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活埋
在西方，人们不大了解什么是人民战争。这很奇怪，因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历史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人民战争。美国当年在康考德和莱克辛顿，经历过这种类型的战争。欧洲在十九世纪打过这种战争：西班牙和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正规军时进行的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本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西班牙内战，南斯拉夫卫国战争和希腊内战，也是游击战。这种类型战争的广泛运用说明，它将在今后的国际冲突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这种前景，绝不可等闲视之，人民战争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事物。毫无疑向，它使战争的暴烈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当人民战争用来对付外国侵略时，其残酷性超过一切常规。当运用于内战时，人民战争就必然带有阶级战争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它比人们迄今所知道的任何类型的战争都更加激烈、更加野蛮，更加与个人息息相关。这里反映的人类天性是善还是恶，恐怕与战争问题本身一样不易回答。这两个问题可以暂时留给哲学家们去探讨。目前不如研究一下人民战争是怎样出现的。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自认对这个问题他不甚了了，但他指出，要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必须有下列条件，
一、战争必须在本国境内进行。
二、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一次作战的失利。
三、战场扩展到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
四、战争的全民性对作战是有利的支持。
五、复杂的地形，如有高山、密林、沼泽及农作物交通不便。
所有这些条件中国都具备，而且是无与伦比的。战争在中国的内地进，全面开花，并不集中，也无固定的形态，所以不能一举而决定胜负。作战范围几乎相当于从柏林到莫期科的广大区域。农民是非常分散的，最适宜于打这种战争。小国的地形也是极复杂的。
但是，据我的观察，中国之所以能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并不光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社会条件。因此，除了克劳塞维茨的五个条件外，我要加上策六条，这就是：人民同战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这里，我用“切身”这个词，是因为在观察中国的人民战争时，我发现，它与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参战者的眼里始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职业军人则不是这种情况。职业军人虽然可能明白他个人的福利与他所属的单位、部队和国家的福利是一致的，但是，一般来说，作战对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切身利益，他说不出来什么“是我从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而且，人民战争总是在人们的家乡一带进行，离人们生活中最亲近和最珍贵的东西很近。我相信，要不是这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人们是不会进行人民战争的。他们可能参军或被征入伍，但不会去组织自己的战争。我在安阳县的所见所闻，特别证明了这个道理。那里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人民战争是如何以及为何打起来的。安阳三千多年前曾是商王朝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历次北进的大军都被宽阔的漳河挡住，连续数月驻扎在这个县里，老百姓只好等待着这方或那方解决战斗。辛亥革命以后，安阳县屡经军阀混战，所以很多武器散落到民间一些桀骜不驯分子的手里，从此盗匪蜂起，百姓遭殃。有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地主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封建领地，豢养了大批武装扈从，对许多村庄实行专横的统治。
