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一位教授的自述
我回到美国后，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人一般都以为，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主要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搏斗。似乎没有人认识到，许多中国人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支持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自己建立的政府。似乎也没有人认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民起来反对他压制他本应代表的民主。
当然，要美国人民不这样看中国内战也不容易。一些著名的美国人士，如众议员周以德、前大使蒲立特、陈纳德将军以及共和党的某些显赫人物，就是那样看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朋友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似乎相信，只要一个共产党士兵在中国的一个村庄里出现，那里的农民就会立刻起来高呼：“共产党万岁?”真是可笑之至。
在这两派人之间还有一种人，他们承认中国的农民支持共产党，可是又说这是共产党骑在农民头上用枪逼出来的。在我临离开北平之前，有一位美国陆军军官向我发表了这种观点，他曾经去过共产党管辖的满洲地区。
“你们这些记者真叫人讨厌”，他说，“你们说边区人民喜欢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由，是因为共产党允许他们组织自己的政府。可是，要是他们胸前对着刺刀，他们怎么敢说不喜欢中国共产党呢?用军队把政府强加给人民，还谈得上自由、民主吗?“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随便用几句“无产阶级民主”的话就能搪塞过去的。不过，我在解放区后方游历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八路军的军人。与蒋管区不同，这里没有卫兵在衙门口站岗，警卫县政府。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一支压迫人民的武装力量在保卫这里的政府，使它免遭假想的愤怒的人民所推翻。
使我获得深刻印象的第二点是，整个地区除了无人地带都没有土匪和民团而这在国民党区域是经常遇到的。在这儿旅行安全极了，简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这些情况如果不足以说明这里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至少也能说明它足一个稳定的政府。
最后，我惊讶地得知，我所访问过的那一、二十个区长，几乎全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小学教员。日本人侵占华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逃之夭夭了，于是这些教员就把学生、朋友和当地的农民组成抗日团体，这些团体后来就成了地方政权。各区的政权又逐渐联合成县政权、专区政权、边区政权。笔者在写此书时，看来很可能将要以这些当初很原始的团体为核心而组成中国新的全国政权。
共产党、八路军对这些政权的影响胜过国民党，这件事与其说是武力的原因，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我了解到，有不少的地方政权的领导人曾经一度追随过国民党和蒋介石，但是后来倒向共产党了，因为他们感到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无法有效地抗日。地方上民选的领导人由于这个缘故，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武力或共产党的宣传而投向共产党一方，这是为什么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又爆发一场全面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曾经思索过，对于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内部力量对比，并使华北人民站到共产党一边反对蒋介石的这种现象，究竟该怎样解释呢？过去曾相信蒋介石能救中国的人们，后来宾弃了他而转向了共产党。对于这些人思想上逐渐转变的过程，该怎样描述呢?我可以象前面那样单纯地罗列历史事实，但又该怎样从更富于人情味的角度来解择呢?就在这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授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把它记了下来。我写着写着，便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而且是一部中国反独裁运动的发展史。
在解放区的时候，我常常见到杨主席。他的政府设在一个小村子里，离我在部队上所住的那个村子大约有十二里远，中间要翻过一座小山。有时候，我无事可做，就逛到那里去，盼望他请我吃饭—他经常请我吃饭。他有一位厨师，是从蒋介石的某省长那里俘虏来的。我不敢说这位厨师政治上的可靠性如何，但是我敢说他的烹调技术是非常出色的。他在一间农民的茅舍里，随时就能做出五六道菜的宴席来。我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其味道和款式远远胜过在上海和北平的高级馆子。这位厨师尤其擅长做蛋，其中一种是把蛋煮了以后裹上面粉烘烤。他做蛋做鸡的花样多极了，我记得我每次去吃饭他都没有重过样。
杨秀峰一般只是为了陪我才吃一点点这样的佳肴，因为他的口味极简单。他和此地所有的人一样穿一身棉制服，不过他的鞋子已磨坏了大半，补着皮子。他身体枯瘦而矮小年龄五十岁上下，耳朵有些聋，问他话很费劲，不过他是北平人，操一口清晰的京音，因此听他说话还是很愉快的。
杨秀峰不经常在家，他常常骑上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巡访各个县，问讯人民的疾苦。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学教授，如今象游方
