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我走到哪个村子，到处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还与教育无缘的泥腿子们在聚精会神地做功课，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或者在场院观看乡村剧社的演出，或者倾听人用号筒读报上的新闻，或者研究刷在墙上的标语并费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读出来。
共产党在儿童的学校教育上也有建树，虽然不象群众性成人教育那么有声色，但影响却深远得多。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教地理没有地图，老师有时就凭记忆画，这就免不了出错。由于缺乏课本，老师既要为学生，也要为自己准备讲义。在山区，差不多所有的材料部是油印或石印的。毛笔要由学生自己制做。纸张也很缺，不过由于手工业的恢复，还不至于使学生做不成作业。教授在大学教物理没有仪器，教化学不能做实验。然而，考虑到边区教师在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条件，我认为他们已经创造了奇迹。
老王告诉我，晋冀鲁豫边区共有学生二百二十万人，中学六十五所，高小一千五百所，初小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二所，专科学校两所，大学一所。大学即“北方大学”，一九四六年才成立，设在邢台城里一座“借来”的教会大院里，后来为了躲避轰炸又搬到山区。最初只有一百名大学生，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就有一千三百名了，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北平和蒋管区的其它城市跑到解放区来学习的。
这些大学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挨饿。我从未听说有哪个女生被迫卖淫以维持学业，而据我所知，这在国民党地区却是屡见不鲜的。学生每月发六十斤(相当于九十磅)粮食，其中一半交伙食，一半用来买书、衣物和文具。每个学生都要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如种地和做手工。临清有一所专科学校，可以说明这种严格的学生生活是什么样的。在这所学校里，每天的作息是：四小时上课，三小时自习，五小时劳动。
北方大学分设六个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工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和政治学院。教职员有二百四十名，其中多数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也有少数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他们都是因为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而跑过来的。许多教职员并无教学经验，他们是从干部里挑出来的。工学院的院长就是一位从未教过书的实干工程师。政治学院和财经学院的教员是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完全可以弥补他们学历方面的不足。
不过，大学毕竟太稀少。共产党教育体制的主干是小学，小学生占边区所有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看到到处都有小学，山区有，平原有，大村有，小村也有，有的设在庙里，有的设在过去的地主大院里。我在冶陶曾看见八九岁的孩子爬上一座山，一砖一瓦地拆一座古庙，这座古庙曾被日本人用作了望站。孩子们欢笑着叫嚷着把砖头运下山，堆放在学校的院子里给老师看。第二天，他们就用这些砖盖起校舍来。
还有一个四百户的村子，过去没有一所学校，现在有了，不是一所，而是两所，共有一百五十名男生和一百七十名女生。这两所学校是一位归隐的教师创办的。开始，家长们觉得让孩子放下地里的活不上算，因此对于送孩子上学一事很不热心。老师就收了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教他们纺线，织发网。头一天那个女生就带回家五个自己织的发网交给家长。家长立刻把发网卖给村中的妇女，每个卖五十块饯(相当于五美分)。别的家长一看，小孩在学习的时候还能挣饯，补贴家里的用度也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这位教师无意中实行了老王关于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这样不仅办起了村学，而且也保证农民不会因为孩子撂下家务活和地头活而吃亏。
