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狂妄专横的态度，这种除了自己的亲信、特务的报告外其他情报一概不信的态度，这种对震撼中国的激烈社会动荡视而不见的态度，使这位委员长陷入了一种怪诞的思想境界，简直可以说是神经错乱。随着战局日益失利，蒋更加脱离现实环境，遁入自己所虚构出来的世界之中。希腊人说，“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信哉斯言！
蒋虽说是帝王苗裔，可惜生不逢时。史迪威说：“如果是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他可能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位领袖。但是在现代情况下，他的不学无术成了一大不利条件。“当事态发展不顺心时，他先是不知所措，接着就恼羞成怒。同米尼弗·奇威一样，蒋为事与愿违而感叹，而且“因同时世作对而形容枯槁”。他想成为一代宗师、宗教领袖、哲学大师，但他没有什么文化。史迪威说，“我们一目了然的事情，他却一窍不道……他不顾常理，只凭自己的直觉办事，借口中国人心理不同而随意掀开已经证实的规律。“
蒋毫无科学知识，却企图指挥美式配备的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干脆象共产党那样完全按照中国的办法去打仗，结果可能要好得多。因为他不了解外国的文化和外国的心理，他就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来对付列强，沿用“以夷制夷”的祖训，企图挑动列强互相争斗，以从中渔利。结果却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列强。
蒋的孤陋寡闻造成了他性格的严重缺陷。他早年曾以勇敢果断著称，但是在抗日战争和剿共战争期间，这一优点已丧失殆尽。在抗日战争中，他要对付一个既无法讹诈或收买，又无法欺负的敌人；在剿共战争中，他要对付普通百姓的大规模造反。在这两次战争中，他都不得不同自己所不熟悉的对手打交道，因而才穷智尽。而且蒋越是意识到自己优柔寡断的危险性，就越加胆怯，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七年淞沪之役，他不愿后撤，长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以致遭到惨重损失，断送了他最精锐的部队。一九四七年和四八年间，他一念孤行，在山东地区始则盲目冒进，继而迟疑不前，举棋不定，接着又死守阵地，不进不退，结果闹得他的一些将领愤而投奔共军。
蒋并不是软弱之辈。但是他的坚强性格常常化为固执。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变得刚愎自用，有时不免犯一种毛病：办事凭意气，而不是按照一种信念或大的原则。正是由于他的固执，使他不顾张学良少帅的一再警告，不相信张的东北军再也不愿打共产党了，结果酿成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他被扣押起来。他的愚顽不化使他在一九四二年撤销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让中国远征军取道印度撤出缅甸，致使许多士兵在西藏的穷乡僻壤迷途丧命。他的刚愎自用使他在一九四五年不顾魏德迈将军的劝告而进军满洲。最后，还是由于他盲目地固执己见和疯狂地自以为是，使他不顾手下将领们的一再告诫，不相信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场战争，结果搞得文官不愿主持政务，武将拒绝挂帅上阵，外国也拒绝继续提供援助。当然也可以把这称之为坚忍不拔。要是那样的话，当年希特勒命令冯·保罗斯死守斯大林格勒，命令伦斯泰德死守诺曼底，命令西线德军死守莱茵河，致使全军覆没、战争失败，不也可以说是坚忍不拔了吗?
