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农民说话了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提出要敢于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推翻国民党的国家机器，仅靠现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投入这场解放战争。那么，以什么名义来动员人民呢?以社会主义还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显然都不行。只能以人民群众自己的名义。提出了一般性的号召，还必须有具体的纲领，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正是这种具体的纲领。
土地改革，乍听起来象是一个学术名词，但它所引起的如此巨大的激情，却是前所末闻的。共产党对中国农村土地关系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改革。中国土地关系大变动的过程，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它使这个古老的国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之振奋。它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东方世界今后的民主、自由以及宗教、财产和婚姻关系的发展方向。它是了解中国人民革命动力的钥匙。但更重要的，它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实录。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动员了多少年来受压抑的广大群众奋起推翻旧社会。土地革命从两个方面打破了中国农民似乎是千古不变的蛰伏状态，一方面是精神的，另一方面是物质助；一方面是从内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从外部起作用。在精神方面，土地改革唤起了农民的希望。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的激情。在物质方面，土地改革给农民提供了与地主进行斗争的手段。土改过程中，这种政策与希望之间、手段与情感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是很难用笔墨记录下来的，勉强为之，必然徒劳。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下面的几段叙述，也许能为本书最后部分所涉及的更为激烈的事件提供一个轮廓，也可能有助于剖析共产党的战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中国广大农村从蒋介石手中争夺过来的。顺便在此说明一下，文中历述的华北农民奋起斗争的情况井非是哪位共产党高级干部讲给我听的，而是根据我自己到地方干部和农民群众中采访以及亲身考察而整理的。考察土地革命时，首先必须对农民群众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他们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且也是政治意义上的人。由于对外界的情况十分闭塞，农民的政治视野往往局限于他们耕作的地界的范围之内。所以托洛茨基指出，农民对本村的地主绝不妥协，但对体现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往往认识不清，束手无策，“因此农民总是幻想一个理想国家来取代现实的国家。“这是符合中国情况的。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中产生过如《水游传》中所描写的一百单八将式的反朝廷的好汉。太平军揭竿而起后，在人世间建立太平天国的理想也曾激励了广大农民群众。①中国内战重起以后，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土地与解放“的旗帜之下，尊奉毛泽东为人民的“大救星”。
由于农民普遍具有乌托邦思想，所以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农民本身无法进行社会革命，必须由另一个阶级来领导他们，如十八世纪法国的第三等级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俄国革命的经验又促使这些理论家认为，今天的落后国家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革命，并认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历史似乎证实了这一论点。他们在与谁联盟的问题上思想混乱不堪，以致为了维持他们与银行资本家的联盟而坚决不让农民获得土地。由于社会革命党不赞成没收地主的土地，于是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直接导致他们一败涂地，而使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和地主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不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然而中共不仅没有因此失去农民的支持而垮台，反而更加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愈加发展壮大起来。原因究竞何在？ 中共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抗日战争所造成的客观环境可以说是全部的答案。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震恐，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同意接受蒋介石的领导，而在于他们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放弃了“最基本的原则”。这在托洛茨基分子们看来，无疑是对革命的彻底背叛。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当务之急是挽救民族的危亡，根本谈不上进行国内革命。共产党人被迫在敌后坚持抗战，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根据地，才能生存。