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权力
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视人而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改良主义；托洛茨基派把它叫做斯大林主义；有些美国自由派人士称之为底层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则斥之为匪乱。
中国共产主义包含了上述各种特点，但又远远不止于此。由于中国共产主义导致了世界历史上层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因此必须称之为革命。的确，这场革命同俄国革命有某些基本不同之处。它是在“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进行的。它主张推翻封建主义，建立一种温和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后者是它的最终目标。直到不久前，对中国共产主义最主要和最热情的支持来自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事实上，整个内战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同国民党控制的城市之间的战争。最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所有其它特征—上层政变、生产资料国有制、土地收归国有、苏维埃以至于契卡,到目前在中国革命中并不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者和赞扬者都以这些不同为理由声称，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只是一场改良运动。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场运动，推翻了现存的所有制，把统治阶级赶下台，变更赋税制度，破坏原有的文化、宗教结构，唤起千百万人民中极强烈的感情，并在一个大陆的范围内引起社会巨变，毫无疑义只能称之为革命。
我们也许需要再过二十五年才能真正看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不过我们目前还是可以试图归纳一下它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结果。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同其它任何政治事件的必然性一样，不存在于任何意识形态之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之中。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其基本事实是产生了一种自称代表人民的新权力。由于新权力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现在还不能加以深入分析。但是我们必须对新权力的性质作一番观察，因为它同现存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对财产、自由、宗教以至于对美国、苏联和世界各国的态度。
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党人在中国获取的权力，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其它政治革命的历史。贝特兰·德朱维内尔最近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论权力》，从中我们可以获益非浅。他指出：英国、法国和俄国革命发生之前，当政的是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革命的风暴平息之后，克伦威尔、拿破伦和斯大林取而代之。换句话说，软弱的权力都被强大的权力所取代。
这一无可争辩的发展进程使德朱维内尔等人得出结论，革命的任务不是推广自由，而是强化权力。革命的循环总是以一个虚弱权力的垮台开始，而以一个更专制的权力的确立而告终。
中国历史在多方面证实了这一论点。据我所知，中国只出现过两次真正伟大的政治社会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孔夫子的时代开始的，约四百年后，随着古代分封制的消灭和第一个实行官僚控制的帝国之建立而结束。这一政治制度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基本没有改变。此后西方国家打开了清帝国的大门，推动了中国第二次伟大的革命。其主要特征总的趋势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并在摧毁旧社会的各种权力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集中的权力。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要求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民族理想的胜利。这一理想看来将在公元一九四九年随着革命的成功再次获胜。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理想至今不衰。
现代中国革命有两项基本宗旨：推翻封建主义，并把中国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不管统治者是满族人还是西方帝国主义。但是这两项宗旨无非是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总进程中不同的侧面。回顾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连绵的战争和继续不断的革命进程中，权力并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满族统治者的真正权力是如此之小，他们无法抵御西方的侵略，无法控制中国的封建士绅阶级，甚至无法打破家族势力的壁垒，结果象婚姻、行使地方司法权等许多本来属于现代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仍然被家族势力紧紧控制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军阀们立即凭借武力开始重新建立权力。经过十六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党招伏或制服了大多数省份的军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来有的强大国家机器。但是，国民党人一直未能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从未彻底粉碎农村的封建势力，而是同其妥协；从未彻底与西方帝国主义决裂，而是依附于后者。农村大部分地区仍然被习惯势力统治着；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继续在死人的专制下生活(敬祖)。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国民党政权的虚弱本质。国民党资产阶级从未能使其统治合法化。它未能建立议会，因此，就无法使其政府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事实上，国家政权无能已极，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年问，蒋介石既未能消灭匪患，也未能给国家带来哪怕是一年的和平。
