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明把士兵变成既是它的奴隶又是它的刽子手。美国对中国军事的干涉，到头来也未能把士兵的地位改变多少。要是美国单独抽出一支中国部队，加以训练、装备和供应，这些士兵的境遇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是一当这支军队投入战争—也就是说，回到中国生活的主流中去—它就很快回复到老路上。如要避免这种情况，除非美国把几乎全部中国军队接管过来，从而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不改变，军队也改变不了。
因此，对于士兵，正象对于农民一样，革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似乎是老生常谈，无需赘述。然而，尽管战争和革命明明是我们时代的孪生运动，但人们往往不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连结，或者有意加以掩盖。
我不想装得很了解这两种十分复杂的活动的样子，但我觉得战争和革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两者都运用人数极多的群众去实现一个政治目的。两者历不同的是，人民只是在统治者强迫下为了满足国家的目的去进行战争，而人民进行革命则完全是被悲惨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才奋起推翻统治者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战争把个人和国家锁在一条链子上了；革命则把这种锁链打碎—暂时的。
革命战争使过去的被剥夺阶级与战争的胜负发生利害关系，从而解决上述的差异。他们从战争中得到的可能是掠夺品，也可能是获得土地或自由，这随着时间、地点和情况而定。但是只要造反的群众从你那里得到，或相信将能得到一些从旧的统治者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时，他们就会竭尽其愚忠，以全部热情和勇气站在你一边战斗。
虽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但某些有名望的将军。政治家和哲学家却发现，他们的全部战争理论在革命时期是根本不适用的。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历史看为是他们那个小集团创造的，所以他们不能，往往也不愿意从造反的奴隶们的立场来分析事物。因此，他们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为什么一种力量能打倒另一种力量的道理。
一百五十年以前，当欧洲各国的君主在拿破仑的神力面前一个个败北，欧洲大陆上一支支最优秀的军队发现自己的作战方法不奏效的时候，某些有真知灼见的军事家看出了失败的原因在于战争指导艺术的错误运用。但是正如那位有智慧的、老普鲁土军事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很显然，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这段话里所说的法国革命引起的变化，也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所说的政治错误不仅适用于蒋介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蒋介石在美国的一些盟友。装备很差的八路军竟然打败了中国独裁者美式装备的军队。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现象，众说纷纭。国民党官员以及他们在外国的某些附和者说，国民党失败是由于中共得到俄国援助以及俄国玩弄阴谋的结果。关在书斋里的经济学者说，这是由于抗日战争造成了经济崩溃以及国民党滥发纸币的结果。顽固的军事观察家宣称，这是由于中国军队不听美国指导、蒋介石的愚蠢、地方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等等。这些论调的宣扬者自己也许相信这一套，但也未必一定。中国士兵兵则不信这一套。如果上述理论家们敢于去探查那些普通士兵的心理，必然会发现同他们那些高论完全相反的答案。
大多数人不改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冲击，这是一件很奇怪而又真实的事情。这种羞怯心理，在职业军官身上最根深蒂固。因此，在一般战争中表现得有良好甚至优秀才智的人，在革命战争中往往暴露出其哲学上的缺陷。
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一位美国将军，这个将军在美国国会做报告说，关于蒋介石，重要的不在于他是一个暴君，他确是个暴君，重要的在于他反共。我们很理解，这位将军源于军事生活的小圈子，没有机会接触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懂得他憎恨共产主义。但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不去核对一下情报—这本来是打仗时的例行公事。
对中国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恰恰就在于蒋介石是一个暴君。谁也不会因为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仗而热情地拜倒在他脚下。但是确有很多人因为共产党对暴政作战而在共产党的祭坛上奋勇献身。对于蒋军士兵来说，蒋介石的暴政意味着拳打、脚踢、辱骂、殴打、饥饿、镣拷和处决。这些士兵不肯为封建主义和“民主生活方式”卖命，就不足为奇了。
四十八．革命与八路军