闹到最后，蒋介石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也脱离了拥护他的人们。不管将领们要求他下今后撤也好，知识分子请愿要求自由也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也好，司徒雷登大使要他实行开明政策也好，结果全是枉然。到头来，将军被撤职，知识分子被枪毙，学生被殴打，司徒雷登大使则被回敬以孔子遗训一则。
由于虚荣，蒋无法改弦更张。由于“高贵”，他不能同贫贱者接触。由于有“德”，他可以懂得仁、诚、忠，却不懂人民需要宽厚、同情和希望。他号称信奉基督教，却没有什么慈悲心肠。他自称革命，但总是朝后看。他在战场上缺乏勇气，在政治上映乏创见，在治国方面缺乏公正。他既不能统率大军南征北战，又不能制订宏伟的政治纲领，也不能提倡任何重大改革。总之，蒋脑筋陈腐，完全落伍于时代，根本无法承担肩上的重任。
蒋介石也不是毫无头脑，毫不了解国情，象当年被革命的车轮辗得粉碎的俄国沙皇尼古拉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样昏庸。蒋介石没有象他们那样受制于悍妻。可是他的夫人宋美龄对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各国驻华外交宫中素有“女委员长”之称。随着蒋的处境日益困难，随着他对美国的依赖日益加深，这种影响也就逐年增长。这对男女“委员长”堪称中西合壁的联姻，绝妙地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结合。这里且来介绍一下宋美龄的情况。
中国的这位第一夫人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成员，她的兄弟姐妹全都是中国现代史册上的风云人物。父亲是一位基督教徒，托圣经的福发家致富，得以把子女送到美国上学。宋氏兄弟姐妹聪明伶俐，在美国深得西方文化的真传，回国以后几乎立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宋家第一个有作为的是天资聪颖、抱有崇高理想的宋庆龄，她嫁给了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宋美龄后来居上，嫁给了扼杀民国的刽子手蒋介石。宋霭龄嫁给了中国的理财大师孔祥熙博士，孔曾任行政院长，退隐后移居美国。她们的兄弟宋子文成了中国最大的富豪之一‘也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他们一家全都活跃于中国政坛，操纵战争和政治好象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同天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宋家成员之间也有分歧。孙夫人是这一家的理想主义者，蒋夫人是个权力狂，孔夫人爱财如命。宋子文集其三姐妹的大成，既是理想主义者，又野心勃勃。
宋美龄有一个方面非常象沙皇尼古拉和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后：尽管她与俄后亚历山德拉和法后玛丽·安托万内特不一样，并非在外国出生的，但是在中国人民中间她却总有点显得象一个外国人。她在美国受的教育，
完全是美国中上层妇女的派头。二十年前，有一个美国记者刻薄地把她称作“爱打扮的美国女郎“。这固然是夸张，但也有点道理。蒋夫人讲排场，爱出风头。从她身上的穿戴就可以看出她爱摆阔气的心理。她的毛皮大衣多得数不清，还有非常考究的披肩和剪裁十分合身的花衣服。她足蹬脚尖缕空的高跟皮鞋，手提讲究的拎包，耳朵上还挂着钻石耳坠。
雍容华贵的宋美龄还出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访问美国，呼吁立即援华，很有办法地博取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同情。她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参议员们大灌迷魂汤，以致当时想先集中全力把欧洲战事了结再说的马歇尔将军向记者惊叹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一个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美国记者写道：“她那乌黑的眼珠犹如清澈见底的一汪秋水；皓齿微启，发出美妙的乐章；纤雅的双手犹如夏夜微风中婆娑的荷叶。“
宋美龄颇有演戏的本事。在传教士面前她端庄婉静，在摄影记者面前她搔首弄姿。对于耿直爽快的史迪威将军她就开门见山，不绕圈子。她对史迪威将军封官许愿说：“我们要保举你当上将。“有一次，她对史迪成说；“你的吉星高照，很快要晋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宋美龄越来越扮演着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外国驻华外交官称她为“王母娘娘”，或者称她“玛丽皇后“。史迪威还给她另外起了个绰号：“白雪公主”。
不过，史迪威还是很佩服宋美龄的。看来这位将军赞叹的是宋美龄这个东方躯体上竟是满脑子西方思想。史迪威曾说；“她是一个很有手腕的聪明女人。她理解西方的观点，懂得外国人的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悲的是，除了他周围一小帮人以外，她对本国人民的心理毫不懂得。
西方教育使宋美龄学到一点男人的气质。她曾对史迪威说，她但愿自己生为男子汉。她干脆、泼辣，干劲十足。她象男人一样爱掌权，但在喜欢阿阿谀奉承方面又是女人本色。她极想有所作为。史迪威认为，如果让她当国防部长，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宋美龄长期侨居海外，对外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却不了解本国的国情。
她可以学罗斯福夫妇的样子搞炉边恳谈，却学不了罗斯福夫人待人亲切、民主、宽厚的精神，甚至也学不了她自己的姐姐孙中山夫人的品质。由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夫人就同蒋决裂了。宋美龄虽然能在她丈夫同马歇尔将军和罗斯福总统这样高级人士之间担任翻译，却不能在她丈夫和中国人民之间沟通思想。
