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将军确实说得对，没有办法。在满洲土地上的蒋军士兵不想再打下去了。他们开始同满洲人民来往，接着又同八路军来往。这就使蒋介石死守满洲的梦想破灭，他对关外领土的控制渐渐削弱，最后终于完全崩溃了。
与此同时，在关内，在遥远的南方，在离苏联边境很远的地方，中国的独裁者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中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这个统治他们二十二年之久的暴君了。
五十三．失乐园：台湾大屠杀
当我从满洲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国民党已经半公开地向它本国人民宣战。席卷全国的反内战、反美国干涉和反独裁的示威游行进到直接的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的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被殴打，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还有不少人挨了刺刀，吃了子弹，惨遭杀害。干这些勾当的时候，多半用的是剿匪、控捕间谍或共产党特务等名义。但是受害者人数之多、声望之高，使广大群众无法接受这些诬陷不实之词。一阵阵激愤的批评声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平息民愤，政府有时只好承认许多受害者并非共产党，而只是一些受了外国异端邪说的影响而误入歧途青年。蒋介石说，为了拯救中国，为了肃清这些异端邪说的影响，人民必遵守须圣贤之道，接受政府对他们的改造。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间，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岛上，以实验室的规模对人民试行了这种“改造”。其结果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那里既受不到俄国人的影响，中共也插不上手，甚至内战也没有波及到那里。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军队杀害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台湾人，却几乎末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敢于仗义执言的《密勒氏评论报》美籍编辑约翰·鲍威尔去该岛采访，如实报道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后，这个事件才透露出来。尽管国民党报刊破口大骂鲍威尔“小题大作”，但是我却发现实际情况比鲍威尔所报导的还要严重。要理解台湾惨案的实质，就需要了解其发生背景。这个长椭圆形的岛屿，面积同荷兰差不多，离中国大陆海岸有一百英里，堪称东方最引人人胜的地方之一。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景色瑰丽多彩，美不胜收，简直可同整个美国媲美。全岛有三分之二是丘陵，有七十七座高达一万英尺的山峰。有些山峰保持着迷人的原始风光，海拔七千英尺的陡崖峭壁巍然屹立，直插环绕全岛的太平洋万顷碧波之中。雨季一到，山洪呼啸奔泻而下，提供了重要的水电资源。山峦低处的坡地披盖着难以穿行的热带丛林，低平处是精耕细作的农田，整个农村象是一个黄绿相映的大花园，稻田、农舍、繁忙的道路和蜿蜒的溪流交织其间。岛屿四周海滨点缀着无数的沙摊，是理想的日光浴和游泳场所。气候暖和，温差不大，即使在最炎热的季节，也有习习海风吹来，有时也刮起一阵飓风，使得岛上顿时凉爽宜人。台湾人民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遍地盛产鱼、米和水果。更有那万紫千红的鲜花朵朵，点缀着山坡、水田，佩戴在秀丽的台湾中国妇女头上，为这个天然乐园锦上添花。台湾的历史是很不平静的。据史书记载，中国人在公元六O五年第一次远征该岛。后来满洲人征服中国的时候，离乡背井的明朝遗民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把土著的部落居民赶进了深山。有一个时期，台湾成了海盗啸聚之所。海盗从岛上的老巢出发，在中国沿海一带杀人越货。岛的周围有危险的暗礁，西方世界船舶在此触礁遇难，数以百计，它们也成为海盗掠夺的对象。遇难船上的人员一般都遭到杀害。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占领过路上的部分地区。最后，到了一八九五年，昏庸无能的清廷签订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花了七年时间才平定了全岛。但是局势一定，他们就发展交通，改善公共卫生，扩大商品流通，规划农业，以提高人民生活。他们消弥匪患，兴修铁路，保证行旅安全，为台湾人建立了一套严厉的法制，但是却没有给他们多少社会或政治自由。由于最后这一条，由于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出于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比祖国人民更高，由于他们已经风闻大西洋宪章、民主和蒋介石夫人的新生活运动，因此一九四五年秋中国军队进驻台湾时，当地居民一片欢腾，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列队到火车站和码头上去欢迎他们的“解放者”。但是他们的喜悦心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而且是被比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人所征服。
蒋军士兵到市场货摊上拿东西不给钱，夜里拦路抢劫老百姓，下乡打家劫舍时甚至还杀人灭口。于是，在日本统治时期盗贼绝迹的村镇城乡，不得不纷纷成立保卫地方的组织。
蒋的文职官员来接替军队管理地方以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接收大员们没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财产，把其中大部分拿到黑市出售，以饱私囊，或索性把东西运回大陆，送到自己家里。把日本人的财产收拾完后，蒋的官员们很快又打起台湾人财产的主意来了。
