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军事崩溃
人心向背的急剧改变，乃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最直接原因。但是，人民转而拥护共产党，还不足以确保在短期内就能推翻蒋介石。因为共产党不单是开展推翻中国旧社会的革命，而且也在进行打败蒋介石军队的战争。其所使用的策略是革命和战争策略两者的结合。进行战争一般是用军事手段克敌制胜。进行革命则通常是用政治手段把大部分敌人争取过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和革命的艺术作出的贡献，主要是把政治和战争这两种斗争形式空前密切地结合起来使用，简直把两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但是，革命并不受战争的战略方针支配，而战争的策略却要由革命的战略方针决定。当中国内战和中国革命发展到最紧要阶段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在一定关头由军队情绪的转变所决定的。中国的革命战争最初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始的，当然就更其如此了。内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而共产党的军队却装备很差，
简直没有可能取胜。要不是后来大批蒋军起义，
倒向革命，共军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整师整师的蒋军倒向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事变，也不单纯是中共鼓动之功。它是一种漫长的逐步变化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就象发酵一样，在军队内部发生作用，使军心起了变化。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最突出地表现为官兵对立，因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大大激发了农民出身的士兵对本身处境的不满情绪。然而到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前线作战部队的将官们也都风纪败坏、内心动摇。由于经济情况一团糟，特务横行，加上最高当局指挥无方，犯了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各级军官普遍厌战。南京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前方部队也出现了同样激烈的内部倾轧。内阁频频改组，使将领们无所适从。最后，由于蒋介石完全投靠美国，镇压反美示威，由于美国在中国驻军，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海军基地，由于蒋介石同美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一切不仅使中国的知识界群情鼎沸，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且也使军队内部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切伤害了军官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为共产党提供了反蒋宣传的材料。
如果把所有的蒋军部队都说成是一模一样，那就不对了。各种部队的情况还是大不相同的。旧军阀和杂牌军的将领在前线搞着各式各样的阴谋勾当，而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则严厉镇压对于“领袖”的任何批评。在不同部队之间，甚至在同一部队内部，常有这种各持截然不同态度的情况。然而官兵的政治态度都朝一个方向发展—大家都希望无论如何别再打仗了。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战争中打败蒋介石的军队。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懂得中国国内斗争的奥秘。这一任务早在一九四八年年中，在满洲、华北和华中的三大决定性战役开始以前，就已经由革命完成了一半。余留的一半任务是：策动蒋军土兵从不满到公开举行起义或至少拒绝作战，同时在实战中歼灭负隅顽抗的蒋军。
要争取士兵支持革命事业，传统的作法是发动大罢工，游行示威，上街闹事，进行街垒战。这些做法能使革命分子与军心动摇的部队直接接触，使士兵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这种活动有可能导致起义和夺取国家政权。至少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是这样进入高潮的。然而作为一场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却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是通过在首都举行起义推翻国家最高政权，而是通过战场上的武装斗争获得最后胜利的。在军事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有其特点，它不单通过作战，而且还通过策动蒋军内部起义而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由于共产党在城市中力量十分薄弱，缺乏强大的工人组织，因此中共不可能通过发动大罢工来触发蒋军士兵起义。其实，他们直接接触蒋军的最好办法是在战场上对阵。共产党主要是通过打仗中的接触来策动国民党的官兵起义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内战的一大奇观。为了打败共产党，蒋必须向他们进攻，但是每次进攻却都使他的士兵受到八路军战士革命精神的感染。
