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
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演戏筵席上受着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当我得知正是这些将领和国民党官吏把饥民的土地收去抵税，等侯雨季放佃时，我就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时候，每天都有农民来到我的马车跟前，向我哭诉自己的悲掺遭遇，每天晚上都有县官偷偷来到我的住所，求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老百姓还未全部饿死之前，帮帮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帮帮忙吧！”我答应尽力而为。
我回到重庆后履行诺言，在珍珠港事变前不久，写了一篇报道，叙述我所目睹的惨状，希望引起外界注意，迫使蒋介石或是出于差愧或是出于策略考虑而为他那些不幸的臣民做点好事。但蒋介石的国际宣传局局长声称，这与他从内地传教土(他们当然没有挨饿)那里得到的消息不符，便把我的稿子扣下。这位我十分气恼，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然而，在这次据说是我所捏造出来的饥荒中，有好几百万农民死去了。
这么多人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由于旱灾和歉收。可是蒋介石的官员、地主、税交却没有一个饿死的。华北解放区的气候同样恶劣，同样缺雨，却没有死这么多人。此中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这边的人挨饿，而那边的人却有饭吃?
河南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而是因为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太贪婪了。应当说，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
我常常感到纳闷，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冲进城去，打开粮仓，把军人用枪、税吏用秤从他们那里抢走的粮食拿回来呢1他们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并不想死；既然横竖是死，为什么不起来斗争，反抗那些封建统治者呢?事实上他们还是反抗了。一九四二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
有位北平教授也许心中想到这个事件，所以在一九四七年警告蒋介石说，路易十六是因为实施腐败和暴虐的税制而被赶下台的。“除非你改革税制，”这位教授预言说，“否则法国大革命就会在中国重演。“
教授的话里只有一点错误：革命不是将要在中国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发生革命的部分原因是苛捐杂税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只要有推出来帮他们甩掉背上的重负，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那么他们就会跟着谁走。
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宜存在。不过这些残暴的军阀，在蒋介石政权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
近年来，蒋介石的职业辩护士把沉重的捐税归因于抗日战争。可是他们无法说明，何以国民党几乎是从其当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收重税。
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所谓黄金时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据官方材料，中国农民必须交纳的五花八门的捐税，也有一百八十八种之多。一九三二年，据说是蒋介石实现大治之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多数地区的田赋也比美国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赋更苛刻的，是各种名目的杂税，其数值往往十倍于正税。在前清末年，杂税从未超过正税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蒋介石的鼎盛时代，杂税竟高达正税的十倍！
对农民这种骇人听闻的剥削，在抗日战争时期自然又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为了进行这场战争，蒋介石在其纸币变得毫无价值的情况下被迫放弃货币税，改收实物税，要农民交粮。
四川省是蒋介石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那里对农民征收实物税有时达到稻米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是百分之五十三；在云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头上的税虽然增加了，可是他们总是以增加租子的办法把负担转嫁给佃户。如果佃户过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谷或麦子，现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时超过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达种情况。这样佃户还得去买米来缴祖。也就是说，佃户在稻田里于了一年，到头来自己却得不到一粒米。
抗日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备受压迫的庄稼汉松一口气。虽然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在内地和光复地区免税一年，但是实际上农民还要拿出更多的钱粮交特别捐。
这一类捐税多少还是固定的，虽然名目繁多，却还不及农民实际捐税负担的一半。这是因为兵捐这种古老的赋税形式在西方早已废除了，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消失。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兵捐实际上比过去几个世纪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兵捐的负担确实吓人。由于军费无着，军官层层盘剥，拖欠粮饷，以及搜刮之风盛行，不少中国军队就依靠兵捐来获取粮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额银行存款。粮食、牲畜、车辆、房屋、金钱以至人丁，都是军官们征派的对象。不过若是没有蒋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绅的合作，对农民的这种剥削是不能实现的。其实，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抉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光说数字不免抽象，据我所知，兵捐之重，不仅使农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粮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们卖儿卖女，把妻子给税吏为佣为妾。
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已成为历史的往事，那么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政绩如何呢?