某些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注意到，统治中国的这对夫妇的相互结合，同中国的两大统治阶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结合具有共同之处。作为西方贸易的产物，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从来未能割断同中国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同地主建立了新的联系。同样，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宋美龄也从未能同旧中国彻底决裂，反而还同它的最高代表人物结成夫妇。这两种结合几乎是同时实现的，这一点也不奇怪。一九二七年，中国资产阶级被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蒙住了眼睛，向支持自己的人民群众猛扑过去，背弃了自己的主义，同地主结成了联盟。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
人们曾经以为银行家和实业家将同蒋介石决裂。同样，他们也预言宋美龄将在婚后一年以内同蒋介石离婚。但是这两起结合尽管十分勉强，很不稳定，却一直维持到了一九四九年。直到那时，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才同农村的封建势力决裂，宋美龄也才离开蒋介石前往美国。
就象实业家同封建势力闹矛盾一样，宋美龄同蒋介石有时也闹矛盾。这不单是由于性情不合，而且也是由于利害关系和文化修养不同。
中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远比地主有见识，同样，宋美龄也远比蒋介石有见识。银行家常向美国人诉说封建将领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国民党人如何愚蠢，同样宋美龄有时气急败坏地跑到史迪威将军那里说：“我求过他，什么办法都不行，除非干掉他。
中国的历史性悲剧，在这对统治中国的夫妇的个性上反映了出来。旧中国的崩溃，对普通的农夫农妇都有影响，更不用说蒋介石夫妇了。他们的性格肯定受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两人结合后相互的影响：宋美龄把蒋介石拉向西方和现代，蒋介石则把宋美龄拉向东方和落后。史迪威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有良好的一面。想必这是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中世纪意识克服了一些，使他思想开通一些，倾向西方一些。但是，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宋美龄对蒋介石也起了不好的影响。由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身上起作用的结果，蒋介石的思想本来就已经够混乱的了，宋美龄想改造他，结果只是使他的思想更加混乱不堪。
如果宋美龄是在把蒋介石引上正路，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她仍毫无好感呢？答案很简单。正当中国人民在为摆脱外国统治而奋斗的时候，宋美龄却学习西方的风俗习惯，甚至还信奉西方的上帝，力求维护其中国第一夫人的地位。她可能是诚心爱国的。但是，人们却看到她同中国社会上封建势力作斗争时，一般总是代表了她的兄弟宋子文和她的姐夫孔祥熙一类同外国资本勾结的实业界人士。她一旦爬上了中国专制统治的顶峰，就不想再下来了。在蒋介石被迫离开首都南京前几天，宋美龄跑到美国恳求美国总统去拯救她丈夫的政权，因为她已经无法向中国人民求情，他们也肯定是不会听她那一套的。这是她为挽救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所做的最后努力。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究竟是靠谁支持、宋美龄究意又代表谁的利益。
五十七．旧中国的末代统治者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想，那些不愿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国民党领导人，为什么不踢开蒋介石自己搞革命呢?许多中国人也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确实有一些国民党的头头想这样干，但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国民党头头中有一些人觉得蒋介石是一堵挡风的墙，可以保护自己争权夺利。另一些人采取滑头的态度听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断发展，自己则乘机大发战争财，同时还想好后路，以备随时逃往国外。更有许多人随波逐流，或是因为感到自身难保而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如此从内战的第二年起，到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的那天为止，许多南京政府官员，以至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未尝不想踢开中国的这位独裁者，实行改革。但这种想法直到内战的最后阶段才付诸行动，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十分软弱无能，同时这也表明打倒蒋介石的力量主要来自下面，而不是统治集团内部。
然而政府内部的矛盾斗争对于事态的发展绝不是毫无影响的。国民党最后终于四分五裂，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爆发了剧烈的派系斗争，这是促使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虽然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因素。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能超过人们预料长期独揽大权的原因之一。蒋奉行分而治之的方针，向来得心应手。在平时，当权力问题仅仅限于究竟由谁来统治国民党的时候，这种策略确实非常管用。但是到了革命高潮时期，当问题扩大为究竟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领导从旧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时，这种办法就有致命的弊病。因为往后一种情况下，分而治之的做法不但分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倒蒋势力，而且也分化了共产党的敌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没有感到使用这一惯伎会有什么危险，直到内战末期才算有所觉察。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是在对付一场革命而不是什么阴谋活动。至于谈到他在国民党内部的敌人，其实对于蒋说来，主要的危险倒不是他们会把他抓起来，而是他们会抛弃他，