由于蒋介石同封建残余势力及帝国主义妥协并结成同盟，他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百年来使中国社会解体的那些基本矛盾，从而为新的权力的兴起敞开了大门。蒋介石止步不前，共产党人却接着干下去。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巨大无比的权力，下一步就要摧毁亚细亚式的封建主义和驱逐西方帝国主义。
总结以上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革命导致了权力的增强。以民主的名义开始的辛亥革命在统一国家的口号下打倒了军阀，但又产生了蒋委员长。当前这场革命在“人民”的旗帜下打倒了“领袖”蒋介石，而出现了“救星”毛泽东。就这样权力从皇帝手中落到军阀手中，从军阀手中落到独裁者手中，最后到了大救星手里。每转一次手，权力就变得越强大。
一
这种权力的膨胀从何而来?它显然不是由于任何工业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也不是象一位作者最近在《生活》杂志上所说的那样，来源于一种与亚洲格格不入的西方学说。说得简单一点也说得难听一点，这种权力是盗窃来的‘中国革命从该国古老的社会结构中窃取了力量，并利用这些力量获得权力。
西方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以及旧权威的力量。旧权威即家庭、地主、佛教、儒家官职制度以及古老而顽强的中国传统。古老的家族结构的壁垒崩溃了。挣脱家族桎梏的人们涌进了城市、工厂，涌进了军队，成为权力的工具。辛亥革命加速了这一进程。旧的社会秩序虽然还没有破坏殆尽，但已无法恢复。因此共产党即将真正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和政治的权力中心。
必须深刻理解这一进程的必然性，因为它说明了蒋介石为什么垮台，也说明了中国的封建主义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浪潮掩没之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第一次在那里建立稳定的社会的原因。把中国从封建主义和西方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权力。而建立这一权力的唯一办法是打破封建的枷锁，把从中解放出来的人民组织起来。这正是共产党人所做，而蒋介石所没有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虽然仇视西方，但从未摆脱西方，并总是依赖于外国的枪炮的道理。从心理学角度看来，蒋害怕本国人民甚于害怕外国人。
毋庸置疑，蒋介石政权是暴虐的。蒋介石本人是否是暴君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总之，蒋政权不是依据法律和正义行使其权力。他不能在全国都同样有效地行使其权力。他的专制权力还因为其政权的低效能而受到削弱。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由于他推行了暴政，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权力十分虚弱，使他无法阻止中间一层的统治势力或他自身的统治机构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结果使得古老的社会枷锁更加沉重不堪。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人民的敌人。归根结底，蒋介石的权力从来没有能够独立存在，而是始终建立在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共产党向旧的社会金字塔的残余发起进攻，蒋介石就倒台了，因为他的统治根基已经在他脚下腐坏了。
国民党所曾行使的权力同共产党现在掌握的权力，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所不同。权力对许多国民党政客来说是摇钱树，办法是把田赋包给地主，将工商业置于他们的支持者或他们自己手中。对共产党来说，权力意味着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不是发财。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主要是利用权力来提供各种服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效地赢得了人心，因此在中国获得了胜利。蒋介石脱离人民，不能激励他们作出重大牺牲。共产党把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筋骨”，因此能够创造惊人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源泉，而国民党却找不到可以摄取养料的土壤，所以它的权力逐渐枯竭死亡。
共产党把高贵者拉下马，使卑贱者站起来。他们把妇女从男人、孩子从父亲、佃户从地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过问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们打开了蒋介石不得其门而入的新天地，而正是从这个新天地里他们获得了建立自己的权力所需要的干部和资源。
共产党以受地主压榨的农民和受官僚、帝国主义者控制的民族资本家的同盟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富有理想，赤诚爱国，很得人心。但他们也不断利用腐朽的封建制度崩溃的形势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可见，同马克思主义学说正相反，中国革命并没有削弱国家的权力，而是通过摧毁阻碍它发展的社会结构来强化这种权力。
