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感到内疚，所以，用手挖了一个坑，把小麦苗放回去，周围培上土，这才感到宽慰，然后站起来，看见地老鼠从小路上走过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上身穿着一体很脏的白布袄，下身穿一条褪了色的蓝摊子，脚上穿一双破旧的布鞋，脚脖子上扎着一副白布绑腿，头上还扎了块毛巾。他们俩个人慢悠悠地沿山坡走了上来。
这位是瞎子。“地老鼠说。
“你好啊?”我笑着向这位头扎毛巾的人打招呼。
“好。”他勉强地说。我看着他那晒黑了的脸。他面部表情温和而稳重。他应该镇静自若，但是他面颊的肌肉显出某种紧张的神态。他头上扎的那条毛巾的一角遮着他的一只眼，另一只眼一直凝视着远方，所以，简直看不到他的两只眼。他个子不高，也不胖，体形匀称，但背有些驼。他的袜子从鞋上的破洞露了出来，他的指甲足有半寸长，而且非常脏。看上去他有四十岁的样子。我喜欢他。地老鼠笑着向这个人点了点头。
“咱们今天夜里到他那个村子去。”他咧着嘴笑，然后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挖着鼻子，并望着头上扎毛巾的那个人。
“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瞎子点着头，咕哝着回答。
“你那个村子怎样？”我问道。
“是个不错的村子，”瞎子说，“不过，老百姓在战争中可受了罪。“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再说下去了。
“你的村子在哪儿7”我问道‘我们向那块突出来的岩石走去，瞎子指了指东南方向。“离这里有多远？”我问道。
“三十里。”
十英里，我想。在敌人背后八英里的地方。“那相当远啦。”我说。
“是的，是远一些。”他说。你们村里有敌军吗“有一连敌军。他们白天到村里来。不过，夜里他们住在村外的五个炮楼里。““确实是个大目标，”我说，“那里地形怎样？”
“村子在山脚下。西边有我刚才说的炮楼。东边有条河。”真是一个陷井，我想。国民党的主要防线在南边。碉堡和一连敌军封锁了去西边的路。东边有河，北边要爬山。不好办啊！我转向地老鼠。“区里的民兵部跟我们来打这个点吗？”“不。他们另有任务。打这个点的有三十人。瞎子是农会主他是来做向导的。“你们不是用这三十人打这些炮楼吧？”
“不是。我们只去烧寨门，同时抓那里的一个人。”“什么人?”
“一个罪大恶极的地主。”
“你们深入敌后二十多里，用三十个农民对付一连敌兵，就是为了冒险抓一个所谓罪大恶极的地主吗?““没危险，”地老鼠咧着嘴笑着说，“何况，那是个有罪恶的地主。““说下去。”
“他是个贪污犯，”瞎子插话说，“他还是个嫖妓女，欺压邻里的家伙。““还有别的罪行吗?”
“他枪杀我老婆、我的兄弟和小孩。”
我凝视着他。
“他活埋了我家四口人：我的儿子、我的叔父和侄子，还有，我的已出嫁的女儿来家探亲，也被他活埋了。只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死里逃生。他们用刺刀戳他，但是刺刀从他前额滑了过去，他没有死。他躺在他妈妈身旁，没哭。夜里他跑到了这边。我看到他时，他已经疯了。他现在好了，已经上学念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他的话停了，嗓子哽咽了，两眼直视着前方。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人呢7你们之间有仇吗?”