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派如果要除掉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杀死，或者把他劫持和监禁起来。但是尽管对蒋的恶感一直渗透到国民党的最高层，尽管共产党在军事上大胜后公开号召国民党反对派领袖逮捕蒋，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横下一条心密谋加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美国尽管很想搞掉蒋介石以改造国民党政府，但是肯定从未参与这种密谋。直接采取这种行动是违背美国传统的。然而却并不违背中国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用这种办法除掉昏君的事例屡见不鲜。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九三六年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因此，如果蒋介石的老同事把他抓起来，并不见得一定会触犯中国的公众舆论。恰恰相反，如果有哪个国民党领导人这样做了，哪怕他本来声名十分狼藉，也可能立即变成民族英雄。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没有任何人有意采取这样的行动。当然其中有许多人是担心，向蒋介石发射的子弹也会击中国民党的心脏，使它断送在共产党手里。这种担心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是使国民党官僚不敢瞄准这位独裁者开枪的唯一原因。
最有机会除掉蒋的人就是那些最接近他的人。在这位中国首脑身边管事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班子、生拼硬凑的大杂烩，其中有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上海的地痞流氓，趋炎附势的野心家，幻想破灭的空想家，党棍，心灰意懒的革命党人，郁郁不得志的自由派，宫廷宦官，打挥插科的小丑，贪官污吏，帮闲文人和心理变态症患者。各国驻华的外交官给国民党集团的领导人起了许多浑名，什么“太监总管”啦，“拉斯普庭”啦，“小马基雅维里老爷”啦，等等，等等。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声名狼藉之一斑。这些人多半是出于谋求私利，因循旧习，或者出于恐惧而追随蒋介石的。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毫无信仰，其实他们根本就无事业可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可以算是闯将。他们在青年时代造了当时各种传统的反。推翻清期皇帝、建立民国、同军阀斗争，这一切他们都参加了。他们曾经精诚团结、义同手足，致力于打倒统治中国达百年之久的西方帝国主义。但是，正如威廉·博莱索所说，等待着一切冒险家的无可名状的悲剧压垮了这些人：他们后来已经不再是闯将了。
蒋介石本是在证券交易所搞投机买卖的经纪人，上海青红帮的把兄弟，搞政变的能手，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言不由衷的专制寡头，沉湎于祈祷和劝人从善的说教。年轻的女基督教徒宋美龄，同当时声名狼藉的军阀头子蒋介石结合后，变成了装腔作势的中产阶级妇女。汪精卫青年时曾谋刺清摄政王，是国民党的卓越领导人，曾任行政院长，后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和权势竟然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头子，在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里了却残生，成为自己的贪婪和恐惧的牺牲品。宋子文本是个既有胆略、又有才识之士，是少数敢顶撞蒋介石的人之一，又是一个创建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巨擎。在一九二七年的反共大屠杀后，他为良心所责备，曾向文森特·希恩慷慨陈词。可是此人后来却变成了平庸的、神经质的百万富翁。主管党务的陈立夫，年轻时就立志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怀着真正造反者的热情研究西方科学。但是后来他失去了探索的精神，竟沉湎于诵念迂腐的学说。孙科的父亲就是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终身的国父孙中山，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建设一个独立国家的伟大事业太艰巨了，最后竟然干脆央求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陆海军基地。
国民党的领导人先是朝前看，面向未来，后来却朝后看，面向过去；先是探索未知的领域，后来却在已知的领域中苟且偷安；先是热衷于争权夺利，后来却只想保住既得利益，失去了对事物的敏感，日益胆小怕事。这种变化真是不可思议，令人感慨。一些国民党领导人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贪婪，可是他们甚至在这方面也失去了早先的劲头。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内战初期，尽管中国已经快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可是国民党的那些官僚却还为争发困难财而闹得不可开交。到了内战后期，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本能变成了守业的本能，他们极力想保住既得利益。威廉·博莱索说得好：
“当江洋大盗清点赃物时，他们就成为区区的窃贱。“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刻画国民党中国的许多领导人。