有时这些地主兼土匪相互火并。为了扩充实力，他们建立民团一类的组织。然而，不管旗号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征税、放高利贷和在当地进行政治控制。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投靠了日本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领取了武器，扩充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大肆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每逢荒年凶岁，贫苦农民先是把土地抵押结他们，接着就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从该县的山区撤走了，很多地主把家里的事务交给了管家或小地主，自己却跟日本人一道走了。八路军游击队来到日本人和地主撤离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很多农民收回了被夺去的土地。同时，人民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了民兵站岗放哨，成立了妇女会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另外，还成立了其他许多组织。当和平来到时，八路军已经开始教老乡们怎样进行选举了。令人奇怪却又重要的事实是，当内战打响、八路军撤退并把安阳县几乎全部放弃绘国民党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跟共产党一起撤走，相反，他们却留下来欢迎国民党。不但大多数农民留下来了，而且许多当地干部、民兵和妇女会的领导人也留下来了。安阳人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逃避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所推行的改革，不过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得政权的任何中国政府都要推行的改革而已。他们留在家里是为了避免卷入今后的任何一种战争。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进村时，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汉奸和有时干过强盗勾当的土匪兼地主往往跟他们一起进村。这些人很快就当了区长。与此同时，他们的代理人当了村长。他们立即开始对本村的群众搞“反攻倒算”。他们或者亲自下毒手，或者检举某些男女而由国民党军队或特务机构立即处决。
正是这种反攻倒算激起了目前这种势不可挡、席卷全国的人民战争。地主十分阴险毒辣。
每当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夺过村子时，他们或者国民党军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赦。
“共产党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政策非常好，”国民党说，“我们不想加以改变。除了村长、民兵队长和本村的共产党头目外，普通群众概不追究。大家不必害怕。不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受了共产党宣传的骗做过错事，只要到村公所去，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于是出逃的农民回来了。他们糊里糊涂地到了村公所，承认自己曾参加妇女会或民兵。
一些农民游击队员没有识破这个诡计上了圈套。妻子们说服自己的丈夫从山里躲藏的地方回来了。当差不多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都回到村里时，国民党便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当众处决。
地主比国民党更加残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进到活埋。
我无从核实这些数字。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是言过其实的。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正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我所看到的最惨的例子是在秦德沟。这是一个靠近无人地带的只有一百三十口人的村子。全村二十八户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结活埋或枪杀了。
日本人从山区撤走时，李庆章和其他地主跟日本人一道逃跑了。村里人分了李家的土地。当国民党退回这个地区时，李庆挛带着十五个武装人员回来了。就在他进村前，衬里的男人都跑光了。
李庆章见剩下的妇女和儿童都很害怕，就骗他们说：“不要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但是，当天深夜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打手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出来，仅有四户幸免。他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他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坦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惨的例子，但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一个管辖十八个村的区里，地方干部告诉我说，国民党第四十军杀害了四十六个民兵和地方干部，其中七人被枪杀，三十五人被活埋，四人被吊死。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农民们亲自讲述许许多多这类事件。在讲述时，他们的声音很悲切，眼皮下垂、嘴唇紧咬，表现了极大的痛楚。我所听到的这类事件中，最凄惨的莫过于一个三十三岁妇女的遭遇。这位妇女嫁给府城附近东大洲村的一个农民。