在接收一个工厂的时候，蒋的宪兵总要问三个问题：“现款有多少？“有汽车吗？”“有洋楼吗？”台湾籍职员陆续被辞退，由国民党带来的人接替。尽管岛上的技术人员几乎同全中国的技术人员加在一起一样多，但是当地的技术人员大部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了饭碗，被迫去给国民党的小官僚们当厨师、文书或低三下四的仆役。例如：有一个制药厂的厂长被解职，由一个中国官员的亲戚接任，此人原来是在上海一家药房打杂的小伙计；渔业技术人员被辞退，当了佣人和听差；台北煤气公司的经理不得不去一家洋行当职员。这种做法，加上中国人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和美国空袭遗留的影响，使台湾的工业失去了元气，一撅不振，就象屠宰场里尖刀已经插到心窝的一头肥猪一样。大陆人不但把台湾人撵出工商业，而且也把他们撵出政府。甚至连大小办事人员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在国气党里有靠山的人。由台湾人担任的最高政府职务是教育厅副厅长，此人后来也惨遭杀害。
蒋的接收大员一手垄断政府，一手垄断工商业，这是使他们得以大发横财的绝妙方法。人们不给贿赂就很难领到开店经商的营业执照。
敲诈勒索的大陆人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和蒋政府的保护。嘉义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对一个受贿的中国专卖局长提出公诉，但是在开庭以前政府插手干预，硬说证据不足。一位敢说敢当的台湾法官对政府提出异议说：“你们可以砍我的脑袋，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干预法律。“结果，受到控告的中国官员被送回大陆，逍遥法外，那位法官后来却丢了性命。
蒋的官僚们采用大陆上的做法，很快就对从茶叶到肥料的大部分商业部门实行政府专卖，把台湾人挤走，为私下纳贿大开方便之门。
在这些接受大员的种种打击下，台湾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搞得一塌糊涂。美军初到台湾时，台币一元值美金一角，一直稳定了六个月。但是，大陆人没有让台币维持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上，而是把它同他们自己滥印的钞票挂钩，结果使台币一元贬值为美金一厘。用岛上的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来说，这是“对台湾人民犯罪“，他们蓄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盘剥岛上的居民，也是为了造成一种不断波动的汇兑率，惜以搞各种投机倒把的勾当。蒋的官员敛财的做法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每吨五点二六美元的价格把煤卖给台湾的国营燃料委员会后来这批煤却在黑市上出现，售价每吨一百三十美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十二万吨肥料运到台湾交给蒋的官员，每磅作价八元台币。买肥料的钱是由美国纳税人负担的。这些肥料本来应该发给陷入困境的农民，但是却并没有径直送到他们手里，而是出现在黑市上，售价每磅一百六十元台币。这种盘剥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过去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劳动阶级平均每月工资一百元台币，还能吃得上鱼、蛋和一点油。到了一九四七年，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原先的二十五元台币。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花在吃饭上面；他们买不起衣服，很快既象农民一样打赤脚了。中产阶级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靠薪水无法维持生活，先是变卖家当，等到积蓄全部花光后，有些人就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妓院，让自己的儿子去街上卖烟卷。在日本统治时期，孩子们都上学。大陆人说：“那是强制教育；现在你们可自由了。“台湾人回答说，可以自由当叫化子了。国民党对台湾粮食的掠夺达到了犯罪的、甚至是逼死人的地步。前面说过，岛上的粮食本来是自给有余的。稻田的产量非常之高，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让大片农田休耕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粮食仍然够吃。过去日本人总是要等到全部庄稼收割完毕，可以决定公平合理的田赋以后，才把大米运出该岛。现在中国人却任意规定实物田赋，结果使歉收的农民纳粮以后家里剩不下多少大米。尤为恶劣的是，在农民送粮去税站的时候，沿路的驻军哨所不挤到点油水就不放行。结果，农民到达税站的时候，所剩的大米就不够数了。不单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且人民的健康水平也下降了。在蒋政权到来以前，岛上有十五年以上没有发生过一例天花。一九四七年却发生了四千一百九十三例，五个月内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七。出于日本人实行十分严格的检疫制度，一九二O年后，岛上就没有发生过霍乱。但是由于大陆人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大搞走私，结果把霍乱也带回岛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再向台湾医务当局提出交涉，要求制止走私，恢复霍乱防疫制度。蒋的医官回答说，走私难以制止，因为走私者都有武装。当时岛上有四万名土兵，后来就用他们来镇压台湾人民，但是当时他们却居然不能制止少数武装走私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六年发生严重的霍乱疫情就毫不奇怪了。台湾南部的疫情特别严重，死亡率很快就上升到百分之八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它的医生和护士全部派往疫区，想消除各种混乱现象，按隔离医院搞得象样一点。当时在霍乱医院里了作的只有一名中国医生和五名护士。但是就在附近的一所省立医院里，虽然只有十五个病人，却有十四名中国医生和二十名护士。这些医护人员都拒绝转到霍乱病院去工作。疫情日益恶化，甚至有病人死在烧火间和医院后面的柴草房里。除此以外还遇到了其它困难。