“有仇。一九四三年闹饥荒。我们和许多乡亲一样，没有吃的了。冬天他借给我粮食。秋后我还不起债。我有八亩地，被他夺去了四亩。他是日本伪区长的保镖。他有一支手枪。我没办法。我不懂政治，不过，八路军来了，让我们诉苦，我就讲了。他们说，穷人不能这样无缘无故地失去活路，我们应该同地主斗争。所以，我协助领导这场斗争。我把欠他的债还清了。但是，没还利息。我收回了我的四亩地。因此，他恨我。后来，国民党来了，我知道我不安全，就逃到山上去了。他发现我逃走了，非常生气，所以他杀了我全家。“我沉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你听到关于死亡的织述，你没看见母亲躺在坑里，双手搂着惊恐的孩子；也没看见他们埋土的情况．更没看见那种恐怖的情景以及那些最后望着天空的眼睛。你所了解的是他的全家死掉了，只能发出震惊的感叹声或者默默看着地。
“你会报仇的。”我大胆地说。
“是的，仇是要报的，”他说，但我那些亲人还能死而复生吗?““将来你可以回家再种你的地去。
“不。我不想回家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地也荒了，没人种，长了草。“地老鼠拉着瞎子的手，好象他是个女孩子似的。“你半年没回家了，”他说，“今天夜里可以回去一趟瞎子望着前面的田野。
“好吧，我今天夜里回去。就这一趟。我不去碰他。不过．我要给你们带路。这样，我可以再回家一次，就回这一次。“他凝视着田野，我的目光跟随着他那双忧郁的眼睛，越过起伏不平的村镇，直至远处的小山。在那里，视线按触到了地平线。暮色正徐徐降临大地。
突然间，瞎子转过身子，朝路这边走来，然后向山下走去，后边跟着四个警卫人员，再后边是地老鼠，最后是我。
当我们进入无人地带时，太阳已落山了。我们行进在苍茫的暮色中，沿着断崖往下走一程，便进入两旁全是一块块耕地的河沟。再往前走，旁边有被河流冲刷而成的高高的土坎，人们挖的窑洞一直排到村口。我们到村口时，从土墙的阴影里走出一个人来。
“站住，”此人喝道。他认出了地老鼠，“跟你一起的是谁？”
“一个美国人，”地老鼠说，“不过，是个进步的。”
“真的吗？”站岗的人问道。我笑了笑。大家没有停留，向左一拐，走过一个大门，进入一个大院里。庭院两边都是石砌的房子，在尽头有一座石头砌的照壁，上边写着“拥护毛主席！”“毛”字是新写上去的。走近仔细一看，原来这个“毛”字是贴在“蒋”(介石)字上面的。国民党写的其余几个字原封不动。
院子里用草和高梁杆生的一堆火着得正旺。隐约可见十五到二十个农民围火而坐，两腿夹着刺刀闪闪发亮的枪。他们的衣着是农民的，很不整齐，没有军人的样子。上衣是蓝色、白色和黑色，裤子也是那几种颜色，有的头上扎着毛巾，有的光着头。除了枪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同普通农民区别开来。在一个尼姑看来，这些人也许威风凛凛，可是在一个西方军事人员看来，他们不过是武装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特别使我想起我在油画里看过的美国革命战争中的民兵。在靠墙的地方，两个人在合面、揉面。他们取出一块面，洒上一点儿黑棉籽油，揉成团，然后，用两手把面团撑开，突然两手敏捷地一交叉，拧成麻花形。在案板上擀成一张薄而圆、直径足有一尺的大饼，放到一个架在几块石头上的大铁锅里，锅底下燃着杂草和树枝。
白面大饼看上去很香，它使我想起大禾饼，同时想起我的法国妻子，勾引起了乡思。一个农民递给我一张饼和一碗小米粥，还有一双用树枝削的筷子。我接过饼、碗和树枝，便在一个用麦秆从瓶子里蘸油擦着子弹的小伙子旁边蹲了下来。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小伙子用手指捅了我一下，然后把子弹递给我。
“美国的，”他说，“这是我们缴获的。他们用这些子弹杀害平民百姓。“我看了看这颗子弹。上边有汉字“美”，中国话的意思是美国。
“那不是美国的，”我说，“难道我们会在子弹上印汉字吗？”“上面明明写着美国造。”他固执地说。
“你想想看，”我说，“可能是蒋介石在子弹上印的字，让他的土兵们相信美国在往中国运送弹药。“我知道，我没有使他们满意。解放区的人深信美国在帮助蒋，怎么解释也不行，孩子们也是这样认为。他们经常迎到村外，跟在我后面，因着我跑啊，跳啊，还有一、两个孩子拉着我的手，象美国的孩子把我当成垒球英雄一样。也不知有多少次，他们当中有人悄悄地痛心地问我；“美国为啥帮助蒋介石啊?”
