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只要你手中有枪杆子，大权在握，叫地主把地分结农民，不就得了？没那么轻松的事。石壁当时一无军队，二无民兵。八路军还在南边很远的地方，甚至游击队当时也转移到别处击了。地主王常盈仍然执掌着村里的大权，老百姓无不怕他。
霍县救国会工作组的组长名叫周玉川，年方三十一岁，出身于破落富农家庭。他率工作组进村以后，四处张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布告，宣布每个村子都有权选举自己的村干部，实行减租减息。随后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布告的内容。可是老乡听了半信半疑，一个个噤若寒蝉，一言不发，拔腿就定。
工作组又分头进行访贫问苦，可是接连几天没人敢同他们说话。只要工作组员走近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众人便一哄而散。有一、两个人在再三追问之下，才道出了他们对地主的恐惧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他们决定在村里挑选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进行秘密串连。
在周玉川和另一个工作组员合住的窑洞隔壁，住着佃户马臭子一家。马家的窑洞是马臭子在抗战前用妻子纺线挣得的六块大洋买来的。马臭子的妻子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马臭子经常到隔壁窑洞里和干部们挤一个炕睡。夜里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聊天。
马臭子讲到他们家自清朝以来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佃户，全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日子，自家不曾有过一分地。每年的收成只有八石谷子，一半得给地主王常盈缴租子。眼看着妻子久病不愈，生命垂危，也没钱给她治病抓药。两年前他*爹去世时，家里连口棺材也买不起，只好用草席裹了埋。现在他年已三十五岁，依然一贫如洗，看来永无出头之日了。“咱寻思大概是咱脑袋瓜太笨了。“他往往用这句话来归纳他贫穷的根源。
干部们就问他‘“你穷是因为你脑袋瓜于太笨，还是因为你爹没有给弥留下什么遗产呢?““对了，就是因为我爹啥也没有给我留下。”“真是这样吗?”干部们又问道，“咱们来算算这笔帐。你每年给地主交四石粮食的租子，你们一家替地主种了六十年地，那就是二百四十石粮食。如果这些粮食不交给地主，那你的日子不就富裕了吗?所以说，你受穷是因为你叫地主剥削了。“就这样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终于使马臭子懂得，他确实是受了地主的剥削。于是他说道：“那咱该怎么办呢?大伙儿都瞧不起咱。吃饭的时候，地主在屋里吃，咱只能端着碗站在外面吃。咱不行，被也瞧不起咱。“可为啥会这样呢?”干部们说“那是因为你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势。所以咱们要闹翻身，将来人人才能平等，谁也不会瞧不起谁。“马臭子也说，不推翻地主，穷人就别想过上好日子。但他对自己所讲的话，还是半信半疑。在言语与行动之间，仍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两千年的旧传统观念，依然沉重地压在马臭子以及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思想上。
半个月的时间内，干部们与马臭子进行过多次长谈，除了夜里经常聊天以外，光正式的谈话就有二十三次之多。他们也和村里其他农民交谈过，但表现最积极的还得数马臭子。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到，要发动中国农民起来革命是何等不容易。
最后，马臭子终于决定要参加“斗争”和“清算”了—这两个革命术语的意思是指斗争地主，与他算帐。但他内心多少还是有点胆怯。他对干部们说：“咱们干起来后，你们可千万不要走。”干部们向他保证说；“全村的受苦人不翻身，我们是不会走的。“马臭子成了石壁革命的代表人物。然而要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斗争。工作组进村后第十六天的晚上，马臭子把三个知心好友带进了那间窑洞，其中包括李天享老汉。
干部们先请他们抽烟，然后对他们说，工作组进村来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干部们说道；“我们知道你们石壁的老乡们吃苦啦。我们自己也是受过压迫的苦庄稼人，所有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是一家人。你们把受过的苦都讲出来，我们设法替你们清算。如果大伙儿今天晚上不想说，那也没啥，回去再好好想想，过个三、四天以后再来谈也行。“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他们四人深受感动，便开始倾吐各自的苦水。有时四个人争先恐后地一齐讲起来。其中一个名叫刘广的二十岁青年讲到，王常盈如何逼迫他到日本人的劳工队里去干活，他不肯去，王家父子就把他吊在一口水井里，水一直淹到脖子那儿。当他被拉上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