学生们学些什么呢？有没有政治灌输呢？中学是有的，而小学却极少。在中学里，每周有两节时事课，材料来自报纸和县长对教师、村干部做的报告。村里黑板报上的文章和诗歌就是根据这类会议的内容写的，一般是介绍作战的情况，树立必胜的信心，有时也解释战争的起因。往往可以看到一个学童对五六个妇女宣讲；“咱们的人民军队打过了黄河”，“蒋介石不会给人民以民主，他是个独裁者“。
要想知道共产党在学校里教给孩子什么，最好还是看一看他们的课本，而且从中还可以了解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最近，我看了五六本课本，大约有五十课，是教成人和儿童识字的，内容出奇地健康！虽然如此，但我也感到，共产党的确是把教育当作达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这些课本从头到尾总是强调生产如何必要，劳动如何有益，如何光荣；其次强调需要破除封建事物，如缠足、纳妾、轻视妇女等等；还有许多课是讲卫生、互助，礼貌以及如何写信的。总之，这些课以农家孩子为对象，讲农民应该自立、进步和讲卫生。值得注意的是，课文中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说教。这几本书中，没有一回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四、五课宣传解放区社会的好处的，只有一两处提到了边区领导人。这一类课文很象美国儿童所学的关于华盛顿和美国建国的故事。
因为这些课文能够最好不过地说明共产党管辖区的中国儿童学些什么，所以我抄录了晋冀鲁豫边区课本中的一些课文附于本章的末尾。
这些课文很突出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的贫困。每一页所讲的，不是肥料，就是种枣树，或者是汲水。生产啊！生产啊！生产啊！反来复去总是拿生产来激励解放区的农家孩子对农民的这种号召，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经济的落后状况。课文中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关于工业的内容，只讲土地和种地。显然，农业生产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吧。关于劳动的好处
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啥得啥。
二、李家庄的儿童团比赛捡粪，捡得最多的坐飞机。小朋友们都争取坐飞机。大家一下课，就背着筐子去捡粪。
三、小妹妹，留在家，我和妈妈种棉花。种棉花为什么?种了棉花结棉花。结了棉花干什么2结了棉花摘棉花。摘了棉花干什么？摘了棉花轧棉花。轧了棉花做什么？轧了棉花纺线线。纺了线线做什么?织成布，真不差。织成布做什么?给你做件新衣裳。新衣裳，真好看，穿它走到姥姥家。见到姥姥说什么？ 就说妈妈正在种棉花。
关于互助友爱
一、弟弟不会做鞋，姐姐给弟弟做鞋。姐姐不识字，弟弟教姐姐识字。
二、李方当班长的时候爱打架。老师说；“有问题要好好商量，打架可不对。“李方不改。全班开批评会，给他提意见，但他还是不改。同学们看他不肯改，就开会把他撤掉了。
关于卫生
长指甲，三分长，长指甲里藏肮脏。放到嘴里肚子痛，一挠痒痒就生疮。快快剪掉长指甲，不让里面藏肮脏。
关于教育
新年到了，放假了。老师问：“你们回家做什么？”张英说；“早上我温习功课，晚上我教妈妈识字。”老师说：“很好，很好。”
关于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象太阳，他比太阳还要亮。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拍手来歌唱
关于苏联
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过去列强欺负我们，只有苏联帮助我们。苏联是一个繁荣、强盛的大国。在苏联，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我们打日本，苏联来帮助。苏联一出兵，日本才打败。
关于政府
老师说：“咱们边区实现了民主。不论大事小事，一切按人民的意见办。咱们完成了减租减息，穷人和富人都积极地生产，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在边区，一无贪官污吏，二无土豪劣绅，三无土匪，四无乞丐。可以说，边区外面的丑恶现象在咱们这里绝迹了。咱们不但有正规军，而且有民兵。咱们不但有小学和中学，还有一所北方大学。农村里还有扫盲班和剧团。老百姓抓紧学习，不断进步，过着自由幸幅的生活。
