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途中
我在太行山区不时听说，河南省安阳县农民，对蒋介石军队和恶霸地主的劫掠暴行非常愤慨，为了报仇雪恨，在国民党的后方展开了游击战。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还从未见过那种类型的战争。于是我决定亲自前往安阳去见识见识。
我于一九四七年一个寒意料峭的春日启程。旅途之初，我乘坐了一辆装有坚固木轮的敞蓬大车。随行的有一位译员，一名通讯员和一名武装的八路军战士。
译员姓陈，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抗战期间，他在四川蒋管区教书，后来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此后又来到边区，在总部办的报社中任记者。虽然他的英语水平不及解放区某些年轻人，但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者，因为他从未试图对我宣传共产党那一套，也没有向我吹嘘“新社会”如何如何。他如实翻译我的话，而对于那些热情过火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有时故意错译我所提出的过分寻根究底的问话；人家答话比较无所顾忌时，他们翻译就打折扣。我的通讯员是一个年轻的“老战士”，名叫刘明基，是从军阀阎锡山部队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土，为人忠厚老实，规矩有礼，任劳任怨，很讨人喜欢。他是个好兵，但从外表上看，其貌不扬。矮小的身材罩着一件灰布军装，就象套着一个布袋一样。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小布挎包、一条毯子、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支牙刷、一个小笔记本，以及一段咬得齿痕斑斑的铅笔头。挎包背在身上，牙刷插在左上方的衣袋里，毛巾则系在腰带上。他显得很邋遢，长相也难看，一只眼晴斜视，脸上斑斑点点。他使我联想起一个好心但总也办不好事的笨伯。但我对他却很有好感，而对于解放区的某些“小鬼”，我总感觉很难相处。那些“小鬼”大多数也是通讯员，由于长期生活在八路军部队里，讲起话来常常口号不离嘴，有点不近人情。我倒不是说刘明基不喜欢八路军，显然他是喜欢的，只不过他从不表白自己．他常说：“他们给你吃饱，又不打人，也不让你干太重的活。“但他只把话说到这儿为止。他对我的照顾体贴入微，十分周到。每晚都替我打好洗脸水，摆上肥皂、毛巾。一路上还供给我山区土制香烟抽，并掏钱到路边的小摊上给我买茶水喝。小贩们看到他身着军装，都推辞不肯收他的钱，可是刘明基总是把钱硬塞给他们。每天晚上，他坐在油灯旁，结算一天的开支，象个小孩子一样在一张废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写算算，最后誊写在他那珍贵的笔记本上。由于村子里住房有限，有时他没有地方睡，便很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让他挤在我的炕上睡。要不然他就找一块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时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颇知趣，从不打搅我。我常喜欢自己一人出去了解情况，他从不碍手碍脚地跟随我。尽管刘明基不很机灵，但比随行的另一位小伙子强多了。那个小伙子是奉派来保护我路上不受特务和坏人袭击的。事实证明，这个警卫员完全是个窝囊废。他说他有病，结果我们倒反而费了不少时间去照料他。当我们进入敌后时，干脆背走了他的抢，把他留在一位老乡家里休息。我们先朝南，随后再朝东穿越太行山。第一天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行进。狭窄的河谷，四面群山矗立，河床上到处是乱石，几无插足之处。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最遭罪的还是那匹骡子，四只蹄子踩在摇晃不平的石快上，一步一蹒跚，眼中流露出悲哀和痛苦的神色。大车走这样的路当然够呛。据骡夫说，通常能用十年的大车，在这样的河床上最多跑一年就报废了。我们一小时才走了六里多地。