如果在当时当地发动一场解决阶级矛盾的国内战争，势必使这些根据地毁于一旦。因此，中共以民族战争代替了阶级战争。这种民族战争本身也是革命战争，它在人民中所起的动员作用，往往比土改的作用更大更快。抗日战争把自古以来就是分散经营、基本上各顾各的农民组织起来了，使他们认识到同心协力、集体行动的力量。农民在部队里接触了许多人，学到许多新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催化剂。在营房里，在练兵场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农民战士对共产党及其方针政策逐渐熟悉，这在和平时期是无法做到的。在开展游击战的人民战争中，农民战土又学会了分清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由于以上原因，停止土地革命，并末象有人当初顾虑的那样，产生不利于革命的后果。然而中共停止土地革命的做法，确曾使一部分贫雇农不满意。从他们饱经忧患的阅历之中，农民群众懂得，不应轻信那些到他们村中花言巧语进行游说的知识分子。只有分给他们土地，才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当中共取消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规劝贫雇农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触动地主时，这些农民心想，你的葫芦里卖的原来也是那种狗皮育药，于是暗自骂一声：“放你*妈狗屁！”便悻悻而去。
尽管有一部分贫雇农不满意，中共仍然坚持暂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只是根据国民党在一九二六年所通过的纲领，实行二五减租。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似乎与国民党毫无二致。但是实际上，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坚决执行了减租减息的规定。农民群众把这一点看在眼里，原来共产党的干部到底不一样，于是不再骂娘，又拥护共产党了。
可是农民群众还是不敢大胆投入减租减息斗争，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八路军一撤走，地主老财就会变本加厉地逼他们缴租子。另外，共产党也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开展减租减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不上。他们先在一些地方进行访贫问苦，召开诉苦大会发动群众。这样的活动很快在巩固的游击区内普遍开展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唤醒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减租减息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每个村子都召开了群众大会，由贫雇农对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罪行进行公开揭发和控诉。反对奴役式的租佃制以及反对高利贷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此外，长工、雇农反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也是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佃农为减轻地租而斗争，雇农的斗争则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农村的这两股力量，看到他们能够清算地主的某些剥削行为，于是进而为一些与地租无关的剥削形式，如苛捐杂税喝无偿劳役之类，向地主提出了赔偿的要求。此时，地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统治发生动摇而束手无策。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表现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武装民兵，他们放下地里的话去保卫村子免遭日本鬼子入侵，因此要求地主给以补偿。虽然地主也并非是一点实力也没有，但除了投敌搬兵以外，无计可施。
同时，农民群众的要求与日惧增，终于形成了以诉苦和斗争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这种诉苦和斗争会注定成为中国革命常用的形式。
一切社会革命，与宫廷政变不同，都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在革命时期，那些受旧社会压迫的人们，为了摆脱他们所处的绝境的迫切需要，创造了夺取政权的新形式和新方法中国农民所创造的各种机构，向中国共产党提示了争取人民群众最有效的途径。
这些初期的民意机构意义非同小可，不论如何估计也不致过份。它们并非工会组织，也不是苏维埃，更不是理事会，只不过是一种讲坛，农民可以在这里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倾诉他们的疾苦。这本身就是革命。山西有句俗话：“天下没有穷人的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贫苦的佃户，如果他既没有加入什么秘密会社，又无某位有势力的人物作为靠山，那他就不可能被当作人来看待，只不过是地主收租簿上的一个帐号而已。这类贱民往往连个大名也没有，人们就根据其身体上的某些特征来称呼他们，如“王麻子”、“李歪脖”、“张长耳”，等等。在中国，这样的无名氏比比皆是。正是这一类人物，现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中，当着村里的穷哥儿们和财主老爷们，站起来说话了。这本身就是革命，就是宣告与过去彻底决裂。他们一举撕下了禁闭了他们一生的嘴上封条，也就砸碎了禁锢他们的封建枷锁。他们有生以来头一回在这样的场合开口说话，开始时有点不习惯，但一言既出，使如江河奔泻，滔滔不绝地倾诉心头之恨。一次又一次，一村又一村我聆听了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当众倾吐苦水。一个贫苦的农民站了出来，诉说他的父亲是怎样饿死的，因为地主抢走了他们家的粮食去抵阎王债。又一个拖儿带女、靠纺线糊口的寡妇站起来说：“大伙儿瞧瞧，俺死了男人，又没地。俺一年里收不上两斤棉花，可他们硬逼俺交五斤棉花的租子。俺哪里交得起呢！他们就逼俺的孩子们替他们干活。可怜俺一个妇道人家，整天价干的都是男人的活。吃都吃不饱，哪里有力气?