关于缠足
王大娘，李大嫂，小脚象辣椒。不能下地，不能挑水。一步摇三摇，风吹就摔跤。张三姐，刘玉玲，大脚是天生。下河能挑水，上山能砍柴，犁地种庄稼，赛过男人家。
关于男女平等
旧社会，太黑暗，男女待遇不一样。男人去做事，女人不出院。男人穿新衣，女人披烂裳。男人吃白面，女人咽糟糠。男人骂塌天，女人口难言。男人读书报，女人锅台站。男人脾气变三变，女人有话肚里咽。新社会进行了大革命，人民得自由，男女平等了。男女一起努力生产，共同过上好日子。
关于宗教
世上人，真叫傻，花钱拜菩萨。菩萨本是泥捏成，鬼神全是人编造。捏尊神像叫它站，神像自己不走来。捏个男的叫爷爷，捏个女的唤娘娘。有脚不会走，有手不能抬，睁眼看不见，有嘴不能言，有鼻不出气。要想安耳朵，再添两块钱。
劝老乡，细思量，敬神不知敬人强。辛辛苦苦攒下钱，何不派个好用场。合作社里去入股，也可自己做生意。
二十三．他们在进行奴隶劳动吗？
有一回，我在河北某古县城残破的城墙外走路，经过一个村庄时，看见一位农民弯着腰，用肩膀换着一条绳子，使尽全身力气拉一副小小的犁。他的老婆汗流满面，在后面扶犁。这种牛马式的艰辛劳动，使我为之愕然。我停下脚步，同这位辛苦的农民攀谈起来。
您太吃苦啦？“我说。这是通常表示同情的话。
“是累啊。”他停下来回答说。夫妻二人抬起头来看我，脸上显出极度劳累的模样。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大胆地问他们，解放后干活是不是比在日本人或蒋介石统治时期更重一些。
“是更重一些，”农民回答。他笑了笑，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大伙儿都干得多了。”
“八路军来了后，你们的生活下降了吧?”农民突然抬起头来。
“什么下降？”他不高兴地说，“才不是呢!
“你得多干活了，这能算生活提高吗?”“怎么不算?当然是提高啦。”我看看这位农民，看看犁，又看看他那累得够呛的老婆。
干活更重了反而说生活提高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那位农民很坚决地重复了这个意思，使人无法怀疑。
后来我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违心的气话，发泄牢骚而已。可是，我在农村里见闻多一些以后，这种猜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如果对这里的人说，一般美国人认为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使人的闲暇增加而不是使劳动增加，人们听了这话，有的表示奇怪，有的表示鄙夷可笑。
“你们是为资本家干活啊。”
“过去我们给地主干活，现在给自己干活啊”
“你们机器多呗。我们要是有了机器，也不用干那么重的活啦。“
“自私自利的人才不劳动呢。”
这似乎有点儿怪，却是不容怀疑的。农民不仅更卖力气干
活，而且常常起早贪黑地干也心甘。为什么呢?因为劳动的果实现在归自己所有，不必再给地主交租了，当兵的也不再来抢了。由于农民努力干活对自己有利，而且对劳动产生了一种新的自豪感，所以很容易接受宣传。
“发展生产，争取解放！”
“发展生产，打倒蒋介石！”
“发展生产，消灭地主的封建统治！”
在村子的墙上，在路旁破旧的神龛上，在课本上，在车帮
上，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类号召发展生产、宣传劳动光荣的口号。这些口号是很起作用的。不过，有时热心的干部也搞得太过火了。农民在新年要过较长的假期，这时要是有哪个干部想动员农民离开炕头家门，就会碰到白眼，没完没了的嘟囔，或者不满意的怪话。就是干部也不能使农民放弃这一年一度的半月假。
动员农民流大汗多生产，这对政府和党来说是有其必要的。边区四面被敌军包围，好象生活在被围困的堡垒里以的，地上有受美制大炮轰击的威胁，天上有被美制飞机空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不发动农民增加生产，便要陷于灭亡。
要完成这种任务，不搞奴隶式的劳动似乎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没有工业，几乎全靠农业劳动。可是，他们已经把许多种田的劳动力吸收到军队里去了，现在靠什么办法增加农业生产呢？
我认为，共产党有六种增加生产的主要办法：
一、组织集体劳动。
二、动员妇女下地。
三、号召所有的军队、官员何党的干部搞生产。
四、平分土地。
五、恢复手工业。
六、动员人民延长劳动时间。
在华北，农民早有联合起来集体干活的习惯。各农户常把多余的劳力组织起来实行换工。有骡子的人替邻居耕地，邻居则帮他锄草作为交换。这种换工办法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从来不占很重要的地位，已经渐渐消失了。共产党吸收了这种变工的办法，加以改进，井通过大力宣传鼓动，周密的组织，再拿到群众中推广。