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样一幅图景，宛如回到了十三世纪，老实说，我总觉得有点滑稽。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干吗要跑到这群粗犷的共产党人和从前的封建农奴当中来呢？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向共产主义事业呢?——何况不是作为党员，而只是作为政治上的同盟者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屋里吃饭，然后又坐着抽土制的烟卷，品粗制的绿茶。他的屋子是石砌的，因为石料在这一带是很丰富的。就在这个场合，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的神情异乎寻常地沉静，简直很严肃。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说，“我已四十一岁了。我想，作为历史教授，我比一般人更爱国。你大概知道，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国难当头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也可以说势所必然。我这么说，只是让你知道，我，一个中年助教授，既非职业军人，也缺乏政治经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就自动投效蒋介石政府，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
“你可以想见，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心中是多么惊奇，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国民党的官儿们跑了，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一年后，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我被选为主任。
“我们来到这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以后—所谓安全不过是暂时的，蒋介石政府开始认识到抗日运动居然能在敌后存在，就突然决定把—个叫鹿钟麟的国民党官员派回河北当省主席。老百姓觉得国民党扔下他们孤军苦战了一年，这会儿又来这一手，十分气愤，大骂国民党两面三刀，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
“看到老百姓这个态度，我觉得必须向他们严肃地讲一讲。我想蒋介石是国家的首脑，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我把我们行署的那些民选的官员们训斥了一个下午，然后叫他们承认鹿钟麟是省主席。
“鹿钟麟一上任，就请我参加他的政府。我答应了，不过条件是我继续当冀南行署主任。
“可是没过几天，就来了不少蒋介石的特务，有走着来的，也有骑骡子来的。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我无权撤销。我要是这么干了，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也会起来反对我。
“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我一听简直气坏了。我极力按接着怒火对他说：‘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土改编成省防军，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挫伤他们的热情。，
“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他们抗日有功。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
“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因为它们末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我指出，当时国民党已经跑了，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呢?我就对鹿钟麟说，‘你这一条是反动的。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
“最后，蒋介石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因此我坚决反对。
“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我感到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我就感到很泄气。我从前满腔热情，现在灰心丧气，万万没有想到，抗战竟是那么难啊。
“有时我也想，对蒋介石的特务退让一下吧，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不对!有多少象我一样的人，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想做好事，想为老百姓做事，参加了抗战，结果呢，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
“我有点自负，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可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感到势孤力单。
“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我只好独力奋战。
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一天，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诬称我逃走了，命令撤销行署。他的告示一贴出来，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他们举出理由说，你鹿钟麟是蒋介石委任的，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那时蒋介石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
“不过，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护送新官到任，给他们保驾。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为此打了不少官司。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每个区有两个区长，每个县有两个县长，每个市有两个市长。鹿钟麟、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石友三的政府。
“要是一两年前我从蒋介石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可想而知，我会吓坏的。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写了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协力抗日，改善民生‘。谁反对这八个字，我就坚决跟他斗争。
