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中国社会的矛盾
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经济落后，社会结构细致入微而根深蒂固，因而具有内在的保守性。
这里土地辽阔，江山多姿，人民或居于沃野之上，或居于大河之滨，或居于高山之中，大自然赐给他们大有作为的环境和创造伟大文明的条件。但是，大自然的慷慨也给他们带来祸害。他们大量繁殖，使每一块可耕地上都拥挤不堪。他们到达了自然边界后，便停止了扩张，并关闭自守，自尊自大，开始腐败了。人口过密引起了残酷的生存斗争；内战和游牧民族入侵使民族的元气大伤；为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方块字妨碍了文化的普及；累世相传的亚细亚专制政体扼杀丁政治的进步，造成了经济的落后。同样矛盾的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既是福又是祸。发展速率缓慢使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种自成一体的文明，中华民族的政治才干使它能够把一个比整个欧洲还要庞大、还要纷繁的国度统一了起来。但是，这种发展缓慢和追求政治统一的气质，在外部没有给予促进的刺激、内部革命也没有造成历史中断的情况下，却使社会形态僵固化，因而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特点。四十个世纪以来，农业一直是立国的基础耕作越来越精细，种地简直象种花园似的。这个古老的民族为其连续不断的记忆和四千年习俗所拖累，背着沉重不堪的历史包袱进入了现代。正当欧洲文明在罗马的废墟上重新焕发青春的时候，中国文明却在儒家学说的束缚下窒息，在从不曾被彻底摧毁的封建主义桎梏下衰老。
佛教和鞑靼族的入侵中国，未能象基督教和蛮族统治在西方那样，打破这种麻木状态。当年罗马冷酷的异教被基督热情的教诲所消融，而儒家严苛的伦理却抗住了佛教温和的侵蚀它的教条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武器。
中国的官僚既不懂民主的精神，也没有个人尊严的概念。他们所信奉的就是敬祖先，讲孝道，崇尚儒家君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由于伦理支配宗教，由于众人朝拜孔庙而不是基督的马槽，敬重死人过于生人，因而造成群众麻木，农民绝望，统治者无所作为。
同样，蛮族入侵虽使罗马的政治结构崩溃，却未能摧毁中国的政体。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只是简单地接管了一个现成的机构，而让儒士充当他们的政治扈从。由于儒家土大夫与异族入侵者结成了联盟，原有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那些汉族官吏形成了病态心理—他们憎恶异族主子，可是更害怕被他们所出卖的人民。恐惧和有罪的心情交织在一起，销蚀了中国官僚的灵魂，直到今天这样，中国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又永世长存的文明，中国人死抱旧有的一套，不学任何新事物。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我们无法在这里多加探讨。部分原因可能要从氏族首领以及远古君主之间的争权斗争中去找，这种斗争规范了其后中国的政治发展。
远古中国的权力也和别处一样，大概起源于巫术。部落长老的权威不是来自民主大会的决定，而是来自为祈求主宰宇宙的无形鬼神显圣而举行的威严的巫术仪式。生命的延续，与险恶的自然界斗争的胜利，被认为可以通过虔诚祈求某种秘术而获得。社会的统治权落在那些掌握秘术的人手中。
后来，军事首领崛起起。他们借口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身负“天命”(上天的旨意)和“德”(法力)而使其统治合法化。
这样，他们就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至尊的神秘色彩，这种色彩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帝王要浓厚，但可能比埃及的帝王淡漠。这是中国君王在与氏族首领的政治斗争中能够获胜的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的中心并不象公元前的希腊和罗马那样是代表会议，而是高踞龙床的帝王。所以，中国早就与西方分道扬镳了，这给她的文明打上了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消失的政治烙印。
国家之大也促进了君权的扩大。中国社会是在发展邦联和征讨之中扩大起来的。新部落的来投，崇拜对象的交混，各氏族神化人物的内部通婚，这样就形成了有利于王室势力扩张的条件。这一过程在公元前八世纪到三世纪之间达到了高潮，那时，中国是诸侯国家的集合体，和中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孔子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为下臣的作乱所震动，并且对诸侯势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便对统治者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回归古德之道。但是他只是白费唇舌。在以后三百年的战国时代，诸侯相继打垮了自己国内的贵族，攻破了封建城堡，把农奴释放出来使他们为国家服役。诸侯争雄，最后有一霸剪除群雄，完成大一统。随着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建立，诞生了集权的封建制度，新的封建主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下继续存在。效劳。但是，它未能建立古埃及那样的绝对专制。尽管中央政府具有专制的性质，却未能完全摧毁宗族系统，而且被迫妥协，以至于几乎所有社会事务的权柄仍操在家族长者手里，如主持婚姻、裁决家族内部诉讼等日常生活事务。政治权力则落入地主豪绅的手中。地主阶级向国家输送大部分官吏。选拔官吏是凭背诵被击败的贵族和古巫师的哲学—孔孟之道的能力。这样，受打击的贵族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宗法社会的干预而报复了新政权。从中国君权的双重性也可以看出贵族给国家政权套上的枷锁。皇帝不仅是现实的统治者，而且是国家的神秘象征，所以总是被古老的礼仪所束缚，绝不能扮演凯撒、冒险领袖或极权君主那样的角色。事实上，他常常要装扮圣贤的角色(蒋介石就是这样)，这种角色是封建哲学家为他规定的。结果，皇帝成了人民的君父和总巫师。
中国社会僵化成亘古不变的形态，国家体系与旧宗族体系的部分妥协，是其原因之一。风俗习惯，孝道，敬祖宗，比国家政权影响更大。
一部循环往复的中国历史，最令人泄气的一点就是；虽然中国在两千年前已打倒了正统的封建制，虽然她那时建立了大大高于西方的文明，但是，封建余孽和封建生活方式却仍旧统治着社会，直到今天。