看来路军的第一个缺口是在“基督将军”冯玉祥旧部一类的杂牌军中间打开的。当时冯已经来到美国，并公开宣布反蒋。倒并不是说，杂牌军一定比蒋的嫡系部队更革命。相反，杂牌军旧习气较重，保守色彩较浓。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所引起的变化使他们感受更深。此外，杂牌军老是被东调西遣，受到蒋记特务的监视，装备又比蒋的嫡系部队差。因此他们心怀不满，愿意同共军媾和。
一九四八年九月，冯玉祥旧部第九十四军军长吴化文将军起义，致使山东省省会济南迅即易手。尤为惊人的是，美国军方人土十分赏识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将军被共军俘虏后，竟立即在电台上发表讲话，号召山东蒋军残部在阵前起义，集体投诚，至少不要顽抗，并相机放下武器。与此同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的三个师长在太原城下不战而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起义完全是策反的结果；然而，在整个辽阔的中国战场上所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清楚地表明，蒋军最后溃败不仅是共军策反的结果，而且是蒋军在革命的影响下分崩离析的结果。在这方面，满洲的情形是很好的例子。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满洲的国民党部队退入城市，据说是奉命困守，以待杜威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倾全力援助蒋介石。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几个星期之前，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带着他们的重型美式装备退守长春市区，林彪将军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包围了该市。于是共产党就有了极好的机会用各种方式进行革命宣传以瓦解蒋军。
解放军的每个班都成立“敌工组”，研究对阵的国民党部队中所存在的各种思想顾虑，然后制订宣传提纲，开始“喊话战“。
喊话的声音越过无人地带：“蒋军弟兄们！放下你们的武器吧！你们本来就并不想当兵扛枪的。能说你们是自愿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吗?不，你们是被用绳子捆着抓去的壮丁。到我们这边来吧！你们要回家的话，我们就送你们回去。你们还可以参加我们的队伍，象我们一样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战斗。
喊话招来了一阵密集的射击。但是这种喊话的内容却是枪炮所无法抵挡的炽热的革命宣传．它很好地阐述了共产党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很快，前线某些阵地的国民党士兵就不再打枪了。后来有一个名叫唐国华的士兵带领全班七人跑到解放军那边去。这下可把国民党的指挥官吓坏了，他们对下属说，这些叛逃的士兵已经被共产党缴械活埋了。但是这种欺骗宣传很快就露了马脚。因为这个姓唐的班长本人不久就从相隔只有七十五码的解放军阵地上向这边喊话，呼吁他的老战友跟着他投奔新中国。叛逃的人起先屈指可致，后来越来越多，汇成了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
国民党想了一些办法进行反击。它在长春市内到处搜罗妓女和军官太大，把她们送到前沿阵地去唱黄色歌曲，想引诱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跑过来找她们。解放军通过喊话回答说：“蒋军弟兄们，你们那些当官的连你们都骗不了，又怎么可能骗得了我们呢？
双方部队不久就互相写起信来。国民党方面的一个班在信里写道，他们的班长得了病，正在长春市内休养，
等他一回来，全班马上就起义过来。还有一个班在信里写道：“谢谢你们送来的烙饼，可我们是南方人，爱吃大米饭。我们也听不懂你们的口音。请找个南方人给我们喊话吧。“
解放军还把传单装在宣传弹里面发射到蒋军阵地上去，甚至还在河上把宣传小船顺水放到市内去。在市内房屋的墙上，甚至在蒋军的碉堡上，都出现了张贴的或用白灰浆刷写的标语。这说明满洲人民也在参加斗争，表明了他们的人心所向。
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一万三千名官兵---占被围在长春的蒋军总数十分之一以上—偷偷跑到共军方面去了。其中有十六名上校和二百八十二名少尉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都带着枪，有的甚至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且大都掉转枪口向他们原先所属的部队开火了。
在长春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意味深长。它们揭示了革命如何在中国军队内部逐步发展，中国的全部历史早已为这种革命打下了基础。满洲地区的蒋军士兵已经不愿意再在旧中国生活下去了。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就投奔了保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解放军。军心的这种变化是蒋介石在军事上崩溃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各地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连某些国民党将领们也不想打下去了。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开封、济南、烟台、临沂等地几乎未经战斗就相继落人共军手中。蒋在一夜之间就丢了三十万军队，其中包括第九十三军、第六十军和第七十军。这些部队的司令官一个也没有遵照委员长的命令杀身成仁。有五十来名将官起义、投降或乖乖当了俘虏，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短短两个月内就有十八个整师、九个旅和十五个团被歼。这些部队伤亡甚微，往往都是扯起白旗投降。