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否将造福于中国人民?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够回答的问题。要合理安排人类的生活，必须靠权力。权力本身并不是什么罪恶；只有对权力失去控制时，它才成为一件坏事。可以说，共产党权力的增长，到目前(且不去考虑将来)来说对中国人民是一体其大的好事。它保护人民免受社会暴政之备它定乱图治，使那些本来会饿死的人得到活命。
二
为了理解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另一特征，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革命这座火山。任何革命爆发时使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们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一般的激情。这种炽热的感情的爆发往往使中产阶级的哲学家们为之战栗。激情往往揭示革命的源泉，任何个人在其生命的紧急关头如何行动，也就反映了一国人民在革命中将如何行动。在革命高潮中，社会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使它能够认清自己。由于人们渴望摆脱灾难的命运，因此，当他们的生活状况下降到最低点时，他们很自然就要感情冲动，置理智于不顾。
激情能够给革命带来思想所无法带来的巨大活力。思想使人们各各有别。激情则造成人人平等。它把国王和平民，地主和农奴，男人和女人置于平等的地位。激情摈弃哲学家所提出的贵族式的道德准则，否定统治阶级所灌输的思想模式，摆脱传统的锁链。激情能在一段时间内使一切人都成为平等，因此就创造了革命得以发展的条件。
强烈的求生欲望是人类最大的激情，当中国社会秩序陷于崩溃，统治阶级的苛政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时，人民这种求生的欲望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强烈要求实现平等。此种平等要求，与其说是政治宣传煽动起来的，倒不如说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为了活命，迫切需要分享生产成果所致。当人们因为没有东西吃而面临死亡时，一部分人比大家多占有东西，那是不道德的事情。在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对物质平等的强烈要求往往带上宗教感情的色彩。甚至地主士绅对这种要求平等的感情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很快开始感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道德准则。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的两极，起先由于战争动乱而分道扬镖，过了一段时间后势必相互接近。思想、习惯以及财产方面的区别，都被革命烈火烧化了。
德朱维内尔在《论权力》一书中指出，对平等的渴求必然与追求权力的欲望结合起来，因为二者都必须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才能前进。这就是中国在过去五十年中所发生的情况，特别在过去四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人民要求摧毁旧的社会秩序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至于把不久前还阻碍他们获得权力的许多旧的制度、习惯和信仰统统破除了。
共产党把成为蒋介石统治的羁绊的许多旧社会绳索斩断了，因而获得了国民党从未有过的绝对权力。毫无疑问，这种权力的本质是平等的。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在目前不代表人民。他们并不象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作为选举所产生的代表来代表人民，而是通过反映人民的要求即“人民的意志”来代表人民。毛泽东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他曾经对一个外国记者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宗教”。
具体事例可能会更好地说明共产党权力的源泉。本书曾提到过一个叫做金花的妇女。她同我谈话时，一提到过去同她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总忍不住失声哭泣。在这种情况下，她总是说：“我一想到过去受的罪，就忘不了共产党救我的恩情。”过去，中国妇女在生活中受到严重挫折时，总是痛哭一场，甚至投河自尽。但是现在，她要求平等，祈求出现一个代表所有妇女的神。这个神往往正是共产党。
农民经常告诉我，“八路军就象我们的亲爹娘一样。”共产党则反过来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人民是我们的爹娘。‘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性质了。当你把一种力量看作是亲爹娘时，你便承认这种力量是生活中的唯一权威。你就要使自己的希望、行动和思想部结合于这种自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力量所制定的道德准则。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声称来源于群众的权力，往往会变成不仅是平等主义的，不仅是全社会的，而且是无所不包的。
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还不象俄国那样绝对。中国革命尚未扫除一切障碍，它还没有使所有的公民都成为一个阶级。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所以权力仍受到限制。但社会分化程度并不象在美国那样厉害。从这一观点来看，中国的新政权将无须打破象美国政权所面临的那样多的障碍。中国新政权实行所谓“新民主主义”，它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尚未触动年幼的资本主义。地主已被打倒，但土地私有制并没有废除。蒋记大员们的官僚资本已被没收，但仍允许民族工商业者保持他们的财产。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并没有为讨好城市工人而把他们的工资提得过高；在私人工厂里资方对生产有最后决定权。
