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禁果总是反而更诱人，对于青年说来尤其如此。你越禁止共产主义进入学校，人们就越觉得偷偷阅读共产党的小册子是一种了不起的探险，而不是枯燥的学习。其次，当局不让共产党的学说在公开论坛上同民主学说互相比个高低，人们自然会认为当局对民主的优越性原来毫无信心。第三，这种法案需要有一套机构来执行，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个拥有半独裁权力的特权集团，在学校里就会出现监视活动和文化特务，而这一切又会造成其本身的对立面。第四，让一个特权集团自行裁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不是共产主义，那些敢作敢为、独立思考的师生往往不服，
不接受学校当局对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这又会招致新的镇压，造成新的反对派。最后，所有这些法案都为共产党同自由派人土提供了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结果不是行不通就是压制了自由。这样搞下去，必然导致独裁—法西斯的、共产党的、美国式的、或者不管是哪种牌号的独裁。
在中国，政府当局企图在反共基础上实行思想统制，这种做法促成了蒋介石的失败。蒋政权把凡是要求自由民主的人都当作共产党，这种态度使它必然会干出一系列的暴行，结果连许多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加入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行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这种暴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靠近缅甸边境、远离内战战场的昆明，政府当局出动了两千多名军警，并不是为了去驱散一支示威游行队伍，而是去袭击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的校园。军警带着手枪、步枪、机枪、刺刀和水龙带，打死五名学生，打伤一百乡人，被捕学生据报道共达一千二百人之多。其中三百人被关进集中营，受到了严格的思想审查。有七百人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打。有一个名叫吴绶琴的女学生受了五次电刑，以致神经错乱。一位怀孕的女教员被折磨得流了产。学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两碗饭，一杯盐水。还在半夜里把他们拖出牢房，强迫他们跪在碎石上。然后专职看守在他们头顶上挥舞闪亮的刺刀，朗天开枪，逼他们供认是共产党。有三十多名被捕的人遭到活埋。所有的人都没有经过法庭审判。
一九四八年八月，蒋政权在日益不满的公众舆论面前气急败坏，又怕又恨，好象觉得对中国青年的迫害折磨还不够狠似的，又下令设立特刑庭提审被国民党特务所检举的学生。全国各地有一千名学生被拘捕。国民党当局的目的显然是要在秋季开学以前彻底清洗校园，以杜绝下一学年发生学潮的可能。
设立特刑庭的法律根据就是那个“戡乱时期危害民国治罪条例“。国民党利用其本身就成问题的一项法律，设特刑庭来对付中国人民，这就使法律和宪法在人民心目中丧夫了尊严。而当某些有名望的自由主义人士和教育家假借法律为政府迫害学生开脱时，效果就更糟糕了。在美国的现实生活里，华盛顿大学最近发生的事件与此多少有些类似，该校当局迫使教授们出席法庭接受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审讯。
说也奇怪，在政治上维护正统的那些知名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并没有给政府增添资本，反而为它的衰亡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许多学生和教授渐渐认识到，在现有的体制下根本没有希望实行民主改革，而必须公开起来反对蒋的独裁制度。很多人现在已经这样干了。学生们团结起来保护那些可能被捕的同学。在北平，有许多教授串连起来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政府在各大学蓄意制造事件。
知识分子日益公开反对政府。《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这个刊物是当时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极少舆论工具之一。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问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能发生这种事情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发人深省。安徽芜湖一个学生的来信极悲愤地说：
“半年以前，我还有兴趣去读对政府的批评……现在这种批评也跟政府一样对我毫无意义了。谁还相信国民党，谁就是白痴。“
从幻想完全破灭再前进一步，就是起来造反了。许多学生不想再在蒋介石统治底下生活了。几乎所有将被逮捕的人都逃奔解放区，这些知识分子便为农民提供了领导骨干。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比任何社会学调查都更雄辩地说明了力量对比的消长。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学生已对旧政权失去希望，正转向新政权寻找出路。这些事实也暴露了蒋政权各种手法的卑鄙本质。如同一个魔术师凭空变出兔子来一样，中国的秘密警察硬是从本来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制造出共产党来。