蒋介石的末日来临了。共军看到国民党土兵受到革命的影响，便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神速进击。在满洲地区，正当长春的国民党士兵纷纷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投诚的时候，解放军的主力已在南满一带集结，切断了辽西走廊。蒋军将领原先指望在局势危急时可以取道辽西走廊逃进关内。
现在局势确很危急，蒋介石亲自飞来满洲督战。大势本已不妙，中国的这位独裁者最后却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国民党的主要运输和供应基地锦州。蒋命今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驰援，以解锦州之围。但是，廖兵团刚开出沈阳不远，锦州便告失守，防守该城的十二万蒋军全军覆没。
蒋气急败坏，电令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突围与沈阳地区的蒋军会合。这是他早该在一年以前采取的行动。现在为时已晚。第六十军的军长并未执行他的命令，而是率军起义，调转枪口对准第七军。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长春。
与此同时，廖耀湘兵团开出了坚固设防的沈阳，正走在路上。这正是共军施展其围城打援拿手好戏的时机。解放军从南北两面风驰电掣胜地夹击廖兵团，几乎把该兵团的十二个师全部围歼。十月三十日沈阳失守。几天后，内蒙地区通往华北的门户热河省会承德也告失守。
就在沈阳失守几天以后，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杜威州长的落选使蒋寄托于美国的最后一点希望落空，蒋本人跟着也完蛋了。
一旦全面胜利在望，共产党行事毫不迟疑。满洲地区的解放军并没有坐等好几个星期，修复铁路，筹办军需而是立即徒步行军，南下进关。各路纵队以每天行军五、六十英里的速度，二十天挺进八百英里，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抵达北平附近的铁路枢纽丰台。这支部队的出现，使曾经统治内蒙地区多年、被认为是中国优秀将领之一的傅作义将军从睡梦中惊醒，他原以为共军离他还远着呢。虽然只有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傅却惊慌失措，急忙把自己的部队撤进北平城内，并开始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争取从“战犯”名单中删去他自己的名字。
这时，林彪的部队源源进关，同来自山西、山东和河北的共产党部队会师。在短短几天内，华北最大的港口天津就落入来自满洲的头戴大皮帽的解放军战士手中。古都北平也迅即易手。
蒋介石早先不肯退出东北，结果却落得个不单丢了满洲，而且还把整个华北地区都赔上了。
可是，在八百英里以南的地方，更加严重的灾难正在等待着中国的独裁者。共军的铁锤和智囊陈毅将军和独眼龙刘伯承将军已在华中部署就绪，即将对长江流域的蒋政权根基发动进攻，直捣国都南京。
一九四八年，中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其深度和广度是共产党和蒋介石双方都未充分预见到的。看来共产党当时严重地低估了蒋军士气崩溃的程度。蒋管区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军官和政府低级官员一常常比共产党更左。共产党还在谈论战争要打五年，而大批蒋军却已准备举行起义以立即结束战争。共产党虽然并未预见蒋会如此迅速垮台，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于局势要比国民党政府看得清楚得多。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以因势利导，而国民党的头头却在形势面前目瞪口呆、一筹莫展。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蒋对战争的精神领导无方。当时，共产党采取类似邱吉尔的办法，除了“血、汗、泪”以外，不向人民乱许愿。可是蒋却向他的追随者许愿，保证迅速获胜。一九四六年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他向全国宣称将在三个月以内实现和平。一年以后，他把这个限期延长到六个月。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蒋政权濒临破产的局面已经昭然若揭，有些观察家已预言，蒋政府将在半年内垮台，可是蒋却宣称：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中华民国决不会垮台，六个月不会垮，六年不会垮，六十年也不会垮！“他在一次总结军事形势时宣称，将在三至六个月内剿灭华中全境的共军。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中国的独裁者已经完全同周围现实脱离接触，而陷入主观臆想之中。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多少也是为了骗人。由于华北和满洲地区的将领纷纷叛离，蒋不能不看到灾难就要临头。他从满洲回来后立即召开会议，以图“绝处求生”。
据说沈阳失守后，蒋就吐过血，
接着又几次吐血。后来吴化文将军倒戈，致使济南失守，据说蒋介石于惊恐震怒之中，冲着他的部下喊道：“让这些家伙都叛变吧！”蒋再也不相信他的高级将领了。就象希特勒最后只相信他的党卫军一样，蒋企图把前线的烂摊子都推给同他有嫌隙的将领，而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抽回来。他把华北的指挥权交给傅作义将军，把华中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将军，而打算把他的嫡系部队撤到长江以南，可惜为时已晚。
蒋的这些部署并非出于军事上的深谋远虑，而只是为了在日暮途穷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里保住自己的权力。这时，内阁一个接着一个提出辞呈，谁也不敢在他的政府里当行政院长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等将军极力想逼蒋介石下野。就是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人物为了夺取反蒋的旗帜，替自己留条后路，也都纷纷参与这种阴谋活动。