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方式本身对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的情绪有所限制，同时对要求搞极权主义的情绪也有所限制。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进程较慢，涉及地区较广，采取比较分散的方式。克伦威尔、拿破仑和列宁是在对伦敦、巴黎和彼得堡的中央政权进行突然打击后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并非在孤立的中心地区搞突然政变而夺取政权，而是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逐步取得政权的。这就使他们凡事能从长计议，以巩固其政权。于是过激的情绪有机会冷却下来，无须为了确保政治控制而采取过多的镇压措施，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无须建立搞恐怖镇压的机构。
中国革命的这种缓慢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结果。共产党人并未开创革命，而是深入发展了太平天国造反者所开始并由孙中山先生所扩大的运动。因此，当他们接管国家政权时，夺取权力的一些最重大的社会障碍，多半已被他们的前人所清除了。这意味着他们无需为那些仍然受到广泛尊敬的社会传统的被摧毁而承担罪责或蒙受耻辱。例如，儒教是中国最大的精神力量，它早在共产党出现之前已受到西方的沉重打击。佛教也是如此，在过去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华北地区，它已经严重地衰落。至于基督教，除了在有限的几个地区外，它在中国人民生活中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足以使其成为受到猛烈攻击或需要加以保护的目标。因此，中国的情况同东欧完全不一样。在东欧，共产党执政后不得不向天主教会发起进攻，因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控制着学校，享有巨大的精神权威，势力还很大。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无需去攻打许多资本主义的坚固阵地。大的私人企业早已被国民党官僚所接管，所剩无几，不等共产党去消灭，不会有很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受打击，也不会有很多资产阶级分子与共产党对抗。但是共产党很可能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进行心理上的攻击，课以重税，以至于将他们驱逐出中国，或强迫他们向‘人民“低头。
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理论从未在中国扎下深根，因此共产党也不会从这方面遭到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反抗。除了农民小私有者之外，也没有任何强大的中产阶级足以阻拦共产党执政。总而言之，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强大的社会的或精神的力量足以对抗共产党的统治。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共产党也没有继承大量物质财富以资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
中国革命的目标比欧洲历次大革命要低得多。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民对平等的向往，但他们却从来象法国大革命那样，向人民许诺彻底平等。他们没有象俄国革命那样，许诺消灭阶级。他们也从未用美好的乌托邦远景去引诱中国人民。列宁在夺取了彼得堡后说，“我们现在将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占领了中国古都北平以后却谦虚地说：“我们必须学习。”
共产党没有随便许下宏愿，因此，他们可以比较从容不迫地巩固自己的政权。无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不得不同其它一些集团共同领导国家。几年前，毛泽东曾用下面这段话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
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尽管这些话描绘了一幅民主的图景，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将要在中国建立独家统治。他们打算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但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个联合政府将反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内目标，
这一理论承认阶级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但是非共产党集团不大可能十分强烈地反对共产党在国内实行土地改革、温和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在国际上同苏联联盟的基本纲领。
共产党表示，他们准备建立某种形式的议会，以使其权力得到承认。本书付印时，这样一个机构可能已经建立起来了。可以断言，它将比国民党的任何类似机构更能广泛地代表中国公众。但是，任何观察家都自然会问：国家权力将转移到新的议会手里呢，还是象目前这样，
仍由共产党的群众组织所掌握?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有组织的机构，如银行、大学、教会当局、地主、商人等等少得可怜，任何议会都可能只成为革命政权的附庸，而不代表各种社会力量。如果中国只建立一个“反映人民意志”的一院制议会，而不另外建立一个代表各阶层的经济社会利益的机构，那么，共产党对国家的统治将趋于专制化。于是将出现这样的危险：他们将只凭“人民”的名义掌权，而不受法院或地区性利益的制约，因而可能发展成为暴政。新中国能否避免这种危险呢？这部分地取决于来年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代议制的国家体制。
四
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妇女得到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物质照顾，所以参加了革命。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来自群众，并为群众服务的崭新的国家机器。共产党人表示要运用其权力为老百姓谋幸福。人们完全相信他们这样说是真诚的。但是，同样有理由相信，这一国家机器可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成为不受任何控制的力量。换言之，可能产生新的特权阶层，产生高踞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经理集团。