在搞垮国民党和壮大共产党力量方面，学生所起的作用恐怕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在蒋管区的受难人民中，实际上唯有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呼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国民党地区投奔解放区，为共产党人数不多的队伍提供了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骨干。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数万学生从国民党地区跑到延安学习。其中很多人在一九四六年内战场发以前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干部和行政干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加紧进行迫害的时候，学生继续大批逃亡。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宣布黑名单以后，据说有一千七百名学生逃出蒋管区。同年十月，华中地区的开封被攻克后，又有四千五百名学生投奔共产党。
这种大规模逃亡，造成了两个地区学生之间的一种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地区，新的学生领袖接替了投奔解放区的学生领袖，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地下联系，有的接着也踏上了同样的道路。就这样，在蒋的政权机器旁边又有一套新的机构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种地下的国中之国。
这些事件包含着一个革命的教训，那就是说，不可能单靠策略来制止一场革命。在这一方面，战争和革命都一样。策略必须服从于战赂，战略又必须服从于政治。如果颠倒了，就非失败不可。而蒋介石除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以外，根本没有什么政策。因此，他让一切都服从于他的策略，那就是反共。他的特务机关把什么办法都使上了—杀人、镇压、特刑庭—可是无论用哪一种办法，都救不了他。
在那些日子里，在上层，在华丽的政府衙门里，蒋介石的教育部、党部和特务机关狼狈为奸，设法对付学生。同时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学生和小商人、民族工业家以及城市工人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半公开的联盟。有人注意到，在学生举行游行时，一些商人跑到学生中间，把钱塞到他们的手里，小声说：“干吧！我们支持你们。”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就这样在蒋介石军警的刺刀下面拉起手来。
经济大崩溃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不满，这是促使蒋管区的知识分子、商人和民族工业家结成联盟的首要因素。内战期间，蒋管区城市里的粮食供应日益紧张。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难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拥入上海，结果是，街头巷尾弃尸累累。这对蒋政权是无声的控诉，
揭露它完全无能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报纸不顾严厉的新闻检查，开始报道由经济问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惨剧。“《密勒氏评论报》是读者来信专栏，简直成了人们倾吐苦水的“哭墙”。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在分崩离析，工厂工人和人力车夫无心干活，沦为盗匪。工厂的企业管理开始瓦解。在蒋介石统治下，财产权显得不牢靠了。利润下降，风险日增，民族工业家受到蒋的官僚资本排挤而纷纷破产。同时由于所谓的国有化和惊人的通货膨胀，其他人也逐渐失去了搞生产的劲头。
通货膨胀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滥印钞票使外汇行市大幅度上涨，美元的比价由三千元上涨到三十万元，后来又上涨到空前的六百万元。形势恶化到了可怕的地步，蒋的钞票贬值到同给死人烧化的纸钱相差无儿了。广东有一家大造纸广，买进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使钱不当钱用，这个现象简直把大家吓昏了。物价自然是直线上涨，几乎无法计算。在离内战战场将近一千英里的华南地区，米价在几天内从每担一千八百万元涨到三千六百万元。据报纸估计一粒大米要值十五元，一根火柴要值两百元。但是谁还都不愿以此为根据进行买卖。更糟糕的是，政府用小票给公职人员发放工资，但中央银行、邮局、铁路局和税务局全都拒收这种钞票。这简直是直接掠夺中产阶级。然而蒋的官僚还有更大的打算。由于下面怨声载道，蒋介石恐慌万分，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发行一种新的金元券，规定三百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同时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挟，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银、墨西哥鹰洋和所有外币全都交给中央银行。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象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
本来发行“金元券”是为了挽救已经丧失信用的政府通货，结果却反而搞得更不可收拾。生产陷于停顿。物价只稳定了短短几天，然后又开始上涨，一如过去。政府想用经济法今来稳住物价，可是苦斗中的商人十分明白，不管用什么办法，物价也稳定不长，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人们到处抢购，见什么就买什么。上海的有钱人，为了出脱金元券，开始把最大的钻石、最贵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东西抢购一空。在北平，人力车夫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部没有了。据报道，广州的家庭主妇宁愿买蛇吃，也不愿留着金元券过夜，怕第三天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民对政府已经丧失信心。对于他们来说，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己。