还成天挨打受骂……“说到这里，她禁不住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是悲愤的泪水，也是出气的泪水。她总算找到了能对之哭诉自己满腹苦楚的人了。这不仅具有心理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一人诉苦，引起众人的共鸣。听众中就有人感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不幸遭遇，不禁叹道：“唉！俺也受过那份罪啊！”往往一个人还没讲完，另一个就站起来抢着说；“你讲的敢情是够苦的，可听俺说，俺受的苦还要大。“通过这种途径，那些向来各顾各的农民们，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他们开始从政治上进行归纳，不但把自己看作是个人，而且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但眼下他们的斗争仍未超出其所在的村子的范围。斗争的方法因地而异，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大致而言，早期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民尝试运用刚刚争取到的发言权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进行更广泛改革的要求。佃户和长工们开始还认地主为东家，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有能力打倒地主分田地时，就不满足于减租和涨工钱了，他们要求立即分给他们土地。
抗战期间，有许多村子里的地主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那里的农民们分地的要求尤为坚决。到了抗战末期，共产党满足了部分群众的要求。但总的说来，在日本人仍然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他们对农民加以约束，不使发生过火行动。但在日本投降之后，那些贫苦农民就不听这一套了。共产党使他们觉悟到自身的权利，现在他们就要求行使这种权利。这种要求很快遍及整个光复地区，汇成一片惊天动地的怒吼。
二十八．奴隶反抗了
奴隶们通常只是在以下两种境况下才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一是实在活不下去了，非造反别无生路；二是看准了成功的时机。
日军投降并撒出华北以后，原沦陷区的广大贫苦农民正处于上述两种境况之下，于是便起来造反了。国家权力机构的暂时消失，给予了他们成功的时机；无法忍受的悲惨生活，迫使他们非打倒地主不可。
他们的反抗虽然受到了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思想和斗争方法的影响，但或多或少仍带有自发的性质，并无更大的政治目标。造反的农民没有认识到必须夺取农衬的政权，甚至也没有想到要推翻封建土地制度。他们想要做的只是清算那些卖国投敌的汉奸，其中多数往往就是本村的大地主。
不仅是贫雇农，甚至连富农和小地主也参加了清算斗争汉奸的运动。由于需要救济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才在运动中触及分配土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佃户雇农们，他们苦大仇深，与地主阶级更是不共戴天。地主不仅夺走了他们的粮食，甚至把他们留的种子也搜括一空，拿去供奉日本鬼子。锅碗盆勺、农具家什，统统被洗劫。说是日本人征用，实际上一半进了地主的仓房。地主的“狗腿于”假借“皇军征用”的名义，闯进家门，抢去了他们仅有的被褥里的棉絮。我曾听过河南一个农民诉说，一个当了伪军队长的地主管家如何把他关进监牢，扬言只有把他的女儿送给那个队长才放他出狱。一个中农的妻子哭诉了地主是怎样霸占了他家的十亩地，为了灭口杀害了她的丈夫，并把尸首扔进野外的煤坑里。还有一次，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受迫害的农民同声控诉鲁西的一个地主。为了替日本人修工事，这个地主逼迫他们往山上运送石料，地主的狗腿子手拿棍棒跟在后面监工。在这次苦役中，有的人被砸断了胳膊腿，有的被压折了腰。战争使穷人更加贫因。饥饿和失去土地的苦痛，使他们更难容忍地主老财的骄奢淫逸。最先起来进行斗争的往往是那些最贫穷的村庄。那里的群众发起的“清算大会”，为共产党提供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许多村子里，一开斗争汉奸的大会，农民群众压抑在心头的满腔怒火立即爆发了。他们强烈要求把汉奸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被地主强行霸占去的一切财物都必须物归原主，少一文钱也不答应。十月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在鲁西一个名叫李官屯的村子里，手拿棍棒钢叉的农民挨家挨户动员老幼乡亲出来参加斗争地主毛顺邦的群众大会。会上，一个怒不可遏的农民站出来控诉：“二月初三，你抢走了我三百块钱。那年月印把子不在咱们手里，咱不敢吭一声。你干的坏事谁个不知?你还帮日本鬼子抢咱们的棉花。现在就要你还！“人群也呼喊起来：“非还不可！非还不可！“另一个佃户挤到台前说：“俺家好几口人命都死在你手里。眼下俺们还在挨饿。你把抢走的东西统统还给俺们!“这个地主被迫交出了五百四十亩地，七栋房屋，有百十来棵栎树的一片树林，以及家具等物。群众给地主留下了三十亩地和一栋房屋。这个汉奸运气还不坏，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可是也并非处处皆如此。在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山西省某山区，农民清算地主的方式就暴烈得多。在抗战期间，这一带山区和附近的平原地区部未曾进驻过八路军，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根深蒂固，地主利用土地盘剥农民特别残酷，这一带农村的贫困状况也尤为明显。日本鬼子一撤走，反奸清算运动立即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这里发生过一些恐怖行为，在群众越是落后的地区，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是暴烈。
