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共产党的战略战术
我在中国内战面临决定性转折的时刻来到共产党地区，这不是有意的安排，而是一种巧合。在我漫游解放区的几个月当中，发生了三个事件，对中国内战的军事方面有着直接的影响。
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失守了，蒋介石堵住了黄河大堤的决口，使洪水浸淹了解放区；八路军开始转入反攻，这场反攻终于歼灭蒋军大量有生力量，使共产党得以控制从满洲到长江的大片土地。这些事件很使我感到震惊，尤其是八路军的转入反攻。因为我来到解放区之初，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这一重大事件正在蕴酿之中，刷在农民的泥屋与村庄的土墙上的标语都是防御性质的。“恢复停战协定规定的边界线！”‘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保卫解放区！这两条标语是我到解放区时最常见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象“打倒蒋介石”那样的口号。当时，这一切都令人十分奇怪。我曾问刘伯承将军总部的一些参谋人员，为什么不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蒋介石?所得到的各种回答，虽然有趣，但不太令人信服。一个参谋对我说：“你这个家伙真坏。”另一个则说：“还有很多人拥护蒋介石，提打倒他的口号还不合适。”较普遍的回答是“我们无意推翻蒋介石，我们希望与他实现和平解决，对他进行改造。“这些久经征战的游击队领导人物，在革命和战争的问题上难道会抱有这种基督徒式的态度？这在我看来当然是荒谬的。
一天，刘伯承将军亲自对我说，中共现阶段对蒋介石作战的目的在于恢复马歇尔主持下谈定的停战线。这次我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于是脱口提出下面的问题：“难道你是说，等你们打败徐州和蚌埠一带的蒋军，向南京进军(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的时候，如果蒋介石提出；‘不要再前进啦！请退回到停战协定规定的线上去。‘你们就马上停止前进，把部队撤回来，同蒋介石实现和平解决吗？“独眼将军以探询的目光注视了我一会儿，说道：“我们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年的仗，对他是很了解的。如果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我们是不会伸出脖子，让蒋介石来砍头的！“我得到了我所希望的答复。几天之后，我从总部的一个参谋人员的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他说；“注意，这只是策赂问题，时机成熟时，我们就会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而把他推翻。“然而，共产党根据什么认为他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呢?从表面上看，他们未免不自量力。蒋介石的兵力比八路军多两倍路、炮舰及摩托化运输，共产党却没有。但我很快就发现，共产党是完全相信他们能够打败蒋介石的，不管蒋介石有没有美国的武器装备。原因何在呢？
就这个问题我与八路军的军官有过多次交谈。很快，我发现他们的必胜信念是基于对内战的性质的分析上面。他们的全部观点，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广播的毛择东的一篇讲话里可以说作了最好的概括。
毛泽东说：“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就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刘伯承总部的军官给我解释说：“处于劣势物质基础的一方，将战胜有着优势物质基础的一方。农村将要征服城市，没有外国援助的一方将战胜有外国援助的一方。“他们相信，在战争过程中，蒋介石将脱离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在他的政权和军队内部也将陷于众叛亲离，从而为他自己的覆灭和联合政府的诞生开辟道路。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毫无疑问，共产党希望在联合政府里取得支配地位。然而，他们毫不隐瞒他们的这种纲领。恰恰相反，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纲领。所以说这是一个极高明的策略。而蒋介石呢，他先是驱逐中共驻南京的代表，继而宣布不让中共参加政府。于是他就在举国要求和平的情况下把自己放到了继续打内战的站不住脚的地位。后来，他又取缔左翼的民主同盟，排除其成员参政的资格，甚至还逮捕了它的一些成员。结果，他的地位更不妙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则不断鼓吹成立联合政府，把门开得大大的，把全国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争取到自己周围。这样的策略，无论其真诚与否，肯定是大得人心的。刘伯承部下的大部分参谋人员虽然认为中国的内战是革命战争，但他们指出这次战争与其他革命战争不同。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很有意思，我把其精神介绍如下。
他们说：中国的内战不同于俄国的内战，它主要是一场农民战争，工人参加的人数极少。所以决定的因素是实行土地改革，而不是搞工人起义。
中国内战的目的是解放受地主压迫的农民，这和从南方地主压迫下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相似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工业北方反对农业南方的内战。按照共产党的说法，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头子，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的战争。