但是这个中国独裁者却拒不下台。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余一生宗旨，凡事必坚持到成功。”蒋介石还安抚他的部下说：“虽有东北之失，但关内其他地区之政治、军事、经济根基均毫无动摇。比诸共匪，我方实力仍占优势。“
这纯属欺人之谈。蒋的根基已经崩溃，他的优势不复存在。然而满洲和华北还离得太远，单是那边发生的情况尚不足以使蒋介石彻底垮台。必须在离他的老巢南京更近的地方再施以打击。这个任务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由共军将领刘伯承和陈毅完成的，地点是南京以北一百八十英里的徐州周围。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来说是灾难性的。
徐州位于横亘东西的陇海铁路和纵贯南北的津浦铁路的交叉点，它也许是现代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城市。它位于华北平原的南线，扼中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要冲。如果有一支部队由南而北攻占徐州，也许并不足以决定战局，因为还必须拿下整个华北平原，才能统一全中国。但是如果有一支部队由北而南攻克徐州，并将守军就地歼灭，就会使战局急转直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徐州失守就会使南京、上海和汉口门户洞开。共军正是由北而南攻克徐州的。
徐州一带的地形非常平坦，但是在它南面的首都南京附近分布着许多大小河流和低矮的丘陵，直到长江边上。由于地势平坦，徐州地区是进行运动战的一个理想战场。如果让部队驻守城镇据点和铁路沿线，进行消极防御，就无异坐待敌军实行各个击破，自取灭亡。可是蒋介石却正是这样干的。在战术上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在战略上蒋还犯了更为严重的错误。当徐州以北的山东省失守，刘伯承将军已在徐州西、南两侧开始行动时，蒋本应把部队后撤至长江沿岸地区集中，这样既可掩护主力撤过长江退往南方，也可以从南方调来援军渡过长江向北挺进，以求扭转战局。然而，蒋却重犯当年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当年德国的独裁者在莱茵河西岸背水而战，现在蒋在长江以北背水而战，致使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被围就歼。
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徐州在中国战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早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他们就对笔者说，中国的战局将取决于徐州战役的结果。一九四七年一月，笔者曾预言蒋如不立即改变计划，就将在徐州一败涂地。但是我对这一地区战局的报导发到美国国内后，又是只字未登。我现在讲这些，并不是想炫耀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预言家，而只是为了说明，美国国内的反共思潮当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胆小怕事的编辑甚至连关于形势的冷静客观的报导部不敢刊登。这种驼鸟式的态度，当然只能最后导致自取灭亡。蒋介石就是这样自取灭亡的。
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防守徐州，包括第二、第十二、第十三和第十六兵团。其中以邱清泉将军指挥的、由美国训练和装备起来的第二兵团战斗力最强。当时蒋认为，共军陈毅部将从西北方面向徐州发动攻击，因此他令第二兵团集中防守这一方向。
但是陈毅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线。他从北、东两面向黄伯涛将军指挥的战斗力较差的第七兵团发动突袭。第七兵团里有两个军是“基督将军”冯玉样的旧部，他们不战而降，致使黄伯涛兵团全线崩溃。这两个军的投降，使陈毅将军得以势如破竹地前进。他迅速分兵两路：一路包围第七兵团残部，终于歼灭了这个已经丧失战斗力的兵团，另一路插入被围的第七兵团和徐州市内的蒋军第十三兵团之间。陈毅首战告捷的时候，蒋调集去防守徐州的四十万大军中已有十八万人伤亡、投降或溃散。
此时蒋介石又插了一手，结果又象在满洲一样，把本来已经混乱的局面弄得更加不可收据。他当撤不撤，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想要翻本，又下新的赔注，结果输得更惨。
眼看第七兵团处境危急，蒋把实力未受损失的第二兵团调离徐州西北防地，东驰解围。第二兵团勉强开拔后行动迟缓，尚未赶到，待援的第七兵团已被全歼。可是第二兵团调离徐州以西防地后，独眼龙刘伯承指挥的中原解放军乘虚而入，并且迅速占领了徐州以南五十英里的宿县。
刘以一部分兵力对付蒋的第十二兵团。第十二兵团原来并不是防守徐州的部队，它是在局势吃紧时从汉口开来增援徐州守军的。这个兵团拥有十二万人，行军途中遭到刘伯承部队的截击，在宿县以西二十英里处陷入重围，抵抗一陈后终于在十二月七日被歼。
刘以部分兵力进行这些战斗的同时，他的其他一些部队又同从东面开来的陈毅的部队会合。两支大军在徐州以南合围，切断了该地区同南京的联系。可以说共军实际上是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而蒋介石却乖乖地把大批部队源源送进罗网，有去无回。其实这些部队大都也并不想回去。
可是蒋介石非要他们突围回去不可，否则南京政府就完蛋了。蒋命令他们投入罗网以后，又命令他们突围，撤回长江一带保卫南京，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驻防徐州城内的蒋军尚未同解放军对过阵，他们不愿冒险出城—因为陈毅和刘伯承正在那里严阵以待。。蒋只是在完全停止空投徐州守军赖以活命的物资供应后，才得以迫使他们遵命突围。
蒋军刚撤离徐州向南突围，陈毅立即挥军迎击，把蒋军拦腰截为数段，打得他们狼狈不堪，乱作一团，在徐州西南五十英里处再次陷入重围。第十三兵团随即全军覆没，所属部队全部投降。