在许多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上，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因素：壮志未酬。那些认识孙中山的元老们，当年是怀着革命热情追随蒋介石平定天下的，但他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心情。他们原先是致力于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志士，结果却变成了寡头统治的拥护者，保卫起旧制度，其实是保卫起自己的权势来了。但是青年时代的理想有时却依然难以忘怀，他们的心灵因此受到煎熬。国民党的领导人患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心病。他们本来矢志打倒军阀，结果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军阀的扈从。他们原本矢志建立民主制度，结果却建立了一个使中国古代帝王相形见拙的专制统治。他们曾经许愿要改善“民生”，结果却造成民不聊生，比人们所记得的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差。他们原本一心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结果却自己也变得依附于列强。
因此这些人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他们不再有任何信念。其中许多人已不知理想为何物。加上蒋介石的恐怖统治已经使许多官僚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木头人，只能盲目地服从他们的领袖走向毁灭。还有些人道德沦丧，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些人的倒行逆论，无需过细探究，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有位达官的小姐随身带着皮鞭，供抽打黄包车夫用。有个师长把梅毒遗传给了儿子，竟要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把儿子弄死。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的华人争相出逃，一位官太大把她的几条狗塞进飞机座舱，硬挤掉了几个人的机座。某将军在一九四八年夏诱奸了南京一个小公务员的八岁女儿，使她染上了淋病之后，又对女孩的父亲和邻居进行威胁，扬言如果他们胆敢控告他的话，就要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为非作歹，就是靠着有这位独裁者在台上。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勇气把他踢开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他们也不可能鼓起多大的勇气来保卫蒋。眼看大势已去，他们的贪婪和恐惧并不一定使他们团结起来，倒往往反而使他们四分五裂。各人都想自找一条活路。
孙中山夫人在二十年以前就与蒋介石决裂，因为他认为蒋背叛了她丈夫的三民主义，直到最后她始终拒绝同蒋打交道，甚至连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发起要求媾和的运动时，她也不屑于参加。她的妹妹蒋夫人则逃奔美国，恳求杜鲁门总统拯救她的丈夫。孔祥熙博士既是孔夫子的后裔，又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以及生财有道的大富豪，他一身兼备三者的智慧、干劲和远见。他也来到美国当阔寓公，并回味他过去担任蒋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时的盛况。翁文灏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九四八年春应召出任行政院长。他先后四、五次提出辞呈，最后宣告他“不问国事“，居家“吟诗填词”。戴季陶是一位国民党“元老”，在香港自杀。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有名的秀才，他致书蒋介石，引用古诗说；“油已尽，灯将灭”，随后也自杀了。这是封建主义向中国的专制寡头最后告别时发出的半夜里描头鹰一样的凄厉叫声。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国民党的元老们下不了狠心去推翻他们的专制寡头。但他们可以离开他远走高飞。由于上层的人们普通抱着这种态度，无怪乎他们的反蒋活动往往无非就是痛骂几声，挖苦几句和低声诅咒而已。一位部长可以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你等着他再往下说，以为在他面前的是个敢说敢干的革命志士，不想后来他却只是冷冷地一笑了事。
在政府内部的对立面自由派中间也没有出现过铁杆反对派。马歇尔曾经认为，拯救中国的办法是由政府内部的和少数党的自由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执政。但是这种设想不过是一厢情愿。中国的自由派手无寸铁。而在中国，一个没有枪杆子的自由派，就象一条既不会咬人也不会吠叫的看家狗那样毫无用处。问题还在于究竟谁算自由派?根据西方的传统所谓自由派是指尊重别人观点的人。但是，由于有维护专制独裁的儒家传统影响，这种人实在少有，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不管是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内、少数党内或其他地方，统统没有。而且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奋起反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派愿意那么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政府内部肯定没有这样的自由派。在统治阶级内部，想要搞掉蒋介石的大胆批评家为数极少，更多的人只是想“感化“他。在内战期间镇压学生的恐怖浪潮中，有个美国人让一位在政府任职的大学教授来找我，并建议我撰文介绍此人是“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人，是能够拯救中国的优秀人物之一。经过长谈，我才发现这个所谓能够拯救中国的人物曾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的代言人晋见蒋介石，把这位独裁寡头吹捧为“伟人”，最后还吟诵了一首歌颂乔治，华盛顿的诗，言下之意是蒋应当象华盛顿一样争取成为亿万人民祟敬的“国父”。