就反独裁、反封建、反外来干涉而言，它和西班牙内战相似；但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的斗争是在人民阵线领导下进行的，而中国人民的斗争，尽管有很多的党派参加，却是在共产党政策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人民的斗争具有共同的方向和利益，而这是西皮牙共和派所没有的。
最后，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他们反抗蒋介石的战争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相同之处也有，那就是仍然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仍然是把农民武装起来斗地主；但是不同之处更多。
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共产党作战的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统治；而现在的斗争目标则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联合政府。一九二七年的时候，世界帝国主义还在扩张，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帝国主义阴谋被粉碎了。法、英帝国主义已全面后退。只有美国还有能力对中国进行干涉，但由于它在全世界都插手，因而就不可能对中国内战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许多中国人认为蒋介石为了外国的利益而出卖中国人民，这一事实使这场战争具有独立战争的性质。概括起来，共产党就是根据这些政治和战略因素相信他们能取得胜利，并在联合政府中取得公认的、也许是占统治的地位。那么他们打算怎样打这场战争呢？与他们以前的打法是有所不同的。
当我来到解放区的时候，刘伯承已经把他以前的游击队合编成相当于军、师建制的部队，准备运用他的部队对蒋介石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战(虽然他仍然以游击战为辅)。这种作战方式，他在抗日战争中是未能采取的。
不仅刘伯承是这样做，所有八路军将领那是这样做的。这些作战原则也没有什么特别保密的。毛泽东本人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讲话里公开对之作过以下的概述：(1)先打孤立之敌，后打集中之敌。
(2)先取小城市，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六倍于敌之兵力)，力求全歼，不达那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5)只打有胜利把握之仗。
(6)发扬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8)夺取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守备强固的城市。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不要过长，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说：“这些方法，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都是熟知的。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提出这样那样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的战赂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这个为取得胜利而制订的纲要，在他讲话之后的一年里将以惊人的精确性得到实现。八路军先是夺取小城市，继而攻打象济南、保定那样的省城，然后占领沈阳、天津那样的大城市，最后终于夺取南京、北平、上海等最大的都市中心。正如跟我谈话人所说的，农村逐步征服城市。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时间证明毛泽东是一个很灵验的预言家。
国民党军队，先是一小股一小股孤立的部队、继而整师整军的部队被共军所消灭。
这些势如破竹的胜利，并不单是依靠军力取得的。此中也离不开共产党高级将领们对政治策略的妙用。一天，在与独眼刘将军谈话时，我问他，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的最重要的策略心得是什么？他想了很有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利用敌人的矛盾。比方说，当我面临三支敌军时，我就仔细研究每支部队司令官的历史，设法了解这些司令官之间是否存在不和，看哪一个司令官是最不得志的，哪一部分敌军最弱，哪一部分敌人士气最低，然后我就先挑它打。“不妨指出，这也是共产党十分拿手的政治策略。
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共产党高级将领都运用了这种策略，有时取得惊人的战果。共产党将领们在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方面从不懈怠。一切都是经过细心策划的。例如，我在解放区期间，陈毅将军部下的一支共军决定进攻白塔城，目的不在于拿下该城，而是要消灭郝鹏举将军所统帅的国民党第四十二军。郝将军曾经是日本人手下的伪军指挥官。他投降了共产党，共产党仍让他指挥他原来的人马，后来，跟三国时代的情形相仿，他突然又倒向蒋介石。在共产党准备进攻郝的过程中，八路军政治指导员把所有这些情况向战士作了说明。蒋介石军队的情报人员保存了这种临战前政治教育方法的材料，这里我引录其中的一个文件：向所有攻坚部队的全体战士详细解说以下各点：(1)郝鹏举的部队先前是伪军，他们投降过解放军，解放军支持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去年当他们还同解放军在一起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小麦和面粉，领了多少套军装，等等。每一项都详尽地列举出来，使每一个战士对郝鹏举的特点及其部队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2)去年中国共产党的华东局是怎样派人数育郝的部队的；郝是怎样加以抵制的；郝又是怎样暗中同南京勾结的。列举了郝部队中最反动的分子，最进步的分子和那些没有定见的分子的情况。