一个名叫二宝的长工诉说了地主王常盈怎样强迫他把埋藏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最后轮到李天享讲述他的儿子是怎样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的。说到这里，四人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悲愤，失声痛哭起来。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得出了结论：现在到了报仇雪恨的时候了。他们在一起庄严宣誓：“不论是日本鬼子明天卷土重来也好，还是蒋介石的军队打过来也好，咱们下定决心要闹翻身，哪伯只能翻一天身，咱们也要干！“会议结束时，大伙儿决定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斗争。第二天晚上，参加会议的群众就增加到十三人了。这个数字后来证明确是不吉样的。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一番“诉苦”之后，大家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全村的诉苦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两个与会的农民提出，他们担心王常盈已经打听到了他们开会的情况，因为有个过去当过伪军的家伙知道这次会议，而这个家伙又是王常盈女儿的姘头。他们估计，恐怕王常盈现在已经掌握了情报。可是干部们对他们这种担忧并不十分在意，只劝慰大家不必过虑。
当天晚上，李天享一夜未归。他是个年迈的老人，从不在外边过夜，他的老伴为此非常焦虑。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老汉仍然没有回家，她几乎急疯了，逢人就打听，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丈夫的下落。人们最后见到李天享时，他刚开完会，正朝家走去。在他回家的途中，要经过一道临江的悬崖。究竟他是在黑夜里失足落崖了呢，还是错过了家门，走出了村子，谁也无法解开这个疑团。
直到第三天，有人到河边的磨坊磨面，突然感到水轮转动不太正常，仔细一查看，发现了李天享的尸体挂在水轮的辐条上。老汉的双手被反缚在身后，嘴里还塞着一团破布，看上去死去已非一日。
干部们把他的尸体从水轮上弄下来，抬到三官庙里。在中国有个古老的风俗，凡是被谋杀致死的人，尸体不能运回家，所以只好先把尸首存放在庙里，再派人去通知死者的妻子。他的妻子闻讯赶来，替她丈夫穿上白布寿衣，滴滴热泪洒落在死者的麻子脸上。最后她一头扑在丈夫身上，号啕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们看到这样凄惨的情景，内心无不感到十分悲痛。回家以后，他们私下互相告诫：“还是少开口为妙，弄不好下次就搞到咱们头上了。“反革命势力先下手了。石壁村的革命斗争受到了很大挫折。自从李天享被害以后，村子里人人自危，一个个又噤若寒蝉了。曾经参加那个第二次会议的人说道：“咱们还没有开始斗争地主，自己的人倒先被他们干掉了一个。“这次谋杀案件也使干部们十分震惊，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太麻痹了，对于群众反映的忧虑末充分子以重视。他们也估计到，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往他们开会的窑洞里扔手榴弹。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群众可能会对翻身运动完全丧失信心。他们决定要为死者举行追悼大会，通过这种活动重新发动群众。
三官庙前有一座戏台，逢年过节，村民们都要在这里演出带宗教色彩的戏剧。李天享的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戏台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画像。画像两旁张贴着标语，上书：“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
石壁村有一百来人参加了追悼大会，地主王常盈没有露面。县长专程赶来致悼词，并当众宣布：“政府决心要肃清一切暗杀活动，大伙儿应该继续闹翻身，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
追悼大会整整开了四个小时。大会结束之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次讨论如何继续闹翻身的会议。只有六个农民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余的人谁也没有直接表示不敢参加，只是低声下气地找个借口说；“咱还有点事。”与会的六个人当即提出，由于李天享的被害，必须马上清算地主王常盈。五天以后，这六人又串连了三十来人到那间窑洞里参加会议。会上，他们一一诉说了在地主的压迫之下所受的苦难，一直谈到深夜。这时，有人提出；“说不定王常盈那小子想开溜。”“干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抓起来2”好几个人齐声提议说。经过一番讨论后，大伙儿涌出窑洞，朝着王常盈的家冲去。这伙人带着一支步枪和三个手榴弹。这支队伍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登上悬崖，设法从窑洞的上方翻进王家大院；另一部分人径直冲到王家大门口，使劲敲门，大声喝令王常盈出来开门。
王常盈的妻子应声把门打开，推说她的男人不在家。没有人相信她的鬼话，人们冲进院里四处搜查，最后在一个柜子后面发现一条秘密地道。人们下到地道里，进入一间地窖，发现王常盈正缩作一团躲在那里，立即把他抓住关押起来。
王常盈的儿子却溜掉了，连夜逃到三十里外的霍县县城在那一带，有几个村的地主网罗了一批土匪、伪军人员以及军阀阎锡山部队的兵痞，组织了一个“还乡团”。当群众得知王常盈的儿子潜逃以后，大家深感忧虑，他们说：“擒虎容易，放虎归山可就后患无穷了。“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决心把对地主王常盈的斗争进行到底。当天，在村子南边离小河不远的一片开阔场地上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七、八十人在大会上控诉了王常盈的罪行。王常盈的老婆和女儿也在下面听着。