八路军进村前，她和丈夫靠耕种二亩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时，这对年轻夫妇分得了地。后来，女的当了村妇女会主任，男的参加了民兵，护村抗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游击队离开了这个村子，这对夫妇留在村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当国民党进村时，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位妇女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赂。“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差愧，就走开了。天黑时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边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这位妇女仅仅因为相信妇女应当与男人平等便犯了死罪。在游击区这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这只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在那段恐怖时期中，许多人的父母、儿子、妻子被杀害。从此各个村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后来，我到国民党的防线后采访时，人们给我讲述一些更加凄惨的事件。人们一般不愿意勾起亲人被害的伤心事。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遭遇给人们深深打下阶级仇恨的烙印，这是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掉的。
这是否说，当他们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后他们自己就不杀人呢?我看不是这样。以后我将记述我亲眼看到的农民是怎样向一个地主讨还血债的情形。不过，首先让我们先看看游击区的农民被激怒的其他一些原因。
蒋介右的军官们并非完全不懂得游击战的危险性。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靠武装一支地主领导下的民团就可以对付游击队。其实，这只能使农村的情况更加恶化，更加激怒农民。在“剿匪”的口号下，那些自己曾是名副其实的土匪的地主们组织了还乡团，并向各村摊派枪支捐。他们按人头征收三万至四万边币，或者与其价值相等的粮食或棉花顶替一支枪。尽管国民党军队宣传说，征枪捐是为了剿匪保民的，但是人们不信这一套，因为事实证明这是某些人聚敛钱财的一种手段。在一个有一百一十五户的村子里，我发现已经征收了八十三支枪的捐。实际上，还乡团只买了九支枪，其余的钱被地主、保长和国民党贪污了。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在四百二十三个国民党占领的村子里，人们被迫交了五千支枪的现金或折成实物的捐。这足够组织一支规模可观的宪兵队了。但是，还乡团把这笔旨在加强防卫的款项的大部分塞到自己的腰包里，从而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计划。
另外，国民党军官们发觉在太行山区布防十分枯躁无味，又看不出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有何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经常向游击队出售子弹。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某些农民进行的。他们花七万元买一箱弹药，以十万元的价格卖结游击队，每箱获利三万元。
我曾对这种交易迷惑不解。右一次我询问一个倒卖弹药的农民，他是怎样开始这种买卖的。他说，驻扎在他们地区的一个国民党上校要他给搞些鸦片烟来。他答称，他不知道那里有鸦片烟。
“你这个笨蛋!”军官说，“我知道，八路军在这里时，不少庄稼人把大烟埋了起来。去给我搞点来。“几天以后，这位农民回来说，他找到了一些大烟，但诡称价钱很高。
“没关系”，上校说，“把这些弹药拿去卖了，给我换回‘黑货‘来。““可是，这里没人要子弹呀，”农民说。“送到八路军那里，他们会买的。”“我怎么敢到那里去?”农民问道。
“你只管去，保你没事。只要搞到‘黑货，就行。”
自然，贪污枪捐、出售弹药直接有利于八路军。蒋介石军官贪婪无度，则使得游击区老百姓一贫如洗。蒋军和地主不断地征兵拉夫，比刚才所讲的苛捐杂税更加厉害。横征暴敛使土地荒芜，整家整户的人被迫投井自杀。
除了被杀、活埋和苛捐杂税外，安阳人民还遭到敲诈勒索和绑架。在这方面，蒋介石的军官，尤其是他的特务们经常同地主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这种敲诈勒索常常是通过政治恐怖手段进行的，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农民，有时连他们的妻子也一起被抓起来，直到他们付出高额赎金后才能获释。借口总是说他们通八路。至于他们是否真的通八路则不管，目的是勒索他们的钱财。
我在安阳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每天都听到许多悲惨的故事。我有时对于这种反攻倒算的后果感到可怕。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老百姓根本没有安全的保证。