历次革命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出现一个领导人把过去的所有同僚都贬低到从属地位，或者把他们消灭掉。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国，二十年前的俄国．十五年前的德国以至于昨天蒋介石的中国都发生过这种事情。明天在共产党中国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中国革命发展违度比较慢，而且，共产党并非通过政变夺取政权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在这方面搞出太过火的行动。
然而胜利在望的共产党人开始出现走向神权政治的趋势。如前面所述，毛泽东经常被称为人民的“救星”。这个词西方人听起来有一种宗教和不民主的气味。一个人被尊祟为天上的星宿，那他就成了尘世间的人们高不可攀的人物了。不过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同西方人想法不同。
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一种社会驱动力，不过它也具有一种唯我的性质。这种唯我主义肯定是有意识采取的。党竭力在公众的心目中使自己成为民主与自由的化身。共产党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毛泽东之歌》强调了这个主题：
你是光明的象征，你是胜利的旗帜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光荣的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
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就本身来说，这种自我爱慕无可指摘。统治者需要对自己的正确性抱有自信心，并相信自己的德行。但危险的是，不受民主程序制约的统治者可能将其个人对社会的观点随心所欲地加以发挥。他们可能误把自己看成上帝，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梦想，而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悍然实行暴改。中国共产党人和群众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并确切地了解人民的要求，所以到目前他仍还能够避开这种陷阱。他们依取经验，而不是逻辑推理。因此，尽管他们犯了许多小错误，却没有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们的错误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僵化的教条。到现在为止共产党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上都是为人民利益工作的。象他们这种白手起家取得的权力，不这样做断然是不能胜利的。
正在形成的权力同已经存在的权力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已经征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态度似乎处于变化之中。过去蒋介石掌权的时候，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共产党掌权，他们的权力却受到很小的限制。
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社会的利益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稍微重大的事情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处理。毛泽东一再著文批判那些仍然构想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他没有表示放弃权力的意思。要是他有这种表示的话，他就不成其为他那种类型的领袖了。
推翻蒋介石的力量并不是共产主义。但是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党几乎意味着一切。党是建设一个革命的社会(包括其道德观念)的工具。唯有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利的行为，才是值得称道的。例如，毛在一本论文艺的小册子中，批驳了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的提法。他认为，只有对革命有益的文艺才是好的文艺。这条标准适用于一切事物。
毛的教诲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这与罗耀拉的“采用别人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共产党为民主人士和学生鼓掌喝采，高唱言论自由，要求取消暴政。现在，他们仍然高喊这些口号。不过自由只能给“人民”，不能给“反动派”。任何反对国家专政的人。都十分可能被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这种危险十分明显，无庸赘述。
共产党将来也可能会象国民党一样被权力所腐蚀。如果共产党只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轻视具体经验；只依靠才智，而不去接触实际，只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那就有可能犯比蒋介石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中国革命的权力并不是靠一种笼统的哲学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许多革命者分头努力奋斗，解决具体问题得来的。如果中国共产党现在忘掉这一点，试图一下子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这是远非人类智力所能及的)，如果他们依赖一般原则，不顾具体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专制者，酿成历史大错。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有很强的保全自己的本能，
无意使自己成为任何教条祭坛上的牺牲品。如果他们要想这样做的话，大概就得把目前的领导人毛泽东搞掉。毛泽东多年前就曾说过：“教条主义连牛粪都不如。”
五