中国没有任何真正的中世纪式的生产城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主义的贫乏性。虽然中国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经济生活，出现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比世界任何地方郡大的城市，但是并没有产生商业资本主义，也没有出现工业城市。
西方的行会文化由于同农业分离，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城市，因而处于较高的经济水平。而中国的手工业即使位于城市，也要受到保守习俗和行帮的束缚，往往还要被纳入儒教传统的家庭体系。此外，大部分手工业从属于官府和农业，保留着奴隶劳动或家庭手工业的特点。所以，中国的城市主要还不是生产中心，而是行政和消费中心。就是当年的京师北平，也非工业城市。十三世纪时，马可波罗在杭州看到有一万二千家作坊。即使城市手工业有杭州那样发达，行帮也很少组织起来与政府对抗，而只限于保护工艺秘密和分配狭小的市场。所以中国的行帮反而限制了自由竞争，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扩展市场。凡此种种，都阻碍了工商阶级的发展，使建立在封建残余基础上的专制政体得以苟延至今。皇帝可以更换，社会形态依然如故。地主、士绅以及京城里佞臣当道的朝廷等等，在人民的心目中乃是庙里的那些泥胎像，也就是说，他们是永存的，他们就是天意的化身，他们就是神。不错，人民每隔几百年就运用一次孟子有名的“造反的权利”，改朝换代，就好比他们恼怒时鞭打泥菩萨一样。但是，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依旧存在。反抗朝廷的斗争可能采取极民主的形式，脱下袈裟的和尚、店老板、农民战士可能登上北平的龙床，然而改朝换代后依旧有皇帝，这说明了农民起义的内在弱点。要使这种人民起义变成社会革命，就需要有新宗教的先哲，来鼓吹人的尊严，来宣扬发达城市所产生的工业民主。甚至象美国这样没有历史传统包袱的年轻国家，如果不经北方城市施加压力也不可能消灭南方的奴隶制。那么，象中国这样受到传统重压的国家，没有新兴的商业或工业阶级，又如何摆脱中世纪的奴隶制呢?人民能够更换统治者，但是要改变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无能为力了。
中国闭关自守的隔墙在十九世纪初叶被西方冲破，引起了社会大变动，最终导致中国古老社会的解体。因为，一方面基督教理想和西方民主观念传入中国，另一方面破坏了古老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打开了宗族的壁障，改变了传统的“礼教“规范，造成了中国社会不曾有过的阶级。但是，早期西方势力冲人中国，却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封建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稳固的立脚点之后，南方爆发了有农民、长工和秀才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与以往的反抗北京朝廷的农民起义并无二致，但它从《新约》关于穷人有正义的篇章里吸取了营养，比旧式农民起义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这就吓坏了华中那些原来带头鼓吹西化并疏远满清朝廷的地主豪绅。他们马上就觉得还是应该搬开那些新思想和汉族民族主义，同异族朝廷以及英国将军戈登、美国冒险家华尔携起手来镇压叛乱。满清专制朝廷、汉族封建地主和西方帝国主义三家结成反对中国人民的同盟，实行三种意义的出卖。害怕洋枪洋炮，但更害怕外来思想在人民中传播的清王朝，把国家出卖给了西方，憎恶异族王朝但更害怕农民的汉族地主，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列强为了保存封建主义而出卖了自己信誓旦旦拥护的民主原则。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知识分子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在亡国之忧的刺激下，进行了反对专制的清王朝的斗争。在士大夫阶层中，要求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八九八年，一批举人企图通过一系列温和的改良来限制清王朝的专制权力。可是他们依据的是儒家学说，并不打算打破农村宗法社会的壁垒，解放农民，并把他们吸收到革命阵营中来。所以毫不奇怪，这场运动只是少数杰出书生的阴谋活动。当慈禧太后囚禁了年轻的光绪皇帝，把能抓到手的所有变法人物都抓起来以谋反罪腰斩时，政变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被粉碎了。康有为变法运动于是落了空。清王朝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以后，中国社会还是老样子。上层知识分子可能比较积极，但乡村的农民对待这个所谓的革命，就和他们的先辈对待换皇帝一样，没有什么热情。帝国官吏的顶戴花翎不见了，但是社会仍然保持中世纪的腐朽形态。
当时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变化，比王朝的被推拥有更重大的意义。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沿海域市渐渐在中国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上海的发展就是明证，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它还是一片泥洼地。中国买办阶级作为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之间的客出现了了，他们先前往往不是地主就是官僚，或是身兼这两种身分。经过一百年的时间，这些人成了大商人、城市银行家或工厂主，也就是说，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再就是职员、店员、新店主和下级军官，他们组成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最后，由于舶来品挤跨了家庭手工业，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苦力、小偷、乞丐，他们组成无产阶级。这些阶级(如果能把这些散漫的集团称为阶级的话)产生很晚，不可能重演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厂主，他们不象当年欧美的同行那样还能起进步作用，因为中国工业的结构及其成长的条件是很特殊的。首先，中国工业极为弱小，人口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从事工业。其原因之一在于今国的农业结构：地主从佃户那里收百分之五、六十的租子，认为农业比工业获利多，不愿意投资于城市企业。要是在西方，市民会率领农民反对地主，而在中国，买办与大地主紧密勾结，深恐财产占有方式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工业除了弱小外，还集中在沿海的狭窄地带，这样，资本家就与内地的广大人民隔开了。