霍乱这种病常引起血液失水，病人血管曲张，血液越来越浓，直到血管迸裂，心脏衰竭。通常治疗霍乱的办法是静脉注射任求氏溶液盐水针。这种溶液制起来非常简单。即使制不了这种溶液，用热水溶剂代替也可以顶点儿用。但是，正当霍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医官却下令节约使用这些溶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这只能断送那些本来可以救活的病人的性命。不料竟有一个官员回答说：“这些霍乱病人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穷人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医生气得流出了眼泪，跟他顶了起来，他冲着这个官员说：“你阔，你重要！我要祈求上帝让你自己也得霍乱。“我在台湾的时候，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说，大约有一千名麻疯病人散居全岛，无人管理。以前他们都关在政府管理的麻疯病人隔离区，经费由日本人拨给。但是蒋政权来到以后，不发经费，于是就把他们送回了家，好象这一切倒行逆施都还不够似的，医生开业执照竟然可以用钱买，每张执照售价三十万元台币。
不单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情况不断恶化，而且教育质量和道德风尚也日益败坏。国民党人进岛的时候，发动了坚决取缔日语的运动。当时老百姓对学中国普通话异常积极，因为据说学会了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感到自己其实只是殖民地人民，不管怎样努力学习，也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中国公民。
在学校里，头半年的时间国民党的教员除了汉语和国民党的党义以外什么也不教。算术、科学知识等等全被置之不顾。国民党的教员对台湾人说要教他们标准国语，但是在一个为台湾教员举办的训练班里，五位中国教授各说一种不同的方言，那些可拎的台湾人搞不消究竟谁讲的是国语。
更糟糕的是，语言也被用作镇压和控制的工具。国民党教员叫大陆籍女生暗中监视台湾籍女生揭发偷讲日语的人。岛上的女孩子本来例挺愿意学普通话，但是这种禁令却激起了她们的反抗精神，她们硬是讲起日语和台湾方言来了，借以表示对大陆人的不满。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考试作弊原来都被看作是极严重的过失。谁要是作弊给抓住，马上就开除出校。在台湾一所中学里，有一名大陆籍男生作弊给抓住了，在全体学生要求下学校把他开除了，但是这个男生的爸爸是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官员，不但让儿子复了学，而且还迫使校长赔礼道歉。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台湾籍学生很快自己也都大肆作弊起来。学生贿赂老师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蒋的这帮误人子弟的教员到来以前，岛上几乎没有这种陋习。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每逢考试前夕，学生都用红纸包了钞票，上面写些应景的吉利话，给老师送去。不这样孝敬老师的学生，非得学业出众才能拿到哪怕是及格的分数。
蒋介石的官员不但把贪污、诈骗和霍乱带到了台湾来，而且还把早已在岛上失传的中国封建习俗带了来。纳妾的陋俗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基本绝迹，现在又在岛上流行起来。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姑娘认为给人当二房或三房姨太太是丢人的，但现在由于无以为生，许多人把这当作最好的出路。
大陆人对待台湾姑娘是十分心毒手辣的。例如，有七个年轻的大陆官员凑钱买了个戒指，由其中一个家伙出面去向一位台湾姑娘求婚。在征得女方家长同意后，这个官员就与这位姑娘结婚，把她接回家来，欢度了一个新婚之夜。第二天晚上换了另一个男人到姑娘的床上来唾，第三天晚上又换了一个。姑姑被逼得逃跑了。许多嫁给大陆人的台湾姑娘，等到大陆上的元配太大一到，才发现自己原来只是“小老婆”。
就象吃了慢性毒药似的，台湾人自己也腐化堕落，变得同大陆来的统治者不相上下了。纳妾和卖淫之风四处蔓延。道德沦丧到了新的低点。台湾人看到这种风气，悲叹说：“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堕落得同那些大陆猪仔一个样了。
笔者极力避免在谈论独裁政权的所作所为时带上主观的色彩，但是不能不指出，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人类的犯罪。
蒋介石的官员对台湾的剥削，不但使他们自己而且也使他们整个国家名誉扫地。“中国”一词变成了既可恨又荒谬的同义语。不管什么事出了毛病，台湾人就说；“中国就是这样嘛。”这个词概括了一大堆坏现象，如娶两个老婆，醉生梦死，办事先要钱，搞裙带风等等。这也就是美国人所讲的“一团糟”的意思。自来水笔、电灯和电话出了毛病，就骂中国，就连山里的土著部落居民也把年久失修的山路叫作“三民主义路”。
台湾人开始时用好言规劝蒋的官员改变作风，但是不起作用。于是他们就采取讽刺的办法。他们在墙上贴出宣传画，画上有一条狗(代表日本人)从岛上逃跑，有一只猪(代表国民党人)进来。宣传回上写道：“狗还能保护人，猪却只会吃和睡。”这对中国官僚不发生什么作用，但是台湾人感到出了口气。
台湾人在日本统治的五十一年期间不得参与政务，所以他们不太知道怎样同精通权术的中国政客进行斗争。起先他们只是少数人聚在一起，议论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商量他们自己该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武器，大家一筹莫展。后来认为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笔杆子，于是就办报纸杂志，发表文章鼓吹民主和自治。接着就公开批评政府腐败、贪污和专制。后来，那些抨击政府的人大多以“共党歹徒”的罪名不是被捕就是被杀。