自由派想用吟诗填词的办法来感化这个心肠歹毒的中国独裁者。但是即使把那有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译成中文，也不可能感召蒋介石进行改革，更不可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权位。当时确实有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会与他一起完蛋。“那些到外国使馆拜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白面书生十分醉心于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以避免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这种想法不过反映他们无可奈何的心慌从来没有形成为一个具体的阴谋。中国自由派很有才华，可惜却很软弱。反正他们挺愿意把搞掉蒋介石的光荣任务交给老的国民党地方军阀去干，尽管他们一直是十分鄙视这些军阀的。这些地方军阀比较固执，因此也就稍微果断一些。现在他们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最坚决的一派。
我们在本书头几页就已说过，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候，早已使所有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都不起作用了。可是说也奇怪，正是由于这些人当时不起作用，才使他们后来又得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所以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特殊变化。在一九三七年和三八年间，日本人把中国政府逐出沿海地区，使蒋介石失去了中国多半的工厂和外贸收益。其结果是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内地的封建头子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这就使民族工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逐渐削弱，而使“坐轿子”的士绅们权力不断增长，同时也使国民党内的封建因素相应增长。在一两年里国民党内又掀起了一场派系斗争，争夺的目标是中国内地的唯一真正财富—土地和土地的产物以及在这些产物的基础上兴起来的贸易渠道。
在政治上，这场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国民党右翼CC系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利用自己在政府中占据要津和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接收了沦陷区的大部分敌伪财产，把CC系排挤在一边。因此CC系的人需要继续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以加强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成为主张进行反共战争的急先锋。战争使CC系有机会跟在军队的后面去各地成立党部，通过农民银行和交通银行借助于地主士绅组织农村合作社。同时，CC系的人还利用主管党务工作的职权，接管了许多家报刊，用以攻击它在国民党内的敌人。除此以外，他们还操纵学生掀起反对国民党内的敌对派系和内战期间好几任行政院长的风潮。由于这些争斗，国民党内的中间势力纷纷被吞并，就象小商人被大托拉斯和垄断组织吞并一样。国民党内形成两极日益分化，分为左翼和右翼，有权的和无权的，主张革新的和反对革新的两极。由于官僚势力的压迫，民族银行资本家的力量不断削弱。国民党的领导人都亲西方，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美援管理权的斗争。谁的实力最差，谁就被排挤在外。中国社会上无以为生的人数直线上升，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不断有人因受排挤而无法在党内立足。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军事胜利，再加上蒋家官员的劫掠，使满洲、华北和华中的地方豪绅的经济根基遭到破坏。相比之下，蒋的高级官员却贪污腐化，腰缠万贯，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又进一步增长。这些刚刚倾家荡产的地方豪绅自然就觉得无法再忍耐了。就象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佃户同地主拼命一样，这些国民党的小头头现在也豁出来要同党内的高级领导人拼了。
一方面是党内独裁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党的下层受到剥夺—这种情况为那些一度失势的国民党军阀开创了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谚云；同病者常相怜。那些老军阀长期被蒋剥夺了权力，现在国民党内新的失意政客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同路人。但是，最高层的反蒋运动还有待于蒋介右在党内的夙敌挂帅。
蒋在政治上树敌不少。其中三个比较活跃的人物是白崇禧、何应钦和李宗仁。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都是高级将领，而且先后都曾经反对过蒋的独裁统治。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用分隔的办法把他们孤立起来。李宗仁将军被拾得高高的，当上了有名无实的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将军去了美国。白崇禧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职务。把三个人这么一分开采，他们自然就无法纠合在一起了。
但是这三位却比蒋介石棋高一着。李宗仁将军在北平联络了北方将领，同时为博得美国助欢心，摆出一副开明姿态，保护知识分子和学生免受蒋家宪兵的迫害。白崇禧设法混到汉口担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要职。何应钦将军在美国时参加了道德重整运动，头头是道地大谈中国需要民主。
三位将军之间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盟，在中国俗称“白狐狸联盟“，因为他们三人的姓氏白、何、李同一种有仙术的动物“白狐狸”三个汉字谐音而得名。