大会从早晨一直开到下午，控诉的群众历数了王常盈的罪状，如出卖抗日志士，抢劫老百姓的粮食，强迫群众加入劳工队等等。最后大家质问王常盈认不认罪。
“这些事，”他回答说，“说实在的可不是咱干的，那都是日本人叫干的。“这样的回答立即引起群情激愤，群众的怒吼声有如大海的怒涛，响彻原野。就连站在场外旁观的人们此时也不由得义愤填膺。
在这一片怒吼声中，“把他吊起来！”的呼喊，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大会主席和到会的干部也无法制止，愤怒的群众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人群把王常盈层层围了起来。有人在一棵树上挂起一根粗绳，一部分人将绳的一端拴在王常盈腰上，另一部分人在绳子的另一端使劲一拽，就把王常盈吊在空中了。他的脑袋耷拉着，腰部与地面平行，双腿叉开，这副姿势恰似中国一句俗语所说的“鸭子浮水”。
义愤填膺的群众簇拥在吊在半空中的王常盈的四周，怒目而视，骂不绝口，有的还往他眼里吐唾沫，有的冲着他耳朵大骂。王常盈被吊起来后，越来越感到难受，心里也愈加恐惧起来。最后终于忍受不住了，便叫道：“把我放下来，我认罪，我全招了。“然而群众的愤恨却不是如此轻易就能平息的，他们以这样的喊叫作为回答；“再把他吊高点！再高点！再高点！”过了一会儿，群众稍稍解了点恨，几个比较有头脑的人说：“如果现在就让他死掉，咱们就没法对他进行清算了。”于是大家把王常盈放下来，让他喘口气。这时，李天享的妻子走到王常盈身边，满腔悲愤地质问：“有人把俺男人给害死了，是不是你干的？”
王常盈的脸因他刚才被吊在树上而涨得通红，这时刷的一下变成土色了。他回答说：“不是我干的。”“放老实点！”众人一齐喊道。“你老实交代便罢，要是不说实话，就把你再吊起来！“不，不是我不的。”话音未落，有人一拽绳子，又把他高高吊起来。这次吊时间比上次还长，王常盈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求道；“把我放下来，我交代。”他又是哭哭啼啼，又是长吁短叹地招供了他如何伙同他的儿子在李天享回家的路上截住了他，把他的双手捆绑起来，把头按进水里，直到把他呛死，然后把尸首扔进河里，满以为尸首会顺水漂走。王常盈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爆发出阵阵怒吼。“在抗战时，你就杀害了我们三个人，”刘广站出来说道，“那先不算，光眼下的罪孽用你的狗命也偿还不了”人们又把王常盈给吊了起来。这时，有许多人高喊：“吊死他!吊死他!“另一些人叫道：“没那么便宣!得先让他尝尝咱们吃过的苦头!“直到傍晚，才把王常盈放了下来，然后把他关进一间窑洞里，派人看守起来。
大会刚一结束，就有二、三十人来到了地主家里，撵走了地主婆和她的女儿，在大门上贴了封条。这两个女人只好到邻村去投靠亲友。当天晚上，工作组的五个干部和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们分头到村里四处了解群众的反应。有人拍手称快：“这叫做罪有应得，那小子坏透了：“也有人论“大便宜他了!他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深夜，在一家大院里召开了积极子大会，与会群众达一百二十人之多。会上，干部们问人民“怎么样，干得带劲吗！人们异口”同声回答：“痛快极了！”可是究竟如何处置王常盈，一时还决定不下来。会上有一半人赞成把他打死。也有个别人说：“可他是上了岁数的人了。有一部分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也有人提议，应该把王常盈的管家、富农石平华也抓来同地主一块斗。但这条建议最终还是被否了。人们说：“吃西瓜拣大个的，先拿大头开刀！”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王常盈杀了人必须偿命。但如何处死他呢？是把他送到区里去判刑呢，还是由群众就地结果了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办法？有人说；“如果把他送交军事法庭以汉好治罪，给他一颗子弹也未免太便宜他了。咱门不如来个先斩后奏。““那谁敢下手？”有人问道。这一问使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我敢！我敢！他用刺刀捅死了咱们的民兵，咱们就不能照样整治他？！“三天以后，全村的人提前吃了早饭，天刚亮，人们就开始涌向村子南边的广场，当天将要在那里处死王常盈。人群中有男有女，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有的手拿镰刀、锄头，有的肩扛大刀、长矛，总共大约有七百来人。干部们写的有关王常盈罪状的布告，挂在树上随风飘动。一条罪状是：“汉奸王常盈曾杀害我民兵三名以及积极分子一名。“另一条罪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法地主王常盈曾榨取群众大量钱粮。“第三条罪状是：“王常盈肆意摊派苛捐杂税，鱼肉乡里。”王常盈在三个民兵的押送下被带进了会场，顿时群情激愤，人声鼎沸。人们把面如土色、浑身发抖的王常盈反绑在一棵柳树上。王常盈偷偷瞥了一眼到会的群众，马上又把头低了下去。
此时人们心中又泛起一阵疑虑。他们不敢相信，世代的仇敌今天果真在他们面前束手待毙；他们不敢相信，今天王常盈就要象一只绵羊似的听任他们宰割。
只见马臭子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大家面前说：“大伙儿听我说，咱们报仇伸冤的时候到了。“他的声音微微有点颤抖。“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咱们该怎样讨还血债呢?咱们要他偿命！“说完，他转过身去狠狠地给了王常盈一记耳光。这一记响亮的耳光有如晨空爆出震耳的枪声，立刻引起了人群骚动。地主听到人声朝他逼近，慌忙抬起头来。离他最近的人看到他嘴唇蠕动了几下，听见他说；“让我讲两句，就两句话！”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喊道：“少废话！”一边喊一边用锄扒开王常盈的衣服，从胸前一直撕到下身。王常盈凄厉地尖叫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垂下了脑袋。人群向他猛扑过去，满腔的怒火使他们脸色铁青，双目溜圆。一个身高体壮的农民举起一把杀猪用的尖刀，一刀扎进了王常盈的心窝。王常盈挣扎了几了(那棵柳树也随着晃动起来)，就瘫软了。那个大汉又按二连三地扎了他好几刀。