在任何一场象中国革命这样广泛、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旧的军事组织和战略概念也如同旧的政治机构和社会阶级一样，被无情地冲走了。正如法国大革命废弃波旁王朝的旧贵族军队，俄国革命废除士气低落的沙皇军队那样，中国革命也摧毁了蒋介石的半封建军队体制。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不同。法国人和俄国人是在夺取政权后才建立一支新型军队的，而中国人则是在夺取政权斗争过程中建立起这样一文新型军队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革命军队必然比较弱，然而情况使得他们比当年的法国和俄国革命军队部更加民主、更与革命进程紧密联系着。为了推进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有意识地破坏旧军队的士气。因此，当士兵们被迫打内战时，军官不得不采取包括处决在内的极不民主的纪律措施来重新振作土气。当法国用战争的手段向欧洲的其他地区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曾经取消了许多革命成果，采取了义务兵役制。中国既没有法国那样的“第三等级”，也没有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于是共产党只好运用自己的军队来进行革命。因此，在我当时所到的华北，为了争取农民拥护革命，为了尊重其人格，不能去征召他们当兵。否则，共产党和蒋介石，他们的两种军队之间也就毫无区别了。由于这个原因，八路军几乎全是由志愿兵所组成的。八路军采取宣传、说服和利用地方上社会压力的办法，动员人参军。军属受到优待。村里给战士代耕土地，并照顾其亲属。在蒋管区，农民认为当兵是件丢人和悲惨的事情，而在解放区，共产党使参军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志愿参加八路军的青年，不是被抓壮丁的人从家里绑走，而是由全村设酒席欢送，授以锦旗，骑着骡马甚至坐着花轿，敲锣打鼓，吹吹打打，由全村小伙子和姑娘们簇拥着送走。这就使得每一个新兵感到自己参军绝不是个人的享，而是代表着全村。参军是志愿的，但服役没有具体的期限，而是决定于战争延续时间。如果一个战士开小差，他不会被关进监狱或挨打，只是给他那个村寄去一份通知，村里就会去说服他归队。如果他不回去，大家以后就不理他了。他在社会上感到孤立，往往就自动归队了。如果他接连开了三次小差，就招他送到区里劳动改造。
征兵制度经过这番改革，对军事和革命都产生了好效果，因为，不仅志愿参军的共产党士兵比国民党抓来的壮丁更英勇善战。而且蒋管区的很多农民知道解放区是安全的，往往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过来。因此，这种志愿兵制度使得共军的土气高昂，同时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起了瓦解的作用。
但也不要以为一个农民能轻易地逃避参军。压力是巨大的。首先是宣传，往往是和土改紧密联系进行的。比如在群众大会上、日常的谈话中、讨论会和演戏时，募兵的干部说；“穷人是靠共产党、八路军斗争才得到翻身的。
“为了保卫斗争的果实(农民从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和粮食)必须打垮反动派，保卫家乡。
“要为祖祖辈辈受贪官污吏和恶霸地主的剥削报仇。
“我们要用自己的血汗来创造自由和幸福生活。大家要踊跃参军。“除了上述宣传外，还做工作让家庭成员动员子弟参军。如果这样还不行，就发动全村的人做工作，使人无法抗拒，只好参军。
新兵入伍时，区长亲自为他牵马送行。到达部队，经过体格检查后，人们就向他介绍部队的历史、沿革和光荣的战绩，使他感到参加这样一支优秀部队很光荣。
新兵一到达，老战士争着向他问寒问暖。有的帮他穿上军装，有的给他理发，或送他毛巾、肥皂之类的礼物。大家明显地是要使新兵感到如同在家里和在朋友中间那样温暖。
这些情况国民党军官不是不知道。上文所引用的那份国民党情报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方征兵时，不向人们解释，不进行教育工作，不打通人的思想，一味强迫。结果，十年来这种征兵制度弊病深重，与匪(共产党)相比，我们的情况真不堪设想。“无庸赘述，八路军对待土兵与国民党截然不同。但也不存在俄国红军初期就坚决废除了的那种极端民主化的做法。军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任命的。尽管如此，士兵们受到悉心爱护，没有一个人挨过打。指挥员不许骂士兵，甚至在批评土兵时，也不竞许发脾气。
这些方法被一再证明行之有效，原因之一是八路军的兵源是华北农民。这些农民勤劳、朴素、爽直、单纯、吃苦耐劳、对人诚恳热情，但谁要是伤害他们，他们就要坚决报复。他们自尊心强，受到鼓励时，会很卖力，但如怠慢了他们，也会躺倒不干。俗话说：“宁受苦，不受气”。这样的人你越骂，他越不听你的。蒋介石的军官对这些农民只知道打，他们当然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八路军指挥员爱护这些农民，他们就成了很好的战士。这就是为什么八路军不存在什么派系的原因。八路军薪饷平等，伙食平等，待遇平等，志愿入伍，这些都是提高士气的重要因素。另一重要因素是政治教育。八路军部队从连、排到野战军都有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委员，负责政治教育，提高部队士气。如果一支部队的指挥员牺牲了，政委就接替指挥，直到派来新的指挥员为止。这些政工人员的任务决不象外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监视军事指挥员。据我观察，八路军的政工人员和军事指挥员之间确实没有任何摩擦，不象蒋介右的军官和特务机关派出的暗探之间那样勾心斗角。八路军的做法是，司令员发布命令，政委作阵前鼓动并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共产党认为，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士兵对胜利充满信心，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保证胜利和贯彻执行上级制定的政治路线。政治指导员日常和士兵在一起时，给大家读报，报告全国各战场打败蒋介石的消息和解释战争的意义。士兵一般不爱听军官的训斥，所以共产党就让部队以班为单位成立互助组，对班里的缺点进行批评。当一个班撤离一个村庄时，互助组捡查从老百姓那儿惜来的东西是否退还了。这些事不需要指挥员的监督，因此更有效。互助组每天还用三、五分钟作公开的自我批评。比如，这个战士可能说；“今天我挖战壕没挖好。”那个战土可能说：“我没有打好机枪。”