(3)郝的部队的战斗力：分别列举了装备最精良的营、人数最多的营、指挥官最进步的以及最反动的营的番号。
连排单位就下列问题进行讨论：一、郝鹏举及其部队是不是背叛了人民？二、郝鹏举及其部队是不是背叛了共产党？三、对他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四、他们对人民和党犯下了错误，应作何惩处？ 在每个排和连队里进行三、四天的讨论，对必须消灭郝鹏举及其部队一事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指挥员号召每一个战士订立个人作战计划。每支步枪上都写有“坚决消灭郝鹏举”“只能前进一尺，绝不后退一寸“之类的标语口号。几乎用不着多加赘述，可怜的郝将军无法抵挡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几天之内他和他的部队大部被俘了。随着战争的继续，共产党的这些政治策略收到了丰硕的成果。敌人方面，不仅整团、而且整师、有时整军的对蒋介石不满的部队，在作了象征性抵抗之后便倒向共产党。实际上，当时就有一个叫高树勋的国民党将军在总部里，他刚率领整整一个军投诚共产党。我决定去采访他。
四十五．一位起义将军
如果不了解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崛起的一些风云人物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军队。那些人都是失去生计的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本来是无名小卒，突然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帅、将军和军阀。他们统治的地区，其面积之大和人口之稠密，不下于当今的许多欧洲国家。这些显赫一时的中国统治者们在国外的声誉很坏。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军队只不过是用来夺取金钱、权力和女人的一种武器，他们之间主要是用“银弹”打仗，而发给士兵的军饷则是鸦片。上述情形，很多老牌督军确实如此，但也有一些小的军阀，不为贪婪的权欲所驱使，而是怀有浪漫色彩的、但多少有点迷乱的高尚理想。实际上他们象足戏班子里的丑角，在历史上最大的一出悲剧—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冲突中跑龙套。高树勋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不久前背叛了蒋介石。现在，他坐在山西省的一间小茅屋里，向我叙述他自己的经历。关于高招军的身世，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放荡的军阀，被共产党包围后无处可逃，为了活命便投降。相反，他的不凡之处在于：这位出身于破产中农家庭的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军长，中年以后竟重新燃起青年时代的理想，抛弃了权势地位，最后，不顾特务的监视和部属的劝阻，背叛了蒋介石，毅然率领整整一个军投向他一度极不喜欢的中国共产党。
农民出身的高树勋将军，五十岁开外，性格开朗，古铜色的脸庞，相貌不凡。当他将自己的身世向我介绍后，我才开始深刻地了解在过去三十七年的战争和革命中，使多少中国男男女女的生活受冲击的悲剧性原委。说来也奇怪，高树勋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到中国共产党的阵营里，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人生活的结果。高树勋小的时候，没上过学。十六岁时，他到了北平。当时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虽然他为推翻了帝制而振奋，但更为找不到工作而烦恼。饥寒交迫之中，他不得不惜高利贷，买个托盘在前门外卖卷烟。所谓前门，就是拱卫北平内城门户的雄伟的石砌城楼。卖的烟都是外国工厂生产的，这使高树助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说，“为洋人卖烟，我很气愤。为什么钱都让他们赚去？ 中国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卷烟？“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不强。看看守卫着北京各国大使馆的洋兵，他断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它的军队。于是他自愿参加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
“在冯玉祥部队里，”他说，“我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图谋。其中最恶劣的是日本。每年五月七日，冯将军都要集合全体格士在操场上，向大家宣读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读完大哭。此事使我深受感动，很快就产生了必须革命的强烈思想，并且十分信仰孙中山先生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民族主义。“一九二六年，高树勋当了冯玉祥部下的第十二师师长。一九三七年，蒋介石高喊着孙中山先生的口号，为打倒军阀而举行北伐。这使高树勋非常鼓舞。但是一九二七年的一连串事件和蒋介石的残暴行为，使高为之心寒。他说，“蒋介石走上了军阀的老路，这位我很失望。“但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还有自己助抱负。到了一九二九年，他升任冯玉样部第九军军长。他同孙连仲将军一起去边远的西北地区，和孙共事了二十年．他一度担任青海省省长。后来，他站在冯玉样一边与蒋介石打了一场时间不长但很激烈的内战。冯玉样战败了，其部属包括高树勋那个军大都被收编为蒋介石的国军，遣往江南去打共产党。高树勋保持了军长的职位，但他心情不舒畅。他在二十年的军队生涯中，形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那就是学会了读书识字。