蒋介石拼命想挽回民心，防止发生暴乱，就派他在俄国留过学的长子蒋经国到上海去当经济独裁者，并特地为他配备了军队和警察。小蒋召集亲信密商后，决定采取打击中产阶级以争取城市贫民支持的方针。他的策略是照搬希特勒夺取政权时所用的那一套。小蒋善于蛊惑人心的那一套，是他那位比较刻板的父亲所望尘莫及的。他呼吁上海人民实行所谓“社会革命”纲领。
这位太子爷派特务和军队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挟，迫使商人按硬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脑袋被手枪顶着，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机会疯狂地抢购，把毫无价值的钞票换成有价值的商品。店员和店主忙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们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个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员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上海商店的贷架被抢购一空。许多商人在几天之内就倾家荡产。蒋介石试图用蛊惑人心的政治手法解决经济问题，这反而使大家都看出，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商人的屈服长了蒋介石的威风，使他由惊慌失措变为一意孤行，决定要蛮干下去。中产阶级的油水已经挤干，现在该轮到上层阶级了。小蒋横了一条心，不计后果，向银行家和上海滩的地方势力开刀，这些人曾是他父亲的最坚决的支持者，蒋介石就是靠了这些人的帮助才上台统治了二十年。
为了使他的新法西斯主义纲领获得人们的支持，小蒋接连查抄有钱人的财产。货栈、店铺、市场、车辆、船只和飞机全部是他手下警察打劫的对象。抢走了人家的资产以后，小蒋又进而逮捕资本家本人。他先拿一个二流投机商王春杰开刀，把他枪毙了，杀鸡给猴看，威逼其他人乖乖交出钱来。
接着小蒋逮捕了申新纱厂、永安面粉厂和浙江系的银行钱庄老板。这些全都是他父亲的金融机器基本组成部分。小蒋以惊人的速度打掉了他父亲经济基础的支拄。
换句话说，一个垂死的政权已经到了它生命史中的关键时刻，这时旧社会的头面人物为自己安排好了自杀。可叹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倒往往会变得富有艺术意味起来。蒋最后的一个支柱偏偏要由他自己的儿子来削弱，这真可谓是他的恶报啊。而偏偏这个儿子又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小蒋行动的高潮就象是庸俗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九二七年，上海有名的私贩鸦片大王杜月笙派出五千名地痞流氓从公共租界进攻华界的工人，才使蒋介石得以上台。现在小蒋竟整了他父亲的恩人，把这个鸦片大王的儿子抓起来了。
在打击上海的上层阶级以后，蒋介石政权苟延残喘，只拖了几十个星期。对上海的社会中上层实行恐饰政策，倒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同推行这一政策的原意完全相反。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了。人们到处谈论“枪决经济犯“和掠夺有钱人。很明显，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蒋的支持者，如果要想保住自己，也得把蒋搞掉，除此以外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到一九四八年秋，蒋已经把自己原先经济基础的支柱毁掉了许多。他能指靠的只剩下内地的少数地主和彻底依赖美国了。随着蒋的势力范围越缩越小，处于半无领导状态的群众，也越聚越紧，不断吐露着愤怒、绝望和反抗的情绪。
对于几十万人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国立北京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罢教，说他们的月薪只够维持自己几天的生活。两天后，清华、南开和北洋大学都举行了罢课、罢教。北平的十六所市立中学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学也相继响应。从十一月十三日起，汉口地区的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学以及昆明、青岛、南京、上海、成都、长沙等城市成千上万名教授、学生都加入了罢课浪潮。西方意义上的教育陷于停顿。教师们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去借钱买粮。学生们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队买米。
开始有教员自杀。厦门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女教授服了毒，说她养不活她的孩子。国立广西大学的杜苏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费用而跳楼自杀。汉民中学有一位教员自缢身死，因为有人看见他在路边卖自己的衣服，就怀疑他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不光教员，军官也有自杀的。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
麻木不仁和绝望情绪急剧扩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怒火也不断高涨。上海的群众冲米店、饭馆、食品杂货店和煤球铺。警察抓走了数十名闹事者，但是后来又只得把他们释放，因为
