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转折点来到了。
共产党人跟乔.路易斯一样，都是杀回马枪的能手。他们只要一发现敌人的破绽就猛打。象当年的垒球名手威利，基勒一样，“专找对方的空子打”。
在山东和陕西之间，蒋介石把自己的中路河南暴露出来，好象把长江流域自己的老巢大开门户，邀请共产党进去似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即将到来的这场灾难完全是蒋介石自作自受。共产党往河南这个缺口灌的不是黄河水，而是独眼龙刘伯承的大军。这一下子可把蒋介石打蒙过去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发起进攻。他的美国顾问也没有料到。早在战争初期，曾有位较有见识的美国军人告诉华盛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中国的内战将会进行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这种观点曾松认为是过激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蒋介石至少能打开铁路交通和名义上统一中国。而就连那些最激进的观察家们，看到共产党没有补给基地，没有现代化运输部队，没有重武器，也断言共产党不可能发动一场进攻。甚至在我亲眼看到这场进攻打响数个月之后，一些美国军事家还嘲笑我说：“别胡扯啦，共产党决无能力发动进攻的。“然而，共产党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说：“这场战争是革命战争，它受特殊条件的制约。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这场战争则将只有两个阶段，它不会出现长期相持的局面。“共产党现正沿着黄河一线把他们的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发起了进攻。
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是，进行准备和隐蔽。这一步由民兵和游击队执行(他们在安阳的行动我已描写过了)。袭击的目的是掩护更大的正规军的行动。这支正规军现已插入晋南和豫北，并开始夺取蒋介石因调兵攻打延安而留下的守备虚弱的城市。突然，刘伯承停止了进攻似乎是打了败仗的样子。其实他并没有被打败，而是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在山中开辟一条走廊，让陈毅将军的部队开到黄河附近的阵地。
与此同时，在东面靠近山东省的地方也在进行同样的准备。刘伯承的一支游击队已经过了黄河，插到陇诲线以南国民党战线的背后。当蒋介石搞“黄河归故”的时候，刘伯承沉着地命令这支游击队留在原地，呆在河南境内，在荒无人烟的老洪区，忍饥挨饿，进行游击，收集情报，待机而动。
同时，刘伯承挥师过黄河他的主力部队约有五万人，拉开了一条一百英里长的战线。部队分成好多个纵队，每个纵队约五千人，随军还有大批男女干部，他们是政府官员、地方负责人以及土改工作者等。只有身强力壮的青年才允许首批渡河，因为刘伯承打算深入敌后，他不希望放慢行军速度。战士们聚集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里，他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灰制帽，和初夏炎热阳光烘烤下的平原扬起的尘土的颜色很一致。六月，刘伯承向各纵队发表讲话，告诉他们，等待已久的反攻就要开始了。留在河岸附近的士兵们观看战地文工队的演出，并领取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的弹药。这一带农舍土墙上粉刷的旧标语脱落了。一夜之间，在原地方出现了“打倒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口号。六月三十日夜里，独眼刘突破一百英里长的防线，乘船渡过了黄河。与此同时，陈庚将军也从山西出击，在西边若干英里的地方渡河，并攻占了陇海路西半段。这一军事行动把蒋介石在西北的四十万军队全部围困在潼关以西，切断了他们和中国其他地方一切铁路交通联系，使蒋失掉了一旦南京告急时可以迅速调来的援兵。这个惊人之举是刘亲自筹划部署的。
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和以后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尽管没有行动一切都将是空的，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以下这一件事上堪称为大师：他们善于抛弃不重要的方面，而紧紧抓住主要环节。例如，刘伯承离开华北老根据地时，他的后方还留下一些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镇。他不去触动它们已有两年，尽管他的部下经常不赞同他的做法，而主张拔掉那些国民党防守较弱的据点。他向我解释说，留下那些据点对他毫无妨害，而攻打它们则自己也要伤亡，得不偿失。刘渡过黄河后，尽量不恋战，因为他的任务是直插蒋介石的老窝长江流域。他到达那里之后，就要拖住尽可能多的蒋军，以便共军其他部队也可以跟在他的后面渡过黄河，在华中站稳脚跟。这项计划的全部意图是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直捣蒋介石的老窝。
在汉口和南京之间，沿长江有一条山脉叫大别山。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和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的小股游击队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可是他们后来被蒋介石赶跑了，临走时，留下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现在开始准备迎接刘的到来。