他这个人胸有抱负，精力充沛，一贯如比。升迁得也很快，在短短时间里就从一个摆摊卖姻卷的失业的流浪汉一跃而当上了省长和军长，不过他一直保持着某种理想主义。由于读书和多年战争的影响，他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革命”二字当作他愚弄人民群众的手段。一天，他读了一篇描述沙皇统治下农奴生活的文章，对照自己周围的情形，他感到中国的现状亦是如此。他看到自己把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官僚却跑来，又把农民的土地夺定。他很难过，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是停留在那些官吏的口头上而已。另外，他是同自己的部队同甘共苦的，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官吏的生活竟然比他高几倍，而他们毕竟是靠着他才能保持官职的。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三十年代初，他跟谁也不说，便放弃了军长之职，跑到天津。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今，但高树勋躲进英租界，平安无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张家口，参加了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领导的抗日运动。运动很快按压下去后，他当上了河北省公安局长。
日本侵入北平后，他带领他的警察到农村打游击。他指挥着三万人，在敌后坚持了五年。然而，八路军到处扩大势力，很快把他挤得无立足之地，于是他率部南渡黄河。
他终于安全到达了后方，就前往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在那儿，我感到头痛，”他说，“所见所闻，令人厌恶。没有一个政府机关真正办事。官员们只是等侯着蒋介石的旨令。贪污行贿成风。一位缝衣针厂老板请我吃饭，他告诉我，他须为厂里的每个工人向蒋介石的特务缴纳十万元，才能免服兵役。这可把我气坏了！“他满腔怒火，去见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对在重庆看到的腐败和苛政提出抗议。他对陈诚气忿地说：“你们这里，三民主义只是写在墙上和在书店里卖，就是不在人民中间实行。你给我指出哪一个县实施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陈诚面红耳赤，哑口无言。高树勋又去见蒋介石。“这一次更叫我头痛，“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模仿着蒋介石那种上海滩流氓的架势，皮笑肉不笑地装模作样、连连点头说，“好！好!”然而，他也没有从委员长那里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
“在重庆看到的一切，都使我非常生气，”他说，“以致我觉得除了杀掉蒋介石，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有效地抗日。“象他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重庆是不受欢迎的。军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赶快打发他回前线去。高一回到河南，正赶上洛阳战役，吃了大败仗。他目睹农民被税吏所激怒，举行暴动反抗中国军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到这时，高树勋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共产党非常注意地观察着高的异常行为。毛泽东每发表一篇著作，就给高送去一份。高开始感到蒋介石确是无可救药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年，他派亲信分别送信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以及刘伯承将军，建议进一步保持联系。“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他说，“是因为我读了许多共产党的书，还因为我请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员来我的部队工作，我觉得他们很不坏呀！“高树勋倾向共产党一事，很快不仅对他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影响，而且使整个内战的进程也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令高树勋的部队和附近的其他两个军，开向平汉路，占领新乡，准备横扫华北平原，打开通往北平的铁路线。在新乡的时候，刘伯承的密使和共产党的两位代表访问了高。高告诉他们，自己正要率部北上，想知道在哪里可以遇到八路军以便投诚。对他说来，这是性命交关的重大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讲，“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二十年的经验所导致的结果。“在北上途中，高又写信给独眼刘将军，要求不要袭击他。刘不予理会，而是让高的部队和其他两个军继续推进然后突然加以包围。高告诉我，“我不责怪刘伯承，他做得对。”