男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壮丁。不但驻在这一带的蒋介石第四十军抓丁，还乡团也抓丁。一天晚上，我正在无人地带的一个村子里，九个惊恐的农民带着家属跑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气喘吁吁地说，他们的村长开会宣布，国民党需要九个兵。人们都站起来准备开溜，但是，地主的武装入员包围了会场。没人志愿去当兵，只好用抓阄儿的办法定了九个人。没等天黑，这九个人带着家属朝山这边跑来了。
还有一次，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缘地带，我正同副区长在一起时，一个学生逃到我们这边来了。在复活节假日期间，他从南京乘火车打算去北方探亲。在安阳车站，他被征兵人员抓住了，被迫在当地的一个团里当文书。他只干了一天，夜里就逃出来，翻山跑到我们这边。
有一次，我在国民党防线后采访时，路过一个村子，全村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原来，还乡团把这个村子的全部青年叫去修工事，他们扛着锄和锹刚走出村子不远，突然被武装土兵包围，上了手铐，装到卡车里运往安阳。
因此，山那边不少农民想法把自己弄残废—切断手指或者让妻子把他们的一只眼弄瞎。即使这样也不是都能幸免被征兵拉夫的命运，因为抓壮丁的人不管残废、瘸子、瞎子、肺病患者，还是穷苦可怜的人，统统都抓。
可想而知，恐怖、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和贪污舞弊己把安阳人民的经济生活弄到甚至低于维持生存的地步。地主和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贪婪，差不多毁掉了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村庄。
虽然共产党的“土改清算”有时也很激烈，但是一般来说，运动的结果是减轻了经济上的困难。而地主和国民党搞反攻倒算以后，老百姓除了拿起武器外，没有其他生路。经过屠杀和活埋后，国民党再来时，男人和妇女再也投有留在村里的了。地主暴行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所以，一见到国民党军队的影子，村里的男女积极分子马上就逃跑了。
发人深省的是，当八路军从安阳大部分地区撤离时，退处该县西部一隅的少数干部在开始时发动不起游击战。可是，国民党来到这里几个月以后，游击战蓬勃发展，规模之大超过了抗战时期。地主杀人促使一些人跑到山里来寻求复仇的机会。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迫使另一些人跑到山里找活路。还有一些人为逃避征兵拉夫而逃到山里。与此同时，山里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山下的近邻所遭遇的厄运，为了防备也组织了自己的民兵。
这样，一方面，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横下一条心要报仇；另一方面，那些担心失掉现在依然占有并视为珍宝的东西的人们看到，除了拿起武器没有其他办法以自保。这两部分人终于找到了切身利益之所在，并为之而战。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走出家门，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人民战争。
三十七．同胞兄弟，两个营垒
我来到安阳的时候，反对地主和国民党的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每个奋起自卫的村庄，自然都想争取相邻的村庄也起来，实行联防。这样一来，联防层层扩大。很快，各个村庄之间建立了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村有困难四方来支援，肩并肩地同可恨的地主兼土匪斗争，有时甚至还同蒋军作战。然而，敌人凭惜大量美国武器形成的钢铁之环仍然包围着这些战斗村，厄运时时威胁着它们。这是一场地主对农民、土匪对农民、有时是哥哥对同胞弟弟的斗争。
晚上，我总是同农民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村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数都是惨不忍闻的。他们叙述时，话语平淡而单调，缺乏生动性和真实感，但都很悲切。一对同胞兄弟站在敌对营垒相互斗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兄弟俩是一位姓王的石匠的儿子。王家住在水冶镇的东关。这个贫苦人家，大门对着广阔的田野，紧靠通往安阳的大路，东边是陡峭的峡谷，一直伸向平原，西边是太行山。
兄弟俩那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但是，成年后他俩为人很不一样，邻居们部说他们不象是一个娘养的。老大东子长着一张四方脸、两只大眼睛和一副高大的鼻子。他勤奋、遇事冷静，是一个老实、埋头干活的二十五岁青年，在一家卷烟广辛勤地做工，挣钱养活自己心爱的妻子。尽管大儿子有着这样好的品德，王家还是喜欢小儿子西则。这小子游手好闲，吃喝膘赌无所不为。他是恶霸地主柯增强的狗腿子。他绑架诈取赎金，偷东西，还强占别人土地。他高兴的时候给父母带回些礼物，为此，父母认为他是个孝子。
西则和他娘都信神，所以母子关系特别密切。每逢初一、十五，母子俩便给泥菩萨烧香上供。东子从不参加这些活动，他讨厌弟弟，对保佑弟弟的神表示鄙夷。
兄弟俩经常吵架。东子不齿于弟弟搞的那些不正当的勾当，痛恨地主恶霸在日本人占领期间残害许多人命的暴行。他不堪忍受这种可怕的生活，便逃到山里。在那里，八路军在一家卷烟厂给他另外找了个工作。因为他是水冶土生土长的，所以当了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委员。在日本投降前不久，他带领游击队回到水冶，在攻城时甚至还没了几颗手榴弹。就在他进城的时候，他的弟弟同地主和土匪一起跑了。