刘的任务不是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作战，而是要长驱二百多英里，把部队开到深入长江流域的地方去。他的进攻，既无后续部队的支援，又得不到后方的补给，多少带有空投作战或骑兵孤军深入突袭敌区的性质，但又不仅仅是一次突袭，因为刘打算在他所去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刘渡过黄河后，进行了一连串迷惑敌人的迂回行动。在他先前留下的游击队的向导下，他在徐州以西跨过陇海路，进入防守薄弱的睢县，补充了武器弹药，招募了一些新兵，然后又向西向南进军。除了遭遇一些地方武装外，他一路畅行无阻，飞速前进。
他在一片不见树木庄稼的荒凉地区一连行军好几天，那里整个整个的村庄都被一九三八年的洪水冲没了。然后他进入安徽绿色的山区，跨山进入湖北省，就这样走出了华北的谷子地，进入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田。
刘的部队每到一个城镇，都打开国民党宫家的粮仓，补充自己的军需后，把剩下的粮食救济穷人以收民心。地方武装的枪支，未经任何抵抗都被他们收缴了。贫农、雇农以及想出去见世面的青年踊跃要求参军。刘的部队增加了数千名新兵，继续向南挺进。
国民党的报纸说：“刘伯承部过黄河后陷入重围，现正向南逃审。“刘继续“逃窜”。
刘到了大别山，在那里设立起他的指挥部，但他的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在离汉口六十英里的地方，他的侦察部队和一个团的四川军队遭遇。据说一个共产党士兵喊了一声“打倒蒋介石！，他是否真的喊了这个口号，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蒋军听了就放下武器，向刘投诚了。九月，刘的部队到达长江边上。他派出几批干部化装为普通旅客模样渡江潜入江西。江西是红军十三年前进行著名的长征时离开的省份。这些干部开始在山区发动农民群众。这些农民是因为逃避抓壮丁而弃家上山变成“土匪”的。刘的部队在几天之内用炮火封锁了江面，使中国最重要的水路交通一时中断。
国民党再也不能把这样大规模的进军唤做“逃窜。了。海军被从海上调进了长江，为取得刘的首级而悬赏了几十亿元法币。最后，为了防备刘“逃窜”到首都南京，蒋介石被迫设立华中剿总，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国民党对刘开辟新战场的计划已告成功的这种默认，和共产党想继续把其部队由华北转移到华中来的更远大的意图正相吻合。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刘的部队才远离他们的老根据地，在暂时得不到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艰苦奋战，尽可能多地吸引蒋军。原来共产党在这次打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攻势中还有一支异军突起。
陈毅将军派出一支部队跟在刘的后面，杀出山东，和留在苏北东部沿海的游击队会合。陈、刘两支大军在陇海路上一东一西互相配合，最后把开封、兰封和郑州都包围起来。而这些都是蒋为了保卫南京必须加以固守的城市。
在刘之后，至少又有六位共军高级将领渡过黄河进入华中。他们的部队逐渐连成一片，同时派人去同汉口、南京、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开始准备一九四八年春对蒋发起又一次攻势。
在共产党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那里一片慌乱。
蒋的政权机构顿时从四面八方一齐垮了下来。“共产党已经打到长江流域“的惊呼声过后，一些人开始指责蒋介石。这种众叛亲离之势虽然还不快，还不全面，但却是空前的。当时旅居美国的基督将军冯玉样不但拒绝回国，反而号召他的旧部起来反蒋。从前蒋介右行辕的主任李济深从香港再度鼓动华南起义。天府之国四川省的军阀感到农民不满的压力，也叫嚷要削减由长江水路运给陷于困境的蒋军的大米供应。共产党的钞票第一次在上海的浦东一带出现。在其他地区，共产党钞票的币值猛涨为国民党钞票币值的三、四十倍。在后方，骚乱蜂起。在远离战线的华南，游击队和“土匪”占领了广东省大片地方。农民面临苛捐重税，为了逃避抓壮丁要付三、四百万元法币，他们走投无路，只好上山为“匪”。学生们骚动起来，商人们自愿捐款充当共产党的军费，男女青年纷纷逃往共产党地区。蒋介石为了阻止崩溃之势，在国民党内进行清洗，宣布取缔民主同盟，加强还剩在他身边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北平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下属作战部的一些军官。他提醒国民党员说他们是一个革命党，但一切努力统归无效。现在国民党的组成人员部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对革命己感到厌倦。中国内战就这样到了一个转折点。共产党是如何迎接这个新局面呢？他们立即表明决不妥协，而且抛弃了与蒋介石言和的一切伪装。他们现在的口号是：“必须打倒蒋介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他的军队的目标是推翻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关于这次攻势，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宣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预言会实现吗?这个问题暂且还不能回答。
到山东看了水灾地区情况，又折回河南看了反攻的开始，我确信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于是立即动身穿过华北平原踏上归途，打算回到北平把这事件向外部世界报导。
十二章．独夫和人民之间的对立
五十一．美国共和党和蒋介石
我离开解放区回到南京和上海以后，看到一种现象：由于蒋介石未能迅速打赢战争，他的政府内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南京和上海是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远离农村和前线，感受不到农村的激烈动乱和前方军队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然而，战争的种种麻烦问题，还是在蒋家官僚统治机构内部，造成了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紧张。