高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其他两位军长，力劝他们也起义，但他们不干。高给自己的妻子、袍泽和友人写信解释自己的行动，向其他的将领凄然告别之后，率部向刘伯承将军投诚。共产党让高的部队保持原来的武装．于是他通电全国，解释自己的立场并呼吁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实行以下三条：“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联合一切党派组成民主联合政府。“高在蒋管区的子女立即遭捕，但在其名朋友的帮助下，很快被营救出狱，夫人和一个儿子被偷偷地送到了解放区。
高的倒戈对内战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挫败了蒋介石向北平方向的攻势，从而为马歇尔的调停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次行动使高自己的生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里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他对我说，“在蒋管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我很了解，因为我是自下而上层层都经历过。那里只看你有多少金钱，做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公馆。而在这里，人们仅仅问，‘你工作干好了吗？’我在那边当军长时，人们总是奉承我，称我大人、老爷或先生。现在没有人这样称我。哪怕我是在纺线，人们一样尊敬我。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本地产的酒)。“然而这种生活对我是很合适的，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恢复这种简朴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即使在天津时期，当我闲着无事时，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不过那时候我和妻子坐在小汽车里，社会离我们是多么遥远。现在，我们俩都感到很接近生活，我们很喜欢这样。““好啦，就这么多，”高说，“大概这足以说明一个人是怎样变成‘匪’吧。“他哈哈大笑。“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会让我把我的部队称为八路军。但是，我认为目前共产党的政策是适合当前形势的。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是外御强敌，内除暴政。“当然，我不轻易相信高对共产党的称颂。他不这样说也不行嘛。再说，别看他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实际上，他内心如何想，对战争来说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自觉地背叛了蒋介石。我向他告别时，他嘱咐我出去时设法找蒋介石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将领，恕我在这里不说出此人的名字。高说“请告诉他，希望他理解我之所以投到这一边来，并不是由于个人有什么恩怨。希望他理解我决心参加革命，但我对他情谊仍不变。希望他在华北的国军中带头干，我们期待着他。“后来，我照他的要求做了。我出席了一次酒会，到会的不仅有蒋介石的高级文武官员乡人，还有魏德迈将军，他负有特别使命来华了解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援助蒋介石。我告诉那位中国将领说我见到了高将军，他听了大吃一惊，在人前他抓住我的衣袖，把我拉到他身边，听我向他传达高送来的口信。然后，他有点隐晦，但异常激动地说；“就来了，就来了。”
果然来了。在华北，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府机关及后方的指挥部里一再发生类似高树勋的事件。不过，蒋介石的失败，并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将领的纷纷倒戈，还由于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哪。
下面，让我们看看八路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四十六．八路军
八路军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军事组织。它不效忠于政府，却在一个中央军事指挥机构领导下作战；它的兵员是招募来的，却不领薪饷；它的军官纪律严明，却没有军衔。
这支军队是如此不同凡响，它的声望也许超过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任何一只战斗部队。就连它的前身中国红军，也没有象它那样突出地受到仇视或热爱，畏惧或钦佩，咒骂或赞扬。八路军的威名传四方，无论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共产党地区也好，国民党地区也好，只要你伸出拇指和食指，人家就会意你指的是八路军。八路军走到哪里，它的威名就扬到哪里。从中缅边界的丛林到满洲的雪原，从青藏高原到黄海之边，八路军转战全国各地，先后同军阀、蒋介石以及日本的一百多支军队较量。八路军的战土来自各个省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支全国性军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们。一句话，他们是武装的造反者。也许，统计数字最能说明这些造反者的情况。内战开始时，八路军只有一百万人左右，到一九四八年底，发展到近三百万人，部分原因是增募了新兵，但主要是补充了倒戈的国民党士兵。这时，共产党把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赋予国家军队的意义，听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令。