最后，还应指出，中国的现代工商业都是在同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工业、银行和航运公司的老板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中国捞取利润，而且插手中国政治，经常反对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干涉太平天国起义不过是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之一例。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条件，处于双重的矛盾中。城市银行家和工厂主一方面切断不了他们与地主之间的纽带，另一方面又套上了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新锁链。这就使他们身不由己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十年代蒋介石上台时所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年轻的工业面临着危机，因为它无法与外国工业竞争，农民的购买力又极低。中国资本家很想通过提高进口贷关税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不容的。民族工业家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废除不平等条约，并结束军阀混战。这样，他们就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这个党的纲领正是废除治外法权，维护民族独立。但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联合共产党进行北伐的时候，他们的纲领不但包括打倒帝国主义，而且包括在农村实行减租。中国资产阶级看到农民、工人都起来了，就立刻抛弃了反帝的主张，而同上海的列强势力勾结起来，破坏了这次人民革命运动。正象当年清廷从华中的豪绅中间找到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干将一样，列强及其代理人中国买办这时找到了蒋介石这员镇压中国人民的干将。蒋介石以对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来换取他的后台给予财政支持。他把五千条步枪发给杜月笙(上海黑社会头子，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手下的地痞流氓，摧毁了工人组织，在上海华界屠杀了几千手无寸铁的工人。同时，蒋介石派军队清乡，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各地农民领袖。这一举动又一次加强了封建主义，把亚细亚式专制制度又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资产阶级脱离了城市工人、特别是脱离了广大乡村农民以后，丧失了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新兴资本家无法象过去欧洲城市商人反对采邑领主那样反对地主了，因此无路可走，只得象俘虏一样被蒋介石的战车拖着跑。
蒋介石本人在镇压了工人农民并俘虏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之后，也必须向地主豪绅寻求支持。由于他同中国社会里的中世纪分子结盟，因而无法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所以毫不奇怪，他成了中国四千年历史上最矛盾的专制统治者之一。
如果说屈从于地主和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太软弱，不能担当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角色，那么，中国工人阶级也太弱小，不能担当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角色。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在这个难题上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学得聪明了一些。
最初使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可以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无疑是俄国革命的成功。
可是，俄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与生活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工人可能比他们在西方的弟兄更革命，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受到本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而且还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这两种势力的残酷压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西欧那样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经济基础，所以整个工人阶级都愿意使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解脱自己的困境。他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气概显然不能弥补它的最严重的弱点。第一，在四亿五千万总人口中只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现代产业工人。另外大约还有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城市手工业者和佣工，以及众多的农村工人，这些人可以划入无产阶级，但是太分散，不能起到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同西方无产阶级比起来非常年轻而缺乏经验，文化也比其资产阶级敌人低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都集中在外国人控制的地区，处于外国炮舰的威胁之下。上海是这种双重统治的典型。埃德加·斯诺说：“这里可以看到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和中国的步兵、水兵、警察；在这里，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恶霸、买办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社会最腐朽的阶层)勾结在一起了，他们互相‘合作’，挥舞着棍棒，向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工人打击。