不过，表面上一切还是几乎同往常一个样。一九四七年夏天，国民党的将领们和宣传部门的人员宣称华北境内的共军已经基本剿灭，只消进行一些扫尾的战斗。大学教授和胆子较大的一些民主人士，对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激烈抨击。学生们示威游行，要求和平。美国人在进行幕后活动，竭力劝说蒋介石撤换一些不称职的将领，起用美国所瞩目的人选。但是，腐败的风气依然如故，毫无改变，最高当局的内战叫嚣比以前更响：那些无能的将领照旧在前方高踞要职。我刚到中国的时候，一美元可兑换蒋介石的法币七千元，现在涨到了三十万元。贫民露宿街头，每天都有冻死骨。黄包车夫串通一气，夜间在大马路上抢乘客的东西，遭殃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物价飞涨，城市里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人不断增多。而富贵人家却仍然是朱门酒肉臭，奢侈不减当年。
官老爷们坐着价值七千美元的小轿车，招摇过市。经销这些汽车的美国进口商人，坐在美侨俱乐部里，喝着苏格兰威士忌酒，为降临中国的艰难岁月唉声叹气。豪华的饭馆酒楼里，大摆丰盛的宴席。乡下的农民正在吃糠咽菜：而上海那些达官富商，却是吃不尽的山珍海味，骂不完的共产党和蒋介石。他们一餐吃五大碗，什么清蒸桂鱼、金钱鸡、北京烤鸭，应有尽有。他们一边喝着烫热的黄酒，一边对菜肴的鲜美赞不绝口。农村燎原的战火并没有妨碍人们寻欢作乐，百老汇大厦十八层楼上的外国记者俱乐部里，人们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下翩翩起舞，白俄交际花同美国太太们在一起厮混，异口同声地辱骂中国人。战争没有妨碍美军人员在中国名义上享有主权的领土上举行家庭式聚会，也未能制止猖獗的黑市投机。人们照样关起门来赌博，上海每家中国人开的大旅馆里都可以公开吸食鸦片。尽管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但是谁的心里也不踏实。农村的暴风骤雨虽然离得还远，但是南京政府的衙门里已经可以听到它的震响。军事部门的人全都知道，连稍有见识的文职官员也是心里有效的。
华北的大势已去，却对长江流域的公众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和严重的程度。人们对于共产党地区的情况毫无所知，真使我感到吃惊。我对一些外国官员说，共产党已经开始反攻，他们听了直瞪我，以为我是疯了似的。有一个高级军官说，“算了吧，共产党没有什么武器，根本没有能力反攻。“许多观察家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也以为共军渡过黄河只是溃逃，或者不过是袭扰一下。美国《时代》杂志驻南京记者声称，刘伯承将军率部渡过黄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军队没有根据地不能打仗。我说农民正纷纷加入独眼龙刘伯承的军队，反对南京政府。驻南京某使馆的一个外交官说，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一派胡言”。在这伙专门家眼里，只有美国的外交政策了不起，好象它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什么法宝似的，农民算得了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十分顽固不化，他们硬是不愿意了解，中国革命是这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愿意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震动。每当我想给美国军事人员介绍农民起义的情况时，他们就把话岔开，打听八路军的士兵拿多少军饷，穿什么样的制服，奖章的规格和形状，或者问起革命战士阵亡处的出入口两边种的是什么树。他们既然不愿意接触新思想，也就必然只注意那些无关紧耍的事情了。
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害怕被扣上红帽子的。美国国内正在掀起反共浪潮，国会议员一再攻击国务院藏匿“赤色分子”。这种情况使一些识时务的观察家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员，对于蒋介石政府内部腐败、将领无能、众叛亲离等情况，倒还愿意报回国内；但是，对于共产党所占的农村地区进行革命的情况，不是有意迥避，就是含糊其词，报告里总要加上种种保留和贬语。一位美国官员很坦率地对我说：“我可不怨惹这个是非！”另一位说，“你在国外呆久啦，不了解现在国内是什么状况。红帽子满天飞呢。你对我讲的，可能全都是事实，但是我可不愿上报。“写到这里，我也许应该说明一下，我并不想非难我国驻华代表们的业务能力。总的说来他们是正直和有头脑的，是我国能干的驻外工作人员，同我国驻任何地方的人员相比恐怕也毫无逊色。美国的外交官、武官、商人、记者和传教土如实地揭露了蒋政权腐败无能、暴虐专制的情况，值得嘉奖。但是，他们不能毫不受到美国国内思想和信仰不自由的影响。尽管他们还没有象美国国内许多普通公民那样，在最近的大规模检举揭发、捕风捉影、造谣中伤、一片恐怖的浪潮中不断受到迫害，但是，这种情况足以使他们感到惶惶不安，以致有些人再也没有心思去探究中国革命的内部发展情况了。结果，一些人就投国内上司之所好，而不再象过去那样提出自己的观点了。报道中国消息的美国人受到的压力，虽然是间接的，但有时也是够大的。例如，我从共产党地区一出来，就给美国一家全国性杂志投了两篇稿。这两篇东西现已被入本书，用的标题是“锄霸”和“石壁村”。编者买下了这两篇稿子，还来信说：“写得好极了”、“堪称足下最佳作品”。但是在美国国内人为地煽起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该杂志的发行人横加干预，不许刊登这两篇文章，而且还指责我赞同“暴乱行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土曾经写过好几部介绍中国革命的书。一九四九年初，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竟在一份内部通报中诬陷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亲俄的日本间谍组织有联系。这种诬告如此荒诞无知以致美国军方不得不予以撤销。但是，此中的厉害足以吓住胆小怕事之辈。