道路尽管坎坷不平，但沿途看到的人情风光却颇有意思。途中遇到一个骑在毛驴上，穿红着绿的妇女。随后又过来一个横坐在毛驴上的男人，驴背上垫着被褥。笨重的货物由大车运输，从平原运棉花进山里，又从山里载柿饼进城。
有的进山的大车上载着铁轨。我原以为这些铁轨并不是用来铺铁路的，也许仅仅是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它，或者是用来熔造兵器的。然而山里确实正在铺设一条铁路。我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铁路。轨道一定很窄。车厢象玩具一样，不到一尺高，四尺长。这些车厢究竟是靠玩具机车来牵引，还是用人力畜力来拖拉，我就不得而知了。
日近黄昏，河谷豁然开阔。我们走出了乱石河床，上了大车道，顿时感到大为轻松。黑夜来临，我们投宿伯延村，村长在一座昔日地主宅院里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这个院里现在住着两对夫妇：一对年过六十，一对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土改前，老俩口只有二亩地，现在有六亩地。虽然年逾花甲，二位老人仍然很精神。他们找来一捆麦草，替我铺在炕上。村里老乡们听说来了洋人，纷纷挤在大门外，不顾刘明基和警卫员的阻拦，想进院来看看。人群一个劲地往里挤，我只好走到门口去亮相，让大家看看我这别副古怪的洋面孔，还对付了几句寒喧的话，人们这才心满意足地散去。晚上，刘明基替老俩口担了两捅井水，老俩口可乐坏了，给了他一碗小米，还端来一个瓦盆给他洗脚。这小伙子也够楞的，一脚就把盆底给踩穿了。刘明基为自己的笨拙非常羞愧，当即拿出二百元钱塞到老大娘手里作为赔偿。老大娘说什么也不肯收他的钱，并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第二天拂晓，我们又出发了。匆匆赶了六小时的路，来到了彭城。这是个约有一万人口的城镇，有两条狭长而又曲折的街道，街上店铺倒是不少，还有三家澡堂。该镇座落在中国最古老的陶器产区的中心。
在我抵达彭城的时候，这里制陶业的工艺和产销部已一蹶不振了。因为铁路被破坏，与大城镇之间的交通阻断，产品找不到销路，许多窑场只好关门大吉。制陶工人也纷纷归田务农去了，土改时自然也给他们分了地。目前所生产的陶器，都是一些日用品，诸如茶壶、酒壶、杯盘碗碟之类。陶器制品的外销，全靠手推车通过山路运输。眼见人们如此吃力地推着装满茶壶的小车，这本来是牛马干的重活，我内心感到十分难受。
彭城的小孩们把我当作了来访的英雄人物，一定要带我去看看陶窑—建筑在土坑上的圆顶型土砖结构。陶坯装进窑以后，在土坑里烧起炭火，再把窑门封上，一般要烧好几天才出窑。这一带遍地是陶窑，给彭城周围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风貌。因为陶器比土砖更为结实，当地群众多用废弃的陶还建造住房。他们把废坛子一类的陶器垒起来，空隙处抹上泥。从远处望去，倒象是一栋林华丽的房舍，然而走近一看，远比美国贫民窟的木板房还要丑陋。
彭城还有一大奇现，常有怪火突然从地下直往外冒。小孩们试着给我解择，但我仍没有听明白。也许地下有天然气矿，更可能是人们在小煤坑里冶炼矿物。
虽然彭城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只有十七、八里地，虽然磁县的县政府从平原撤到了这里，但镇上并没有八路军驻防，守城的只是些地方民兵。你也许会因此认为彭城一定是处于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然而这里丝毫没有乌云压城之感，倒是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
三十四．三八节