水治解放后，东子当了民兵，后来被选为水治镇东关的负责人。在同那些没有逃掉的地主的斗争中，他要求他们交出所有的武器。为了表明他的坚决态度，他从自己的叔父家里收缴了四条枪，这个叔父与土匪有勾结，搞倒卖枪支的活动。
东子的决心使邻居们感到吃惊。“你兄弟是柯增强的党羽，你怎么敢斗争呢？“他们问道。没关系。“东子说，“咱是为正义而斗争。”
在每次斗争中、在每次诉苦会上和减租减息运动中，东子都积极带头。他办事公道。他向群众宣传说：
“共产党要求咱们讲民主。咱们搞清算必须做到合情合理。闹饥荒时，地主夺去咱们的土地和房屋，不管咱们死活。咱们可不能那么干，要让大家都有活路。东子的亲戚朋友和母亲原来都认为两个儿子里还是小儿子好，
因为他给他们东西。在清算运动中，家里分得了一些粮食，现在大家开始认为老大是个能干的人。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开到了水冶。柯增强也带着还乡团和西则回来了。父亲和母亲竭力劝东子留下来。“不，”他回答说，“八路军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带着妻子立即离开了此地。
柯增强一回到水冶又开始欺凌穷人。更恶毒的是他随意杀人。受害考之一是一位五十岁的农民。几年前柯增强夺了他的房子抵债。土改中，老汉领回了自己的房子。这回柯以侵占他的财产为由杀死了这位老汉和他的老伴。
与此同时，西则没法同他哥哥取得联系。哥哥在离水治不到十里的地方组织了一支六十人的民兵队伍。每逢集日西则便派几个妇女捎话叫他回家来。
东子回话说；“我决不到你们那边去。就是死了，我也不回去。“妙的是传讯的妇女也劝他别回去。“大家不喜欢还乡团，”她们说，“你若回来，你弟弟不会帮你的。”这时候，东子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他派人到水冶家里要些布。他娘叫一个女孩子捎给他一小团线。“告诉他，”她说，“不要回来。他没衣服穿，我给他做些。”她向小儿子要布，小儿子说啥也不给。不久，西则离开了家，又回到平原去了。那里的生活比在这荒凉的山沟里舒服些。有人说，他之所以走开是因为怕东子杀他。西则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调集三个区的还乡团三百人和一部分保安队人员，出发清乡抢劫了。这是二月下旬时节，雪还覆盖着大地。
各村做好了进行自卫的准备。县长顶着风寒亲自指挥战斗。他在水冶西边的一个阵地里布置了二百名民兵和第五十二独立团的四十名战士，后者是县里掌握的富有经验的战士。还乡团无法突破这道强大的防线，便向南迂回，准备洗劫南边的几个村庄。
看到敌人撤退了，王东子带领五个民兵迅猛地追了上去。政治指导员拦住他。东子挣脱了拦阻他的手。“我们不是正规部队，”他说，“可是，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当一个民兵，牺牲了性命也是光荣的。“他向前面一条战壕里冲去。靠后边一点的几个同伴只见雪和沙子撤落到东子所去的那个浅沟里。
王东子向前冲时，没有发现隐蔽在他侧翼庙里的一挺机关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晃了一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脸埋在雪里。同志们竭力抢救他，但被打了回来。还乡团把东子拖到他们那边。他还没有死，躺在雪里看着俘虏他的人们。
他艰难地贪动着嘴唇说：“我就是王东子，
家住水冶镇东关。我是村长。“他说完这些便死了。几个农民把他的尸体抬到水冶，放在东关的街上。保长把地主们叫来，他们洋洋得意地看着他们的敌人的尸体。柯增强向尸体吐了一口唾沫。“哼！，你这个家伙！”他对着死去的东子说，“你说你不回来。现在不是回来了？“他下令把尸体拍到三官庙后面。
“不许埋这具尸体，”他说，“让野狗来吃他。”他又把东子的父母抓来。“为打你们的儿子我们用了五十发子弹，”他说，你们必须赔偿我们。“
东子的父母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亲友们暗暗守在东子的尸体旁边，把野狗赶走。他们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地主让了步。
‘连狗都不吃他。“柯增强说。于是他准许人家把东子的尸体埋葬了。
王东子被害不久，我就来到这里。在山区人民中间，他已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英名远扬。正是东子领导着这些人走上了他所信仰的道路—革命斗争的道路。东子被埋在敌占区，但是，常有农民偷偷去水冶探视他的坟墓，防止它被人破坏。
三十八．打击反攻倒算
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你自己差不多，同他作战已经够困难了。如果敌人的物质力量超过你，同他作战是对你的意志的严峻考验。而如果敌人强十倍或基十倍，要进攻并击败他们，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
同所有的处于敌人半占领下的县一样，安阳县的困难在于：虽然当地的人民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坚壁清野，地方干部能够逃避敌人的杀害，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向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发动正面的攻击，把他们赶出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他们也不能用宣传的办法把敌人的士兵争取过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悄灭蒋介石的部队，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既然他们不能进攻蒋介石摆在正面的大部队，只好绕到他的后面进行骚扰，今天夜里搞掉他一个孤立哨所，明天夜里打散他一个还乡团，后天夜里解放一个村子。