当共军过长江时，纽约某报竟要求联邦调查局对凡是说过中国的赤色分子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记者一律进行调查。这无异是企图用美国秘密警察的幽灵来吓唬那些观察中国局势的人们。这种对美国作家(还有美国外交官和传教士)施加远距离间接恐吓的结果，多少掩盖了中国内战的真相。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由于蒋介石不信任本国人民，而他又需要美援，所以他不敢承认自己在华北所处的劣境。但是，为了获得美援，他又不得不承认某些方面的失败，并为这些失败寻找借口，使他本人及其整个统治集团的威信不致受损害。一切革命和内战的历史都表明，统治阶级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认为祸根并不在自己身上，而把一切归咎于什么外因或其代理人。中国的统治集团也袭用了历史上一切垂危政权的故伎，它自欺期人地想把自己的全部麻烦都归咎于苏联。蒋介石集团的想象力真可谓丰富矣，却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这种作法也使这个官僚集团陷于严重的矛盾之中。首先，蒋的许多将领和主要部长都明白，他们打不赢解放军，并非因为中共得到俄国的什么援助。事实上，有许多将领都认为，蒋介石自己的错误和官府的腐败，才是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仗的原因。他们强烈要求对军队和政府本身进行改革。因此，这些将领们觉得，企图怪罪苏联就是想为官僚机构文过饰非，阻挠改革，从而加强蒋的统治，而他们却正想削弱他的统治。其次蒋的许多部下，并不希望疏远苏联而靠拢美国，而是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第三，凡是到过华北的人，包括外国人在内，都很清楚，那里并没有什么俄国人或者俄国武器，因为华北同西伯利亚边境之间隔着一千多英里的丛林和峻岭，．且不说中间还有蒋介石的部队驻防呢。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硬把它的厄运归咎于苏联，这不但难以使人信服，而且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作法。但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一些国民党官员采取了冒险的方针。首先是政府领导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华北农民起义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将领们的离心离德更使他们惶惶不安；知识分子、学生和破产商人坚决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他们严重的后顾之忧。于是他们大大丧失了自信心，很多人开始怀疑蒋介石能打赢战争。这些官员不再相信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唯有美援才能让他们得救。但他们心里很明白，他们这帮人的贪污腐化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早已臭名远扬，因此，争取美援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反对本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内战，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苏联的斗争联系起来。可是，光在意识形态方面把两者联系起来还是不够的，因此，国民党必须找到一种借口，来指控苏联干涉中国内战，方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借以自保。
但是这种借口却并不好找。当时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马歇尔已经公开说过，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俄国干涉了中国的内战。因此，美国政府显然无意帮助蒋来捏造这样一种借口。但是这时美国却有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主张进行干涉，他们认为蒋的困境正好符合他们自己大做文章的需要，所以就赶紧出来帮蒋介石的忙。
这时美国对华干涉派的主要台柱有：在中国出生的亨利·卢斯为首的“时代—生活—幸福”杂志出版集团、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共和党的某些头面人物，以及名气不如他们显赫的人物，如众议员周以德、魏德迈将军和陈纳德将军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蒲立特，此人曾任驻莫斯科和巴黎的大使，是共和党对外政策重要发言人，也是亨利·卢斯的至交。
蒲立特和卢斯屡屡表示钦佩蒋介石，托马斯·杜威州长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也表示同情蒋介石政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当然都是受了反共情绪的支配。但是，共和党和中国独裁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利益一致，这一点也是起了作用的。蒋介石必须找到一头替罪羊来推卸失败的责任。唯一能当替罪羊的只有俄国人，唯一能有俄国人的地方就是满洲。共和党则面临总统选举，它非得把杜鲁门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在国内外都搞臭不可。蒋介石的失利，为共和党头面人物提供了口实，使他们可以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归罪于罗斯福总统，因为他在雅尔塔同斯大林搞了一笔交易，让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参加对日作战。由于蒋没有能打开华北平原的通道，他的战略失败了。然而蒋的宣传部门人员还是继续谎报在华北地区打了胜仗，而对满洲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宣传手法。于是记者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本来满洲的局势已经够糟糕，政府却故意把它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坏。他们向记者们透露种种“权威方面”的内部消息，包括虚构的战斗失利和满洲即将弃守等等。这类新闻听起来煞有介事，可就是一点也不可靠。
