与敌占区接界的无人地带内，更是鸡犬灭迹，牲畜绝种。全家自杀的惨案时有发生，往往是丈夫先将自己的父母妻子活埋，然后再自杀。这样的悲惨情景，在解放区或后方是见不到的，但在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游击区，却是屡见不鲜。
为了减轻重灾区的负担，边区政府向新垦区迁移了十万人口。每隔三十里设立一个接待站，收容成百上千的灾民。人们肩挑背负着坛坛罐罐、粮食杂物，背井离乡，满腹悲痛凄苦，一路哀泣涕零。可是除此之外，哪里还有活路呢?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旱象未有稍减。人们仰望炎炎赤日如火悬空，俯看脚下龟裂的土地，不禁悲叹：“老天爷不让咱们活下去了一些基督教徒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罪孽深重，受到上帝的惩罚。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世上的人太多了，所以上帝将一部分人接回天堂。连一般的人都在猜疑，是不是每隔几年上苍就要降一次灾祸于人间?于是全村的人都蜂涌到寺庙里，向佛祖如来、太上老君、城煌土地爷叩头求雨。有不少人身穿囚衣，还有许多人装束成苦行僧，脖子上套着枷板，匍匐在地。另有一些人在自己的颈上刺几个洞，再穿上几条长绳，走动时绳子拖在身后，表示忏悔赎罪之意。
尽管宗教狂热在农村风靡一时，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求神拜佛，搞那些古老的迷信。有一些年轻人就相信“人定胜天”。还有人认为“自助者天助”。也有人大声疾呼，“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就在咱们这里，请他来救咱们吧！“一部分人寄希望于政府，期待它来援助和救济他们。
老天爷仍然滴雨未降，人们一天比一天感到绝望。在村干部当中，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起初，干部们跟村里所有人一样，也到庙里去祈神求雨。这一切都无济子事，旱情反而越来越严重。他们目睹了老年人搞的那一套摧残身体的野蛮仪式，那种对木雕泥塑偶像的顶礼膜拜。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这些干部在八路军那里多少受过一点教育，看到达样的情景，心里反感极了。后来有几个年轻人说道：“菩萨不会对咱发善心，干脆砸烂它！“这伙年轻人心血来潮，急不可耐，不顾那些比较谨慎一些的同志的劝阻，也忘记了有关的政策规定。
这伙年轻人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他们冲进庙里，把那些木雕泥塑的菩萨从神座上拉下来，用石头砸烂它们的脑袋。这些奇形怪状的偶像所象征的意义，早已被大多数人所忘却，年轻人就更不会为其所感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必须破除的迷信的残余。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把那些遍体鳞伤的菩萨们从庙里拖到街上，然后再往它们身上抹黑，最后当众把它们彻底砸烂。这种行动使村里的老人们感到大为担忧。
在旱灾煎熬之下，人们对菩萨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并没有人出来保护村里的神像。人们看到，自己一度如此崇拜的神灵，竟然无力阻止和惩罚这种渎亵行为，因而断定菩萨的神威还不及村干部的凡力。只有少数老人认为，把神像砸了会更激怒上天，但他们对大祸的行将来临只能暗暗叫苦。
村子里一部分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靠老天爷还不如靠自己，不如靠毛泽东。当初，他们也并没有以毛泽东来取代他们所信奉的神灵。后来，当他们终于渡过了饥荒，又有了好年景时，不少农家在过去供奉泥菩萨的小神龛里，挂上了毛泽东的小像。
蝗虫的入侵使饥荒更加严重，几乎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在饥荒的头两年，蝗群一来，有如乌云压境，遮天蔽日，席卷边区四省，数日不散，经过之地，庄稼片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