十九．解放区的税制
共产党处于敌对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贸易被隔断，几乎没有工业和商业的收益。与蒋介石相比，他们更是迫切需要筹款以进行战争。他们的经济必须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以供应军队粮秣装备，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开支。他们若不赤裸裸地搜刮民财，不进行比蒋介石还厉害的横征暴敛，能维持下去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特地拜访了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长戎伍胜。他是我在解放区所见到的最可亲近的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军阀阎锡山属下的一个县长。当时，县政府的经费主要来源于阎锡山的鸦片专卖收入。
抗日战争开始大约一年以后，阎锡山的许多大烟兵败逃，沦为土匪。另有一小部分部队躲到晋南去了。在那里，阎锡山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戎伍胜在里面当政治指导员，向部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因为阎锡山没有多少要抗日的意思，这支新军就哗变而投奔了太行山的刘伯承将军。经过内心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戎伍胜也弃家跟着部队跑了。他父亲对此表示鼓励，而贪图享受的妻子则拒绝跟他上山，把他大骂了一顿。在游击区，戎伍胜遇见了一位也走上同样的“革命道路”的姑娘，他便与原配妻子离了婚，而娶了这位姑娘。这时，华北的五百名代表选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这种经历并没有使戎伍胜变得严峻、不可亲近。相反，他具有一种逗人的幽默感。他丝毫没有新来的北平学生那种令人讨厌的偏激，这些学生只要听到对解放区的情况有半点批评，就怒发冲冠。也许是因为他的胸怀宽广，他能够以完全超脱的态度谈论共产党干部与政府干部之间的争执，并且津津有味地讲述“土包子”干部在新解放的城市初次见到机器和抽水马桶一类西方文明时所闹的笑话。
不过，令人惊叹的还是他的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知识。我用了很多时间同他谈论各式各样的题目，如银行业务、农业生产、手工业、婚姻、鸦片，以及从骡车夫的生活到妻室同革命的关系等许许多多的话题。戎伍胜的言谈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他六年来所从事的工作使他同各行各业的人有直接的联系。
这样的人未必只是他一个。解放区的干部似乎都能担任不止一样的工作。我认识八路军的一个干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任前线一个团的政委；一星期以后，当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使山东被淹的时侯，我看见他在洪泛区指挥救灾工作；再过两个星期，他出现在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而一个月后，他成了一个新解放城市的市长。尽管这种多面手并不少，我还是感到惊异，因为这种人才在美国不可多得，他们主要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而不是产生于实行按专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时代。看来八路军干部几乎什么都能干。
但在这个落后的地区，若不依靠多印钞票、多收捐税，又如何能筹款支援战争呢?这是个大问题。
我知道，戎伍胜的财政厅里一共只有十六个人，但是却进行着编制预算、征收赋税、发放农业贷款、发行货币、指导银行业务等项工作，控制着三千万人口的财政事务。戎伍胜刚当上财政厅长的时候，他的财政知识仅限于过去在省城学校里所学的、现在几乎忘光了的那一点经济学课程。他从未管过一家大银行或一束大商号，可是现在他居然在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筹措部分的经费了。我问他：“你是怎样做这个工作的？“
他笑了：“我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呢。我没有什么法术。我的预算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不平衡。这只能怪我们自己愚蠢。我们原来以为马歇尔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于是就削减了预算。现在，我还得追加三百万美元经费，来对付军事开支。。
“如果我们不打这场战争，”他继续说，“我们不仅能平衡预算(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能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其实，我们的预算是很小的，你听了也许会惊奇。我们全区一九四七年的开支只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七十来自田赋，百分之十来自工商业税，百分之五来自商品出售和关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
“我们把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军费，百分之二十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开支，百分之十用于教育，百分之八用于工业建设，百分之五用于公共保健，百分之四用于司法公安工作。剩余的留作储备。“