我们抵达彭城时，正值国际妇女节的前夕，大街小巷挤满了邻近各村来的妇女和姑娘们。当晚在露天舞台为妇女们举行专场文娱晚会，演出歌剧《白毛女》至少有两千人冒着春夜的刺骨严寒前来观看演出。他们之中有县里的干部，烧窑的工人，供销社职员，还有包着头巾的老大娘，穿制服的女干部，衣著朴素的农村姑娘。人们在临时搭起的戏台前围坐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圈。场上放的几条长板凳，早已坐满了捷足先登的观众。大部分人都是席地而坐。小孩子们坐在最前面，正对着舞台。最后面的人就站在小土丘上观看。观众中央杂着背枪的民兵，有的还上了刺刀，刀锋在汽灯照耀下闪着寒光。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具有民主气氛的集会了：演出不用售票，场内也未设特座、专座之类。紧靠着舞台坐的孩子们看得费劲一些，不时有一些孩子踩在旁人的肩头上观看。这样一来，就把后面观众的视线挡住了，后面的人便嚷嚷开了。每当发生这样的纠纷，就有一个演员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棍细长棍，在那些闹事的孩子头上轻轻点一点，大声喝道：“小朋友坐好！“有时台上的汽灯忽然灭了，舞台工作人员便您来一架梯子，爬上去使劲给灯打气，直到重放光明。演员们若无其事地又接着往下演。开演之前，一个穿制服的大干部登上舞台，手拿喇叭筒对观众高声讲解剧情大意。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即使对我来说，故事情节也没有任何难懂之处。这个女的长得象根棍子一样又高又瘦，一头直垂的黑发，脸庞清秀而苍白，戴一副玳瑁架的眼镜。她态度毫不文雅，说话象跟人吵架一样，这使我想起了在漫画中常见的披着长发的过激派分子，这也是我在边区所邂逅的唯一具有这种外表的人物。《白毛女》是一出悲剧性的歌剧，但也有不少插科打浑。可是每当观众发出笑声时，那个女干部就跳上台去，对着喇叭筒大叫，“别笑！”我对此很反感，就对陈翻译表示了我的意见。但他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教育他们同情别人的不幸遭遇。“我回答说“也许你们应该从人民群众那里学到某些东西。这出戏演的是他们亲身的经历，他们比别人更清楚什么是可笑的。如果你们不让他们笑，你们就应该修改剧本。“其实这个剧本已很成熟，无需多加修改。它是由许多作家集体创作的，并广泛地吸收了农民群众的意见，进行过多次修改。我在解放区所观看过的戏剧中，这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负盛名的。据我之见，共产党戏剧的弊病，尚不在于一味追求宣传效果，而是情节过于庞杂，每一情节都未能充分展开，因此戏剧效果大为减色。同时，只偏重于情节和主题，而忽略了人物的塑造，因此剧中角色往往呆板干瘪，毫不生动。
但《白毛女》却不落此俗套。在这里介绍其故事情节，当然乏味，可是舞台演出却感人至深。可想而知，剧中的主角是一个佃户的闺女，因为她爹还不起地主的年关债，地主就派狗腿子把她抢去当丫头抵债。在地主家里，她经常被念经拜佛的地主婆毒打。一天夜里，地主少爷把她强奸了。当地怀孕后(在舞台上演员果真大腹便便)，决心要在全村人面前控诉地主对她的糟踏。地主少爷正准备娶亲，担心这样一来会误了他的大事，于是就派狗腿子把她捆绑起来，关进一间黑屋里，打算杀人灭口。地主家有个女佣人，多年前与那丫头有着相同的遭遇，也是被地主抓来抵债的。当天夜里，她把那丫头给放跑了。地主少爷闻讯马上带着狗路子去追赶。逃亡的丫头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躲进了深山。姑娘唱着悲愤的哀歌，藏匿在高山岩洞之中。不久后，一个婴孩在这荒山野岭上呱呱落地了。非人的生活使姑娘的头发渐渐变白了。后来，她的家乡解放了，游击队把她从深山里救出来。村里召开诉苦大会，地主少爷被押进会场，村民们讨论如何惩治他。这时，我万没有想到，台下的许多观众激动地站了起来，齐声喊叫；“杀!杀！毙了他毙了他”地主少爷表示愿意悔改，只挨了一顿痛打就被释放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苦的农民，那个姑娘也分得一份，甚至给地主本人也留了一份。尽管故事情节过于夸张，但剧中并未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由于演员感情真挚，再加上配歌和舞台效果运用得当，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据我了解，观众中有许多妇女都有类似剧中人那样的身世，因而剧中悲惨的情景在她们之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看见她们时时用衣袖拭眼泪。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不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禁不住凄然泪下。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娘，一边看一边哭泣出声，直到终场。