“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但他根本不理。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
‘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历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
“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于呢？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
“突然，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了。起先他们揍了鹿钟麟所派的几个县长，接着又揍了石友三手下抓丁的人。石友三派了一名代表来见我，责令我管束老百姓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我回答说：‘要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压迫得这么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干。责任全在你们。
“因为当地的游击队给农民撑腰，石友三就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他想先把游击队消灭，再制服老百姓。由于游击队和附近一个营的八路军关系很好，所以游击队敢于还击。于是石友三只好去打这一营的八路军。就是这样也还没有引起一场大战，因为八路军还是—让再让，老实说有时候我对他们很气恼哩。
“只是在发现了日本军官穿着石友三部队的军服出入于石友三的司令部之后，才大打了起来。原来石友三当了汉奸，对汉奸就不能客气。这一打，石友三就逃到黄河以南，后来叫国民党给枪毙了。蒋介石委任的省主席鹿钟麟一看没有了军事靠山，也开溜了。鹿钟麟一跑，他的政府也就如鸟兽散，我们的行署便成了冀南唯一的政权。
“我开始时的自负，后来的无能，国民党企图消灭民众组织的横暴行为，人民激烈的反抗……这一连串的事情，给我上了一堂意义深长的课，多么生动，一针见血，而又惊心动魄呵！可以说，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大转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切到底说明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反复这样问自己，感到非常茫然。这些曾使我苦恼、使我惶惑的问题渐渐弄清楚了。我体会到光是联合抗日分子是不够的，我明白了我还必须与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这个当先生的人，在中年的时候从人民那里学到了这一课，人民成了我的先生，我是他们的学生。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知识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或者可以说，存在于人民的心目里。我应当做人民的勤务员。
“我的思想有了这样的变化以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再幻想国民党能领导抗战。经过三年的敌后抗战，我认清了国民党反人民的面目。我原先要是个政治家的话，也许还不会有这点觉悟呢。正因为我是个教授，有普通人的感情，所以不齿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决心寻找新的盟友一起抗日。
“国民党跑了以后，我找到了八路军这个盟友。我认识到，西面山西省的丛山对于我在平原上抗战，有很大的帮助；这时有人提出把这两个地区联合起来，我非常赞成。
“我知道在太行山薄一波那里有不少我的学生，从阎锡山政府里跑出来的戎伍胜也在那儿。我决定去找他们谈一谈。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太行山里的总部，我们开始筹划在黄河以北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杨秀峰停顿了一下，我分明地注意到，在他的眼瞎里，在他的脸上，掠过一种不胜感慨的神情。
“经过一番磨练，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当教授的故我了……哈，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这个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哎，没什么……“
十五．边区的官员
杨教授来到山西不久，华北各地五百名代表会聚于太行山。其中有不少人来自游击队，大家几乎那是穿过日军重重防线，经过几个星期的艰险旅程而来的。他们成立了一个参议会，杨秀峰当选为参议会主席，戎伍胜为副主席。关于戎伍胜，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
会议开了四十天，代表们在会上正式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了基本纲领。在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纲领仍然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根本法。其主要之点是对于土地改革、按收入征税、武装民众、通过新婚姻法、发展生产以及制定雇工法作了规定。
按照杨秀峰的说法，这个纲领在当时的意义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充分有效地进行抗日斗争。杨主席说，武装民众是为旧法所禁止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民主的最高发展”。
“实行男女婚姻平等，我们就打碎了在家庭生活上的封建桎梏。
“通过减租，我们吸引了农民来参加抗日，但是不同意他们分土地的要求，这样也就避免了地主富农的叛离。
“最后，我们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同时又鼓励发展贸易，发展工商业，于是，抗战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现在打仗还是依靠这个基础。“我认为对扬主席的话需要作几点修正。共产党改善了其所辖地区人民的生活，我对此没有什么怀疑；他们使妇女在婚姻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虽然杨秀峰声称不分土地是边区的根本法，然而在一九四六年年中，共产党发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指示，这个纲领就被完全废除了。显然，边区政府是服从共产党的政策的，并不代表地主。这样，本来是为进行民族战争而组成的政府，现在却开始进行阶级战争了。