地主王常盈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然而群众还不解恨。狂怒的群众的呼喊声响彻原野“不让他死了就没事了“先让他暴尸几天再说！“至少也要暴尸三天才许人土！”
但这种狂怒情绪终于渐渐平息下来。后来大家冷静一想，尸首放在露天会腐烂发臭，不如让王常盈的妻女来收尸。
当天傍晚，地主婆和她的女儿雇了一辆大车，来到王常盈尸首停放的地方。两个女人也不敢哭，一声不响地招尸首装上大车运走了。
村里没有什么人注意她们的行踪，人们也不再议论了，大约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了。地主已经被斗倒了。石壁村终于翻了身。
石壁村的群众斗倒地主王常盈之后，接着对其财产进行了清算。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叫做分“斗争果实”。大伙儿推举了一位能写会算的入，把凡是要分的财物都列出清单，其中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家具、粮食、棉花、布匹等等。
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开始时并非人人都感到满意，后来通过多次开会协商，土地的分配基本上做到了皆大欢喜。每人平均分得四亩水浇地，这确实不算多，但与过去相比，对那些贫苦的农民来说，这已经相当可观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那些苦大仇深的贫穷户，所分得的土地就稍多一些。此外，对那四位被地主杀害的农民的家属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每户多分了三亩来地。
马臭子原来只种一亩薄地，现在共分得了近十亩地。当这十亩地分到手后，他备了点酒菜，请来亲朋好友、工作组的干部以及其他一些为石壁村的翻身出过力的乡亲们，到他家作客，共享翻身的喜说。这以后他每天都要到自己地里去转转。秋天农忙时，他更是整日整日地在地里忙着锄草耪地，翻耕耙犁。
刘广再也不用担心被地主吊下水井里了。他分到一间新房。他的妻子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忙着洒扫庭院。从那个破窑洞搬进这间新房后，她心里真有说不完的高兴。
村里还发生了几件奇事，至于读者信与不信，那只好听便了。有个年迈的老汉，因早先向地主措了四分铜钱的债还不起，被王常盈照耳朵打了一拳，从此这只耳朵就聋了。在翻身运动中，他分到了四亩地，心里乐开了花。有一天，他对儿子说：“过去咱是因为受地主欺负才聋的。如今咱心里头高兴，耳朵也不聋了。“他抬头望了一眼堵上挂的神像，气恼地说：“咱供了你多少年，可是你没给咱带来一点好处，现在统统结咱滚蛋吧！一边说一边把神像撕下来扔进了粪坑里。
斗倒地主以后，工作组的干部又在村里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从一百五十五名会员中(其中妇女会员三十人)，选出了若干名村干部。
选举那天成了一个大喜的节日。在这一带山区，多年末见过这样的盛况了。邻村的人也来了，人人兴高采烈。大家就如何进行选举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所有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选举，其中多半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如果采取举手通过的方式，难免会减弱这首次选举的庄严气氛，而且不是秘密投票。最后决定采取往碗里投放豆子的方式进行选举。结果有五人当选，其中有马臭子、刘广和二宝。参加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几个人，除了遇害牺牲了的李天享之外，都当选了。此后不久，军阀阎锡山操纵的地主武装“还乡团”在太岳山区的活动日渐猖獗。在石壁衬一带，“还乡团”主要是由一些逃亡地主及其狗腿子组成的。有时他们还伙同阎锡山军队，对翻身后的村子进行袭击骚扰。不久，“还乡团”打到了石壁村附近。
离石壁村六、七里外的桥北村，有一户叫唐济元的地主，土改时农民分了他家的地他和兄弟一道逃亡到阎锡山盘踞的地区，加入了“还乡团”。他的妻子依旧留在村里。有一天，这个地主婆得知村长、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在村公所开会研究税收问题，马上溜出村子找到她丈夫报信。
这三位干部开完会时，已经是深夜了，他们当晚就睡在村公所里。半夜里，唐济元两兄弗带领着五十多名匪军闯进衬里，把这三位干部用刺刀给捅死了。然后又把村里的粮食洗劫一空，直到拂晓时分才扬长而去。
石壁村的群众得悉邻村遭到“还乡团”袭击的消息后，立即开会商讨应变措施。
一位村干部说，“敌人就在附近，咱们不能离开材子。他们村的几位干部之所以遇害，是因为他们没有布置岗哨。咱们应该派人在村口放哨，干部们应住到安全的地方。“村里现存的武器只有一支步枪，农民协会决定拔出四十石麦子到附近游击队办的兵工厂购买九支步枪和一批手榴弹。
采取上述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王常盈的儿子并未忘记杀父之仇，他潜伏在石壁村附近蠢蠢欲动，伺机报复。大家都估计到他是要回来的。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干了一件冒险的事，而且事情并末就此了结，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还有一些更胆小怕事的人，普遍怀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凡是动过王常盈财物的人，难免有一天会死在王常盈儿子手里。