人民解放军现在的规模和作战的范围，与当年的红军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在战术组织方面表现得很突出。过去，共军只能打游击战，作战单位通常不大于团一级，但是，当我在共产党地区时，他们正在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和正规战，作战单位发展到师和军一级。
共产党从不把战争看成仅仅是军事问题。他们的一线团部里，常常配有大批非军事人员。每个团里不仅有指挥员和战斗员，而且还有教员、学员、男女演员、土改干部和农业专家。因此，一支八路军部队常常不只是一个作战组织，而同时还是一所学校、一个剧团、一个劳动合作社和一个政治俱乐部。
八路军战土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老红军时期要大得多，我估计与我们美军的年龄水平差不多。在我调查的一个团里，士兵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身高五英尺，体重一百三十六磅。这个团的战士几乎百分之百是华北农民。老红军时代剩下的南方战土早己成为军官了。军官当中百分之七十一出身于农民，百分之十一出身干工人，百分之十二出身于学生，只有百分之六(除学生以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商人、知识分子和小地主等的子弟。解放军战土的文化水平比国民党士兵高得多，比华北农民也高得多，但是与西方的标准相比，仍然是很低的。这个团百分之七十三的战士在参军时还是文盲，但是现在其中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了两百字，百分之三十三的人会读和写三百字，百分之三十的人能看报纸了。这个团百分之三十三的战士参军前上过小学，能读报纸和简单的书籍。各团的战土不打仗时都要学习文化，由政治指导员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当教员，排长们也亲自教课。
战土们和指挥员一样，没有固定的薪饷。不过公家除了管伙食和发制服以外，还发给每人一点粮食，大家通常是凑起来去换蔬菜。土地法大纲实施以后，每个战士和军官以及政府工作人员都可以和农民一样分到一份土地。他们在外期间，土地由家里人或当地农民协会代耕。
除了职务较高的老共产党员外，大多数军官都是本地人，少数是老红军，还有些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军官的平均年龄是：团一级三十岁，旅三十五岁，师是四十岁以上。全军年纪最大的指挥宫是朱德，其次是五十五岁的刘伯承将军。最年轻的师长是三十七岁。大多数军官是抗日战争期间行伍出身的。这不但排除了形成一个军官团的制度，而且意味着，这样的军官对于军事和每个士兵的个人问题的了解，要比军事专科学校出身的军官强得多。一般来说，军官由各个部队自己培养，而不由一个中央部门配备。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没有什么后方专门学校，大多数候补军官由纵队和旅在战地办的学校训练。这种办法不但方便，而且免除了在战争时期使年轻的美国军官十分不满意的那种军官补充站之类机构。八路军没有军衔，却从未因此而在战场上发生混乱。军中习惯于互相敬礼，但在司令部里和后方则不需要。八路军没有诸如“皮靴必须擦得锃亮”一类的烦琐纪律，而正是这种纪律曾使战时在巴黎的美国士兵非常恼火。八路军里也没有飞扬跋扈的人物，如果出现这种人，士兵们很快就会把他整治好的。士兵们犯了过失，通常由军官或班长找他们谈话。如果继续犯错误，就在所在的排、连或营的军人大会上进行批评，责令他们“改造思想”。这种思想上和社会上的压力是极难抵挡的。犯更严重错误者要关禁闭。公然反党的人提交群众大会讨论。如果群众大会作出决定，就可以把犯人枪决。这种办法也适用于军官以及高级指挥宫。士兵有权要求召开会议，批评军官和向上级领导告状，如果判明哪个军官有错误，他通常要在群众大会上道歉或作检讨。如果他对某项控告不服，可以向上级申诉，但是无权压制控告或实行打击报复。军官或士兵没有分开的俱乐部，只有共同的军人娱乐部。美国土兵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俱乐部枯燥无味。每个连、营、旅师甚至高级司令都都有军人俱乐部。俱乐部下面分设：伙食、管理、墙报、戏剧和歌咏以及活动检查委员会。墙报委员会又分时事、问答、木刻、漫画、布告、个人计划等小组，主要由士兵们自己投稿，这与美国陆军办的《星条旗报》一类的刊物迥然不同。军官是按照所任职务称呼的，如张班长或王连长。刘伯承虽然是司令员，仍通常被称为刘师长。由于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曾经议论过是否制定军衔和使用符号，以便把军官们区别开来。但是由于官兵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还没有这样做的任何必要。从外面调来一个新的军官时，他带着介绍信，虽然没有佩带军衔符号，也很快就会按制度安排妥当。最后一点，八路军里没有单为军官而设的俱乐部，医院里没有军官专用病房，也没有军官专用的食堂。这一切听起来虽然颇有点诗意，但我想恐怕不会持续长久。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军官都说，他们当然不愿象俄国人那样取消这种制度。但也有几位高级军官私下告诉我，这是革命时期的措施，和平时期或许会改变的。八路军里大多致官兵都未婚。已婚的一般都是在参军前结的婚。家在当地的士兵有时在新年节假期间获准回家结婚。一旦他有了妻子，就可以得到照顾，发给津贴费。法律保护一个战土在前线时，他的妻子不能和他离婚。但是妻子如果三年听不到她丈夫的音信，便有权再结婚。这种法律，恐怕有时保护士兵多于保护妻子。我遇到过一个女青年，她丈夫是一个旅的参谋长。她有四年没有见到她的丈夫，而男的已找到了另一个女人。她想与他离婚，但又不知道对她的孩子该怎么办。许多官兵变相地离了婚—就是说，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事实上，我发现不幸的婚姻是使许多男人和妇女不仅参加八路军，而且投身整个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对迫使男女青年违背自己意愿去结合的封建主义进行反抗的一种方式。