“可是靠一千一百万美元怎么打仗呢2”我问道，“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是靠没收地主的财产条支持这场战争吧。“戎伍胜笑了：“不，那是当年红军在苏区用的办法。我们能够靠这么小的预算来进行战争，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第一，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愿来的。我就是个例子我跑到这里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蒋管区的情况。我抛弃了家、亲属和待遇优厚的职位。我舍弃这一切是为了革命。我们大家都能几乎不要任何报酬而工作，有一点吃的就行了。第二，你大概也看到了，我们的政府很精干，我们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小，开支和捐税自然就小一些。第三，我们全体人员，从政府干部到普通土兵，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必须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第四，我们不象国民党那样，不因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损失巨额金钱。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付款和收款都必须通过一个监督委员会办理因此几乎不可能在数字上搞鬼。各地农村的财务机构必须在告示牌上公布帐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查帐。还有，我们是在为一种理想而斗争，这一条也很重要吧。要是我们从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化的社会跑出来，到这里又搞那一套，那有什么意思呢7“我一面听戎伍胜侃侃而谈，一面心想，他的部属这么少，征税时一定碰到不少困难吧。难道老百姓不以谎报收入来欺骗政府吗？
“当然啦，”戎伍胜说，“一开始我们发现许多农民少报田亩，工商业主则少报利润，比如他有五千元的利润，却只报两千元。因为税务稽查人员太少，我们就用简单的民主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各村每年要开一两次‘民主评议会’，自耕农、佃农、地主都必须在会上自报自己的收入。开会时，村里的评议员就站在群众当中，分别向每一个农民询问其产量。对方回答后，他就向其邻居间道；‘报的对不对？’由于村里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细，
所以如果报的不对，当场就能加以纠正。“
戎伍胜承认，要查商人漏税比较困难。但还是把商贩、店主召集到一起开会，让他们自报赢利。据戎伍胜说，这个办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无需庞大的税务机构，也不会损失太多的税款。
商业税对于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作战都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要想维持一个政权，进行作战，必须向农民征粮。没有田赋，中国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生存。这是基本的道理，概无例外。任何政府充其量只能缩减开支，减轻农民负担，使他们不致饿死或造反。
在蒋管区，佃户一般要把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收成交给地主。除了田赋以外，他们还被迫交纳多如牛毛的各种杂捐。而解放区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百分之八至十五；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杂捐。农民不必向地主缴租，也没有什么别的税。这并不是哪一个边区官员告诉我的，而完全是我自己亲自观察到的。由于土地改革一般都很温和，因此没有发生农民对政府的大规模抗粮事件。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如果你觉得这是难以相信的，那么你应当知道，农民懂得这些粮食不会落入城里商人或贪官的手里，而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
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这里的田赋很轻，很公平，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但是对农民还是有各种摊派，主要是劳役。
我看到农民被征去修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拖拉机耕出来的地里集体播种，出大车骡马运输公粮，开垦荒地以及为各种公共工程出力。我觉得他们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蒋管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
但是，这种摊派同国民党地区搞的截然不同。第一，出劳役总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三，没有入因为服劳役而变穷。不管派什么劳役，全村人都平均分摊，地主佃农概不例外。不因为有政治地位而免除劳役，政府工作人员也和农民一样要出义务工。第三，这种摊派受到严格的限制。第四，除田赋外，没有粮票不能征粮。农民可以用粮票从政府那里买回粮食。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于农民是不是被宣传愚弄了，那就请道德家们去研究吧。
二十．月光下的银行
我在解放区看到的一种最奇特的事业就是银行。那里的银行是在极原始的条件下营业的，其经营方法之简单，会使西方银行家为之嗔目。但是，这种银行看来很适合人民的需要，推翻了某些批评家所谓共产党的经济因缺乏健全的货币体制而崩溃的断言。