村子里一时流言四起，人心浮动，说什么王常盈的儿子有一天半夜里溜回了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人进行密谈。一天晚上，有人看见一个貌似地主儿子的人站在一家大门口，不由得惊叫起来。群众闻声纷纷从家里冲出来。那个家伙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大伙儿紧跟在后面追赶，一气追出十里开外，结果还是让他给溜掉了。人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村里，从此更加担惊受怕。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王常盈的儿子果然率领了一百多名武装匪徒回到了石壁村。在他们未进村前，被村外放哨的民兵发现了，马上回村报告了敌情，顿时在村里引起了一阵骚动。
人们急忙收拾好随身细软，撤进了村后的深山里，并把所有的骡马牲口连夜牵走了。甚至那些并未参加过斗争地主的人家，也带上粮食跟着大伙儿一起离开了村子。干部们手中的武器寥寥无几，难以抵御上百名的敌人，只好随群众一道撤退到山里。最后，全村人畜统统撤离一空。
王常盈的儿子进了村，发现整个村子空空荡荡。想报杀父之仇，可是连个人影也找不着；要抢劫财物，更是连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剩下。恼怒之下，他放起一把火将村里所有的房子都点着了。并把那些无法烧毁的窑洞的门窗拆下来，把窑洞内的家具搬出来，统统付之一炬。
石壁衬的群众默默地遥望着自己的家园被熊熊的烈火吞噬，偶而发出几声诅咒，同时暗自庆幸，。幸亏咱们有人放哨，要不，这下可就全完了。“地主的儿子和他带来的一帮匪军直到天明才离去。没等他们走远，群众就迫不急待地朝村里奔去，一进村马上担土挑水，设法扑灭仍在燃烧的火焰。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一家一家地逐渐熄灭了。人们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号。那些住房完全被烧毁的人家，就暂时寄宿在左邻右舍。当天夜里，县里来的五位干部单独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作出决定，今后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场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翻身运动的范围，俨然是一场战争了。在此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石壁村附近几个村子里，就有十一人惨遭“还乡团”的毒手。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尚无法调动八路军正规部队前来增援，同时地方游击队也转移到南边去了，县政府即向各村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自行组织民兵，在村内外加派岗哨。同时，县政府还从各村抽调了一百来人，组成一支县武装大队，直属县政府指挥。
在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各村逐渐恢复了安宁。石壁村的翻身运动又继续开展起来。赋税减轻了，征收公粮由群众自报公议。
村里的群众还推选了马英海担任新的村长。马英海是位四十岁上下的贫苦农民，过去贫无立锥之地，直到土改时才分得了九亩地。曾经被地主吊下井里的刘广，当上了村里的民兵队长。他的妻子也加入了妇女会。
妇女的地位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不论白天黑夜，她们是不许参加任何会议的，天黑以后根本不许出门。而现在，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她们都能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各种会议。但生儿育女还是个问题，或许翻身运动也能帮助她们解决这个难题。
人们开始破除迷信，再也不去拜菩萨求狐仙，再也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了。
庙宇尚在，但已无人烧香了。人们说：“菩萨没有给咱们带来一点好处，可八路军给咱们带来的好处说也说不完。“那些逃亡的小地主也返回家园了。现在，他们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自食其力。
在地主王常盈家的大院里，现在办了一所学校。过去地主用来盘剥农民血汗的磨坊，现在已成了集体的财产，本村的群众去碾米磨面不取分文，对外村的用户收费也很低廉。这笔收入就作为农民协会的经费。
三十一．暗杀投毒美人计
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解放区各地普遍展开了。它有如滚滚的洪流，奔腾向前，漫溢四方，直达蒋管区的边界。它使地主老财们望而生畏，闻风丧胆。
为了捞取救命稻草，各地土豪纷纷改变策略，争相披上开明绅士的外衣。他们不再公开地反对农民组织了，而在暗地里，却多方策划组织由他们一手操纵的农民团体。他们网罗村里的地痞流氓，拼凑五花入门的农民协会，妄图以此来控制农民群众，逃避清算。当县里的干部下来视察时，看到村里各种农民组织应有尽有，于是向大家祝贺一番便告辞而去。可是农民群众看到，过去欺压他们的人现在依旧骑在他们头上，心里就凉了半截，感到十分愤懑和疑惧。在河北省有个名叫灰菜峪的村子。有一天，一个农民回家对妻子说：“咱们决不能再让地主欺压咱们了1”他妻子回答说：“要说欺压咱也受惯了，咱们拙嘴笨舌的，哪里比得上人家财主能说会道。“她的话反映了当时许多农民的思想状况。翻身运动又一次陷入低潮。下乡的干部们再也看不到往日种热火朝天的情景了。农民群众为了获得土地而奋起斗争，可是似乎他们斗来斗去还是摆脱不了地主的控制。更有甚者，地主的这种主宰一切的权力，恰恰就是由农民群众自己组织的协会来维护的。这种状况使贫苦的农民群众感到茫然。此时此刻，他们需要干部们加以引导。