几天前，我站在一家农舍门口，看着飞机飞过。那是一些轰炸机，飞得很高，发动机吼得震天响。
飞机过后，一群人把我围了起来，其中一个人说，“还说你们没帮助蒋介石！那么这些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老蒋自己能造?“我无言以对。现在围着我的是一群民兵。他们要求我唱歌。
“我不会唱歌。”我老实地说。
“欢迎，欢迎！”他们说，一边笑着一边鼓掌。
为满足他们的一再要求，最后我粗声粗气地唱了《是你，我的祖国》这首歌曲。
“他唱的是什么意思7”他们转过头去问陈翻译。
“我听不懂，”他说，“可能是他们的民族歌谣。关于山脉、土地和美国的自由什么的。““你们有自由吗？”一个农民怀疑地问。
“当然有。”
“象我们解放区这样的民主吗?”
“我们有民主。不过跟你们解放区的不大一样。”
“你们若有民主，为什么还帮助蒋介石呢?”人群边上的一个农民问。
“我不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我说。那么，我们给你唱个歌，你就了解了。“一个农民说。“好哇，欢迎你们唱。”我说。
这个小伙子站起来，把脸转过去，眼朝上看着，拉出唱戏的架势。
“蒋介石真顽固，”他粗声粗气地唱起来。
“他是美国的干儿子破坏民主与和平．现在又叫我们吃枪子，现在又叫我们吃枪子。
‘唱得好!“农民们叫起来，这位歌手接着唱下去
“同志们，紧握枪杆，
擦亮刺刀，
前进，消灭敌人！
夺过美国机关枪，
火箭筒，坦克，嘿
看他蒋介石好下场！”
“歌词好，不过嗓子很糟。”地老鼠说着走过来，将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把我拉到火堆旁，瞎子和另外三个人正站在那里。。
“他们是我的三个分队长，‘他说，“你跟着这位老康和他的第三分队行动。“我看了一下他所指的那个人。此人脑袋很大，蹙领上长着两道浓眉。在火光中，他的两只眼睛露出严厉和愤怒的神情。他的块头不小，大约有六英尺高，手脚较大，脖子粗短，头紧紧挨着他那副耸起的双肩。好象他全身和脸上都充满怒气。
地老鼠望着这个人笑了。
“他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咧嘴笑了笑，然后看这比高一头的康说，“这家伙的个子可不小。“可以看得出来。”我说。我倒没有什么不喜欢他的，不过他那忧郁的性格使得他看上去对人不够热情。“你跟在我后面走。”他说。
“好的。”我说。
“你以前参加过出击吗？”
“很多次了。”
“跟民兵一起吗？”
“不是。”
“那太糟糕了。你不能穿那些衣服。你这个目标太明显了。““那我就穿你的上衣吧。”我说。地老鼠笑了。
“脱下来，老康。”他说。
康解开他的上衣扣子，脱了下来。他个子虽然大，我仍然穿不了他的衣服：袖子太窄，腰太紧。尽管我一直走路，我还是很胖。陈翻译把他的八路军服给了我。这件衣服做得很松大，我穿上了它。
“我还是穿我自己的裤子和鞋子吧，”我说。“我穿八路军军服，一且被俘，那就麻烦了。
“没人能俘虏你的。”地老鼠说。
“你带上一支枪吧。”康说。
“不，我不带武器。”我说。康绷起了脸，眼里露出轻蔑的神情。“我理解你，”陈翻译说，“不过，你是否需要我的手枪?”