坦白地说，我自己也同那些妇女一样，被这出戏(或者说被观众的反应)感动得几乎要哭了。的确，共产党的戏剧作品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在冶陶时，正逢三天集市，曾看见同时上演五台戏。舞台是临时搭的，道具少得可怜，服装倒是不成问题，因为剧中人物大多是普通老百姓。男女演员都挤在舞台后面一个小遮篷里化妆，面粉和润滑油就是他们所用的化妆品。除了军政机关办了几个专业文工团之外其余都是各村自己组织的业余剧团。其中特别出色的，每逢集市还到县里各地巡回演出。他们除了车旅和膳食费以外，不取分文。在中国，直至最近，仍然如同莎土比亚时代一样，剧中的女角都是由男人扮演的。但在解放区却不然，女角一般都由女性担任。昔日轻易不出家门的小脚妇女，居然也登台扮演放了足的女角，在舞台上蹒跚迈步。看到这样的情景的确使人深受感动。第二天，时遂妇女节，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大会。大约有五、六十个妇女，手拿花束和五彩缤纷的莲蓬翩翩起舞。这种舞蹈的意义有点象美国的五朔节花柱舞，但表现形式各有异趣。这些舞蹈谈不上什么健美，更无战斗气派可言，但却非常纯朴，正因其纯朴，所以十分好看。演员们并不焰耀自己的体型，不故意托高乳峰和展示大腿，不卖弄风骚，也毫无赞颂民族或阶级理想的意图。整个场面看起来更象是一次联欢会，是一次妇女力量大检阅，有如纳粹德国或苏俄所搞的那样。表演完毕后，妇女们六、七人一组涌到大街上扭秧歌，人们有的吹唢呐，有的打钹伴奏。在解放区，最位人开心的事莫过于看扭秧歌。不论是看过这种舞蹈并试着扭过几下的外国人，还是在大街上扭过秧歌的青年男女，都是这么说；甚至那些起初一看扭秧歌就直皱眉头的成年人，也是这么说，因为后来当他们也加入秧歌的行列时，才发现其乐无穷。扭秧歌无需特定的舞伴，只要绕着圈，或是组成类似康茄舞的队形就可以扭起来。小学生们放学后，也常常一路扭着秧歌回家。
这时，一群妇女来到那条狭长而又曲折的大街上，其中有五、六岁的女孩，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大娘。她们分成三、五人一组，等待着伴奏的音乐开始。一个靠墙站着的独眼农民，把唢呐举到嘴边吹起一支曲子，然后一个男人跟着拉起了胡琴，一个男孩打起了钹。随着音乐的启奏，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庄严地朝周围的同伴们扫了一眼，提起两肘，双臂一扬，象个皮球一样向前弹出去，开始扭起来了。她向前轻走两步，扭动着的身躯微微弯向前，对于街上的骡车和停下来观看的人，她好象豪不在意，径直朝他们扭去。突然，她双手插腰，一只脚尖着地停一下，身子一仰，重心落在另一只脚跟上转回身来，脚踩实地，停立一秒钟，接着以一个优美的动作又翻转身体，再往前扭去。很快，其他的姑娘们也模仿她的舞姿，跟在她后面扭起来。有的动作笨拙，有的舞姿优美，有的小脚妇女扭起来摇摇晃晃，有的穿着绣花鞋的天足少女扭起来步履轻盈。整条长街上到处都是一圈一圈跳舞的姑娘们。那个吹唢呐的人这时在翩翩起舞的姑娘们身边蹲了下来，昂首欢奏，那只好眼睁得溜圆。音乐停下后，姑娘们相对微微一笑，把散到额前的头发往后一按，又继续沿着长街朝前扭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秧歌舞是中国革命性质的象征，因此我才在此不惜笔墨加以描述。秧歌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千百年来一直受着封建势力的压制。蒋介石夫妇提倡孔孟之道，发起“新生活”运动，严禁在城市内公开跳舞。这种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专横而又完全不必要的禁令，也促使许多中国人看清了蒋氏夫妇的昏庸无道。