在山西省某地，群众召开了诉苦大会，曾经在抗战期间杀害过十八个农民的某地主三兄弟被押进了会场，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恼。群众怒不可遏，将到会的干部挤到了一旁，把这三个地主吊在大树上。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窦马庄的村子，群众抓住了一个地主的狗腿子，硬是用石块把他给砸死了。在与窦马庄毗邻的一个村子，大伙把一个曾经当过伪军队长的地主抓来，给他套上一挂犁，用鞭子赶着他犁地。人们一边赶一边喊道；“过去你把咱们当牲口使唤，现在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村子里新来了一批青年学生，都是怀着美好的理想从北平跑到解放区来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之深重，想要把这里的农民运动纳入既定的轨道。然而农民却认为他们多管闲事，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还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懂个屁!“连新从外面来的八路军战土们也无法使激愤的群众平静下来。在冀中的一个战土告诉我：“有一天，我们四个战土押送一个汉奸到县里去。半道上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闻讯后一下子跑过来把我们的大车给围住了，不大功夫就围上了百十来人。他们问道：‘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2’我们回答说：‘送到县政府去。’他们说；‘不行!不许走！’好家伙！群众有一百多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气。我们呢，才四个人。他们嚷道：‘把这个汉奸交给我们，要不你们就别想走得了！‘他妈的，有啥办法！“农民动辄威逼地主，因为他们知道，把地主的传统权力打掉一些，并不违反政府的法规。当日本人撤退时，大批伪职人员也逃之夭夭。在这一带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当时八路军正集结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界一带，除进驻了几座较大的城镇之外，尚未深入到广大农村。边区政府机构有限，对于大部分农村，一时也来不及接管。农民协会控制了民兵武装，但并无司法机构，共产党一时鞭长莫及。
当时，大部分干部都还缺乏经验，尤其是某些非党干部，对农民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更是忧心仲钟。而县的干部则担心被指责为包庇地主。在冀中地区，那些不顾群众的反对，硬要把被斗争的汉奸从他所在的村子带走的干部们，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你们绝不能这样干，这种干法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应该遵从群众的意愿。“然而要真正遵从群众、特别是那些最贫穷也是最积极的农民的意愿，却远非易事。他们有如脱缰的烈马，横冲直撞，迅猛异常。斗争汉奸的群众运动势如燎原之火，从一个村庄延焰到另一个村庄。不仅是贫雇农，往往连中农甚至小地主也都投入了斗争。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广泛民主的特点。这既是它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中农看到汉奸大地主被斗倒，贫苦农民被霸占的财物得到了偿还，他们便急不可耐，也想分享一份。但汉奸大多欠债累累，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还清。小地主和富农便产生了疑虑：这样下去，何处是一站？于是转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那些最积极的贫苦农民，一旦投入清算汉奸的运动，却越干越带劲。有些地方的大地主跟随日本人逃跑了，无法对其进行清算斗争，群众就没收其财产。成群结队的男女农民，尤其是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苦农户，冲进地主的宅院，撵走地主的管家，把粮食牲畜分光，然后在大门上贴封条。在山东农村，当农民群众打开地主的仓库时，发现里头有大批财物原属他们自己所有，这些财物都是被地主以供日军征用的借口掠去的。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地主的女儿，看不惯她父亲欺压穷苦农民的行为，毅然站到农民群众一边，帮助他们分她父亲的财物。农民群众认为，分地主的家财有理，他们说；“过去他把咱的东西都抢定了，现在咱只是把它夺回来。
但农民群众也并非是毫无节制的。中华民族也绝不是野蛮人。虽然不少华北农民具有鞑靼民族的血统，但同时他们也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人一向以他们的通情达理而自豪。在中国，制止一场争吵最常用的办法是说：“咱们来讲讲道理。所以俄国革命的许多特点在中国农村甚为罕见。混乱的局面，确实有过，抢劫的行为，也的确发生过。但却并未发生过大肆捣毁房舍、砸门翘窗、洞屋穿墙的暴行，更没有乱伐果树的破坏行径。因为群众想要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收归已有。至于打死人的事，那是农民群众为了报仇雪恨。也不见得单纯是报私仇，这是群众共同的仇恨，同仇敌忾的呼声发自全村群众的肺腑。因为当时尚未建立司法机关，所以农民群众只好自执其法了。以上涉及到的仅仅是清算运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并不是对所有的汉奸地主都进行清算，被清算的仅是其中罪大恶极者。斗争的矛头还不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那些罪恶昭彰的大汉奸虽被处置了，但其幕后操纵者却仍然迢迢法外，依旧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在抗战期间，地主往往指派一帮地痞流氓充当村长，投靠日本人为害乡里。如今，这些地痞流氓也许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幕后的地主却依然握有势力，继续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抗群众。在山东省的范庄，有一个地主将日本人撤走时留下的一万五千斤粮食私吞了一万斤，而只将剩下的五千斤分给农民群众。当大家表示不满时，他就威胁说：“少废话！