起先并没有什么台湾人想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蒋政权，人们只是希望那些官员改变作风。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这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有所动作的。一九四六年九月，由于岛上大米被外运，物价飞涨，所有的城市里都出现买大米的长龙。台湾人一天比一天消瘦。他们越来越穷困，心头的怒火也越来越升高，很快就有一种主张不径而走：大家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收割稻谷后抗粮，发动全岛人民起来斗争，反抗国民党，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迫使蒋介石的官员改弦更张。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没有准备把斗争的时间提早。但是情况发展得太快，本来可能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却在无人领导、完全自发的情况下爆发起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成为台湾起义导火线的事件本身是根本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件小事却终于使岛上的老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台湾人对国民党最为不满的事情之一就是专卖制度，国民党利用专卖制控制了岛上的全部商业。专卖局的警察，以取缔私卖烟卷为名，开始追打沿街叫卖的孩子，抢走他们的烟卷。二月二十七日晚，首府台北有位卖烟卷的老妇抗拒一个警察拿走她的烟卷而被枪杀。当晚就有一千名台湾人到警察局示威，要求惩凶。但是他们的要求根本没有得到满足。次日，有五千人由同意为他们作证的西方商人陪同，到专卖局示威，抗议警察开枪杀人。他们派代表进入办公楼，其余群众都站在门外等侯。这时屋顶上的士兵朝人群开火，第一排枪就打伤了八名台湾人。群众惊散以后怒不可遏，到处找大陆人算帐。他们一见小轿车就截，一见衣冠楚楚的大陆人就拦，拿走他们身上的钞票，当众焚烧。当时群众根本没有想将来怎么办，而是一心想破坏，想把他们认为是大陆官员从他们身上榨取的财富毁掉。
这时候，有一批学生到车站，想搭火车南下，但被铁路警察抓了起来，受到殴打，有的给打死了。接着有四千名被激怒的群众到铁路局示威，就在美国领事馆完全看得见的地方遭到宪兵枪击。
台北人民哗然，他们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只有几个位居要冲的政府机关除外。事态的发展吓坏了行政长官陈仪。他通过广播答应惩办开枪射击的肇事者，并满足人民的改革要求。于是全市局势就平静下来，学生和商人组织起来在街上巡逻，维持秩序。从那时起，直到蒋介石的军队开到为止，全市一直太平无事。
三月一日，台北市议会成立委员会来处理这一事件。大家很快就一致认为光就事论事地处理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坚决要求解决人民所有的疾苦。
因此，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以后，这个委员会给陈仪行政长官送去了一份开列各项要求的清单，其中包括按照乔治·马歇尔在华期间，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宪法所保证的那样实行自治、真正民主和真正自由。陈仪把文件退了回来，托词文件未按公文格式，措词也不当，必须更新改写。显而易见，他是在拖延时间。这只能意味着正在从大陆调军队来岛。
台湾人认识到自己力量太弱，无法抵挡整师的武装部队。他仍到美国领事馆去探问美国能否以某种方式进行仲裁。他们还请求驻南京的司徒雷登大使劝蒋介石不要派军队到处于和平中的岛上来。台湾人被告知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值得美国过问。
在这期间，台湾人几乎接管了全岛。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分支机构接管了地方上的警察局以及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办事处。市镇议会已经开始工作。没有发生什么骚乱。这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叛乱之一。严格按照法律意义说来，这并不是一次叛乱，因为台湾人并不想推翻他们的统治者，而只是想改造他们。
陈仪是统治过福建老奸巨滑的军阀，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在这期间，他简直把缺乏经验的台湾人当小孩子一样地耍弄。鉴于台湾人坚决要求充分地参政陈仪就叫当地人民把他们所荐举的市庆、市议员和其它官员的人选开个名单交给他。台湾人根本没留心眼，完全照办。这下可就为陈仪日后逮人和杀人提供了黑名单。
三月八日，蒋军开抵基隆，当晚进入省城台北。他们马上就把许多台湾青年拖到大街上枪毙。士兵们掷石头打破窗子爬进民房，当着惊骇的户主的面进行洗劫。他们闯进一个小学女教师的家里，奸污了她，还开枪打死了她的父亲和兄弟。她的父亲是一位校长。
第二天，陈仪就取缔了人民委员会，军队占领了广播电台、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所有的学校。
青年人和学生被驱赶到街上，其中有一百多人被捕。三月九日和十日两天，枪声日夜不断，台湾电力公司的一个职员身上带了三千元上街买米，不单钱给抢走了，而且还丢了性命。一位小学校长，身上带着三万元学费，也惨遭同样下场。台湾人一出门不是挨刺刀就是吃子弹。
与此同时，还到处搜捕、殴打和枪毙中学生。有一帮宪兵去逮捕一名市议员，他的妻子抱着婴孩到门口堵住了路，宪兵就开枪把她打死了。街上行人遭到抢劫、殴打和辱骂，就是呆在家里也有人破门而入，把东西洗劫一空。到了三月十一、十二和十三日，进行了更有计划的大屠杀。军队和宪兵按照大陆籍官员提供的仇人名单，搜捕冤家对头，特别是记者、教员、委员合成员和商人。这些人往往被就地枪决，也有些人给带走，不知所终。名单上的人如果找不到，就把他们的家属抓去作为人质。吴凡钦法官曾经判处一个贪脏枉法的中国警察徒刑，他被人从家里带走，扔到桥底下结果了性命。烟草局的一个官员和其他八名台湾人也遭到同样对待，被扔到桥底下，割鼻、毁容和阉割。有一位留美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想要兴办一个台湾糖业公司，不让大陆资本进入岛内。他遭到枪击，丢了性命。有三个法官被人从家里绑架走，他们都曾经给贪赃枉法的中国官员判刑。一位曾经公开抨击大陆人贪污腐化的七十二岁高龄的国民参政员被人从病床上拉走，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惨遭杀害。几十具学生和其他人的尸体有的被扔在一块儿，草草掩埋以后，因为盖土太浅，又露出了地面，有的被扔进海后又冲上了岸。