在山东省平阴县境内有个村子，村长名叫王毛品，是个形容枯槁的大烟鬼，过去靠在集市上摆赌摊为生。当村里的农民群众显露出反抗情绪时，地主把王毛品找去，面授机宜，许诺给他十五亩地酬劳。一夜之间，这个赌棍拼凑了一个农会和一个雇农团，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这两个团体的主席，后来又成了一村之长。
县救国会派来的干部进村后，看到村里应有的各种民主机构似乎都已建立。在地主的授意下，王毛品形影不离地跟在这个干部屁股后面，大献殷勤，同时又威胁群众说：“谁敢提清算二字，就打断他的腿！“一天夜里，那个干部在一间茅屋里秘密会见了七个农民。王毛品得知后，操起长矛破门而入，厉声责问那几个农民：“你们在这儿干啥？“可是他看到县干部在场，不便进一步发作，只是紧握长矛，恶狠狠地瞪着那几个农民。在座的几个农民慌忙起身，一个个溜走了。县干部随着王毛品来到屋外，几个手持长矛的大汉一拥而上。“咱们是保护您的，”王毛品连忙解释说，一面又劝这个干部尽早撤走。第二天，这位干部不仅没有撤走，反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当众把王毛品训斥了一顿。到会的群众都禁不住开心地笑了，可是谁也不敢说什么。县干部在会上的强硬讲话，使那个地主惊恐不安，便在当晚逃跑了。临走之前，他对王毛品交代说：“看来清算是难免了，不过你要给咱留点面子，设法应付过去。“地主逃跑后，王毛品去找县干部说，“您瞧，咱可是一个心眼为您效劳。咱来向您报告，地主他跑了。“你为什么把他放跑了？”干部质问他。“没哈关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兔子跑了窝还在。只管清算他的土地不就得了？“王毛品吆喝了二十来人，在地主家的大门上贴了封条，把地主宅院看守起来。然后对大伙儿说：“地主有一千多亩庄稼，咱们全给他收了！“同时，他假意派人去抓地主，派去的人却给地主通风报信。县干部被他糊弄得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村长当着众人的面装出一副与地主势不两立的样子，实际上处处都在维护地主的利益。县干部提议把地主的粮食拿出三万斤分给受过地主剥削的农民。王毛品却说：“不成，得拿出十万斤，还得分他的房子。”可是暗地里他又对大伙儿说：“行了，这就满够了，就到此为止吧！“然而县干部继续发动群众，坚决表示：“地是一定要分的，等地主回来咱们再好好跟他算算帐。“与此同时，村里对村长进行了改选。这个赌棍被罢免后，给地主捎信说：“眼下咱不能为您效劳了。”后来，地主得悉群众担保不杀他，于是决定回村去。有许多死于饥饿的雇农的亲属在村口等着他，他一到就被抓住痛打了一顿。他浑身哆哆嗦嗦，被押送诉苦大会的会场。在会上，一个农民控诉了地主和他的狗腿子王毛品如何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关进一间土牢里，剥光衣服用鞭子子抽打。说到这里，王毛品站起来揭发了地主干的其它许多坏事。地主没想到跟了他多年的狗腿子竟然也背叛了他，感到很狼狈，转身对王毛品说道，“今天咱才知道你是个啥东西]”说完就跪倒在地上，连连向周围的人叩头求饶。群众饶了他一条狗命。就这样，一村又一村，一桩又一桩，地主的阴谋一一被戳穿了。农民群众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窃踞村中要职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全罢免了。斗争中，贫雇农的信心迅速增强。在清算运动最初的几个月里，某些农民就没收地主财产的问题曾经同地主讨价还价。地主说：“眼下你护着咱，将来国民党来了咱也护着你。“农民论“现在你把土地交出来，国民党来了再还给你。“而现在，除了拉锯战地区以外这种情况没有了，运动一步比一步更加激烈。
国民党方面大肆攻击土改如何如何野蛮。一位外国记者去了一趟山东蒋管区，听到某些逃亡地主诉说的所谓土改中的暴行，于是评论说：“正如太平天国的结局一样，这次革命也将因其实行恐怖政策而归于失败。“不幸这位记者并未言中，这次革命在敌人的一片哀鸣声中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还有一位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记者宣称，所谓土改运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说法纯属虚构的神话。然而正是这一神话在改变着整个华北的社会现状，广大农民群众不惜流血牺牲，使这一神话变为现实。不久以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国的副总统李宗仁将军将在南京宣布：“我们一定要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国策！”而在这一宣布之前，国民党方面却众口一词地攻击土改如何残暴。这时，农民群众还要应付另一种威胁。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得悉土地改革在农民群众内部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后，不断派人潜入解放区，企图煽动暴乱。可是他们来得太晚了。土改运动已在华北地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势已基本上稳定。国民党特务看到他们无法煽动暴乱，甚至连类似共产党经常在国民党统治区鼓动的学生罢课游行那样的公开抗议行动也煽动不起来，于是采取其他手法进行破坏，诸如搞暗杀、投毒、派遣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特务以及施展美人计等等。暗杀任务是由臭名昭著的“中统”、“军统”以及地方特务机关执行的。我在解放区时，济宁市政获了一起重大案件。国民党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派来多达八批的暗杀行动小组。在此期间，计有十一人遇刺受伤。但据我所知，无一人死亡。