“不，我还是不带武器好。”
杰克·贝尔登啊，你是个混蛋，我暗自骂自己。你保持中立，是为了一旦被俘时可以有理由说自己是个观察员。可是，保护你的那些人怎么样呢7他们会被枪毙或者活埋的。连陈翻译现在都背上卡宾枪了。我早就知道他衣服里有支手枪。这支手枪是他为了保护我而向他的一位同学借来的。他的上级曾私下关照他，要注意保护我，特别要警惕特务暗害我。
“当心坏人下毒，”上级说，“如果贝尔登出了事，我们大家都不好交代。“上级也许决不会同意我参加这次行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事。副县长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有点抱歉，也许他现在为我的安全捏一把汗，希望我不出事。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无法交代了。唉，我真混蛋，为什么拒绝自卫?“这么办，”地老鼠对围着他的民兵说，“一分队向西绕到炮楼和村子之间。敌人不开枪，你们不准开枪。敌人就是开枪，没有我的信号，你们也不要动。二分队去放火烧村南的寨门和碉堡，老康带三分队进屋逮人。“他转向康。
“你的任务最轻松。可是要抓紧时间。瞎子领你到那屋子，直接进去把他抓住。他有手枪，要小心。如果有人向你们开枪，就不要客气。政府对你们的行动负责。““如果需要紧急撤退，我就吹这个。”他举起一个扎着红布的军号，“或者我连吹哨两下，大家就赶紧撤。”
“还有一件事。今天夜里的口令是‘蒋介石’，回答是：‘混蛋‘。“我笑了。我想起了我随美军第一师攻打西西里岛的情形。那天晚上的口令是“乔治”，回答是“马歇尔”。与我同行的一个摄影记者不知道那天晚上的口令，听到人家在黑夜里一再向他喊乔治。开始他还不理，后来他恼火了，说：“操你妈，我的名字不叫乔治。“而四年以后，现在我们还用口令。或许将来有一天没有战争了，人们在夜里走路遇到人只打个招呼，而不用担心被喝住问口令了。到那时，咱们老了，可能夜里不出来了。但是咱们还有子孙。我现在有些紧张。我做什么事之前总是紧张、烦躁。咱们什么时候走?“我问。
“你如果准备好了，现在就走。”地老鼠说。
他下了命令，队员们鱼贯走出院子。一、二分队走在前面，我们分队走在后面，瞎子走在康的前面，我在后边，陈翻译又在我的后边。天很快冷下来，我们穿过一个碎石累累的河床，下了一个斜坡，走上通向一道开阔地带的小路，这时一层薄雾遮住了星星。我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开阔地带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寻找个隐蔽的地方，以便突然遭到射击时躲藏起来。可是找不到任何保护物—没有一棵树或者灌木丛。我们是在两个相距大约三里的低矮山梁间行走，这两座山梁看上去大有包围我们之势，而不是护卫我们。我们走得很快，队伍拉了六、七十米长。瞎子现在走在我前头，他稍稍向前弯着腰，他的白头巾就象走在我前边的汽车的尾灯一样给我做了标记。虽然没有月亮，又有一层薄雾，但夜并不漆黑。天空中的微弱星光使视野处于一片模糊朦胧之中。透过这种模糊朦胧，在我们的两侧出现了亮光，好象一团燃烧的火或者远处城市的灯光。我注意到所有的队员都望着亮光并互相指点着。
“是你们的吗?”我问道。
“咱们的。”瞎子说，但是我知道他也并不肯定。可能是我方也可能是敌人的夜袭队放的火。不过总说是我们的，给自己壮壮胆。如果是我们的另一支民兵在那里烧寨门，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支强大力量中的一分子。
“是咱们的，”瞎子说，“我从方向上辨认出来了。那些地方都在国民党手里。咱们有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他欣喜地说。
“对。”
“咱们一定胜利。”
“你今晚回村去有助于你们的胜利吗?”
那还不清楚?咱们要是不处置他，今后他要杀谁就杀谁了。““你们打算如何处置他呢2”
“那不是我的事。你看我没带枪嘛。”
“你们不会杀掉他吧？”
“他杀了我全家。我恨他。但杀他不是我的任务。我不是民兵。一切都必须按规定办事。咱民主政府才有权下令处死他，咱可没这个权。““难道你不想处死他吗?”
“我是可以杀他的。不过，那不是我的任务。我从没杀过人。我可不象老康那种人。““那么说他是管杀人的喽?”
“他按照政府的命今执行处决任务。”
“今天夜里他也要执行处决任务”
“你自己问他吧。”
我向前走近鼠看着他那宽大的肩膀。
“老康，”我说，“你看情况怎样？”
“很好嘛。”
“计划安排呢?”
“计划并无关紧要。从来就是不完全按计划的。但是计划下还是好的。敌人不会出来。““那么，你们要收拾的对象呢？”
‘太好了，他有支手抢，我正用得着。。
“那个人呢?你们将对他怎么办7”
“我们将抓住他。”
“处决他吗?”