从尸体上可以看出，他们是被打死、刺死、枪毙、砍头或肢解而死的。死者的妻女悲痛欲绝，而且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祸从天降。她们跪在被害亲人的身边号哭着：“你不是坏人，又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杀害你呀？“台湾大屠杀震惊了中国人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也使世界为之惊骇。但是，由于其他事件纷至踏来，这场大屠杀很快也就被人淡忘了。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因为感到羞愧而低下头来。相反，它还发表了最假仁假义的声明，为其军队所进行的大屠杀辩解。蒋介石说：“这场风波完全是台湾共产党人挑起的。这些台湾共产党人过去曾经被日本人征召入伍去南洋打过仗。“有一种吹捧陈仪行政长官的宣传材料说：“他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他从大陆招聘的僚属都为人正派、经验丰富，都是不顾巨大的个人牺牲而来的。台湾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忘乎所以，就是因为他过于开明的缘故。
“蒋的官僚们可以昧着良心瞎说一气，把掠夺和杀人害命说成是开明政治。当局发动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在大老虎陈仪下台后，从大陆弄来一大批党棍收拾残局。他们为政府歌功颂德，要求大家服从权威—就是官家作威作福，百姓也得逆来顺受。记要是对贪污腐化现象提出批评，就给谁戴上汉奸、谋求私利、共产党或分裂主义的帽子。这就是那帮封建旧势力所发明的新文化！ 蒋政府搞了这些虚仁假义的把戏犹未满足，还用刀在人家伤口里挖肉。
它下令学校把四月二十六日定为感恩日，让孩子们对前来戡乱护民的国民党军队表示感恩戴德。还叫小学生每人捐献五元钱，中学生每人捐献十元钱，作为感激的具体表示。这岂不是要孩子们给杀父的仇人送礼吗？ 这次起义和对起义的残酷镇压给宪兵们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现在特务和党棍可以秘密逮捕台湾一些最有钱的人，给他们安上同起义有牵连的罪名，向他们敲榨钱财，不给的话就把人整死。要是人们太穷，拿不出很多钱来，就让他们集体赎身。据说基隆就有十七个人给了蒋军宪兵十万元钱，才把自己赎出监牢。台湾北部有十三个人被限令在三天以内拿出四千包大米来换取活命。当时大米售价每包台币一万元(折合十美元)，这笔赎金即使按美国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为了镇慑人民，宪兵定期公开处决犯人。在起义披镇压很久以后，高雄有两兄弟，一个二十五岁，另一个三十五岁，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大广场上，当着他们家属的面被枪决了。他们的家属是被迫到场观刑的。据台湾人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全岛共有两万人被打死、打伤或失踪。这个数字恐怕是夸大了。据外国商人和外交官估计．总数应为五千。这些数字无从核对。但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这是肯定无疑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无辜被杀的。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屠杀呢?答案只能是，蒋介石政府一味利用恐怖来进行统治。这种恐怖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台湾人几乎完全给吓住了。大多数人都不敢过问政治了。他们更不敢批评政府或批评政府的腐败了。反正是不敢公开批评了。不过私下里还是要议论的。实际上也只能私下里偷偷议论，而且还要极端小心。要是有谁同外国人说了话，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我约一位台湾人谈话时，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场；谈完后这位台湾人必须比我先走半小时，以免人家怀疑我们曾经在一起呆过。我发现大多数台湾人感到束手无策。共产党地区的人民则不同，他们通过多年斗争，已经学会用最简陋的武器进行战斗，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纲领，有了斗争方法。
我问台湾人为什么他们不上山打游击，他们摇摇头说：“没有武器，设法打啊。”这些人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了。这也难怪，他们还只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毛核子，不是那帮善于耍权术和搞阴谋诡计的大陆人的对手。国民党用两面三刀的手腕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一个台湾人对我说，“日本人待我们很坏，但至少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心里还有个底。我们没有什么自由，但法制还是公正的。法院里秉公审案。日本人是苛刻的主子，但他们不会背后给你一刀。
现在我们有警察、宪兵、特务、三青团、国民党和政府，监视我们的机构真是数不啊！“办事必须行贿，可又不知道钱究竟落到谁的腰包里，但愿能送对路后，把你放出监牢。连我们的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们无权逮捕作奸犯科的大陆宪兵，无权干预军队。从前我们的警察抓住一个小偷，就由政府出钱把他解送到首府开庭审判。现在警察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费用能不能报销，所以干脆就把小偷放走。结果，小偷和警察很快就合伙干起来了。
“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还能依靠谁啊！这么多人压迫我们，我们有冤无处诉，只好仰天号哭。“这是遭受巨大苦难的人民绝望的心声。然而台湾岛上所发生的悲惨事件也有其革命的意义。因为在这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就象是在实验室里显微镜底下做试验似的，验证了、也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进程。