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记者说：
“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
从这个警察所说的话里，可以听出旧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社会制度的武装保卫者竟然准备跟老百姓一块儿干，这就充分说明政府的权力正在崩溃。国民党人没有能力收拾局面，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党内四分五裂，派系斗争十分剧烈。人们害希望于出现奇迹，或者是美国进行干涉。
但是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不再相信奇迹了。他们唾弃国民党政权了。如果以为中国人民大多数都起来造统治者的反了，那是错误的。情况根本不是这个样儿。但是，在全体人民当中，确实已经有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也就是多数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人，为了搞掉蒋介石，愿意忍受各种牺牲，承担巨大的风险。
促使许多人改变政治态度的，是蒋管区急剧恶化的生活条件，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共产党地区安定的生活条件。共产党采取开明的经济政策，他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私有财产，这就打消了许多中国实业界人士的恐惧心理，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共产党统治下生存下去，而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在蒋介石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共产党优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一事，使得国民党的司令官们在为蒋卖命之前不免三思。不少人还幻想，投顺共产党后，仍然可以通过在敌人阵营内部耍弄政治权术而重新得势起来。逃奔解放区的学生捎回消息说，他们已经成了“新社会”里的光荣领袖人物。在蒋管区，许多在旧社会里混不下去的人，现在开始看到了一条出路。不少中国人原来只是消极反对蒋介石，现在已经变为直接支持共产党。
商人们搞起了一文木船队，从上海和香港载运汽油、煤油、轮胎、汽车零件、化学药品和其他物品，驶往沿海的共产党地区。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横渡黄河进入华中的时候，商人们立即开始穿越前线，运送布匹，给他的士兵做上了制服。这种贸易之所以兴起，一方面是由于蒋家官员的贪污受贿，另一方面是要做生意白有门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中国人想要搞掉他们的独裁统治者，并且把共产党看作唯一的希望。过去蒋介石能够不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送到解放区人民的手里，但是现在这种贸易虽然在他的鼻子尖底下进行，他却根本没有办法制止。运往共产党地区的货物，有些是经过蒋介石自己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批准的。木船满载运给共产党的物资，平安无事地在拱卫上海的吴淞要塞的大炮跟前驶过，船主用金条买通了吴淞口和长江上的海军巡逻艇。更妙的是，船上装的货都在蒋的政府银行保了险。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身上带着违禁的金条，大摇大摆，走在上海街头，他们往往持有蒋介石特务机关发给的特别通行证。许多特务对他们的独裁统治者已萌异志。
在全国各地，人民的不满情绪渐渐转化为坚定的革命情绪。蒋所推行的恐怖政策，很快就得到了报应。知识分子和学生，受到压迫、迫害、拷打和杀害，空前迅速地觉醒起来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讲台上历数“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有人出版墙报，赞扬毛泽东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反政府的浪潮从北平的大学校园扩展到各省，从城市发展到农村。虽坚决的是华南的农民，而他们离内战地区将近一千英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广东省曾是国民党革命的发祥地。现在，那里的农民游击队从国民党官员手里夺取了整个、整个的县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地的草莽英雄带领穷人起来战斗，自行割据小块的地盘。但是蒋政府对这些凶兆置之不顾，地主仍旧当权，农民继续造反。
中国社会的一些头面人物看出大势不妙，蒋的统治机器犹如大厦之将倾，大家纷纷同它脱离干系。四川军阀停止把大米运住长江下游。曾任蒋介石行辕主任的李济深将军，避居香港，在那里搞起了一个国民党反对派组织，号召全国起来造蒋的反。南洋华侨停止汇款回国。美国的一些华侨领袖撤消了对蒋介石的支持。尽管蒋企图力挽狂澜，结果却只是枉费心机。他的特务机关给所有反政府的人都扣上共产党的帽子，这也无济于事。
蒋原先依靠的支柱全都垮了，他的军队也开始崩溃。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共产党所搞的土地改革，在瓦解他们的士气方面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后方的知识分子起来反对政府，使得将领们也都意志消沉，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到了造反的边缘。
整天在恐怖中生活的中国人民，怒火满腔，奋不顾身地起来斗争，步步进逼，终于使他们的独裁统治者陷入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