不过，这个纲领的关键之处在于武装民众。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被武装起来，在今日的内战中仍然掌握着武器。可以说，这是他们民主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将来打败蒋介石以后，是否还允许民众拥有武装，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那里的时候，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政治机关，边区政府官员就是由参议会选出的，而参议会又是由各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参议会的政治成份和其他边区一样，是由法律规定的。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三分之一，“进步分子”的代表占三分之一，“中间阶级”占三分之一。
这种制度称为“三三制”。在这种制度中，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代表，“进步分子”代表小商人、中农、自由职业考和知识分子，“中间阶级”代表小地主、商人和民族资本家。
别以为这样的政府有点象美国式的政府，请听杨主席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政府里没有反共分子、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位置。倒不是说法律不许他们参政、不许他们投票，而是人民根本就不选他们。国民党员的席位还是有的，我们五十一个常委里就有十个国民党员，而共产党员有十六、七个席位。如果人民选出的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就得向其他党派让出所超过的席位。“
这种政府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高等法院，没有制约政府的机构。不过参议会可以弹劾主席、副主席或政府行政部门的任何人员，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就可以将他罢免。
“三三制”还存在一些问题。边区官员承认，有些人退了党以便参加政府。显然，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把秘密党员选入政府。最后，从根本上说，这个政府在边区并没有控制权，权力是在一个叫“救国会”的组织的手里，“群众”是由这个组织来控制和动员的。关于这个组织，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里只须指出，边区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政府有权利，救国会有权力。“
边区政府的行政机构也许是全世界同等规模的政府中最精简的一个。边区、专区、县、乡各级政府加起来，总共只有十二万五千名男女公职人员。这个数目除了官员以外，还包括警察、职员、文书、警卫、伙夫、通讯员和饲养员等。
根据我所看到的统计数字，这些政府职员中有百分之五十是来自农民和工人，百分之四十来自如识分子和商人，百分之十来自地主和民族资本家。这种比例与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大致相当。
这些人员中，有百分之三十做行政工作，百分之二十做治安司法工作，百分之二十做教育工作，百分之十五做生产建设工作，百分之十做群众工作(土地改革、合作社等)，百分之五做党务工作。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
边区政府的精简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臃肿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边区政府的财政局只有十六个人，而国民党山西省政府的财政厅却有二百五十个人。
边区政府本部的全体干部(他们不愿被称为官员)只有一百六十人。我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一住在我周围的村庄里，其余都外出到各个专区，检查土地改革和税收，并进行调查研究。
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杨主席在六个月之内就下乡三次。其中一次他骑着骡子在太岳区的穷山沟里转了两个月。他外出期间慰问部队，与农民谈话，研究土地改革，总之是想了解政府的法令是否对头，该不该改变。
这种出行与美国政客为拉选票而作的巡游大不相同。不过，也包含向人民宣示政府的善意这种目的。
“我们不能让人民把我们看成外人，”杨秀峰说。美国的政客可能会觉得他和善得有些过分，但是传教士一定会赞成的。
“我们出门上路，要带上粮票，自己做饭。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吃得比最苦的农民还差。
政府官员外出，要自己背行李。人民看到这种情景，或者看到场主席穿着打补丁的褂子，就觉得边区的官与国民党的官到底有些不同。
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薪金，他们每日配给二十五盎司的粮食和三个半美分的菜金，每月发三分美金的津贴费。他们两年发一套棉衣。厨师、食堂人员、饲养员和赶车的多发一套，因为这些人穿衣服费一些。
政府职员住房是不交房租的，一般是三四个人同住在农民的一间房里。虽然许多高级官员与妻子住在一起，但是我发现当地官员很少带家属，因为粮食有定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结果，妻子儿女就呆在老家。
在共产党地区，政府官员的生活是艰苦的，物质报酬是谈不上的。贪污勒索在中国久有传统，但在这里却没有什么机会。在通常情况下，这样是不能吸引社会才俊之士为政府工作的。但是，这些原本是为了抗日而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士，对他们菲薄的薪金和艰苦的生活并不介意，因为他们希望，在战胜蒋介石之后，能够担任负责职务。
我发现有少数政府职员，尤其是厨师和饲养员，因为生活条件艰苦而情绪低落。高级官员就让他们学文化，开阔眼界，以克服这种情绪。
虽然边区受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但是政府的高级职务并不由工人和农民担任，而是往往被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所垄断。
杨教授着意向我说明，在解放区，知识分子的出路要比无产阶级广的多。政府一直想从外面获得技术人员，以每年一千三百磅粮食的津贴招聘任何愿意摈弃蒋介石的人。从北平跑来的大学教授每月可以得到两百美元左右的薪金，这比国民党给的多，不必说，比一个普通边区官员或共产党干部的薪金更是多出许多倍。对知识分子如此优待，足以说明共产党是多么需要受过教育的人。
象我这样的外界人土过去常常不理解，一个大部由毫无经验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何以能治理边区呢？一直到四十一岁时还是教授的杨秀峰为例，他过去毫无经验，他的同僚们对行政艺术也同样是一窍不通，他如何能管理三千万人民呢?