大多数外国记者已经看出，这一整套宣传的目的是要把满洲描绘为中国内战的中心战场和唯一重要的战场，以便把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俄国人。然而这些驻华记者却无法向美国公众揭穿远东局势的真相。
等到杜威州长、范登堡参议员以及艾尔弗雷德·兰登等一帮共和党头面人物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援助蒋介石时，情况就更其如此了。当时鼓吹援蒋的还有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杂志，这两家杂志常常把自家记者发回的报导丢在一边不用，却特派蒲立特去中国采访。这时，所有拒绝为蒋介石撑腰的人都受到抵毁，非难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汇成了喧嚣一时的大合唱。乔治·马歇尔由于没给蒋帮忙而遭到恶意中伤。生前鄙视蒋介石的史迪成将军被骂成是没有头脑的自由主义分子，罗斯福总统更是备受非议，说他把美国的切身利益“出卖”给苏联。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蒲立特以《生活》杂志记者身份来到中国。这位前大使先生在中国几个城市转了一圈，很快就返回美国，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二页的文章，标题是《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见闻》。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篇报道，还不如说是鼓吹美国进行公开而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援助蒋介石，“使中国免于落入斯大林之手”。文章还宣称，应当由麦克阿瑟将军掌管援蒋事宜，他的时间应该一半用于中国，一半用于日本。
为了大肄宣扬这篇文革，卢斯在美国全国各地十来家报纸上登了整版篇幅的广告。中国政府发言人也对蒲立特的主张大加捧场。因此，这篇文章对中国内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蒲立特的论点很简单。“历史上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比得上蒋介石这个人的“远见和明智”。他的唯一雄心壮志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用和平方式建立民主制度，使他们古老的文明实现现代化“。要不是被人在雅尔塔“出卖”给斯大林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成其大业的。雅尔塔的叛卖，使俄国得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以至它的“独立”。因此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保卫蒋介石免受苏联的侵犯，并且把所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部赶出中国，一个也不剩。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花费并不大，美国纳税人只需拿出区区十亿美元而已。蒲立特的文章在中国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应。首先，他所提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的主张，伤害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其次，他对蒋介石的颂扬伤害了人们渴望民主的情绪。第三，他建议美国继续援华，直到把所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消灭得一个也不剩，这种主张违背了中国中间派的和平愿望。最后，他认为只要送十亿美元给国民党政府就可以决定中国内战的结局，这种观点是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民都无法接受的。
蒲立待文章中所摆的具体情况也并不准确。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满州，竟宣称华北的共军无非是游击队而已。然而，明摆着的事实是，国共双方在关内华北和华中地区部署的正规部队，都比在关外的满洲地区多。换句话说，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是在既没有俄国人、也同俄国人没有接触的地区组织起来的，并在这些地区打败蒋介石的。蒲立特说，蒋介石之所以节节败退主要是吃了雅尔塔协定的亏，却根本不提这样一个事实；魏德迈将军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劝告过蒋介石不要进入满洲，而在一九四七年又私下表示，蒋在关外的局面是毫无希望的。简言之，蒲立待所鼓吹的方案是以错误的设想开始，以站不住的结论收尾的。以后我还会有机会说明，美国干涉派的所作所为怎样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但是必须承认，关于苏联干涉中国内战的源源不断的谣言，确实一度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倒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国外。首先，由于反俄宣传甚嚣尘上，使得记者无法指明蒋介石连连吃败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其次，经过这么一再渲染，满洲的重要性被过于夸大了，以至于完全抹煞了农民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后，这些谣言连我们这些身在中国的人也给蒙骗了，使我们也不由得想了解究竟俄国人真的给了中共多少帮助。于是我决定亲身去满洲观察一番。