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做了那么多坏事，使得各地的中国人都看到，无需共产党来摧毁这个国家，中国的封建官僚已经做了赤色分子干不了的事。台湾岛上的情况不容怀疑地证明，正是蒋政权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驱使它掠夺本国国民，这完全是不以它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打破这种体制，就不可能进行改革。一切危及统治机构利益的抗议、批评和反抗都只能招来镇压、暴行和屠杀。
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所进行的这次试验，对于辽阔的中国大陆不会没有影响的。有许多中国人原先持骑墙观望的态度，妄想在互相斗争的两种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现在他们断定这场内战并不是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而是人民与独裁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台湾惨案以后，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急剧左倾，离开蒋介石，倒向共产党。台湾事件对于全世界也是一个教训：这个小岛上的情况无情地证明—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再也不存在什么世外桃源了。高戈安、伦敦和梅尔威尔等人的作品里所曾经讴歌的其他一些海岛乐园，也象台湾一样不复存在了。昔日这些世外桃源已经成了将军、司令、政客和强盗的天下。最后，对于极力想把中国独裁者的一切麻烦全都归咎于罗斯福总统和俄国人的那些美国人来说，‘台湾是最好的回答。这个小小的海岛，在蒋介石接管前，本来好端端的，只不过受到轻微的战争破坏。蒋接管了几个月，它就几乎成了一座监狱，乐园变成了鬼岛。
五十四．知识分子的觉醒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原动力是农民起义。不过，虽然农民支持与否是内战的决定因素，它还不足以使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共产党要打赢战争，取得天下，还必须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商人和军队抛弃国民党政权。否则，整个革命就可能蜕变成单纯的农民起义，等到进攻城市的时候就会垮台。
共产党要找到联系蒋管区人民的桥梁是很因难的。国民党地区具有政治敏感的人大都对共产党不怀好感。在战争初期，共产党没有找到几个知识分子同盟军。工程师、作家、医生、教授和学生对农村运动漠不关心。在解放区的学校、农村和政治集会上都非常缺乏演说家、宣传鼓动员和“领袖人物”。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表示爱好“革命”，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拥护共产党，甚至还不屑理睬它。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埋葬蒋介石准备好了棺材，但正是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起来造反，才在蒋介石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颗钉子。经济大崩溃、蒋家宪兵和特务到处实行恐怖，这些重大的因素促使知识分子确信蒋介石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因此他们感到走投无路。即使如此，要不是他们从共产党的纲领里看到一线希望、一条活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积极转向共产党的。共产党向自己地区以外的中国人民宣传这个纲领，做得很成功。其实，他们进行宣传的手段和工具极不充分，却收到如此巨大的效果。战争初起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虽然很有办法，但人数极少。在蒋管区的工人中间几乎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所出的小册子和刊物发行数非常少。国民党完全控制了上海、北平、重庆、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的报刊。然而，共产党的纲领最后还是把起决定作用的一小部分群众争取过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共产党提出的反内战、反压迫、反独裁、反美国干涉等口号符合蒋管区人民的迫切要求，从而开辟了各种可供他们利用的革命渠道。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只是在宣传上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那是一种十分肤浅的错误看法。共产党并不是那样一种煽动家或江湖骗子。共产党很明确，一切都从他们想要争取的人们的需要、希望和经验出发。事实上，上述那些口号无一不是蒋管区的反政府分子先提出来的。共产党把人民的这些要求接了过去。这也是他们比蒋介石高明的地方。共产党倾听人民的意见，向人民学习，蒋介石则充耳不闻，对情况毫不了解。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和平问题了。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要对发动内战负责，这是只有撰写官方白皮书的人才台感兴趣的一个学术性问题。但是，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重要的是各方对和平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中国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已经决心要夺取国家政权，决心要最终推翻蒋介石，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宣称他们要牺牲和平或不惜一切去推翻蒋介石，只是到了内战接近结束的后期他们才用有限的方式表明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非常讲策略。在整个内战期间，共产党从来不对和平运动进行镇压，而是有意加以扶植，就象三年后苏联也扶植和平运动一样。