有时，士兵请假回家去看家里为他选好的对象，由于士兵在部队受到相当开明的教育，还因出了家门而开阔了眼界，所以往往拒绝娶父母所选择的对象。就我之所见所闻，八路军战士很尊重农民妇女，农民对八路军道德纪律的好评，也远胜于蒋军。八路军士兵对待妇女这样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往往是在自己的家乡一带打仗。国民党军队则是外来的，他们常常不同情当地群众。我甚至发现，由于国民党军官和八路军军官的不同，使地主也倾向共产党的事业。在某个村子里，我遇到一个地主，他的土地被分掉并因此而恨八路军。但是当国民党暂时占领那个地区时，他的女儿就象通常的地主女儿一样，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却被迫和驻在当地的国民党指挥官睡觉。结果，尽管这个地主失去了财产，还是宁愿要八路军。八路军从最高级的指挥员到最普通的士兵，穿着都一样。不过，职务越高的人，特权也越多。营以上的指挥员发给一匹马或一头骡子。军长则可能有一辆缴获的吉普车。团长有小鬼(从家里跑出来参军的男孩)作为通讯员。官兵都不佩戴任何表明军阶或所属单位的符号。指挥员可以从他们身穿比较干净的衣服以及有时佩戴比较讲究的手枪、皮带辨别出来。从来没有军官佩挂一排奖章炫耀自己。事实上，只有工人和土兵奖章。对作战勇敢的士兵的奖赏是获得战斗英维的称号，他们的名字刊登在报纸(通常每个部队都办一份报)—上或者杂志上。凡有一般的战功的战士，其奖赏是把他们列入本部队的光荣榜上。士兵们通常一年发一套冬装和两套夏装。八路军军官没有象国民党军官那样好的西式大衣，但是八路军战士的衣服比国民党士兵要好得多，总是有冬装而且从不缺鞋穿。共产党是如何能够使他们的军队有吃、有穿并且怎样为其军队提供装备呢?共产党鼓励生产和恢复手工业的政策发生了作用，证明这样做既有利于军队也有利于农民经济的发展。至于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美国和蒋介石军队实际上是他们的主要供应者。八路军的百分之九十的大炮、机关枪和步枪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边区能够生产八路军使用的百分之八十的手榴弹和百分之七十的炮弹。生产炮弹是个难题。所生产的炮弹适用于缴获的中国和日本大炮，却不适用于八路军从蒋军缴获来的美国大饱。我看到八路军部队配有美制机动105毫米大炮和火箭炮，以及一些弹药。当我在那里时，边区领导人正在争论，是改变他们大炮炮筒的口径去适应炮弹呢，还是改变炮弹以适应大炮。这是个难办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所缴获什么口径的大炮，也不知道将缴获的大炮是中国造的、日本造的还是美国造的。八路军战士的个人装备，通常是一支步枪，两颗手榴弹，五至十发子弹，一条毯子，一套换洗的衬衣裤，一块肥皂，一个饭碗，一双筷子，一个针线包，两双鞋和一个笔记本。老战士往往有自来水笔，那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获得的奖品。士兵很少有牙刷，几乎从来没有牙膏。他们不戴护身符，没有圣经，不向任何牧师忏侮，他们没有什么迷信。我所作的统计就是这些。但是要真正了解八路军，还必需了解蒋介石军队，以及这两支军队同中国革命的关系。
四十七．蒋介石军队
一九四五年中国内战爆发时，蒋介石军队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有好几年没有认真打过仗；第二，它跟中国人民对立；第三，它没有灵魂。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
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不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内战中，蒋军没有产生过一员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他的刚愎自用和喜怒无常的脾气是闻名的。他军事上指挥无方，屡遭惨败。何应钦将军是靠搞阴谋和耍手腕起家的。参谋总长陈诚是一个小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是个常败将军。李宗仁将军还比较民主些，但不受蒋介石信任而无所作为。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同乡，他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他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小胜仗，还不如说是由于河南人民举行暴动反对他的部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原南京警备师(蒋介石的御林军)司令顾祝同将军是个极庸碌的官僚。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将军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得意门生，他的出名是由于不抽烟、不酗酒和不玩女人，还由于他组织蓝衣社，把学生投入监狱，设集中营，以及在攻打共产党的首都延安时损兵折将。东北军事长官杜聿明，受到外国军事人员无情的挖苦，“此人妄自尊大，自己无能而又嫉炉别人，十分不称职……这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失败，原因在于蒋委员长一味重用那些毫无才能之辈。“观察家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由于这个中国独裁者依靠一个狭隘的集团来维持其暴政，所以他只能是采取任人唯亲的办法。当然，在这个军官团中不仅有中世纪的代表，也有民主中国的代表。辛亥革命以来，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使得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从军，成为军官、文书、副官等等。一些略有文化的农民子弟甚至步步高升，当上了军长，如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广西农民出身的李宗仁将军便是。这类人痛感中国必须改革。