五十二．满洲遭到劫掠
我刚到满洲，就遇到了一位西方的情报官员。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这是我在中国东北之行所听到的唯一的趣闻。这件事在满洲的外交人士中广为流传，饶有趣味，因为它集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官员当时使用了什么手段来证明关外的中共部队里有俄国士兵参加作战。
事情是这样的：在苏联红军撤离满洲时，一个掉队的俄国兵同部队失去了联系，给蒋介石的军队抓了起来。我的朋友，那位外国情报官—听到这个消息，就设法前去采访，同这个俄国兵进行了长谈。
这个兵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承认他被国民党收容后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使他莫明其妙。他对这位外国人说，“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中国人要照那么多的相呢？有一天，他们硬叫我站在战壕里，给了我一支冲锋枪，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我照了十几张相。第二天，他们让我穿上中国军服，给了我一支步枪，又给我照了十几个镜头。有时候，他们还叫一些俄国平民躺在地上照相。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外国人听了俄国兵的叙述，也不明白此中的奥妙，便记在心里，以便将来弄清。过了些时候，驻东北的蒋介石军队代表给了他一套照片，据说拍的是在国共两军一次交战中击毙的苏联人。他一看，在这些所谓阵亡的军人中，有一些是他本人认识的白俄平民。他正想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人家又给他看了一张照片原来就是他以前与之谈过话的那个俄国兵。照片今那个俄国兵手持冲锋枪站在这里，与前进的情况一模一样。还有其他一些镜头，照的是他身穿中共军服，拿着中国步枪。国民党官员煞费苦心地解释说，这些照片是几天前才从这个士兵尸体的衣袋里找出来的。
他们带着爱国的义愤说：“这是一个俄国人！”
这位外国人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我知道，前两天找还同他谈过话呢“他们这才罢休，不再硬要这位西方人相信，满洲的中共部队里有俄国人参加作战。然而，美国干涉派的某些人和为数不多的一些蒋介石官员仍继续企图使外界相信，共产党得势主要是因为俄国干预了中国内战。此辈老是宣传俄国插手中国内战，其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满洲的军事形势。一九四七年初以来，蒋在东北就一直处于守势。共军控制了满洲十分之九的地区，三分之二的铁路，绝大部分的大豆和高梁产地和几乎所有的木材。而没有木材就无法修复铁路。最重要的是，满洲人民虽然开始还有些勉强，但后来渐渐越来越拥护中共。蒋介石只控制大城市和工业。但是，这里的工业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经过俄国人洗劫后，即使还有什么机器残存下来，蒋介石也没有能力把它们开动起来。关外的这种严重不利局面，对关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已经断定，他们单靠自己是不可能在满洲打败共产党了。他们既没有战胜共产党人的力量，也对怨气冲天的满洲人的忠诚不抱什么幻想。于是他们就挖空心思发动一场宣传战，想使本国老百姓和外界都相信，历史上的匈奴、蒙古和鞑靼等蛮族又卷土重来了，这就是苏联。在这场宣传战中，美国的干涉派自然是很得力的盟友。
然而，没有一个中立的观察家相信俄国进行了这种干涉。我在华北共产党地区逗留了好几个月，也没见到过这方面的证据。我在满洲也没有见闻到多少证据。中国共产党人将来显然会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要说俄国在中国内战中给了中共什么帮助的话，充其量也许是让其所缴获的一部分日本武器落入八路军的手里。但是，在日本人投降的时候，蒋介石所收缴的武器，比共产党所拿到的要多得多。此外，可能是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时俄国人用一些卡车与共军交换满洲的物产。但是，共军所缴获的美国车辆，可要比俄国人给他们的多得多。因此，想把蒋介石的失败归咎于罗斯福和俄国人是办不到的。那么，到底为什么共产党在满洲节节胜利，而蒋介石却连连败退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先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满洲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丢下满洲人民不管他们死活，而且在关内镇压一切爱国示威查禁一切抗日书报，甚至还禁唱中国最流行的、纪念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的《义勇军进行曲》。因此他就为许多满洲人所唾弃。
尽管中国的统治者把满洲人丢下不管，但是有一些比较勇敢的满洲人开始组织起抗日队伍，号称东北义勇军。即使在各国纷纷承认日本对满洲国所拥有的权利，获介石也默认日本统治满洲的那些岁月里，这些小股游击队也一直在同日本人作战。游击队的领导人大部分都牺牲了，最后这些游击队只剩下人数很少的小部队坚持斗争。
然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赶走日本人的时候，东北义勇军又重新出现，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当俄国人占领铁路线和大城市的时候，义勇军接管了农村地区，缴获了一部分日军武器。与此同时，在南满作战的几支八路军正规部队向北挺进，同义勇军会合。不久以后，关内的八路军挥戈北上，关外各支部队进行了合编。共产党在当地的正规军人数最初可能只有五万。