共产党却大力提倡和扶植民间舞蹈，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娱乐的迫切需要。虽然生活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仍然希冀得到鼓舞，向往新的生活，焕发育春，这是何等的奇妙。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如同任何其他革命运动一样，是值得称道的。希望尽情地跳舞、唱歌，忘却忧愁，追求理想，青春再度，这一切就如同土地改革一样，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秧歌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三十五．女游击队员
看完秧歌表演，我们立即出发继续赶路，这次是往南朝漳河方向行进。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是以这条河流分界的。因为需要绕过国民党占领的城镇，我们除了带有一名向导以外，还有七、八个民兵一路护送。
这一带的主要渡口观台当时在蒋军的盘据之下，因此我们只好折回朝西走，想找一个能避开蒋军机枪扫射的渡口。这样一来，耽误了一些时间，加以我们出发就已迟缓，所以当晚末能按原定计划赶到漳河边，只好投宿在一个名叫白岔的小镇。我们是不速之客，找住处时颇费周折。陈翻译四处去找房子，我和刘明基暂时呆在一家澡堂里。澡堂外面立刻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一时人声鼎沸，七、八个人的卫队也无法把他们轰散。澡堂里面蒸气弥漫，实在憋得难受，于是我决定还是出去亮相痛快些。我故意坐在大街中间的一块石头上，让那些好奇的老乡饱尝眼福。刘明基看到我在人群中现眼，感到很焦急。我自己倒无所谓，因为我发现，当我讲了几句中国话之后，围观的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忠实可靠的陈翻译奔走了一个多小时，回来把我们带至镇外一座大宅院。这原属于一家地主，现在住的是观台煤矿的老板，他是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出来的。将这位煤矿老板写进本书并非我的原意。后来，当我回到美国，看到《时代》杂志和《生活》画报上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前大使蒲立特的某些讲话，而那些国会议员们也偏听偏信，居然不假思索就把五亿美元奉送给蒋介石，我对此感到大惑不解。
蒲立特先生在写给《生活》画报的一封信中声称，只有从共产党地区逃出的难民，并无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出的难民。前一句倒也是事实，后一句则纯属无稷之谈。我就亲眼见过成千上万的人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到共产党地区，他们的出逃绝不是出于寻求浪漫主义或冒险的非非之想，而是为了逃避那些横征暴敛的税吏，乱抓壮丁的征兵队，以及活埋他们亲人的地主还乡团。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是穷人，我在这村里见到的这位就是一个从蒋管区逃出来的富有的资本家和孔孟之徒。“你以为我是一个穷人吗？”他苦笑着说，“我的先父和祖上过去都在观台开办煤矿，我在观台有雄厚的资产，万贯家业，但现在只好丢下了。为什么呢？还不是让蒋介石给坑害的。
“那些军官老爷掠走了我五万吨煤，一倒卖全肥了私囊。我把凡是能卸走的轻便机器全部搬到这儿来了，要不然这些机器准会被国民党以国有化为借口予以没收。你去过蒋管区，一定知道所谓国有化是怎么回事，简直就是公开抢劫，假公济私。有一千多工人跟我逃了出来，还有二千工人留在观台，可是后来他们也接踵而至，因为在那边实在活不下去了。凡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都是象我们这样走投无路的人。人们懂得，跟着国民党毫无前途。
“当初我的确很害铂到解放区来，因为我听说共产党都是些土匪。那时谣言纷坛，我的亲朋好友、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都对我说，共产党必然会加害于我们这些工业资本家。可是我在解放区却得到了共产党的扶持。后来我学习了他们对民族工业的基本政策，才知道他们对我毫无恶意。“他越说越激动，为了使他冷静T来，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是否赞成土地改革。