特务人员携带密写在绸子上的证件、美制手枪以及作为活动经费的金条，通常伪装成商人混过封锁线。其中有一个小组，在两名毕业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设在河南省的战时训练学校的头目的率领下，潜入济宁市后藏身于一家妓院里，图谋刺杀八路军的一位纵队司令员杨勇将军。第一次他们在剧场里行刺，但未击中，刺客趁着混乱之机溜掉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再次在剧场行刺，仍末击中杨将军，却打伤了几名观众凶手最后被抓获归案。
最初，蒋介石派遣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目标都集中在八路军的指挥员身上。但暗杀军事长官很难得手，尤其是当他们和部队在一起时。于是这些特务就采取与地主、特别是那些曾当过汉奸的地主勾结的办法。下面我略举一例。
在河间镇有个曾经当过伪军营长的姓钟的人，手下还有几个旧部。当八路军进驻河间后，这帮人表示愿意悔改自新，所以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距河间三十里外的国民党驻军早已看中了这帮人，视之为搞特务活动的理想人选，于是就派遣了两名特务潜入河间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劝诱他们在当地设立情报站，向河北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
姓钟的那个家伙的母亲是当地的一个巫婆，专靠跳神弄鬼、卜卦算命、行巫医骗人钱财，在山区迷信的妇女当中颇有影响。在她儿子的唆使下，她搞了一个名曰“共信会”的迷信组织，专门教唆妇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勾引男人。她用这种手段招引了不少男女信徒到她家里鬼混。寻欢作乐一番之后，便摆上香棠，装出一副鬼神附体、失魂落魄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中央军要来，共军要走，此乃天意，天意已定，人不可违。蒋介石要坐天下。“散布了这一套“变天”的鬼话后，她又说：“谁要是加入共信会，就能消灾保命，这也是天意。”她还在家里挑动人们对八路军大肆辱骂。如果有人还是不愿入会，她就威胁说：“你可说过八路军的坏话，咱要去告你1”就是靠这种办法，她逐渐搜罗了一批门徒，特别是某些妇女还有另一个把柄握在她手里，就是她们曾经在她家里与男人乱搞过。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后来他们把聚会的地点改在彭老婆子家中。这个彭老婆子也曾有过一段人皆可夫的风流艳史，她的姘头有前伪军官兵，也有参加“共信会”聚会的登徒子。后来她觉得象自己这样年纪的人已不适宜再干这种勾当，于是就教唆她的女儿和儿媳妇杏花接客，让她们着重勾引干部。
后来，政府成立了妇女会，还举办了妇女夜校，杏花也加入了妇女会，并经常去夜校学习。她听说八路军提倡男女平等，认真地反省了一下自己的荒唐行为，认识到不该参与她婆婆干的那些见不得入的勾当。但她还不敢马上就去找干部揭发交代，只是对婆婆带到家里来的嫖客越来越冷淡了。那些暗藏的特务很快发觉她态度有了变化，担心她会去揭发。
一天晚上，彭老婆子把那个姓钟的和另一个特务带进他媳妇的房里，自己守在门外把风。这两个特务一进屋就用手卡住已经入睡的杏花的喉咙，杏花挣扎着叫了一声：“娘！”她婆婆在门外无动于衷。这两个家伙把一团棉花塞进杏花嘴里，使她再也喊不出声来，很快把她掐死，分尸数段，把人头藏到邻家的柴草房里，内脏扔进郭家的粪坑里，把身躯埋在村外树林里。
彭老婆子又四处放风，说杏花跟一个八路军战士私奔了，企图以此来平息人们对杏花突然失踪的议论。渐渐地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直到有一天，邻家长工打扫柴草房时发现了头颅。当时正赶上杏花的长兄从外地回来，他从脸上的一道伤疤认出是自己的妹妹。邻居们回忆起杏花在失踪前曾跟她婆婆发生过口角，于是断定他婆婆与这件谋杀案有关。当地政府立即派人严密监视这个老姿子的行动。最初，政府的调查人员以为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件。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贴在农会布告牌上的民兵名单不翼而飞，这才感到有些蹊跷。不久，偷揭名单的人被抓获，供出那个姓钟的指使他去暗杀民兵队长，许诺事成之后给予重赏。姓钟的被逮捕后，进一步确定了他和那儿个国民党特务与谋杀杏花案件的关系。但这个家伙什么也不肯招认。接着彭老姿子一家也按逮捕归案。破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镇，镇公所门外一下子聚集了上万人。干部们一再劝导群众离去，可是众怒难以平息，人们强烈要求把那几个国民党特务和彭老婆子一家钉在墙上示众。有几个人跑到一家木匠铺里取来铁钉，当场散发给群众。干部们费尽唇舌才把群众劝走。彭老婆子家的一个丫头看到这种群情激愤的场面，心里十分惊恐，便对干部说；“咱把所知道的事全说出来，可你们得答应咱，以后咱再也不当使唤丫头。“杏花遇害的当晚，她曾听见惨叫声。经她一交代，整个案情水落石出。政府召开了有两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谋杀杏花的首犯，那个国民党特务被判处死刑枪毙了。至于其他从犯是如何处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当我离开河间时，尚未对他们作出判决。