一个奋力摆脱其权力所受束缚的统治集团，一般是不会长期容忍任何异己势力存在的。我们自己国内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劳工的权力被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所限制；许多学校禁止讲授马克思主义；借口安全而取缔自由；人成了各种权力集团争夺控制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的玩物，等等。很多迹象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任何异己势力都不是持很友好态度的。不错，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在地方参议会中实行“三三制”而有意限制自己权力的革命集团之一。但这种政策有些象魔术师玩弄的花招，因为在共产党地区内，真正的权力并不屈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如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等，表面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都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执行其政策。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众组织就是共产党的傀儡，按美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那样。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如果这些组织不能满足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要求，那么它们根本就不能存在下去。所以，可以说这些组织执行的是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也满足了这些组织的要求。
我在共产党地区时，那里有四大权力机构，党、军队、政府和救国会。救国会管理群众组织。干部们经常说：“政府有理，救国会有权。“据我视察，这种说法颇为可信。也许可以把救国会称之为革命的主要机构。
救国会主持土地改革，并发动各村农民建立起农民协会。农民协会一般都控制在斗争地主的积极的农民手中。他们构成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的底座。他们当然与共产党休戚相关。但是，既然在农村中反对蒋介石斗争的象征是八路军，而不是党，因此如果从军队中发生分裂，很多农民显然可能追随军队，而不是党的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形象物是极为重要的。
我在解放区时，村一级并没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区里工作，这是县的下一级行政区划。区里四权鼎立，四位于部分管党、政、自卫队和救国会，每人各有其垂直的指挥系统，通过县受地区党、政、军、救国会领导。
在这样的体制中，共产党的干部并不是一切都说了算。地方党的干部不能向当地民兵领导人发号施令。原因很简单，民兵队长有武装的农民做后盾。他也不能随意支使救国会领导人，后者在土改中得到了各农民协会的支持。
党和政府代表之间的磨擦经常发生，而且几乎在每一级都存在。这是共产党人对我直认不讳的。在个别情况下，由于这类磨擦以及生活单调，有的干部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但是党与非党组织之间的磨擦从未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党和政府一般都支持各自的干部。但双方都根明智，不去袒护显然错了的干部。
农民是内战中的决定因素。但他们是否会服从中央政权，却值得杯疑。知识分子将成为新中国的掌权人物。对这种前景，人们不可等闲视之。在中国，一个人只要识书断宇，那么，根据传统及其所受的训练，他就享有特权，高人一等，也就要摆读书人的架子，墨守陈规。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靠背诵儒家经书而获得功名，因此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很可能会迷信新的教条。他们可能象过去的读书人对待经书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顶礼膜拜的神物，束缚自己的思想，同时以此为武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老一辈共产党人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人，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久经锻炼，因此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可是大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缺乏那种宽宏的气量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们满脑子教条，比共产党本身还要更“马克思主义”，他们硬搬条条，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他们嘴上也说要联系群众，实际上看不起农民，丝毫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我不想一概否定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承认，中国革命对那些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民主影响。但是对那些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另当别论。
中共对这种性质的危险并非毫无觉察，他们一再警告青年干部不要“心胸狭隘”，因为那样就会把许多进步青年吓跑，就会脱离群众。中共正在大力争取中国青年的支持。国民党正是由于失去青年的支持，所以才失败的。共产党不打算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而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其政权获得较广泛的民主基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己通过决议，反对“关门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中共打算运用青年团这个有力工具扩大对中国的控制。青年团在其各项决议申明确指出，它的基本纲领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青年团应动员青年参军及支援工农业生产。青年团员应该积极协助政府改革学校教育并普及群众教育。他们除了参加国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之外，也应参加“国际青年反帝的民主和平运动”。这样，青年团不仅是共产党国内政策的工具，而且也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工具。
