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根本就不理会我这一番话，”赵树理说，“他觉得我应该再娶个媳妇。而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亲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可是在那种旧社会里我只能采取这种态度。“
赵树理续弦不久，又离开了家，到达黄河南畔的开封，在朋友的书店里当店员。他希望这回能有个牢靠饭碗。可是他来开封不久，蒋介石的官员们为了展宽街道，把书店拆了。赵树理只好又回家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西方人难以相信的奇事，但是，这种事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典型的，并足以说明普通中国人某些行为的根源。赵树理在回家途中路过黄河大桥时，被警察拦住搜查行李卷，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四块银元。通过了搜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脚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说只有会门中才用的黑话。这引动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了他的情报。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
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那四个人的怀疑，他们尾随他回到太原。赵树理被弄得很紧张。他到太原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朋友处投宿。晚上，赵树理开始给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突然，与邻屋隔开的墙上响起了重重的、严厉的敲击声，赵树理吓得闭上了嘴。以后的几天，只要他一开口想说，就有敲墙声。他想，谁是那帮人觉得他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秘密，所以警告他不要多嘴。
赵树理料定自己要惨遭不测，他对于自己悲惨的生命并不怎么留恋，但很不愿连累朋友，于是决定跑去自杀。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是一种极深刻的揭露，而见也说明赵树理当时无谓的轻生厌世思想。他对谁都没有说，就投入太原的湖中。
有人把他捞了上来，他在警察局里恢复了知觉，然后象一条挨过鞭打的狗似的回到朋友的住所。同蒋介石特务机关有勾结的帮会立刻在大学里散布谣言，说赵树理疯了，还诱使一家报纸刊登这种消息。学生们都嚷嚷起来，纷纷要求赵树理的朋友把“疯子”赶走。赵树理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又想起自己过去的勿损人、只行善的宗教信条，便不去争辩。帮会派了一个人告诉赵树理的朋友，有个地方可以给赵树理治病，赵树理便顺从地跟那人走了。
那人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那里有很多逃荒要饭的人和土匪，这个地方就叫“满洲坟”。土匪把赵树理安置在一个馒头师傅的家里。“这位师傅待人好极了，你跟他过会满意的。他们说。师傅显得非常友好，专给赵树理做了馒头和烙饼。馒头和烙饼很好吃，可是有股怪昧。没有几天，赵树理的牙床就出血了，他断定人家给他下了砒霜。“他们用了一种药来减弱毒性，“赵树理说，“他们想慢慢毒死我，这样可以不留痕迹。”他每次吃一块怪味烙饼，师傅就在本子上记录一次。“好，好好地吃。“师傅总这么说，并带着怂恿的神情朝赵树理微笑。
土匪们有自己的黑话。他们要杀一个人，就说：“闺女要出嫁了。“他们给赵树理吃毒药时，也用黑话说毒药的用量，如说“棉价一毛”或“麦价三毛”之类的话，表示每天在烙饼中的砒霜用量。
赵树理对活下去已不抱希望，他继续吃饼，日渐虚弱，但是什么话也不说。他那漠然处之的态度使土匪也感到惊奇。他们觉得犯不上把这种绝望的人杀掉。有一天，当他们转移巢穴的时候，就把他放了。
赵树理从满洲坟回来后，一个朋友给他在乡村师范学校找了个工作。这时正是日本侵华的前夕。在山西的知识分子中，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可是阎锡山不允许示威，也不允许任何公开的反日宣传。这回，赵树理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统治者的义愤有了真正的理由，而且还找到志同道合者。每天下午，他和两个教员都把校园大门锁上，举行违禁的反日会议。
日本入侵中国后，赵树理参加了薄一波组织的牺牲同盟会，上了山。不久，他孤身一人在农村里，阎锡山的县官都跑光了。他决定自己当县官，可是上任头三天他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老百姓都逃到森林和山洞里藏起来了。蒋介石溃兵的掳掠行为，吓得人们不敢回家。赵树理硬着头皮来到士兵中间，这些士兵正在乱挖老乡埋藏的粮食。他们恨不得把逃走的农民抓来杀光。他劝土兵不要毁坏家具当柴烧，不要搜粮食。他说得很和气，用了一些格言成语，可是心里却很紧张。他说：“你们要是能这样做，老百姓就会回来，给你们弄粮食。”赵树理用这种办法使土兵和老百姓和解了，也忘却了个人的烦恼。
他成了游击队的干部，游荡了两年，最后同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开始搞宣传写作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使他有机会告诉士兵和老百姓要和睦相处，他喜欢八路军，因为在他看来，八路军亲近穷人，接近他自己的生活。一九四O年，八路军办了一个报纸，赵树理参加了编辑工作。由于日军的进攻，编辑部分成两部分。一连四年，赵树理总是在流动，一会儿写文章，一会儿打仗，但是他并未感到象过去做“文丐”那样低人一等。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他有了较多的时间，开始为报纸的副刊创作短篇小说。他的一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为了婚姻自由而与父母、与全村作斗争的故事。边区政府把这篇小说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是赵树理创作道路的开端，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又写了六七本书和几个剧本。他从此名扬解放区以至蒋管区。在蒋管区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等，把他誉为新文学的魁首。
赵树理并没有从销售他的书中得到版税。我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好多少，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觉得好笑。“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中国大多数作家是付钱给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钱给作家。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
“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边区出版社当编辑。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毯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凉。过去我从来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战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掉了。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
不过赵树理并不幻想要做个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那样会使他脱离人民的。“我应该投入社会生活，“他说，“我要跟上革命的各个阶段。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土地改革，以后大概就是搞工业化。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所以我想去美国看看。我很想写重大的题材，也许内战结束后，我可以安顿下来专心专意写它一阵子不过我决不愿完全脱离人民。”
“也许，”他说，“有人会觉得我的书没啥意思。抗战前，作家们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这种作家对于描写在我们的农民中所进行的革命是不感兴趣的。我若请这种人写政治性的书，他们就很不高兴，觉得受了拘束。可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从前我却办不到。
“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写小说，写剧本。过去，我使用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我的东西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后来我想到，农民能看到的书尽是些极端反动的书，这些书向农
民宣扬崇拜偶像，敬鬼神，宣扬迷信，使农民听凭巫婆的摆弄。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
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都不识字，所以我就写能为他们演出的剧本。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谈到自己的写作技巧时说，他不喜欢在作品里只写一个中心人，他喜欢描写整个村于、整个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是由他所了解的许多人的综合体。为了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下乡与农民一同生活，一同在地里劳动，并参加他们的合作社，在土改中同他们并肩斗争。
我翻译了赵树理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写农村选举的，第二本是写婚姻自由的，第三本是写一个乡村的战时生活的。他的第四部书名为《福贵》，写一个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变成了好人。这是托尔斯泰式的赎罪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到赵树理早年宗教教育的痕迹。不过己不是上帝改造人，而是革命改造人了。
说实话，我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有人说，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我不同意这一点。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不过，若是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一位中国作家，也未免太学究气了，尤其是这位作家不仅进行写作，而且还当编辑，干农活，参加土改以及形形色色的运动。我想，等战争结束后，赵树理有了更多的时间，就能写出重要的作品，甚至能写出西方读者也感兴趣的作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