“我不知道，我遵守命令。我不随便杀人“那么说，你处决过人喽？”我在黑暗中轻声问他“两回了。”
“你觉得怎样？”
“没什么。”
“那么你有什么感觉呢?”
“那是好事。我感到很好。”
他回过头来。
“我恨他们，”他咬牙切齿地说。“只可惜要费一些子弹。子弹很缺啊。““对于处决人，你不感到懊丧，不怕报应吗？
“他们都是坏人。咱怕什么？”
“不怕老天爷吗？”
“咱不信神。让有钱人信神吧。咱穷人只靠八路军。”
“你是为八路军而杀人吗？”
“咱为自己和人民而战斗。以前我们根本没有活路。八路军来了，他们象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们有了吃的和土地，也有了说话的权利。还乡团来了，不但夺去土地，还杀人难道我们说‘请来杀我’吗?不，现在我们解放了。前边什么地方有只狗叫。康停住话，声地骂着狗。这是多日来我第一次听到狗叫声。在抗日战争中，为便于游击队行动，山区人民把狗都宰了。这只狗可能是国民党的。
村口没有栅门，我们走了进去，穿过一条无人的街道，从街道另一端的一座大门走出村。狗叫声渐渐小了。我们爬上一个很长的缓坡，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有个农民点了一支纸姻。陈翻译和我向他发出嘘声。他眼望天空，继续吸他的姻，对我们这种外行人表示轻蔑。
我们往下走到一个石头河滩，一、二分队继续前进，我们分队由瞎子领着拐向右边。我们出了石滩，走上另一条路，之后又沿一个长坡向下走，然后突然向左边转去，这段路比较宽一些，但是通向一片柳树林的小路却陡峭婉蜒起来，树梢在前边已隐约可见。
这时瞎子走在后面，康走在前边。
“慢点，慢点。”瞎子低声对我说，他的手做了一个向下的手势，示意我走慢些。
康从肩上摘下枪，右手握住枪托，左手握住枪管，双臂直地伸向前方，身子稍稍向前倾斜着，他跪了下来，双肩和双臂左右摆动，向前爬行着。在黑暗中，他的身影显得很大，而且有些令人害伯。
“慢点，”瞎子又低声地说，“就在这里。”
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走着，康在前边带队，另外三个农民猫着腰，跟在后边，他们的枪口一会儿朝这边，一会儿朝那边。他们的后面是瞎子。我每走一步都很小心，这样才不致于滑倒。我感到脚底下有块石头，便把它轻轻地拨到一边，以免滑落到山下，弄出声音来。开始仅能看见树梢，惭渐连树干也看清楚了。不久房顶进入视线，最后连草垛和土墙部看得清楚了，院子里还有些分辨不清的其他东西。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三十几岁的年纪，正经历着首次战斗。我们下了斜坡，到了平地，路边有一座土星。康在屋前的一棵柳树下停了下来，他拉着瞎子的手腕低声地间：“是这屋吗?”话音低得我几乎听不见。
“没错。”瞎子说。
我们贴着房墙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小心地拐了个弯，到了一所院子里。我看见几垛麦秸或者别的什么枝叶，地上放着一张耕犁，房前还有一个碾盘。这所房子很好，土培很结实。大门上两扇淳厚的门板紧闭着。高高的屋顶坡度很大，房檐离地面约十尺。
雾已散了，我现在看清楚了村子的轮廓，但仍然宛如在梦中一样。左边不远的地方有座塔，右边透过树木五、六百米远的地方，炮楼轮廓依稀可见。康站在屋檐下边，瞎子踩在他的肩膀上，伸手抓住上边的茅草，星光照亮他的身子。
他抓住一把草向上爬一下，然后把抓掉的草丢在地上．再往上爬一下。房檐边缘没有可以支撑身体的地方，他摸到一个牢固的地方支撑着身子，双脚踩着康的肩膀，双手一撑，用力一纵，使胸部高过房榴，借着房檐的支撑，提上去一条腿，然后又提上去另一条腿，最后爬上了屋顶。
我看他骑坐在房脊上，接着翻过房脊不见了。我仔细地听着，但他没有弄出一点儿声音。与此同时，我还聆听着国民党士兵有何动静，监视着院外田野里有什么东西出现。我倒不是感到害怕，而是看到瞎子飞檐走壁、象惯盗一样跳到那个杀害他全家的人的院子里感到好奇。
但是此时此地容不得激动，一切都静得很。大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民兵们围上去，上枪栓。瞎子把门大开，我们走了进去。我们进到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井里，四边各有一间房子。所有的门都上了门栓。我们不知道那个罪大恶极的地主住在哪个房间里。