银行在华北解放区发展的过程颇有点象游击队的发展过程。起初一无所有，逐渐有了放款的合作社，然后游击队和游击政府办起地方银行，最后成立了边区银行。
当国民党军队初从华北撤退时，蒋介石的法币还自由流通，日本人就搜罗法币去换外汇。当时，有三家银行在游击政府的赞助下营业，开始发行自己的票子以吸收法币，以免法币落到日本人手中。
这种货币最初是通过合作社和工厂发行的，可是多数人民都不信任它。有一种特别的情况还增加了这种不信任。发行钞票的三家银行中，有一家叫“上党银行”，上党是华北的一个地区。可是，在中国话里“上党”与“上当”谐音，所以人们听说上党票，就说：“我可不想上当。”而拒绝使用这种票子。不过当他们看到这种票子在合作社能买到东西，就慢慢信任了。
国民党反对这种新币，禁止部队使用新币。长官叫士兵用上党票擦屁股。有一个模范士兵，严格执行了这个命令，当真用一张五块钱的上党票擦了屁股。后来，他到一个小镇的铺子里买香烟，掏出一张十块钱的法币给老板，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老板没有法币小票而对他说：“我只能找你上党票。”这位俭省的土兵什么都不想丢，就回去捡起自己那张撩过屁股的五块钱上党票，细心地洗干净，拿到那个铺子去花了。这个故事很快就传为美谈，人们说：“上党票擦了屁股还能买东西，那一定真顶用。“
这样，游击队货币的信用就提高了。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成立后，三家银行合并为“冀南银行“。几年之中，该行在边区的各专区、各县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只有这家银行有权发行钞票，因此具有国家银行的地位。
我所看到的冀南票，纸质很劣，往往磨损得票面数额都无法辨认。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人民多不识字，便发生把半张一元币与半张两元币钻在一起的现象。银行碰到这样的票子，就按一无五角收兑。这种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冀南行的信誉。
冀南币的命运如何当然要看内战的结果。戎副主席对我说：“我们应当把这种钞票看成是一种革命债券，革命成功了，这种债券就值钱了。“即使如此，冀南币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运气还是不坏的。起初，冀南银行用一比一的比价兑换法币。但是随着内战的加剧，国民党法币就禁止公开流通了，不过还准许地主保存法币。后来，保存法币也禁止了，法币必须全部在边境兑换。
自然，两个地区之间的货币走私活动是很多的。国民党区域的走私商把法币塞到空心扁担里带进边区，也有藏在骡鞍的木框里、煤油桶里，甚至棺材中死尸下的垫子里带进来的。对于参与这种生意牟利的商人，边区只是课以罚款，但对于怀有政治目的的走私，则严加惩处，甚至处决“主犯”。
尽管有走私活动，冀南币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还是很快占了上风。我在一九四七年初进入边区时，换一元边区币要用五元国民党法币。共产党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兑换铝上升到八比一。可是在游击区，我发现国民党后方的农民和民兵把兑换率提高到十比一。他们对蒋军丧失了信心，想要在解放区买东西。由于这种信心的丧失，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兑换率高达一千五百比一，不久就一跃而达到一万比一。
也许这些数字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与蒋管区生活状况方面的差异。当然，解放区也有通货膨胀。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那里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八。可是，与蒋管区比起来，解放区的经济却是出奇地稳定。耍知道，在同一期间，蒋管区的物价上涨了一倍。
冀南银行为了支持自己的钞票，有与所发行的货币价值大略相当的棉花、黄金、白银、土地作为储备。这比起当初开办三家地方银行的时候是—个巨大的进步。那三家银行部是白手起家，开始时没有资本。他们在游击区四处流动的时候，就用息票交换朋友们借予的金银。后来，他们从政府经费结余中获得了一些资金。最后，几个阎锡山部下的起义军官带来了一笔钱，这笔钱是那个军阀靠专卖鸦片聚敛的。
戎伍胜谦逊地告诉我：“我本人就从我那个县专卖鸦片得来的钱里拿了五十万元来。“
保卫银行储备金在解放区是相当冒险的事。所有的储备金都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里。游击区的分行得到金银就立即送到后方去。银行营业处的金银只要超过一千两，就必须埋藏起来，这已形成一种定规。收到一定数量的粮食、棉花后，也要妥善收藏起来。
戎副主席曾经反复查阅地图，实思苦想，选择外人最难以到达的荒郊野地来埋藏银行的财宝。他认为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合适，可是这样的地方在人口稠密的中国是不容易找到的。他也把人民的爱国心和干部的可靠性考虑了进去。
“我本人主张把金钱埋到偏僻的山顶上，”他告诉我，“而别人主张埋在洞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太刻板，到时候要是洞里安全，我也不会坚持非埋在山顶不可。“埋藏金银的行动是秘密的，而且只在夜间进行。经过驴骡的长途驮运，才到达埋藏地点。不用说，只有最可靠的骡夫才让担负这种运输任务，不过他们也不知道驮运的是什么货。只有银行经理、出纳和一个党员知道骡子驮的是什么。
有些经理喜欢在月夜行动，这样就不必因带灯而惹人注意，另一些经理则愿意在漆黑的夜晚行动，那时就是衬着天光也看不出人影来。
到了预定的夜晚，经理、出纳和那位党员把资金押运到选好的地点附近，他们把骡夫支开，看看周围没有人，附近的村庄也已沉睡，就到埋藏的地点开始掘洞。财宝埋好后，三个人都仔细地把周围的地形默记心里，然后离去。
只有这三个人才知道银行的财宝在何处埋藏。如果他们被杀死了，怎么办呢?