毫无疑义，共产党将获得中国绝大多数男女青年的拥护。他们不象国民党那样去镇压和控制学生，而是把青年人的精力引导到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的轨道上去。共产党富于理想主义的号召力，正投合中国青年为社会服务的愿望。青年人对共产党的满腔热忱可能会在一两年之内冷淡下来。不过到那时共产党也许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构。
青年运动的重心在一九四九年从农村转到了城市，转到大工厂和人口稠密的城镇。这是适应中共路线上的转变，即：革命的成败不再取决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取决于党能否胜任管理大城市的复杂工作。
共产党在城市中可能会碰到很多难题。但是应当记住，他们是真诚而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主要优点之一是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在北平举行的一次庆祝集会上，一位共产党人士在演讲中承认党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他接着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很多观察家曾预言中共将失败，但由于中共这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虚心学习的精神，它倒是有可能获得成功。中共接管了北平和天津这两座各有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后，派出政治工作人员象搞民意测验那样，挨家挨户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征求意见。干部们象以前在农村时所做的那样，
了解市民的疾苦，让他们介绍邻居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了解了面临的因难，也搜集到关于“人民敌人”的一些情报。
可以肯定，共产党在大城市中将遇到经验丰富、力量强大的敌人。例如，上海就有很多秘密会社。许多流氓地痞和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会企图破坏共产党的统治。还有更阴险的敌人——城市本身，相对共产党员或非党干部产生腐蚀性影响。有些农村干部经不起北平、天津这类繁华球市的各种诱惑，已经开始堕落。很多坏事是背着党干的。但中共一旦发现这类问题，就在党报上公开谴责犯错误的党员，告戒他们要警惕这类诱惑。
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让犯错误的人坦白交代，坦白会和诉苦会等等，都从农村传入了城市。不过，这一套对比较富于世故的城市居民似乎不大有效。据天津传出来的消息说，市民对于企图改造他们的共产党采取了“口是心非”的态度。斯梯尔说：“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得先挫败腐化的风气，以免使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受到破坏。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面临着一场同多少世纪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作斗争的硬仗。“
六
中国共产党有力量推翻蒋介石。但是它是否有能力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它是否能够成为全国的唯一权力中心?
许多中立观察家认为不能。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此浩大，过去蒋介石没能解决，共产党同样也解决不了。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人民将发动另一场革命，推*翻*共*产党。
无可否认，革命力量夺取政权后不久又被反革命的车轮所推翻的事，在历史上发生过多起。但是，严酷的内乱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一种力量在粉碎旧的统治阶级并且将旧的社会权威破坏无遗之后，通常能够牢牢控制国家政权，使之不易被击破。
共产党的权力富于扩张性。它总是通过不断剪除异己势力而发展壮大，但是它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巩固其政权。它必须逐步前进，否则就有被其本身的过火行动毁灭的危险。目前，共产党还不得不同其他势力分享部分社会权力和国家政权。妨碍共产党对中国实行全面控制并在相当时间内使其掌权地位不稳的原因，可分述如下：
(一)共产党是在争取独立、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旗帜下，而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打败蒋介石的。如果共产党现在改变策略，企图全部控制革命运动，它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就必然要受到严重损害。投入反蒋斗争的人绝大部分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们还未被置于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因此，共产党必须采取缓进方针。
(二)在共产党二十年的历史中，它第一次不得不负责养活原来由蒋政府供养的城市。因此，解放区的农民必须拿出比以前给共产党还要多的粮食。由于城市无法向农民提供充足的工业品作为交换，土地改革的好处可能成为画饼，农民也可能产生不满情绪。共产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可能会加深农民的不满。
(三)中国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
因此中国共产党所能得到的无产阶级的支持，要比欧洲共产党少得多。共产党没有许愿大幅度提高城市工人的工资，它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进行谈话说服，消除对社会而不是经济上的不满等等办法，来争取工人的支持。