蒋政府却在国民党右翼的压力之下采取了恰恰相反的方针，因此也就毁了自己。“共产党是“匪”，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消灭，这就是蒋介石所奉行的路线。蒲立特先生后来正是附和了这条路线。由于蒋介石本行这一路线，犯下了绝大的战略错误，对本国人民的和平要求进行镇压，同知识分子和左翼大学教授公开冲突。这些教授受到学生的广泛拥护，而在文化不发达的中国社会里，学生又向来是政治上最敏感的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当时昆明学生为要求和平，举行示威。警察竟向他们扔手榴弹，造成学生死四人，伤十四人。这只是更大规模斗争的序幕。昆明惨案发生两个半月后，在重庆和平谈判期间，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有好几百名国民党打手捣毁了大会主席台，打伤了群众组织的五十多位领导人。乔治·马歇尔来到中国，使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结果也迫使蒋政权更加公开地与本国人民为敌。一九四六年三月，群众列队游行欢迎由美国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停战小组，国民党军队竟驱散游行群众，抓走了四十名为首的人。据说其中的两名教员被活埋，八名男女学生被扔进附近的河里淹死，其余的人被投入监狱。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驻防徐州的部队，开枪打死十二名徐州中学学生，伤二十七名。该校教务主任身中七弹，当即毙命。有三百多名学生跪在机枪前面恳求饶命—这些机枪可能就是由正在进行调处的美国供应的。一九四六年内，国民党几乎一直是在大搞恐怖，以镇压和平要求。呼吁和平的社会名流受到国民党特务毒打。昆明有两位教授，在反内战集会上讲话，会后即遭暗杀。民主同盟的北平委员会委员被绑架拷打。
国民党用这种手段把全国人民的和平要求镇压了下去。如果以为这种镇压毫无效果，那也不对。在知识分子接连被杀、学生接连被捕以后，和平运动转入了半地下状态。但是，对和平运动的打击必然会引起反击。对知识分子的屠杀不仅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震惊，而且也使社会上有政治敏感的分子彻底看清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要是他能很快就结束战争，这些镇压也许会被人遗忘。但是战争旷日持久，山河残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和平的知名人士惨遭杀害，就使人们格外感到无法容忍。政府发动内战的时候，曾经保证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争。到一九四六年底，人们都已经看出，恐怕三年也结束不了。大家知道，没有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是无力进行战争的。人们开始私下议论反对美国武器、美国顾问和美国陆海军士兵进入中国。年底前两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强奸了一位中国姑娘，这一事件使反美情绪公开猛烈爆发。中国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在全国各地几乎同时爆发。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就是这样在风暴雨往、雷电交加的情况下过去的。民众的激愤情绪骤然爆发，政府并不是完全漠然置之。但它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许干涉中国”，这已经成为和平运动新的动员口号。这个新的口号具有爱国的性质，政府不敢正面反对。然而它也并不就此罢休。一九四七年春，蒋的宪兵以种种借口在北平抓了两千人，在青岛和广州也抓了三千人。
这种办法使人民沉默了一些时候。但是，反蒋活动的低潮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多不过几个星期。同以前一样，在反对蒋介石的队伍里，冲在最前面的是学生。一九四七年学生同独裁者之间公开爆发战斗，中心问题主要倒不是和平，而是学校里的个人自由。
为了理解这场中国大学校国里的战争，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陈立夫其人。他是国民党的头头兼教育部长。陈看起来是位好好先生，脸色红润，表情阴郁，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他曾经在美国匹兹堡矿业学院学过短时期的西方科学，但是等到蒋介石一上台，他很快就把所学的西方思想忘个精光，成为专制君主的传统思想体系—儒家学说的主要鼓吹者。同时，他也极力宣扬他独家创立的“唯生主义”。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理论，一开始就提出中国人先于“爱因期坦发现四度空间”这样一个莫明其妙的说法，接着涉及知识的全部领域，提到原子和氢核子的电解分析、生命原理、动物、植物和矿物界，真、善、美，人类的六个时期和政治演进的六个阶段—酋长制度、封建制度、君主制度、民主制度、政党专政制度和最后的“全民政治”。陈立夫把这一套陈年古董的说教灌输给中国学生，还写过几本书籍，鼓吹他从希特勒那里搬来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在学校里，稍带自由色彩的书籍均在查禁之列。学生偷看这种书籍，一旦给人发现往往既要挨打。陈的特务或蒋家青年团打手身带手枪，以学生身份混在校园里。