这种打法不仅危险，而且很费劲、费时。但是，在广大的分散地区里耐心地坚持这种打法，一定会在许多县里一口一口地吃掉蒋介石的兵力。
我到达安阳时，这种打法则刚开始。几天前，县政府派八十名民兵偷偷绕过国民党的一系列碉堡，穿越观台和水冶之间的封锁线。民兵们虽然遭到了射击，但是没有停下来还击，而是连续在敌后行进了三十里。他们沿途在每个村庄都留下两、三个民兵做宣传工作。最后只有三十人到达主要目的地一一个驻扎着还乡团的大村庄。为了造成他们是正规军的假象，民兵们猛吹了几声军号。还乡团果然害怕，连夜逃跑了。民兵们召集群众讲话。
“我们是八路军，”他们说，“我们要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并没有逃跑。大伙儿不要泄气，我们会经常回来的。从今以后，谁敢压迫你们，我们就来收拾他。“这种似乎不关痛痒的袭击的效果比乍看上去大得多，影响很广泛。本来对这场战争就没有什么信心的蒋军士兵，发现夜间有民兵在他们背后活动，更是龟缩到碉堡里，不敢出来。这样一来，民兵再进行袭击就容易一些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地主不敢睡在当地还乡团的管地里，为了安全，他们开始住在一个中心地点。这就使得更多的村庄获得了自由。穷苦的佃农们发现，一路之隔就有自己的同盟者，便开始大胆地起来斗争。地主被吓怕了，也不敢过分作威作福。当我到安阳时，这种袭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国民党占领区的纵深发展着。每天夜里总有三人，五人，十人或十五人组成的小组，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做宣传工作，打击还乡团和掉队的国民党士兵。领导这种袭击的民兵往往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人。有时他们前来袭击，是为了给被害的亲属报仇。然而，这种袭击更多的是同土改密切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保卫士改的果实，迫使地主退还他们从人民手中夺走的一切。总的是给穷人撑腰打气。这些行动都是在打击反攻倒算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义下进行的。虽然经常听到枪声大作，但是我认为这种袭击主要不在于其军事意义，而在于它是以武装手段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斗争。袭击的目标往往不是哨所，甚至也不是交通线，而是社会组织、政府机关和个人。比如说，执行袭击任务的民兵们会去解救受到强迫婚姻之害的姑娘，推翻人们痛恨的村长以及绑架地主。简言之，这种战争着眼于人们的感情，争的是民心，而不是土地。我不是说宣传可以代替战斗，而是说游击战是在一种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感情环境中进行的战争。游击队和民兵搜集情报的方式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兵们在夜里穿过封锁线，爬过院墙，敲一个妇女的门，问道：“他们怎么对待你？让你交多少税?吃的是什么？“农民们偷偷地溜到八路军这边来使一，两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主要不是关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而是谁被抓了夫，谁家的女人挨了打或者哪个孩子的爹娘被害死了，等等。
我呆在无人地带的若干村子期间，经常看到农民们跑来给游击队送情报。这种情报任何正规军队的军官都会认为没有价值，但对这种类型的战争却是非常有用的。游击队在知道谁遭到了不幸的同时，也就了解到可能帮助他们的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把所有这些情况送到后方加以整理后，八路军就可据此制定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了解到村里老百姓遭受什么苦难的同时，民兵也了解到那些欺凌老百姓的地主、狗腿子和土匪的名字。对于夺走老百姓东西的地主，民兵就写信勒令他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他没有照办就向他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他还是不理，就在夜里把他抓来。
安阳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八十个地主和还乡团团员被用这种方式抓到封锁线这边来。一般来说，由区政治指导员或区长向他们训话后，就把他们放走。我并不十分赞成绑架，不过，县干部们对待曾经带着武装同他们斗争过的地主的这种耐心和宽大有时使我感到惊讶。
民兵在国民党占领区的活动往往带有罗宾汉式的侠义色彩。因为民兵们自己都是穷人，所以，每当他们发现有哪个男人或女人遭到了不幸，就尽力相助。当然这种打游击的农民进行除暴安良时，常常不免有些过火行为。在不少人眼中，他们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是，我却有充分理由认为，蒋管区的许多穷苦农民都把那些在夜里来搭救他们的人看做是见义勇为的侠客，有时简直招他们看做是著名的加拉哈兹爵土式的人物。
有一次，在新年前夕，一小支民兵到敌后四十里的卫漳向一个反攻倒算的地主投信去。路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夜深人静，街上空无一人。民兵们靠住一家人的院墙休息时，听到里边传来哭声。他们爬过培，跳到院子里，发现一个老大娘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伤心地哭泣。