事情已经很清楚，不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徐州地区已被彻底断送，而且调集徐州的大军也已全军覆没，连一支部队也拉不出来去保卫首都南京或别的地方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包围战，其结局使蒋介石在其控制地区几乎无可用之兵，断绝了他在军事上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希望，甚至可以说敲响了他的丧钟。
五十六．蒋介石其人
国民党军队溃败，共军进抵长江北岸，使首都南京的形势大变。蒋介石显然非下台不可了。自从一九三二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可以逼他下台的机会。甚至当年拥他上台的亲信、故旧，也同上海的商人串通一气，要把这个独裁者赶出南京。在深入探讨形势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再次打量一下这位在战争和革命风暴中一直统治中国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物。
有不少观察家认为，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兵连祸结、国势日衰，全要归咎于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史迪威将军曾在抗日战争中一度担任蒋的参谋长，因此有极好的机会观察蒋介石的工作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根治中国各种弊病的唯一良策就是除掉蒋介石。后来到了内战期间，人们又一再反复提出这种观点，尽管具体说法略有不同。许多观察家，特别是外国人，甚至干脆把中共的胜利归因于蒋介石的愚蠢和刚愎自用。
笔者不敢苟同这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把中国社会大变动说成是蒋介石的个性所引起的，就犹如说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于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无方一样荒唐。亿万人陷入内战，农民斗地主、兄弟阋墙、夫妻反目，这一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当然，如果抗日战争结束时不是蒋介石当政，中国的政局就会另是一番景象，
内战可能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某些事件发生的顺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的革命无疑决不是由蒋介石的个性引起的，即使换一个叫其他名字的独裁者，也仍然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以为中国共产党人赢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中国独裁者的无能。我们不能孤立地说某人聪明或愚蠢，而必须联系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看。如果一个农民能在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把庄稼种好，那他就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如果要他去操作一台复杂的机器，他就可能显得象是一个十足的白确。拿破仑在奥斯特里支战役中是天才，在莫斯科战役中就成了蠢才。同样，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举行反革命政变、黄袍加身的时候，简直被誉为大智大慧的人。到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蒋一败再败，却象是一个进退失据的狂人。
造成中国内战和革命的各种因素是超越个人性质的，促使共产党上台的各种因素也同样是超越个人性质的。其中有一个因素既是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本身的性质就决定它是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不是蒋介石的个性决定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而是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造成了蒋介石。而且，这种专制独裁制度本身的性质是由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这一更根本的因素所决定的。
中国社会的两重性造成了本国地主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工商资产阶级两位一体的统治。作为独裁者，蒋介石体现了这两大统治集团的联合。国民党和军队从属于这两大统治集团，但也有爬到他们头上去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经常相互斗争。同样，蒋介石个性中的买办因素和地主因素也经常相互斗争。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既有民族自卑感，也有排外情绪。同样，蒋尽管依赖洋人，却也憎恨洋人。中国的地主阶级是一个垂死的统治阶级，它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不远，尽管表面上还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伯得要死。同样，蒋介石内心也虚弱得很，却硬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为自己壮胆。