变工队、互助组、共耕社就这样产生了。我发现，除了游击区和新解放区以外，很少有几个村庄没有这些组织。有的地方是全村都组织到一起做各种各样的活计，有的地方是几家把农具和牲畜凑起来合伙种各自的地，或者进行一些特殊的生产活动，如开荒、修渠等。
入伙完全是自愿的，对不参加的人，决不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惩罚。但是读者也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不用动员，农民就会参加互助组。如果不加以组织，各个农民势孤力弱，就只能用那老一套的效率低下的单干方式种地。必须让农民看到合作生产的优越性，看到变工队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经济实惠。
农民看到了榜样。
拿山西山区的三王村来说，我看到一个互助组，有一百三十四个人，五十四头驴，二十头牛，五匹马，两头骡子。组里有个富裕农民过去雇人种地，参加互助组后，自己劳动，不雇人了，一年可节省七十斗麦子。在这个村里我还见过一个大烟鬼，他曾雇了一个人种他那十二亩地。由于有抽大烟和雇工的开销，他自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参加变工队后，他戒了烟，也不雇工了，一年可省七斗小麦。这个变工队里有个贫农对我说，他过去在两亩地里锄草要用十六天，现在有十一位队员帮助，一天就锄完了。
虽然活儿由集体干，但是土地、庄稼、农具仍属私人所有，因此充分发挥了集体劳动和私人所有权这两方面的积极性。他们规定了具体的办法，使那些既出劳力又出畜力的人多得一些工分。
一个妇女如果能和男人干活一样多，就算一个整劳力，按整劳力记工。干活慢或干活时间少的老人和儿童算半个劳力。一头骡子折合两个劳力，一头驴子算半个劳力。
读者可能会奇怪：人和牲畜怎么能折算？请不要忘记，农民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入伙股份的价值的。在山西山区的另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互助组，它有九十个整劳力，八十八个半劳力，八头驴，三头牛。他们合种三百六十亩地，按劳力、按各家地的多少分配收成。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他们还开了一百二十亩荒地。
读者可能会说，这样的生产太微不足道了。不错。不过，合作事业也有规模大一些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河北磁县所见到的。那里大片的土地被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O年的洪水以及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给毁掉了。这片地从此荒了，谁都认为要等好几年以后才能再种。但是在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美国教友会借用的两名美国青年农民，带领他们的中国学员用拖拉机在这片荒地上耕出了五千亩，以便种庄稼。美国人原来以为在半月内这开出来的地恐怕还种不上。而美国人却不知道，有十四个村子选出了分配这片地的委员会。他们用铅笔、纸、绳结、算盘、木桩把这片地分成了十四大块，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种子，就在美国人把地耕完的那天晚上，做好了播种的一切准备。这天晚上，材干部们登上屋顶，拿着传声筒通知老乡第二天一大早带着磙子、耙和耧下地。第二天早上，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共有两千个农民、五百头骡子和四百架耧出现在地里。开始干了，这时扬起一片尘土，十里之外都看得见。起初因为这活儿不太习惯，所以比较侵。一小时后，农民看到自己种了这么一大片地，不觉十分惊讶。他们的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唱起了歌，互相比赛，看谁种得多。到了中午，也就是说，‘只用了四个小时，他们就把五千亩地全种完了。对于第一次集体劳动的成功，农民是这样高兴，他们决定今后就用这个办法干活。
为了促进劳动互助，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口号；“组织起来赛机器，互助合作，共同富裕!“
但是，就是组织起来也不能解决边区生产中一些最迫切的问题。例如，谁也没有办法对付虫害。边区什么农药，什么驱虫药，什么毒药，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捉虫子，