甚至还发生过象不久前中学毕业生魏升明上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日记中所叙述的很痛心的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耻辱的一天。长途旅行之后士兵们很疲乏，我让他们在车站月台上休息并且给他们买了一些西瓜。团长走过来当着全连人大骂我。后来，当士兵们急忙将西瓜藏起来时，他打我耳光并踢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美国的巴顿将军曾因为打了一个土兵的耳光而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评。可我能向哪一个国会申诉呢？“象这样令人痛心的日常小事多的是。我们看到有些穷学生常常被蒋介石政府以许诺培训为军官而引诱到南京去。这些军事学校的宗旨不过是把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青年训练成为驯服的牲口和未来的奴隶工头。
整个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不讲人道、尔虞我诈和一片恐怖气氛。没有靠山的军官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因事得咎，招来杀身之祸。问一问在缅甸作过战的美国军官就知道，中国团级指挥官是如何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不要向上汇报他们作战中的差错，因为这会使他们被送回中国去遭枪决。还可问问某些当师长、军长的人，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互相猜疑和担心受怕的舞台上渡过他们的生活。每一个军部里都充斥着特务。中统和军统特务甚至在战区司令官周围也布下阴谋和猜忌的罗网，对参谋人员逐一施加恫吓，使他们与司令官疏远。特务从军部里抓走参谋人员时，军长无权过问。蒋介石还命令某些师长对他个人负责，这种师长在战场上可以借口等待“最高”喻示而拒不接受军长的命令。这样一来，战术不是服从于战略和国家政策，而是服从于一个权欲熏心的党霸。受过孙中山先生熏陶的老一辈的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和只知道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年将领之间互不服气，也是导致蒋军覆灭的一个因素。决定蒋军素质的，是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蒋介石的过渡期的中国，后者是法西斯主义和旧式专制主义的充满矛盾的大杂烩。
在后一种情况下，军官对士兵有时还有一点战友的情谊，但更多的是象一个匪帮的头头和小喽罗的关系。在前一种情况下，军官与土兵好象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就是说，当官的有时表现得象一家之长似的，但总把自己手下的士兵看为不配享有人权的无知农奴。这种关系在蒋军里占统治地位，而在军队里这种等级关系比在农村里更加突出。无可否认，当兵的在中国社会里地位是最卑贱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旧中国军队的民族传统就是如此。这种传统仍旧存在于蒋介石军队里。因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军队也没有得到改造。老百姓极怕军队，军队里又极瞧不起当兵的，这可以很容易地从抓农民当壮丁的方式中看出来。征兵向来是建立在贪污、行贿和权势的基础上。富人子弟从不当兵：穷人子弟从来逃脱不了当兵。一个穷苦的寡妇的独子常常被征入伍；地主的众多子弟则从不服兵役。被抓壮丁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常常是健康条件最差的。往往一批壮丁还未到达前线就死亡了一半。
‘军官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打骂土兵。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我都看到过士兵们在车站月台上挨扁担，在公路上挨汽车摇把打，在房间里挨铁棍打。有一次我看到曾经在纽约当过领事官员的某上校狠打一个士兵的耳光，因为那个士兵找不到一副纸牌。当我向他提出抗议时，这个上校说：“那些哑吧畜性就吃打。“也有一些善良的军官称士兵为“弟兄”，象慈父般爱护部下。但总的来说，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比猎狗强一点，而不如骡马。事实上，骡马吃的和所受到的照顾都要比士兵好些。
士兵负伤后就很少能活得成。我经常看到伤兵因为买不起车票而被赶下火车，因为军官和凶狠的军士要装运鸦片而被赶下半空着的卡车，请注意，这些伤兵不是被扔在医院里，而是扔在荒野的山路上。在医院里，我看到伤病员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在厕所里不管了。我看到伤病员躺在很脏的地方，没人照料，就象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这些奴隶士兵猪狗不如的悲惨命运、痛苦绝望的生活、必死无疑的结局，迫使他们在危难中结成“生死之交”。这样，在他们受伤或挨打后，结拜兄弟将会照顾他们，而社会和军队都不管他们的死活。这就是建立在农业帮会主义、半农奴制和“矢忠领袖”基础上的蒋介石军队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中，这个军队因为没有灵魂而不断打败仗。它的军官极端蔑视普通士兵，内部互相倾轧，很怕特务，不学无术内心自甘堕落，贪欲成性，这一切都是闻名的。在贪污成风、残暴盛行和无时不受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士兵们逆来顺受，被迫抢劫。他们痛恨自己的官长，又欺压百姓，而百姓对他们是又可怜又蔑视。这一切也是闻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