还通过政治教育使新战士不怕死。由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的老战土传授经验，他们的结语总是说；“打仗时谁怕死就活不了，勇敢的人死不了，只有猛扑上去，在敌人还来不及打你之前于掉他。“这时，政委就插进来做政治工作：“蒋管区的人民被苛捐杂税压榨，正面临死亡的威胁。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活不成，要生存只有战斗！“每次作战之前，由政工干部向部队讲解这一仗与整个战局以至于整个中国革命有何关系，分析敌我双方的总形势，强调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蒋管区物价暴涨，蒋管区后方暴动频起等等。
八路军一切政治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向士兵注入阶级觉悟的精神。据八路军领导人说，这是提高土气的最可靠方法。因为人们对这件事还有不少疑问，我不妨在这里介绍一下我在山西时和某军政治部主任专门就士气问题进行过的一次谈话。
他告诉我说：“在我们看来，战争是通过政治觉悟进行的情感的斗争。士气包含着恨与爱，报仇和对胜利的信心。土气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不由个人力量而由社会力量所决定。它决定一次战斗的胜负，也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
“士气来源于人民的情感。我们的战士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他们怀着农民的心愿。他们的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他们作战的士气。这些战士的士气比抗日战争时期更高，因为人们恨蒋介石胜于恨日本人，因为他们经历了土地改革，因为他们把解放区看做是自己的乡土，觉得有理由来保卫自己的家乡。
“领导工作和教育工作在提高士兵气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领导工作依靠领导人的政治教育。领导人必须对自己为之而战的事业充满信心，首先他必须爱护战士，处处关心战士的生活、伙食和睡眠。你如问，是食物、装备对士气更重要呢，还是政委更重要。搞好物质条件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战士没有饭吃，政治指导员当然只能是说空话。
“士气也会有起伏的。一般说，对于没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打一次败仗，或疲劳、疾病都会使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士气还是要依靠领导工作。暂时的挫折对老战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他们对领导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对他们来说，做好领导工作也很重要。
“战友的阵亡会削弱新建部队的土气，对老的部队则会更激励其斗志。我们所有的纵队全是由老战土组成。本地参军的编入新部队中，逐步提高其士气。
“士气远比经济条件更重要。如果我们把经济作为胜利的基础，那末我们就会失去信心，因为蒋介石的经济力量更强嘛。
“我们提高士气的方法在美国军队中就行不通，因为你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不同。我们提高士气的方法是靠阶级觉悟，这种方法只在革命战争中才可以运用。“军队政工领导人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的例子很多。战士被告诉说，他们来自被压迫阶级，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就是为了消灭剥削。还向他们解释，这场内战是为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解放，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每个人。因此战士必学的第一课就是搞好军民关系。部队反复地教育战士，不可欺压老百姓，买东西一定要付钱，不许抢劫，住过的民房必须给人打扫干净，特别是不得使老百姓感到军队在侵犯他们的利益。自然，这样做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中国老百姓通常是憎恨丘八的。共产党这类政治教育所取得的成功，使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感到惊奇。村干部和本地民兵对老百姓常常是很凶的，但很少听说八路军有这种事。八路军战土以自己的严明纪律及军民良好关系而自豪。军民关系的融洽，从战士对老乡亲热地称呼“大嫂”、“小兄弟”等等，也表现出来。然而比这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看到靠近作战地区的农民带了猪、鸡走一、二十里路到前线慰问战士，妇女们不给自己丈夫做鞋而给亲人八路军做鞋。这些妇女还把家中唯一的炕头腾出来给过路的战士休息，把自己的衣裳剪开做绷带，并参加庆祝部队打胜仗的活动。与美国为美军所做的比起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但比起蒋管区来，八路军和农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却是了不起的。