在此期间，美国用军舰和飞机把近二十万蒋军赶运到满洲。蒋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大可象共产党人那样去同义勇军联系，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可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去找那些给日本人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地主，把他们组成武装的队伍，去打义勇军和共产党。换句话说，国民党出于其半封建的本性，同满洲人民深恶痛绝的分子联合了起来，从而奠定了一场阶级战争的基础。这就给共产党人赢得满洲农村创造了机会，他们以前正是这样赢得华北农村的。说也奇怪，俄国人这时候帮的是蒋介石而不是中共。一方面义勇军和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苏联红军却让蒋介石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式要求苏军在满洲比原定计划多呆一些时候，使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把部队运来。于是俄国人和美国都帮了蒋介石的忙。后来俄国人撤离哈尔滨和北满其它城市时，还应蒋的要求，带走了他委派管理这些城市的所有官员。这就搭救了这批官员，使他们没落到满洲人民手里，并且把他们平平安安地送还给蒋。蒋介石如此既依靠俄国、又依靠美国，也就无异承认，他离开了外国的武装援助，就不能控制满洲。俄国人撤走的时侯，蒋介石已经有美械装备的五个军在南满，他们向北大举进攻，在四平街受到阻击，进行了一场血战，最后总算进了长春城。这时，根据马歇尔停战协定的规定，蒋军停止了推进。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有意搞臭马歇尔和杜鲁门政府的人，认为就是由于这个停战协定才使蒋未能征服满洲。但是，难道可以设想，战线已经拉得很长的蒋军，还能继续向前推进数百英里去占领靠近苏联边境的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吗?即使假设蒋军居然做到这一点，必然也将以惨败告终。因为那样一来，蒋军的供应线就会拉得更长，而当时他连南满的那一段供应线也颇难维持。姑且不论蒋介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把满洲人民丢下不管，姑且不论他所联合的是汉奸地主而不是义勇军，也不论俄国人让他的官员接收各大城市—姑且撇开这一切不管，而且还假设俄国人确实在满洲帮助了共产党入。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蒋介石在东北失败的原因，是同俄国的插手毫无关系的。
请蒲立特以及共和党领导人和某些民主党议员好好想一想：台湾是中国本部以外的另一个地区，日本人在那里惨淡经营了多年，国民党在满洲也建立了一套军事、经济和政治体系，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独裁政权完全不能建设国家，而只能把国家毁掉。
一九四七年夏，正当某些人叫嚷什么满洲被出卖给斯大林的时候，国民党可以炫耀自己在东北取得了以下三大成就：一、它已经把美国所训练和装备的七个军的兵力至少断送了一半，并且还大大削弱了剩下部队的战斗力。
二、它继俄国人的洗劫之后，进一步把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强大的工农业经济破坏殆尽三、它丧失了许多满洲人的好感，这些满洲人并未象台湾人那样起来造蒋介石的反，而是倒向共产党那边去了。
国民党军队经过满洲内战的严重消耗，已经减员到同共军的人数相等。他们不是中国旧式的杂牌军，而是蒋介石历来最精锐的部队，肯定也是中国历史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他们体现了史迪成将军在一九四二年凄然撤离缅甸时所憧憬的最高理想。当时由于不能把美国的武器装备空运到中国来，所以史迪威决定把中国士兵空运到印度去，用存在那里的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编成一支部队，举行反攻，夺回缅甸。他实现了装备中国军队的计划。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他所训练的这支部队不会在抗战期间用来打日本，却会在抗战结束后用来打中共。他为此而反对蒋介石，结果斗争失败，回美国后郁郁而死。既然史迪威将军生前就看出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因此无权再统治中国，那么，要是他能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满洲每况愈下，从政治上说他可能会感到高兴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如果他亲眼看到，这些久经疆场的作战部队竟然降低到宪兵队或城防部队的水平，一定会感到伤心的。国民党军队不但实力每况愈下，士气也一路不振。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和孙立人将军之间发生了争吵。孙是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当年在缅甸作战的时候，杜未按照美国人的命令发动进攻，所以美国人就一直不喜欢他。他们给孙撑腰，想方设法要把杜搞掉。最后终于以杜、孙二人双双解职了事。将帅易人并没有能使情况有什么起色。任人唯亲和贿赂成风已经败坏了先前以纪律严明著称的部队的素质。我认识一个上校，他本来有希望当团长，但是由于没钱为此孝敬上司，结果只好靠边站。他负责一个团的运输队，不得不把全部汽油的七分之一留给军需仓库主任，他的顶头上司还要再拿走七分之一以饱私囊。为了不使他的汽车停驶，他只好把润滑油脂拿到黑市出卖，然后再买进汽油。吃空饷的风气，当年在印度的时候，曾给美国人杜绝了，后来却又死灰复燃。结果，当一个师投入战斗时，兵员往往只有原定编制的百分之六十。更糟糕的是，军饷经常拖欠不发，结果士兵只好靠任意抢老百姓的东西捞点外快。由于最高统帅部一味防御的变态心理，部队都留驻在城市里，军官们早已厌倦艰苦的戎马生活，现在无所事事，便沉溺于女色，借以消愁解闷。蒋军军官们金屋藏娇，逼良为娟，就这样糟蹋了一批本应遣送回国的日本妇女。不光可以在城里看到日本女郎同国民党军官鬼混，还可以在军运列车上看到她们给中尉、上尉们作伴。