区公所里可有咱的人。“一句话就把老乡们给吓住了。从他们一生的经历中，农民群众深知，你要是在区公所里没有沾亲带故的人，去告状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们误以为八路军的政府与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面在干部和群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一面采取高压手段迫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大多数村子都尚未进驻八路军，地主就乘机对农民群众进行威胁，说什么谁要想召开清算大会，就会遇到严惩。他们不光是进行威胁，有时公然绑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枪”暗杀积极分子。
这样的形势给共产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某个汉奸被愤怒的群众清算之后，其家属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着落。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将带来无政府主义，并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地主正在极力压制农民，而农民又急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于这些受到地主威胁的农民，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为他们撑腰，他们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共产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实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针，现在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他们采取革命的方针。在政治上改变方针，不象足球比赛中交换场地那样方便。如果他们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然会使一部分抗日地主离心离德，这些地主在抗战期间分别担任了地方政府甚至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也会因此失去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土的同情，乃至失去国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们在国外一向被视为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侠义之士。可是，如果他们不满足农民的要求，他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其时，马歇尔的和平调解濒临失败，内战迫在眉睫。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而打一场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要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进行挑战，则有可能脱离除农村的贫雇农以外的各阶层的人，作这样的决断又谈何容易。
共产党暂不作决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干部总结经验，研究情况，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过去了，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决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来临，耕耘播种的季节到了，该是迅速作决策的时候了。共产党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拖延，使边区军民愈加感到蒋介石的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机。共产党在此历史性的决策之前，徘徊再三，就象是一个等待着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着的进退，将决定全局的胜负。老是等着等着，叫人心烦意乱，神经紧张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真想豁出去看看。共产党有如处身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上，等在那里。后退一步—与地主阶级言和；前进一步—向封建主义开战。这一决策实在事关重大。一九四六年夏天，党中央终于向各个县委下达了平分土地的指示。决策已定，义无反顾。
二十九．地主的破坏与农民的反击
人们不会那么随便地起来闹革命，推翻旧社会，正如他们不会随便同妻子离婚，另寻新欢一样。中国的农民并非总是自动地向封建堡垒发起猛攻的，共产党往往必须手把手地领导他们冲锋陷阵。而在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共产党干部也并非总是十分坚决的，有时也需要农民在后面推他们一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象是一对深入敌后的侦察兵，他们相互壮着胆，一同进入敌区。开始其中一人有些踌躇，后来另一个人又趔趄不前，两人终于并肩向前冲去。某些干部之所以发生动摇，其根源在于他们复杂的个人出身。虽然共产党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主持其贯彻，但在农村直接领导运动的却是救国会。‘往往是三、五个非党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奉派到一个村子去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工作组员的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大多是一些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正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往往怀着美好的理想，但一旦要落实到行动上时，却又退缩不前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之所以能当上干部，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文化，能知书断字。