“是的，”他回答说，“我赞成土地革命，因为不进行土改工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虽然我不赞成土改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我完全赞成斗争地主。我深信不会有人要斗争我，因为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如果他们要斗我，我可以把我的全部财产都交出来。我平生唯一的愿望就是使我的祖国富强起来。中国需要和平，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如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公然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只要美国人撤出中国，和平指日可待。那时我就可以退回矿区，重振家业。“次日凌晨，草草吃过早饭，我们使启程朝漳河进发。本来在夜间渡河较为安全，因为此地处于国民党观台守军的炮火射程之内。但实际上即使在白昼渡河也并无多大风险，因为渡口与国民党炮兵阵地之间恰好隔有一座小山；据民兵们说，蒋军炮手的曲射技术相当差劲。整个上午，我们沿着一道狭窄而曲折的峡谷攀登上山。这一带山间乱石嶙峋，土层极薄。当地农民顺着山势修了层层梯田，直达山颠。一块块梯田面积极为狭小，地边用石块垒砌成半圆状的堰，以防水土流失。．为了修筑这些梯田，人们该付出多么惊人的劳动啊！然而每年庄稼的收成却少得可怜，真是令人凄然。
再走了一会儿，连梯田也没有了，两边尽是高达百米的悬崖峭壁。峡谷小道迂回盘旋，十分险峻，宛如走入一个无顶岩洞迷宫。
走出峡谷，眼前豁然展现出漳河两岸。清澈碧绿的激流从悬崖陡壁之间穿泻而出，奔腾直下华北平原。河水流过一个名叫任村的村庄，把它一分为二。村中的农舍都是灰色平顶的房屋，一个荷枪哨兵站在屋顶上，朝着下游国民党占领区了望。沿河往西上行三四里，两岸悬崖相望，中间架有一根缆索，渡河的人们坐在乎底船上，用手抓住缆索，慢慢朝前移动。我们走过一段石滩，登上这只简陋的渡船，缓缓过了河。河水流经山间，分外清澈凛冽。小船抵达彼岸，我们踏上了安阳县境。我们在河道一处露天茶摊休息了片刻，喝了一点水，啃了几棍胡萝卜。所谓茶摊，就是在一堆篝火旁摆上两张桌子外加几条长凳，除了开水而外，根本就没有“茶”这样的奢侈品。这里的老百姓看起来比河对岸的还要贫穷，孩子们穿着绽露出棉花的破裤烂袄，婴儿吸吮着母亲没有多少奶汁的干瘪乳房。
村子虽小，村里居然还有一所学校，这是我走进河边一座小庙里发现的。庙里除了几条长凳以外，空空如也。过去供奉神像的几个石案，现在做了学生们的课桌。当时不是上课的时间，只见长凳上放着几本书，我拿起来翻了翻，有一段课文是这样写的：太阳出山岗，
爸爸下地忙，
儿童上学堂。
太阳下山了，
爸爸收工了，
儿童放学了。
我独自一人在教室里徘徊。不一会儿，走进来九、十岁模样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羞怯地望着我。我教他们玩画格子游戏(用小石子当笔，以泥土当纸)，很快就跟他们熟了。我问那个女孩家里有几口人，她回答说，爸爸当民兵，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和一个哥哥。
“那你妈妈妈？”我问道。
“不在了。”(死了。)
“真可怜。”我说道。
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一个男孩拉拉我的袖子，对我说“她妈被活埋了。”
我当时听不懂“活埋”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天之后，我才完全明白它的含意。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走回茶摊去了。
“活埋‘是什么意思？我问陈碉译。
“就是把人活活埋掉。”他回答说。
我把遇见那个女孩的事告诉了陈翻译，我们想一起再去找找她，可是那个女孩已经走了。这时，我们的警卫人员正在向过路的民兵打听前边的情况，这些民兵经常出没于观台一带。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国民党的搜索部队常常进山骚扰，因此我们必须回头从西边迂回前进。眼见天色已晚，我们决定先停下来在河边过夜。民兵中有一个佩带手枪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打听，原来她也是民兵的一员。当晚我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