请读者不要以为上面所说的言过其实。我或许应该说明，我在战时见过美国、英国、缅甸、印度、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却从来没有见过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这种类型的军队。在许多方面，八路军是与世界各国军队完全不同的。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它不是从旧常备军产生的，而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极端危急的处境迫使共产党要建立一支民主的军队。附带说一句，就我所知，铁托元帅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是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唯一的另一支军队。但你在中国共产党地区找不到任何人自称为元帅，也看不到任何穿着漂亮军装、脑前挂满勋章的人。当然，由于共产党很快就要取得全国政权，这种情况也许会改变。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八路军的一种政治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从未采用过的。这就是八路军的诉苦会。今天，八路军(现在改称为人民解放军)是由三种战士组成的：老战士、共产党地区参军的农民新战士和俘虏兵。每打一仗，捉到俘虏后，部队就找一块空地开大会。一个老战士站起来讲他如何参加八路军，如何打仗，以及现在的生活。一个新战土讲他先是如何在村里受苦，如何打倒地主闹“翻身“以及从土改中得到什么果实。然后一个俘虏经过动员，也站起来讲他在蒋介石军队中的经历，讲他如何在村里被抓壮丁，如何在军队中挨打、挨饿等等。有些人诉的苦是如此悲惨可怕，以致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要哭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情，没有亲身经历，就讲父母受的苦。不稍说，战土能向这么多充满同情的听众畅诉自己的苦楚，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中国人是有哲理的民族，而中国士兵是最有哲理的。同农民一样，单个的士兵总以为自己的命苦，但当他看到人人都有一本苦情帐时，就得出天下穷人是一家的结论。这种诉苦会在士兵心灵中造成的强烈反响，比指挥员或政治指导员言教的作用更大。这种教育的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别的军队也无法仿效。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他的士兵诉苦的话，那末士兵们就可能起来反抗他们自己的长官。当然，政委们利用这种诉苦会来给国民党俘虏兵上政治课。他们对国民党军官和士兵进行离间。他们对俘虏说：国民党的军官是地主和贪官污吏的子弟，他们的上辈剥削过你们的先人，而现在你们又当这些官老爷的奴隶。你们在前线打仗受罪，被打死了，压根儿也不会有人来给你们收尸，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却在后方享福。当一个俘虏兵联系个人的苦情而控诉坏村长时，政委就把这件事联系到县长、省长、一直追到蒋介石头上。很快这个士兵就相信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是县长而是中国的独裁者。政委就是这样引导俘虏兵从政治上来归纳问题的。这些新方法具有如此奇效大验，以致到了一九四七年年中，国民党的士兵白天被俘，晚上参加了一次诉苦会，第二天就参加八路军一边打仗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共产党总是把俘虏送到训练营去，后来由于对蒋军的政治瓦解工作成效这样显著，他们在许多地方不再觉得需要这种训练营了。共产党在欢迎蒋军士兵参加八路军的同时，也释放那些愿意回到蒋介石地区去的俘虏。事实上，他们甚至还给俘虏发回家的路费。对于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已经有如此众多的中外目睹者，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一个曾在满洲被共军俘虏的美国军官，谈到蒋军第八十八师的六千士兵如何被当作贵宾请去参加大会。在山东的一个美国姑娘谈到她参观过五十名被俘的国民党将官所在的俘虏营，看到他们的伙食和居住条件比八路军自己军官的待遇还好得多。最后，我自己在国民党地区时也亲眼见过被共产党释放的数以百计的俘虏涌过防线的情形。起初，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瓦解蒋军的政治战术估计不足。他们不以为意地说：“纯系宣传！”但随着开小差的土兵日渐增多，并且在国民党军官领略了共产党政治战术的厉害后，他们开始感到惊慌起来。一位蒋军军官写道：“一听到此类事情(即诉苦会)，怎教人能不伤心呢。如果我们想不出对付的办法，后果真不堪设想！ 然而蒋军的颓势已成，再也想不出任何对付的办法了。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看到美联社从中国发出的一则电讯，描述蒋军第八十二师参谋长马文庭将军如何下令屠杀共产党将军彭德怀部下被俘的五百名土兵的情景。美联社报导说：“面色冷酷无情的马文庭这样描述大批屠杀俘虏的场面，‘我们用大砍刀将他们的头一个按一个地砍下来，用手榴弹将其余的俘虏炸死。“这些就是蒋介石的将军们的业绩。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俘虏的处理如此明显不同，以致不再需要参加评论了。这种不同之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军在战场上取得不同战果的原因之一。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战场上的情形吧。