“开门！”瞎子大喝一声，打破了宁静。
天井上方高出三个台阶的屋子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低哑声音。
“是瞎子。”她说。
“坏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这时我们弄清楚7他们所在的地方，康跳上台阶，猛力敲门，大声喊道：“开门！
他的声音划破丁宁静的夜空，我想可能会惊动全村和国民党士兵。屋里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大声呼救吧。”女人说。男人发出了低沉的哼哼声。我想：到底还是这女的勇敢。
“救命啊！救命啊！”
她的尖叫声吓了我一大跳，感到毛骨悚然。
“救救我们啊！救命啊!救救我们吧！”
她不停地尖叫着，她的声音中充满惊慌和恐惧，同时也抱着一线希望。
“开门！”康大声地喊叫着，想压倒那女的声音。他每喊—次‘开门“，那女的就尖叫一声：“救命！”
“他妈的！”一个民兵说，“她叫得多邪啊。”
“她只能喊叫，没有别的办法，”我说，“也难怪她。”
然而我却在想：还拿人家开玩笑呢。要是你自己同老婆睡在床上，人家深更半夜来抓你，难道你不害怕吗?你肯定会害怕。那个女人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她在等人来援救他们。她是在同敌人周旋。听听这女人的喊叫声吧。
她又尖叫起来。
就在那时，康搬起一块大石头朝门猛砸过去，嘎巴一声，门闩断了，两扇门打开了。我们站在台阶下，从开着的门向里望去，什么也看不清楚。在里边靠右的地方好象有人在动，发出沙沙响声。这时，我听到康说了声：“站开！”只见他抽回胳臂，手一甩，向门里投出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响，我感到爆炸的声浪向我脸上扑来，硝烟从门里冒出来。我看见瞎子和康乘势冲进屋里。
屋里浓烟呛人，开头什么也看不清。但是，凭措着手电透过烟雾的亮光，我发现堂屋是空的。右边有个门，我们走了进去，隐约看到一个老太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妇女抱着小孩站在石炕旁边。炕上趴着一个赤身露体的男人，他的一只胳臂弯曲着放在头下，挥身直哆嗦。康猛力地把他翻过身来，他惊恐地望着我们。
那人摇摇头，嘴唇动着，但听不出说什么。康在炕上和屋里各处胡找，始终没有找到手枪。
“起来，你这个王八蛋！”康喝道。但是，那人一动也不动。
“他病了两个月啦。”那个年轻的妇女说，“他动不了。”
“把这狗日的拉出去！”一个民兵咆哮起来，“咱们不能等他半宿。“我感到这句话很有些军事意味。很明显，那个人是在尽可能地拖，指望救兵到来。我跑出院外去看看村里有什么情况。当我走出大门时，听到一声巨响，接着看到火光冲天。地老鼠已经炸了碉堡。
由于那女人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火光，炮楼里的敌军肯定已经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跑回院子里说：“那边起火了。”
康伸出大手抓住那个人的两条腿，猛力地把他拉下炕来，啪的一声，身子着了地，然后把他拽出房子，半拉半拖地弄到台阶上。那人的头枕着一级台阶，肩膀搭在另一级台阶上，仰脸躺在那里。他躺着看上去又渺小又虚弱。他的恐惧使得他很难看，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那个抱孩子的女人跪在他身边捋平他的头发。
“得啦，起来！”一个民兵向他吆喝着。
“他有病。”女人拉着那个民兵的胳膊说。民兵胳膊一甩，把那个女的甩出好远。
“你起来不起来？”康说。他站在那人的面前，用枪口顶着他的脑门。
“就在这儿打死我吧。”那人喃喃地说，“起来，狗日的。”康骂道。
“让我死在这儿吧。”那人说。
“这狗日的在泡时间。”一个民兵说，“把他拖出去。”“把他的衣服拿来。”陈翻译和气地对那女的说。她走进屋里，出来时没再抱孩子，而是拿着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那人不肯穿，最后由民兵把他架起来，硬给他穿好上衣、套上裤子。