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压倒了封建势力，所以在蒋介石的性格中，买办性也占了上风。买办的基本特点，一是依赖洋人，二是没有骨气。蒋就象任何一个普通的买办一样，尽管并非毫无摆脱外国老板而自立的幻想，但是一到摊牌的时候，却很少能同他们作斗争。他只是在日、俄、美、英之间纵横捭阖先事一大国，再事另一大国。买办不象一般的资本家那样搞生产，而是买空卖空，全凭耍手腕。蒋也是如此。他为人狡诈、凶狠、毒辣，不惜重金收买别人，以达目的。买办总是在地主和洋商之间周旋，以求左右逢源，财运亨通。他永远也不能自立，也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个性可言。这也就是蒋的处世之道，他总是设法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之间周旋。蒋既不能一心维护中国的旧派势力，也不能一心支持中国的新派力量，因此他就既得不到洋人的欢心，也得不到中国旧派人土的欢心。
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使蒋的买办性复杂化了。蒋虽是个专制寡头，但骨子里却还是一个中世纪的氏族首领‘他为人要比旧式军阀精明，但在政治上却仍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他通过地主豪绅的代理人—村痞、狗腿子、打手，等等—统治农村，通过地痞流氓、青红帮统治城市。蒋既是封建暴君、买办资本家、恶霸地主、秘密帮会的把兄弟，又是政党领袖；既是一个过渡社会的产物，又是它的无冕之王。他的哲学、个性、思想以至日常行动部是由此决定的。
蒋介石的形象有点忧郁，也有点滑稽，总是充满了矛盾，时而带有悲剧色彩。构成悲剧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蒋的悲剧在于他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企图通过封建主义实行资本主义，通过儒家学说实行基督教义，通过专制独裁实行民主，通过沙文主义实行民族主义。到头来，徒然造成一团混乱—既造成了中国国内的混乱，也造成了他自己思想的混乱。
蒋生于上海附近的浙江省，据说他自称是一个中国古代帝王的后裔。这位中国独裁者眼睛总是向后看或者向上看。因此他必然不会去注意跟前的普通农民，更不会注意到这些纯朴的农民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因此，直到他已经被农民的怒潮冲倒的时候，还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自己打倒的。
在伦理方面和政治方面，蒋都以儒家为标榜。但是此人究竟有无原则，实在令人怀疑。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亚洲无和平》一书今说得好：蒋“一切从自我出发，借各家思想为其所用……他采用过共产主义思想，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思想，基督教思想以及欧洲法西斯主义思想。“蒋接受基督教的某些信条，却不接受它的基本思想。他不懂得善行和怜悯，更不懂得人权和人类的平等。他既皈依基督，又祭祀鬼神，他口头也讲民主，却又奉行儒家的“王道”学说。他笃信孝道，鼓吹忠君孝悌这一套。而且他俨然是一个君主。
蒋介石施政之道，取法于汉代专制君主的那一套—在官僚等级制度基础上一人独揽大权。君权是由于君主及其祖先拥有“德”这种神力。“仁、义、礼、智、信”可使国运亨通。蒋介石袭用“风行草偃”这句古语。但不知怎的，他的风越吹，人民就越是朝相反的方向倒去。
蒋介石搬用古代巫医发明的这套哲理，来医治已经病人膏肓的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未能奏效，就归咎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农民是因为“不孝‘：才造反，知识分子是因为“不义”才批评他，将领是因为“不忠”才倒向共产党。也就是说只有他蒋介石自己才是品德高尚的完人。这就必然使中国人民反而感到蒋自己才是寡廉鲜耻的小人，使这位高贵者为卑贱者所唾弃。
崇拜蒋介石的人曾把他比作拿破仑。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这两个人都是通过搞政变上台，而且都是调转枪口反对革命的，但是那位法国皇帝是天才的军事家、干练的组织家和有创新精神的行政家。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战略上他一窍不通，组织上他毫无章法，行政上更是一塌糊涂。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化身，他用法国大革命的炮火轰倒了欧洲的封建主义。蒋介石却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也从来没有同本国的封建残余进行过斗争。拿破仑是威震异邦的伟大征服者，蒋则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顺从奴才。况且，象蒋这样一个昏庸的党棍，同曾经把“拿破仑法典”赋予欧洲的那位伟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也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希特勒，因为他性情暴戾，而且总是板着脸，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蒋在洋人面前摆出一副莫测高深，心平气和的脸孔。可是对待自己的部下动不动就大发雷霆，象泼妇一样地叫骂、摔茶杯、拍桌子。希特勒也如此。这两位独裁者有一点倒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因不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但是希特勒还有一定的风度和一定的创造性。而蒋则既没有什么风度，也没有什么创造性。比起蒋介石来，希特勒的吸引力要强得多。希特勒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尽管构思怪涎，总还包含一点激情，包含一点近乎高尚的东西。而蒋则至少在公众场合从未说过任何激动人心的话。希特勒激励了战败的德国人民受伤的心灵，可是蒋除了使人感到恐惧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甚至他的最热忱的支持者—都没有激起真正深刻的感情。希特勒是宗教狂，虔诚地相信天赋予己的使命。而蒋是一个思想混乱的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但却没有这位意大利人的明确思想和高明策略。希特勒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魔鬼，而蒋却不过是一个既无能耐又想当圣贤的“领袖”。