在中国农村，凡是能知书断字的人，一般都是些地主子女，至少也是富农或中农的子女。干部们所要斗争的对象，正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共同教养和出身的人，他们的理想激励他们向前进，可是他们出身的影响却拖他们的后腿，阻止他们向自己的同类宣战。然而在干部队伍中，也有不少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老干部，还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子弟，他们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于农民来说，问题要尖锐得多；与地主的斗争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如果尚有别的活路可寻，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去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客观环境遇得他们实在走投无路。左邻右舍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家人一一含恨而死，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然而在经年累月中慢慢地死去，毕竟比死于旦夕要容易接受一些。就一般的农民而言，当他们面临着将来死于饥饿，或者即刻死于地主的屠刀之下时，选择前者也毕竟要容易得多。革命是退出来的，但开始时往往是旧的传统观念比新的观念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当一个农民迈步走向地主宅院时，羁绊他双脚的不仅是恐惧的心理，而且还有两千年来的传统观念。
革命要求人们为未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要求人们向传统的道德观念挑战。革命号召农民要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起来反抗地主，反抗孔孟之道，反抗统治阶级的吃人伦理。
然而对于农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老奸巨滑的地主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对他们进行欺骗。“你命里注定了要受穷，“地主这样对农民说。农民低头叹道：“是啊，我的命是不好。“地主装出笑脸，把农民所欠的债款减去二厘利。
农民从世世代代的经验中认识到，从来官府都是和财主一个鼻孔出气的。难道八路军就不一样？地主就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散布流言蜚语，企图贬低八路军的政府和干部的声誉。
在山东省的西部有个平阴县，那里的地主从未见过八路军，以为他们服国民党的官老爷一样，可以用金钱加以收买。在抗日战争将要结束时，这帮地主从群众身上搜括了七万元钱，买了两面锦旗以欢迎“解放英雄”，又向集市上每一个卖小吃的摊贩征收一千元，买了些瓜子花生以慰劳“抗日将土”的家属。实际上买锦旗只花了二万元，茶点的开销也只有三千元，剩下的钱全进了地主的腰包。有些农民对搞这种庆祝会的做法不满，地主低声对他们说；“从古至今，哪一朝官府不贪污受贿？对八路军你们也别抱什么希望。“村长致完欢迎词后，一个八路军的干部站起来讲道：“我们知道大伙儿为开这个会出了不少钱，这笔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这番话直讲得那些地主一个个日瞪口呆。这不仅使他们丢了面子，而且使他们意识到，他们要对付的这个政府非同一般。于是他们一面对干部阿谀逢迎，一面对群众打击报复。当八路军游击队组织的区公所勒令地主给长工增加工钱时，他们就克扣长工的伙食，甚至连长工点灯的油也不给了。有时在村口站岗放哨的民兵想要点粥喝，村长就训斥他们说；“啊，你们想要喝粥!下一回你们就该想要吃肉了！“然后就强迫这些要粥喝的人出公差替军队搞运输。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村长借机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并在会上煽动说；“要想喝粥就到区公所要去！“群众一想，连口粥都喝不上，还要被迫去给八路军干活，于是就怨恨起区公所来了。他们抱怨说：“要咱们喝西北风！”不久，区公所给村里调拨了一批救济粮，村长又威吓说：“吃了救济粮就会被八路军抓走。”地主也乘机借题发挥，造谣惑众，说什么“你们都去开会吧，小心八路军把你们给抓走！“结果好多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去参加开会。地主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来阻止农民起来斗争。同时，农民本身疑虑重重以及胆小怕事的通病，也使得他们行动起来十分缓慢。在冀南一个村子里，一部分群众自发地起来清算一个私吞了五千斤公粮的地主。他们把这个地主拥起来送到了区公所，并控告说，“这个家伙杀害过八路军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还贪污了你们的粮食。“他们不敢说那粮食本是属于他们村公有的，因为他们以为八路军是不会替老百姓办事的。另外，农民在与地主的斗争中，还受到家里人扯后腿。在一个名叫蒲镇的村子里，一个积极分子带一位干部到家里串门，他的母亲对干部说：“俺常听俺儿子念叨你们，俺知道你们八路军都是好样的。可是到头来又能落得个啥呢？“干部走后，父母又对儿子说：“你可得小心呀！”当那些作父母的得知自己的儿子在诉苦大会上带头控诉地主时，一个个惊恐万状。在太行山区，就有一个老农在会后这样训斥自己的儿子：“你干啥非要去出那个风头?你就不会跟在大伙儿后面喊几句口号就得了?“有些人家还为亲朋好友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而担惊受怕。他们惶恐不安地暗自嘀咕：“左邻右舍的这一闹腾起来，咱家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这种状况在八路军尚未进驻的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农民一般都不敢提出什么要求。我曾听见一个农民对干部说：“俺只要能吃上一个山药蛋、几粒小米饭就行了。“还有一个受尽了地主欺压的农民对于部说：“让区里把俺抓走吧。过后把俺放掉，回来俺好说，俺被你们抓去训斥了一顿，因为俺不肯诉苦。“还有的在诉苦大会上站起来发言时，总是说：“俺这是替穷人说的，这可不是俺自家的苦。“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奴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根除的。