由于采用暗杀的手段风险太大，国民党特务就改用投毒这种比较安全一些的手段在解放区制造混乱，动摇人心。我曾路过一个位于游击区的村子，由于有人在粮仓的面粉里下毒药，致使二十八名民兵中毒死亡。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地区，据当地政府统计，先后有三百五十人中毒，其中五十三人死亡。在土改期间，坏人常往水并里投放毒药，企图以此来威胁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在河南游击区，我曾遇到过一个从婆家逃跑出来的小媳妇，说她婆婆对清算斗争心怀不满，就在水并里投放毒药。在其他许多地方，我发现群众对特务投毒恨之入骨。他们对国民党特务和蒋介石痛恨之深，甚至超过了对地主的仇恨。毒药所产生的这种政治效果，是它的使用者所没有料想到的。国民党除采取上述手段瓦解解放区民心之外，还派遣了不少特务混入知识分子和非党干部中进行策反活动。这类特务大多是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失业知识分子和贫苦学生。因为他们家住国民党统治区，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将他们派遗到解放区去是万无一失的。可是他们耳濡目染了解放区的情况，受到感化，不少人向边区政府投案自首。
我曾结识过其中一位青年，至于他姓什名谁，在此我自然不便透露。他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沈阳长大的。抗日战争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一九四二年，他设法搞到一张通行证，逃亡关内，几经周折总算到了蒋管区。不料刚进潼关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一听他慷慨激昂破口大骂日本鬼子，这帮混帐特务就以为他一定是个共产党员，便将他押送到西安的一所政治反省院。他在那里接受了五个月的集训后，被塞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国青年的控制而设立的一个法西斯组织。此后，他又被送进戴笠主办的特务训练营受训。戴笠是当时蒋介石各种特务机关的总头目。受训完毕后，把他编入特务便衣大队，并指令他阅读大量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还替他伪造了一份自传，让他模仿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书写日记，然后派他夹杂在一批从蒋管区逃亡出来的学生队伍中，混进了晋冀鲁豫边区。边区当局将他送进军政大学学习。一九四七年，军政大学学员被派下乡帮助搞土改。土改斗争使这个青年受到深刻的教育，回校后他就向校长坦白交代了他的真实身份。学校领导不仅未惩处他，而且还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并设法替他保密，不让这件事在学员中扩散。国民党特务机关意识到，要想搞垮八路军，光靠金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他们了解到八路军官兵大多是单身汉，于是以为施用美人计或许能够奏效。由于在日本投降后，有许多过去与敌伪人员有关系的女人或地主的女儿，都想要和八路军的指战员攀上姻缘，因此，正如驻防德国的美军司令部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八路军领导机关对军人的婚姻严格审查，未经批准，不许结婚。这样一来，混入解放区的女特务要想公开地与八路军的干部或战士结婚就相当困难了。于是她们就采取了暗中勾引的方式。然而对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军人，这种方式一般难以奏效，但在游击区，也偶有成功的时候。八路军第十旅有一个文书名叫何志川，他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参的军，一九四七年夏天在山西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由于他所在的部队当时还要继续向前挺进，同志们就把他安置在一位老乡家里养伤。有一天，当他在孝武村外的公路上散步时，一位年轻的妇女主动走过去和他攀谈。她留着一头短发，而且还是一双“解放脚”。她自我介绍说，她是从一百多里以外的邻县来的，到此地寻找她的丈夫，他是八路军的一位副连长。可是至今也没有找到他，有人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也有人说他在作战时失踪了。眼下盘缠也用光了，正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不禁失声痛哭。何文当即答应想办法送她回家，并把她带到村公所，由村干部安置在一位老乡家里先住下来。自那以后，何文书经常去看望她。她一见他的面就哭哭啼啼，说她丈夫肯定是牺牲了，她宁愿留在部队上，说什么也不回老家了，家乡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何文书看到到个妇女有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惭惭地对她产生了感情。她也表示钟情于他，进而提出要和他结婚。但何文书拒绝了，并对她说：“等你丈夫牺牲的消息证实以后，还要经过上级批准，咱俩才能结婚。“然而这位多情的女子纠缠不休，说爱情高于一切。一天下午，她对何文书说，“我知道我的丈夫确实牺牲了，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我总得找个主啊。你还不明白我的情意？婚姻大事可比革命重要得多啊！“何文书一听不对头，开始产生了怀疑。他决定调查一下她的家庭情况，但表面上却装出处处都迎合她的意愿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