杨秀峰在这个问题上给我的回答，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理论家的回答。这些理论家宣称，对于人民，必须把民主教给他们，至于谁来教导先生，则绝口不谈。“我不过是个学生啊，”杨秀蜂对我说，“可能还是中学一年级生呢。我们不懂做官的那一套，大概难学得很哪。国民党一开始还笑话我们行署的公文太简单，可是后来，他们也觉得还是简单一些好。我们的法院办事也是如此。法官就在纸条上书写简明扼要的判决词。
“我觉得我在领导工作中的最大缺点是接近人民不够，我有时还犯官僚主义哩。
“举个例子说吧。一九四二年我们禁止缠足，当时我们下了一道命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解放小脚’，凡是缠足的女人都罚款；但这种官僚主义的办法行不通。后来我们撤消了那道命令，改用宣传教育的办法，结果群众就自动把小脚解放了。
一九四一年，我们推行强迫教育，但这是一种书生气的、官僚主义的办法。家长都太穷了，无法送孩子上学，而且还要孩子在地里干活呢。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命令也撤消了，一方面设法改善家长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取消了学费。“近十年来，杨秀峰不但学会了行政管理，而且他的整个人生观也改变了。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在新社会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呀。“他对我说。
“我打游击那阵子，还以为政府最好是设在大衙门里。现在我感到，住在这座简陋的房子里办事更便当，因为这样更接近人民。
“抗战前，我不愿搞政治。现在我认识到，没有政治工作，什么事也办不成。
“我早年留学法国的时候，很喜欢去卢浮宫欣赏油画。现在我变了，我不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了。“这话听起来有些马克思学说的味道，于是我就问杨秀峰为什么还不加入共产党。
“如果你要说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我无话可说；可是你要问我想不想入党，我只能说我要争取。你可以把我看作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吧。“
“那么，”我问杨秀峰，“你的政府真是共产党的傀儡吗？”
扬秀峰面有怒色。“谁要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傀儡，那就请他亲自来看看。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各个主要问题上在实行共产党的纲领，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欢迎资本家，支持土地改革，相信民主，那还讲得过去。
“但是，看问题应当看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好处。判断任何一个纲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必来这里。“
如果要正确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杨秀蜂最后说，“那么就说我们是人民的傀儡吧。”
十六．农村中的民主
在共产党区域，有两个革命事件对农村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土地改革把地主逐出村政权，从而消除了农民自古以来对官府的畏惧。农民不再象过去那样坏着惊恐的心理看待政府。他们亲眼看到村子的统治者从宝座上滚下来，政府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势力，不再是高踞于上的、遥远的、不可驾驭的东西。
另一事件是游击战。由于打游击，共产党干部常常要在农民家里寻求掩护，这样，农民便渐渐对政府产生了亲近的感情。政府成了在地上的东西，农民伸手就能摸着，能与它握手，甚至能打它的耳光。政府堂皇的外表，官员身上唬人的制服和绸面皮袍，以及在威严的衙门口持枪站岗的卫兵统统都不见了。在农村里，官员们象农民一样穿着棉布衣裤，象农民一样说话，象农民一样生活。他们基本上就是农民。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他们与普通人有什么两样。他们也不称作“长官”、“老爷”，甚至也不称作“先生“。干么要称他们这些?他们都是农民自己推选出来的嘛。
可是，“新式民主”是件多么新奇的事情!民主的工具突然塞到落后的农民手中，他们一时还不知如何运用。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可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还是统统进行了选举。
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一个村庄的时候，并不马上举行选举，一般也不触动村里的头目。可是土改结束不久，局面安定之后，就对所有的村民进行登记，审查选举资格。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只要没有神经病，抗日时没有当过汉奸，都有资格参加选举。全部登记名单就张贴在村里街道旁的布告牌上。有选举资格者，名字用黑笔写出；无选举资格者，名字用红笔写出。
选举委员会把村子按方位分成几片，每一片推举出一组候选人和一两个预备候选人。选举前的一星期用于竞选活动。候选人一级不以党派纲领进行竞选，而是以个人政见进行竞选。