“所以，中国无产阶级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工人不同，他们‘要对付的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及西方列强的强大势力。因此，所有的城市起义几乎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迫退到农村。他们一方面坚持其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在农村实行民主改革。这时，蒋介石占据了城市，他的政权获得了相对的稳定。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各种势力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都如此，这给中国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力。
首先，日本战败了，意大利解除武装了，法国势力几乎完全崩溃了，英国衰竭了，于是这些国家不能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作为了，那怕是为了拯救蒋介石政权也不行了。其次，西方列强为了使蒋介石对日作战，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意归还租界，并撤消一切军事基地，这就是说，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敌国家。这正是国民党政府二十年来所要求的。但是，蒋介石终于在这些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也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因为从此以后，等到共产党在农村的势力增长到足以夺取城市的时候，蒋介石将完全得不到西方的支持，而他过去一向是依靠这种支持来镇压工人的。当然，争夺城市必将是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最后决战，因为共产党、八路军迄今主要还是局限于农村地区。但是，就是在这农村地区，由于日本的入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因为蒋介石的专制政权被赶到内地，失去了沿海工业和对外贸易，它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买办资产阶级势力更大了，但是它的势力依仗上层官僚能够从内地实力集团手今攫夺重要的商业、工业和银行利益的控制权。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官僚又吞并了日本人在上海和汉口从中国人那里掠夺的很多企业，并且把势力伸进报纸、农产品公司、运输公司、银行和许多大大小小原来属于私人所有的实业。这种行为引起民族工商业界的不满，使统治集团与原先支持自己的人们离心离德。小资产阶级虽然力量比较薄弱，也准备投入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了，因为领钞票工资的公教人员和下级军官感到统治者不顾他们的死活。战争也使民主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非常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消极抗战、对内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的做法。这种人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学生中有大量的支持者，在蒋介石的批评者中，他们是最直言不讳的，其中有些人甚至因为自己的观点而遭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采用列宁的纲领，在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未免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迫使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倡一种包括尽可能广泛的人参加的民主革命。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策略改为联合各集团的策略，与其说这象俄国十月革命，不如说更接近于俄国二月革众，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法国大革命和克伦威尔的农民战争。如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感到震惊，毛泽东就可以指出，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实行这种纲领之后，中国革命才前进了。共产党号召进行民主革命，是为了争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不包括地主、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极少数依附于蒋介石国家机器和外国资本的受宠的工业家和买办。不错，这可能招来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国可能认为自己的战略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是美国的反对会使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如果人民把毛泽东和共产党视为抗日战争中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那正合共产党的心思。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错综复杂的性质。法国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平等和民主，近代德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统一，俄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曾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则是同时解决这三种问题。中国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因为它仍然处于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必须争取民主，因为它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中国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它仍然被封建地权所束缚。