老大娘一见带枪的人吓楞了。
“不要伯。，一个民兵说，并问她为啥哭“这里有个叫魏庆廉的地主，”她解释说，“在清算运动中，我分了一点儿地，他回来后说我共他的产，要我还他五斗小米。我没有那么多的小米，还不起他。”“我存了一斗小米，要和闺女过年，魏庆廉来了全给抢走了。这个年可昨过阿？啥都没的吃了。“民兵们很气愤，但不知道老大娘讲的是否确实。为了弄清事实，他们走访了四、五户人家，大家都说，魏庆廉是个坏家伙，那个老大娘确实没吃的了。因为这些民兵本不是在这个村子执行任务，所以他们继续向卫漳进发，在那里完成了投信任务。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又在这个村子停了下来，继续调查关于那位老大娘的事，对老大娘说的每件事都做了核实。民兵们问明地主的住处，借了一副绳梯，爬墙跳进魏家的院子。屋里的人都闩门熟睡着。“魏庆廉在家吗？”他们高声叫门。
一个女的回答说；“他不在家。”他们要她开门，但是，没人来开门。民兵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一个人大声说：“拿一颗手榴弹来。“其实他们身边没带手榴弹，只是想吓唬地主，让他出来开门。但里头还是没人出来。“用炸药炸他狗日的。”一个民兵喊道。民兵们当然没有这种稀罕的东西。但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地主婆开了门。民兵们冲进屋里，发现姓魏的地主躺在坑上。
“啊，你们来啦，”地主说。他已经意识到碰到八路的民兵了。“要是知道是你们，我早就开门了。”民兵们二话不说，开枪把他打死了。民兵们走到大街上大声喊道：“我们对魏庆廉做了调查，发现他抢走了一个老大娘的东西。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地主，他反攻倒算。我们已经把他处决了。如果哪个地主还想抢劫乡亲们的东西，请他看看魏庆廉的下场！并不是所有的袭击都伤人命。有些袭击还是颇有风趣的。一支民兵小分队到了敌后，勒令一个地主把从穷人手中夺来的东西送回去。地主答应了，但是不见行动。民兵们又去找他，这次地主说：“我马上就送回去。可是，我得把东西从地窖里挖出来呀。“又没有什么行动。民兵们第三次到地主家时，地主婆在门口回答民兵说，她男人不在家。民兵们走进屋里发现炕上有两个人睡过。他们打着手电筒在屋里四处寻找，看见地主一丝不挂地趴在屋梁上。当手电筒照到他身上时，他吓得直哆嗦，从屋梁上掉下地。天很冷，民兵们不让他穿衣服。“喂，”他们问，“你打算把东西还给穷人吗？
“哎呀，我正打算明天还。”地主说。
“好吧！”民兵说，“等你把东西还了，我们就把衣服还给你。”说着，民兵们便带着地主所有的衣服和被子走了。民兵们也管婚事。在饥荒年月里，一些佃户不单失去了土地，连妻子也被地主和土匪抢走了。在第六区里，我听说，一个佃农在清算运动中斗了地主，分得了一些土地。当国民党和这个地主回来时，这个佃农逃跑了。地主把他的妻子抓来，并对邻居们说：“他分了我的地，我就占他的老婆。”一天夜里，这位佃农和一些民兵回到村里，翻墙进去打死了那个地主，夺回了妻子。虽然有很多次袭击是为了报私仇，但是，在敌后进行的多数袭击具有更普通的意义，其效果比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这是因为民兵们一步步地把还乡团从蒋介石占领区的村子里赶走，于是有更多的老百姓脱离了蒋介石的统治，缩小了蒋军和官府的活动地盘。用一位民兵的话说，这些活动向人民说明“天下是我们的“。
蒋管区的广大农民不堪压迫，他们盼着八路军来。所以民兵们夜里到来时，总是受到人民的衷心欢迎。有好几次，在我们乘天亮前从蒋管区的村子离开时，我都听到老乡们对民兵说：“你们快些回来。要不，我们就没命啦。“
三十九．武工队
对一位将军来说，要把人民战争开展得更好，最简便的方法是从正规军里抽出一些小分队去增强这方面的工作。一般说来，不从正规军里抽出入人来做骨干，便很难发动群众拿起武器。这是对人民战争公认的看法。但是在安阳，在正规军没有给予多少帮助的情况下，人民战争也开展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法活下去了。县里的主要武装是民兵—也就是带枪的农民、武装起来的老百姓。他们出来打两星期的仗，然后再回到村里种地。不过，县里还有一支由经过训练的战士组成的比较固定的武装，这支力量增强了那些缺乏训练的民兵的士气。
这支力量叫做武工队。武工队里虽然有一些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土，但是，它绝不是一支正规军。安阳县根本没有正规部队。武工队完全由县里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武工队是游击专家，同时也是游击队员，执行一般民兵难以胜任的特定任务。他们有时炸国民党的炮楼，有时颠覆火车，有时参加对特别强大的还乡团的战斗。民兵同国民党军队交了锋而又对付不了强敌时，武工队经常驰援他们。
一天早上，我决定去看一支这样的武工队。于是陈翻译、刘明基、几个民兵和我一起沿着一条小山路出发了。走了几天，到了太行山麓的一个小村子里。一支四十人的武工队就驻扎在这里。
不知是精心挑选的还是无意的巧合，驻地的景色宜人，上有峭壁，旁有潺潺流水。国民党部队离这里只有十几里，我却在这里悠哉闲哉地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与人谈论着战争。
武工队的军容和素质与民兵完全不同。他们都穿着整洁的制服，看上去比民兵健康、壮实，好象他们吃得特别好似的。但是，在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我们的伙食无非是小米和萝卜，没有别的东西。战土们把小米装在一个香肠似的环形布袋里，背在身上。口粮是县里发的，他们不再从老百姓那里要粮食。这一带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