在抗日战争中，一个典型的竞选纲领大致如下：
一、我保证带头抗日，为全村报仇。
二、我要带头生产，让大家丰衣足食。
三、我保证搞好儿童保健。
四、我要组织民兵，维护治安。
今天，在内战时期，竞选诺言就变成另一个样子
一、我要保卫翻身果实。
二、我要带领大家狠狠地打蒋介石。
三、我要办好冬学。
选举前的演说常常反映了村子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
“咱们的人要是选上了，”山东农村的一个老大娘说，“咱村纳粮出公差就会公平啦。治安也能好，孩子也能念上书，大伙儿生产也能搞好。“
支持一位旧日地主的人却这样说：
“咱的候选人虽说是地主，可是个好人哪。过去他借给大伙儿钱，利息都少要。他要是选上了，还能好呢。“竞选演说家们拿着话筒招来听众，他们挨家挨户地拉选票，他们在村里的布告牌上张贴赞扬自己候选人的宣传词。街头演说家倒不太多，村民们有时站在场院的石碾子上，这样，谁都能看清演说家，也能听见他的演说。竞选大会并不激烈，不过在辩论中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的候选人不好”，“你是地主的走狗“，“你是二流子”，等等。
到了选举那一天，老百姓就聚集在投票场所，这一般是学堂或是当地的寺庙。由于许多投票人不会写字，投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
有一种方式是用几只颜色不同的碗，每一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投票人要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投一粒豆子。豆子由选举委员会发，不许私带自家的豆子。还有一种用碗的投票方式保密性更强。用这种方式投票，发给投票人几粒颜色不同的豆子，每一个候选人面前都倒扣着一只碗，投票人在每只碗下都塞进‘一粒豆子。只有一粒豆子是代表赞成票的，比如红豆子代表赞成票，那么谁得到红豆子最多，谁就当选。
还有这样一种投票方式：把几张大纸贴在墙上，每一大张纸上写着一个候选人的名字。投票人举着一根点着了的香，要选谁就把香头往谁的纸上戳，那姿势简直有点象瞄靶投标，一戳就把纸烧出一个洞。这样，谁的香洞多，谁就当选。
还有一种投票方式是用一张大纸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写上，投票人要选谁就在谁的名字下画一个圆圈。
也有用选票选举的。有一种选票只是一张盖着村公所公章的空白纸。投票人把要选的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投进票箱。还有一种选票是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投票人要选谁就在谁的名字旁画一个记号。
投票一结束选举委员会就开始唱票，把当选者的名单贴在墙上。
选出了村长，村民们就给他献上一朵红纸花，人们还到他家门口敲锣打鼓。当村长走出门向庆贺的人群致意肘，人们常常用一根竹杠子把他抬起来，到街上游行一周。这棍竹杠子叫做“独龙杠”，意味着当选者是村里的独龙，是头头了。
在农村中建立民主并不那么轻而易举。由于交通不便，到各村开展普选就得花费一些时间。让老百姓去投票倒不费什么周折，因为在中国农民单调的生活中这是件新鲜事。起先，大家对选举都很感兴趣，在第一回选举时，一个村往往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参加投票；后来，这股新鲜劲儿一过，有些人就觉得把下地干活的时间花费在选举上实在不值得。
农民们没有长期的民主传统，因而选举一结束，他们就认为万事大言，不再去监督他们的官员。而且，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也是进行地方行政工作的一个障碍，边区的行政人员中，多数都没有工作经验，他们只能在干中学习。
在山西的一个专区，有个县长想要发动人民搞土改，又不知道如何着手。他就把部属召集在一起，命令几个人分别扮作地主、中农、放债的和贫农等等。然后这几个人就演了一场假戏，以试验如何同人民联系。
新官员也不太懂怎么书写公文函件。例如，按照中国官场的旧例，行文中对上司的称谓和对下属的称谓是不同的，有些官员就弄颠倒了，给下属去函时写“敬启”，给上司呈文却写“此示”。
这些只是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建立民主时遇到的一些日常小困难，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
解放区的农村和美国的城市一样，有时也有恶霸为害。这些恶霸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残余。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不实行分田，地主在农村中保留了经济势力，也保留了政治势力。这样，一个四百人的小村子里，当村长的往往仍是地主，而一个一千人的大村子，村长不是地主就是地主的代理人。
乡村里初次实行选举的时候，地主只须威胁退佃或不准赎回典押于他的土地，就能让人把他选上台。随着农民觉悟的提高，地主就多费些心机。他们雇佣地痞对选民进行恐吓，把心腹安插到点票的关键岗位上，或是往自家候选人的碗里多塞些豆子。
解放区鼎鼎有名的作家赵树理，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把这种舞弊现象描写得很详细。小说的主人公李有才，是个老羊倌。多年来，他把村里的人和事编成快板，给自己和老伙计们解闷。八路军来到了李有才那个村里，告诉老乡们，现在民主了，大家应当自己选举村长，于是地主阎恒元就马上当选为村长。年年选举一次，年年阎伍元当选。对于达件事，李羊倌编了下面一段快板进行讽刺：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