至于进行这样一场革命的方法，由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小，由于共产党被限制于农村地区，因此只能依靠农民战争。
于是，中国农民已经压弯的背上又增加了中国的整个未来这一重负。
中国内战的实质也就是争夺农民民心的战争。受到两大势力争夺的纯朴农民，手中掌握着中国的命运。谁争取到了农民的拥护，谁就能取得中国的政权。
二十六．土地问题
共产党如果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土地问题的解决确保了人民的拥护。
早期来华的欧洲人看到，中国农业固然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水平和西方数百年前差不多。土地占有的状况则已存在严重问题。大约在克伦威尔领导工匠和农民的军队同英国国会作战的时期，清帝国疆域内的全部耕地有八亿亩，人口则有七千万，土地问题显然已到了危机关头。在以后的三百年中，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而人口却增加到六倍以上！公有土地渐渐被化为私产的趋势，使这种人多地少的状况更为恶化。辛亥革命以前，满族贵族几乎侵占了所有的皇田。辛亥革命以后，贪官和豪绅又通过非法买卖，攫取了大量的庙产、学田和军垦土地。中国近代加入世界贸易，也无疑大大推动了化公田为私产的过程。加以土地越来越集中，耕作方式又十分落后，自然加深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危机。农民还没有摆脱中世纪的压迫，又陷入了另一重困境，这是因为上述过程不是在中世纪时代发生的，而是在西方资本和廉价舶来品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不解放农民，中国就不能解放，因此他们鼓吹耕者有其田的纲领。他们对农民说：“你们要支持我们北伐，打倒军阀，我们一定帮助体们获得土地。“显然，这只有牺牲地主，才能办到。国民党资产阶级向农民提出统一国家或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农民并不响应。但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口号，却得到农民十分热烈的反响，因为农民渴望获得土地，要求打倒地主。这个口号把农民大大发动起来，踊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以及参加农民协会。蒋介石正是踏着农民的肩膀取得政权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不遵守与农民的盟约，竟派农民出身的士兵镇压农民协会。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起来革命，但是所有起来革命的农民都遭到了镇压。因此，尽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诺言，地主并没有受到清算。杜月笙的青帮流氓镇压了上海的工人，发出了反革命的信号。多数是大地主出身的高级军官立刻抛弃了国民党所议决的二五减租纲领。地主不但不减租，还常常把百分之五十的稻麦租子提到百分之六十五。佃户要是反对，地主立刻就让管家把他关入地牢里。农民帮助蒋介石上了台，得到的报酬并不是土地，连减租都不是，而是恐吓，咒骂，毒打，甚或是一口棺材。
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纲领后，蒋介石的御用经济学家为这种背叛辩解，竟称土地问题是虚构的，硬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们既然采取这种态度，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举出一些对他们有用的数字作证。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中国的全部耕地估计为十三亿亩，而中国的人口约为四亿五千万，其中有三亿五千万是农民。这等于是说(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每个农民顶多有四亩地，而捐税、吃的、烧的、穿的—实际上是他一生中从铁锄到木棺的一切东西，都要靠这四亩地得到。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中国如不消灭封建制度，就会完蛋。但是蒋介石御用的农学家却从这些数字里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分地有什么用／他们厚着脸皮问道，“地本来就不够嘛。”至于土地集中，那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革命的理由了。无疑，这些经济学家企图为他们出卖农民进行狡辩。可是他们那一套不仅无视农民的愿望(似乎这些血肉之躯在他们的数字里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不顾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土地集中的事实。
有些人看到中国农民种的田亩小得可怜，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中国没有大地产。但是，田亩小并不能说明没有土地集中，倒是说明经济落后，地主不搞大农场生产，而是把地分佃出去，坐收租利。在河南，黄河之南，乘驴车走—整天，经过几十个村庄，还走不出一家大地主的地界。在山东，孔子的后裔霸占着大量的族田。作者在许多地方还见过“百顷拜”一类名目的地主团体。在苏北，有个寺院拥有二十万亩地。寺院长老又收租子又放高利贷，家里人丁兴旺，有三房四妾，宅邸比县太爷的还豪华。佃户的农具全部要向和尚借，因此常被这些沙门地主的看家护院恶奴逼迫着出劳役。
虽然国民政府没有进行全国的统计，但是从许多地方的统计也足以看出土地占有的状况正在造成革命形势。我绝不想在本文中罗列烦琐的数字，但是我不能不举出蒋介石、宋子文、孔样熙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的家乡的土地占有状况的统计数宇。*这个统计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孕育着农民战争的国家。在中国这样落后而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里，有没有土地往往决定生死命运，因此这些数字的意义比起在美国这样土地甚多的国家里要大得多。