戎伍胜说：“一个人死了，不要紧；两个人死了，关系也不大；若是三个人都死了，财宝可就等于丢掉了。“在银行成立七、八年的历史中，埋藏的财宝只丢过一回。当时情况紧急，只有两个人负责埋藏一千五百磅银子。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人记不清银子埋在什么地方。因为不让留存地图，也不让作任何书面记录，如“离树十步，挖地三尺”之类，所以，如果埋藏的人记不起来就糟了。搜寻人员在大致的范围挖了一遍，一无所获。这时，日本人打过来了。他们看到挖掘的痕迹，也到处乱挖，但也是什么也找不到。这批银子的下落如何，到现在仍是银行未能解开的一个谜。
共产党查账可严啦，银行检查员每年要查看一次埋藏的财宝。因为查看一次就要挖开一次，所以每次查看之后还要立即找一个新的埋藏地点*
游击区的银行工作更特殊。日军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军队专找银行，所以任何金银都不能放在敌后，而必须送到后方基地去。可是在游击区和后方基地没有保险箱。戎伍胜说：“不管别人的事，光管我们自己的业务就够呛了。“游击区没有银行大楼，也不挂银行招牌。银行一般设在普通的土星子里，凭代号找，如一号、十三号之类。银行工作人员就在里面的一间黑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办公。他的用具有：一个算盘，一支毛笔，几张纸，一点钱以及主顾的账簿。人们都把账簿保存在他这里，即使他转移了，人们也可以通过秘密交通找到他。
说实话，游击区的银行人员有点象杂货铺的伙计。敌人一来，他就把算盘、毛笔、钱和帐簿打进背包，腰里别上两枚手榴弹，背着他的“银行”迅速转移。
也许，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结束了红色银行这种浪漫而冒险的生涯。笔者写到这里时，消息传来说，华北各银行己并入一个中央银行，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新币的储备不是金银等贵金属，而是粮食、布匹之类的商品。这个银行及其职员很可能将接管中国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业务。
于是，在日本入侵的黑暗年代乡村合作社所印发的可怜的小纸币，如今几乎上升到国币的地位。革命债券值钱了。
二十一．鸡毛信，骡车，电话线
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解放区经济极端落后。而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交通通讯的状况。
交通通讯是如此落后：政府的骡车走二十英里的路程要从日出走到日落，隔同样远的距离打电话常常要用一个星期：电报恐怕还打不了；往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寄一封信要四十天才能收到。
不过，在我访问期间，解放区的内陆交通通讯情况，比过去九年已有长足的进步。邮局已于不久前建立了起来，从边区一头到另一头架设了一条军用电话线，公营的运输公司配备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和平原的土路上行驶。
边区当然没有飞机。解放军没有空军，政府没有航空公司。没有民用航空事业。边区也不通火车。因此，运输和旅行就靠汽车、板车、驮牲和两条腿。根据粗略的估计，运输和旅行中，只有千分之一是靠汽车。
边区中很少有人旅行，一则因为中国人不爱好旅行，二则因为旅行起来太慢，太困难，又没有趣味，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最好的交通工具都供军队和政府使用了。还应指出，没有人为了娱乐而旅行，人们只是在需要时才旅行。这样，在公路上运输的，大部是军需品和一些商品。
运输商品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因为边区的贸易不很发达，没有大量的货物要运输。往往是一个人骑自行车驮一些糖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去卖绰，再买盐回去就可以赚钱。牛车在城镇之间短途贩运蔬菜、木炭和粮食。火柴很缺，可赚厚利，因为轻也容易运输，从一镇运一大车火柴到另一镇，就能卖大价钱。