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地主被李有才的快板弄得狼狈不堪，就不再当村长了，但却设法让自己的一名亲信被选为村长。一切还是老样子，因为新村长对老村长唯命是从。为了揭露这一情况，李有才给地主及其傀儡村长又编了一段快板。
村里的穷人开心地传唱着李有才的快板。地主害怕这这羊倌的影响，就指使村长把他赶出了村子。李有才被迫避居山中，但他的歌却留在人们的心里。最后，人民终于把地主赶下了台，选上了自己的人。李有才返回了村子，又编了一段快板庆祝选举的胜利
故事简单么?是的。宣传么？不错。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宣传，是目的崇高的宣传。赵树理讲述了一个村子如何与压制民主作斗争的故事，就等于告诉别的村子，它们也能够打垮压迫者而赢得民主。赵树理还向人民指明，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为平等而斗争，不能把民主当成共产党或八路军的一种恩赐。
如果认为解放区农村政权的形式是十全十美的，那未免有些虚妄。如果以为八路军或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能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欧美那样的民主政府，也是一种主观臆想。文化水平低，经济原始，这就注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在今后很长时期内都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缺乏经验并不能为共产党人在地方选举中的许多做法开脱。有许多例子说明，他们操纵选举，很少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们尽是提拔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也就可能给怀有野心的不良分子以掌权之机。在一些村庄，各候选人的政纲都包含一条“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的口号，这就极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用意并不在建立乌托邦式的民主，而是在培植支持自己的力量。然而，在战争和革命期间，如果指望他们不这么行事，也是可笑的。我与之交谈过的共产党人，大都很坦白地承认，他们需要建立巩固的拥护自己的基础。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所谓“开明人土”，却竭力向我说明，每个村子都是由人民所拥护的人管理。这种说法是可笑的。我发现，在不少村庄里，老百姓对当地官员是怨恨的。我见过一位农村姑奴，她非常热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但是这位姑娘与许多追求新贵的女人不同，她对我说，“我不愿意嫁给干部，他们都是些想升宫发财、不管老百姓的家伙。“当然，观点相反的姑娘也有的是。
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如果一个五百人的村子是由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农民协会发号施今进行管理，而不再是由一个有权势的地主任意统治，这当然应该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
国民党、蒋介石总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须先实行一个时期的训政。解放区的领导人嘲笑了这种理论。
“在施行民主之前，先训练人民，这是毫无用处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对我说，“人民要是过上了民主生活，习惯自然会改变。只有体验民主，才能学会民主。“
十七．赵树理
严格地说，本书这部分章节是写政府的，不该写他。不过，他是作为不速之客闯进我的房间的，那么，也就顺便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吧
这天一清早就下雪。我坐在我那石板地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和孤独。这时，他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象私塾先生似地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儿，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我想。但是走进我屋里烤火的其貌不扬的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他就叫赵树理，是个作家，我在上一章里引用了他的作品。我同赵树理愉快地渡过了两天，可是我不认为我对他很了解。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着奇特的经历。他与杨教授不同。杨教授投奔共产党，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赵树理投奔八路，却由于他不见容于中国封建旧社会。比起杨教授来，他的身世也许更能说明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赵树理出生于山西太岳地区的一个小城镇。