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这些将军第一次有机会向蒋介石一手包揽党政大权的做法提出挑战。国大代表们乖乖地选举了蒋介石为中国总统；但是紧接着，从满洲和华北各省来的代表们，其中包括银行家、教育工作者和士绅却拥护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同蒋介石内定的人选孙科唱对台戏，因为这些人对蒋的官僚们掠夺他们的家乡，对蒋不愿武装当地民众的做法极为反感。这样一来，蒋介石和c
c系一手把持国民党的局面，不言而喻地受到了威胁，他们怕得要死，所以对李施加了沉重的压力，逼他退出竞选。在投票前夕，蒋的秘密警察登门拜访了那些出头露面支持李宗仁竞选的人，劝他们转而支持孙科。他们对代表们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若不服从就有生命危险。李在这种威胁下退出了竞选。他随即致函国大，对于恐吓代表，不让他们自由行使选举权的作法深表愤慨。这一下会场顿时大乱，有些代表异常激动，一反平时谨小慎微的常态，甚至喊出了“打倒大独裁者蒋介石“之类的口号。蒋内定的人选孙科狼狈不堪，也退出了竞选。
蒋和c系都感到自己做得过份了。他们企图通过东方式的幕后活动来挽回局面。当时人们传说蒋介石想要仿照美国的做法，由他本人指定副总统。后来他终于改变主意，重新召开国大，举行选举，让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
二十年来，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这是第一次受到挑战，他也是第一次这样吃别。但是，尽管国民党的队伍当时发生了分裂，蒋还能在首都南京继续控制局势。等到蒋军在徐州兵败如山倒，共军直逼长江边以后就不行了。这时，除了最死硬的顽固分子以外，所有人的情绪都变了。
当时，要求媾和的压力极为强烈，来自四面八方。上海的商人不愿眼看自己的财产成为中国独裁者垂死挣扎的牺牲品，害怕饥民同败兵合伙打劫，所以就开始同当地守备部队的司令拉关系，收买他们的部队。上海的外侨，特别是美商(不管美国究竞是采取什么政策)也希望别在上海地区打仗，因此就同人们一起愤愤要求蒋辞职。他们要求媾和，即使让共产党控制政府也在所不借。那就是说，必须搞掉蒋介石。
可是中国的独裁者决不是人们想要他下台就会下台的。非得有人来把他撵下来不可。要把他撵下来可不容易，因为他手里有秘密警察，还有汤恩伯将军的部队为他效忠。汤是蒋的同乡，蒋把他从前线抽回来担任淞沪杭警备总司令。但是，即使是共军尚未占领的地区，蒋也根本不能完全控制。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在他连遭惨败以后，国民党恐怕也就只有一百万第一线部队来抵挡共军的进攻了。这些部队几乎全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可能集中起来为南京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御。当时国民党有二、三十万兵力集结在上海以西六百英里的长江中游有中国的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周围，
这是最大的一个部队集结。这里的部队有一部分是忠于蒋的，但是却归蒋的宿敌白崇禧将军指挥。
白及其同伙想要除掉蒋，使国民党政权得以苟延残喘。他建议蒋下野。蒋回答说，要等外国进行调停的希望完全破灭，他才引退。白一方面等着蒋走这一步，一方面将南京方面在华中的军队全部冻结。他严密控制长江航运，将部队撤出徐州战场，并派他的前任参谋长去香港，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主党派拉关系。
白崇禧这么干，其他将领也竞相效尤，中国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恕不从命”。这种情况使得蒋更加“左右为难”：他一方面必须争取同共产党停战以取得喘息机会，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付自己手下拒不听命的将领。蒋本来一直禁止传出和谈消息，现在却大造和谈空气。与此同时，他拼命设法争取外国的支持，以支撑自己摇摇欲坠的门面。
蒋首先求救于美国。在满洲地区的败局已定后，国民党改组派的孙科博土就敦促美国在据说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上建立陆、海军事基地，接管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并派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主持援蒋事宜。改组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主要依靠的力量。这个主张其实只是当年蒲立特计划的进一步具体化。然而，这种主张竟然出自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之口，确实大大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让蒋介石同裕仁一样屈居麦克阿瑟之下，充当儿皇帝，这种主张也有损于蒋的面子。它成了使蒋政权一蹶不振的一个新因素。
孙科的呼吁发出不久以后，蒋就派自己的夫人前往美国。上海一家报纸报道说，她倒是有几片“橄被叶”可以奉献给美国领导人；第一是，中国的内河航行权，第二是，把整个台湾让与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是，扩大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权力；第四是，完全由美方人员来管理美援。
孙科博土和蒋夫人提出的这些建议，在美国受到了冷遇，因为美国的决策人看透蒋介石已经实在拿不出什么货色来了。但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政局却使蒋的一些亲信幻想美国还是会干预中国内战，挽救他们个人的权位。
据说蒋介石曾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就他是否应当引退的问题征求其驻美代表的意见。这些驻外代表大概不敢得罪他，建议他坚持下去，以待美国国会内部情况的变化。但是中国国内的形势却不等人了。共产党一直注意观察国民党内的动向，这时毅然决定动手了。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共产党广播了四十三名“战犯”的名单。名单上不单有蒋介石、他的夫人、他的几个姻亲、高级政府官员和驻美外交官，而且还包括为媾和和争权而进行活动的省的军政要员。共产党的这个圣诞节礼物，给了吵成一团的国民党领导人当头一棒。白崇禧和湖北省参议会立即向蒋提出实现和平的问题。