这支武工队的领导人李玉明是个体格健壮、三十二岁左右的人。他长得细长而又结实，黑红的脸膛，总是带着严肃的微笑。他虽然言语不多，但是说话很清楚。他常常把我带到一家农民的房顶上，向我讲述他的生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原因同一般农民完全不同。不过，他的造反同中国的一切造反一样，都同封建环境有关。
他出生在离黄河不远的晋西山区一个相当大的村子里。他不到十岁死了娘，他*爹又结了婚。继母对他很残酷，后来强迫他同一个他不喜欢的麻脸姑娘结了婚。由于他爷爷的坚持和资助，他得以继续学习，最后进了省会太原的一所中学。在那里，外界的新鲜见闻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的这些见闻一部分来自他的同学，但主要是来自有关欧美的书籍。那时日本占领了满洲，风起云涌的抗日学生运动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为了这个原因，也由于他当时钱快用光了，南京政府的军官学校招收各省公费生的广告吸引了他。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他和一批华北学生一起到南京考入了蒋介石的一个军校。第一天上午，新生上课，学校的教务长站起来宣布，他们受训后将当宪兵。他和几百个同学对此大为惊愕。这位教务长指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支柱部是警察和宪兵，并广引博征德国和意大利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
虽然学生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知道得不多，但是，他们感到上了当，十分气愤。他们本来希望受训后去打日本。可是，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骗到这里来，将来要充当蒋介石镇压人民的警察和特务。
这批青年学生大多数年龄在十七和二十岁之间，充满着理想，现在被迫过着这种生活，震动了他们，打破了他们的理想。许多人过去从未离开过家门，有些人在夜里哭泣，还有些人，特别是北方的学生开了小差。因此，校方在晚上把全体新生的衣服都收走，平时也很少让他们出校门。他们不是军人，却不准他们退学。他们比囚犯好不了多少。有一次，一个逃跑的河南学生被捉到了。全校的学生都被拉到南京城外观看对他的处决。学生们很害怕。不过，胆子大的人还是接连不断地逃跑。据李说，仅一个学期就有近三百名学生开了小差。李自己没有逃跑，因为家里比以前更贫困了，他不想回去增加家庭的负担。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气温达华氏一百度以上，李所在的班被拉到南京城外进行长途行军训练。学员全副武装，负重在身。许多学员，特别是北方人，中暑昏倒在路上。李也踉踉跄跄地走着，走慢了就有人戳他，跌倒时又有人踢他。他眼发直、心发慌、双腿颤抖，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第二天，他在一家医院的院子中苏醒过来。他拉开盖在脸上的被单一看，四周全是他同学的尸体。一个护士走过来，使劲地看着他，喊道：“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死。”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被当做死人和其他四十多个死去的同学放在一起了。
他被胡乱地扔到一张床上，好久也没有人护理他。旁边有一个重病号，睡梦中不断地呻吟。李总是大声地骂着叫醒他。但是那个人却用和善的微笑回答他的叫驾，还说：“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难哪!“李感到很差愧。有时候这个人唱起京戏来，勾起李思念在北方的家而悲哭。
一天夜里，那个人病危，倒着气要水喝，李一遍又一遍地喊叫护理员，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早晨，李被全体病员的一阵大笑声吵醒了。一个护理员正在摇幌那个人。其实人已经死了。病员们都笑那个护理员在叫一个死人醒过来。
病友之死，使李的情绪极度消沉。他心想，一个人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死了还要受人嘲笑，太惨了！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学校了。
在那次行军训练中，李的腿受了轻伤。于是他假装腿不好使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不肯下地行走。医生开始还有些纳闷，后来宣布他得了一种怪病。结果，学校把他开除了。
他拄着拐棍，由两个朋友搀扶着，乘渡船过了长江。到了对岸，看到自己又踏上了华北的土地，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甩掉拐棍，高兴地笑了。到了家，他看见父亲病倒在床上。“我听到你出事了，”父亲说，“我以为我活不了了。现在我的病会好起来的。”李的麻脸妻子也在柔情满怀地等待着他。他虽说是违愿地同她结了婚，对她没什么感情，但是，他待她还是不错的，因为她从未对他做过任何错事。现在，他自己又吃了这么多的苦头，不忍心去伤害任何人了。在家里，经过一段精神恍惚的时期，他渐渐下地干活了，有时在他家附近的小山上长时间地散步。他觉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只剩下大自然、家庭和几个朋友了。他痛恨社会，不再想出去见世面了。在地里干活的过程中，他同几个长工交了朋友，渐惭感到这些人比村里任何人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