她的名字叫梅素，长得很结实，肩宽腿粗，象个棒小伙子．她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头黑发直垂到肩上，面颊黑里泛红，一张小巧的嘴长得很美。下身穿一条灰色的旧布裤，上面溅满了泥垢，上身穿一件紫红色布衫，也是污渍斑斑。她的父亲是一个佃农，在她幼年时，父亲双眼就失明了。她的两个妹妹都在一次饥荒中活活饿死了，她和奶奶在野外靠挖野菜充饥挣扎着活了下来。梅素刚十二岁，就被村长抓差去替日本人修路。她每天都遭到汉奸监工的毒打，至今身上处处还留有伤痕。她十五六岁时被许配给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全家人为饥饿所迫，只好让她提前过了门。婆家的人根本不把她当媳妇看待，而是当丫头使唤。吃饭也不许她上桌，只给她吃一点残菜剩饭，她经常忍饥挨饿。每次她跟丈夫发生口角，他就跑到他妈那边去告状，于是母子俩就把她毒打一顿。她全身都被他们打遍，背上、腿上、胸部，见哪打哪，一边打一边骂她不知好歹。她的丈夫替日本人干事，日本军官常到她家来，婆婆总是避着她替日本人端茶倒水。日本鬼子常常借机调戏她，因此她拒不肯侍候这些家伙。有一次，就为这事她被揍得死去活来。她一想这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她把房门闩上，找来一根绳子悬梁自尽。她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当她醒过来时，发现绕在脖子上的绳子断了，床上溅满了鲜血。从此，她身患重疾，无力气干活，这就招来更狠毒的打骂，有时终日连一口饭也不给她吃。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虐待，逃回了娘家。她的公公和婆婆直追到她家，奶奶拼死不让他们把她带走，被他们打昏在地。邻居们闻讯赶来，才搭救了她。从此她就和老奶奶相依为命，靠着在一小块菜地上种点菜湖口度日。可是她的丈夫和婆婆还是常来抓她打她，她终日提心吊胆，唯恐重陷火坑。后来，日本人撤退了，山里的八路军开进了观台镇。一天，一位女干部来到她家，对她说：“听你们家邻居们说，你受过很多苦。现在中国妇女翻身的日子来到了，你再也不会受苦了。‘多年来，有谁同情过她这个苦命的女孩子？干部的亲切关怀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把自己的希望吐露给奶奶—也是她唯一的亲人听。老奶奶也说，男女平等敢情是件好事。可是又给她泼了一盆冷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男人就是天，女人就是地。咱们能有啥办法呢？“梅素把奶奶的话告诉了那位女干部。女干部说：“有办法，咱们组织起来嘛。只要咱们组织起妇女会，大伙儿都来诉苦情，看今后谁还敢欺压咱们妇女？“这一番话使梅素深受鼓舞，从此她便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妇女工作，每日走街串巷，发动妇女们组织起来。由于工作积极热情，她被选为她所在片的妇联主任。在妇联的支持下，她终于与丈夫离了婚。不久，内战爆发了。观台也组织起了民兵队伍。她经常和民兵们在一起，坐在一旁看他们擦枪。很快她也能帮民兵们擦枪了，民兵们有时也教她放空枪玩。新政府为了照顾她生活困难，给她发了小米。她乐得眉开眼笑。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华北平原，企图攻占观台，进而消灭太行山区的游击队。人们纷纷撤离观台。梅素也随着群众一道撤出。进山后，她帮助妇女们安家，组织她们纺纱织布，解决生活问题。后来，她回到观台附近地区，要求参加民兵游击队。开始，大伙儿都取笑她，但经不住她再三坚持，最后才同意让她干点烧火做饭、缝缝补补的杂活。不久又分派她搞侦察工作，她把头发盘在脑后梳成髻，化装成家庭妇女模样，经常出入镇内收集情报。大年除夕那天，她挎上一只篮子，装上糖果烟卷，还附有八路军县长写给蒋军土兵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知道你们都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我们与你们远日元冤，近日无仇。如果弟兄们实在混不下去，何不弃暗投明?