这些女郎站在货车车厢的门口，穿着东洋和服，里面显然是一丝不挂。对于风尘仆仆的军官们来说，这些女郎团可增添乐趣，可是她们究竞能对打败共产党作出什么贡献，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东北蒋军实力和士气每况愈下的情况，与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日益壮大的光景，形成奇妙的对照。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车间，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把国民党部队源源运到东北。共产党却须穿过长城的关隘长途行军，那时他们只有一些零散的部队，总计四、五万人。到了一九四七年，共军的兵力已经发展到近三十万人，其中至少有十二万人组成了六个纵队的主力部队，每个纵队有三个师。我当时曾写到，显然，“共军最后一定会把蒋军赶出满洲或就地歼灭“。在国民党的手里，美国给他们运来的军队很快被消耗了，而日本人给他们留下的强大的满洲经济，更是被他们破坏殆尽。当时，蒋军控制了整个东北工业的百分之八十，但只有百分之十开工。当然大部分可以归咎于俄国的劫掠，一部分可以归咎于战争，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我在满洲各地看到了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但是在这里我只想谈一下当时抚顺煤矿的情形。抚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日本人把这一地区建成了一个小匹兹堡，生产页岩油、煤气、石蜡、汽油、焦炭、沥青、高碳钢、水泥等产品的各种辅助工业一应俱全，还有多种小型工业。日本人时代，这里煤的日产量最高曾达到两万吨。俄国人接管后，最高曾达五千吨，但现在已降到不足两千吨。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干扰。他们抓走了一万名工人及—万八干名民夫去构筑防御工事，既不给饭吃也不发工资。
我离开满洲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蒋介石不把他的部队撤回关内，就难逃一场可怕的灾难。当时我就是这样写的，并且还列举了前面提到的许多事实。可是我发回去的稿子，在美国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在这期间，美国主张进行干涉的人却继续宣传蒋介石在满洲的局面可以挽回。蒋之所以死守无法保住的阵地，这些人的支持可能就是原因之一。所以，那些想给他帮忙的人恰恰促成了他在军事上的自杀．蒋在满洲的败局明明是无法挽回的。魏德迈将军早就告诫他不要到那里去。从总的战略观点来看，蒋在满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能抢占华北平原，把他的首都以及主要供应基地同东北联接起来。他的各条战线没有连成一片。他的处境很象当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将冯.伦斯泰德那样。这位德国将军要求撤出诺曼底，但希特勒拒不同意。蒋的将领们也想撤出满洲，美国顾问也叫他撤，魏德迈说拖下去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蒋硬是不听。然而蒋介石在满洲的失败，远不只是一个战略失当问题，还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中国革命的复杂进程中，他的军心日益涣散。他的士兵都是从南方农村抓丁运到关外去的，那些当兵的、甚至连当官的都感到他们是身处异乡，思想感情同当地人民格格不入。他们不会看不到身材高大的满洲人仇恨的眼神，象无数尖刀似的怒对他们。一种愤恨而又沮丧的情绪在士兵们的心里燃烧，随即他们又感到内疚。随着农村地区被共军逐步占领，蒋军士兵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失去了同其社会基础的联系。士兵们在心理上感到极度迷茫。他们越是远离乡土，就越变得象一只离开地面的气球，越升越高，直到它内部的压力使它爆破为止。蒋军从满洲一个个村庄撤走时，其内部压力也逐步增大，离爆炸点已经不远了。我坐火车从沈阳前往北平途中，看到了蒋军已经失去内在自信心的一个鲜明的写照。火车到达一个站时，一位中国骑兵部队的将官走进了我所在的车厢，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对他点了点头，但没有显示我会说汉语。不多一会儿，又有一位步兵上校进来，同这个素不相识的将官聊了起来。两位军官先说了不少含蓄的话来试探对方对战争的看法。将官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批评的话，上校就添油加醋地把话说得稍重一些，接着将官就发表了更加尖酸刻薄的评论。两人很快就同声指责作战的指挥无方来了。将军说：“就是骑兵指挥官，骑兵可以用来进行侦察、巡逻和冲锋，可是却让我去守卫铁路，我可怎么个守法呢?农民们跑来把铁轨扒走，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东北人，难道要我向东北老乡开火？我请示上级，可是得不到指示。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该怎么打这个仗。我常纳闷我们现在干嘛要打仗。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森林、河山整整十四年，可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自相残杀起来了。“‘上校点了点头。谈话停了片刻。火车快到山海关了，这里是长城与海衔接的地方。上校往窗外看了看，然后回过头来说：“唉！我觉得八路军他们根本不需要夺取长春和沈阳，他们只要占领周围的农村，组织起民兵，然后南下到山海关这里，切断咱闷的退路就行了。我不晓得上级如何着想。咱们应该离开这里，否则干脆别打了。“上校的语调十分沮丧．将军的模样也十分凄然，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们俩一齐看着我。将军问这“这么说，你懂中国话罗?“我点了点头。“没有办法啊，”他说，“真是没有办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