粮食运输则是另外一回事。只要部队集中起来准备作战或救济山区粮荒，就需要大批的粮食。大宗粮食的运输，多由政府经办。
运粮工作由雇佣工、半雇佣工和义务工承担。政府、学校所需要的粮食由它们自己出入运输，而军队和救灾所需要的粮食则组织民夫运输。
民夫队可以称为边区的货运列车，这是政府运输大宗粮食的唯一办法。一九四一年，政府靠民夫队秘密地把一万五千蒲式耳粮食从冀鲁平原越过平汉铁路和日军防线，运到遭灾的豫鲁山区。运粮的车辆有一些受到敌人袭击，但大多数部到达了目的地。
一九四三年以前，在灾荒最严重的年代里，政府无偿地征用牲畜和夫役。到了一九四四年，政府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可以给征来的牲畜供饲料，并按通常工钱的一半付给出夫的农民。一个农民平均每年要出夫十天到十五天为政府搞运输。
边区里人人都得学习，民夫队里也一样。例如，前面走的骡夫背上挂一个汉字牌，后面的人就学这个字，每天换一个字。农民就是这样一边劳动一边认字的。
每支民夫队都有一位队长和一位政治工作者，或者说“群众“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一般由本村人担任，其职责有点象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在路上，他讲故事，唱歌，传达当日新闻或他们所要去的地区的军情。
晋冀鲁豫边区三千万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辆小汽车和卡车，因此汽车运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了帮助合作社把粮食和手工业产品运到市场上去，政府于一九四七年组织了一家拥有五十辆卡车和三百辆骡车的公共运输公司。货运费很贵，不过客运价在当时的环境下看来还是合理的，二十英里的路程收费约八十美分。
多数卡车烧木炭或酒精。情况不得已时，用烈性中国烧酒也可以使这些老式汽车行驶较短的眨离。汽油由地下工作者在天津的公开市场上买来后秘密运进，但是运输和旅行主要还靠大车和牲畜。
邮寄物品有时比旅行慢，有时比旅行快。实际上边区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有正规的邮政系统。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间，原有的邮政人员跟着蒋介石的部队逃走了，解放区有一段时间就根本没有邮政业务。但是，各游击队、地方政府和报社组织了自己的通讯业务，后来边区政府把这些通讯员组织成一支通讯大队。
这只解决了递送公文的问题，老百姓寄信还是没有办法。过去，信件上贴一根鸡毛表示重要，如果贴两根鸡毛就表示事情极为重大，通讯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信送到。用鸡毛既不方便也不经济，于是通讯大队决定印制邮票，这样老百姓也可以寄信了。通讯大队渐渐成了邮政局。
到了一九四七年，邮局的业务很是兴旺，拥有一些自行车、一批邮递员和三百六十个邮站，邮路营业里程达两万英里。邮递员不穿制服，只是普通农民的装束。有些邮递员佩戴印有“邮政局“字样的臂章。
邮递员只来往于城镇间的邮站，并不送信上门，连街道都不去。邮站之间一般相隔二十英里至二十五英里，途中有一些歇脚点。骑车的邮递员一天可以打一个来回，在邮程的终点过夜。
多数邮件由骡子或驴子驮运，没有美国的小马快邮那么快的速度。不过我发现有三个出色的邮递员，两条腿一天能走五十英里。他们有伙食补助，在辛苦的旅程后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在城镇里，我看到供人投信的邮箱，邮递员路过时就把信取走。而在农村里，农民须把信交到当地的交通站，隔三、四天，这些信就和公文一道被送到城里，放在过路的邮递员可以取走的地方。