四十九．蒋介石发动进攻
战争仅仅是政策的工具，但是蒋介石好象从来没有一个全盘战争计划。战役计划是有的；全盘的战争计划则无。而在同共产党发生冲突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到他忽视了共产党的军队，而把自己获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夺取铁路线、城市和重要据点上。
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一九四五年，当时蒋介石避居在山城重庆。日本投降时，蒋介右所在地离沿海一千五百英里之遥，而他的宿敌共产党人却靠近华北的大城市，并要求进驻这些城市。蒋介石用两种手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他借用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把自己的军队运到日本人占据的南京、天津、北平和满洲，同时说服美国政府命令战败的日军不得向在他们跟前的共产党游击队投降。
这一手实在高明，很多人都佩服，但事后证明这正是中国独裁者失策之处。因为他把一师师的军队空运和海运到北平、天津和满洲的孤立据点以后，无情的逻辑迫使他必须设法使这些军队同他的首都南京以及他的实力地盘长江流域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得不在中国大陆上最有战略意义的华北大平原的地面上作战以打开通道。他的兵力经不起这样作战的消耗。
要想对华北平原的地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只需在地上放一个大写的A宇，A字的左腿代表平汉铁路，右腿代表津浦铁路，中间一横代表陇海铁路。A字的顶点是蒋介石的华北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北平；左边底端是他在华中的供应基地汉口；右边底端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南京。
A字上端的三角形可以代表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共产党就在这个地区同日本人作战。这个三角形的右边中段有一处佛教圣地，名叫泰山。远古时代现在的山东省原是一片海洋，而泰山曾是海洋里的一座岛屿。A字的左下半段是一系列的山脉这些山脉俯瞅着中原，并延绵二千英里直到世界屋脊西藏。四千年来，当地的军阀们和入侵的蛮族都曾为争夺这一带地方而争斗不休。
黄河象一条泥蛇，从群山西面游出来，沿着A字中间的横杠，忽上忽下，婉蜒穿越过中原，滋养着中华半壁江山。
至于中原本身，可以想象出它在古代原是汪洋一片。黄河携带着厚厚的蒙古高原上的黄土，直泄在这里，造成了黄褐色的广阔陆地，就象铺筑的地面一样平坦，上面村庄星罗棋布，居住着九千万人口。
正是这些人民、铁路、河流、山脉和平原的结合体，使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决战战场之一。华北平原亦称黄河平原，是全国的钥匙，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打开通向胜利的大门。蒋介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贸然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进军行动，企图抢占这个地区，并希望确保长江与华北之间的陆上交通线。他调动了他在当地所有的军队，连同军阀阎锡山所部共五万人，一头扎进山西的山区里，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进犯东边的冀中平原。他这个行动带有铤而走险的味道，其后果是悲惨的。据守平原西部太行山区的共产党，注视着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并看出了它的弱点。刘伯承将军率领所部五万人由山区出击，沿途又征集了五万民兵，在一个星期内就消灭了山西境内的蒋军三万人，生俘一名军长和十二名师长。然后刘伯承回师穿过山区东进，在一个星期内把冀中平原上三个军的敌人诱入包围圈，没放一枪就说动高树勋将军帅他那个军起义，刘伯承曾同他有一年时间的书信往来；在漳河两岸消灭了敌人一个军，剩下的敌人一个军向南逃窜。刘伯承这次神速的胜利本身并不是很大的战役，观察家们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它却使蒋介石受到震动而警觉起来：原来这些共产党已不复是十二年前他从长江流域赶走的那些半饥半饿的游击队，而已成为心腹之患了。正是由于这次战败，才产生了一九四六年马歇尔主持签订的那个短命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停战期间经过一番考虑和研究，决定发动全面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他把手中二百五十个旅中的二百个旅投入前线，向华北平原大举进攻，仗着优势的装备，一心要与他在华北的孤军会师，并在三至六个月内结束战争。为什么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呢?答案很明显：他认为自己能够获胜。数字似乎能证明这一点。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蒋介石方面共产党方面
人口340，000，000 110，000，000
军队4，000，000 1，200，000
非正规军1，000，000 1，500，000
尽管八路军在士气和机动性方面占有某些优势，但在蒋军进攻面前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蒋介石起初获得了迅速的、似乎是决定性的胜利。他迅速地肃清了首都南京和主要都市上海周围地区，把共产党将军陈毅部沿着海岸赶到山东，使陈毅将军退居泰山胜地。接着，蒋介石又迅速出击，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共产党在华北占据的唯一大城市张家口。