穷苦的农民在路上遇见了地主，仍然要低头哈腰。然而现在并非所有的人都那样俯首帖耳，许多人已经拾起头来朝前看了。就在这些表面现象底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完全是自动发生的。老解放区的农民具有斗争传统，发动他们分地并非难事。那里的地主对新政权也有所领教，不敢顽抗。在八路军进驻的地区，地主也不难制服。但是在大多数村子里，斗争进行得较缓慢。当时，平原地区的土屋茅舍和山区的简陋窑洞都成了革命的孕育之地。干部们和无地的农民晚上就在这些地方秘密串连。干部们逐步使农民认识到，地主的存在就是他们贫穷的根源。“是啊，要是没有地主，咱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农民赞同地说。干部们进一步问道：“那你们干吗不起来清算地主，分他的地？“那咋行啊？人家可是有权有势的。”“你们应该组织起来，”干部回答说，“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于是他就介绍某村的农民是如何如何清算地主的。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干部们耐心地对农民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除宿命论的束缚。干部们在那些听得入了迷的农民眼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人们就会为了达到一个神圣的目标而不辞千辛万苦。农民正是如此。他们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点疑虑，决心要立即行动起来。可是过后一想，又对干部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走！”
此时地主也并不安分守己。地主毕竟是地主。村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瞒不过他们的耳目。甚至关于秘密串连的情况，他们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还从农民的眼神里看出，似乎农民心里在说：“所有的土地全是俺们的。”地主们深知，先发制人为上策。而且他们的力量还相当强。每个地主都豢养了十多个打手，备有梭标棍棒等武器，地主本人还有一支手枪。他们心想，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加上一帮愚昧无知的穷花子又能把老子怎么样？
地主先下手了。当一个穷苦的农民正在睡梦中憧憬着遥远的将来一个和平富裕的世界时，地主趁着黑夜偷袭他的家，把他抓去扔进了土牢里。他们还杀害群众中最积极的分子，砍下首级悬挂在村口示众。当发现为数不多的群众在开会时，他们就破门而入，当场把所有的人用梭标扎死。干部也常常惨遭毒手。当得知某干部要到另一个村子去，或者要回县里汇报工作时，他们就派几个“狗路子”半路拦截行凶，将其杀害后再割掉生殖器，以造成他是因强奸村里的妇女而被杀的假象。村里的老百姓虽然知道害人的真象，但慑于地主的报复，谁也不敢再与干部接近了。除了贫雇农之外，农村中的其它阶层也受到了影响，起初，不少小地主也自动地参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八路军严明的纪律，战士待人和蔼可亲，以及八路军提出的办事要公道、对人要平等的口号，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他们也想要参加清算大汉奸的斗争，就带着《圣经》去见政府干部。他们说：“请看，《圣经》在此亦有所明谕，富人实不该依靠穷人为生。根据《圣经》“所言，为富者亦有不仁之徒。“在只涉及到减租和清算汉奸的问题时，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土改开始了，地主与贫雇农之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产生了疑虑，担心土改运动继续发展下去，不知会搞到什么地步为止。地主采取的恐怖手段，确实一度干扰了土改运动。然而他们也有扔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时候。有一个叫杨家庄的村子，那里的六个地主和三个狗腿子勾结在一起搞了一个对抗土地改革的秘密组织。有天晚上，区里派了一个干部去对地主进行劝诫。他质问地主，“这里的群众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你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地主一听，恼差成怒，气急败坏地喊道：“群众要干啥关我们的屁事！”话音末落，一个狗腿子举起梭标胡这个干部扎去，一下于就把他的喉咙刺穿了。这个干部惨叫一声，倒在血泊里。群众闻声立刻跑到邻村搬救兵。很快就集合起了三百多人，他们手拿锄头、铁锹赶到了出事地点，当场就把那六个地主给打死了。那几个狗腿子趁着天黑溜掉了。
就这样，一村接着一村地开始了对地主的反击。在斗争中，农民群众英勇无畏，前仆后继。在平原的土房里，在山区的窑洞中，秘密中连又开始了。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正孕育着新的重大流血斗争。
三十．石壁村
在欧洲，一个拥有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并掌握了武装的政党，在国内搞自上而下的政变来推翻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那样，会是很干净利落的。而象中国那样，一个村一个村地自下而上搞革命，拖泥带水，十分费劲，则非有巨大的耐心，无尽的智谋和坚定的信心不可。如果掉以轻心，乱来一气，就会弄得不可收拾。我想最好还是通过一个村子的群众如何与地主进行斗争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进行这种形式的革命的艰巨性，从中也可窥见共产党斗争策略的一斑。这个故事的情节使人联想起古希腊的悲剧。在山西南部有个名叫石壁的小村庄，大约有五百人口，村子座落在使人常发怀古幽思的太岳山的峰峦中。这一带尽是荒山秃岭怪石嶙峋，土地十分贫瘠。贫穷困苦的农民在山坡上开垦了层层梯田，直达山额。世世代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不仅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着斗争，而反还要与如同耶稣诞生时代那样古远的残酷剥削和落后迷信作斗争。当地群众虽然不信上帝，但却信奉形形色色的神灵鬼怪，诸如使他们受苦受穷的命运之神，以及作祟山山岩林莽之间、依附于飞禽走兽之身的牛鬼蛇神之类。那些在乡间跳神弄鬼的巫婆法师之流趁机利用妖术愚弄吓唬穷苦农民，要他们对地主俯首帖耳。当地那些常年忍饥挨饿、一辈子负债累累的穷苦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这样的歌谣：