到一九四七年春，学生们的神经受尽折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全中国的大学校园都象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了。“五四”是中国学生运动纪念日。学生们原来只打算一般地纪念一下这个日子，搞些游行反对削减伙食费，反对报纸反对精神迫害和集体开除。许多人料到政府可能会反对游行，但是谁也没有超到蒋竟然会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下毒手，因为象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当时还有许多外国见证人在呢。学生们的神经固然紧张，官僚们的神经也一样紧张。他们一见群众运动就受不了，所以下令对游行群众进行镇压。就在首都南京，就在外交使团的跟前，竟然用刺刀和铁棍来袭击学生，连女学生也和男学生一样不能幸免。学生们无不义愤填膺。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大学纷纷罢课。这又招致警察对校园的袭击。西方人恐伯很难想象这些袭击的情景。要作一个合适的比较的话，美国人需要想象一下，凌晨三点钟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宿舍里酣睡之际，全副武装的纽约市警察加上几十名民主党(即执政党的特务)，突然闯进校园，杀死几名学生，还逮捕了一大批，以“叛国”、“共产党”或者干脆就以“危险分子”的罪嫌，不经审判关入监狱。这在中国是常事。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警察袭击上海法学院，杀死一名女生，抓走十一名学生。类似事件很快就在上海、南京等地发生，到五月二十四日已有一百五十名学生被捕。四天后，一千名蒋介石的宪兵强行进入暨南大学，抓走七十一名学生，打伤一百多人。五月三十日，两千多名军警包围了上海市中心的交通大学。六月一日，在被称为中国芝加哥的汉口，军队用火箭炮和机枪攻打国立武汉大学，抓走五名教授和三十多名学生。全校学生集合起来，保护被抓的师生，军队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三人，打伤五十多人。在蒋的抗战首都重庆，女子师范有八十四名女生被捕，全市有三百多名学生被投入监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两周之内，被捕的师生单是有名有姓可查的就有九百二十三人，据信共有一千多人被打死或打伤。滥捕滥杀青年学生的事件，使全国知识界义愤填膺，群情鼎沸。政府当局对学生家长说，他们的孩子给共产党引入歧途了。家长们不相信这一套。政府不顾一切地想要使学生和家长安分守己，取缔一切自由倾向，因此，继大规模逮捕之后又大批开除师生。一九四七年内就开除了好几千名大学生和二百三十名教授和讲师。由于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它采取了这些极端措施以后仍不放心，又在各班级里安插特务监视可疑的学生。其目的当然是确保各大学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完全保持正统。北洋大学的一名学生给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信说：“特务学生夜间检查宿舍，腰里插着手枪。谁都可能因为不恭维他们或者同他们有仇而被捕。我们开会讨论技术问题，也受到特务学生的严密监视。谁要发牢骚，被特务一汇报就上了黑名单。“本来想对学校实行思想统制，结果事与愿违。在学校以及拘留被捕学生的“感化”营里，宪兵、特务和三青团都不断攻击中共，肆意渲染它的罪恶。这样大肆宣传的结果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统治之苦的学生心想，为什么那些如此可恶的家伙偏偏要当着他们攻击共产党呢？为什么亲手打过他们的人却偏偏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共产党的野蛮?为什么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开明的老师，那些在三青团用棍棒行凶时挺身保护他们的老师被骂为共产党？为什么那些年过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枪、横行霸道的“学生”，会突然之间跳出来，硬说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是共产党？在此期间，国民党推行了一种新的、其实也是很陈旧的战略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这种战略终于使它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分道扬镖。在统治集团的字典里，群众行动、学生游行、抗议压迫、要求减税，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自由的凄厉呼声、企图免受剥削的各种尝试—一言以蔽之，一切进步的思想和行动—都成了中共或“八路”的同义词。学生们不免要问：难道达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吗？蒋介石迫使人民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内心的希望都同共产党的口号联系起来。如果你老是把一个人说成是共产党，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后他自己也会说；“莫非我就是个共产党吧。”如果你觉得这种事情很荒唐的话，那末今天在美国也可以看到达种现象，只是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而己。非美活动委员会一类机构极力企图在我们的学校里实行思想和政治统制，迫使人们要么跪倒在地，哭哭啼啼地表示忠诚，要么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这样一来就与共产党划等号，而其实他们可能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这种情况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正在很快地朝这个方向发展。就在我写本书的时候，有消息说俄克拉何马州议会已经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全州所有的教师和所有州立大学的学生宣誓效忠美国，“作为就业和参加本单位各种活动的条件。“纽约州议会也在讨论一项法案，其中规定“凡是参加共产党，或在查询时拒绝说明自已是否为共产党员，或同意共产党的学说，或支持并同情共产党事业的人，均不得担任教授或在本州学校系统中任职。“尽管美国公民自由同盟、纽约教师联合会、美国劳工党等组织反对，但是有一些强大的势力支持这种法案，例如，赫斯特报系既要求全国都通过这种法案，以保护我们的学校免受共产党的影响，因为，据说学校是共产党首先进行渗透的地方。人们往往看到，受到这种法案损害的一般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人们的思想自由。姑且不谈这一点，姑且不管这种法案将把我们的学校搞成舆论一律，毫无生气，也姑且不管它对自由的全面威胁，只根据中国的经验也可以断定，这些条规并不能保护学校免受共产党的影响，却只能为共产党制造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