在全中国，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①的土地。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这个数字，那么还有数年前在土地集中程度尚未达到现在这样严重时蒋政府地政署发表的数字。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无法活命的农民，在地权不平等的逼迫下，必然会铤而走险，组织起来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求得一条生路。这种状况本来应该使地主和蒋介石政府惊醒过来。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历来蔑视人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国民党官僚不设法通过土地改革改善情况，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集中达到了近代中国前所末闻的程度。尽管估计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有五千万亩地荒芜着，尽管估计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农民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饿死，蒋介石的官僚们却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权位在中国内地大肆侵夺土地。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对土地的侵夺更加肆无忌惮。日本人从中国人民那里夺去的土地，并没有归还中国人民，而是被国民党全数接收了。日本人在台湾的土地被大陆来的接收大员据为已有，华北垦业公司则侵吞了河北几十万亩土地。小官吏和低级军官也学他们上级的榜样。他们靠蒋政权发的纸币薪饷是没法生活的，所以也聚敛土地，以防通货膨胀。由于蒋介石这帮从沿海来的大员的巧取豪夺，就连富农和小地主也纷纷失去土地。据估计，八年抗战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产的，他们攫取了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产。对本地地主老财的这种沉重打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有句古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说：“普天之下，莫非蒋土”。这种说法当然是发牢骚，但也隐伏着革命的因素。事情还不只是出现了新乡绅。随着土地的兼并，不但产生了新的农村资产阶级，而且产生了新的穷人。抗战期间蒋管区和沦陷区由于典押和负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万。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土地集中的后果自然与人口稀少的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却产生了铁路、矿山、大牧场—这一切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只是使地主的囤子堰满租粮而已，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比起来，中国地主是非常落后的。德国和俄国的富农租进土地来经营大规模的农场，而中国地主却招土地出租以摔取佃户的血汗。俄国富农和德国地主固然反动，但在农业经济中有时还有进步作用，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
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创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这种交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得成。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
山西穷苦农民这句悲愤的歌谣，确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农利用灾荒聚敛土地、钱财的事实。抗战时期在沦陷区，这一过程急剧发展了，而在蒋管区，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机关则开始排挤当铺和高利贷商。过去，当铺在农村的放债额是银行的五倍，而到了一九四六年，当铺的放债额据估计只及银行的八分之二。但是，银行放的款也是高利贷。农民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反而被国民党银行剥削得更厉害了，农村信贷和一般的农业金融业务全让它垄断了。
情况是这样的：银行控制了高利贷的发放，它只放款给乡绅组织的农村合作社，作为对地主的照顾。县合作社再把钱借给村长，村长又转借给农民。这样，农民头上不是一个高利贷债主，而是三个了。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地方党部的官员，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要把农村资产阶级组织的并受到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部分支持的农村合作社从乡村中赶出去。这种行动常常有地方军人或党棍的配合，如果各种手段都不奏效，他们就指控地方商绅是共产党。这种只把钱借给一小撮地方党棍，而歧视一些名地主和广大农民的作法，无异于把中农和小商人逼入绝境，而这些人在抗战期间本来是习惯于自己组织互助会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乡村中的矛盾。抗战结束后，当蒋军返回沿海，北进攻打共产党的时候，这一过程大大加剧了。蒋介石命令农民银行加强对各县合作钱庄的控制。这无疑是鼓励地主和上层农民放高利贷，使这些富有的农民成为蒋政权的支柱。这一切农民都看在眼里，他们八年没见到蒋政权的影子，现在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地主及村霸的朋友。蒋政权在光复区为了获得地主的支持，不仅得罪了贫农，也得罪了中农，这天异于自杀。蒋介石没有造成多少新的资产阶级，倒是为共产党八路军造成了千千万万拥护者。国民党不但没有在农村中实行改革，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造成这种情况的，与其说是由于贪官污吏的个人因素(诚然这类人多得很)，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没有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中心问题—封建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竟然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充分说明他们的统治陷入了多么深的矛盾。十分清楚，国民党统治者除了依赖外国资本以外，还把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而全然不顾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见，杜鲁门总统的殷切希望和马歇尔将军要求蒋政权实行改革的诤言，都不过是白费心机。