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致国民党军官们说：“共产党对战术一窍不通，打仗象儿戏。“蒋军参谋总长陈诚声言战争不久即可结束。
蒋军捷报频传，但几乎没有抓到共军俘虏。几个月以后，蒋军的进展缓慢下来了。蒋军占领了城市，但共军留在农村，掐住蒋军的交通线。到了一九四六年底，落介石开始发现，暂时占领供应线沿线的城镇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所需的兵力他是提供不起的。
由于不能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被迫把在华北四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攻势收缩一下，集中兵力于一条主要战线上。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拟定了征服华北的新计划。他在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徐州周围集结了五十万兵力，向通往北平和满洲的必经之路山东省展开强大的攻势。这条战线的激战远远超过了被大肆渲染的满洲战线，并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战场。
其时我正在共产党地区内，我看到共产党的战略家们作出了对战争的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他们决定停止退却，回过头来迎击敌人。
“我已经注意到，”刘伯承将军告诉我，“虽然蒋介石仍能在局部地区占上风，但由于后备力量不足，已不能把攻势继续下去了。我们认为他的兵力越打越少，不能再打大仗了。
“我们已经销灭了敌人五十个旅，当我们再消灭他五十个旅时，我想我们就可以转入反攻了。“根据这种理论，共产党制定了自己的作战计划。陈毅将军以泰山为基地，独眼将军刘伯承在蒋军的东侧迂回，决定在山东站定脚跟打一次硬仗，与蒋军决一雌雄。
起初，共军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但是换来的是，他们很快开始抓获大批俘虏。一九四七年一月，全副美式装备的蒋军第二十六师全军覆灭。被俘的师长极不服气地对俘获他的共产党人说，他的失败不是由于共军的战术高明，而是由于蒋介石愚蠢，硬逼着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冒进所造成的。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蒋军士兵们根本不顾本方的事业，以至在投降时丝毫没想到要毁坏手中的装备。这些武器现在被八路军全部接收过去，用来打国民党了。
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一味推进。他又通过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调进一个兵团南下，试图用钳形攻势包抄共军，陈毅将军不等敌人的钳子夹住自己，突然甩掉南面之敌，集中全部兵力从泰山高处居高临下，猛击从北向南进犯的敌兵团，大获全胜，几天之内俘虏了三万敌军，完全打垮了蒋介石的攻势。
蒋介石被打得狼狈不堪，频领撤换司令官，先是用广东将领薛岳代替北方将领刘峙，又换成蒋的同乡汤恩伯，最后是起用江苏将领顾祝同，可是结果总是一样，损失惨重。
国民党军官的士气开始急剧下降。每支部队里，都部分成了主战和停战两派。年纪较大的将领不再忠于他们的“领袖”，而是公开批评蒋介石了。三十五岁上下的军官们，原先一心想同共军决战，现在感到打下去是死路一条了。只有一部分骄横不可一世的少壮军官想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就连这些人也不免气馁了。
受到非人待遇并经常受长官毒打的士兵们，由于伤亡惨重而士气丧尽。如果长官们不能身先士卒，士兵们是不愿进攻的。需要迅速向前推进的攻势，由于土兵不愿中共军的埋伏而被破坏了。尽管士兵们被告知他们是在剿匪，但他们都知道对手是传奇式的八路军。他们听说八路军官兵平等，军官没有特权，他们也开始知道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因此，他们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打下去，许多人开了小差。
这些事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自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恐慌。但这时他们还得应付另一种性质的灾难。在远离战场的台湾岛上，台湾人民无法忍受蒋介石派去的官吏的横征暴敛，恼怒地举行暴动反抗政府的统治。蒋介石从大陆上派了一师军队去镇压暴动。中国的指挥官不是自己主动就是按上级的指示，纵容士兵残酷对待平民百姓，仅在几周之内，就屠杀了五千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中许多人是在西方商人、传教土和领事官员目睹之下被杀害的。同时，满洲人民也被蒋军的滥施抢劫、虐待和屠杀的暴行逼到了绝境，开始投到八路军这方面来。更严重的是，在山西、河南的山区，在山东、河北和江苏的平原地带，以及在蒋介石的控制被认为是比较安全无虑的地区，也爆发了民变和农民起义。国民党军官和在外地主从城市回到农村，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造成民不聊生，许多人活活饿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倒行逆施并没有使华北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仇恨。