蒋不仅反复无常，而且背信弃义。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留下他一命，而蒋却恩将仇报，把这位不疑有他、飞到南京的少帅拘禁起来。蒋一则怕张成为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二则出于嫉妒，因为事实证明张比他更了解其部下军官的政治情绪。
也许蒋本人并不残忍凶狠。但他叫别人替他干坏事，以避免直接承担责任。他也很少惩办那些以他的名义杀人的凶手。他上台伊始就唆使流氓屠杀上海工人，并把这些流氓的头子当作其政权的一根支柱。国民党报纸竟把这个青红帮头子称为“著名慈善家”。在蒋的统治末期，国民党军队屠杀了台湾人民，蒋不去惩办进行屠杀的军人，反而谴责受到屠杀的岛上居民。据说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时，他倒伤心得掉了眼泪，尽管戴的手下部是些专用刀斧、毒药和手枪杀人的家伙。蒋可以为杀人刽子手之死哭泣，而对教授们的惨遭谋杀无动于衷。这样一个统治者真是比最无知、最爱动手杀人的庄稼汉还要可怕。庄稼汉是出于义愤或是出于深仇大恨去杀人的。而蒋指使别人行凶，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宣讲耶稣和孔子的圣训，既到卫理会教堂做祷告，又向祖宗牌位顶礼膜拜。蒋同时乞灵于封建地主的神主和西方列强的上帝，这恰恰是蒋介石政权的物质基础所具有的双重性在精神方面的反映。
人们不能不感到，蒋介石反复无常的性情后面隐藏着一种极度的恐惧。他十分虚荣、神经过敏，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患有小人得志时所常犯的神经极度过敏症，只有同平庸无能之辈呆在一起才感到心安理得。在他当政的二十年中，
只有算褂的、看相的、土巫师说他的好话，却没有一位稍有名望的中国作家赞扬过他。蒋介石才疏智浅，却故意装腔作势。象宋子文、史迪威将军一类的优秀人才，不肯对他低三下四、奴颜婢膝，唯命是从。只在危难之际他才起用有头脑、有个性的人物。
蒋介石越是内心感到自卑，便越是妄自尊大，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他往往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发淫威。一九四四年，蒋介石由史迪威将军陪同参加了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
史迪威将军说话尖酸刻薄，对事观察入微，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中国的统治者在那些未来的卫国勇士面前的举动；
“蒋光头登上主席台时，乐队指挥数救说一—二——三。蒋光头勃然大怒，命令停止奏乐，厉声大骂指挥说：“要么数到一就开始奏乐，
要么数到三再开始。不准在数二时开始。“后来有一位讲演者从裤兜里掏出讲稿，蒋光头为此又暴跳如雷，冲着他厉声训斥说，在外国，裤兜里只能放手帕不能放文件。应该把文件放在上衣的下面口袋里，如果是密件，必须放在上面的口袋里。后来有人在掌握大会程序上出了一点差错，蒋光头就疯也似地尖叫说该把这个人枪毙…。“
不可想象美国的总统会当着西点军校毕业进来这么一番表演。可是，蒲立特先生却吹捧蒋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说他的形象甚至比当代的任何美国人都要高大。我们认为，决不能把蒋称作什么政治家，除非政治家一词的含义变成公众生活中卑鄙无耻现象的同义词。史迪威称蒋为“光头”、“小瘪三”、“酋长”、“那个大小子”、“老滑头”、“响尾蛇”。我们认为这些绰号远比蒲立特的话更接近于蒋的真实形象。
蒋并非政治家而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不管是仁慈的还是不仁慈的。他具有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全部特征。此人精通政治权术，讲起策略来专会投机取巧。治理国家他毫无章法，指挥作战他是十足蠢才。
他是通过搞阴谋诡计、叛卖、讹诈、恐怖以及宣扬孔孟之道上台的。一九二六年他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部搞政变，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他屠杀上海工人，窃得全国政权。他靠一系列不露声色的阴谋和虚张声势的讨伐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他诱骗“基督将军”冯玉祥投到他的阵营以后，把他的部队全部挖走；把军阀韩复榘骗到火车上开会就枪毙了他，说服张学良将军不去打侵占其满洲老家的日本人，而去打主张抗日的共产党。中国的这位独裁统治者在这方面确实是颇为在行的。蒋上台后，能用挑动各种对立势力互相斗争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让右派同左派斗，反动派同自由派，小军阀同共产党斗，特务同学生斗，秘密警察同商人斗，党部同政府斗，宋子文同孔祥熙斗，陈纳德将军同史迪威将军斗，美国同俄国斗。
拍桌子跺脚，破口大骂，威胁恫吓，用圣贤之言攻破对方的计策，用鬼蜮手段取胜，通过收买铲除异己---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不停地搞阴谋、耍诡计—他相信这种办法灵得很，因为他懂得人的贪婪、软弱和怯懦。这一手确是厉害，在他所生活的乱世里，这位道貌岸然的东方君主就凭这一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称霸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蒋凭着这一手，在他发迹初期的小规模战争中所向披靡，制服了各个军阀：在这些战争中施展计谋比实际作战更为重要。但是现在时代变了，这一手突然失灵了，对付不了人民战争和革命。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和革命，就象一根千钧棒一样，正向蒋介石的脑门猛击过来。在革命的人民战争中，群众的情绪决定一切。正是蒋所不能理解的这种群众情绪把他推翻了。