蒋政权只要不敢打击地主，就谈不上进行改革。而获政权之所以不敢打击地主，乃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主义的。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是指什么呢2严格地说，用这个名词并不正确。某些中国和外国的学者，煞费苦心地想说明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没有农奴制，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不错，中国多年前就在形式上废除了这种封建制度，而且，西方势力的侵入也破坏了中央集权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受贷币经济的支配，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并没有多少进步的效果。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问题，未免过于迂腐，这是全然不顾封建残余在中国人的生活、思想、风俗、习惯、情感中还有极大影响。中国废除农奴制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地主摊派劳役、监禁债户以及决定佃农生死的种种权力，也没有完全废除蓄奴、买卖少女、纳妾、包办婚姻等等陋俗。这一切都是地主豪绅统治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地主的权力并不处处相同。沿海和长江流域的省份是外国资本渗入的地方，市镇工商业比较发达，乡绅的权力往往为城市商人所分享。而在西部和北部的省份里，由于资本主义前的特色很浓，地主的政治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是在上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象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因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
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不但不去消灭这种制度，反而维护这种制度。在许多国民党军司令部里，我亲眼看到长官把当地地主叫来，向他们要年轻姑娘，供自己在驻扎期间享用。这样弄来的姑娘并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贫农家的黄花闺女。
这些地主老爷在私生活中向佃户滥施淫威，有时也很惊人。佃户经常被迫做一些下作的事以满足地主的低级趣味。鲁北的北县有个地主婆，强迫一个佃农咬一个丫环的小脚，供她取乐。佃农把丫环咬得大叫，丫环的小脚把佃农熏得呲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为满足。在北县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地主往一个十六岁婢女的阴户里塞麦子以满足某种色情虐待狂。玩腻了这个游戏，他就把婢女的双手捆上，在她的裤档里放进一只猫，把裤管扎紧。看着婢女被折磨得在地上拼命打滚，他乐得放声狂笑。这些就是旧中国乡村里地主取乐的方式。
在中国，正式的分封制早在纪元前就基本上完全消失了，这比欧洲分封制的发生还早五百年。但是，所有中世纪社会的残余—蓄婢、徭役、凌辱佃户妻女的特权、横征暴敛等等，却延续了两千年，就象挽歌一样萦回在封建制腐烂的、但并未人土的尸体上。
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些毒疣本来足以激发千千万万的农民愤然投入农民战争，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整个农业处于衰败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农民正处于这种状况。军队抽壮丁使农业劳动力减少了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饥荒中饿死了大约一千万人，还有成百上千万流离失所的难民。首先遭殃的是无地的农民，其次是半自耕农。丧失土地的人成千上万地增加。到了抗战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轮到了中农。然后又轮到一些富农。战争快结束时，中小地主以至一些大地主都感到了蒋介石官吏和伪军兼并土地的压力。荒芜的土地达几千万亩，而缺地的情形却象瘟疫一样蔓延。高昂的地租使农民没法活命。农民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无法再缴从前那种百分之五十的租子，更不必说百分之八十、九十以至百分之百以上的租子了。地租不仅耗尽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还侵占了农民维持自己生存的必要劳动。当时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能把倭寇赶出去呢?“可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一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农民感到，蒋介石新派的乡村官吏比日本人和旧日的地主更可恨。农民开始有怨言，进而落草为寇。在八路军驻区附近，农民则盼望八路军来。
统治阶级不是看不到农民中即将爆发大动乱。但是他们不愿意正视这种不祥的前景。国民党头目、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匹茨堡矿业学院出身的陈立夫对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说：分土地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家长去世时，总要把地分给儿子们。此论使记者颇感新鲜。宋子文，广东省的大地主，在出任广东省主席后对另一记者说；“我们不打算在广东搞土地改革，多年来这里现有的制度是令人满意的。“还有一位在山东省政府兼职的教会大学教授(其人是一个自由派)对笔者说；“中国不象沙俄，我们没有大地主，因此没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只需对吏治进行改革。“(没有土地改革，如何进行吏治改革?这位基督教教授没有解释。)在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些党魁、省长、基督徒的眼中，似乎是与中国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然而，简直无需指出，这种东方哲学是农民根本不能接受的。农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地主，平分土地。对于佃农、长工、苦力来说，这就是革命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