缺少牲畜也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大困难。虽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了几千头骡子到中国来，但是分配给解放区的寥廖无几。在外面什么牲畜也买不到，饥荒和战争又使性畜丧失大半。经过一场运动，使牲畜依复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但是畜力多被用于运输，耕畜仍然很紧张。
由于骡子少，常常用人来顶替牲畜。有时夫妻合拉一犁，而更常见的是，四人合拉一犁，三人顶一头骡子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
人拉犁毕竟顶不上骡子，一头好骡子一天可耕六亩，而人拉犁只能耕三亩。
除了缺牲口外，还缺男人，许多男人都上前线去了。于是妇女便下地干活，这对破除华北地区关于妇女不能出家门的旧习是很有作用的。在收获季节，我看见妇女(其中还有裹小脚的)和小孩在地里收庄稼，与男人一起干活。农村里刚刚倡议摘互助组的时候，老人和丈夫们都激烈地反对妇女下地干活，他们怕自己的老婆和闺女同别的男人接触后会出问题。有些妇女不听丈夫这一套，主动参加了互助组的劳动。后来，男人看到女人能给家里挣钱，也就不反对了。妇女下地和参加手工业的越来越多，村里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从来男人养活女人，现在女人也养活男人。“
妇女下地，部分地弥补了因男人参军而给生产造成的损失，而部队参加生产，就更多地弥补了这种损失。同要求政府干部一样，也要求每个军人每月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或者布匹，或者其它必需品。几乎每个连都有自己的生产队，他们开荒或者帮助老乡耕地、收庄稼。生产搞得好的部队，各团粮食可以达到自给。刘伯承部队挺进长江流域时，还利用作战的空当儿帮助老乡收庄稼。还应该指出，这些部队经过国民党的城镇时，还打开城市商人和大地主的粮仓数济贫民。
增加农业生产，是边区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经济问题。其次是增加工业品，达方面的困难也不小。
八路军初到太行山区时，农民把纺车当柴烧掉，把手工织机弃置于房梁上。榨油、造纸、制革几乎都失传了。这些手工业曾使马可波罗赞叹不已，也曾是农民的副业，后来因为西方机制品的涌入而毁灭，因为就连这些偏远的山村都与世界市场有了关系。
抗日战争使进口突然停止，工业品的来源断绝了。为了穿衣，为了供应部队制服，共产党不得不设法恢复旧的手工业。乡村恢复织布，政府机关、学校和军队纺线，这一群众运动并不是实行什么甘地主义那套教义，而纯粹是出于需要。恢复手工业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几年之内，边区实现了布匹自给，所生产的油足供每家每户点灯，还生产了面粉、纸张及各种重要用途的皮革。
据戎副主席说，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业是在家庭里办的，百分之九十的布是农家织的。
经济学家可能觉得奇怪，家庭手工业竟然没有发展成作坊、织布场之类。原来，工厂无法同家庭手工业竞争。工厂需要征集资金，家庭手工业却不需要。工厂要管工人的饭，或者给工人吃饭的工资，而家庭工人靠自己种地吃饭。
一九四六年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停战时期，那时，边区的官员忽然制定了一个工业规划。他们打算建一座钢厂，两座棉纺厂，一座毛纺厂，两座面粉加工厂，两座水泥厂，一座制酸厂，两座火柴厂，并开办六个大煤矿。这个规划的资金怎么办呢?戎副主席在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议案，主张在边区的工业发展中引进美国资本。这项决议被一致通过了。当时，从上海买来了一座大棉纺厂。
然而停战短命得很，很快就破裂了。当然也不会获得美国资本。由于怕空袭，政府一直没有把棉纺厂盖起来。大办工业的规划告吹了。
边区官员虽然痛心，但并不气馁，他们又重新考虑手工业，想对旧的手工业加以改造和发展。一天只能织十六尺布的旧织机，渐渐被新发明的一天能织四十八尺布的单人织机代替。
边区在工业方面能有什么作为呢?他们能象建立发达的手工业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吗？这个问题虽然十分引人入胜，但只好留待日后了。
“当前阶段，”边区领导人解释说，“我们只好发展手工业。”正如列宁所说，在革命时期，“一个国家总有对革命有用的落后事物的。“
二十四．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吗?