一九四六年，在所谓的停战期间，边区同国民党邮政当局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对方的邮票有效。后来，过界的信不贴邮票，国民党收到后就贴上自己的邮票，边区也是这样。担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办法已经停止了。信件不是寄往国民党区但必须经过国民党防线时，就用特殊的但不是秘密的系统来传递。设置邮站(例如在铁路两边)间隔不超过十英里到十五英里，以便邮递员在一个夜晚就能走到。只有路熟的邮递员才被派做这个差事。如果要过防线的信很重要，就写在油纸上，把纸折成小团塞在嘴里或藏在肛门里。
许多邮递员是在土改运动中获得土地、房屋和农具的农民。他们忠于职守，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打倒蒋介石这一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热忱，有时十分令人惊叹。他们不仅在跑日常的邮路时不避风、雨、雪、雹(美国邮局也为此而夸奖自己的邮递员)，而且爬山涉水，冒着敌人横飞的子弹坚决完成投递邮件的任务。晋冀鲁豫边区有一位著名的邮递员，在渡过正在涨水的险恶的黄河之后，为了绕过蒋介石的防线，推着自行车、驮着邮袋，翻过了山东境内的四座山峰。
有些机灵的邮递员在经过敌占区时，还散发传单，书写关于共产党胜利的消息，对蒋军进行神经战。
我发现，解放区的邮政业务比较慢，但是比较保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比电话更好的通讯方式。抗战前，山西的电话都是军用的，河北的电话则是民用的和商业性的。日军入侵后，所有的电话业务部停了，后来也只恢复了一些短途电话。开始只有军队可以用电话，后来政府也能用了。我访问的时候，老百姓打电话还是很不容易。
虽然在边区的两端有电话线相连，从理论上说相隔一百五十英里也可以通话，但在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有那么几回，我外出下乡碰到下级干部找麻烦，我每次想和薄一波政委联系，都没有成功，电话只能打到邻县，再远就不行了。县与县之间可以转接电话，但是经过四、五个县的转接，声音就听不清了。普通老百姓打电话更难，就是准许他打，一般也打不到八英里以外。
因为所有的电话及其设备那是从日本人或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有新有旧，电线也是有粗有细，所以电话系统的工作情况不太好。所有的电话通讯只靠一根单线，电话线就拴在矮小而不结实的木杆上，这些木杆是用华北各色各样的树木制成的。电话线时而贴在地面上，时而离地不过四尺，逶迤地穿过四省，总长有七千英里。
但是这根单股电线却代表着无数的血和泪，是经过与日本人的残酷斗争才收集到的。农民砍例了不少电线杆，割走了很多电线，这迫使日本人在电线杆周围筑起石壁，使用不易割断的特种线。但是农民照旧砍电杆、割电线，以便建立自己的电话系统，这种电话系统必须是隐蔽的，在平原上尤其如此。
边区开办学校培养自己的电话、电报和无线电技师，但是教员没有教材，仪器设备也缺乏，因此毕业生不是合格的技师。
这些毕业生碰到不曾学过的电话机就束手无策了。有时他们要费上五六个钟头修理根本没有毛病的电话机。
在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头一回见到电灯的工人竞把电话线接到灯线的插口，结果把电池式电话机烧坏了。
八路军初次与电打交道的情形，有点儿象唐吉柯德与风车打仗的故事。
八路军占领岭峰煤矿的时候，有些被认为学问较多的技师告戒属下的工人要当心与发电厂联结的高压线。
“别用手接触高压线，只能用脚碰。”师傅这样台诫自己的徒弟。于是工人们背着手，用脚去跺高压线。直到高压电把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猛弹出二、三十尺远之后，大家才决定应请教更高明的人。
只有迂腐的人才会拿这些笑话来证明共产党为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令人惊异的并非是这里的人民如此落后，而是如此落后的人民在抗击拥有几乎全部中国科技人员的国民党的斗争中，竟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无疑会象国民党一样任用这些科技人员。但是，在目前，共产党是如何改变华北解放区人民文化落后的状态呢?