(四)因为城市工人为数极少，
共产党不得不争取那些传统上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蒋介石、国民党能否借助于它而复辟，那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城市无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确实使其他势力大有活动的余地。
(五)中国幅员辽阔，交通落后，地方观念根深蒂固。这将迫使共产党同地方势力打交道并同他们妥协，中央集权的统治不仅缓慢，而且会遇到重重困难，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征服内蒙和西北的伊斯兰武装集团，以巩固边陲。要做到达一点，单凭军事手段是不够的。共产党不可能单靠军队来平定混乱的中国大陆。它必须使用政治和社会的手段，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这样，共产党为达到其目的，就完全有必要同其他力量结成同盟。这又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者将有活动的余地。
(六)共产党没有完全控制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间，这支军队叫做红军。它在政治上是清一色的。其后，在抗日战争以来的十年中，大量爱国分子涌入军内，这使它的阶级性质发生了变化。内战重起后，这支军队又发生了变化。现在部队里有无数前蒋介石的士兵。这样，这支军队更能代表全国，但同时它也使共产党遇到了一个如何保持对这支军队的控制问题。曾经发生过国民党军官向人民军队投降后又反水的情况。二十年前，最初的中国红军是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一部分军官起义组成的。同样的事情可能还要发生，不过这一次正好反过来。这种可能性虽小，但还是存在的。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共产党目前不会太急、太露骨地推行一党专政。目前，他们大概仍然主张搞联合政府。
(七)传统的敌人仍然存在，战争和革命又造成新的敌人。他们可能会从事阴谋暗杀，制造地方叛乱，组织土匪，进行破坏。但是中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安定的强烈愿望可能会阻止这种活动的发展。
(八)国民党海空军仍然能够封锁中国海岸
阻止西方船只进入共产党港口。从长远观点来看，国民党海军和空军可能会失去大陆上的一切基地象明朝遗民一样，退到台湾或者海南岛上。但是对中国海岸的封锁，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导致国际纠纷，推迟外国对新政权的承认。
(九)共产党缺乏受过训练的人才，将不利于其建国事业。但共产党仍可以使用国民党原有的技术人员。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对其权力造成严重影响。
(十)中国处于美苏之间一个政治足球的地位，使中共同国内其他势力之间的关系处于很尴尬的境地。来自国外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中共在国内采取不得人心的政策。不过新中国政府同美国的关系继续处于困难中时，可能会得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和协助。美国过去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也可能被中共利用来激发国内的团结。
(十一)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任何企图治理中国的新政权的名声。人们原以为革命似乎能够满足大家多年来的梦想，现在可能感到失望。共产党的权力之所以能存在，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为人民谋利益，现在可能受到影响了。然而，革命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共产党可以把罪责报给别人。
(十三)最后，共产党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但是现在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共产党要求个人权利服从社会权利。它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大体上，这些就是不利于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的一些因素。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民不久将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另一次革命呢？那倒不一定。认为中国将发生另一次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它主要产生于这样一种判断：共产党将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将造成群众生活痛苦，从而引起一场新的群众暴动。但是同一般人的理解正相反，经济混乱并不是爆发革命的唯一原因。生活条件恶化的确对于革命有很大的诱发作用，但其本身并不足以造成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否则，贫苦的群众岂不将不断举行暴动。在中国，只是到了相当多的群众开始认清国民党政权并不能使他们脱离苦海时，经济上的痛苦才变得无法忍受。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才给他们指出了一条生路，使他们获得了新生的希望。而且，今天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象共产党那样提出一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人民从他们的历史性困境中解救出来。美国干涉主义者的唯一纲领是。消灭共产党“，让美国军方和美国经济学家管理中国。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对之寄予任何希望。更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许多人加入共产党以后，甘愿经受了他们前所未闻的各种艰难困苦。他们之所以不造反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深信苦痛是暂时的，而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神圣目标，他们甘心情愿经受千辛万苦。