“她把这只篮子放在蒋军碉堡外边。不久。果然有两个蒋军土兵投诚过来。梅素感到很自豪，但并不满足，因为她还没有参加打仗。她决心学打枪，到山里以野狗当靶子练枪法，人家问她，她就说：“打狼。”后来，她又站在山崖上，往下面的河里投手榴弹，逐渐克服了对手榴弹爆炸的恐惧心理。自那以后，民兵们就让她和大伙一起参加战斗了。因为她对观台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每次制定作战计划都有她参加。但在历次袭击观台的战斗中，她一般都是担任把风放哨的任务。一次在民兵与国民党还乡团交火时，她爬上观台城墙，也举起枪朝敌人射击。这次战斗消灭了两个敌人。事后她说：“没准其中一个是我干掉的。”她是个文盲，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她说，她之所以拿起武器参加民兵，是因为八路军是她所见到的唯一不欺压老百姓的队伍。她把自己的命运与八路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盼望着将来战争结束后能过上好日子。她并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希望当一个普通工人。她相信中国将来一定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到那时她能进工厂当工人也就心满意足了。她是我在中国这几年亲眼见到的第一个扛枪上前线的姑娘。她参加游击队并非出于浪漫的想法，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她貌不出众，粗手大脚，没有丝毫的娇姿媚态。除了身上穿的，她没有任何好看的衣服，一生连一把牙刷也不曾有过，与香皂更是无缘了。她就是这样一贫如洗。她没有花容玉貌，但是她满腔热情，干劲充沛。我在这里没有用她的真名实性，因为她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旦被捕，绝无生还之望。也许她现在已经与世长辞了，倘若还在人间，我祝他幸福。次日，我们继续行军，开始略偏北行，然后又向南再朝西，绕过距国民党军队的阵地只有几千米的一座圆形小山。途中还遇见一群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难民。我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山间小径继续前进，终于在天黑后不久到达了安阳县政府机关驻地。翌日清晨，一觉醒来，我发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景色宜人、清静整洁的小村子里。村庄座落在一片高地上，大约有一半的房舍傍着山。全村将近四百人口，有两所学校，两三口水井，没有商店，却有一个剃头的摊贩。山村如此安详宁静，简直令人感觉不到是处身于游击区的中心地带。唯一可见的军事行动的迹象，就是偶尔穿街而过的毛驴，驴背上驮着一筐筐土制地雷，运往与国民党交战的前线。然而正是在这个小山村里，一位三十来岁、英姿飒爽的年轻县长指挥着抗击国民党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位年方二十八岁、教员出身的副县长，正在离此不远的敌后指挥作战。县级领导机关其实并无固定的地点，县领导及其下属人员转战到何处，就在那里的农舍里办公。虽然他们日常都要处理大量的情报工作，但并不为文牍所羁绊。由于县政机关经常转移，他们就把大部分文档送往后方，其余的就地埋藏，随身只携带少量最重要的文件。转移时，副县长把他的行装驮在一头驴背上，带上一两个随行人员，翻山越岭而去。他们办事非常干练，工作卓有成效。当时，位于平原地带的安阳县城及全县约五分之四的区域，都在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的盘踞之下。我们被压缩于观台和水冶两镇之间很狭小的地带里。这两个市镇各有国民党重兵把守，他们时时出城骚扰，并企图在两镇之间建立一道封锁线。但我们经常突破敌人的封锁，渗入到国民党纵深地区。我方在这一带尚无正规部队，渗入敌后的只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游击小分队，甚至就是些流动作战的民兵武装。安阳县的群众所进行的完全是一场人民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