诸位读者想象过没有，在华北的穷乡僻壤做一个中国农民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农民几乎与现代科学和二十世纪文化完全隔绝，十分孤陋寡闻。他们没看过电影，没听过收音机，没乘过汽车。他们没穿过皮桂，没用过牙刷，也很少用肥皂。如果是山区人，也许一生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结婚前，一次是死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身上带泥，而是因为水很缺，只能省下来饮用。
想想看，这么贫困的物质生活能说明多少问题啊！想想看，人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答案还不清楚吗：吃、穿、住，而最重要的是吃。
华北农民的一句典型谚语是；“糠菜半年粮”。这话何等痛切啊！意思是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连粮食都没得吃，只能吃粮食的皮或壳。
还有一句谚语更辛酸：“三天不吃糠，肚皮就难当。”是难当啊！过去不少人是因为连糠都没得吃而饿死的。
根据华北贫穷地区的农民所谈，一日人一年一般只能吃到十斗小米。在产粮的富庶地区也只能吃到十四斗。
不管是富庶地区还是贫穷地区，一个农民一年只能吃到一斤肉。这点肉等于美国人一顿就能吃完的猪排。
在产棉区，农民平均一人一年有二斤四两棉布和同样多的原棉。而在非产棉区，就只有九两布和四两棉花了。这些不过是数字，但它们揭示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人们有破衣烂裳穿就算是幸运的了。经常是两三个人合用一身衣服。父亲出门，穿了全家仅有的一条裤子，闺女只好光着屁股留在坑上。一条裤子夫妻合穿，怪不得晋北妇女无法出门下地呢。
真是骇人听闻，这些封建经济的受害者多么令人同情啊。那么，共产党使情况改善了吗?组织变工队、恢复手工业，真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呢，还是巧设圈套，诱使农民为八路军生产物资呢?我只能向大家介绍农民对我讲的和我亲眼看见的。在产棉区和非产棉区，现在多数农民一年有三斤棉花。边区官员说，很快就要增加到三斤半。这是宣传么?也可能是。可是士兵和农民的穿着多半都比我几年前所见的要好。有些地方，人们仍然穿得很破，但夫妻合用一条裤子的事很少了。在过去的华北和现在的蒋管区，新年对于富农和地主是吃喝玩乐的喜庆佳节，但对于贫农和佃户却是忧愁难熬的灾殃。佃户们被迫出门东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讨年关债。佃户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里过个团圆年，那么，为了还债，往往得把家里的东西抵个罄尽，只给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时连糠都不剩。
我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一个贫农在过年的时候吃得很丰盛，可是也看不到一个贫农跑到野地里躲债，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象，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一到新年，农民的粮食早就吃完了，几百年来都是如此。这时只有地主还有余粮。可是我在新年期间路经华北平原的时候，看见许多人家的囤里储存着粮食，这是新解放区的情况。在老解放区，农民一般每三年就能积存出一年的储备粮。这是十分了不起的，这意味着在水旱之年农民就有了度荒的粮食了。甚至可能还意味着在将来(遥远的将来也罢)，某一位新的赛珍珠想再写一部《大地》(写于蒋介石统治的兴盛时期的一本书)，也无法找到背景材料了。在华北的某些地区，老乡们在过年的时候有端着饭碗出家门聚在一块儿吃的习惯。过去，富人聚在村东头吃白面馒头(这算是奢侈的食品)，而穷人则聚在村西头喝稀糊糊。
多么分明的阶级界限!从方位上和食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我在老解放区没有看到这种界限，人们统统聚在村子中央，吃的不是稀糊糊，甚至不是白面馒头，而是肉。不仅在春节是如此，而且在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部是如此。
再看看“奢侈”品吧：过去，大多数人把一年能抽上两三支香姻当作一种了不起的享受；而在一九四七年，他们既能一天抽一支香烟了。这也算富裕么？当然不算。然而这总是进了一步，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迹象。为什么呢?因为手工业复兴了，不怕被机制洋货的倾销挤倒了。
我在解放区旅行的几个月中，只是在与国民党统治区挨着的一个镇上见过一回乞丐。在蒋管区，一大群乞丐匍匐在你的脚下，声嘶力竭地哀告着：“老爷，老爷，可怜可怜吧！”有阅历的旅行者在共产党地区看不见这种乞丐，当然印象深刻。