年年秋收忙
家家炊断粮
欠下阎王债
永世难还帐
几个烂瓦罐
一间破草房
半垧荒坡地
野菜充饥肠
五个土坟头
两眼泪汪注
这百来户人家大多住在山脚下的窑洞里。一条小河从村南蜿蜒流过，两岸衫枝柳条垂拂水面。河边有一座磨坊，当地老乡都上这儿来磨麦子碾玉米。小麦和玉米是石壁村农户年年种的两种主要庄稼。村中幸有几处种有桃树、杏树和梨树的小果园点缀其间，这里的景致才不致显得过于荒凉。
石壁村有一点独特之处，与中国大部分农村迥然不同：这里的妇女养的孩子都不太多。原因有好几个。一是因为当地不少农民穷得根本养不起老婆，只好一辈子打光棍。二是由于穷困所迫，每当生下女孩，作父母的往往将其勒死。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河对岸的一个据点盘踞六年，村里许多妇女遭到日本鬼子的奸淫蹂躏，引起性病流行，造成不少妇女丧失了生育能力。
村长是一个名叫王常盈的地主，他一手操纵全村大权。虽然这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与我所要讲的故事关系不大，但也不妨顺便提一提。他五十岁上下年纪，留着一小垢撮羊胡子，嘴上老叼着个长筒的水烟袋。逢上好天气，他就在村子里游来逛去，哪个小孩不小心挡了他的道，立刻就会被他抓住毒打一顿。穷苦农民一见了他就赶紧躲进屋里，他拥有近四百亩水绕地(村里没有任何别的人家有二十亩以上的土地)，还有一座磨坊和满仓的粮食。家中有一妻、一子、一女，还有个儿媳妇。他为人心狠手辣。因为村子里数他最富，所以他的老婆和闺女是全村穿戴得最讲究，打扮得最干净利落的娘们。在抗日战争期间，王常盈逼着他的老婆和亲生闺女去和一个日军小队长姘居。当时，这支日军就驻扎在六、七里以外的桥北村。王常盈一家通过这种可耻的关系，得了不少好处。日军小队长让王常盈经管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粮食，听任王常盈从中渔利。此外，这位小队长还把他从各地掠夺来的布匹和家具等当作礼物送给王家。
王常盈的儿子对他*爹甘当汉奸以及他娘和妹妹与日本鬼子的这种淫乱关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依靠这种关系，他就可以有别于村中的其他年轻人，免受劳役之苦。他二十五岁左右，高高的个子，模样俊俏，举止傲慢。他经常身穿一件黑色大褂，头裹一条洁白的毛巾，白天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闲逛，夜里就如同一只贪婪的饿虎，看上了谁家的女人就推门直人，肆意蹂躏。倘若有人敢于反抗，他就以日本人的淫威相胁迫。
材里有个名叫石平华的富农，是王常盈的好友，也是他的管家和得力助手。此外，村里还有两、三户小地主，地不过十几亩，也没有什么实权。
王常盈在村里有个宿敌，名叫李天享，是个佃户，年过花甲，长须及胸，额上和眼角布满深深的皱纹，嘴里的牙也已脱落过半。不论冬夏，他总是穿着一件肮脏的破布衫，走路弓腰驼背，奈拉着脑袋。李天享租了王常盈七亩地，每年打下的粮食，一半都交了租子，剩下的那点实在难以养活有妻子和一个十岁儿子的三口之家。他原来还有一个长子，后来被王常盈借日本人的刀把他杀害了，从此王李两家便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在抗日战争期间，王常盈经常宴请那个日军小队长，而洒宴的一切费用，那是从贫苦的佃户们那里勒索来的。这种无止境的敲诈激怒了村里的群众，李天享的儿子和另外两个青年民兵下决心干掉这个小队长。有一天，他们从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里朝日军小队长扔了一枚手榴弹，不料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地主王常盈侦知是他们干的，就向日军告了密。小队长立即把这三人抓起来，带进三官庙里用刺刀凌迟处死。从此，李天享对王常盈更怀有深仇大恨。但多年受压迫的生活使他不敢独自进行反抗。村里与地主王常盈有冤仇的人远不止李天享一个，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但这对于石壁衬的老乡来说，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尽管他们看到河对岸的日本人卷起铺盖撤走了，日军小队长再也不到王家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了，但是地主王常盈依然大权在捏，他的儿子照旧在村里横行霸道，奸淫妇女，租子也未减分毫，穷人们还是负债累累。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土地革命的浪潮冲击到了石壁村，关于这次革命，村子里已有所传闻。人们私下里纷纷议论有关八路军、民主制度以及打倒地主，平分土地，建立新农村的传说。对于这些传闻，人们将信将疑他们认为自己受苦受穷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无意冒犯任何入，只求苟且偷安。关于以上那些传说，地主王常盈也有所耳闻，但他并不十分担心，只是时常警告村里的人说：“别人身上割下来的肉，长不到自己身上去。“其实，这种警告大可不必，因为村里并没有人想要起来造他的反。然而土地革命毕竟还是来到了石壁村。但是，如同中国的一切事物一样，运动开始时很缓慢。其来势并非象风驰电掣那般迅猛，它的到来也并不是以一声惊雷，伴随着锣鼓的喧闹、枪炮的鸣响以及震撼旷野的口号声来宣告的。更确切地说，这场革命是由五个人带来的。他们既非八路军战士，也不是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教员，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跑堂的，一个是店员，还有一个是农民。这五个人是霍县救国会派来帮助石壁村闹翻身的。“翻身”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术语，初见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共产党的术语中，它的含意是：使每一个村子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推翻封建主义，建立民主政府，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翻身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斗地主分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