“好啦，走吧。”康说。
“让我呆在这里，”那人说，“把我枪毙得了，省得你们麻烦。让我呆在这儿吧。“我和其他民兵一样，当然急着要走开。但是，那人却不肯起来。
“架着他走。”康说。
几个人把手插到他的腋窝下架起他来，然后把他拖出院子，上了路。那个女人在他旁边跑着，既不哭，也不作声。火光很亮，看得见那些树、光秃秃的土墙和院子里草垛的尖项。那女的脚上只穿着袜子，蹒跚地走着。那男的被人架着走，两脚拖地、双膝不时地磕碰在一起，仍然在拖时间，希望有人来救他。说也奇怪，根本没有枪声。那些国民党士兵一定是不敢出来。就在这时，传来两声长长的哨音。这是撤退的信号。这哨声使人心惊内跳，我不觉加快了步伐。这时那个人躺在地上不动了，民兵们对他犯了难。“咱们只好抬他走。”康说。四个人把他架起来。他又甩胳膊又蹬腿，企图躺下去。我没有看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因为一个民兵使劲地扳着我的肩膀，说；“跟上我们。”我们头也没回，用力地爬着山。走到半山腰时在一个很陡的地方停下来，两个民兵分别走到路两边卧倒，架枪警戒着。这时康和另外三个人正沿着这条路吃力地爬上来，那男的被夹在他们中间，那女的跑着跟在后边。等他们走近时，我们又站起来向前走。这回我们走得非常快，我什么都不想，只是不停地走着。我们向右转，越过一些岩石，走上另一条路，又开始爬一个长坡，一直爬到集合地点，才坐下来等后面的人。不多一会儿，康和其他几个人架着那个男的象抱着重重的一口袋面粉似的，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然后把那家伙放在我们的面前．瞎子和我坐着看他。自从瞎子从房顶上跳下来开门让我们进入院子，他就没参加后边的任何行动。现在他象一块石头似地坐在那里盯着那人。
我定到那人跟前，往下看他。他的双唇在颤抖，我弯下身子仔细听他说什么。“我走，我走。”他象唱歌一样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但是，他的声音中充满着莫名的恐惧。
那女人坐在他旁边，把他的头托在自己的膝上。我识相地走开，跨过小路坐在瞎子旁边看着他们。
那女人在星光下坐在小山上，把惊恐的丈夫的头放在自己膝上。这种情景感动了我。我知道，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当他们日常生活中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时，有时哭泣，有时嚷叫；甚至还常常语无伦次地歇斯底里大发作。可是，那个女人除了对她丈夫表示体贴外，既没有号哭，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流露。我想问问瞎子对这个女人有什么看法，然而我为自己的侧隐之心感到内疚。
我暗暗责骂自己：真是胡涂的知识分子！那家伙杀害无辜的人，还把人活埋，怎么处置他都不为过。这点我承认。可是，那个女人，我还是佩服她。
瞎子抓住我的胳膊，向山下指了指，只见地老鼠走在两支小分队的前边，喘着粗气微笑着爬上来了。“那个碉堡他妈的真高，”他说，“我还以为爬不上去了。他突然停止了说话。看了看那男人和女人，然后又看了一下老康。
“把那个女人带走。”他轻轻地说。我感到脊背上起了鸡皮疙瘩。一个民兵俯身轻轻地拍了一下那个女人。“过来。”他说。
她把丈夫的头放在地上，什么也没跟他说，默默的站起来，跟着那个民兵顺着小路走开。
现在，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身旁只有地老鼠、康和我。康咔嚓一声拉上了枪栓。我心里一震，象被一条紧箍勒住，直想抬手把这紧箍解开。
“走吧。”地老鼠说着走开了。
我们往前走。我能听到自己的靴子踩在路上的响声，我意识到我是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我的耳朵似乎就要爆炸丁。随后，便传来一声闷响，接着又是一响。
“怎么样7”事后我问康。
“他仰卧在地上，我站在他跟前。”
“他的眼睛睁着吗7”
“是的，他瞅着我。”
“他没说什么吗？”
“他说，‘咱们两人素无冤仇，我留下一些财宝，你拿去吧，我送给你。