究竞是历史迫使蒋介石搞专制主义，还是他自己要走这条路，这个问题最好由哲学家来回答。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专制独裁的逻辑本身使他不可能预见到反对他的凶险的力量正在农村中勃然兴起。
谁也不对蒋介石讲真话。谁也不敢讲。如果有人同他争论，蒋就会暴跳如雷。他听不得半句逆耳的话，所以大家都对他报喜不报忧。他的一个亲信说：“对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外国记者对蒋的采访向来稿不好，因为政府的译员在他面前吓得不敢把记者所提的问题原原本本照译出来。小官儿在他面前都吓得直发抖。由他主持的会议，无人敢抗争，也无人敢提出问题。他举行的宴会冷冰冰的，尽是些陈词滥调，正象史迪威所描述的那样人人正襟危坐、恭聆这位皇上的纶音。
蒋介石对待他的政府官员就象一位贵夫人对待自己家里的奴婢一样。有时由于舆论的压力或者由于美国人表示不满，他不得不搞一点内阁改组。但是正如白修德和雅各比所揭露的，蒋介石改组内阁“简直就象美国儿童玩抢椅子的游戏一样，一发信号大家就互相抢座位“。老是那么几个人参加游戏，老是那么几张椅子，难得有圈外人参加。
蒋从不相信任何人，自以为一贯正确。他下过成千上万道命令，下级都对之唯唯诺诺，但是这位委员长却并不怎么了解人们究竟是怎样执行他的命令的。他似乎从来不明白，用一个地主指挥全村事情那样的办法来指挥全国范围的事务是不行的。等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差不多直到他下台为止他始终执迷不悟，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主宰一切的上帝。
蒋介石呆在离前线两千英里的后方，向部队的指挥宫们下了无数道命令，叫他们采取根本不符合当地情况的行动。他曾对史迪威说：“我接连几天睡不着觉，揣测他们(将领们)可能会干什么蠢事。然后我就发出命令，叫他们不要去做这些蠢事……这就是指挥他们的秘诀……你得想象出他们可能犯的各种错误，然后告诫他们别那么于。“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师长们不按照实际需要办事，而是一味迎合他的旨意办事。
上面讲的情况可能会使人以为蒋有控制他部下的无限权力。其实即使最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别人、左右局势。列夫·托尔斯泰很懂得这一点，他说：“同其他人最牢固、最持久、最累赘也是最经常的关系就是所谓支配别人的权力，其实这意味着对别人最大的依赖。“这些话简直象是针对蒋介石说的。他完全依赖别人，即使在他的全盛时期，这位中国独裁者也不得不在农村的家族势力与城市的买办势力之间搞平衡。由于他在两方面都有敌人，他就努力在军内和党内，特别是在秘密警察中建立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独立体系。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牢牢控制局面。但是，随着他开始走下坡路，他的统治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甚至完全不管用了。原先的社会组织者背弃了他，他进一步成为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之势渐成，险象环生。中国的独裁者把握不住局势的发展。这时专制体制本身成了极大的障碍。蒋介石周围都是马屁精和密探，对于他的官僚等级机构内部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人随时向他汇报。但是，当斗争的范围扩大，变成象抗日战争那样的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或是象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起义时，由于手下的人谎报军情，把他蒙在鼓里，加之他素来疑神疑鬼，偏听偏信，就搞得自己更加孤立，更无从准确地预见事态的发展，而象一个盲人失去了引路狗一样到处瞎撞。
在抗日战争初期，蒋的顾问们说，只要他坚持在淞沪抗战，西方列强就会出面进行于预。于是他就没有把部队集中在内地，以充分利用后方辽阔的优越条件。相反，他把七十八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日本海军威力所及的沿海地区，结果使他的精锐部队被歼，自己也不得不逃到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重庆。内战初起时，国民党内的右翼宣称他们可以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蒋于是撕毁了马歇尔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贸然发动了进攻，因为他没有准确的情报。一位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将军认为最好还是撤出满洲，但蒋的特务进谗说，此人正同美国人密谋取蒋而代之。于是蒋偏下令死守满洲，直到部队全被歼灭方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的空军报称在徐州获得大捷，于是蒋就死守徐州，共军乘机攻击他的后方，终于包围并基本歼灭了他的两个兵团，直接威胁首都南京。国民党头目说，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和平，这完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因此蒋便听任军警驱散游行队伍，殴打学生，而不加制止。他的秘密警察说，写文章抗议通货膨胀的教授是共产党，于是蒋就下令逮捕这些教授。外国记者报道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岛上开枪打死打伤了手无寸铁的银行家、律师、教员、学生和农民，这位委员长竟斥责记者报道失实，有损中美人民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