因为当国民党军队，特别是由国民党武装的地主恶霸毒打、屠杀和挖坑活埋农民的时候，在人民勇敢的心灵里激起的并不只是恐怖，这种恐怖还产生了与对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屈服完全相反的结果。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论富农和中农—他们是蒋介石事业的朋友，还是贫农、雇农—他们是蒋介石的天然敌人，统统都容易成为掠夺、抢劫、野蛮对待的牺牲品。这样一来，华北人民除了拿起武器以外无路可走，无法安生。成千上万先前在战争中持中立态度的人，现在也感到有必要暂时去当兵，或参加民兵。于是，就从西面山西的山区和东面河北、河南及山东平原涌现出了一支农民大军。长期习惯于使用武器的新兵加入了村、县的民兵队伍，于是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已经使用大炮、坦克、火箭、美制B—25轰炸机以外，还增添了长矛、杀猪刀、镰刀、铁锤、猎枪和妇女们使用的剪刀等武器。人们一经举起这些武器，不等到报了仇、雪了恨，就决不会再放下来。
这种战争的直接军事作用是牵制蒋军，扰乱其后方。从太行山里的白坨村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战争使敌人烦恼到了什么程度。国民党军队老是来这里抢劫，激起了村民们的愤怒，他们从附近的山上搬来石头，在村内所有街道上建起一人高的衔垒，窗子也用石头砌起来，设下埋伏，等国民党又进村抢劫时就打。他们用少量的步枪为武器组成了游击队。很快，附近的树庄也仿效这种做法，最后整个农村都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的驻军。
这时，大批贫农、雇农和农业工人受到土改的巨大鼓舞，涌到共产党阵营一边来，而另一方面，地主和部分富农投向了国民党一边。由于穷人在数量上远多于富人，所以形势显然对共产党有利。
这种情形本来足以使最卤莽的指挥官也要停下来考虑一下。但这时国民党当局仍执迷不悟，以至于在二、三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形势已更加恶化的时候，国民党发言人还声称战争已经结束了百分之七十，剩下的仅仅是清剿行动而已。
这种乐观主义十分没道理，人们只好认为这是穷极无聊的玩笑。
五十．共产党转入反攻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的军心已经动摇，蒋军军官的士气低落，全国后备力量日趋枯竭，而后方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得蒋军穷于应什。蒋介石的前线部队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重围，马歇尔将军已返回美国，并明确表示对蒋介石爱莫能助。然而，蒋介石坐在南京的总统府里，末从其困境中学得谨慎一些，竟然铤而走险，干了一件极其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利用了黄河变化莫测的特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黄河不断地改道，有时经过山东有时经过江苏北部流入太平样。要使黄河改道，就象要改变中国本身一样，在中国人看来是违抗天意的。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大堤，放黄河水南灌企图切断日本侵略军的道路，把他们挡在郑州城外。虽然他挡住了日本人，但是，十一个城市和四千个村庄惨道淹没，两百万农民无家可归。
现在，蒋介石又想把他当年所决的堤堵起来，使黄河回归北面的故道--即流进现在共产党占据的地区。不管这个行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但它在军事上的作用将是在华北两支共产党大军—陈毅部和刘伯承部之间立起一堵水墙，将他们分割开来。要是刘伯承将军的部队被水拦阻不能前进了，蒋介石就可以抽调大量军队去攻打共产党的都城—延安。最后，改变黄河河道还可给山东省共产党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并造成一场悲惨的洪水灾难。
一九四六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完全从为了治愈中国的战争创伤，必须使黄河回归故道考虑出发，在修复决堤的必要工程方面与蒋介石进行了合作。甚至连共产党也同意在工程上合作。但是，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共产党、蒋介石三方达成的协议是；在对那些在干涸的河床上耕种土地的农民做出安排以前，不能将黄河改回故道。这干涸的河床就是一九三八年以前黄河流经的地方。约有四十万山东农民在这里耕种着八十万英亩曾经是黄河河底的土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住在共产党的地区里。一九四六年，河堤本来是可以堵口的，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要利用经过河南境内黄河故道上面的铁路往华北运兵，于是，他们干涉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程计划。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战线已向东移，政府军不再需要用这段铁路了，他们就向“联总”施加压力要求堵口。
共产党获悉蒋介石的意图之后；就要求“联总”履行三方协议。“联总”还在犹豫的时候，蒋介石的将军们立即动手堵口。同时，蒋介石的空军轰炸往山东运送筑堤和救济物资的“联总”船只，美制蒋机还扫射那些在自己村庄附近修筑河堤的农民们。
每轰炸一次，运输工作就得停顿数周。山东人民面临着洪水的威胁，却被有意地剥夺了抗洪的手段。“联总”虽然也对蒋介石的轰炸提出抗议，但并末与蒋断绝关系。
蒋介石本人是否考虑过他这个行动的政治后果，我们不得而知。这位中国独裁者作战调子一意孤行，从不计算这些悲惨的细节。