二十二．课堂里的阶级社会
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可是他的特征我记得很清楚：光头，说话音调很低，态度腼腆，身体瘦弱，面容憔悴。这里说的是边区政府教育部部长，让我称他为“老王”吧。老王过去是个有声望的教师，他的学生都是一些地主子弟。到了抗战中期，他突然对富家子弟厌恶了，便放弃了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离家参加游击队去了。他出身于冀南一个农民家庭，是个独子。父母省吃捡用，供他上完中学。他想到北平去升学，可是父亲悲叹说，再也供不起他的学费啦。老王便向家里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富邻借钱。
“你在社会上还不能自立，将来拿什么还啊?”富邻不肯借。
这位富邻平时对王家很不错，可是在困难的时候却不肯相助，这给老王一个很大刺激。他觉得“看透了有钱人的真面孔“，便离家打零工，攒点钱继续上学，终于做了教师。不出几年，便当上了小学校长，后来又成为师范学校的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了，老王便鼓动学生抗日。地主子弟怕危险不愿参加救亡工作，而贫家子弟却踊跃参战，有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
学生们的这种表现使他深有感触，他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感到，有钱人并不怎么关心国家兴亡，倒是穷人能够精忠报国。他想，再为那些地主子弟教下去，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职位，参加了游击队，当了当地救国会的主任。
在游击区，老王仍旧教书，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他觉得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尽力不让他们落人日本人的手中。没有校舍，就在树下或庙里上课。当孩子们把石板垫在膝上做功课的时候，老王警惕地了望，防备日本人。敌人一来，马上下课转移。
有一次，他来不及跑掉，被日本人抓住，遭到严刑毒打，关在日军占领的大名府的监狱里。当地一位名画家和教过老王的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教师想把他保释出来。日本人要四千块钱的保释金。城外的农民募集了两千块钱，送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嫌不够。老王过去一位学生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地主，老王便通过画家向他借钱。地主回话说：“我只能借你十决钱，再多了你还得起吗？“
是还不起呀。老王绝望了。他挨了不少打，身体变得很虚弱，最后病倒了。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牢房里。他是个穷人，讨过饭，当过土匪。他自称是大名伪警察局的局长。他同老王作了长谈以后说；“咱也尝过穷滋味，我想法给你弄饯。”不出几天，那人送来了一千块钱。这笔钱同农民先前捐的钱凑在一起，日本人才说够数了。于是老王获得了释放。
他回到了游击区，在养病的时候，他思索了这一段经历。有钱的人不帮他，倒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于是得出结论：富人爱钱不爱人，穷人爱人不爱钱。从此他根据这个认识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
一天我同他谈话的时候，他提到了他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味道。“教育本身并非一种目的，”他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既然任何人都能运用这一工具，它就具有阶级性。我认为，蒋管区的教育是为范介石训练奴才的工具。在解放区，我们运用这一工具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人民的勤务员。
“还有，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必须同实际相结合。约翰·杜威说过，‘教育就是生活，学校就是社会。’而我们说，‘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周围活生生的事物作为教材。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
在考察老王的理论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之前，首先应该谈谈华北地区在教育上的难题。平原上的人民虽然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可是同更落后的山区比起来，文化水平还是高得多呢。在山区，有些人不仅相信狐仙和各种神怪的传说，而且常常受乡村巫婆的摆布，这些巫婆向他们灌输世界其他地方在一千年前就已消失的迷信思想。老百姓没有牙刷，不爱洗手、洗脸，也不爱剪指甲、理发。妇女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
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对外间世界有些害怕的农民，对思想、对人类、对文明并无兴趣，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墙里的小天地。
对于这些愚昧的、象牲口一样生活的人，怎样施教呢？例如，怎样教他们识那些极端复杂的汉字呢？千百年来，文人和有钱人垄断着汉字，以便统治这个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浑身粪臭、迷信鬼神的农民不愿意学这种字，没有这种字，日子也混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往他们的脑瓜里灌进一堆汉字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国民党尽管有那么多优秀教师，有那么多从英国、法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对此却束手无策。前些年，有个叫晏阳初的留美学生出了一阵风头，因为他在蒋管区的定县办了示范性的平民教育。但问题是要教几百万人读书写字，那些示范顶什么用呢？而且要教的是成年人，不是儿童。
共产党的办法很简单，容易推广。他们把教育与生活结合了起来。农民并不在学校里学习(冬天除外)，共产党教他们认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有关的字。例如，羊倌学认“羊”、“狗”、“棍”、“草”等宇，农民学认“地”、“谷”、“麦”、“骡”等字。教学法很巧妙，也很有趣。一个学童在午间休息时要串五六家门，在门上、桌上、灶台上贴上代表备该物件的字。这样，家庭妇女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认字。第二天，学童又会带来三个新的字。我还见过农民耕地时，在地两头的大牌子上各贴一个字，这样来来回回认它一天，头脑再简单也能记住那笔画复杂的方块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