“我让他说下去。我想知道他把手枪藏在什么地方，可是，从他嘴里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站在那里边听边瞄着他的脑门。我的枪口象这样上下移动着，尽量找准地方打。我一枪把他的头打成了两半，接着又朝他肚子补了一枪。我不愿意浪费子弹。“枪声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的思绪象陀螺一样急速旋转。我本来以为此行是一次小小的冒险活动，却万万没想到这样的结果。
我望着走在路上的民兵们和在队伍最前头的那女人。她那双没穿鞋的脚慢慢地移动着，民兵用枪推搡着她。
“走快点。”他们说。
队伍现在走得很慢，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个女人放在队尾，叫人押着走。现在她影响了大家的速度。我不愿意看见她被人家推推搡搡地。对一个仅仅才五分钟的寡妇应给予安慰，而不应该在她光着脚走在崎呕山路时加以推搡。
我一时冲动，走到队伍前边，提起她的手腕儿，轻轻地拉了她一下，表示她应该走快点。然后我加快向前走几步，顺势抓住她的手，轻轻地捏一下，向她示意：“我是你的朋友。”她立即作出了反应，跟在我后边蹒蹒珊珊地加快了步伐。
“哟！”一个民兵说，“这就对了。得拉着她走！”
我心里明白，她放快脚步是因为感受到了同情，而不是因为被人拉着走。我有些气愤。
这时我们正通过起伏不平的地段，我感到脚下道路的高高低低，感到了我后边那个女人急促而跌跌撞撞的步子，感到了她的手紧紧地挽住我的手，手指移动着寻找我的手指。她的手心贴着我的手心，那样急切，那样期望，似乎有一股电流，通过我的胳膊，流通全身，使我产生要安慰她的想法。她挨近我，低声向我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低头望望她，想听她讲什么。她仰脸对着我，但是天色太黑，看不清楚她的面部，分辨不出是丑还是俊，是老还是少。她也看不出我是个外国人。在黑暗中，我们两人各看不清对方面孔，不通姓名，她也不知我的国籍和政治面貌。以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对一个处境危险的女子产生侧隐之心，也没想到，自己能理解一个看不见的人的心情。然而，我却对这个女人产生侧隐之心，并觉得我对她的心情的了解胜过对我一生中所认识的许多女人的了解。虽然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但是我觉察出来，她在看着我，对我充满了感激、信任—以及希望。我们继续前进。天空中的群星已经隐去，只有晨星还在微微地闪动。我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险境，不会有追兵了，于是我放慢了脚步。那个女人感激地在我手上捏了一下。
我们继续朝西走，东方的天空渐渐泛白。当我们穿过狭窄的河沟，走过一片石摊，回到我们出发的村子时，已经是拂晓了。我捏了那个女人的手，然后松开手，回头看她。她年轻漂亮，对我微微一笑。她发现我是个外国人时，是否大吃一惊，这一点她并没有表示出来。
地老鼠走过来递给她一双鞋，这是他从一家农民那里要来的。她默默地把鞋穿上。
“我处决了你的丈夫，称有什么想法？”地老鼠问道。这个问题提得那样突然、那样残酷无情，使我不禁一惊。
那女人抬头望了望，笑了。
“他是个坏人，老打我。”
我注视着她。她在微笑。我闹不清她是娇揉造作呢，真情实意。“你现在可以走了，”地老鼠说，“你如果生活有困难，八路军会帮助你的。“她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便朝刚才的路往回走。我目送着她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异样滋味。我想，她将路过躺在山坡上的她丈夫的尸体。她会怎样呢?趴在尸体上大哭一场?向他吐唾沫骂他一通?还是从他旁边走过，哈哈一笑呢？
我朝东望去，看着她翻过山头往国民党占领区走去。这时，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开始了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