共产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十分了不起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使一直不可忍受的情况变得可以忍受了。他们给予农民的，是活命的机会和生活改善。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一切都搞得尽善尽美了。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到童工，有些现象还很惊人。我见过十岁、十一岁的孩子被放到桶里，吊到五十尺深的煤窑里挖煤。我还见过农民在山间的小路上推独轮车，车上装满砂锅瓦盆，一头骡子都难以驮动。我还见过卷烟厂里有童工，一天要干八到十个小时的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解放区已经消灭了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是无视事实的。薄政委声称边区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改善了生活，如果完全相信他的这种说法，也是无视事实的。根据我的见闻，这显然言过其实。离家六、七年的八路军干部总是告诉我，他们回家乡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太穷。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穷才显出了共产党对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共产党控制仅两年的地区与控制已有五、六年的地区相比，情况完全不同。我常注意到，在穷山区的许多小村子里，情况要比富庶平原的大村子好得多。在山区，共产党的统治已有七年；而在平原，共产党的统治只是从日本投降后才开始。在老解放区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有许多农民因为生活有节余，因为能从农业劳动中嫌一点钱，也因为学会了算术，开始记帐了。下面是一位名叫石玉利的农民所记的帐，他家六口人，种十二亩地。
收入：
谷子二石八斗
玉米八斗四升
麦子一石五斗
豆子二斗
辣椒二十五斤
干小米一百三十斤
棉花五百八十斤
油菜籽三百六十斤(值三十美元)
卖布得四十元
卖棉花得二十二元
卖棉线得七元六角
支出：
粮食二石八斗
玉米八斗四升
豆子二升
盐七十二斤八元四角
煤七百三十斤十元
药费四元
色布十二元
修房子二十元
杂项十元
这一年，这位农民有19.10美元的盈余和四个月的小米储备。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数字象小菜园的数字，而不象一个农户的数字。可是在中国，这些数字却反映了余、缺之间的差别，过得起日子和揭不开锅之间的差别。从这些数字和类似的统计中，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北的农民会以顽强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政府，支援八路军，反对蒋介石。到此为止，我已探讨了共产党区域内一个边区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在这里，虽然我发现了不少有教益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找出任何导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的因素。
毫无疑问，中国独裁者所拥有的经济与生产的机器，与解放区的经济相比，要占有极大的优势。从这一点看，共产党的经济永无希望战胜蒋介石的经济。边区有希望做到的，只是能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来维持战场上的部队，维持一个政府，维持人民的衣食，使他们满意，直至有朝一日，其它因素能使中国的内战的形势急转直下。
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多得很，但都可以用“革命”两个字加以归纳。
要理解蒋介石及其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我认为必须从更广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革命。为此，我们将暂时离开解放区，回溯一下漫长的中国历史。这样，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书一大部分篇章所描写的恐怖、暴力和残杀时，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