他对自己的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似乎不以为意。他象一个神仙摆弄花园里的水管似的摆弄黄河。
他居然下令黄河堵口。
多少世纪以来，农民们都把黄河叫做‘中国的忧患。一点也不错。有近五百个村庄被淹没，十多万人民无家可归。据共产党称，大约五百万亩庄稼地被毁。
灾难不是到此结束了。洪水除了立即淹没大片土地以外，还威胁着一千三百个座落在干涸河床上的村庄及其四十万人口。更惨的是，正值收割小麦的季节，农民们不得不抛弃他们的麦收而去抗洪。
华北已经奋起反抗蒋介石军队，但现在似乎无法对付黄河了。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是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二是山东人民的感情。
下面是“联总”的一位官员对当时他旅行住过的一个地方，在解放区政府领导下进行抗洪战斗的描写：“无论走到哪里，给我的印象是都把修复黄河堤坝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仅渤海地区就动员了十万民工。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三十万人在二十五天内修筑了一座堤坝。由于遭到飞机扫射和大炮的轰击，死亡了九十六个民工。所以，白天人们只好隐蔽起来，晚上再回来修。政府官员们决不允许谈论万一修堤工程失败了该怎么办。工程非完成不可。要不是民工缺乏粮食，堤坝本来还会筑得更高一些……。严重的问题是修筑工程占用太多农业劳动力，这样就必须尽可能地组织妇女和小孩来弥补。“至于洪水对老百姓的情绪方面的影响，我本人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现实。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决堤的时候，我正和他的部队在一起，一九四七年“黄河归故”的时候，我洽好在共产党的地区。不同的是，头一次水灾给农民们带来悲哀，这一次水灾却激起了农民们的愤怒。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待人最和气的，可是见了我甚至拒绝同我交谈，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修筑河堤的时候，轰炸他们的是美制飞机。
有一位妇女，她的一个九岁的儿子被洪水淹死了。当我请她谈谈她的遭遇时，她答道：“俺恨你们，为啥要把俺的苦难对你们说呀？“在黄河口开垦土地达八年的另一些农民们，他们较为友好较为世故一些。他们对我说，“这是老蒋造的孽。你说俺们会咋想？
人们的愤怒以及政治后果，恐怕蒋介石是不加以考虑的。但是，更严重的是他那些军事策划反而对他自己更不利。
蒋介石引来黄河水把东面的陈毅将军部和居中的刘伯承将军部隔开时，也许想到也许没有想到牵制刘伯承将军。不管怎样，他把对付这位独眼将军的中部前线的部队全部调去攻打远在西边的荒凉的陕西省里的共产党首都延安。
我们不免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实在叫人迷惑不解。
拿下敌人的首都往往对一场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攻下巴黎，就得到了法国；拿下柏林，就征服了德国。但是，如果说拿下首都就是摧毁了敌人的抵抗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首都不仅应该是国家政权的中心，而且至少也是政治集会和党派活动的场所。然而，延安却不是这样。它根本不是国家的中心，因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国家。七个边区都各有自己的政府和部队其中任何一个都比延安强大。再说延安只不过是个窑洞村子，也不是在重要的交通线上，而是共产党大本营驻地，随时都准备撤走。抗蒋的中心地点不在延安，而是在从满洲到黄河的平原上的八千万农民、民兵和军队中间。蒋介石要拿下延安，就象一个人花了他的大部分金钱去买一串闪烁发光的金钢钻项链，结果却发现是假的一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攻打延安呢?理由看来主要是和他的威信有关。因为好几个月以来他未能向他自己的人或向外界显示他取得了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人民对战争已厌倦了，而且国内外也给他施加了压力，要求他实现和平。这个时候，四大国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美国总统杜鲁门作了反共演说。希腊已得到或正在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想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露一手，以争取美国的援助来打共产党。唯一能露一手的就是去打延安。
蒋介石把中共代表从他的首都南京驱逐之后，就向中国共产党的首都进军了。在他的兵马扬起的尘土后面，如果蒋介石有眼光的话，理应看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的隐隐约约的迹象。
延安已是一座空城。共产党早就把他们的军校、医院、甚至军队都转移了。他们没有为保卫自己珍爱的首都而战。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军队总司令朱德将军以及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悄悄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即使在其他地方也没有为延安的丢失而感到惊慌。共产党人和农民们对此都只是耸耸肩，不以为意。
共产党人几乎没有在延安后面的山上停留，而是继续向北、显然是急速地逃走了。他们越深入山区，离开黄河平原的主要战场就越远。蒋军紧追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