这个穷途末路的老独裁者仍然妄想扭转局面。一九四九年元旦，他广播了自己的“和平文告”。这真是一篇现代战争史上少有的奇文，提出了实质上是为争取喘息时间的一个不战不和的方案。蒋介石侈谈国家的独立完整，却不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撤离中国国土，也不要求美国归还在华的海军基地。同时，国民党政府还着手同苏联订立有关新疆省的一些协定。蒋在文告中要求维护使其政府合法化的法统，并确保他赖以统治中国的军队的“完整性”。总而言之，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根本不现实，共产党是决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这篇文告说明，国民党坚决打到底的决心已经动摇。共产党抓住了这个破绽，猛打猛冲，势如破竹。就在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的当天，共产党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社论标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指出美国政府正极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迫使它“带上温和的色彩，
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社论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旧中国的统治者。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赂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
这些话听起来简直就象列宁本人说话的口气一样，甚至就象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话的口气一样。因为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样，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过去那些出于策略考虑的灵活做法和笼络人心的政治宣传，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只会成立一个“改良”政府的幻想，也就完全成了泡影。共产党实质上等于是在说：“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反对我们，两条道路由你挑吧！“
国民党的领导人决不愿意结束他们的社会制度而选择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但是他们知道怎么也得牺牲蒋介石了，至少也得作出这样的姿态来。不管蒋介石怎样哀求也无法使国民党团结起来支持他。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他派自己的亲信张群去汉口和长沙，争取华中政治负责人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又呼吁法、英、美、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结果在国内外都碰了壁。
蒋的这些活动不过是困兽犹斗。他已陷入重围，只好四处求助。不管是国民党内的旧友、东山再起的宿敌、美国、以至于苏联，他都一一求助，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把蒋介石同保他的老部下分割开来。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蔑视一切外国对中国内战的调停，宣告人民解放军有力量“粉碎和消灭”整个国民党统治机器。但是为了实现和平，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南京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等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是国民党所无法接受的。但是，毛的声明已经把蒋的求和文告驳得体无完肤。蒋在宣传上已经无地自容，不得不下呀。下野当然会危及他的威信。但是为了平息国民党内部日益增长的恐慌情绪和反蒋浪潮，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在长江以南建立防御体系，为了由国民党政府的其他人物出面继续进行和谈，以便在和谈的掩护下加紧争取外国援助，蒋介石觉得自己离开南京不失为良策。
蒋介石是搞这种幕后阴谋勾当的老手。他在毛泽东提出和平条件后，就召集了陈立夫、谷正纲、黄少谷、陶希圣等十来个亲信共商大计。据报道，蒋虽然行将下野，但仍将继续控制和谈。他的亲信将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的保护，中央调查统计局则受权惩办所有不服蒋领导的人。最重要的政治犯将移解华南。
蒋在南京的最后几天，是在秘密警察严密保卫下度过的。可能他是害怕再次遭人劫持。据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停泊在长江上的一艘英国赠予国民党的军舰上过夜，万一南京城内出事，他就可以马上开溜。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事。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蒋介石向李宗仁移交职务以后，登上一架双引擎的美国飞机，离开南京，飞往二百一十英里外的原籍浙江奉化。蒋介石在中国掌权二十二年，只有一两次间断，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蒋下野离京却完全无动于衷。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三年半中，蒋的威望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同样一个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抗日胜利庆祝大会上，曾是受到全场十万群众热烈欢呼的风云人物，如今黯然归里，既没有一个人欢呼也没有一个人掉泪，也许他从此就默默无闻了。
但是蒋介石自己决不会甘心情愿就此默默无闻。他临走时发表了一篇告别文告，
闪烁其词地为自己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在他离开南京后的第二天，有一道发给前线军官的命令传达了蒋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示，里面把话说得十分明白。命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