他是一位贫农的次子。家里有八口人，靠着种十七、八亩土地为生。为了湖口，他不得不拼命地于活。冬天到煤窑外捡煤，其余时间就在地里流汗。赵树理小时候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特别爱好戏剧和音乐。他很小就学会了敲鼓、打钹、击节、吹笛、唱戏，而且很出色，于是村里的成年人就让他参加了“八音社”。这种熏陶为他以后给八路军写戏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赵树理的祖父是个读书人，从小教他读四书五经。他让赵树理信奉三合教，这是一种把佛、道、儒三教教义揉合起来的宗教，强调行善致福。赵树理有一种善恶之行的记录，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就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坏事中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赵树理的白豆总是比黑豆多。赵树理的父亲相信，仕进之道仍然和皇朝时代一样，要靠读书，便送赵树理读小学。小学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那一套。由于祖父早先的训诲，赵树理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赵树理上不起中学，便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可以免缴膳宿费。在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他那山沟之外的现代世界，了解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如乔治·华盛顿的事迹、法国革命、工业化时代等。他在那里找到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译本，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这时，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他便尽义务似地结了婚。新婚后同妻子住了几天就返回学校了。过了两年，他成为一群学生中的核心人物。这群学生是由二十个“思想进步”的分子所组成，他们认为课本中无用的古文太多，科学的内容太少。这些反抗分子对校长进行了指责，这位校长在筹款盖科学馆时贪污，结果只盖成了一间空房子，除了几只桌椅外，什么仪器也没有。这件事激起了公愤，校长被撤职了。新来的校长显然遵照军阀阎锡山总部的指示，把赵树理和其他五个同学开除了，说他们是共产党。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刚刚在上海同“赤党”决裂不久。那时在中国被指为共产党比今日在美国被指为共产党要可怕得多。赵树理根本没有见过共产党，也从未看过共产党的书籍，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除了回老家，别无他途。他种了一个时期的地，教过和尚识字，后来到一个小学任教，校长是个地主，也是当地的大债主。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负债的农民拿着酒肉到学堂里请校长吃席，求他不要没收他们典出的土地。酒席有时要吃到凌晨三点钟，校长要到下午才能起来上课。教员们也颓丧起来，抽上了鸦片烟。大约就在这一期间，赵树理的妻子死了，赵树理便回家料理丧事。丧事完后的第一天，军阀阎锡山的特务把他逮捕了，押送到省城太原，和一些学生一道，投入一座专门关押共产党的监狱。狱吏对赵树理等人说，只要他们写出反共的文章，就可以获释。赵树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起码知识。狱吏嘲讽地把几本共产党的小册子扔进牢房，说：“喂，这就是共产主义。你们写文章批它吧！ 这简直等于扔给赵树理一把开启精神牢房的钥匙，虽然打不开通往自由的门，却打开了这个小伙子的心房。他告诉我；“共产党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旧社会，号召建立新社会，把我吸引住了。我正苦于不能解脱旧传统的羁绊，共产党的理论使我豁然开朗。“这位年轻的囚徒虽然在肌体上挨饿，但是在精神上却获得丰富的食粮。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后，赵树理获释了。他虽然从未见过共产党，但是由于残酷的折磨，由于读了狱吏给他的材料他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很想找到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赤匪”，可是一个也碰不到。他的思想渐渐地有些颓丧。他找不到教书的工作，于是靠卖文章湖口。他给两家报纸的副刊投稿，每千字大洋一块钱。他的文章写的是饥一天饱一天的流浪汉，影射社会的恶劣环境。“我写我所熟悉的生活，”赵树理说，“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说出来，我只能写得很隐晦。最苦恼的是，我维持不了生计。“其中一家报纸因为编辑写了一篇批评阎锡山的文章，被封闭了。赵树理无以为生，只好回农村老家了。他父亲对他的落魄很是生气，他回答道，“这不能怪我。非得整个社会变了，咱们的家运才能好转，不然咱家就得穷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